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伦理
现实生活中，由于主体的需要、动机和目的的不同，因而利益也就不同，在交往的过程中利益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现代社会的分化和分层的加速，使利益冲突更有扩大的趋势，不仅存在着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且存在着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制度作为调整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目的在于解决主体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利益冲突，这是通过制度的激励功能来实现的。
1制度伦理的内涵
要了解制度伦理的内涵，首先就要弄清楚制度的基本含义。制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范畴，可以多学科、多角度来加以界定。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制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准则体系和某群体、行业、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包括规则、法律宪法等正式约束和行为规范、习俗、自愿的行为等非正式的约束；一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准则规章的活动及制度建设。早期制度经济学派的创造人之一康芒斯认为，制度是指约束人的行为的集体行动；诺斯也把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实施及其特点作为制度的重要构件。因此，制度既指准则也指准则的活动[1]。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建立制度伦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的需要。如果在设立经济、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考虑，在这些制度中排斥任何伦理因素的影响，那么，合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要求的行为就可能同时违背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的外在压力强于伦理道德的外在压力，伦理道德的实际作用就会被大大衰减，道德建设就会被驾空，就不会落到实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制度“好”和制度“不好”就是对制度所作的道德价值评价。因此，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是当前道德建设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许多制度和举措都在从根本上反映着制度伦理的要求。制度伦理从人类社会有序化、规范化发展目标中，揭示制度蕴含的公正、平等、自由、权利等伦理学意蕴，用以调节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及其利益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而且，制度伦理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制度变革与创新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诺斯说过：“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由于市场经济体现着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由于经济不平等，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金钱侵犯权利等现象。就是说，由于利益关系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竞争，加剧了伦理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为了合理调整利益关系，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实施一种以平等和公正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成为日益迫切的要求。在此意义上，建立制度伦理成为制度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2]。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建设的内容
要解决上述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制度伦理建设，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使一些伦理道德规范制度化，借助外在强制实践伦理原则。考虑到经济制度分为实现宏观层面的根本制度，中观层面的体制制度和微观层面的具体经济制度三个层面，因此我们在构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伦理也相应地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是实现共同富裕；中观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微观层面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是实现自主意识和公平竞争[3]。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蕴含的根本伦理目标和价值取向，因此宏观层次上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所在，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体现。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人类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等和共同富裕。因为，在公有制下，生产资料的占有才是可能和现实的，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起点上的公平竞争，最后结果的公平分配才是可能和现实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这就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的价值，是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和现实、目的和手段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们都过上富足文明的好日子，共同富裕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伦理的根本价值目标。第二、自主性和公平性是市场经济制度最基本的原则，因此微观层次上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是实现自主意识和公平竞争。马克思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作为权利主体，它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它们的交易是“自主自愿，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式的经济，而竞争的前提是自主和平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体的制度伦理必须具有自主性和公平性。市场经济制度所坚持的分散化自主经营原则，强化了各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平等性原则唤起了人们对公正精神和有序竞争的渴求。市场经济制度的活力正是来自各经济主体的自主意识和公平的有序竞争。因此，实现自主意识和公平的有序竞争就构成了微观层次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总之，这三个层次的制度伦理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宏观的制度伦理是中观和微观制度伦理的价值设定，中观和微观的制度伦理服从并体现制度伦理，体现出现行市场经济制度多蕴含的道德价值理想。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15.
[2]龚天平.论制度伦理的内涵及其意义[J].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22-26.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335.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离不开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作用。
一、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两条实现途径
现代市场经济教育指的是市场主体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现市场经济理论、思想的过程，其实现途径有两条：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自发教育是市场主体所受到的来自其他市场主体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是市场主体在市场博弈过程中的自我演化；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觉教育。自觉教育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学术团体对市场主体施行的教育，是排除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思想障碍、提高市场主体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的有效手段。
1、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
现代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自发教育的渠道有两条。
其一，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对于其他人而言，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能够起着自发教育的作用。这些暂时没有成功的人群必然会模仿成功人士，积极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并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对这些知识加以运用。
其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对市场主体的教育。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教育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有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市场主体与之相适应，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市场主体迟早会招致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淘汰。
2、现代市场经济的自觉教育
现代市场经济是文化经济，体现为市场主体成熟、市场客体完备、市场制度完善、政府干预合理、科技发达等方面，而其中许多方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功能难以胜任的，需要自觉教育功能发挥作用。现代市场经济自觉教育的内容包括：现代市场经济法规教育、现代市场经济技术知识教育、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宏观调控知识教育。
二、进一步加强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思路
在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与自觉教育功能是协同发挥作用的。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我们不能只取其一。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必须同时从自发教育与自觉教育两个大的方面着手。
1、引导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发挥正面功能和积极作用
首先，树立合格的成功人士为典范，让诚实守信、合法经营、遵守市场规则而致富的市场主体脱颖而出，带动更多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致富。其次，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在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勤劳、智慧、诚实、勇于创新品质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成功的几率更大，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就称得上是好的、规范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主体走向成功营造外部环境。因此，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仍是必要的。唯有从以上两方面同时着手，才能发挥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的正面功能和积极作用。
2、继续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育
强调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实质上就是强调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育，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当前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应注意根据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变化同步调整并深化市场经济理论，因为，只有能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才真正具有说服力，才能真正教育人，才能真正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其次，推行全面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育。当前我国一些部门的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内容比较片面，结果一些人对现代市场经济缺乏全面的了解，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原则也毫无所知。最后，全面推广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当前我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覆盖面比较狭窄，针对社会人员的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几乎是空白。因此，还应大力发展成人继续教育，传授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全面推广现代市场经济教育。
3、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实践、教学、传播等环节间的联系
当前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实践、教学、传播环节联系的紧密性还有加强的余地。学者们往往更注重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学、传播关注不够，这样的理论往往是不彻底的。因此，加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教研等环节间的联系，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建设和现代市场经济教育具有双向的促进作用。
4、处理好现代市场经济教育与市场监管、法制工作的关系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3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1.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不是“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认为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就达到了社会主义，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认为，深刻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本质是：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列宁曾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应当说明，列宁的这一判断是在1924年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之前，并没有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已经实现的“三大转变”。王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12]，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4
关键词：国家转型；宏观经济理论；政策演变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水平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进程当中，并且在最快的速度发展到了繁荣的时期。在当前国家实现发展和转型的大环境下，国家出台的各项经济体制也在同步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不断变革，从而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将其始终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沿着当前国家转型的发展脉络，关于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极为重要的问题逐渐凸显：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其宏观经济上的调控是怎样的；人们应当如何理解当前宏观经济理论，并对其加以合理利用；如何实现在宏观角度上对经济的整体调控和转变等。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转型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重要程度不断提高，而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会决定着国家未来主要的助力方向。长期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正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当中存在的研究内容过于宽泛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存在严密性不足的问题。正是由于上述两种主要问题的存在，才使得当前与宏观经济理论相关的研究不足以支撑国家转型所需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开展国家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演变分析研究。
一、形式化宏观经济发展理论解读
在社会经济及其附属产业不断发生变革的背景下，经济新增长理论在市场内兴起，经济动态均衡理论在其所属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形式化宏观经济发展理论。要实现基于此种社会大环境下的国家经济稳定建设，对此，有关金融行业专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针对市场经济现状，进行了宏观经济发展理论假设的提出：此过程是一个社会群体产出滞后到产出高效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人口转型、工业发展形势变革，产业经济将呈现一种动态化变革趋势，而此时，仅按照常规的经济发展形势进行经济产出的阐述与解释是无法满足要求的。在对形式化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度解读中发现，解读的过程不仅要阐述长此以往经济的停滞状态，也要解释与经济相关产业的结构变迁，因此，对于此方面的描述可以从经济长期停滞层面入手。一方面，可以认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属于国家的“分内之事”，是为了推进新中国到来的必然性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宏观经济效应的产生与“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与假说呈现对接。当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学者提出了此假说后，产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也就此浮出水面。综合现如今的研究成果，造成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生产技术落后、人口数量增长比率与人均产出呈现一种反比例关系、土地资源开发的不完善或对现有国土资源利用得不充分。而提出的因素也恰好印证了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形式化宏观经济发展下，社会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更新、国家多次了人口增长鼓励政策、了土地资源规划方案与执行标准参照文件。总之，只有在满足了上述提出的多个因素正向发展要求，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宏观发展需求。
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变革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近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市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不断发生变革，与之相关的经济指导文件与产业发展方案也越发完善，尽管这一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价值的提升，但与此同时也干预到了国家经济的宏观环境。其中受到影响最为显著的市场经济要素为“通货”，通货膨胀是每个国家均要考虑的问题，当居民群体的工资与收入持续增长后，为了维持日常生计，市场哄抬物价。一旦这一过程出现失衡问题，便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会出现“经济攀比”的问题，这些问题均是由于增长率的差异性与增长不确定性导致的。与通货膨胀对应的现象为通货收缩，针对此方面的研究需要从需求角度出发，当群体端需求与市场前端需求不匹配时，市场整体价格下跌，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制度与经济体制的运营将出现障碍，最终影响到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
三、国家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演变
1.第一阶段演变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演变的第一个阶段在 1978 年 ~1996 年，在此阶段，相关理论指导政策的出台在市场内仍处于一种探索阶段，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已出现了严重的宏观失衡问题，主要现象为群体需求膨胀与社会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为了改善或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有关单位首次提出了“十年规划”方案，以此种方式对产业经济结构进行针对性调整，但由于当时政策的指导思想与社会发展存在偏离问题，因此在政策与宏观指导政策落实后，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扭曲现象。产生此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十年规划”方案过于求成，导致理论指导内容偏离社会发展实际。在此方案实施的三年后，党中央及国家附属单位意识到了市场形势变化的问题，并在组织多次指导会议后制定了新的产业发展指导方案，制定的方案结合当时的多种政治举措，对社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势头过于迅猛的趋势进行了制止。截至 1983 年，市场宏观经济的发展与固定资产投入趋近于稳定，并回归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在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大型变革后，党中央在国家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改革目标，即农业生产社会总产值同比当年“翻两番”，与此方面相关社会政治战略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刺激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在新政策的刺激下，资本主义开始了二次盲目投资，此种行为导致了当时时期市场内物价迅速提升。为了制止此种不规范的市场投机行为，有关单位再次提出了“双紧”政策，即财政紧缩政策与信用贷款紧缩政策，并对企业与工厂的工资发放情况进行了协调与控制，通过多方的集中整治，有效地缓解了当时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经济的可持续与稳定发展。
2.第二阶段演变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在 1997 年 ~2012 年，在此阶段，市场经济变革与发展已趋近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框架已基本健全，此阶段的演变背景是对经济体制的持续完善，以此更好地面对国际市场与外部风险对其的冲击与干预。在此过程中，市场经济建设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方向，但在转折区间，产业出现了严重的过剩问题。除提出的相关因素，在十八世纪发生的金融危机事件，也加剧了产业需求矛盾，导致市场与群体之间存在严重的供需不足问题，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此阶段中较为缓慢。
3.第三阶段演变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5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他心中，所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经历了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阶段之后的社会形态，并且所想象的社会主义也是建立在生产力具有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是却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期间，提出以及改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凭借着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这种科学态度，并结合了其社会实践规律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拥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以及发展所需。
二、经济体制、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我们在理论上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商品的经济之间的结合存在问题的认识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在我国十四大会上明确的指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认识深化上，明确的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总要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确保能够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解放取得进一步的成功。”而这一结论的提出也表明了其理论的正式确立。也标志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全进入到了现代化制度的轨道之上，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创新、需要提供了新的理论前提以及创新方法。
三、实践的方法论意义
从我们所了解的其理论形成的过程以及包含的丰富内容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条例，只是一个指南，作为一个未来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它给我们展示的只是实践的方法论意义。
四、科学指南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其哲学与经济理论学的基础上建立出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科学社会主义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走出了新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主要包含了其职能的转型、转变我国党的工作方式，扩大人民民主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等等，全都离不开其理论的指导，政府的职能也不是万能的，其能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市场出现了失调的状态，政府才能够发挥其有效作用。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6
一个世纪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辛亥革命，冲决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而来，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为中国追求和实现现代化鼓与呼的理念、思想、理论、学说正面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大舞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创建并兴起的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学科“，是研究并阐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理念、理论与学说、学派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与规律性的科学。”[1]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基本相一致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其中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诞生、“”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历史新时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里程碑式事件。
一、辛亥革命开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给了帝国主义沉重一击，同时，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更是再次撼动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孙中山最早用“民生主义”把中国的大同主义与西方的社会主义相联结，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思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中国“，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已经初步奠定了其经济发展思想的大致理论框架，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其“旧三民主义”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特别是其后来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他一生中极为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到了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实际上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在革命前后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伟大事件，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也为今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石。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孕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
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先声。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性质及的伟大历史功绩所决定的。从辛亥革命到，虽然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在当时世界革命大背景下，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种全新的思潮及一系列全新的理论诞生了。这些全新的理念也为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并以中国实际为依托获得广泛发展，它以自己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2]，而且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用的话概括“十月革命”的意义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打开了禁锢“民主”与“科学”的闸门，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其“传播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吸收、消化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过程。#p#分页标题#e#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思想是完全的“舶来主义”或“拿来主义”，而要发现其自身的根基与特点：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可以在苏俄确立，在其他类似国家也可以发展。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说，颠覆了以往绝大多数传统理论，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性社会思想的巨大变革“。十月革命”后，大量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夯实了基础，也为社会主义今后在中国的发展于理论层面上指明了道路。第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并改变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并取消其人———官僚买办在中国的特权。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与基本国情决定的。但由于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这场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革命任务却被无产阶级替代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践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重大发展。这场特殊的革命也为中国走上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第三，中国自己特有的社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实。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与“”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是相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果。其本质都是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消除严重的两级分化、建立平等和谐社会。“民主”与“科学”是的基本精神。在追求这种基本精神的时代中，马克思赋予了民主与科学全新的含义与内容，使得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更有特色、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回顾中国特有的商品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更能说明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与创新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之后，随着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中国特有的商品经济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必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认识是甚为明确的。但这一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矛盾，恰好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说明了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同辛亥革命一样，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本身提出什么创见，只是在介绍、传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且由于介绍者立场与认识的局限性及没有弄懂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使得这种介绍零散、孤立、不准确，甚至还有歪曲之处，因而这两次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产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在于它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的本质内容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无数的前辈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奋勇向前，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与社会思想。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继续弘扬五四精神，更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又一重大里程碑式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现实载体与实践主体；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需要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是中国的实际。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终于找到了其特有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中国式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和全民族的共同富裕。这一宗旨、使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一时期思想与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是。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特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形成了以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的指导下，将新民主主义经济进一步明确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在旧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智慧结晶与经验的总结”[3]，同时也是成功地探求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经济理论方面的首次概括“，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农民及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根据地、解放区经济结构及建设方针、策略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等方面”。[3]
这些理论又可概括为三个主要问题，即对旧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及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对根据地、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概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预测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过程、方法、步骤、目的的理论分析与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宝库”。[3]依托中国共产党这一强大载体，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出自身的新特点：一是具有宣传性、批判性和实践性，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旧中国的经济制度，勾画在中国将要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轮廓，践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探讨建立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式。该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寻找到了最为合适的载体，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后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依据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获得了特定形式并取得了实质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贡献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四、新中国开创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新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与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成为执政党，其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主体”[3]，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升为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从1949年至1956年，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根据我国当时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和实际困难，为我党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科学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而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铺垫了道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式”[3]。这一创新性实践带来了理论上的重大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直接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具体国情必然赋予这一经济思想以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3]由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使得中国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与社会震动，比较顺利地实现社会改革，促进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开始了工业化建设。1956年4月，在总结苏联经验与教训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认为“片面地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随后，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强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与农业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并举的道路。1959年，再次提出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1962年，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这一系列论述从指导思想上正确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深刻揭示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间的本质联系，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生产理论。新中国的成立，既成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起点，、、陈云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与发展理论。#p#分页标题#e#
五、“”体现出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
“”十年，使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到这一时期，由于科学的研究被唯心主义的说教所排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代替，几乎丧失了科学性，打上了深深的‘神学’与‘辩护学’的印记。从总体上看‘，’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被从‘左’的方面推到了极端，它是服务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这个时期经济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非科学性。这种非科学性首先表现在一些理论出台的依据和判断标准是不科学的；其次这种非科学性表现在这个时期的经济理论的空想性。二是其研究方法充满了唯心主义荒唐与形而上学的怪诞。”“全民族的思维僵化、凝固，经济理论的研究被纳入某种模式之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走入歧途，也导致了此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得不以闹剧开场，而以悲剧结束。”[2]但在这场令人发指的民族文化大浩劫中“，不乏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同志，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反复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性，提倡或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争将‘四个现代化’列入党和国家的大事之中。有的利用重新工作的机会，提出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整顿等政策；有的在撰文论述其他问题时，借题发挥而阐明一些正确的经济思想；有的甚至身陷牢房和牛棚之时仍在构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主体思想的错误而忽视科学思想的存在。”[2]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道路，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孕育着挫折的萌芽。在自满情绪日趋滋长的情况下，“”十年使刚刚走上振兴之路的年轻共和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六、新时期催生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新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结束了粉碎‘’之后的徘徊，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3]这个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也因此得以里程碑式的发展与创新。
1.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密不可分的。开创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邓小平经过拨乱反正，在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开始集中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战略问题，在这一重大的历史选择上，素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提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以国情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从而也就决定了他能够不断地从国情出发，发现、提出和解决新问题，形成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认识。”[4]
2.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得到全新的升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6]同时也充分参考与借鉴了世界主流经济形式与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的成功。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它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创立与发展起来的。“我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运行平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点与状况。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3]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不仅具有普适性、时代性，而且具有特殊性。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然选择的经济运行方式的风格与特点，不能不在其运行与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尤其不能任其自由放任自身的缺陷与弊端。特别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干预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不受政府干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不能脱离世界大背景，也不能忽视自身的国情与环境的特殊性，要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以使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日趋成熟与完善。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7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在给帝国主义沉重一击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直接撼动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开启了大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辛亥革命还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垫定了基础。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阐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贡献。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近年来新建立的崭新学科，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一系列经济观点、思路、理论及学说的总和，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以追求并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总体情况看，起始于辛亥革命。虽然从经济理论的性质、目的与基本内容的不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与非国非共的“第三理论”，但就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创新而言，应当说，也是辛亥革命为其开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其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随着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深入而逐步拓展为以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论、过渡时期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论、工业化道路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和科学发展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就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而言，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象征性起点，仍有不少异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线应该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近现代部分的历史分期与中国经济史近现代的历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实，中国经济思想史同中国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
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它是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形成、发展、变化及演进过程和必然归宿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同结构与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限一般划在1840年，下限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划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学说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条件、特点及状况，探求并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及阶段的内在规律性。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限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但下限不是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应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基本原因在于:
第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史面对的是经济实在，而经济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观念。研究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经济史，但经济史的研究却绝对不能替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思想相对于经济现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如果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套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第二，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并未因为以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就为经济思想史不同时期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以辛亥革命为界，在此之前，经济思想的主体是封建经济思想与封建改良主义;在此之后，经济思想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第三，从中国独特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显然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范畴，当然也属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范畴。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自然包括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新)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经济理论。
我们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背离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目的、内容及基本原则。因而，把辛亥革命后(新中国之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划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范畴加以阐述是不妥的。当然，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主体具有不同性质，各自形成的条件和特点也不相同。
首先，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性质看，一方面大量继承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来说，虽然其中有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影响，但封建经济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是主体部分。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也与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密切相关，但其封建性已不是主导，主体部分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其性质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看，虽然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各自具体的客观条件却相去甚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得中国原来封建社会的性质、矛盾、特点以及前途都出现了扭曲，已经不同于原本意义的封建社会。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却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体制”及1917年十月革命与1919年所预示的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p#分页标题#e#
再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各自的特点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一般具有变化颇大，更替迅速、内容和形式都很不稳定的特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不仅目标坚定、任务明确、观点独到、内容丰富，而且明显地具有革命性、实践性、真理性、创新性特点，这也是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不同的。
综上，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及研究对象的上限是客观的，符合其学科性质。这里，进一步认识孙中山三民主义经济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对于客观把握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关系甚为重要。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把中国大同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相联结，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民生主义。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对于实现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平均地权，另一个是节制资本。”［1］“平均地权”，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在当时，平均地权的提出不仅跨越了旧、新民主革命两个时期，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之所以要提出平均地权及其基础上的民生主义，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意义在于:一是解救中国大多数农民免受痛苦，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避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甚至前途，力主实行社会主义;三是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平均地权解决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客观上已具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
“节制资本”，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首先要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其次，以赎买私人资本的方式有效地控制和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再次，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办法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最后，节制私人资本还必须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节制外国在华的一切垄断性企业。“发达国家资本”，即发达国家的国有国营实业，这是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之要义。“发达国家资本”的实质内涵则在于“大资本国有”。在孙中山看来，只有节制私人资本，才能避免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路;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只有既节制私人资本又发达国家资本，才能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更深层次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2］
“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向了东方的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当年的评论错了，而是孙中山后来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点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孙中山当年所阐释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及其有无时代与现实意义，亦就迎刃而解了。“平均地权”与后来的、再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节制资本”与后来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国家资本、再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虽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所设计的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
之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原则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多样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其次，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再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铸就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任务与核心范畴。因此，我们回过头来认真而又科学地考察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其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只有如此，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的评价才可能是科学的，对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关系的认识才可能是客观的。#p#分页标题#e#
二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独创性伟大贡献。它是在旧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与经验总结，同时也是成功的探求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第一步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概括与总结。中国的实际国情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后封建”和“穷”两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性。与孙中山都清楚的认识到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理论。从实质性内容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又具有一致性。正如所言: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下决心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3］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学生，而且是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首先，与孙中山构想的新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相一致。孙中山认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方面和欧美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其民生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包括了多种经济成分:国有国营经济、地方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总之，孙中山所构想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公营和私营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包括: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等经济成分。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其次，与孙中山构想的社会上层建筑相一致。从社会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看，孙中山所构想的民生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独特的，即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性的共和国———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所构想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同样是独特的，1949年总结性地写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第三，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设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在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阐述中国革命的过程与前途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3］63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众所周知，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亦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期准备，或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的这段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也为后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基本与核心思想与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始终保持着一致。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正确的“国情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之后又进行了多方面艰苦的探索，“国力论”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科学地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得“国情论”与“国力论”理论上升到战略高度。实际上，孙中山、、邓小平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关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亦是大同小异。孙中山概括为一个字:“穷”;认为是一句话:“一穷二白”;邓小平认为是:“人口多、底子薄”。这些认识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地位的理论。“初级阶段论”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综合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历史等各方面，既考虑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特点，又注意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性质与状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与社会交替形态的必然规律概括出来的现代化建设环境论。
应当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一直是不断深化、细化和具体化的。辛亥革命的大功劳在于，把对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及其意义提到了日程上，并且为此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没有中山先生对于中国国情认识的基本概括，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国情理论，这是一个逻辑的理论序列，也是一个必要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有历史阶段，是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发展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先进国家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置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科学认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p#分页标题#e#
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其实就是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从过去了的实际情况看，世界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经济落后国家变革而来的，初期都面对如何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问题。在中国，历史与国情的基本事实更把中国工业化问题摆到了一个特殊的基础、环境与起点上，从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内容及其重要特色。例如，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并且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当然，在中山先生那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同样相当重要，他的建国方略洋洋大观，极为具体，至今不失现实性和前瞻性。由新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农业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举足轻重，必须置放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三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然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的具体化。农业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问题，具体表现为增长方式与经营方式;农村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农民问题，说到底是经济关系与经济成分问题，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与利益实现形式。由“三农”问题引发的“农民工”问题(“四农问题”)，说到底是农业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具体表现为工农与城乡差别。这些问题，既是旧中国的遗留问题，也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要解决这些问题，从“平均地权”到“家庭联产承包”，从“节制资本”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解决的方案与方法大同小异。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农业的综合开发，逐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要大力转换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使之尽快提高商品率，实现市场化;要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地提高，从而为农业的集约化提供基础性支持并现实地弱化工农差别以及脑体差别;要迅速推进社会的公共服务均衡化，以利于尽快消除“三大差别”。积极、慎重地推进并实现农业工业化，即从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一根本入手，则是有效与妥善解决“四农”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创新之举。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研究中国实际及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环境、定位而形成的崭新理论，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长期奋斗、力争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经验总结。
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改革与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通过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力，是发展的原动力;对外开放，也是由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决定的。放眼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4］因此，我们要发展，必须开放。在改革中开放，在开放中改革。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斐然，通过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从思想向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百姓生活的平均与贫困向以人为本的小康与富裕转变。辛亥革命后，尽管社会动荡不断，直到新中国成立，但是，变革一直是主线。变革的主线不仅没有背离中山先生的基本思路———实现民生，追求现代化，而且中山先生关于实行开放主义思想，包括主张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式方法等等，在其后的实际过程中不断得到实践和发展。一方面，通过30年来改革，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另一方面，2001年11月11日，我国成功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及民生与国有企业方面的再改革也成为新时期最根本的任务与内容。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8
1.1农业产业化经营理的内涵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是为了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和系统的农业产销服务一条龙的方式相比较与区分而阐释的，“农工商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内容，在欧美先进的一些国家将农业产业化经营称为农业一体化（Agricultaralintegration），也被叫做贸工农一体化。
1.2农业产业化经营理状况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腾飞。农业方面主要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空前的进步与财富，将周围的农村经济的自主经营与市场对接，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农业化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将我国的农村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展示了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强劲驱动力，将农村经济引入高潮。
2农业产业化经营理的基础理论
2.1产业经济理论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中的传统农业发生变革，取而代之的是农村产业化经营，这是农村产业经济中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可替代，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也为产业经济、市场机制、及制度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产业组织生态理论果实的成长要在相对应的环境中发芽、枝蔓的生长及发展。当然，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也是根据这些步骤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对生物个体和它周围环境的交互性联系是生态科学的主要内容。产业组织和环境之间的交互性联系，是产业组织生态学的主要内容。在一样一个产业的组织架构中，就好似是将企业这些属性相似度生命体归结到产业下，这大环境下就出现了产业组织。
2.3制度经济理论社会及组织规则的整体架构形成了制度，不管人们是否自愿接受或者被动接受，制度就是为了规范大家各种各样习惯的统一规则。组织规则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依产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大众的公共行为及个人的行为习惯都要受到制度其中规则的约束，以及个人及社会对财产和公共设施物件的处理方式，对资源配置、人力资源及收入都有一定的影响效果。
2.4市场机制理论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市场农业更加细致，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之一，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规律很重要。农户、农业企业单位及合作社加入市场经济时，依据手中资源的实际价值和价格导向对产业进行选择，而这时的产品已不在是简单的物件，而是社会商品，属于地方市场，而且也属于国内外中的一部分，相互之间受价值规律影响。
3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构成要素
3.1扶持培育龙头经济农业产业化将农业转变成为多种一体化的整体经济，也被称为龙型经济，只有“龙头”的带领，才能让企业更有规模有水平使其职能被充分应用。所以，龙头企业的建设对将来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3.2建立专业化商品生产基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就是生产基地的建设，龙头企业依靠它来维系农户及企业的未来发展，生产基地建设对我们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3确立主导产业完善主导产业为以后农业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多方面发展也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例如，区域开发重点、发展层次整理、开发有价值项目的定位、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产业结构就要考虑到主导产业的相应调整。
4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