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范文1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融入方式；相关系统
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而且这个数字逐年上升。显然，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状况并进行相关的专业性介入和辅导，以促进他们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融入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随着社会工作的兴盛，无论是专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还是以企业为载体的企业社工服务，“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介入逐渐成为外来务工人员适应和融入社会环境的主要力量。但是在服务于外来务工人员的过程中，纯粹的社会工作理论多数只能给予操作层面的指导，因此，通过多角度、多学科的结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理论进行分析，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服务水平都有着指引性的意义。
一、相关综述研究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相关社会研究，许多专家学者主要着重于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的角度阐释外来务工人员的产生及相关意见。马桂萍、孙大志（2007）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2010）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二元户籍制度等角度出发，认为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三种张力：一是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要求之间的张力；二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向往和其实现城市化的张力；三是中央政策与地方落实措施之间的张力。华北电力大学胡宏伟博士等人（2011）以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为研究视角，研究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的现实状况和影响因素，并提出若干思考。李培林（2003）以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认为外来务工人员会和进驻地人群产生竞争，而且还有群体内部的分化。杰、倪云鸽（2005）从社会认同角度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地位结构因素，认为个体所获得的对所在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影响个体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及社会行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刘阳（2012）从社会融合角度指出，外来务工人员需要通过个人心理层面和社区层面的融入，为最终的制度融入提供心理条件和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多集中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政策因素和理论层面，操作层面也趋向于宏观。虽然社会工作的介入层面也处于宏观背景下，但是，其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关注更着重于微观的操作。因此，本文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的层面进行指导理论的探讨。
二、理论分析
（一）社会生命网
社会生命网起源于达尔文的复杂生物链观点，自然界通过生物链构建成一个“生命网”。当“生命网”有新的物种进入时，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需要一个“融入”的过程，达到新的平衡之后才能稳定下来。后有学者把动态的融入过程与相关移民研究相结合，提出“社会生命网”研究。
移民相关研究认为，融的可能性有同化、社会适应、社会融合、文化适应、社会吸纳与社会并入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闫磊借鉴移民研究思想，提出了社会生命网的融入、共生与竞争三维角度。（见图1）
在图1中，A、B、C、O为生命网的基本单位“结点”，这些“结点”可以是一个群体的抽象，也可以是一个小“生命网”抽象成结点。“结点”的存在在于依赖网绳之间的连接、延伸，与其他结点产生联系，分布在彼此的共享网圈中。本图以O为中心，它与A、B、C三个结点分别以不同的“内容”形成关系形式。A、B、C、O组成一个体系圈，但是它们也存在于其他不同的体系圈中，这些体系圈也可能存在交集。每个体系圈除了交集之外，独立自成体系，因此，它与其他体系圈之间存在“边界”。而这个边界就是融入的关键所在。闫磊假设原系统中的每个体系圈中都存在一个“硬核”，这个硬核的形式可以多样，但它本质是体系圈内的一种存在机制，这种机制对进入体系圈的“力量”进行选择、接纳或者排斥。“硬核”的突破，会引起原体系圈的变动，引起生命网的调整，产生“共生”和“竞争”后两个阶段，但实际上，这种动态的过程中，“融入”一直贯穿整个过程，会不断的走向更深层次的融入。
对于社会工作的介入来说，社会生命网的“融入”提供给我们一个介入的突破口，或者思考问题的维度，也可以说，社会生命网的“融入”给予社会工作介入直接微观层面、操作层面的理论指导。
（二）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包含一般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的观点，使涵盖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的概念的框架成为可能。该理论把人类成长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聚焦于起情境、个体及两者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
生态系统理论代表人物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个体发展模型，强调发展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布朗芬布伦纳在其理论模型中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该系统分为4个层次，由内到外分别是：微观系统、中层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见图2）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模型对该嵌入式的四个层次，分别给予定义：（1）微观系统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这个环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系统的最里层。（2）中层系统是指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3）外部系统是指那些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4）宏观系统指的是存在于以上3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宏观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该模式的包含式系统同时也展示了个体与系统（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个人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从微观到宏观受到范围扩大的影响，也同时受到反映于个体在不同系统（情景）中的行为、文化、准则、观念等，这类似于功能主义学派帕森斯的能量流动观念。
从生态系统理论介绍可以看出，生态系统理论展现了一个层次性的分析和关联方式，提供给社会工作实务一种思考方式或理论指导，强调实务过程中对人与环境的分析，“将注意力放在：解放、支持和促进个体的因应能力”，生态系统理论给予我们社会工作介入外来务工人员服务提供了一种中观或者较微观的思考层次。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理论探讨
综上所述，社会生命网分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介入模式，而生态系统理论则给予了社会工作介入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因素统筹方式。而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可以说是外来务工人员自身和对环境适应融入的过程。因此，在社会工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介入工作中，需要综合两种理论的指导作用，结合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工作方法进行介入操作。基于上述两种理论的介绍，本文将从融入方式、相关系统和社会工作介入策略三方面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阐释。
（一）融入方式
根据社会生命网的体系圈的“融入”分析，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其本质是一个社会工作协助其融入居住地体系圈的过程，具体有两种融入方式：第一种方式，社会工作的介入协助外来务工人员直接融入或突破原有体系圈（居住地原有系统圈），实现社会融合或新体系圈的构建（见图3）。第二种方式则是，社会工作融入到外来务工人员的体系圈中，并且以社会工作为交集，与原有体系圈（居住地原有系统圈）产生沟通与连接（见图4）。
在图3中，外来务工人员的最初位置是在居住地体系圈之外，外来务工人员通过社会工作介入为载体，经过进入（A点）、调适（B点，包含本土化，个体和整体调适等），突破或者融入/吸纳系统硬核（C点），完成融入过程。此时，社会工作的角色为使能者、引导者和协助者，是一种“功能性载体”的状态。在此介入方式中，社会工作的重点在于协助外来务工人员适应原有体系环境，缓解其融入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提升其融入能力，倡导其自我发展和自我需求实现。
在图4中，首先针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体系圈，社会工作需要一个进入（A点）、信任关系建立（B点）、融入（C点，主要在于对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系统理解）。其次，界定外来务工人员体系圈与居住地体系圈之间的交集，最后社会工作通过交集区间的社会工作介入促成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在此图中，社会工作的角色为支持者和谈判者。简单来说，此种融入方式是要求社会工作者与外来务工人员建立信任关系，给予该群体以专业服务，并以中间角色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在与本地居住人群的交集区间实现融入突破，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层次的融入。
虽然融入方式提供了两种社会工作介入方式，但是二者的前提是外来务工人员与原有系统圈之间的关联，或者说外来工人员与原有居民之间的“人际距离”。无论两者属于哪种情况，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便是协助或引导二者之间建立沟通的方式和融入的内容（即突破硬核）。
（二）相关系统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适应并不是单独个体的事件，而是受到多层系统的影响。每个系统都直接或间接的与其他系统产生互动，并以其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发展。（见图5）
社会工作的角色为资源整合者，即在个人（群体）和环境（周边系统）的接触面上工作，从而给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和环境资源之间带了沟通和平衡。在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介入时，需要充分挖掘外来务工人员相关系统的资源、关系和平衡关系，考虑影响该群体的多维度指标和因素。
（三）社会工作的介入思考
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行动基于社会工作三大操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根据社会生命网提供的介入方式以及生态系统的思考维度，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的发掘和调动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企业、社会、相关政策的能力和资源，提高其适应能力。这里不做详细阐述，但就介入工作中的注意问题做说明。
1、社会工作者角色的把握、转变。
在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和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充分理解掌握角色的功能，充分发挥角色的作用，做好协助者、支持者、资源链接者或者谈判者的工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取得更多的资源和能力，这需要社会工作者实务操作方法和操作技巧的运用和掌握，同时要避免角色失范、角色滞后等问题的出现。
2、外来务工人员影响因素考虑全面。
社会工作介入本质有两方面内容：治疗与预防。一般而言，治疗与预防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比重为2：8，也就是说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本身的社会工作服务比例相对较少，重点在于外来务工人员增能的实现，而这个过程就需要对外来务工人员周身相关系统进行全面考虑，利用或调整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诸类因素，以实现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需求的满足，自我适应能力的提升。
3、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方式的选择。
不同地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不同，不同地区的原有体系圈的“硬核”也不同，因此，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过程也存在差异。合理的“融入”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原有体系圈的排斥，更好的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作用。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社会工作者要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情况，结合原有地区的社会环境，对外来务工人员做出最佳“融入”方式的选择。
4、初期避免触及敏感地带。
外来务工人员属于特殊群体，有着该群体的特殊性：归属感不强、心理敏感度强、受外部影响大及自主能力较弱等，而且本地原有体系圈的自身底线等，因此，在初期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中要避免敏感地带，首要任务是建立与二者的信任关系，寻找沟通渠道和融入方式。
四、结语
本文的分析前提是社会生命网的微观“融入”方式和生态系统的中观维度思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的思考。本文较少涉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和实务操作方法，更多侧重于社会工作进行介入或操作工作的理论指导或者说是一种思维导向。
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范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系统；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71－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无到有到迈入科学化轨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得到空前丰富和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现代表征。特别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就此进行回顾与省思，并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与发展进行思考，对于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现状概观
从中国期刊网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德育系统”为题名索引数据分析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文献计量概观存在一个最直观的特征：关于系统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以系统科学、教育系统、社会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较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和借鉴作用，而相对于德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资料则较少。总体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田曼琦、白凯（1989）主要围绕思想教育系统、思想教育主体系统、思想教育客体系统、思想教育环境系统、思想教育内容系统、思想教育原则系统、思想教育方法系统、思想教育信息系统、思想教育决策系统、思想教育评价系统展开论述。［1］鲁勇（1989）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进行论述。［2］潘树章（2001）从德育大系统的角度，提出高校德育系统分为主体、目标、理论、方法、激励、辅助、信息反馈、评价及惩戒等八个子系统。［3］陈中建（2008）以系统工程的思维观念和方法对德育系统进行结构梳理和内容剖析，将目标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内容系统、环境系统作为研究框架，对高校德育系统中的队伍建设、学生德育实践体系、德育环境和德育评价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4］上述研究运用系统方法从系统工程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或德育系统进行研究，为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启示，特别是系统工程研究方法中对结构和运行的剖析值得借鉴，但仍然停留在系统工程学范式框架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吴倬（2001）从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校德育系统的思想，认为德育领导小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渠道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起重要补充，理工类课程教学是重要环节，以党团组织、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为主要承担者的课外教育是对学生进行课外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环节。［5］韩小香（2006）等认为，高校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应确定一个指导思想、两条教育线路、三大教育理念，以“隐性教育”为辅，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全员育人格局；以自我教育为主体，构建立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6］陈坚良（2006）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科学控管系统、组织实施系统、信息反馈系统、评价激励系统、保障系统等构成。［7］孙其昂（2007）认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系统存在，该系统大体包括理念、课程、制度、设施、环境、主体、活动等要素，由这些要素组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系统整体。［8］可以看出，上述观点主要是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和工作实务层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探讨，已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践层次进行的反思和探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总体性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实证检验。
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宣仕钱（2006）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与开放的社会信息系统、社会实践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的群体需求相协调，与营造自我发展的绿色空间相协调。［9］戴锐（200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可分为宏观圈层（社会大环境及区域性生态等）与微观圈层（组织内部生态）两方面，两个圈层均由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意识圈层由心理、观念、意见和学术成果等构成，制度圈层由社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规章等构成，物质圈层由设备设施、场地场所、经费支持等构成。［10］邱柏生（2008）认为，从微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主要由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几个子系统构成；从中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会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理念、教育制度变化的制约；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处于社会环境大生态中。［11］卢岚（2010）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结构、特征及结构创新三个方面，提出通过将以政府、学校、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以社会、农村为主阵地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合，达到结构创新，功能升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全面提升。［12］可见，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关注已开始由“环境”向“生态”范式跃迁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生态展开研究，虽然并未直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与结构，但作为一种从事实层面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生态进行的基础性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意义。
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陈秉公（2006）认为，在学科基本理论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规范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主体对整个学科基本理论进行的系统整合，是学术研究主体自觉的学科理论整体建构行为。［1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张耀灿（2007）认为，学科理论体系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干学科和基本研究与应用的分支学科。［14］孙其昂（2010）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为基础，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员、价值观、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服务、学科规范（方法）等组成的学术性社会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时又是社会学术共同体，也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特征，要正确处理要素把握与系统把握、自然阶段与自觉阶段、历史传统与现展的关系，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系统发展。［15］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系统存在的认识也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尚未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二者作出区分，但已为二者的关系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启示。
5.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系统研究
孙其昂（2001）运用社会学原理从宏观视角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讨，以系统方法论为指导，特别是运用系统性观点分析思想政治工作，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是与其他系统相联系的系统，并对社会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等，从社会学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分析。［16］另外，孙其昂（2007，2009）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等主题做了持续的探讨，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17－18］
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已注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开始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和剖析，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在不断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成熟的结论，构建了一个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场域，呈现出鲜明特点：
1.系统性研究进入研究者视野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即一方面主要是在经验工作总结范式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论述，另一方面主要是从理论建构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如生态系统论、学科系统论、社会系统论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注意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多维度、点线面的立体结构来剖析，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
2.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显著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如果仅凭运用单一的视角、片面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研究和考察解释，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能让人信服，也不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可喜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开始关注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多层次性和交叉性，并有不少成果出现，如从系统科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初步探索，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初露端倪。
3.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特征
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从经验总结范式中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展开的研究较多，如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等；从理论建构范式角度来看，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研究的主题也呈多元化发展，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主题多样多元，既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4.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并存发展
综观现在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经典教育学范式语境中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研究，存在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两个维度。从研究内容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经验总结性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但学术话语和学科意识虽有所增强，并逐步呈现出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并存的态势，经验总结和学术话语同在，且逐渐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建构层次，特别是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系统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如生态系统范式研究和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启示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体系化关注，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呈现多样多元特征，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一些新范式和新趋势。但从总体上关照，已然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多方面，但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思维还比较薄弱，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把握和认知还处于经验、零散的把握阶段，没有真正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存在“致命内伤”和研究不足：一方面，不管是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研究中都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什么”这个前提性追问尚未作出回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动力和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启示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整体性探索与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照，缺乏时代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时代需要脱节、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割裂开来，因而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如何在一个社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如何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何进一步全方位认识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功能和价值？如何构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评价？如何进一步实现其科学化发展等等问题亟需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面临新的发展要求，除了上述亟需突破的问题，其未来发展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
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是探寻与揭示系统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历史发展演变与内在结构的应然逻辑，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放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视野中，注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运用哲学思辨的眼光去审视与评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历史和发展轨迹，又要注重逻辑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运行中的广泛运用并发挥作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更好地实现。
2.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分殊与研究角度相异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者与思想政治工作者间的鸿沟凸显，经验总结范式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而具有活力，针对性和应用性较强，但缺乏理论思辨性和长效性，而理论建构范式中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和说服力，但由于概念化和抽象化，容易与现实脱离开来，缺乏应用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研究中不能在强调系统思维展开研究的同时，自身研究中却犯了如此错误。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中，既要具有自主意识和本土关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要具有问题意识和世界视野，处理好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把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结合起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系统研究的时代性。
3.多学科与多范式研究共用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资源，各学科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但要注意避免简单移植和经验总结，正如有学者敏锐且不乏远见地提出：“借鉴型成果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经验型成果已经走到了尽头，政策型成果显得理论‘底气’不足，比较型成果缺乏系统研究和应用，功能泛化型成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19］，因此，要“通过现有范式融合、经由交叉学科的范式创新、经由研究方法变革的范式改良路径”［20］，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多学科聚焦和多学科方法交融。一方面，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成果，“提倡批判性借鉴，明确研究目标，把握立足点，注重学科借鉴的自主创新，把借鉴与自创有机结合”［21］；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更需要有自主的学科意识，应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纳与运用，应当走出简单的‘概念移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等误区，进入新的层面和新的境界，不断地运用多学科思维方法和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展开”［22］，并且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和拓展，利用多学科知识的关联性、相融性和互补性，借鉴系统论理论和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
4.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行动的系统思维方式同行
运用系统论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系统性思维方式的框架性转换”［23］，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逐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范式，促进和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等主题的探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旨归。一方面要运用系统研究范式，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特征等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深化与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系统发展动力和系统优化等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学术系统研究范式指导下，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指导和外化为全面辩证的行为活动，“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4］，把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的系统思维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总体性”认识和把握，摒弃和反省狭隘、短浅的观念偏差，运用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促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更全面深入、富有成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1］田曼琦，白凯.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鲁勇.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3］潘树章.高校德育系统工程简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92-96.
［4］陈中建.高校德育系统工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5］吴悼.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校德育系统［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2）：123-128.
［6］韩小香等.我国高校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9（3）:189-191.
［7］陈坚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06（12）:60－63.
［8］孙其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构建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7（3）:63－67.
［9］宣仕钱.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互动与耦和［J］.求实，2006（5）:81-82.
［10］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J］.理论与改革，2007（2）:150-153.
［11］邱柏生.充分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08（15）:28-44.
［12］卢岚.断裂处的光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22.
［13］参见陈秉公.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理论的再系统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8）:43.
［14］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发展创新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07（4）:11.
［15］孙其昂.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建构［J］.思想教育研究，2010（3）:21-25.
［16］孙其昂.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16.
［17］孙其昂.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J］.思想教育研究，2007（8）:5-9.
［18］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精神［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2）:47－49.
［19］余仰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6.
［20］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前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3）:20.
［21］刘五景.学科借鉴之思与学科借鉴之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3.
［22］沈壮海.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范式与新形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2）：40－46.
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范文3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维基百科.生态学 [EB] [2010-12-16]：zh.省略/wiki/%E7%94%9F%E6%80%81%E5%AD%A6.
[2]邹冬生，高志强主编.生态学概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6.
[3]邹冬生，高志强主编.生态学概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2.
[4]曹凑贵.生态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5]庄悦群.从生态位到可持续发展位:概念的演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4 )：1.
[6]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J].云南档案，2011(3)：53～54.
[7]葛翠玲.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2007(7下)：35～37.
[8]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J].档案与建设，1998(4)：12～14.
[9]刘越男.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J].档案学通讯，1997（4):37～40.
[10]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J].档案与建设，1998(4):12～14.
[11]纵浩.论生态档案馆.宿州学院学报[J].2005(1):103～104,142.
[12]吴端端.档案的“生态位”.中国档案[J].2003(7):38.
[13]李伟.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兰台世界[J].2005(8)：85.
[14]徐欣云，黄建连.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J].档案学通讯，2009(2):26～29.
[15]吴文斌，李亚珍.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 [J].兰台世界，2007(7上)：13.
[16]陈愚.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D].成都:四川大学，2005年5月.
[17]杨道玲.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J].上海档案，2003(4)：36～39.
[18]程颖.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J].湖北档案，2010(10)：12～14.
[19]金波，汤黎华，何伟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0(1):54~57.
[20]张东华，鲁志华.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J].湖北档案，2010(8)：12~14 .
[21]百度百科.文化生态[[2011-7-13] .baike.省略/view/897522.htm.
[22]百度百科.生态管理[2011-7-14] .baike.省略/view/3601184.htm.
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范文4
[关键词]布哈林；社会心理；当代启示
一、引言
布哈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主编一职，长期分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他在1921年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这本书原是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系统介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通俗教材，但是，“在某些相当重要的地方，作者没有采用对问题的通常解释；在另一些地方，作者认为可以不局限于人所共知的一些原理，而是把他们进一步加以发挥。”[1]2在布哈林看来，理论的停滞不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那么，布哈林究竟在什么方面加以发挥，又是如何对问题做出“不寻常”的解释呢？其中一条就是社会心理，这是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理论贡献。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对社会心理有过论述，他认为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具有零散的、不系统、非理论化的特征。他肯定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系统研究过社会心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心理’的概念，只是将社会心理思想包含于唯物史观的有机框架之中”。[2]76这个观点符合事实。然而，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阐发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思想，这个事实也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研究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有助于抓住社会心理的内核，加深对唯物史观体系中社会心理的认识，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所启示。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布哈林是第一个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明确地给社会心理下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分析了社会心理的特点，研究了社会心理的显著形式――阶级心理，用形象化的语言说明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1、社会心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布哈林认为，社会心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心理是指不论何种心理意识只要形成一定的社会规模就可称之为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称为集体心理或社会上的心理。狭义的社会心理是指占统治地位的、以单个人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情感和生活习惯等。
社会心理具有两大显著特征：第一，社会心理具有未系统化的特征。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社会心理未经人们深思熟虑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整理的一种思想、情感、情绪、生活习惯，以杂乱无章、闪念的、片断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因此，也称“日常思维”。第二，社会心理具有复杂性的特征。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是社会意识种类繁多，如阶级心理、集团心理、职业心理等。二是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掌握高度技能的工人贵族、受过普通训练的工人和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壮工）等，他们的社会心理就存在差异。三是一些内容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在形式上相同或相近。比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况下，敌对的两个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想、愿望、情感、诉求等，“而它们的心理的形式――异常的激情、急躁性、斗争狂热、甚至英雄心理的特殊形式，又可能相当近似。”[1]249
2、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1]246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
（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1]24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
（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1]247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1]246
3、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1]252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1]25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三、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1]253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3]6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1]244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1]244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9
（二）搭建新媒体时代网络交互平台，促进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交流互动
当前，要加快建立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交互平台。究其原因，第一，社会心理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马克思指出，社会心理由于未系统化、非理论化，所以是低级层次的社会意识。布哈林也指出社会心理在科学性上与意识形态相差甚远。意识形态往往反映官方或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推行和灌输。社会心理则不同，它本身是非理性的、片面的、矛盾的、甚至是不科学的，更多地代表着平民的意志，是普通民众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因此，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思想地位上，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相比都处于一种当然的劣等。然而，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普通公民的民主意识日益觉醒，从而使得社会心理日益带有强大的民意力量。这种“裹挟”民意力量的社会心理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能量，表现出要与官方意识形态“平起平坐”的强烈愿望。第二，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天然地存在交互关系。布哈林在论述两者的辩证关系时，已经表明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交互性：一方面，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意识形态是凝聚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随时都处在凝结或凝聚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引起意识形态的变化。基于上述两点原因，促进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平等对话、双向流动是大势所趋。新媒体时代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我们要主动搭建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新媒体（New Media）是指与传统媒体如杂志、报纸、电视、广播等相对应的新的媒体形态，典型代表就是网络。网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交流互动搭建重要平台，实现传统交互向现代交互的三个转变：一是地位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官方哲学或意识形态掌握话语权，民众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社会心理很少有机会在传统媒体上“发声”。传统媒体扮演着意识形态向民众单向灌输的“传音筒”。在新媒体时代，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都具有身份和地位的平等，因此，社会心理也取得了与意识形态平等交流的资格，并且与意识形态一起共享话语权。二是制作的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精神产品的制作过程复杂严格，所需的技术高端、设备成本高昂，社会心理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不符合传统媒体的制作要求，天然地被排斥在主流媒体的门槛之外。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只需进入特定的软件和界面，进行简单的操作即可将自己的作品哪怕只是一个表情、几行文字、无厘头的情绪宣泄都可以立即传送到网络。低门槛、零成本、发表快、随意性等优势使得社会心理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三是形式的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以理论性和系统性著称，在形式上往往长篇大论，理论性强。在新媒体时代，社会心理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任意表现，往往获得超高的点击率，受到网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然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大量沿用了程式化、概念化、说教式的叙述方式，常常引起人们的厌倦和疏远，以致形式‘拖累’了内容。”[3]7社会心理第一次取得了相较于意识形态的明显优势。这种发展情形却是始料未及的。这也促使意识形态加快实现身份、内容、形式上的转换。
参考文献：
[1][俄]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上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严国红.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心理”内涵界定的实质[J].甘肃理论学刊，2012（04）：76-80.
[3]杨军.我国社会心理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J].前沿，2012（13）：4-7.
[4]罗甜田，邓淑华.从强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看中国先进文化建设[J].社会科学研究，2012（02）：53-5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范文5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掌控;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39-04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著名的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在二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并获得广泛的评议。尤其是在著作《狱中札记》中，他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研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极大地创新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对“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工作内在一致性的研究，指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着重分析当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状及解决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相关举措。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学说，在《共产主义宣言》发表后，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为了进一步探索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的相关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社会要素做了深入研究，但是他们的视野多数聚集在对政治和经济要素的研究上。他们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总结，普遍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认为无产阶级若要取代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暴力夺权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他们在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较多地思考了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对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然而葛兰西在探索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这一问题时，独辟蹊径地把目光集中在对“文化领导权”的占领上。他在看到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的西欧部分国家，同样进行了暴力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却纷纷遭受了极大的挫折的现状后，开始思索为什么社会条件和革命条件更为成熟的欧洲国家却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于是葛兰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进行了重点研究，对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国家”“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等要素作了认真分析，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在舆论上控制了“市民社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基础。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首先夺取对文化的领导权，控制和改变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进而占领和掌握意识形态阵地，从根基上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他认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要首先获取对文化的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形成和高度发展，取得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的重要性要甚于夺取政治领导权，只有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才能夯实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根基，进而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从根基上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葛兰西也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宣传、渗透自己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主张，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控制和改造“市民社会”，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
深入思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毫无疑问会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惊醒：一个阶级如果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控制了意识形态阵地，势必会壮大这个阶级在社会大众中的民众基础，打造出属于符合这个阶级意志的“市民社会”，这样势必或巩固、或动摇社会的统治基础，进而影响到社会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前提，来对待和处理有关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问题，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抓好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始终遵循“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又称“文化霸权”。其中“霸权”这个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它才被用来表述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葛兰西在思考“文化霸权”问题时，赋予“霸权”一词以新的含义，他认为霸权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同时他觉得这种支配或者控制关系不只是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通过对“霸权”一词的进一步阐释，葛兰西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已经由传统的通过暴力控制的政治领导，转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来进行文化控制，即通过对道德和精神等舆论方面的宣传，让公民自愿地接受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符号，建立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市民社会”，进而实现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葛兰西在研究“文化领导权”理论时，首先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对政治生活的两个中心：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研究。他认为政治生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家和市民社会，在这里他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一种相对于国家的社会关系，即由社会政党（非执政党）、行业公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的，代表着社会舆论的社会关系的联合体。
在《狱中札记》他提到：“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2]因此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属于上层建筑，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
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具有伦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作为经济基础代表的“市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不同于家庭和国家的一种“单个人的联合体”，同业公会这样的私人团体便是其基本组织形式。他认为市民社会并不具备完善的伦理性，是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私欲横流，利益冲突的领域，“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而对于国家，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伦理的完善实体，可以通过管理和统治来缓和市民社会的矛盾，来完善市民社会的伦理本质。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则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经济基础，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国家则是上层建筑，“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4]，此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表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观点，他认为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性质，而国家的性质又对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反作用。
葛兰西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见解，虽然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有所不同，但却是对他们理论和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及关系的研究，葛兰西毫不犹豫地将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社会）都归类于上层建筑，他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具有贯彻阶级意志的作用。其中国家政权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暴力机关，是阶级的工具，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执行机构，来实现控制人民群众的目的，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市民社会则具有舆论特征，它由政党（非执政党）、公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是代表着社会舆论的社会关系联合体，通过发表看法和提供建议的方式来对政权施加压力，影响国家政策，来实现本阶级的意志。葛兰西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权，其政府机构却越精简，市民社会的发展反而更壮大，出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现象，同时市民社会中的民间社团组织、舆论传媒等对政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样的发现让葛兰西认识到市民社会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并对市民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葛兰西认为，构建稳定的市民社会群体对保证政权的稳定具有极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当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转变了原有的暴力统治方式，开始运用市民社会中的民间团体、组织，传播符合资产阶级意志的舆论，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广大民众逐渐接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而完成了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了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由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的结合。于是葛兰西在强调上层建筑中市民社会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时，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实际，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其实质在于：通过掌握文化的领导权，渗透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群体，进而影响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基础，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与列宁夺取政治领导权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的研究，也是对当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困境指明的一条创造性的思路。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述及分析，充分表明了掌握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在国家政权统治中的关键作用和重要意义，这一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我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提供了帮助。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意识形态掌控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包括理论、思想和文本，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同时意识形态只能是占据统治地位阶级的精神文化体系，但它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却占据支配性地位。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及融合，其核心归根结底仍然是意识形态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实质即是意识形态的掌控。因此不管是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还是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掌控，其根本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维护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获取文化领导权与加强意识形态掌控在根本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葛兰西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的、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他认为，对国家政权而言，统治阶级对其政权的维系除了依靠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之外，还必须运用好文化的领导权，牢牢掌控好意识形态，以使被统治者在心理观念上顺从和满足于现状。而意识形态的掌控，则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必须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确保符合其阶级意志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等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葛兰西关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质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掌控。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文化领导权，运用教育研究、新闻传媒、道德宣传和思想引领等多种方式，将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观念和意识灌输给广大民众，实现对民众及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进而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巩固自身的统治，于是就实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意识形态掌控的有机结合。反过来，作为具有革命动机的被统治阶级，也同样可以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来动摇乃至摧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继而现有政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探求的就是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进而动摇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的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同样他的这一理论对我们的目前政治生活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要性，以更好地处理我们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三、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
（一）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工作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经济发展模式、科技理念、文化元素的同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着不断的渗透，试图通过动摇意识形态基础来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现状日益严峻。
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下中东国家的政治现实的观察及分析，我们会发现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事关政党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动摇乃至丧失，国家便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安全危机，整个社会必将陷入一盘散沙，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政权和政党衰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当下的意识形态现状，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在讲话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了精辟而又深刻的阐述，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从而从党和国家的高度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重要阵地之一的高校，其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好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住这一意识形态阵地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二）当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现状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于高校已毋庸置疑，然而通过现实调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却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
1.社会转型附带而来的多元社会价值观，影响着大学生“三观”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也随之带来了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造成当下我国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态势，进而影响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地位，造成了“三观”形成阶段的青年大学生的迷茫和无所适从。
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快速转型，毫无疑问会伴随着困境和阵痛。就业愁、看病贵、养老难乃至社会阶层固化，都是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然而当这些无法逃避的社会问题被人为地过度渲染，当社会的阴暗面被不良媒体片面地夸大报道后，人们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乃至冲击，这种思想的波及、意识的冲击过程，对青年大学生影响是首当其冲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认知和认同，削弱了对大学生价值观培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间接地影响了当代大学生“三观”的健康形成。
2.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破坏着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不良政治用意，西方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依然在偷偷进行着。他们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针对我国不同社会团体和成员进行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意图通过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扰乱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环境。
在校大学生仍处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形成时期，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抵抗能力还相当薄弱，在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的过程中，容易因难以辨别是非，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疑惑乃至动摇个人的信仰。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正是利用在校大学生的这一特点，通过文学、影视、科技产品等多种媒介，不断向他们兜售、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力图从根本上动摇大学生对祖国的文化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影响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观念，西方敌对势力针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渗透，已经使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3.以网络为主体的多样化宣传方式难以管控，破坏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性看待。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价值观传播的终端工具，而当下中国快速增长的网民数量，已经形成了空前的社会“网络力量”，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平台和渠道，成为越来越多民众尤其是大学生获取外界信息，个人看法和意见的普遍途径。然而网络平台存在着不易管控的特性，充斥着各种未经证实的、被人故意扭曲消息报道和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社会思潮，其中多数信息不乏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背后操纵和刻意为之，这些垃圾乃至危险的信息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破坏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看待。
这些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该如何处理当下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毫无疑问，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双重阵地的高校，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因此，高校党委和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和观念，是处理好当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思想保障。
四、“文化领导权”理论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通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夺取文化领导权，抢占意识形态阵地，是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政权更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待、处理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时，尤其是当下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时，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谨慎对待，要始终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解决好当下中国高校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
（一）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指引青年学生思想发展的正确导向
社会工作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范文6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247(2003)04-0003-03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1](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2](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3](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4](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
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收稿日期：2003-05-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