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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研究范文1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公共交通管理俨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各种限制因素的影响也促进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向现代化、智能化发展；从原有交通运输设施不完善，交通堵塞、人流量大的限制因素，到现有的完善智能化、多元化交通运输系统。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实现新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本篇文章主要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做出的评价进行阐述，以及对社会经济影响做出探究。
关键词：
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探究
前言：
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作为先进的智能信息化系统，实现了便捷、安全、可靠的运输环境，通过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控制，很大限度的实现了道路信息的多元化传递，提高了道路的畅通和高科技的发展，探究和发展的最高标准也是完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多元化性能，增加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形成高标准、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
1、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阐述
由于受交通运输因素的制约，改善当今的公共交通运输，缓解由各种天气、堵塞等产生的影响，建立完善的交通智能化系统和管理体系很有必要，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主要由监测公路、信息导向和语音功能几个主要部分组成。监测公路：监测公路系统主要通过视频图像和监控摄像等设施来达到监视路面的实时状况及突发状况等，能准确快速的传递现场的路况分析图，方便公共交通管理中心及时掌握信息。信息导向：信息导向系统主要是针对路况上的收费站和路段上的突发状况进行交通上的采集数字报表和资料的传递，实现了完整的探测系统设备。语音功能：语音功能主要是采用信息探测的功能，无线电话系统和遇到突发状况等。通过信息感应和图像处理及时和应急中心取得联系，大大提高了通信系统的智能性。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角度来分析，宏观调控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来讲，经济效益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有长久的影响，整个发展目标对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有着很大个影响。随着市场的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在不断地快速发展，很多经济企业避免被淘汰下架都在不断学习与完善新型技术，通过新型的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的发展，运输智能的新颖性也在不断提高，加上企业间的竞争力只增不减，促使一些企业间形成了无形的效益竞争，更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为基础，实现智能系统的多元化发展，为此通过整合总体的经济效益的目标，最终需要多种措施来评价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所做出的影响。
2、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技术方法
根据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终极目标来发展，全面建设综合化系统管理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确定影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技术方法，在各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分析路面交通、地域影响，明确研究评价的目标是完善社会经济效益体系。通过国际权威的技术检测来评价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复杂性、选择性都对评价方法做出了实际研究，多方面的技术应用发展也是建立的一个良好评价方法，系统经营者创造的一系列综合效益成果的技术检测，旨在揭示全社会以追求盈利的前提下，放眼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所带来的评价以及最终的影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一般是由成本和收入的最终效益来实现，例如，整个交通运输的维护费和通行费都属于企业的成本。大众出行便利，车况信息完善，促进交通的畅通，都可以作为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影响评价的有利特点，把社会产业之间的联系又递进了一步，从经济的长远考虑，提出合理的研究评价成果，能带来产业的快速发展。
3、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综合评价内容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公众驾驶车辆的行程，来往的驾车时间，天气以及路面突发状况的等对交通影响。一方面，对交通过程中产生的车辆损伤、人员伤亡及车载货损等安全方面问题，做出了分析；另一方面，对车辆行驶中产生的尾气、燃油消耗也对环境产生了影响，通过对出行的大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不仅方便大众出行，而且还有利于系统的不断完善，提高运输的运作率，降低了成本效益的投资，维护了系统的耐用性。针对当前的市场经济模式，确保大众的切身利益，一部分可以直接得到效益，如运输中途的时间缩短，燃油量消耗少；另一部分不能直接得到效益，而是由无形中带来的效益；如改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化的提高、增加用户满意度，推行车辆自动性能安全性检测。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影响评价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及适应的各种环境。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应该满足于社会经济的需求，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来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的系统化、多元化不仅能准确的识别自身的突出特点，还能明确评价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方面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利用对所选择的各类系统性能、方法内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多面分析，结合整理数据，实施评价的检测和成果，从抽选的数据中来看，一些评价方案往往不能到达评价的预期目的，从中就要判断符合综合评价的分析，无非就是对已经实施生产的效益做出对比，从而得出衡量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牵动着经济的需求，对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统追求的利润和成本，一般都会在最后的成果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来要求和不断完善系统化发展的长远性，全面统筹分析客观现象，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经济水平，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应该全面适当的改变格局，从实际出发，全面总结由实践所带来的检测，有利于评价的最终研究成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的发展来看，通过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综合阐述，主要分析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的因素、原则内容和方法，遵循着市场的经济变化模式，构建完善的系统化、科学化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成果的科学发展和有秩序的进行，是建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必要性。
作者：殷兴旺 单位：江苏盐城市公路管理处
参考文献：
[1]李忠伟.中国高速公路用地社会经济影响评价[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社会经济研究范文2
（一）乡村经济统制与经济掠夺
日本经济统制与掠夺依然是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的重点。但与以往相比，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统制与掠夺研究不再限于宏观地探讨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而是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加强微观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个案分析来透视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如胡华对日本的棉花统制进行了研究。周德华以吴江为例，考察了日军在沦陷区掠夺粮食的种种方式。经盛鸿全面梳理了日伪政权在南京郊县实施的对粮食、棉麻丝等农业资源的掠夺政策和“农业增产运动”及其后果。丁晓杰对日本在蒙疆地区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进行了论述。宝音朝克图则从家畜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粮食统制政策三个个案分别考察了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这种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的论述相比，能更加具体地反映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及其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二是通过对日伪组织的考察更加深入具体地论述日伪统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体现了近十年来沦陷区经济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势。解学诗运用日伪档案，详细考察了满铁是如何充当日本对华北棉花、粮食等资源进行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急先锋。他以满铁为视角解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堪称对日本经济侵略研究的创新。丁晓杰考察了日本为实行畜产统制政策而设立的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背景、经过、业务内容，从畜产经营机构这一独特视角来揭示日本的掠夺性经济政策。他对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蒙疆羊毛同业会、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绵羊改进会等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外史学界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空白。他还考察了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的设立及活动，认为它在农业科研领域内配合贯彻日本的大陆政策。从日伪经济组织的活动这样一个较小的视角窥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有利于我们详细了解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具体实施，克服了以往宏观概括性研究的不足，视角可谓独特新颖。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以企业和科研机构面孔出现的经济组织是如何参与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
（二）战争状态下的农副业生产
长期以来，沦陷区经济研究“停留在革命化的耶揭批爷层面”，这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是极其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日本侵略下中国沦陷区的乡村社会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人们是如何生产与生活的。因此，我们需要对日本侵略之下的社会经济实态进行微观考察，探析日本侵略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近十年来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主要涉及战争状态下农村雇佣关系、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乡村手工业的异变以及乡村经济的衰变。
李淑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考察了沦陷时期东北地权结构的演变，认为日本通过“地籍整理”和百万移民计划，大肆掠夺土地，使地权高度集中，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极大变化，即自耕农阶层基本瓦解，佃农和雇农成为农村最大群体曰传统意义的地主退出历史舞台，汉奸地主得以形成与发展曰日本移民成为东北农村的特权阶层，使租佃关系在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上有新的发展。于春英对伪满时期东北的农业雇工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日本入侵使雇工经历了诸如雇农数量激增、雇农内部结构变化、雇佣劳动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率上升、雇农群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雇工形态及雇工工资的变化、雇工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极为显著的变化。她的研究还表明伪满时期的水田面积和水稻产量逐年增加。然而这是日伪强制水稻种植导致的畸形发展，在水稻种植扩展的同时，东北农业却处于衰退状态。李淑娟深入分析了伪满前期的农业危机、大豆生产的衰退、鸦片种植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等。
华北沦陷区方面，王加华与王士花的研究颇值得注意。王加华考察了抗战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认为战前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比率呈上升趋势，粮食作物呈下降趋势曰抗战爆发后，棉花与粮食作物收益对比发生变化，棉花种植比率下降，小麦、甘薯、粟等粮食作物比率上升，这体现了农民对生存安全的考虑。王士花的研究同样表明抗战爆发后粮食的种植比例上升，但日本的侵略对华北的粮食生产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减少。对于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她认为尽管日本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军的入侵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曰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而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她的新著《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展示了沦陷后华北农村社会实态的主要方面。
织布业、制丝业等是近代中国乡村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战争对这些乡村手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战时手工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彭南生提出了“半工业化”理论来描述抗战前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其理论核心是区域外市场的开拓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而战争则破坏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机制，中断了“半工业化”进程。顾琳认为战争撕裂了高阳织布业所依赖的外部关系网络，使高阳的商人资本向城市转移，而留在乡村的织户则难以继续生产。日本侵略者试图恢复织布业，但因原棉、棉纱的紧缺，均告失败。与华北乡村织布业的衰落不同，吴惠芬对江浙地区蚕丝业的研究表明，城市缫丝厂衰败，而大量缫丝工人转移到农村从事家庭缫丝业。在当时独特的政策和环境下，乡村的缫丝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其始终在日本的掌控之中，服务于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政策。
马俊亚分析了战时江南农村的衰变，人口锐减，大量耕畜被捕杀，农具被破坏，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江南农村长期处于米荒中，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副业经济均惨遭破坏。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江南农村的贫困化程度。
（三）农村商业贸易与市场
学术界探讨了各沦陷区之间、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走私活动，以及沦陷区基础乡村的市场交易体系变动。周宗根考察了沦陷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日本对华北、华中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华中的粮食支援华北的经济开发和接济华北民食。但华中“维新政府”与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在沦陷区与国统区物资流动方面，齐春风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他认为，抗战时期日本通过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策动粮食走私，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抢米风潮频发，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日本的政治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p#分页标题#e#
战争对乡村市场交易体系造成了什么影响，战时的市场交易与战前相比有何变化，王士花以棉花和粮食的流通为例作了具体探析。在棉花流通方面，抗战前华北棉花交易基本是自由竞争，日伪时期华北棉花协会公定价格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由华北棉花协会的会员日本洋行来从事棉花的收购。这使七七事变前的棉花流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被战时统制体系取代院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众多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地位几乎丧失曰棉花运输手段发生变化，除山西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地方集散中心曰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曰上下级市场之间建立起来的物资交流联系被切断，最终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她还考察了山东棉花流通市场在抗战前后的变化。粮食流通方面，受战争及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粮食流通的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粮食流通的初级市场集市大量减少，农民改变以往的售粮方式，多在自家庭院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曰粮栈成为日本商社的收购人曰大城市粮栈的运输职能丧失曰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职能改变曰铁路、卡车及牲畜的运输量增加。
（四）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生活
战争给农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沦陷区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所探讨。陈静根据日伪调查资料，分析了北京周边农村农民的生产和收支情况，认为日伪当局虽在农业生产组织和技术上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同时农民负担急剧增加，农户普遍破产，生活极度贫苦。李淑娟论述了日伪的“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她认为“粮谷出荷”以极低的官定价格，根据“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掠夺农民的粮食，使农民的生活质量受到极大影响，陷入极端粮食不足状况，体质急速下降，疾病、自杀、死亡率增高。同时农民抢粮事件频发，农民生活在悲观恐怖的环境中。此外，李淑娟还考察了日伪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东北大豆经济急剧衰退，不仅产量减少，而且价格跌落，农民收入减少，加速了农民的破产进程，使社会贫困达于极点。张劲探讨了日本在华中实行的“计口授粮”政策对中国民众所造成的苦难。由于粮食供应短缺，日军在城市采取“计口授粮”的分配原则，对购粮的时间和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在农村初则实行“计口留粮”政策，即由农民按照家庭人口扣留一年所需，其余则统统收购。继而于员怨源源年秋实行田赋征实，按田亩计算，不顾农民的收成与所需。日伪的粮食掠夺使农民无法保证最低的生活需要，激起了农民的暴动，粮食走私盛行，凸显出沦陷区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和紧张的社会矛盾。前述学者基本上都是探讨日伪经济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尚未展示出农民的日常生活图景，王会杰则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入手，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日伪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农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其沦陷前后的变化，并分析了烟毒、匪患、信仰、奴化教育对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影响，认为战争对农民生活的伤害不仅体现在战时，还会延续到战后作为民众的记忆而存在。
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战争状态下农民生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和严重灾难，从微观和下层社会的角度理解沦陷时期中国社会之实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有待继续推进和深入。
特点、趋势与展望
以往沦陷区经济研究的重点在于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的研究，探讨日伪政权是如何统制与掠夺经济资源，以服务于战争。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史研究在延续以往研究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对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的研究，开始注重对战争状态下社会经济实际运行各个方面的研究，包括农副业生产、农村商贸与市场以及农民生活等等，探讨战争状态下的社会实态，克服了以往宏观研究“宏大叙事”的不足，此可谓研究视角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以往的泛泛而论，个案研究和微观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定量研究更加突出，论证也更加有力。
社会经济研究范文3
随着研究对象与内容重点逐步转移，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开始没落。该学科经历了多年研究发展历程，并处于不断转型变化中。部分农业经济院系从农业经济学科逐步退出，转变为应用型经济学科；主流农业经济学科，将研究内容不断扩展。具体表现为，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食物供应链生态系逐步升级，转型为食物经济管理；部分学科则是演化为“生物经济学”。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迅速的推进和市场化继续深化，农业产业也在飞速发展，中国农业经济学科面临转型升级问题。由此，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应顺应时代变化，转变研究重点，向市场研究为重心，建立以农产品食物市场为中心的一体新型农业经济学科。
【关键词】
学科转型；农业经济；生物经济管理
一、引言
农业经济学涉及农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参与到农业生产及其关联的分配、消费与交换等经济活动的学科。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产品安全成为国内民众关注的焦点，农业经济学科在短期内仍备受重视，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较大挑战。然而，西方经验表明，伴随农业部门分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化进一步深入，以及其它学科快速扩张，该学科应及早跟随市场经济发展步伐，调整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在未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会遇到许多问题，可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情境。由此，农业经济学研究人员，应开始思考如何推动该学科转型。
二、农业经济学科演进阶段
农业经济学科的存在，多数是为研究对象服务，其属于应用类社会科学。培养大量优秀人才，可以为社会经济的不断转型提供一定参考。农业经济从诞生之日起，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换之中，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政策研究为核心；二是农村经营为主；三是转变市场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具体来说，以农村经营为核心，其经济发展目的在于，如何利用经济学原理，不断增加作物、畜产品产量，达到农场增值收益目的。而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目的，则是需要从农业角度去分析。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需要解决食物、贫困及农业调整等多重问题。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着重看到农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为城市产业提供优质食物。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食物需求也会大量增加，农业产业也在不断深化中。在未来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学科需要进一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以此推动社会对农业的产销需求。
三、农业经济学科所面临的危机
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学科深层次结构问题，已在逐步凸显。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经济方面，人才市场随之饱和，使得该学科发展与拓展面临较多的困境。具体来说，农业经济学科面临以下两方面的危机。
（一）短期危机
一是，新型农业经济学科遭受传统经济学基础学科的压缩。作为应用学科，农业经济学工具及其理论，多数来源于基础经济学。随着近些年公司法、经济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不断拓展，促使向农业经济领域发展，严重压缩了农业经济学科的生存。仅从学术角度来说，基础经济学科研究影响力较农业经济学科大，由此影响了农业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二是，在政策方面，对农业经济研究的鼓励不足。研究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需要以政策为导向，但现阶段却严重缺乏，是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向。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农民收入等诸多问题，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依然需要许多农业政策研究人才。目前，多数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仅处于旁观者地位，对中国农业经济影响力弱，决策能力不足。同时，在决策影响力方面也在下降。与其他专业竞争项目和教学资源时，农业经济学科处于明显劣势，特别是在资源选取方面尤为不利。三是，对优秀学生的新引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农业经济学科要持续发展，还需要依靠许多专业人才，尤其是大学本科从业学生。但是目前，许多优秀学生，为了生存，不会主动选择农业经济学科作为研究对象。随着政策对该学科的支持力度降低、被其他基础学科压缩，促使该学科毕业生在毕业市场处于不利地位。在与经济学、商学毕业生之间竞争存在不对称的劣势。与其相比，农业经济学科难以取得就业优势。这就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思考：农业经济研究专业人才，需要转换研究重心，适应时代变化，并以市场为研究主体。据就业统计数据表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已成为中国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使得优秀毕业生难以对其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长期危机
现阶段，随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压缩了农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从长期发展来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经济学科被边缘化趋势不断增大。首先，研究经费与人员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近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角较快，超越了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预算在前期比较丰富，可以为农业研发投入大量资金。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缓慢阶段后，政府预算开始转向其他产业，对农业投入会大量削减。长期而言，国家对农业投入会逐步缩减。其次，在重视商业研究的时代，专业人员对商业对象的研究，远超过了农业研究的对象。在该方面，农业增加值高，占GDP比重为百分之十。追本溯源，现已超过三分之一认可需要农业，有超过二分之一认可居住在农村。政府工作重点在于，稳定社会与农业生产。如能完成中国的城市化，农村社会经济比较稳定。农业研究对象，也在国民经济体系地位下降。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意义就会收到极大挑战。如此，西方国家农业经济学科为生存挣扎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随着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许多优秀人才对农业经济研究逐步减少。农业作为社会经济成熟阶段的研究对象，在国民经济份额中遭受服务业、第三产业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受到就业市场的影响，以及研究对象的下降，促使优秀研究生从事农业经济作为研究方向。在此形式下，若优秀人才持续下降，参与程度急剧减少，将会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学科进一步发展。
四、未来发展之路
农业经济学科存在，其研究对象所处地位成为关键。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提前完成，促使社会经济走向成熟，由此，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逐步下降。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和标准化升级，农业特殊地位正在下跌，使得传统农业经济学科也随之下降。同时，基础经济学不断兴起、管理学的扩张，以及环境科学不断发展，这些研究对象已经涉及到农业部门，造成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出现被压缩的现象。目前，新型农业经济学科呈现蓬勃发展现状，正成为农业经济发展新方向。从国内发展情况来说，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以及市场化的不断深入，食品产业随之扩大，促使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产生了转型的客观要求。我国农业经济学科要转变研究重点，需要向市场研究为重心移转；构建农业市场为研究中心，成为一体化新型农业经济科目。目前，这种转型依然存在着很多难题，例如技术、制度和就业市场等障碍。相关农业专业人士，应未雨绸缪，共同行动，为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全面转型。
作者：赵栋强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晶.新时期农业面临的新问题和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趋势张晶[J].北京农业,2015(33).
[2]李想，彭德远.农业经济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J].消费导刊,2015(6).
[3]刘喜江.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J].农民致富之友,2015(22).
[4]郑晓杰.论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J].农业与技术,2014(8).
社会经济研究范文4
关键词：数理统计；社会经济；教学模式改革
数理统计是一门应用学科，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数据资料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统计分析，了解与数据相关的总体特征和实物内部真正的统计规律，从而进行正确的预测和控制。从宏观角度，社会的现象很少是有确定性规律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经济领域问题时，从数理统计学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以大部分人的利益和价值为落脚点，运用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分析相关数据和调查结果，得出相应的结论。数理统计的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分析具有实用性灵活性的特征，为经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新经济形式下，在量化分析经济领域问题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及管理模式不断优化，数理统计方法在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资本转移、金融交易等方面的有效应用，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决策、风险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因此定量经济分析也变得广泛和重要。在社会经济领域，如何更有效合理的应用数理统计方法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因此，作为高校教师，在讲授数理统计课程的过程中，应该本着以学生为本的目的，灵活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引入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分层化教学方式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是基于构建主义学习理论的多维互动式教学，它的目的性和实践性很强，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建立解决问题、完成具体任务以掌握教学内容。具体体现在教学设计环节，教师把教学内容巧妙分解到具体几个任务中。在教授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和分组讨论，使学生能自己解决疑问进而掌握教学内容，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所有学生都在课堂上完成同样的目标，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很难实现。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是有差异的，而任务驱动教学过程中似乎没有注重这个环节，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总想照顾到所有学生，但统一的难点内容往往给部分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从而降低学习积极性，导致教学目标落实不够到位。建议基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划分为三个档次——好、中、差，在设计任务和教学环节中，分别考虑到每个层次的学生需求。例如，以第二档学生为基准，第一档好学生提高要求，第三档学生降低要求。利用隐性和动态方法，及时调整分层，同时，注重对尖子生的培养和选拨，对后进学生的关注。合理构建评价体系，充分运用竞争机制，发挥对学生的激励作用，进而从根本上形成“以任务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二、调整教学内容，侧重统计知识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
社会经济领域的独特形式造就了数理统计方法应用的多面性，在应用数理统计方法过程中，主要分为抽样调查、概率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几个经典环节。统计量是样本的函数，常常通过利用资料统计、抽样调查等方法获取。由于统计量是随机变量，需在抽样基础上，整理数据，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加清晰明了的数据分布，如产品质量特点、股票收益、企业收入与支出等以正态分布为常用分布的核算方法。假设检验主要是根据抽样信息，结合总体与给定数据的拟合度判定原假设的合理性情况。在经济研究实践中，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判断实验方案的指定、变量的分类、变量的相关程度、变量随着时间演化规律、经济效益预测、经济风险控制等。现代统计学包含了很多内容，例如多元回归分析、过程控制、试验设计、非线性回归分析、可靠性分析等。为了让从事经济领域工作的研究生有足够的能力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尝试将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应地调整为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广泛应用的基础的应用统计学知识——方差分析，多元分布及多元正态分布、过程控制、回归分析、试验设计、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等。注意到，统计学知识在经济领域中应用的基本内容已经全面涵盖在调整后的教学内容里面。在调整后的教学内容基础上，教学方法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回避那些繁杂的数学推演，深入浅出，着重在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的灵活应用，一方面强调统计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严格训练学生在统计方法的操作步骤，从而针对性地满足经济类人才的学习需要，培养学生将所学到的统计学理论知识、方法和软件工具转化为分析解决社会经济管理领域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注重统计软件和多元化教学方法融合
数理统计是对随机变量分布规律进行描述、分析、总结归纳的艺术和科学，也是研究人员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合理运用统计学原理和方法，充分提取数据信息从而掌握事物客观规律的常用方法。因此，数理统计课程应当以统计思想和多元化教学方法相融合的思路开展教学环节。
（一）安排实验活动
展开互动式教学，通过案例介绍统计文化，一方面让学生感受到这些案例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引起他们的解决问题的兴趣；另一方面让学生由直观背景了解相关理论形成的概况，从而验证偶然性里暗藏的规律性。比如将社会经济领域中经济趋势预测问题、经济管理决策的制定问题和经济损失评估问题，用统计学方法，比如周期分析、趋向外推、征兆分析、压力分析、经济数学预测，结合实际数据类型，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二）创设情景教学
结合建模思想设计教学，引导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思考、多模仿、勤动脑、细分析，逐渐培养学生建立数学建模、从事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良好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例如，在讲授回归分析的时候，引入日常生活的案例进行分析，引导学生了解随机变量间的依赖关系，从而引入相关概念，再分析不同的相关函数的表达形式，推导函数中的参数估计，进而给出恰当的回归函数并进行显著性检验，让学生掌握完整的回归模型建立的一套方法，养成学生运用统计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意识和习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统计软件已经广泛得到应用并很好的解决了实际遇到的统计计算问题。在课程讲授中，穿插运用介绍统计软件Matlab、Pathon、R、SAS等软件，并且结合实际案例，让学生在熟悉各类统计软件的基础上更深刻感悟数理统计的内涵和运用广度和深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侧重于数据的分析诊断，不同方法的对比分析，统计结果的合理解释和优化，同时，鼓励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与系列研究生创新实践活动，比如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参与企业合作的研究项目，可以快速的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提高优秀学生的科研学术水平。
（三）了解统计历史和课外阅读拓展
通过介绍数理统计专业知识相关的统计文化和内容安排课外拓展学习，比如《统计与真理》《应用统计学》《数理统计简史》《经济和统计》，提高学生阅读文献能力。引导学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问题和数理统计结合，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四）线上教学平台和线下结合传统的教学学时有限，是不能在课堂上完全实现教学内容的讲授，线上教学作为线下教学的知识补充，就起到了扩展完善整个教学环节的重要一环。目前在线教学平台大规模的建设和完善，比如学堂在线，中国大学生慕课等，使得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和学习机会。
四、总结
近些年来，数理统计在我国经济领域有着重大进展，由于人们对于经济的变化规律不能完全把握,如何通过对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中各项数据的资料搜集以及资料的整理结论的分析和多方面的运用，成为现代经济建设的一项关键性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熟悉使用数理统计知识,分析研究经济问题中的发展规律,利用数理统计的原理，解决社会经济中管理决策、损失评估、经济预测以及最大利润的获得等各种问题,促进经济的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正是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应用非常广泛，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按照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不断更新教学思想、完善教学设计和教学模式，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转变。
【参考文献】
[1]张浩,戴剑勇.社会经济领域数理统计的应用分析[J].经贸实践,2018(5):342.
社会经济研究范文5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别联系
从凯恩斯之后，西方便将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体系。微观经济学侧重于单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研究，以此诠释价格对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协调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以社会经济为主体站位，探讨国家经济管理、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以此促进社会经济与民生经济的发展，并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学更加注重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从而为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更明确的理论指引。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1.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被视为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这一时期为15世纪到17世纪。马克思对重商主义的评价为“最早对现代生产模式的理论性探讨”。但是，重商主义学说的研究范畴局限在流通领域内，主要针对一些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并未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因此这一阶段被视为经济性发展的萌芽阶段。
2.西方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为17世纪到19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其著作《国富论》至今仍有广泛影响，是现代经济学形成并发展的标志。古典经济学倡导经济政策灵活开发，通过价格实现对社会经济的调控，使劳动者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该学说将经济学研究拓展至生产领域，并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进入研究领域。
3.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期——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始于19世纪七十年代，以边际革命为起点，指导上世纪三十年代结束。英国学者杰文斯、法国学者瓦尔拉斯所提出的“边际效用”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且通过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的继承和完善，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构架和研究体系。1890年。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将边际效用与生产成本理论整合于一体，进而形成了“均衡价格论”，这也是微观经济学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
4.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期——当代西方经济学
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逐步完善标志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出现。1929年，西方国家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中将生产规模和就业水平进行综合研究，从社会需求角度对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分析，指出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经济干预措施。凯恩斯理论以国民收入为核心，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构建起当代宏观经济学理论。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需要特定的假设条件为研究基础，一般包括以下三点假设：第一，市场处于完全理性状态；第二，市场出清；第三，不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宏观经济学则是建立起两个基础假设上的：第一，确定市场处于不完善状态；第二，政府具备经济调节的意愿和能力。
2.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内容涵盖了价格平衡、消费行为、生产行为、资源配置、一般均衡、市场失灵、福利经济等不同理论。同时还包括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等不同门类，还有人力资源、家庭经济等不同领域的经济性内容。宏观经济学则主要包括国民收入理论、失业与通胀理论、经济周期、增长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
3.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一经济主体为研究对象，对其经济行为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民居和企业两大类型，其本质就是消费者与生产者。微观经济研究对象的经济行为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能效最大化，消费者希望获得消费能效最大化，而生产者则希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微观经济学主要针对居民收入的分配、消费层次等内容进行研究，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其消费需求，而生产者则需要将资源最大限度的应用于生产中，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收益。如美国经济学者亨德逊指出，民众消费与企业生产这些独立单位经济行为的优化是发展微观经济学的先导。宏观经济学针对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从宏观角度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宏观经济根据生产力、利润率、价格、失业率作为综合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能够体现出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特色。
4.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侧重于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重点研究生产内容、生产过程、服务对象等。如果资源能够获得优化配置，那么将会产生更客观的经济福利。研究对象则是单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通过经济能效的最大化实现社会优化模式的不断完善。而宏观经济学则侧重于资源利用的研究，主要研究还有哪些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应用，怎样才能实现这些资源的高效应用，如何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等问题。
5.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研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什么对民众消费和商家生产行为进行主导支配，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采取怎样的工艺、面向怎样的消费者，这些都以价格为核心。价格的主导作用是无形的，但是却能够对整体经济活动演变产生作用。以价格理论作为研究中心，其他研究则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因此，也有研究者将称作“价格理论”。“国民收入决定”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核心理论，将国民收入作为研究基础，通过国民收入情况对资源利用等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其他理论则是围绕这一核心理论所进行的补充或拓展研究。
6.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侧重于个量分析，是对经济变量中的单一数据进行分析，对其中的单一经济数量的驱动因素、变量条件、相互关系等进行研究。如某产品的生产总量、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就是个量分析的具体体现。宏观经济学则侧重于总量分析，也就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变量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其相互影响关系，通过相关分析阐述经济整体运行状况，并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国民收入是社会综合经济收入的整合，总消费则是指经济主体消费的综合。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研究目的相同
无论是微观经济性还是宏观经济学，其研究目的都是相同的，也就是为公众经济活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理论指导，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高效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提升。
2.研究内容具有一定互补性
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资源被充分开发利用的假设基础上，进而分析如何实现资源分配和应用的最大能效。宏观经济学则是在假设资源获得最优配置的基础上及进一步分析资源的利用开放问题。两者都能够从不同研究角度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进而形成更完善的经济研究理论。
3.研究方法均以实证分析法为主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发展，都是以假设经济制度处于稳定状态为基础的，剔除了经济制度变化的成因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两者都是以经济制度相对稳定不变为先决条件进行研究的，针对资源的配置和应用做深入分析，不涉及经济制度中的政治、价值观等因素，仅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以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从这一特点来看，两者都是实证经济学研究范畴，具有高度一致性。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社会经济是由不同经济主体构成的，从这一点来看，微观经济学是构成宏观经济学的必然基础。但是两者曾被划为两个完全对立的体系，对于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研究领域其理论基础也有较大差异。但是随着经济性研究的不断发展，两者已经呈现出逐步融合趋势，不少经济学家已经通过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对通胀率、社会失业率等因素进行研究，这些原本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已经逐步渗透到微观经济学研究中。例如凯恩斯就曾经利用均衡概念来阐述宏观经济学中出现的问题，两者已经逐步被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虽然发展有先后次序，但是其研究的本质始终一致，也就是如何解决资源稀缺性与民众消费持续膨胀的矛盾，两者的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发挥经济资源的最大利用和分配能效，两者不能硬性被割裂或者孤立，而是以辩证统一的方法体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志伟.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J].当代财经,2015(1).
[2]张守一.关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统一问题的分析[J].经济问题,2015(10).
[3]李长花,吴建树.微观经济学的梳理与总结[J].科技创业月刊,2016(12).
[4]路继业,杜两省.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及其最新进展[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6(3).
社会经济研究范文6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
学界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史概念范畴、历史观和方法论展开。其中，关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即海洋经济的概念，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最早的著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学科产生之初。但是海洋经济史作为一门学术史被纳入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则相对较晚。
（一）海洋经济史研究对象———海洋经济的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归纳研究中关于海洋经济概念表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经济学意义上的海洋经济范畴。海洋经济概念探索随我国海洋开发实践不断深入，其时代特征明显。由此形成如下各种观点：早期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海洋资源开发论、海洋经济产业论、海洋资源配置论、海洋开发综合论等。海洋经济概念范畴由狭义的海洋资源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逐渐扩展到广义的海洋相关产业、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海岛陆域产业、海岸带陆域产业、内河经济等多个层次。在海洋经济归属上，相关研究或将其视作陆地经济的扩展和延伸而归为大农业经济一部分，或将其归为与陆域经济相平行的大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学界还未完全得到重视。2、史学视角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研究发现，早期西方史学研究认为海洋经济即为海洋航运和海洋商业，随着西方历史发展，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以海洋为纽带的地理大发现，最终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海洋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史学界等同为“殖民掠夺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3、多元学科综合的海洋经济释义。海洋经济的学科交叉特征，以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磨合，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视域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将其表述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非固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与不同经济形态的依附性。［2］
（二）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架构研究
海洋经济史在学理上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顺应经济史研究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海洋社会经济史”提法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中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无论是作为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海洋史，其根本理论出发点都在于矫正中国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即要树立站在海洋活动群体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海洋本位”思维。［3］［4］就其研究任务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旨在“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海岛和海洋国土及相关的外海海域、海外地区间的中国海洋经济活动，阐述这一经济运动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1］采用“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个子系统，并置于不同时空、内外推拉的海洋经济圈内，对中国海洋发展区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作有机的历史考察”；立足开阔、外向的“海洋视野”，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整体思维”，“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站在中国经济史立场和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视域，整合各相关专门史研究。［1］［5］郑杰文概述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辅助史料文献支撑，包括海洋古典文献及佚文、海洋方志资料、海关物流文献、海洋科技文献情况。［6］另外，作为海洋经济规制层面的中国海洋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属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内容。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与当代海洋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属于海洋管理史的学术框架。关于历史研究中“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学者认为，应“采用管理学中管理的最广义定义，管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与国家，还有民间各种组织、机构，方式，即可以从严厉的控制一直到温和的协调服务；管理内容包括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管理的外延包括海洋、海岛、海岸带和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和关系，以及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即海洋经济、社会、人文三个层面”。［7］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最核心问题在于要立足于海洋本位的思维方式，即“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应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其未来的研究取向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民间、各行业的相对有序发展与政府、国家的海洋综合统一管理的相对无序进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7］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制度更替和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及演变动因；海洋管理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海洋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民间、行业、国家政府三者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与行为均衡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主要是从陆地农业经济角度出发，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海洋管理中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现象突出；海洋管理政策调整是中央朝廷与地方海洋社会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几度达成均衡，又在新一轮的不均衡中重新调整的磨合过程，在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既存在服务于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又在不同时期分布着大量部门专项政策。
二、海洋渔业史研究
海洋渔业史的早期著作可追溯至清末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该著作虽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略有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大范畴的中国渔业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震东和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在海洋渔业史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断代中国海洋渔业史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对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海域的海洋渔业做了系统考察。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地理单元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渔业统计数据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地理学分析手段发展，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开始由单纯的史况介绍转向遥感、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辅助下的海洋渔业空间规律揭示。#p#分页标题#e#
（一）中国海洋渔业历史沿革梳理
这方面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总体发展概况，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细分部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发展。部分学者对海洋渔业领域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给予了关注，如韩兴勇和于洋、都樾和王卫平关于张骞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和发展海洋渔业实业行为，对中国海洋渔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分析；［8］［9］韩兴勇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10］（P1－220）伍员对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发展的分时段考察等。［11］
（二）海洋渔政管理与渔业技术研究
海洋渔政管理属于海洋渔业规制范畴，早期海洋渔业专门史著作中一般将其细分为渔业政策、渔业税捐和渔盐政策阐述。新世纪海洋渔业管理更突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在管理手段上，由单一政策措施引导扩大到综合性措施制定和探索，包括海洋渔业信息系统、海洋渔业风险管理和渔业保险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激励和共同管理、跨界海洋渔业管理等。海洋渔业技术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这方面研究多见于自然科学领域，如郭仁达《现代海洋渔船》等。
（三）海洋渔民社会与渔业组织研究
海洋渔民是海洋渔业经济的实践主体。海洋渔民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同时关注渔民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和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静态的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经济行为与动态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演进，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民社会和渔业经济进行综合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还包括：海洋渔业政策对沿海渔村和渔民生活的影响、渔农文化及渔民的海洋文化活动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渔业组织是沿海渔民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组织。渔业组织问题多单独构成海洋渔业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专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渔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有渔帮、渔民会所、渔会、渔业合作社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54年成立的“中国渔业协会”。经历了近50年发展，近期相关文献多围绕中国渔业协会发展历程和职能演变、地方渔业协会在区域海洋渔业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功能、渔业协会的制度性缺陷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剖析。概括而言，以上众多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不同年代史况概述和史料整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多将海洋渔业经济视为一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相关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对海洋渔业各部分往往侧重于单一条块研究，对不同部分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及海洋渔业诸多历史事实背后的经济逻辑则较少挖掘。
三、海洋盐业史研究
目前以《中国盐业史》、《中国盐政史》，以及诸多断代盐业、盐政与盐务史研究为代表的盐业史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中渗透着海盐研究内容，但这类史学研究往往关注广义的“盐”概念（包括井盐、池盐、岩盐、海盐等），缺乏关于海盐的独立研究。这主要囿于海盐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政策方面，与其他盐种的一致性，难以将这些文献中海盐研究成分独立出来。下面针对海盐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海盐业考古探索与文献考证
历史上海盐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历朝历代海盐生产、盐政管理文献浩如烟海，为海盐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物证和史实。因此，考古、文献考证成为海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海盐业考古覆盖海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海盐管理等方面。其中实物考古关注的年代主要在时代久远的商周时期，集中于鲁北地区。这些实物考古研究在中国海盐业起源年代和发源地地址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起源年代早于晚商时期；并对《世本》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年代和地址给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中国海盐业起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关于海盐技术的实物考古显示，鲁北地区是我国用淋煎法生产海盐的最早地区，并且早在距今3000年前后就已发展出一套初具规模的技术流程，流程包括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环节；在《管子》所载海盐生产资料中，“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即“煮泲水为盐”的“泲水”）煎煮成盐，“煮海为盐”的煮盐器具应是山东北部沿海商周遗址常见的盔形陶器，煮盐设施是圆形或长方形盐灶。文献考证与考释上，海盐生产的考证内容广泛涵盖古籍和出土文字资料所载词句、古代海洋生产沿革，以及区域海盐业发展，跨越先秦、隋朝、汉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海盐技术考证集中在海盐第一生产阶段的技术考究、区域海盐生产技术比较、海盐生产技术改革的起源时间、唐宋海盐制法、宋代莆人陈应功开创的“海盐天日晒制法”等。海盐业制度方面主要是对《管子》所载齐国盐业制度，尤其是齐桓公时期海盐管理制度的考证。
（二）海盐生产与技术变迁研究
海盐生产历史的断代时序研究，多关注海盐产地分布及其变化、海盐生产及影响因素、海盐产量等方面。其主要结论为：（1）唐代海盐产地的格局为南多北少，这一时期中国海盐生产重心已由渤海沿岸开始南移至东海沿岸；（2）北方海盐生产虽较之南方落后，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3）海盐生产受气候变化明显。区域海盐生产史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东地区、两淮地区，以及福建、宁波、海南等东南沿海区域，研究主题包括盐区围垦、海盐生产和运销等多个环节。从研究朝代看，北方海盐研究时期多集中在先秦商周；两淮地区研究主要在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多数研究则推进至明清以及近现代。这基本符合中国海盐生产由北向南的迁移时间趋势。与海盐生产相比，海盐技术研究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注都略显不足，但不乏一些对海盐技术发展史的长时段系统研究。林树涵通过海盐生产技术沿革史研究，认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存在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分别起始于唐代的广东、江淮，宋代的福建、广东和明代的福建。这三次技术变革分别为：改直接煎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卤成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再晒卤成盐。［12］纪丽真关于山东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其研究表明，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技术在承接明代盐业基础上，已由淋卤晒盐法发展到了工艺成熟的滩晒法阶段。［13］此外，吉成名还对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材料及其被用于海盐生产问题作了论述。［14］#p#分页标题#e#
（三）海盐制度与政策研究
海盐制度包括海盐管理体制和海盐运销体制，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且这两种体制的演变往往与私盐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盐业运销体制。盐业运销体制不当，将形成不合理盐业运销体制与私盐泛滥相互作用下的恶性循环，这恰恰是推动海盐制度变迁的动力。此外，王日根和吕小琴还专门对清代海盐赈济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海盐行业赈济是对海盐区自然灾害时期盐民的一种间接补偿；经清代规定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并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以及建盐义仓，逐渐走向制度化。［15］渔盐制度在清代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与治理渔盐走私问题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现有研究中提及的海盐政策主要包括盐滩管理政策、盐业生产管理与盐业保护政策，但文献研究多为不同时期政策梳理，对这些海盐政策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缺乏深刻挖掘。在这一点上，马俊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清朝和民国两淮地区海盐业集团博弈和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张骞盐务改革实践困境进行了经济学解析。［16］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盐业历史研究文献浩繁，集中于海盐史考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盐生产、海盐技术及盐政等方面，且大量涉及地方性研究。这主要源于中国海盐资源和海盐生产材料时间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该领域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绝大多数海盐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海盐资源开发和海盐发展的各层面问题，现代海盐业研究，则由于习惯被纳入到更大范围的海洋产业和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很少进入海盐史专门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
（一）断代海洋贸易史综合研究①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是断代史。在国外学者中，日本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国内研究则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朝代海洋贸易史覆盖宋、元、明至清初。国内的代表性著作，如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陈高华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区域海外贸易史著作研究的地理单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
（二）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断代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海洋贸易管理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如市舶司、近现代海关），以及海洋贸易立法和法律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研究内容多为各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在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尤为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集中于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明清“海禁”政策定性、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等问题的探讨。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得到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即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另外，与海外贸易相关议题研究还包括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研究、海外贸易思想研究、中国海运史研究，以及海商问题专题研究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总体来看，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在历史文本中，海洋开发史多被纳入海疆史研究视野，但海疆史研究主题多包含海洋权益和地缘政治成分，更强调海防、军事等非经济要素。海洋经济史范畴上的海洋开发则关注经济层面的研究成果。另外，海疆的地理范畴由古代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到现代涵盖海岸线、海岛、海域的“管辖海域”的扩展，也决定了完整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应同时包括沿海海岸带开发和海洋产业开发。本部分主要梳理古代海疆开发意义上的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文献成果。
（一）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
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多循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时间上着眼于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及政策的历时性梳理；空间上针对海洋开发的地域差异，又分离出诸多沿海区域的专门研究；关于区域海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则在这两者研究综合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洋开发的时序研究，上自先秦两周时期，经秦汉、明清，一直关注至今。在研究范围上，既包含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国土开发，又强调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因素，不乏专门针对海岛、荡地等海洋生态资源和陆海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各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了中国海洋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渐次递增的轨迹：（1）两周时期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主要限于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产品的加工和利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捕捞处在起步阶段；海洋盐业资源被纳入到了国家专职管理的轨道；海产品加工的用途由单纯的食用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实用层面。（2）秦汉时代，海洋采集捕捞业和珍珠捕捞发达；以盐官为依托、遍布全国的海盐生产和食盐供给体系形成；船舶制造业的规模化和航海航路开辟，推动了中国进入大规模海疆开发的时期。（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军参与海洋经济开发。（4）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的与时俱进，海洋开发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开发向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转变。海洋生态资源开发研究主要围绕海岛和荡地展开。前者集中于明清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多样并举开发模式转变的探讨，以及明清海岛开发形式的差异性分析；荡地研究主要关注明代荡地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双向开发的综合效益、荡地开发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现代中国海涂围垦的历史沿革和开发方式等问题。区域海洋开发史研究强调中国海洋开发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地域差异的特殊性。该类研究围绕地区特定的区位特征和特有的海洋类要素禀赋展开。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是特定时期区域不同层面海洋资源和海岛开发、沿海区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土开发历史进程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尤其是福建地区，由过去仅为谋生而进行的经济开发，逐渐转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在凸显其商业化色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因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弊端。此外，另一些学者还专门对历史上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中生态环境因素，以及江苏古今沿海滩涂的垦殖历史等给予了专门关注和梳理。#p#分页标题#e#
（二）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及海洋观变迁
这方面研究既包括实践层面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包含根植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领域的海洋观嬗变。
1、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相关研究在地理维度上覆盖中国北部的渤黄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其中以东南沿海研究为最多，包括：（1）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路向演进及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演迁：东南沿海由内陆向海陆发展路向的转折始于唐代甚至更早，到南宋时期初步成形；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海洋文明与传统时期的内陆文明，在伶仃洋区域相互斗争、交融过程。（2）福建、深圳和作为广西开放区历史渊源的桂东南沿海等更小地理单元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探索。（3）中国海港城市及腹地、海湾、海岛历史变迁进程的考察：海港区和湾区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力量的磨合中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陆地走向海洋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北部海洋区域经济研究见于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该著作旨在矫正中国海洋史研究中重南方、轻北方的研究偏好，致力于从人地相关系统视角，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构想。关于更大区域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史研究，则主要强调海洋考古学对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
2、海洋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两者互动研究。这里所指的海洋要素涉及三个层次内容：（1）综合性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开发、沿海与海外贸易、海洋运输；（2）海关、海防、海疆等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等；（3）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海洋经济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海洋经济对广东区域经济历史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对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影响的论述。单项海洋要素研究主要是各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单项或双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所论及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既有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区域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经济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单项研究。鉴于海洋经济发展与区域海洋文化的附着，以及两者间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如下问题有所研究：（1）海洋信仰与区域经济发展；（2）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俗嬗变的互动；（3）中国历史时期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4）国家和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5）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洋灾害史等。关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与海洋观的研究，学者主要就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大系统中海洋观演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以及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嬗变；明代闽南乡绅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海洋意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海洋移民问题研究
海洋移民是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杨国桢认为，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内。关于海外移民的界定，他们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不同于“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些概念间往往难以鉴别，在讨论晚清海外移民时，海外移民与华侨经常可以替代使用。海洋移民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为代表。其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外移民史交互影响的双重视野出发，致力于对明清海外移民动因，海外移民社会特征及反馈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台湾早期海洋移民研究、明清国内的海洋移民、明清海外贸易和南洋开发与海洋移民的互动、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研究、海洋移民政策研究、海洋移民的比较研究等。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在沿海海洋开发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果，但在多数研究中海洋作为第一研究本体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区域研究层面，多将海洋开发等同于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而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分异、沿海海洋经济活动与陆域社会经济间交融过程、当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区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流分析等问题研究上，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沿海地区海陆交界的地理特征以及荡地同时兼具海、陆和生态的三重属性，而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又未有海岸带这一概念，决定了以往对这些区域海洋经济规律的历史研究，难以将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沿海海洋开发与沿海区域开发明确区分，因此难以避免海洋经济史研究中海洋“陆地化”倾向。系统研究中国沿海海洋开发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变迁历史，还需建立在对不同海洋区域，尤其是陆海交汇地海洋开发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基础上。
六、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
在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主要从新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变、海洋经济政策、海洋产业、海洋经济中技术演变，以及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及方法论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进行断代研究。［17］（P1－483）其他相关研究情况详述如下：
（一）中国海洋经济理论演进与思想梳理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三十年，这与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多是在197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科和专门，研究机构后发展起来的现实是相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文献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等。
（二）海洋空间经济与产业演化研究
现代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主要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围绕中国海洋地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展开；海洋产业演化研究内容则包括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以及主要海洋产业独特的演化轨迹等。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海洋产业演进规律
在海洋渔业研究中，重点关注海洋渔业资源核算、渔业资源保护、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评价等问题。学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核算的研究包括最大持续渔获量估算、海水产品增养殖、海洋渔业生产潜力和效益测度、海水产品成本核算、海洋水产品捕捞回归分析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情况分析及经济学解释、中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变化和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经济学分析等。海洋渔业经济评价则多强调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应地，其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如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等。另外，在海洋渔业转型问题上，由于海洋渔业转型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学术界现有成果看，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海洋渔业转型具体问题探讨，如国外转型经验推介、转型运作机制及评估体系建立、推进区域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的政策等，对具体转型实践现实的描述和评价较少论及。在海盐业方面，当代海盐经济研究多强调海盐产业布局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海盐区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经济领域主题。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主题相比，现代海洋经济的这些特殊议题研究，一方面源于现代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概念范畴的变化，这为学界依据不同海洋经济的概念范畴，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提供了条件；另外，现代中国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对诸如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区域海洋经济的空间布局等方法的定量分析有了数据支撑。#p#分页标题#e#
七、研究评价与展望
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多数著述为中国海洋专门史、海洋行业史、区域海洋地方史和各朝代海洋断代史。这些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经济变迁全历程的整体梳理颇具参考价值。但需看到，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系统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兹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上，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源流、孕育和发展历程的解读，多从中国陆地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系统着眼，或将海洋经济视为沿海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或将其割裂为沿海经济系统中陆地经济“向外用力”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海洋经济研究过程中的“陆上痕迹”颇多。由于史学研究对考古、古籍文本考证考释等技术的依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在史学界。这种单一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往往囿于“注解式”研究———基于古籍史料的历史信息的整理，而对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诸多问题缺乏一种经济学意识的观照。另外，“站在中国看中国”也是从事中国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对数千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理论探索，长期停留在系统闭合式思维的狭隘层面，缺乏一种全球化视野。
第二，研究路线上，现有海洋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单体研究和以朝代形态为界点的时段研究。虽然无法排除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即为部门和区域组合的观点，但这种部门或区域孤立式研究思路，难以刻画经济部门间融通，容易造成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条块分割”局面。多断点的朝代研究，因无法充分兼顾大历史时期内经济的连续性，也无法对中国数千年的海洋经济史源流进行长周期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上，以往的海洋经济史研究多零散地分布于沿海社会人文的史学考究中，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缺乏一种经济学关怀。即便是单纯的历史学研究，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文献的零散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四，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中国海洋经济实践时序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显匮乏。海洋经济史研究中“重古略今”和“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依然未得到合理矫正。另外，中国海洋经济史诸多措词表达上也有待深究和统一，如中国海洋经济，尤其是古代海洋经济研究，自海洋经济活动出现伊始，有关称谓的表述就被冠之以“产业”（海洋渔业、海盐业等）称呼，其实这些活动远未成熟为一种产业。在诸如这些问题上，还需克服学术盲目的痼疾，真正立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范畴界定。
社会经济研究范文7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阶段性特征；传媒领域；传媒产品
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经济领域的研究也一定要深入。在经济学总体发展过程中发现，传媒经济学作为整个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体上研究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传媒经济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在传媒领域的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尽可能地降低经济支出，在一些传媒服务和传媒商品方面满足传媒领域的总体要求。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传媒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利用当下有限的资源来更好地推进传媒商品的质量以及传媒服务水平，对于我国传媒领域的发展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关注传媒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能够深层次分析各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这对于我国传媒领域的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20世纪初期传媒领域独立发展分析
在20世纪初，我国传媒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传媒企业已经关注到了传媒行业变革的重要性，在20世纪初期传媒领域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独立发展。美国杰米是当时有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从此在传媒领域出现了有关经济的概念。随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先后对传媒领域进行了经济方面的分析，当时英国、美国提出了传媒领域的音乐行业经济问题，20世纪初期受到传媒领域的影响，音乐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音乐领域凭借着广播业的发展又再度崛起，这推翻了先前音乐领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充分利用了广播领域的发展优势来带动了音乐行业的不断发展。1927年，美国相关专家威力经过市场调查后，对当时200多家的衰退行业进行市场推销行为分析后发现，广告资金的投入与企业商品的销售有一定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具备商业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广告能够帮助企业进行商品推销，并且能够取得良好的收益。1936年，随着《电信经济学》出版，传媒领域中出现了电信经济学的概念，电信经济学概念的出现打开了传媒领域更大的发展空间，利用社会发展环境下的电信市场更好地推进商品的销售和企业的发展。然而，电信经济学对于整个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分析到商品的需求问题。1976年，根据电信经济学的概念以及理论基础，对该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后，对电信市场的经济需求平衡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制订了与之相适应的电信市场价格机制。在当时政府的管理以及电信市场的激烈竞争是备受关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提出了电视经济学的概念，与此同时，该时期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对电视经济学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1963年，瑞德威提出了报业经济学的概念，根据先前几十年总结出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对传媒领域的发展有了新的研究思路，使人们对劳资关系以及广告收入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总体来看，在该阶段传媒经济学实现了独立发展，在传媒经济学发展领域上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另外，在这一个阶段交易成本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传媒领域对成本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不单单影响到了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对于交易成本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使日后企业在传媒经营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启发，这对于推动传媒经济的整体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220世纪后期传媒领域发展模式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传媒经济学的概念，传媒领域经历了几十年的综合性发展后，形成了具有综合性发展模式的传媒经济学态势。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大众传媒经济学。大众传媒经济学与传媒经济学在本质上没有过大的区别，传媒经济学包括通信、广播、电视、杂志和报纸，大众传媒经济学也包括这些内容。在新闻领域的发展过程中，传媒经济杂志的出现成为了当时新闻行业实现传媒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传媒经济杂志主要讲述了在传媒时展的各个时期传媒领域的各个发展结构和组成部分，另外这本杂志主要提到了传媒惊营过程当中体现的财政和经济方面问题，为日后传媒领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基础和重要保障。在这个阶段，传媒经济学实现了综合性的发展，综合性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了传媒经济学包含着广播、电视、报纸和新闻等多方面的共同发展。此外，传媒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根据传媒经济学的现象，分析了该阶段传媒经济的垄断问题。在该阶段，传媒经济学的发展采用了综合性的发展模式，世界上很多国家学习了传媒经济的经营理念，为其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影响了中国对传媒经济经营的理解，英国的很多报业委员会根据传媒经济的发展，制定了相应的传媒经济经营模式以及管理措施，这对于当时英国报业更好地利用传媒经济经营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结束语
时代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当前对于我国传媒领域的发展而言，必须要关注传媒经济学的发展阶段特征，这对今后传媒服务以及传媒商品生产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总体而言，我们需要关注到在传媒领域范围内实现独立发展以及实现整体的综合型发展模式特点，这对于今后我国传媒经济的总体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想提升传媒的总体服务水平，就必须关注到传媒经济的发展状况，根据自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借鉴以往的服务经验和生产经验，尽可能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从而为更好地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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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研究范文8
关键词：财务会计；核算监督；发挥策略
时代不断进步，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会计监督为在财务会计实际核算及管理工作中，要进行全面、系统、连续的监督，并且进行不定期检查，有利于及时纠正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错误。严查造假等不良行为，保证会计核算工作高效、健康的运行。对会计核算进行监督，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确保会计核算工作健康发展。
一、财务会计核算监督的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企业财务会计核算进行监督，不仅对企业自身发展有积极地促进作用，也有利于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对财务会计核算监督力度，使其有效控制违规违纪、弄虚作假、损害债权人、投资者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等不良行为，使其保证我国宏观调控以及管理能够正常进行。基于此，要加强财务会计核算监督力度，确保企业财务会计核算工作顺利开展。
二、财务会计核算监督现状
（一）缺少完善的企业制度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是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相应的制度。企业不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无法保证财务会计的顺利开展。大部分企业在实际发展中，通常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企业经济效益上，忽略企业自身的管理，并且没有意识到财务会计监督的重要性，从而无法保证工作顺利开展。
（二）缺少完善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很多企业在实际发展中，缺少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造成财务会计有关制度存在一定问题。如，很多企业存在呆坏账、不良资产、账外资产以及闲置资产等问题；并且，很多企业在开展财务会计工作重，对会计核算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会计工作人员只对领导负责。
（三）缺少的完善的外部监督体系
很多企业内部财务会计核算监督体系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而外部监督主要是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这一环境下的体系在实际实施中会存在一定问题。并且，对企业财务会计监管部门包括证监会、财政部、审计署以及税务局。政府各个部门对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监管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各个部门缺少统一性，导致当前我国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监督工作缺少秩序性。各个部门有相应的工作，但没有形成统一的工作安排与分工。因此，政府部门很难对企业会计核算进行有效监督。
三、财务会计核算监督措施
（一）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核算监督制度
我国很多企业会计核算监督力度不够，主要是由于企业没有意识到会计核算监督的重要性。大部分企业认为，在当前经济市场背景下，各单位、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个体，要做到“利益至上”，在实际发展中，要确保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企业内部会计核算监督职能不断弱化，甚至形同虚设。现阶段，经济市场发展迅速，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如果企业在实际发展中，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忽略内部会计核算监督，企业财务状况将会存在很多问题。这一环境下，各企业及单位要在实际发展中，根据自身情况，结合经济市场情况，加强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核算监督制度，对会计核算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监督，不仅能够减少不良行为现象的发生，也能有效控制核算风险，为企业创造更高的利益。
（二）确定会计核算监督人员责任
一些企业或是单位，在实际开展工作中，负责人认为自己作为负责人，可以在会计核算工作中进行指挥、授意等，财务人员要根据负责人指示办事，一旦出现问题负责人便推卸责任。这一情况下，对会计监督工作造成了严重阻碍。领导作为单位管理人员，对一切管理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责任。在制定管理制度中，一定要明确会计核算监督责任人，使其在出现问题时，能够有人承担风险。责任人要承担会计核算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以及准确性等责任。财务会计核算工作开展中，有明确的负责人，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会计核算工作质量与效率，并且也能有效促进会计核算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完善企业外部会计核算监督制度
在开展会计核算监督工作中，仅仅依据法律监督以及企业内部监督是无法真正实现监督效果的，必须要完善企业外部会计核算监督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政府部门监督则是通过我国审计、财政、税务等部门进行监督，对有关企业单位开展财务会计核算工作的监督，不定期进行检查，并且进行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对企业单位会计核算监督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能够对处理会计信息中存在的争议进行有效处理。并且，政府部门进行会计核算监督，能够有效维护公众利益受损，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监督是依靠审计事务所以及会计事务所等委托注册的会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者身份，对委托的会计核算工作进行全面、客观的监督。有效利用社会审计监督，实现外部会计核算监督作用，从而保证企业外部会计核算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确保会计信息失真、弄虚造假等不良事件的发生，进而提升我国社会经济效益。综上所述，加强财务会计核算监督力度，不仅需要企业内部完善财务会计核算监督制度，还要加强企业单位外部财务会计核算监督力度，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要加强监督，确保企业会计核算工作有效开展。对财务会计核算工作进行监督，不仅能够提升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也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的发展，减少弄虚造假、违法违纪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峥.企业财务会计中的集中核算问题及解决措施[J].财经界(学术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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