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制度创新 民营企业 现代企业制度
制度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于1971年共同出版了《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创新理论。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认为现存制度下潜在的获利机会引发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为了获取这种潜在收益而对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突破。当人们认为这种潜在收益大于制度创新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诺斯将制度创新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人、团体或政府担任“第一行动集团”新引起的创新活动。
西部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随着加入WTO外资企业在我国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国有企业脱困之后，西部民营企业更是受到两面夹击。西部民营企业更会在市场规模、产品技术、人力资本的引入，融资渠道等多方面受到严峻的考验。其中家族管理是制约西部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我国西部民营企业大多数是独资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制管理。这种企业在创业阶段由于产权清晰、市场化程度高、历史包袱轻、家族成员由于亲情关系结成牢固的集体，企业极具竞争力。但是，随着企业进一步发展，规模扩大、管理日益复杂、企业财富分配，家族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家族成员随着企业发展，必将发生变更，导致企业内部产权关系不明晰。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企业创业初期，那种不计报酬、任劳任怨的精神将不复存在，追求对企业财产的更多占有，就成为很多企业家族成员的主要目标，有时甚至通过暴力解决，民营企业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
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依靠国家政策企业敢闯敢拼的精神，使企业形成一定规模。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主由于本身文化素质较低(据1995年私营企业调查，私营企业家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只占其总数的18.4%)，难以领导企业继续发展，需要聘请职业管理专家管理企业。但大多数家族经营的民营企业对外来人员缺乏信任，难以委以重任，致使管理专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外来管理人员只是企业雇用者，不可能拥有企业一定股仅，因此，缺乏对企业长期利益的关注，产生短期行为。所以家族经营的民营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外脑发展企业，难以形成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企业由于缺乏需要的人才也会停滞不前，甚至衰败。
家族经营企业由于产权主体单一，资本难以扩张。据调查统计，在民营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中，继承家业，劳动积累，以及合伙集资即所谓内源融资的比重占65.2%，而银行与信用社货款等外源融资占10.7%，这种状况无疑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现代企业只有高起点、大投入才能占领市场，单靠内源融资显然难以做大企业。民营企业主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制约，通常排斥外来资本进入，担心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发展速度较慢，这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西部民营企业大多实行家族领导，企业关键岗位都由家族成员担任，难以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合理民主的决策机制。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单靠经验管理和个人决策，难以避免决策失误，而依靠家族成员控制企业关键部门的做法，使企业更难形成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是导致许多民营企业管理混乱、决策失误频繁的主要原因。
我国西部民营企业要想同逐渐摆脱困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外跨国大企业竞争，并想取胜的话，就必须实现由家族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变，由个人决策向民主科学决策转变，由冒险投机转向重视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研究。
制度创新理论对西部民营企业的启示
制度创新动因来自于预期收益、市场规模变化、生产技术进步等因素。制度创新就是打破旧的制度均衡而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制度创新主体中个人、团体、政府有关不同的创新优势，西部民营企业一定要根据市场规模、生产技术及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变化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引入新的组织管理形式，进行新的要素组合，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同时争取政府支持。制度创新一般是要支付成本的，西部民营企业必须权衡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把握创新时机，有效控制制度创新风险。
虽然西部民营企业近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在企业创新方面，西部民营企业动力不足。要进一步推动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打破制约其发展的桎梏，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引入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西部民营企业只有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这种新要素，建立规范的公司制，从家族式管理的困境中走出来，才能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经营决策机制。
西部民营企业实施制度创新的现实意义
民营经济地位的确认，肯定其在我国整体经济中的作用是与国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西部民营企业已有了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地位，有利于他们树立长期的发展观念。同时，也有利于民营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帮助投资者树立长期的预期和雄心，看好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虽然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已有明显地改善，但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企业制度尚需完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民营企业只有实行规范公司制才能彻底摆脱家族制的管理，使民营企业建立起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合理的决策机制。民营企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形成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重大决策由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受股东大会委托负责公司日常决策；监事会是监督机构，保障公司有序经营；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并负责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民营企业实行公司制有利于高层管理人员尽职尽责，保证真正有才能的企业家占据经营决策岗位。1999年主营燃气灶的民营企业华帝集团七位创业老板主动下岗。同时，也有利于改变民营企业家庭作坊式的管理，彻底摆脱家族管理的怪圈，进行规范管理。
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有利于民营企业产权多样化和提高民营企业的筹资能力。西部民营企业60%-70%是独资、合伙企业。企业资本严重依赖自我积累，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在我国加入WTO，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吸引外来资本迅速发展自己，实现规模经营，就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近年来，我国有一些民营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或吸收国外风险投资壮大自己。1992年2月广东民营企业—侨兴环球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我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民营企业，同年12月裕兴电脑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深圳金蝶软件科技公司1998年在同业中首家引进国际风险投资等。这些民营企业将筹集的巨额资本用于企业改造、扩大规模、开发新的高科技产品，使企业跳跃式发展。
西部民营企业只有实行公司制的制度创新，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加盟企业，增强企业的人力资本。21世纪毕竟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要引进和留住人才必须要有良好制度环境予以保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全市拥有1200多名博士，其中华为公司就拥有其中的500位，人才的优势使华为公司的产值由初期的几百万元增长到几亿元，人才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核能。规范的公司制，并具有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不但使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有一定的工资报酬，而且通过期权、期股的形式对人才进行奖励，把员工的报酬、年薪与公司的经营业绩紧密挂钩，股价因员工的辛勤努力而上涨，员工和股东都从中受益，股价的上涨又进一步转为企业内部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力的提高。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规范的公司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方向，有利于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个人所有、合伙所有到股份公司占有的演变。而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私人垄断资本几乎全部采取大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联合形式。国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证明了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发展的趋势，是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另外，根据调查，我国民营企业组织形式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限责任公司在获得贷款的比例上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合伙企业中获得过流动资金贷款的比例依次为：36.9%、29.2%、30.9%)也更多。在决策形式上以董事会为主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西部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策略
西部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不过，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广大民营企业的参与。
政府应加强教育，促进广大民营企业主转变旧观念放弃家族经营。中国一向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家族管理在我国民营企业中占主导地位。许多民营企业主担心改制，会使其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不愿看到外人接管自己的企业。因此，很多民营企业主虽然自身素质较低，已经不能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仍不愿走公司制的道路，排斥外来资金的注入，期望依靠企业自我积累，发展企业。政府应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揭示家族经营的诸多弊端，宣传现代公司制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力表彰那些积极改制、主动让贤的民营企业主；转变广大民营企业主的思想观念，接受现代企业制度，放弃过时的家族经营管理。
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有可能为企业内的权力分配、科学决策、资金筹集、有效经营管理等提供基础，减少投资者的风险。民营企业采取公司制、比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更有利于企业发展。政府应在资金供给方面给予公司制企业更多的优惠，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在国内早日建立二板市场、降低企业上市门槛，允许更多的企业通过股市融资，扩大规模，发展企业。同时，政府对公司制企业在引进大中专人才方面给予方便，使公司制企业在税收减免、科技研究等方面给予照顾。吸引更多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改制，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
西部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财产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由企业所有者决定，政府予以引导。对那些规模较大、符合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可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到国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更多民营企业则可以选择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还可以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等。因此，民营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然，只要有利于企业发展，一些较小民营企业仍然可以继续实行家族经营。
参考文献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邓小平；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此，本文拟借鉴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经验，以形成对邓小平制度变迁理论的初步认识和总结。
一、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意识形态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社会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预先设定了制度安排模式、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使未来制度安排以某种“先验”的形式存在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就意味着某种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在人们之间确立起来了，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并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从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一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是首先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开启和推动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和共有信念的形成，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首先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的理论创新。针对“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想路线，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从思想路线上作了准备。
其次，转变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政治路线的纠偏和工作重心的转向，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为中国随后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创新。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最后，市场经济“手段论”理论创新。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论断，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突破和创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共识。它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
二、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和理论的不断创新，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目标模式认识逐渐明晰化。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制模式。它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的传统计划体制，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市场化取向改革开辟了道路。（2）“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它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须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著名论断，澄清了人们的各种疑虑。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提出市场化改革模式，首先在于他科学地区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左”的思想倾向，曾经把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要么是把改革体制误认为是改变基本制度，反对对体制作任何改革；要么是把体制的改革变成对根本制度的变革，使改革变成“改向”。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随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2]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作为具体的运行体制，并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性属性，而只具有体制性属性。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变迁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3
一、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一次根本变革。新生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快速发展，显示出比以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关键在于它能否继续走创新之路。如果一种新事物产生之后不思进取，就会很快成为旧事物，就会在万物竞发的历史长河中被无情地淘汰，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意识，他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292) 在他看来，保守僵化，墨守成规，是社会主义落后和失败的根本症结，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才是社会主义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首先，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持续激发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由于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因而，它比以往的社会更具生机和活力。但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并没有持续地发挥出来，有的国家还因此而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普遍地关注和思考。有的人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将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和在某些国家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本身。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坚决的否认。他认为，社会主义遇到的困难和曲折，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实践社会主义的人思想保守，缺乏创新精神，长期固守一种僵化模式的结果。社会主义蕴含着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这种生机和活力持续发挥出来。基于这种认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使全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其次，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社会主义要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不仅要从纵向比较中体现出对以往社会形态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在横向比较中体现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优势。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点，再吹牛也没有用。”[2](P251) 经济发展速度和效果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准，但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在新的观念支配下，通过新的手段和方式，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实施全面改革和创新，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扫清障碍。社会主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清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陶醉于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之中，孤芳自赏，难以自拔。我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一旦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和劣势，并在重新觉醒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创新，就能像新的社会制度诞生那样，以经济上的重新崛起，充分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三，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取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最终目的，只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一个必要条件。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过程，它不仅要求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而且要求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极大的提高。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会遇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在新的事物面前，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句空话。由于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大厦要靠创新观念和能力来支撑，所以他在谈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时候，总是要求各级干部增强创新意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说：“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提高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本领，“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1](P146—147)
二、社会主义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就要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碍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面，就要坚决地进行改革和创新。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按照这一思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创新，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是观念创新。没有思想观念的更新，其他方面的创新就无从谈起。遵循这一思想，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2](P141)在他看来， 思想能不能解放和创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这不是小题大做，也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凡是思想保守僵化的民族，肯定是没有生气和前途的民族。凡是生机勃勃的民族，也必然是思想开放活跃的民族。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首先应该有全新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
二是道路创新。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采用某种固定的模式和统一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从实际出发，实现发展道路的创新，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他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292)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印证了这一思想，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P95)邓小平的思想非常明确，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突破创新，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
三是方法创新。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如果不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上创新，就无法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这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事务主义等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要密切联系群众，广泛深入实际，雷厉风行办事，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提高效率。他对那种整天沉溺于文山会海、办事拖拉、相互扯皮、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极为不满，主张通过体制改革等“外科手术”式的方法革除这些弊端，以全新的方法适应全新的事业。他说，改进工作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2](P282)在他看来，没有方法的创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难以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就无法实现。
四是制度创新。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发挥其优越性，关键在于其制度的好坏。他所说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指具体的制度或体制。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2](P333) 制度问题比起其他问题来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对现行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进行全面改革，以实现体制的根本创新。如不进行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干部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的改革和创新有过专门的论述，提出过具体的要求。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一项制度创新的伟大工程。我国20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辉煌。社会主义要永葆其青春和活力，就需要我们按照邓小平的制度创新思想，根据变化着的新情况适时进行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内容和形式走向新的历程。
五是科技创新。邓小平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人类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发展，归根结底依靠科学。他明确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P183)在他看来， 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被提升到了第一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也要靠科技来实现。因此，科技创新在社会主义创新工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就是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列。他说：“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 [ 1 ] (P378)为了实现科技创新， 邓小平主张在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科技人才、科技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等一系列方面都要打破常规，一切都要从有利于出科技成果，有利于出科技人才出发。要大胆引进国外智力，吸收世界科技精华，为我所用，以促进我国的科技创新。
六是文化创新。文化建设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也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因此，邓小平从社会主义“不变质”的战略高度强调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他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强调所有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都“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1](P40)要使社会主义文化产品成为鼓舞人、鞭策人、激励人的精神武器，就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无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文学艺术作品，都应该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深沉的思想内涵和崭新的表现形式。总之，文化发展的源泉在于创新，文化功能的实现也在于创新。
三、社会主义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原则
创新不仅要有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冲动，而且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只有把创新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坚持以科学的原则作指导，才能真正实现创新。否则，创新只能陷于空谈。遵循这一逻辑，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创新的五条指导原则：
第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创新主要表现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理论创新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一贯的态度是，必须在坚持和继承的前提下发展。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会走偏方向，就无所谓发展和创新。同时，坚持和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更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度量和切割现实，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认真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发展。按照这一原则，邓小平批驳了马克思主义“失败了”、“过时了”的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旗帜，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他说：“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P383)同时他又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P291—292)可见，发展、创新离不开继承，继承必须创新，不创新就不是真正的继承。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坚持借鉴与独创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一贯认为，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地发展，都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社会主义要发展创新，决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应该勇敢地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以作为自己发展创新的起点。不会借鉴，也就不会创新。所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邓小平同时又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靠借鉴别人的东西也不能发展起来，借鉴只能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之上，借鉴必须通过内化、创新才能发挥作用，借鉴离开了独创，就会变成照搬或者爬行。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2—3)不言而喻，不借鉴不会有创新，只借鉴也不可能有创新，只有把借鉴和独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高起点的创新。这是走创新之路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三，坚持敢闯敢试与慎重稳妥相结合的原则。创新是突破传统、打破常规的活动，必然要有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不可能开创新的局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反复强调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他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P367)“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P372)但敢闯敢试并不等于瞎闯乱试，敢闯敢试应该是在“看准了的”的前提下，应该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所以，邓小平在强调敢闯敢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慎重和稳妥。他说：“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P130)“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 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避免犯大错误。”[1](P229) 邓小平的思想非常明了，没有胆量和闯劲，不可能创新；不尊重事实、不从实际出发的瞎闯，同样不可能创新；只有把闯劲和拼劲与慎重稳妥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创新。
第四，坚持发挥领导骨干的作用与调动群众积极性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改革创新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需要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关系，因而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既然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就要求各级领导既要带头创新，又要组织好、领导好群众性的创新活动。鉴于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创新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历来强调各级领导者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并且把是否具有创造性作为衡量干部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只有领导者的创新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主义创新活动实质上是群众性的活动，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主义创新就难以深入和持久。只有把调动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积极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创新活动才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才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谱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第五，坚持注重物质条件与发挥人的因素相结合的原则。创新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脱离了物质条件讲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唯心论的表现。因此，邓小平一贯注重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他多次讲到要大力改善教师、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提高对社会主义创新有突出贡献人员的物质待遇，增加对创新性行业的投入等。但邓小平始终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论者，他在强调物的因素的同时，更注重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没有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物质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他说，社会主义创新，“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2](P233)他尤其强调要加强对各类创新人才的培养， 只要有了人才，社会主义创新才有了根本保证。他曾经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1](P108)按照邓小平的观点， 人是社会主义创新最可宝贵的因素，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就等于扼杀了创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就能从根本上激活创新。在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前提下，不断改善创新者的物质条件，实现人的因素与物质条件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创新就有了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动力。
【参考文献】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4
[论文摘要] 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在内的“创新”是推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文化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也是充满“创新”活力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创新”是贯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个过程的主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论断。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再一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要求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那么，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和谐社会呢？笔者认为，“创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也是充满“创新”活力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创新”是贯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过程的主题。
一、科技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推动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科技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科技创新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增长质量较差、能源及其他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健康与就业、公共安全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充分表明，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发展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城乡统筹发展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道路。说到底，就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带动和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依靠科技创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事关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全面发展，也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其次，科技创新是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超常动力，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物质基础。贫穷不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基础之上，其建设、发展和繁荣也必须依靠坚实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经济发展了，才具备解决各种矛盾、协调各方面利益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充分的物质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和谐"现象，固然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取向有关，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加快科技创新。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页)；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更进一步指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171页)。历史也一再表明，科技创新成果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使生产力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据法国社会学家格·普·阿波斯托尔估计，由于科技创新，当今物质生产力3年内的变化，相当于20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3000年内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制度创新：打破制度性障碍消除不和谐因素、推动制度文明发展的直接动 力，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因此，我们无法设想构建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得到协调解决的社会。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例如腐败问题、“三农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实质上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环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造成的。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源于我们制度创新滞后所导致的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以满足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制度需求，从而不断纠正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现象，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首先，按照充满活力的要求进行经济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和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要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主动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对他们的创业精神给予充分鼓励、创造愿望给予切实尊重、创造活动给予真正支持，进一步坚定他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把他们的创造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其次，按照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要求进行分配制度创新，解决收入分配中的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各得其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效率与公平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因素。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生产力的水平高低，公平属于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和谐社会既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富有效率的社会，也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经济发展中的高效率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公平，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从而把效率与公平统一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中。
最后，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制度创新，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制度不仅是国家政治管理的重要手段，而且是社会良性运行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只有将民主的指导原则和运作机制贯彻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对话、协商权利，才能有效克服集权制、官僚制向社会渗透可能造成的弊端，防止和化解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和矛盾，从而建设一个民主活泼、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文化创新：建设先进文化确立社会和谐理念、推动精神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撑
和谐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爱，也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培养这种符合人类共同伦理的社会观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通过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培养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来说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意义。 转贴于
首先，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紧密结合干部群众思想实际，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用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来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坚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坚决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正确回答群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处理社会问题，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防止思想上的片面性和极端化。
其次，积极推进科学创新，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用科学创新的新知识、新成果、新方法、新观念来提高人们的智力，丰富人们的思想，这就不但可以增强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可以推动人们在改造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也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进一步适应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智力支持。
最后，通过文艺作品的创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帮助人们树立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表明，要建设一个快速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通过文化创新，发掘新的精神因子，提炼新的思想元素，进而培育新的和谐理念及和谐精神。以优秀的创新作品为载体，以和谐社会观为核心，大力宣传并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自然观、竞争观等现代观念，积极汲取优秀传统道德的积极成分，可以使全社会逐步形成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的共识，从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的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四、创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以及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而也是贯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个过程的主题
让社会充满活力，让创新成为时代强音，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我们必须把营造和谐氛围与激发社会创造力、培育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和谐推动创新和发展，在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无疑也是贯穿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个过程的主题。
首先，创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发挥、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公平普遍实现的基础上的。历史证明，普遍贫穷不是和谐社会，缺乏创造活力、不敢创新也建不成和谐社会。只有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开拓创新，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把和谐社会建立在物质财富相对富裕的基础之上；只有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开拓创新，不断突破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性障碍，才能够真正把和谐社会建立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开拓创新，不断开辟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够真正把和谐社会建立在诚信友爱、团结和谐的精神基础之上。唯有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和谐社会这个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才能够变成现实。反之，离开了创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也就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其次，创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特征。社会活力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一个没有活力的社会是没有生命力与停滞的社会。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得到增强，人民群众的创新热情得到充分激发，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得到充分涌流，全体人民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反之，如果没有创新热情，缺乏创造活力，经济不能发展，制度不能创新，文化不能繁荣，即使是社会相对稳定，那么这种“一潭死水”的稳定，是以牺牲效率、牺牲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只能是低水平的稳定，并不是我们所要构建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 历史角度 创新思维
自从美国总统克林顿高调提出知识经济以来，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界已成为共识。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人。而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特别是人的创新思维，对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则更具有普遍而基础的意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学科教育的重要话题。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呢？在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基础上，我认为巧设不同的角度，是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一个切入点。现将我个人看法呈现于方家，以期斧正：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多面体，从不同角度解读、学习、感悟，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兴趣，还可以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探究、质疑、求证的欲望，从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敏捷性、批判性、独创性、灵活性、深刻性等品质和能力。
1、变换角度，把握历史的进程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整体性和灵活性
从社会发展形态更替规律角度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个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从文明形态角度说，人类历史就是从奴隶制文明到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的进步记录，就是地球文明到宇宙文明的拓展。从民主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就是原始民主到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演变过程。从社会基本矛盾角度分析，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断随之变化的历史。
学习中国近代史，从近代化角度讲，器物――制度――思想的变化曾为一个主题。从列强与中国关系角度说，五次侵华战争及中国命运构成一条主线。从领导阶级活动角度论，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就可以单列成章。
同一历史进程，从不同角度解读，既使学生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又使学生学会从多重角度认识和看待历史进程，从而培养学生整体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创新思维习惯和品质。
2、把握不同角度，探求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多元性
历史知识主要包括历史人物、历史文件、历史现象、历史时间、历史计算、历史一般规律。这就说明历史学习有不同的角度，不同角度下面又有各自的构成要素（小角度）。所以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把握好角度是学习历史的关键，角度的变化养成了学生良好的创新思维的习惯和品质，培养了创新能力。
例如：对历史人物的学习 ，要抓住时间、国度（或朝代）、主要功过、评价等几个要素（角度）；历史事件的学习，要抓住背景、时间、原因、经过、结果、影响或意义（角度）；历史现象的学习，要从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表现、影响等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又分为会议、战争、革命、运动、等许多种；历史现象也有不同的类型。
总之，要善于总结，抓住不同类型知识的不同角度，知识就变成一定角度下思维的元素了，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训练创新思维多元性的过程。
3、从不同角度分析历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散性、辩证性、深刻性
在中学历史中“原因”“意义”之类的分析经常碰到，这不仅是教学的重难点，更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知识迁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环节。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原因、意义对培养学生多维度创新思维具有重要作用。
对原因的分析，运用哲学的方法论，将之为内因和外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意义也分为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分层意义和涉及对对象意义、表面与实际意义、正面意义和反面影响角度。
例如；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设计了这个角度：
1、从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角度说。
2、从人类历史社会形态更替角度讲
3、从对帝国主义影响的角度理解
4、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角度分析
5、从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影响角度看。
这样，学生很快就会发现它的意义主要从其影响对象方面思考。
又如，在学习新航路开辟时，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整理出新航路开辟的意义：①开始把世界连为一个整体，证明了地圆学说；②为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和基础，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③开启了广大亚非拉被掠夺、贫穷落后之门，并被纳入西方殖民体系之中，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东方落后西方先进的局面，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先进思想，生产方式，技术也传入东方，加速了东方原有社会制度解体过程。
这样多角度分析和认识，不仅使学生能全面认识和把握历史，更能提高学生辩证、理智和完整分析、认识事物的创新思维与能力。
4、从现实问题角度研究历史，明确学生创新思维的方向、批判性
学习历史不仅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件、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服务。学以致用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崛起的历史，从独立到统一再到新政。他告诉我们，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民族强大的前提，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大国成长的条件，改革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经济的强大是立足世界的根本。日本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日本民族善于变革、向先进学习和创新值得我们借鉴，但军国主义威胁值得我们警惕。苏联的改革和解体史实，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以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稳步推进，扎实有效，防范外部势力的演变和和平演。三次科技革命的学习，使我们更加坚定科教兴国战略。美苏争霸的历史，使我们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同时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如此等等，只有将历史和现实问题放在一起，历史思维才成为有用的思维，历史思维的创新，才能推动创新人才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实践。
历史是一个多面体，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还有很多切入的角度。如学科知识之间的渗透与迁移，使历史知识与文学名篇相印证，使历史的时间概念与地理的空间概念相叠加，使历史现象与政治的结论相结合，不同学科的特质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培养综合型立体思维。又如分析历史人物心理活动；变换角色和立场，走入历史；打破历史定势，拓展思维空间。再如假设历史条件、过程、结果，培养定向思维和逆向思维；还原历史，‘二度’构建，培养学生探究和质疑的思维品质；开展辩论，设计历史小报，参观历史遗迹，编家史乡志，校史等，创设创新思维实践舞台。
总之，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创新思维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历史进程，探求历史踪迹，了解历史真相，指导社会实践，就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意识、创新品质、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和切入点。
参考文献：
制度创新的意义范文6
1990年前苏联东欧剧变以来，比较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在我国一直都处于低潮，有人认为，由于前苏联东欧已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较研究的对象之一业已消失。然而，近两年对中俄转轨经济比较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却揭示了比较经济学非但没有随前苏联东欧的剧变而消失，而其重要性却大大提高了。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矗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矗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矗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矗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矗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矗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downward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矗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with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