传统文化观范文1
“跨越性批判”是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比较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认识。跨越性批判在延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认识基础上，强调这种辩证批判的动态性和立场的传统性。从跨越性批判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文化观，不仅传承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同时通过对批判立场的转换回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的实践困境，开创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观;马克思方法论;跨越性批判;批判继承;文化自信
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较发现，马克思自称为辩证法的学术批判方法，其实质是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转换的动态性“跨越性批判”。从跨越性批判这一方法论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观，我们可以发现的传统文化观既是对“批判继承”原则之合理性内核的理论传承;同时，又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衔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确认，实现了批判继承的立场转换，从而回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之实践困境的学理原因，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
一、从破到立: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百年巨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侵扰。为摆脱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现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国人遍寻救国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包袱到时期的“四旧”，最后回归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变。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阶段。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武器，拉开了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开，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启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中体西用”实践失败的现实刺激，更有经严复结合中国现实需求而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潮的学理支撑。在进化论的思维范式下，空间意义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读为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国的没落也由此被用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过时性。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历史阻挡力量。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孔孟儒学则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基于此，留日归来的吴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口号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将批判孝道、鼓励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为改造旧社会、重塑国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对抗文化传承的历史惯性，胡适等人还曾提出废除汉语等全盘西化计划。实际上，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但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1］然而，李贽、戴震等人对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真伪或从儒学道统与政统的区分层面来进行的内部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乏思想启蒙意义，但其宗旨还在于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一旦把对儒学的批判纳入进化论框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只剩下存废与否的零和选择。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这一批判的深层逻辑，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力图通过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视作空间并存、各有优劣的文化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承续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艰难呵护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谓挣扎。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新儒家的原因吧，毕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中自沉湖底。正如严复译作《天演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先锋也面临着成长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冲突与逻辑困境。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企盼中国走向新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自尊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阶段论同时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实存性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认肯，也为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发，提出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然而，建国后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实践中沦为有批判无继承的全面“破四旧”运动。文化的时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观标识，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对象。不难想象，孔孟儒学、乃至孔府、孔庙本身在时期会有什么命运。改革开放后，面对长达八十余年的反传统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学界和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时间，诠释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蔚为壮观，并与新一轮的译介西学思潮颉颃并存。然而，真正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方法的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传统文化观。由此，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变。
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困境的方法论分析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此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辩证看待并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并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成为指导包括当下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何以在同样坚持“批判继承”原则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会走向“厚今薄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极端境地，以至于在实践中沦为形而上学的有批判无继承、只否定不肯定。最终一场波及全国的“破四旧”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瑰宝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让在曲阜座谈会上无法忘却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今天，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以便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传统文化，就不能简单将“批判继承”这一理论的辩证法实质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矛盾归因为当时的“左”的思潮等外在因素，而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分析传统文化观困境的内在学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继续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并推动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具体而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和内容:首先，从继承历史文化的必要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都需要了解和利用自身历史文化。正如恩格斯警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3］124从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那些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不懂中国历史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4］602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635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不断试错之后被选择的。因此，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历史，“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只有从自身历史文化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真正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从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决定了对待传统文化既要辩证看待，又要批判继承。一方面，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的。说，古代文化遗产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尊重并非颂古非今，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需要按照“人民性”这个标准来甄别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并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造以达到推陈出新，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辩证法精神。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本为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实践中滑向形而上学式的单向批判?正如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所说，哲学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领域之间捕捉到的，哲学通过永恒的奋力追求在张力中画出自己的人生。［5］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辩证法渊源有自。它不是从固有的立场对对象一分为二的解读，相反更像是一个“无知者”从对立双方的互相批判中获得自身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举例说明:1845年“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63因此，当我们从中国式“一分为二”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固然也反映了辩证法强调既否定又肯定这一特质，却忽略了西方语境中辩证法的动态立场。一旦我们以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和批判标准，运用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从逻辑上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文化遗产，总结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无非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规律，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适用或者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6］既然我们对规律有了正确的认知，传统文化就只剩下充当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素材佐证价值，而且往往是作为反面典型来使用的。令人唏嘘的是北京故宫和主张“抽象继承”传统文化的冯友兰就是作为反面教材才被“保护”下来的。实际上，抛开批判继承的立场固定缺陷，单从情感心理学和文化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继承”将批判作为逻辑在先，也无形中使继承蒙上了心理阴影。中国传统文化“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它通过“旧瓶装新酒”实现了文化的自然过渡或嫁接，不至于产生“橘生北国则为枳”的尴尬。当然，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特殊时期的偏差并不意味着原则本身不再有效，它只是说明该原则尚存在走向流弊的学理漏洞。因此，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来补充完善，而这本身也正是“批判继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观的理论传承与创新
文明的失序，总是从最细微处开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尝不是如此?［7］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甚至断裂，不仅造成乡愁和精神家园无处依顿，而且使道德虚无主义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利益驱使下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建设方案和具体规范，然而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甚至低于60分的“及格线”的调查结论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道德建设的实施力度和社会道德水平现状呈现极大反差的尴尬现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要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过分依赖理论的推演和舆论的宣传。正如恩格斯在总结西方思想启蒙进程中传统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3］118只有将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风尚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契人心并发挥实质性的规范作用。基于此，在党的十八大后专程到山东曲阜参观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意义的孔府，开宗明义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8］更在其后的论述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持文化自信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前提，并具体指出继承传统的方法路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意味着不仅自觉传承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今天，我们要自觉承担交代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任务，就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再认识，才能真正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创新，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以黑格尔为参照来完成的。这种以黑解马的解读模式不仅为区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强化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同时，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立，容易让人们误认为马克思是从固有的唯物史观立场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既否定又肯定的辩证批判，却忘了马克思用以批判的立场本身也是批判的产物。沿着这一逻辑，当我们顺利到达马克思主义之岸后，过河拆桥，黑格尔思想乃至其他学理资源自然没有任何继承的必要，甚至连批判也显得浪费时间。对此，恩格斯曾专门提醒，“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12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规律则需要从批判对象或具体的实践中去寻找，“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122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学术研究方法的比较发现，类似于康德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间不断位移中形成康德的理性批判体系，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和论述同样产生于不断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所产生的强烈的视差，柄谷行人把这种批判命名为“跨越性批判”。［9］柄谷行人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跨越性批判解读，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既不是基于某种安定的第三种立场对其他各种思想的分别批判，也不是对对立双方观点各取所需式简单综合;而是在后思想的接受中对前思想形成批判，同时用批判过了的前思想对后接受思想进行再批判。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质就在于马克思不仅是学成的，而且是学无止境的。从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建设自然不可能是历史虚无的全新建构，也不是无批判的历史复古。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精神进行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为了彰显新文化的先进性，而是在批判中完成新文化，也即所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则在于“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这种传承在先的传统文化观就从根本上承认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从学理上推翻了新文化运动和期间之所以反传统的逻辑前提。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马克思也曾在比较近代中印两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时的不同表现和命运时感叹，印度无为顺从的民族文化注定了它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则确保了中国人民必定会发起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让任何觊觎中国的列强无法像吞并印度一样把中国作为顺从的战利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曾强调传承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出于“革命性质决定了革命任务”这一判断，忽略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赖以扎根生长的民族文化土壤。根据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马克思如果在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应该会反过来从黑格尔的立场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完善。而这一点也一直是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耿耿于怀的:“(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127这里所说的“历史因素”自然也包括由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把文化自信作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本前提。
四、结语
正如所讲，“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0］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几经变迁，每个中华儿女渴望国富民强的爱国之心都是一样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核心理念。如果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确制定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从而使传统文化能够有幸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新一届领导人则在坚持和发扬批判继承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和根基，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主从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
作者：刘玲玲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锡勤．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礼教的历史根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05．
［2］陈金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批判地继承［J］．思想研究，2014(7)．
［3］徐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5．
［5］［美］拉格兰，萨特海特．哲学是什么［M］．韩东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邓绍基．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认识［M］//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
［7］侯军．礼失而求诸野［N］．光明日报，2014－11－21(13)．
［8］李攻．曲阜论文化:山东考察谈孔子［N］．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5．
传统文化观范文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企业管理能力；现实意义
1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各行各业都开始朝向新时代的光明前景逐渐迈进，而这也会对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指标要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就更加需要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并促使其能够与企业的管理建设相融合，以此发挥传统文化的特色价值，不断促进企业的繁荣与发展。
2传统文化的基本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文化组成，包括许多重要的观点思想、精神理念、语言文字等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早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中国早期的文化身影，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得以充分利用。通过文化当中所蕴含的独特魅力，推动着华夏民族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蕴涵的管理思想，通过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已经彰显出了强大的民族文化生命力。首先是有关儒家的管理思想，主要是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观点，能够将仁政、爱人的思想运用到现代企业的管理过程当中，从而能够遵循适度、合理的标准原则，真正地处理好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人员之间的互相协作，不断为营造企业良好氛围而努力；其次则是道家的管理思想，在该学派中由老子提出来的“无为而治”思想，能够要求人们在遵循自然的基础之上，获得良好的管理效果。而这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就需要管理者能够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满足员工的期望与愿景，而使其能够形成充足的归属感，能够激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积极参与到工作当中；最后则是法家的管理思想，主要以韩非子等人为代表，提倡制度在企业管理当中的重要作用。从现阶段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必须要通过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与规范，才能够切实保障企业管理与建设工作的顺利展开，并可以合理调整内部的组织环境，不断形成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环境当中站稳脚跟。
3企业主流文化管理的缺失与不足
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与变革，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企业接受了西方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多来自于外部的市场，而内生动力总是处于乏力的状态，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人才流动率过高，科技创新力不强，团结协作水平偏低等。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新时期全球化发展阶段，时间与空间距离大大缩小，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同质化竞争时期，中国企业的传统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如何使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新时期确保竞争优势，就必须重视自已的核心企业文化的建设，让企业不断滋生出内生动力源。目前，就企业内部的氛围情况来说，有些企业由于自身关注重点的局限性，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企业文化在实际组织建设当中的实际作用，很容易在管理过程当中，过分关注经济效益而缺乏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由此导致员工在公司当中缺乏足够的归属感，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企业的组织建设过程当中。在开展企业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某些企业并未注重特色文化的融入，致使企业文化缺乏特色价值，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实践目标。除此之外，有的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并没有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而提出具有实效性的保障机制与文化观念，从而导致企业缺乏与时俱进的能力，没有办法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开展及时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4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建设中的实践与应用
4.1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导向。春秋战国时期，由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在当时阶段就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实际作用。而在现阶段，“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依旧盛行，并要求相关管理人员能够以员工的个人价值为主，重视员工的培养与发展，从而能够真正将员工自身的需求与企业需求结合起来，通过为其提供专业的培训与指导，真正激发每位员工的个人潜能。而这对于企业的管理建设来说，能够解决实际存在的管理问题，真正采用以员工为主体的多种方式，努力发挥其最大的个人价值。再加上，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资源，需要其各方面的配合与投入，才能够使企业完成既定目标，不断获得前进与发展的优势动力。
4.2学习“红色精神”的革命文化。纵观我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有关革命背景下的红色文化精神，是我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的重要文化。它出现于华夏民族最困难的阶段，是对当时历史时期的深刻阐述，也是承载中华儿女顽强拼搏的精神追求，是中国任何发展阶段都需要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所有人不断传承与发扬。其中，有关红色文化当中所蕴含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的重要精神，特别是在现阶段更能成为企业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的重要依据，能够树立正确的思想理念和精神信仰。不断宣扬红色背景之下的革命文化，能够引导企业发展朝向正确的目标前进，切实提高企业管理的专业能力与效率，不断为发挥企业团队的独特优势而充分努力。
4.3营造“家庭化”的企业氛围。传统文化中的家庭基础在人们成长发展当中有着重要作用，而这在现阶段的环境趋势下愈加重要。因此，在企业的管理与建设过程当中，管理人员一定要注重营造“家庭化”的企业氛围，从最本质的方面出发，不断深入员工的内心深处，能够营造相互关心、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不断开展进行亲情式的管理模式，让员工都能够在企业当中寻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以此激发人员为企业作贡献的主观积极性，能够帮助企业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真正达到企业管理与建设的基本目标。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对员工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通过为其举办生日宴会以及员工休息室、健身室等基础设施的建立，能够满足员工在生活方面的日常需求。另外，还应为其提供家长慰问金、子女教育金等福利，帮助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真正能够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凝聚力和忠诚度。
4.4发展传统文化特色的企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时间的碰撞和融合而得以长久保留的精神财富，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宝库，它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的重要理论，能够成为我国伟大复兴之路上的重要保障，也能够作为引领我们不断前进的价值理念，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被轻易的忽略或推翻。而由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治国和治业是相似而又相互影响的。因此，在企业管理建设的过程当中，也应当着重考虑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认真完善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的战略性引导作用，从而能够发挥重要的导向功能与激励功能，满足企业在文化建设过程当中的基本需求，企业以此提出统一的价值准则，激励员工不断朝着企业战略目标共同努力奋斗。所以在构建企业文化当中，应当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通过多年的不断探索与亲身践行，而逐渐找到适合其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不断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4.5实现企业特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百花齐放，博大精深，诸子百家思想各有特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已逐渐得到加强，但是在将其融合于企业管理当中时，则要完全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选择最为恰当的文化思想理念，或取各家之所长，将其定义为企业自身的核心文化，以此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在企业发展中起着引领作用，并不断激发企业重要的内生动力和产出功能，从而有效满足企业在管理建设方面的精准需求。因此，在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当中现实意义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实现企业自身特色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结合，不应忽视其中任何一方，而切实提出符合发展趋势的文化主题，并通过企业自身的探索践行，不断建立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管理方案，达到真正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预期目标。
4.6发挥领导者的标杆作用。通常来说，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能够对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表现作出适当引导，从而能够便于管理人员开展日常的管理工作。而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剖析，可以发现：在古代，就有许多统治者开始以“以身作则”的方式，利用自己的正确行为去影响他人，从而能够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系列要求。因此，这就能够对我国现阶段企业管理的方式提供有效参考。领导干部作为企业价值观的践行者，能够通过自身以身作则，而达到上行下效的基本目的，从而能够让员工改善自己的行为，不断满足企业的管理要求。除此之外，除了领导者，企业也可以组织模范员工的评比活动，通过树立普通员工榜样的形式，促进各位员工能够真正加入价值观的践行过程当中，从而不断发挥榜样的示范力量，能够真正带领员工积极效仿，切实将文化思想转变为具体行为，逐渐达到现行企业文化的预期目标。
5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今时期，企业管理工作在企业发展建设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企业前进的动力源泉。因此，应当重视企业自身的管理与建设工作，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明确其在企业管理与建设中所产生的现实意义，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相互融合。除此之外，传统文化领域当中，各家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则更是能够对企业的建设方针与目标使命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有利于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价值，真正发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重要优势，促进企业的高效管理与繁荣建设。
【参考文献】
【1】楼利平.中国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实践与应用[J].现代商业,2020(35):126-128.
【2】袁华梅.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融合研究[J].中国市场,2020(35):83-84.
传统文化观范文3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大学生德育必须要能够汲取其中的营养，保持中华族群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原因有三：一是当代大学生有责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大学生是祖国建设未来之栋梁，其思想也将代表将来国人的思想，从国家族群发展的角度讲，大学生必须要能够肩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二是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大学生传承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明显提高，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中国文化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导向。大学生有必要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走在前列。三是大学生素质提升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国大学生专业水平提高得很快，但人文素质却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如自杀、同窗相残、痴迷网络等，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的塑造，很多大学生为人处事以西方利己主义为信仰，发生了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因此，当代大学生不但要专业素质好，而且还要重新塑造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人文素质修养，从而提高综合素质能力。大学生德育中引入传统文化心理健康观教育一方面将使大学生丰富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将能够塑造其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的心理素质，从而有利于其健康成长。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统心理健康观的教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得以继承和发展。
2传统文化心理健康观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德育工作模式的转变
从宏观上来看，我国大学生德育工作模式基本是以西学为主，以国学为辅。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就曾指出：中国心理学发展老是离开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地紧跟在外国人的尾巴后边跑。这种嫁接过来的模式虽然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1）大学生德育缺乏对传统文化根基的基本培养。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国人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培养。长期以来，传统文化教育是大学生教育的一个盲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问题才逐渐被重视起来。那些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陈旧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批判。站在新的起点回顾我国大学生德育的发展，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德育思想尤其是科学心理学对我国大学生的积极影响，但由于长时间里，很多专家学者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心理学，造成了我国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根基并不扎实。从文化角度来看，心理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不同族群的心理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文化对人的心理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大学生德育缺失了本土文化的熏陶培养，必然会影响其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2）大学生德育缺乏对中西方心理健康教育观缺乏全局性考虑。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东西方文化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东方文化注重伦理，西方文化注重规则。比如医学上，中医注重调理身体机能以治本，西医借助技术治标。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则普遍流于注重西方心理学教育手段，忽视自身传统文化心理健康理念的引导，不能够把二者很好地结合，不能构建心理健康教育良好的布局。而以西方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施教则主要是倾向于借助心理辅导咨询等技术手段进行，往往忽视大学生内在的文化特质，这样施教的效果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笔者认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须要有全局性思维，即要把每个“问题”学生当做一个系统，要把整个学生群体当做一个整体，要坚持中西方心理健康理念并重。
（3）大学生德育缺乏对传统文化心理健康理念的主动性引入。从大学生施教主体来说，大部分德育教师对传统文化心理健康观缺乏引入主动性。这个问题的存在既有主观性原因也有客观性原因。一者是自身知识的短板效应，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与掌握。二者是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来讲，缺乏时髦性，不容易让人感兴趣。三者是目前也没有成型的传统文化心理健康观教育模式引为参考。四者西方心理健康观比较成型，且其容易操作。因此，大部分教师往往主动借助于西方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进行施教。大学生德育引入传统文化心理健康观教育将有利于打破目前以西方心理教育方法为主的德育工作模式，更为主要的是，传统文化心理健康观将从文化的角度介入到大学生德育工作中去，必将从根本上切合大学生的文化需求，从而提升德育工作质量和水平。
3传统文化心理健康观教育有利于大学生自身品格的完善
传统文化心理健康观教育可以通过其具体内容完善大学生的品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中庸”行止有度，维持心理平衡。中庸，即用中，出自《论语•雍也》，《论语•雍也》讲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是修身养性、内修外化的一种适度平衡，包含了防止极端、偏激，保持不偏不倚“适中”的意思。这对于大学生调节心理平衡，调控情绪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其心理健康发展。
（2）“内省”积极审视自我，健全自我意识。“内省”由孔子最早提出，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内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心理调节的重要内容。所谓内省是指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亦称“自省”或“自反”，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内省重要的心理作用在于孔子所说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看到别人有不好的地方，反观自己有没有同样的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学生加强内省，就是要通过不断内省实现自我意识逐渐健全完善。
（3）“贵和”处世，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健康心理和完善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思想提供了一条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则。“贵和”即和为贵，“和”意为和谐和睦。“贵和”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贵和”思想是古代哲人先贤关于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智慧总结，体现了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贵和思想衍生出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不朽原则—“忠恕之道”，即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也就是自己不愿做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底线，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地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可实现普天下和乐的理想状态。贵和思想将对解决大学生因人际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心理焦虑大有益处
（4）“义利”进取，塑造正确价值观。义指道义、信义、正义、公平合理，利即利益。义利观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义利观提倡重义但也不忽视利，要取之有道。《论语》中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墨子认为义利关系是统一的，“义，利也”，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这是一种合作互利。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值得大学生学习借鉴。正确的义利观对健康心理的发展是一种正确导向，有利于大学生抵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行为，从而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5）“内圣外王”修身，塑造健全人格。儒、道讲内圣外王，即内心、自身要提高道德修养，达到圣贤境界，同时也要践行仁义之道。孔子提出“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强调“心正而后身修”，从而达到“德润身，心广体胖”，意思是人只要具备了较高的修养，就能心怀善，心无愧怍，进而感到舒泰宽阔。孔子还提出：“所谓修身养性在正其心者，身有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进一步阐述了修身养性与心理平衡的关系。大学生拥有“内圣外王”修身的心态，则可内心强大，正心进取，塑造健全人格。
（6）“刚健”自信，积极入世。《易经》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人应该效法天地刚健运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且具有持久力。孔子特别重视“刚健”的品德，认为这是“有为”的重要条件，《论语》讲到：“刚毅木讷近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刚健”思想就是要使人树立自尊自立自强关键，能够积极入世，不逃避，不消极。这种思想可以坚强大学生内心世界从而激发其奋发有为的精神。
传统文化观范文4
首先，传统文化让城市景观设计赋有城市人文品格和内涵。任何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最直观、最生动、最让人铭记的是该城市的景观与环境的视觉设计。无论是绿地、街心花园、公园、园林、雕塑、特色街道还是一些公共建筑，这些直接体现城市风貌的设计作品，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通融、人伦、秩序、规范、道德及自然而然、“天人合一”、人格追求等儒道精神内涵。以河北省为例。河北是华北平原，燕赵大地，具有光辉灿烂的悠久历史。从战国时代的燕国、赵国以来，绵延千载，历史古迹、历史英雄与伟人众多，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于易水送人》）“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韩愈《送董邵南序》）宋代苏轼也曾说：“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缭天兮白虹，萧萧兮北风。壮士怒兮易水飞，羽声激兮云不归。”（明代李攀龙）“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黄宗羲《马雪航诗序》）自从战国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确实已成为燕赵延续二千年的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赵文化的独特标志，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典范。燕赵文化的庄严与厚重，骨气和血性，尚武与侠义，粗犷与率真，个人英雄主义的崇高与悲壮，在今天还激励着一代代的燕赵后裔。当漫步在保定市军校广场，无不为一组组历史的浮雕所震撼，那是保定城市的名片，反映出该市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现代都市人对自己城市悠久历史的一种主动传承与纪念。
其次，传统文化让城市景观设计具有道禅美学风格与情趣。中国古代传统景观设计，其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出儒道释三家的精神内涵，譬如古代园林所追求的是和谐之美、中庸之美与圆融之美。推崇平淡悠远、清净无为、淡泊幽雅、平和亲切的自然生命观，在造型上，山石、湖泊、竹林、精舍、山峦、路径，相得益彰，错落有致，着力显示纯天然之美。自然、宁静、神韵是古代城市景观设计最核心的美学特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古代的园林山水中，领略到的是一种诗意、禅境、情趣、人格的淡泊、心灵的放松与节操的纤尘不染。今天，各大城市人工创造出的园林、公园、湿地层出不穷，国家提倡追求生态园林及绿地建设，其实是中国古代园林美学风格的回归。古代园林以江南私家的园林和北方的皇家园林为主，无论是皇家的苑囿、宫苑、御苑和御园，还是江南私家的园亭、园墅、池馆、山池、山庄、别业和草堂；无论是北方园林的宽阔壮观、富丽堂皇、庄严宏达，还是江南园林的明媚秀丽、淡雅朴素、曲折幽深，都体现出一种环境优美，亲近自然，回归天地，追求内心的平衡文化观，体现出佛道的文化生态与禅悟理趣。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开始了城郊结合、森林园林结合、扩大城市绿地面积、走生态大园林道路的探索，如北京、天津、合肥、南京、深圳等。在追求现代城市快节奏生活韵律的时候，同时通过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元素的景观设计，来实现自己内心的和谐与平衡。
第三、传统文化通过城市景观形态设计实现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是属于一座城市宝贵的文化遗产，城市景观必须起到传承该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的作用。一处处景观设计，就是该城市的文化符号，是该城市的历史发展线索，是城市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因此，如果一座城市文化需要不断生生不息，需要教育后代了解自己栖居大地上的历史沧桑巨变，需要从城市的历史文化中看到昔日古都的辉煌、战争、失落、破败、振兴和崛起，特别让我们每座城市的百姓有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历史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具有重大的作用。没有传统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内涵的城市景观将是没有灵魂、没有生气的，景观的存在可以让生活于这个环境中的人通过感知其形式去领略其文化，进而产生精神交流，择其要领，将其纳入自己的生活而获得教益。
二、现代景观设计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解构与背离
城市景观(cityscape)包括城市建筑与建筑之外的空间，包含街道、广场、建筑物、园林绿化等形成的外观及气氛。城市景观既包括自然景观，又包括人造景观。自然景观如大小山丘、古树名木、石头、河流、湖泊、海洋等。人工景观要素主要有文物古迹、文化遗址、园林绿化、艺术小品、商贸集市、建构筑物、广场等。无论是古代、现代还是未来，城市景观是一组组完整和谐的景观体系，是蕴含着城市文明与文化魅力的有序空间形态，除了满足人们居住、休憩与养生的物质可观需要外，城市景观更体现着一个城市整体的美学追求，体现着人们精神文化内涵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城市飞速发展，各个大小城市在城市景观设计的水平与追求不尽相同，但是，城市景观设设计目前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歪曲、误解、故意解构与背离。
首先，全国各大城市景观设计复制与雷同现象非常严重。无论是到中国历史辉煌的古城西安，还是到最前沿开放的城市深圳，在现代景观设计方面，雕塑、园林、绿地几乎大同小异。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中，不少人为了求快求政绩，追求规模宏大，好高骛远，景观上缺乏一种整体的艺术性。从南到北，城市的公共建筑及各个小区变得愈来愈相似，甚至完全雷同，模仿重复，呆板僵化，缺失艺术感染力。譬如园林绿化是城市景观设计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在新一轮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运动中，新建或改建的城市道路绿化、街头绿化、小区绿化接踵而至，可是各个省区、地区甚至县城专业的园林绿化公司十分欠缺，水平层次较差，甚至有的县城没有一家绿化园林公司，道路绿化、街头绿化与小区绿化等属于公共社区的绿化都是按照地方长官意志而办，没有专业设计与规划，粗率简单，既不传统，也不现代，更没有任何文化的意蕴和内涵，是一种想当然的绿化。中国县城城镇化最快，可是很难找到几座绿化规划完善与优美的县城，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的长官意志下产生的“原生态”绿化。在二级与三线城市，房地产不惜重金策划包装，打着绿化景观的招牌，运用了大量欧美的园林绿化名字和思想，但水土不服，各种欧美“概念性”绿化小区都是罗马柱子，门廊及象征性的喷泉小池，南北几乎一致。更有奸猾的开发商，在小区开盘与销售的时候，造好了假山与风景园林，树荫婆娑，椰树摇曳，一派海滨风光，当小区销售殆尽的时候，即刻毁掉所有先前的风景园林，再在这些用地上继续修建大楼进行开发。
其次，现代都市景观设计崇洋媚外而抛却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严重。虽然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文化是相互整合、相互理解与相互通融的，但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文化将现代文明化程度与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自觉将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都市生态文明和城市景观设计中，让城市更具有中国特色与文化魅力的城市并不普遍，相反，占领中国各大城市景观的几乎大多数都是西洋设计和西洋人的名字。北京、广州、深圳、上海、西安、成都等城市，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古老历史的名城还是新型都市，各种西洋名字的小区层出不穷，各种夸张、变形与扭曲的标志性建筑比比皆是，而中国古代文化里寻求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含蓄隽永和诗情画趣的精神追求早已经背离。带着“异域”文化背景的景观设计方案充斥整个市场，欧式经典西班牙风格、葡萄牙风格、英伦风格，北美渥太华风格，加尼福利亚海湾风格及澳洲风格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这些直接复制着“境外”设计，误导着消费者，甚至是欺骗消费者。
第三．城市建设中景观设计中忽视传统文化中“地方文化特色”建设。目前，相当一部分地区，在城镇化、城市化改造与建设过程中，地方文化特色识还比较薄弱，对“民族化”、“地方化”认识不够，“城市文化与艺术”的内容的理解比较浅薄，表面化、敷衍性、唯利益化倾向比较严重，失却了以古老地方特色文明为指导的城市文化艺术的内涵。地方特色文化与民族文化在中国城市化运动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譬如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有多种元素多可以在城市的景观设计中加以运用，如象征民族特色的图案的中国结、窗花、剪纸、生肖、祥云、太极等；有福、禄、寿、禧等吉祥文字；中国传统的吉祥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蝙蝠等；有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天罡地支、甲骨文、象形文字；中国传统的牡丹、荷花、石榴、月季、松、竹、梅等等等……
三、呼唤现代景观环境设计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回归
首先，中国城市景观设计应该从“技术地栖居”走向“诗意地栖居”。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意国度，有天然的诗意和浪漫。在钢筋水泥铸造的城市空间中，人们渴望更多的是绿色，希望呼吸到更多的新鲜空气。景观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向往，就是人们诗意的栖居，因此城市更需要的是森林景观、草原景观、湖泊景观，而各种西洋文明用石膏堆砌的雕塑、喷泉、线条组装的景观，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百姓潜意识中“乡村情节”，因此，城市景观设计者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去寻找“天人合一”，寻找“意境”、“写意”与内心的洒脱自由等文化因子。城市景观设计如何实现“以人为本”，而不是纯粹的“技术为本”。目前，各个城市景观设计，缺乏人文内涵，多数是简单的景观技术再现，甚至非常拙劣的技术表演。如河北某城市的植物园，大门前的两棵人造古树，庞大巍峨，都是用油漆粉刷成古树颜色，并且连树枝、叶子也都是用塑料布及假花构成，冬天塑料花在雪风中摇曳，非常恶俗，大煞风景，没有任何美感，更谈不上周围百姓能够“诗意地栖居”，为此，中国城市景观，必须首先剔除那些虚饰、矫揉造作、恶俗的假大空的景观设计。
第二，中国城市景观设计应该从山寨“异域色彩”走向“本土风格”。无论西方风格、造型、色彩及布局是如何精美，但那是西方民族心灵所追求的东西。西方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宗教艺术及园林艺术，这些是西方民族集体意识的文化深层表现。而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是儒家的道德文化，道家的自然文化与佛教的禅宗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心里追求是和谐的、自然的道家文化与追求幸福的儒家人伦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园林为代表的中国景观设计文化则是中国文化与审美倾向的集中体现。今天，随着世界性的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和建筑风格国际化的影响，在中国当代的城市化发展中，山寨版的西方现代建筑屡屡出现、到处可见以至于千城一面,本土传统建筑的韵味趋于消散。譬如，河北燕赵大地，每座城市都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当务之急的是如何在景观设计中，融合悠久的河北文化，各个地方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而不是一味地去复制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艺术风格，必须加强本土元素与本土风格的研究与运用。
第三，中国城市景观设计应该从简单的“绿地、花园、园林”等小区景观设计到整个城市的生态化整体性文化研究。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如何进行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片面地以为绿化、环保、公园等建设就等于是城市生态文化建设。而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文化生态、艺术生态决然地割裂开来。在表象生态文明所谓的花园绿地后面，只是房地产开发商吸引客户进行的一种引诱和宣传，而缺失一种整体性城市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和措施。本课题将对尊重自然、尊重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其它动物的共享生物链的空间生态平等、城市历史文化生态的保护、城市民众精神心理价值的追求等多个方面进行考量和研究。
四、总结
传统文化观范文5
以人性假设为价值前提的角度来看，学校管理过程是管理者通过展开的一系列管理职能，使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以育人为中心的目标，在各个方面规导与教化着未成年的人。学校管理应成为一种强调人性中的应然层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脑力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具有复杂性、情感性、潜在性等特点，学校管理活动应实施符合人性的、激发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满足教育工作者对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及身心发展规律，这要求学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则的同时，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为基础，以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准则，尽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管理背后的伦理价值选择来考察，任何一种管理制度和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深层的伦理和价值的选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决策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核心。学校管理中，常常会出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即可能存在双方平衡的支点，也可能会包含着尖锐的价值冲突。学校决策的依据、学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学校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价值的选择。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择，体现价值冲突中的“合理”与“善”，要彰显学校管理中的伦理意识和道德目标，以价值观、伦理准则和规范作为决策的依据和指导，解决管理过程中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使其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从而使学校管理活动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促进学校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学校的伦理管理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它与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有关。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民族文化会影响管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使其体现独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学校伦理管理中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信念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国民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经过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礼，中华民族文化根扎于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学校管理，需要我们深入了解我国管理文化底蕴，实现适合中国文化的学校伦理管理。
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国的伦理文化形态中，以重伦理、倡道德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追求，贯穿从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学、陆王心学，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教育中，始终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质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体验和直觉感悟的结晶，回答的是人类自身以及人与宇宙万物的相处之道和终极关怀如何解决的问题，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圆融无间整体互动的和谐理念。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根据这种强调和谐与统一的特征，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中国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张立文则开创“和合学”，并认为和合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价值取向的反思，“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中”是阴阳和合的结合点，是宇宙万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转化的必经途径和孕育万物的能量来源，也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点。人道治理必须知中、守中、体中、执中、用中，从而建中立极，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气能量，才会实现人内在的心身和谐和外在的天人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万物、人间万世的宇宙真理。世间万物包含着差别、矛盾和冲突，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内部之间排斥、对抗等方向，却不能表达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状态，即多样性的统一、有机的联系和秩序。“和”意味着从冲突到融合，内涵各种成分升降相荡的能动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与“和”体现在认识和把握管理运作过程的方法论。“中道和合”即无差别、无偏倚的至理。它强调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冲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则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双修，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大道。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论是修身做人，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管理过程都是修道的过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伦的过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内外之道”，内养与外用不二；其次，世间万物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状态下完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唯有执中才是成事正道，是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辩证地认识分析分歧，把握管理过程的适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举、严宽相济中获得和谐。最后，孔子强调“时而中”，“中”不是空间位置，而是一种状态。它是动态的，即能够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遵循“中道”原则。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在管理中做到“从容中道”即娴熟地驾驭事物发展变化的“中道”，体现出“得其圜中以应无穷”的洒脱与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艺术。
三、启示：从“中道和合”看学校管理的伦理准则
《论语•子罕》中有“扣其两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两端”关系非两级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在变化中保持两者动态平衡的状态。在管理中体现出一种由“中和”而产生的合力，使两级复归于“中”。在管理活动中，处于“两端”状态，以期达到平衡状态有管理理念、管理过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寻求学校管理的内在管理哲学为要义，故选取体现学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伦理性的四个方面：“正己正人”、“义与利”、“天与人”以及“乾与坤”进行阐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体现。
（一）正己正人
中国文化强调“性之德”乃“合内外之道”。“正己正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人与己”不可分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正己正人、“修己安人”的过程。这种以“内修”推动“外治”，由“内圣”达到“外王”。通过“修己”达到安人目的的管理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管理哲学的逻辑起点。《大学》提出“三纲领”把“内圣外王”具体化。“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发扬德性；“亲民”即推己及人，以己之德教化大众；“止于至善”即达到仁的至高境界。“正己”与“正人”就是强调通过管理者道德威望的树立，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并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安稳和谐的状态。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学校管理者要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加强自我心性的修养与管理，做到率先垂范、“上为下效，君行臣甚”，用示范与表率作用带动影响学校成员，把“修身”视作学校管理工作的一种重要管理手段、首要任务和主轴内容。
（二）义利之辩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对无形的人的精神层面有着无限的热情。他们都重视心性之学，其立教弘法的宗旨，都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始终把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定位于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于“道”，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为人道治理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境界”同“功利”的区别，在于德性升华与欲望满足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分野。儒家认为境界与功利、“以政为德”的管理价值观与管理成效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对功利的关注，不在个人利害得失之计较考量，而在万民之忧乐、国家天下之安危的萦怀牵挂，因而管理是在现实中蕴含着理想，在功利中体现着境界。学校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动态的活动过程，是以取得最大化的办学效益为目标的有效活动与动态过程的总和。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功利与人文的权衡与把握这一伦理原则，存在并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的管理境界上。管理境界即管理者的思想境界，体现了管理者对管理本质、发展规律的把握，并反映在管理方法中。“大学之道，止于至善。”即明明德与亲民实行到至善之境，才算成就大学之道，即圣人之道。正所谓大道至简，“至善”是学校管理者修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校实行人文管理的极致体现。学校管理者在处理功利与人文的关系时,应当从“至善”的层面着手，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体现人文色彩，挖掘师生的内在潜质，实现师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升，使学校管理在取得办学效益中体现着“至善”的最高道德境界。
（三）天人合一
中华民族先哲对人的认识，是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运用“精气”或“元气”理论，去探索人类生命的起源或构成，是从生命宇宙发生学意义上去说明人与万物的关系，揭示人类在自然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因而，中国文化的重人，是带有根本意义的重人。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出发，古人认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们的愿望反映了自然法则运行的趋向，是天意所归。但是，人类不能也无权排斥、宰制、征服万物，应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强调通过赞化育、参天地，实现“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观念运用于管理实践主要把握：“天地之性人为贵”，确立与保障人的主体性、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人道治理和天道运行相和谐，与自然相和谐。学校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为了实现教育精神和人文价值，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性中的应然层面，满足人对个性、尊严、潜能的发挥的需求，全方位、深层次地实行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性化管理，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其实质是重视人的发展，将个体的全面与个性发展、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养成统一起来，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开发个体的智能。“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学校建设中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体现人生的价值观，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从而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这也是学校管理者必须具有的观念。其次，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学校管理活动必然与相关的外部环境发生联系。如自然、社会、政治、法律等，组成“管理—环境”的互相作用与制约的动态系统。学校环境影响学校管理功能或程序，进而影响学校管理功效的发挥。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应自觉认识与把握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其发展趋势，沟通协调外部社会教育资源、家长等，协同搞好教育。
（四）乾坤相合
“乾”与“坤”，入于“八卦”之中，列为《周易》之首，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与概念之一。一般代表天地，阴阳。万物存在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宇宙间生生不已的阳刚之气。这就是“天道”，也是太极阴阳的生生不息的运动之道。《周易》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构成，阴阳相合，互动互补，相反相成。因此，自然界万物和谐发展的本质是阴阳和谐。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内外结合、主客兼顾、进退有度、张弛与时、管理与伦理、理性管理与人性管理都在乾坤之列。《杂卦》开篇道：“乾刚坤柔”。刚柔构成乾坤的基本内容。乾坤相合体现在管理上表现为“刚柔相济”。在学校管理中体现为理性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和谐统一。“刚”体现在制度方面。学校管理过程中，要保持学风刚性严谨以及制度的明确性与可遵守性。此外，还要注重学校环境和整体设施的氛围，扩大并延续学术氛围，在对学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保持其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柔”体现在管理层面上，凸显育人的管理内涵和人性化管理的韧力。柔性管理不是软弱的管理方式，而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给予每一名学生利益诉求的空间，让学生充分融进管理体系中，实现他律自律的结合，从而保障优质的管理效果。任何单一的方式都不足以为当代的通识教育提供完整的服务。这就要求学校在实施时充会结合校内的实际情况，在权力与非权力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制定制度规范和文化约束机制，寻找能同时体现柔性管理，又实现本校特色的运作模式。通过张驰有度的管理方式，形成平衡及理性的教育管理模式。
四、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超越
传统文化观范文6
（1）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与旅游的人本管理理念以人为本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从孟子的民贵到民本思想的形成，都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促进事物的良性发展，而在现代旅游业中，“人”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并逐渐发展成人本管理理念。旅游管理的人本管理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继承和发展，两者血脉相连
（2）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以和为贵”的思想源自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对旅游管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现代旅游企业管理中，现代旅游企业重“人和”的企业凝聚力恰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也是“以和为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旅游管理而言，在服务管理上从“条规约束”向“无为而治”的转化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3）以德服人,旅游企业的领导者要提升自我的人格魅力,才能做好旅游管理领导者是对企业实施管理的人。他的权威并不在于他掌握着每个员工的任免问题,而来自于他的仍魅力。作为旅游管理的领导者,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说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才会使人心悦诚服。作为旅游企业的领导人应该注意树立自己的人格榜样,以人格魅力去感召手下的员工。要做好旅游管理,还要注意管理中的奖惩机制的设定。激励的方法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若仅仅用“钱”来衡量和实施,必定不会取得长足而喜人的效果。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除了培养员工的荣誉感和合作精神以及制定必要的管理规章制度外。
2、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旅游管理发展对策
（1）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对旅游资源中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是现在旅游管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将更多的民族元素融入到旅游管理中，开发出更具特色、更具民族性和代表性的旅游产品，才能不断满足人们对旅游价值的追求，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开发的旅游区若离开了传统文化元素，将变得空洞缺乏吸引力，旅游管理若离开了传统文化内涵将变得僵化，缺乏亲和力，这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不断将传统文化与管理方式相结合，才能创造和凸显本地旅游的特色，使旅游业的发展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2）丰富传统文化的旅游形式丰富传统文化的旅游形式，开展多元化、多样性的旅游方式，是现代旅游的必然要求。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发展参与式与体验式的我国传统文化旅游形式来实现。旅游作为需要用心灵感悟的精神文化产品，要求旅游管理者为旅游者提供身心参与的进入方式，在旅游中经历心灵震撼。如红色旅游的兴起，就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有其独特的精神价值。
（3）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提升旅游管理工作水平。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以人为本”，正因为如此，在对旅游管理进行完善时应该充分利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从“人”出发来管理和完善旅游管理工作。比如旅游管理中可以采用“参与式管理”的模式，让旅游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能够参与到管理工作中来，使每一名员工都拥有主人公意识，能够真正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旅游管理工作做好提供支持。
（4）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是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对旅游管理而言，在文化旅游理念的实施过程中，要广泛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知识、价值功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提高公众的传统文化意识，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促进文化遗产永续传承。有其独特的精神价值。
3、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1）应用化趋势旅游文化学从形式上看是一门理论色彩很浓的基础学科。从其研究目的、特点和作用上看，它又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学科。旅游文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而且这一特点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2）旅游文化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如今的社会是科学经济时代，以科学技术作为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旅游文化研究也会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弥补自身的不足，将信息技术合理地应用与调查和研究旅游文化的工作中，并以信息技术快捷和简便的特点处理复杂、空洞的旅游文化现象，使用定量化手段解决曾经只能进行定性分析的难题。
4、结语
传统文化观范文7
关键词:五色观;秀洲农民画;符号学;色彩图案;文化创意设计
农民画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民间绘画形式，其本身具有“公共宣传”的标签，决定了农民画从一开始就与剪纸、年画等其它民间艺术形式存在着显著差异。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农民画的社会宣传功能逐渐式微，其本身的艺术魅力彰显出来。农民画以乡土文化为土壤，意在表现农民生活，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形式。虽然农民画在艺术类型及文化属性上存在诸多争议，质疑其不能算作是一种独立的绘画种类，而仅仅是一种绘画风格[f}l。但是在创作实践中农民画越发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我国“十大农民画”之一的秀洲农民画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随着近几年地方文化创意发展政策环境的开放多元，秀洲农民画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功能指向多样性越来越受到关注[2]。色彩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语言是信息的无声载体，在中国传统乡土观念和民间习俗的影响下，民间美术中的色彩风格显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传统的五色观色彩体系作为传统文化象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间绘画的色彩观念影响深远[3]。色彩的象征往往随着生活中的事物不断延续，虽然人们的观念文化在不断变化，但是五色观中对色彩的普遍认知往往会形成文化心理定势，色彩象征体系中的核心符号含义最终会保留沉淀下来。传统五色观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绘画、纺织服饰、生活器具等，对农民画中的五色观研究还比较少。因此，从五色观的视角对秀洲农民画色彩文化内涵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秀洲农民画在文化创意设计中的应用提供多维度的价值判断依据[4]。
1秀洲农民画发展现状
秀洲农民画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的灶台画，从二十世纪八十年展至今，不断吸收当地传统的刺绣、灶台画、蓝印花布等民间艺术元素，融合了浓厚婉约的江南水乡劳作生活场景，图案质朴，色彩明丽，具有独特的水乡农耕风情，见图1。秀洲农民画还具有国内唯一的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入选了浙江省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为秀洲农民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根本上看，人们的生活具有浓厚的乡土性[5]。随着社会的变迁，很多人离开了原来的乡村生活环境，虽然不同地域的乡村生活环境千差万别，但是人们心中的那份乡愁在情感上是相同的。极具乡土生活气息的农民画从内容主题以及色彩风格上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对乡村生活的回味和向往。虽然农民画只是在某些地域存在的民间绘画，但是这不妨碍农民画成为大家回味乡土情的共同载体，因为其主题内容中的农民形象及乡村中色彩质朴的丰收劳作场景，能够激发人们的对乡村生活场景的共感。整体来看，秀洲农民画具有浓厚的江南文化特色，色彩明丽而不艳俗，构图饱满而不壅塞，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出当地的风土习俗与乡村生活，秀洲农民画中独特的色彩图案承载着民众的审美情趣及地域记忆，对于传承地域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视觉审美来看，秀洲农民画色彩图案具有独特的生活化审美趣味，符合现代审美趋势，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
2五色观色彩体系
2.1五色观色彩体系的基本理论。传统五色观色彩体系的描述最早见诸于《周礼·考工记》中的“画绩之事杂五色”，其中“五色”也被称为“正色”，而且详细提出了具体的五色（青、白、赤、黑、黄），并试图借助五色的象征功能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构建关联关系。五色体系的内在逻辑是传统五行思维在色彩领域的推演，通过高度概括化的五种色彩来对复杂的色彩世界进行秩序化构建，并通过色彩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象征关系建立人们统一的认知规范，这种符号化的色彩体系已成为古代制度约束的重要手段[6]。五色观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古人通过运用“青、白、赤、黑、黄”的五色表象，不仅实现与五行观念的对应，还与生活中的四季方位等事物构建了相生相克关系。古人按照时节交替的运行方式将色彩同季节对应，构成了“五色”比附“五时”的文化运行法则，为了调和五行与四季时令之间的失衡，古人又增加了代表夏秋交替的“季夏”与五行中的“土”相匹配，以此来实现五色与五时相映的内在文化法则，见图2。通过祭祀等社会仪式活动，赋予不同色彩不同的实际象征寓意，进而为特定习俗活动服务，以实现借助色彩规范约束世人行为生活的目的，这与古代的社会治理思想相暗合[7]。
2.2五色观色彩体系中的象征性。艺术本质上是通过视觉化的有形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意象内涵，五色观根据人们对生活事物的认知常识，结合五色观构建的象征体系，通过对不同对象的有意识赋色，以实现相应符号寓意的表达，本质上与绘画色彩体系中的“随类赋彩”相一致[8]。民间很多艺术形式在色彩选择上都比较偏好正色的运用，这与五色观中的单色崇拜观念相一致，这种色彩的认知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文教礼仪规范，形成了统一固定的色彩心理。中国传统色彩体系与特定文化观念密切相关，往往色彩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感官感受，更加强调借助色彩要素来表达更复杂的精神象征和情感寓意。可以说，以“五色观”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色彩体系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传统民间绘画艺术。
2.3五色观色彩体系中的实用性。传统五色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色彩视觉感官刺激，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具有哲学含义的色彩审美，质朴的色彩中透露出强大的原生力。民间绘画主要目的是为了趋吉避害，这种民间绘画不仅仅是为了审美装饰，例如剪纸、年画等，人们更多的诉求是通过这些绘画载体去表达对幸福平安生活的祈求。因此，各种民间绘画艺术势必会超脱纯粹的艺术审美，而融入更多表达吉祥安康的实用功能需求元素。以五色观色彩体系为赋色依据的各类民间绘画形式只是充当了当下象征含义的表达载体，不仅体现了人们相同的文化认知，也体现了民间绘画显著的实用主义色彩[9]。
3基于传统五色观的秀洲农民画文化创意设计意义
3.1五色观为农民画的审美象征提供了依据。农民画中的五色观不仅仅是视觉美感的表达，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应物来体现趋利避害的心理需求。秀洲农民画的主题内容及色彩风格具有典型的江南风情，与其它地域的农民画相比显得更加婉约秀丽，地域特色更加鲜明[10]。秀洲农民画趋利避害的功利化诉求通过农民画的图案色彩和内容主题进行表达，进而产生某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五色体系与生活世事之间构建的完整象征对应关系为农民画的象征化表达提供了可能，也为农民画中的这种“求吉”的心理进行象征化转化提供了依据。
3.2五色观增强了农民画色彩选择的内涵逻辑。农民画具有鲜明的实用特征，在内容选择上往往以乡土生活的日常场景为主。这种乡土化的内容题材，色彩图案之间具有复杂的共情关系。传统五色体系完整的象征系统为农民画色彩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丰富了农民画色彩语言的文化内涵[11]。农民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表现，其本质上具有鲜明的意识信息宣传功能，从这个维度上思考，虽然农民画表面上只是色彩图案的绘画表现，但实际上不是纯粹创作者个人情感的表达，从功能指向上与设计实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12]。农民画的创作具有具体的功能指向，农民画其实只是充当了这些功能实现的载体而已。这势必决定了农民画的创作中从图案内容的构思以及色彩搭配的选择，都不自觉地会围绕着信息传递的具体功能来进行，所以说，本质上农民画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功能性特点[13]。
3.3五色观有利于体现农民画元素设计的价值。在设计实践中利用农民画元素体现传统色彩观对趋利避害的生活诉求，五色观色彩体系明快简洁，具有独特的视觉装饰性，同时色彩内在的象征含义让色彩本身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感，这种视觉纯粹、意象深厚的色彩风格与追求简洁风格的现代设计审美相一致，为设计应用提供了更好的色彩素材。从艺术接受的视角来看，农民画自始至终都不是为自己服务的，农民画更多是为外在的某种非自我的需求服务的。从艺术品属性来看，农民画是一种集体观念认知的视觉化表达，但是随着设计范畴边界的扩展，当下借用农民画元素进行的生活用品设计显然已经更多的成为了个人消费品，纯粹的农民画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4]。因此，在利用农民画元素进行设计实践中既要注重设计的功能性，同时也要兼顾农民画色彩元素的文化象征性[15]。
3.4五色观彰显农民画的功能情感价值。农民画中五色观文化符号的识别是进行设计应用的关键，文化符号的构成性决定了需要对农民画中的色彩意象进行意义构建，人们对传统五色观色彩内涵的共同认知充当了实现新设计元素符号化识别的通道，让农民画中的五色观文化元素用人们更容易意会的方式得以展现出来[16]。秀洲农民画中独特的色彩图案蕴含着丰富的符号象征含义，承载着民众的审美情趣及地域记忆。从视觉审美来看，秀洲农民画色彩图案非常符合当下文化创意设计的风格趋势。通过与当下生活方式的结合，把农民画色彩图案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用品设计之中，借助符号化的记忆元素重现农村场景的恬淡和喜悦，体现农民画广泛的设计实践应用价值。以五色观为色彩体系的农民画超脱了纯粹视觉色彩的表达，每一种色彩的背后都蕴含了丰富的色彩符号内涵，以此为元素的设计应用实践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满足，更多是借助五色观的符号象征来满足人们的审美文化需求，具有多样化的情感价值。
4基于传统五色观的秀洲农民画文化创意设计路径
4.1从五色观视角挖掘秀洲农民画中的设计符号元素。秀洲农民画图案作为一种情感符号，承载着当地的文化习俗，有着丰富的语义内涵，是一种独特的符号化文化载体，已经成为秀洲农民画典型的风格符号。五色观为农民画文化创意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运用五色观完整的色彩象征体系，以及物质文化元素，对秀洲农民画图案色彩的典型特征进行提炼。在对秀洲农民画整体色彩风格分析提取的基础上，获取多维度的秀洲农民画配色规律，并对秀洲农民画色彩的内在关联性进行深入研究，选择恰当的设计载体，利用现代设计语言进行文化创意设计实践，把秀洲农民画元素中蕴含的象征含义以视觉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体现秀洲农民画元素的符号化象征寓意。在设计实践中综合考量各种设计要素，在形态色彩、材料工艺等层面对农民画元素进行提炼分析，突出五色观中象征语义与农民画元素的结合，通过五色观的象征体系去构建农民画的元素符号语义，用农民画的色彩图案要素去表征设计的文化符号属性，能更好的彰显设计的地域特色。发挥农民画元素的文化价值，既能提高设计的视觉美感，还能满足人们的情感体验需求，最终在设计实践中形成农民画元素设计的文化构成性，见图3。
4.2构建基于五色观的秀洲农民画意向特征。秀洲农民画非常重视整个画面的装饰效果，色彩对比强烈，具有显著的色彩立体感，形成了独特的色彩意蕴和文化特征。文化创意设计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系统整体，重点是能很好的获取具有典型意向特征的文化元素并运用到实际设计之中，如何实现这种转化成为文化创意设计的关键。从本质上看，文化创意类设计过程具有典型的意向模糊逻辑特征。从农民画等目标元素中提取具有典型意向特征的设计元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的推理过程，因为农民画的色彩意向图案特征表现出的是一种整体的视觉印象，这种印象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元素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客观的色彩图案元素具有视觉风格的独特性。这种风格语言往往是长年累月的历史文化习俗的沉淀，其中不乏关于传统五色观念的体现，因为传统五色观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象征作用，构成了人们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因此，通过寻找与五色观象征体系相似的设计语言，把农民画的色彩图案风格转译到新的设计载体之中，构建农民画色彩图案元素应用法则，搭建农民画元素在文化创意设计中应用的桥梁，进而关照到个体对五色观的情感需求，最终实现个体情感在设计载体上的实现和体验。其中主要是运用五色观中丰富的文化象征性、行为操作性以及物质功能性指导农民画元素的文化创意设计，最终实现五色观与农民画元素在视觉设计表现中的融合，提升农民画文化创意设计的文化特色。
5结语
传统文化观范文8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族整体主义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以家族利益为最高目标。在家族企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视为“一个小家族”，如果对“整体意识”加以改造和利用，保留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所强调的“爱人”思想也对企业管理有积极意义。“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学问必须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一方面要积极入世，既重视人生理想，也重视现实；另一方面是朴实无华的民族性格，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吃苦耐劳、勤奋的员工。同样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美德，在企业发展中需要员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不断在自我追寻和发挥价值中促进企业的繁荣。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仁义”含义除了生生不息、伦理道德之外，还有制度的意思。通常所说的“仁政”就反映了这一点。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早就提出“儒商”的理想人格追求：智慧与道德相交融，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相统一，在商业活动中坚持“守信与重义”上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就渗透到各个领域并被灵活运用，到近代乃至现代，中国商人一直深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讲究以义取利，合义取利，义利并举，不赚不义之财。企业发展中积极吸取这些精髓促进企业科学管理。
二、中国企业文化的内容
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算起，中国企业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中国企业文化冲突现象大量存在，没有形成稳定的模式。但是在民族文化、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伦理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
1.实业报国、服务社会的理念。
近代知名企业家范旭东和侯德榜创办经营的六大精盐长、永利制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构成的企业集团，坚持并公布了这一理念，使得当时很多企业受到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理念更是让很多企业以及员工极其具有社会责任感，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2.艰苦奋斗、勇争一流的精神。
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鼓励员工争行业第一，倡导“唯旗是夺”的最佳精神。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力。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企业文化理念逐渐被一些激励机制所取代，为了更好的争第一，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就需要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员工生活中最需要什么，怎么才可以实现？而这些只需要告诉他工作勤奋、努力发挥个人最大的价值，提高业绩那么你就将得到丰厚的回报，让你个人价值最大化，让你的家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世界五百强企业华为就是在管理中把艰苦奋斗、永争第一的精神通过实实在在的激励机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企业神话。
3.讲人和、重亲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细数中国历来知名企业，大凡有成就的都秉性“人和”“亲和”的理念此外中国企业也重视人才、讲究用人之道和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等优秀文化。这种文化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慢慢演变为对员工的人和、亲和，因为只有员工感受到企业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关爱与温暖，他才能够把这种正能量传递给服务对象，从而使企业收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员工必须要热情饱满极度热情的服务客户，只有自己工作的热情被激发才能发自内心的服务工作。海底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4.善于容纳百川巨流的传统。
中华民族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文化，首先容纳了各民族的文化。民族融合汇聚成多种文化的国家，在企业文化中更是每个企业吸收采纳适合自己发展的文化。
三、企业文化中的缺陷
任何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缺陷，而这些缺陷同样也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下的，例如我们国家的企业文化中情感性太强，凡事讲面子，缺乏理性；同时伦理性强，往往用亲疏关系替代规范，不讲求统一标准，管理中具有随意性。求稳性强，缺乏变革精神；政治性强，容易把政治与经济准则相混淆；社会性强，容易把社会职能与企业职能相混淆；追求虚假业绩等等。这些缺陷都是在企业管理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也是企业发展中不断纠正的问题。想要使得企业在传统文化的跟根基下快速发展，就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从而推动企业发展。
四、对于中国企业文化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