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史范例6篇

社会主义发展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国际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过程,都是一个螺旋型前进、波浪式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早期空想平均社会主义,空想平均共产主义和三大批判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十六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撰写了一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开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大门。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就本质而言,乌托邦是具有启蒙性质的,为一些极少数的人向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虽然正面乌托邦为人们描绘出了理想国度的美好生活,但是由于当时手工劳动基础上生产力非常地下,人们的这些理论也仅仅是一种空想。

18世纪,法国的莫来迪发表著作《自然法典》, 标志着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诞生。空想平均共产主义将平等理解为平均,从公平、共有的原则出发,莫来迪认为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在远古。

19世纪,圣西门、博立叶和欧文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圣西门提出的实业制度,博立叶提出的和谐制度和欧文提出的公社制度,都严厉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认为资本主义应当为社会主义所替代。

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唯心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陷入局限的根本原因;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

从1844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1836年侨居法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在巴黎建立的国际性的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提出的口号是“人人皆兄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站起来”,纲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共产主义宣言》于1848年发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第一个纲领,标志着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1871年,由于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巴黎公社运动宣告失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仅72天。此时,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的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社会主义从本世纪初在苏联诞生以来,出现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列宁逝世为第一次高潮,此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从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为第二次高潮,从那以后社会主义一直处于低潮)。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先天不足;内部存在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残余;外部不断遭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遏制和打压;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探索实践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毫无疑问,21世纪社会主义也将是一个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促进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加深,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危机和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矛盾。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虽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种社会主义运动中暂时的复辟、倒退,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

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总体上讲是处于低潮,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高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不仅明显优于旧中国任何时期,而且优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同期水平。社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够推动生产力更迅速地向前发展,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非执政的共产党经过动荡和分化后,许多党坚持了下来,有的还有所发展。他们根据本国国情,努力探索复兴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们对社会主义复兴道路的新探索必将带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潮。

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的是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为指导的。

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国家特色和民族形式。过去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那种“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个中心、赶超阶段”的况将被克服。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表现为道路的多样性、方式的多样性、体制的多样性和策略的多样性。中国搞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越南搞的是“越南特色”,古巴搞的是“古巴特还有“朝鲜式的社会主义”或“主体社会主义”等等。

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是封闭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开放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时代特征要求战略调整,时代和国情一样,是每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认清和把握的,是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而每一个时代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特定时代的历史规定性从而区别于其他时代。认识时代特征,也要注意把和平与发展同战争与冲突联系起来,还耍从科技革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时代特征。

在历史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从空想变为现实时期,在这段社会主义走走停停的探索时期,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我国今天改革成果以及当前国际形势,继续我们大国崛起之路。

参考文献:

[1]许耀桐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特点 石油政工研究 2005-3

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2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 剥削 马克思 恩格斯

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早使用,通常认为是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必定也有其可取之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设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以宣布历史的终结最后总是陷入虚幻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它只是人作为真正人的起始点。所以社会主义的真正韵味应当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中。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凝固的社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实施否定,而且时时都处在自我否定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不断地获得它崭新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并且这种描述越是具体,空想的成分就越多。由此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它分三个阶段。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他们甚至进行了社会实验,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19世纪30至4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的局限性都充分显示了出来,这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素材。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应运而生的。以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阶段。从此,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进步合乎规律的结果学说代替了乌托邦的幻想,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自从由空想变为科学以后,就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巴黎公社的成立,十月革命的胜利,都是很好的证明。

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3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个精辟论断,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而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则始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志就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同志的这种探索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艰难曲折,但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其中尤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最为突出。

例如,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同志“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为指针,在对比的基础上,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十个重大关系,并在重、轻、农以及中央和地方等一系列问题上明确指出了原苏联模式的弊端和缺陷。后来,同志在谈到这个讲话时,曾多次指出,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对立双方的关系中,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散,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同志说,我们在建国以后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里所说“适合中国的路线”,它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但由于1957年下半年在国际国内出现的一些复杂形势和重大事件的冲击,再加上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同志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与客观实际日益相悖的错误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离,使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离开了正确的方向:在1958年发动和运动,在1966年发动“”。但同志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毕竟为我们党在以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了前提。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探索中的积极成果,而纠正和克服了同志晚年的错误。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面对十年“”所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科学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赋予中国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理论包含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而首要的基本问题,则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去制定规划。邓小平理论把社会主义社会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需要的部分的改革,看作是一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革命,并提出了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作出了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的科学决策,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邓小平同志还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邓小平理论就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地把它推向21世纪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成功地把它推向21世纪。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以及新时期党的建设等问题上,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之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地把它推向21世纪,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的新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就世情来说,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虽然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但在总体趋向和平、缓和、稳定的同时,局部出现战争、紧张、动荡;剧变终结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以后,世界上各种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严重失衡,因此,尽管向多极化发展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却只能在单极和多极称霸和反霸的矛盾斗争中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但随着它的负面影响的日益扩散,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西方发达国家转嫁风险、危机,酿成了世界经济动荡;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就国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和发展着社会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元化,这种变化向我们党执政和领导的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党既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最根本的,又要正确处理和调整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党情方面来说,我们党从一个在建国前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建国以后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地位变化要求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之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地把它推向21世纪,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取得了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着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又面对着由于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能源、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的严峻挑战的矛盾凸显期。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它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所以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系列重大关系,要统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统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好牵动全局的重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动、重点突破。在国内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上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建设。

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4

1、作为资本主义的代替物

社会主义从何而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的逻辑上来说,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取代物而出现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候,曾经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也有人发现了他的弊病。

针对这些弊病,很多人便设想种种方案来取代这种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空想社会主义从1516年算起,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顾名思义描绘的就是在乌托邦的小岛上实行的最完美的制度,写成于1516年,时值英国“圈地运动”倍受欧洲诟病和新航路开辟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莫尔以与一位航海家对话的形式表述了他的政治主张。“Utopia”系莫尔根据六个拉丁语字母虚造而成,在书中指的是航海家所发现的大西洋上的某个海岛,后被理解为“无何有之乡”的意思。

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量散见于他为报刊所写的文章、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和给战友的书信,以及平等派组织的文献。由于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要形成于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时期,把主要批判锋芒对准资本主义这一私有制社会。以理性论为依据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立场。

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的主要代表,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被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优秀成果。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从最初的渔猎时代经过游牧时代而进入犁耕时代的,前两个时代,人人享有自然权利,没有私有财产。到了犁耕时代,人们承认谁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谁就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因而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产生了私有制,人类进入了没有理性的阶段。但是,私有制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私有制社会必将被文明幸福的公有制的理性社会所代替一样。欧文比圣西和傅立叶高明的地方,是他考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必然性。

2、作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空想和错误的成分,吸收其中积极和正确的内容,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历史过程来看,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从19世纪40年代至1917年,大约70年的时间。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国家兴起和扩展,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长期的斗争。其顶峰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191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是大约70年时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世界各个范围,有一批国家相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进行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战后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二、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社会主义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目标和理想

对于“社会主义”认定难,难就难在其标准上。500年来,人民对于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中国也探索了很多年的社会主义。但后来邓小平同志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小平同志及时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我们过去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了解。

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坦诚的说:“我们总结了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7年4月,在会见法国客人的时候,邓小平又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500年的又一条经验。

(二)社会主义要求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摒弃任何脱离现实、超越阶段的空想和幻想

回顾梳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其中有几百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今天回顾他,是不是要从根本上肯定他,然后向他学习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分析,肯定积极意义,但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又做了进一步深刻的批判。指出三大空想社会具有十分空想和虚幻的性质。正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纵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发现,这个空想主义的特点在依然以不同形式出现。斯大林在1939年提出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空想。吸取这样的教训,社会主义决不能靠空想生存,空想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理想,尤其积极的一面,但他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摒弃,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空想,必然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三、启示

1、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推动力

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模式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哪种模式是具有绝对的神圣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内在原因。对传统的体制和模式的改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不改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改革的三次浪潮,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改革的的第三次浪潮宣告终止,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

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5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全球化;社会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12-05

一、全球社会发展的矛盾分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其对立面双方的共生和冲突中达到对自身的促进,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推动。全球化把社会整体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联系中,社会发展的矛盾也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变成了跨越国际甚至是洲际的对立统一。对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进行分析虽说是千头万绪,但究其实质,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即所谓表层和深层。

所谓表层的全球社会发展矛盾是指全球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系统即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了巨大的悖论:一面是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甚至生活方式和趣味流行全球;另一面是世界多极多元和分裂分离的趋向,一改过去一种力量一统天下的格局。从一体化的趋向上来讲,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联系得到加强,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人们已有的实践甚至信仰正在从他们过去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综合进全球性的世界新形象和国际新关系的塑造中。从多极化的趋向上来讲,全球化实现了最大范围的交往流通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难民还有外籍工人共同改变着当代民族认同的特征。加之以市场的全球化,也必将把多元多极、兼容并包的精神带到所有受市场化冲击的领域。

全球化的变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也实现了重新的整合。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首要力量,它们不仅创造出跨国联系的资本基础,还试图把不同于市场万能神话的观念、理论统统解构,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而“这些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市场上可以交换”[1](p.17)。市场力在赢得其国际性质之后,地方政府往往对它就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奔走穿行的世界里,国家的权力与合法性受到了威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了时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些人宣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大量的跨国公司既无法控制,更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就是全球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趋势与逆流间的冲突,也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峙。当我们深入思考世界性的联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出至高无上的文化认同来与民族国家的认同相竞争甚至替代它们时,我们发现它只是某些国家主导的虚假整体意义框架,并不是全球的利益和追求。而如何在全球化的迷局中找到清醒而积极的民族观点和立场是我们面临的任务。现代化和西化不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也有多样的、不同的选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性绝不是指保守,而是指创造性;世界性则指现代性和进步性,是对旧世界的批判性。

拨开沸沸扬扬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执,潜藏在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即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力量与人类自身发展的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显露出来。全球化从最初的主观努力变成了最终的客观力量,不仅实现了人类自我力量的确证,也带来了人类始料不及的新生活的内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挑战全球化的矛盾。鲍曼通过区分“世界化”与“全球化”来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世界化”传达了人类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的意图和决心,表示了要把对世界的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全球化”则是一种“效应”,不是我们“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是一种“来源不明之力”,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所及。就如福山所说:“我们不可能打碎技术套在人类文明头上的枷锁,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己的能力。”[2](p.99)正因为认识到技术也许是使地球变得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途径,所以人类在每次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反而更大了。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他通过对自身消极本能的反抗来使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新的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因为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就创造了一个新的需要。卢梭认为真正人的需要其实很少,其余的都来自人的虚荣心,这为人类今天的技术性生活的困境点破天机。但是,卢梭由此主张人必须从现代科技的要求和创新的无限循环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状态的人的完整本性,却不是智慧之路。

二、全球社会发展的极端论断 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和人类自身主体力量间的矛盾。任何把全球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割裂开来的理论观点,都会使我们陷入极端,最终无法把握到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世界范围内客观性的全球化力量,就容易使其神秘化,从而陷入宿命论中,丧失人类自身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在全球化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如果我们过分迷信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力量,进而再把这种力量落实为某一具体民族国家的力量,那么我们在面临全球化运动所带来的大量负面效果时,就会把这种运动妖魔化,并在这种妖魔化观点的支持下盲目地反对全球化运动,走向另一极端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可见,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全面分析全球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才能在全球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中,揭示出当代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用宿命的眼光去看待全球社会发展即把这种发展的力量客观化到了极致,甚至达到了对它的漠然置之和无动于衷。这种认可来自于人类对科学精神的接受和对技术成果的尊重,科学和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塑造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现代科学观形成于启蒙运动,是培根、笛卡尔、牛顿式的世界观,它确信科学的力量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这种世界观从逻辑上容忍了单数形式的文明,而资本主义又用它的实践成果证明了这种力量,最终使人相信,只有那些有科学精神的人才是文明的和不断文明的。而西方作为科学的发源地就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成功模式,以至于“最糟糕的西方文化的潮流仿佛就像巨大的草莓味泡沫牛奶一样蔓延到全世界。它在这个星球上流淌,甜甜的、粘粘的、均质的,……地球上的每个峡谷、每条裂缝都染上了它的颜色”[3](p.261),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直达人的精神和行为、宗教和政治以及全世界各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不仅是启蒙为始的科学精神的胜利,还证明了现代技术的力量,比如网络、电影、音乐以及旅游,等等。网络是推动全球多元化的强大力量,它凭借自己无法控制的优点而创造了一种个性化的文化自由,由此打造了一个“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茁壮成长的欣欣向荣的领域”。世界各地各专业领域被它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人们在这种最大限度的行走和超越中验证了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同样,旅游业的发展也让人们感到世界变得更小,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这不仅是地域上的自然空间感觉,更是心理上的文化空间感觉。当可口可乐已经被推销到世界最偏僻的地方的时候,人们开始相信使整个星球美国化的“全球阴谋”真的存在,而且它常常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毕竟文化碰撞有吸引人的地方,全球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抓住拥有富裕的生活方式的机会。由此看来,在全球社会发展宿命论者眼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是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接受这个现实。

当全球化在宿命论中已经被接受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使命的同时,这个概念在多数知识分子那里也变得越来越消极。“我们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缘,这个时代不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憧憬的富足时代,而是悲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正在萎缩的自然资源把国家拉入前所未有的危险竞争之中。……新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并没有起到促进人类文明的作用,而是导致了市场力量从社会和政治控制中解放了出来。我们把自由给予了世界市场,这无疑将把全球化时代作为另一部奴役的历史载入我们的记忆中。”[4](p.247)全球化俨然已是一个妖魔,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狱,由此引发了一种对于全球未来的深刻的悲观情绪和抵抗运动。他们认为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相比,它所实现的进步简直就是相形见绌。首先,在经济上,全球化并没有实现所有人的富足,庞大的劳动大军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多数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所以全球化不过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掠夺和剥削,而把这种情景扩大为国家单位,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将会逐步地边缘化,更边缘化。其次,在政治上,民族国家的衰退、民族自治状态的削弱和民族特点的丧失,都是由做法相同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全球活动的行为主体所造成的。当然,全球化让世界富裕了,但是富裕不代表一切,更何况物质上的富有与精神上的退化在今天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最后,在文化上,技术导致了更大程度的趋同化,理性化的世界将带来价值和信仰世界的丧失,整个星球正在向一种衡量是非的标准、一种管理风格、一种商业模式、一种经济理论做着努力。所以“全球化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同化,是世界的麦当劳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被消灭,并为一种单一的、商业化的、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所取代”[5](p.116)。总之,妖魔化的全球化丧失了对人最基本要求的关怀,伤害着那些没有竞争力、脆弱的、被排斥的、边缘化的群体,全球化应该具有人性的特征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的共同呼声,反全球化日渐成为另一种全球化。“抗议者所反对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曾经带有强烈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完全是经济学意义上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6](p.176)

全球化抗议者们就是要打破由高科技和资讯革命带来经济持续繁荣的虚幻景象,提示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给人们带来的重大心理冲击以及它所隐藏的社会动荡因素。他们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说辞”,是发达国家的“伪善”,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资本主义”,它导致国家间、地区间、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进一步加剧,为贫穷国家送上的是潘多拉的盒子。总之,全球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实质上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本身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危害了世界的公平和正义。所以,发展中国家许多反全球化的行动都是为了弱势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延续而斗争,并且得到了世界的普遍重视。事实上,强烈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恰恰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力量,人们抗议全球化所造成的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大和生态遭到破坏,要求重新引入一种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抗议者眼里,冷战后由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实际上是“一幅令劳动者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综上所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潜力与可能,同时也产生了人类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与新威胁。“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6](p.193)所以,反全球化运动应全球化而生,有其逻辑的合理性;新的世界正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与互动中向我们走来。

三、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反思 无论我们把全球社会发展的力量极度地客观化还是极度地主观化,也无论我们抱持着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态度,全球化都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过程,它有其历史性和具体性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人们眼中的妖魔化和宿命化的全球化景观自然也就得到了匡正。

首先,全球化发展是个历史性的过程。伴随人类成长的必然有文明的、种族的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加强,但随着某些威胁全球的危机的到来,使人类面临着一种共命运的前景,人类需要确立共同的价值立场,以一种超越政治、宗教、集团、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全球化首先是也主要是一种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过程和对这个过程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一种公共政府政策。其次,全球化发展是具体的事件。全球社会不是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合约,而是作为由跨越国界的种种联系产生出来的事物而存在。无论它是已然实现还是将会实现,无论它是资本主义一定规则的全球化还是对这种规则扩张的抵抗,无论它是进步的力量还是追求进步中的一种异化,我们都说,它发生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全球化运动不仅促成了覆盖全球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应该是全球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它所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我们研究全球化问题有力的理论工具。全球化就是商品和资本突破国界从而把危机和灾难带给全世界,全球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全球性表现而已。这种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下面我们仅就生产与消费、公平与效率、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几个问题来谈谈。

人类发展的最终基础是现实的生产方式,这是人类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的生产力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是人与人以生产为基础的关系的理论表达。在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产品生产的直接的目的是产品的消费,社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载体,同时也包容着它们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已扩大为跨越国家界限的所谓“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生产社会的生存就是生产,消费社会的生存和消费同一。消费社会要培育的是“遗忘”,“满足”应该在完成消费之后立即结束。因此“任何东西都不值得消费者长期固守,任何承诺都不值得我们死抱一生,任何需要都不应被视为得到完全满足,任何欲望都不应被看作是最终的欲望”[7](p.78)。市场引诱消费者,而且消费者心甘情愿被引诱,全球时代的世界市场更是剥夺了消费者对诱惑熟视无睹的自由。如果说生产社会的消费是为了补偿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刺激即将开始的生产,那么消费社会的消费则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平衡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因此是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甚至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以此来实现对异化劳动不恰当补偿;它不但没有在消费中实现其生产中所缺欠的创造性,反而使人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消费社会具有比生产社会更大的力量,把所有的人搅拌进一种共同的行动中来,包括那些在消费社会中不占优势的群体。因为对于那些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人们来说,即使现代消费文化向他们展示的成果仅仅是一些生活日用品,也已经足够地刺激和吸引他们了。对消费的崇尚使得人们自愿放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生产”,变成为消费社会消费者的“精神同谋”,矛盾在它产生的方式中获得了解决。

如果说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活动展现的是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关系,那么公正和效率问题则触及了这个动态结构中生产和分配的矛盾运动。公正与效率说到底就是我们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它所造成的对他人的影响之间的张力,这种影响既包括弱者也包括后人。为了效率的最大可能,人们往往愿意铤而走险,“许多个人可以冒着丧失自行车的危险以便有机会得到汽车,即使后果可能是他们被迫步行”[8](p.333)。在今天,无保障和不确定性注解着我们的生活,对未来日益增强的无常感使得投资者只谋求直接利润的获得,而不愿等待未来去兑现它的承诺。所以在当前与未来之间的平衡问题上,当代人更倾向于思考当下,对于为了保证给后代以更高的资本利率而必须在消费上做出放弃很少考虑。所以索洛遗憾地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我们祖先的贫困基础上发迹的。他们要是知道他们是多么贫困而我们又是多么富有,那么他们就满有理由少节约多浪费。”

世界历史跨越过去和未来,全球化涵括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当生产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活动,它所产生的后果也就有了流动的特性。全球资本主义收买那些在这个活动中不具备优势者,倾销它们的产品同时转移它们的副产品――资源匮乏和环境破坏。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带来两项巨大的社会代价,即人的劳动的异化和环境的普遍恶化。把人当作生产范围内的物件,谋求人的才能在工作中的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果使人的劳动产生异化从而淹没了人性的温暖。把环境当作自由资产而不顾一切地使用,最终发现环境已不再是免税品,生产者同时又是使用者要为此付出高额“环境税”。但事实上,我们野蛮地原始积累,受伤害的是人;而我们任意挥霍,损害的是自然,而且最终也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所以,人们始终在探讨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裁决原则,到底有没有普遍的公正法则。功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包括将受到损害的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处境有所改善,就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最低限度最高标准”原则力图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一份。其实无论什么原则、法则,只要我们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友,就可以少一些困惑,多一些希望。

在全球化层面探讨文化问题,从历时性上看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主要是传承与创新;从共时性上看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其表现方式是冲突与融合。理解分析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离不开马克思唯物史观,因为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基础的生产方式,是研究一切人类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自然也包括人类文明模式问题的研究。离开阶级的、现实利益的矛盾来解答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是不现实的。

首先,在矛盾的视域中来分析,文化冲突既有现实性又有虚假性。文化总是以一定的民族团体为其载体,而民族不可能凭空而生,总是有其历史和传统的,因而是现实的。美国人受霍布斯、洛克、杰斐逊思想的影响,把自我保存或舒适生活的道德放在第一位,所以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只为获得认可进行的战斗,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充满邪恶的。可见,这种从传统中流淌出来的分歧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但是,矛盾作为运动是发展变化的,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其身份具有历史性,会经常变化、分裂、融合甚至消失,所以仍用过去的争端来解释现在的争端,就带有了虚假性。这种重提过去争端的做法多半是为了煽起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神话罢了。其次,从阶级视域中看文化冲突,在文化上分出高低贵贱其实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人作为具有活动能力和权力的主体,总是在活动中确定自己的亲近者和疏远者的,但排斥和隔绝不是所有人可以做到的――它变成了一种阶级特权,同时也就变成了一种防御的武器。排斥和隔绝行为的意图其实就是要让它所针对的对象接受自身的社会不完善性和低人一等的现实。但是由于作用力必定带来反作用力,那些受排斥者不愿接受自己遭人排斥的事实,而是排斥那些排斥他们的人。而为了与那些排斥隔绝他们的人的强大力量相抗衡,他们只好采取暴力的手段,所以,彼此的排斥促使人们步集中营的后尘而努力划定地方的界限。但这里的“地方”是抽象的,它实际上就是阶级的堡垒。最后,通过利益分析来看文化冲突与融合,文化其实只是一层遮羞布,用冠冕堂皇的精神认同矛盾掩盖了世界范围的物质利益冲突。列宁作为最早的依附论提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殖民地当地的劳动和原材料来吸纳欧洲的剩余资本。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缓慢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结果――北方和南方、富有与贫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附理论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为贫困的南方国家反对富有的北方工业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给许多发达国家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破坏效应。所以,当发达国家一再指责其他文明的野蛮和邪恶的时候,其实它真正担心的是这些国家在民族自觉之后放弃了对它的依附,从而使它丢掉了廉价的原材料基地和劳动力市场。可见,文化冲突和融合,是利益的和阶级的对立和统一。

综上所述,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镜孔,我们看清了全球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的深刻本质,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全球化运动同样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视域。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提出“生产的国际关系”等概念,并曾经从全球角度比较分析过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今天,随着建立在商品与劳动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的国际化,我们原有的政治构架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并获得了重塑。全球化的运动和它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为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们终于超越了以往那种局限于民族国家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传统方法,而在一种全球的理论和现实框架中思考、探索,这样一来,人们相互之间及其与社会网络的联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全球化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感知被分割的社会的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

参考文献:

[1]安东尼・D・斯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赖纳・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6]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6

[摘 要] 革命是少数精英主观鼓动的结果还是历史演化的必然选择,是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还是为现代化的大规模展开开辟道路,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的二元格局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讲源自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与落后腐朽生产关系冲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结果,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合理的历史根据,也必须从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明显表现为二元社会格局的出现: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这种二元格局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也许只有从城乡二元及其内在关系的维度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从城乡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一、乡村危机·土地革命及其现代意义

近代中国90%以上的人口为农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着主要地位,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土地变革,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故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合理的历史根据必然离不开对农村演化的分析。过去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重点分析了农村的状况,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但需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等于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多重意义,既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存危机、进而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直接动因,更有从根本上为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最终完成从农业向工业国转型的伟大目标。土地革命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公平与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乡村情况如何?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过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农业落后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什么进步。近几年又出现一些稍新的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有一定发展,而不是一直萧条。本文则基本倾向于传统的观点,并用乡村危机来概括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且坚信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乡村危机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开始,鸦片战后,外国的入侵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式农民大起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导致王朝的更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也未造成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只是部分缓和了过去极为紧张的人地关系。随后,由于对外赔款的增多、政府举办洋务的展开等种种因素,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过去的周期性爆发转变为持续性存在,不仅有绝对的生产不足而出现物质匮乏,且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危机征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近代乡村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发展迟滞。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虽然局部地区呈现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区域化格局,但从总的来讲,近代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没有多少质的进步。农村基本仍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即使在中国相对先进的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2)。)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总体上看有下降的趋势。若以1821~1830年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则为92,1871~1890年为80,1891~1911年为78。(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31年粮食作物亩产量平均仅为270.09斤,比清代中叶的367斤下降了26.2%,1947年的亩产量甚至低于汉代264斤的水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205~206页,农业出版社,1985。)总产量的增加主要靠耕地的增加(开垦东北及西南边疆等)及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农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大批无地农户无力租种土地,导致废荒耕地不断增多。耕地荒废面积的增加率若以1914年为100,1930年则已达323。(《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77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不仅稀少,且在30年代逐渐衰落。总之,近代农业生产在诸种因素阻碍下,仍维持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没有出现什么质的进步。(2)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近代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归劳动人民所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且农村货币不断流入城市,导致近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力量。近代中国农民负债者不断增加。三十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50县所做的调查表明,借钱户占全体农民户数的56%,借粮户占4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13)。)当时高利贷盛行,贫困的农民在恶性循环中难以摆脱困境。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省有报告资料的县份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赵德馨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第26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进城而难以发生角色转换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也有不少青壮年男子进入部队充当士兵,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广大农民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为生存而斗争构成起伏不断的农民运动的主题。

阻碍近代农村生产力发展导致农村发生危机的因素是多重的。帝国主义对华勒索巨额赔款及其商品剥削、历届反动政权对农村征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徭役、腐败统治下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一直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等,都构成近代乡村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里主要对导致农村危机的根本障碍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农村生产力阻碍做些说明。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体租佃小农经营体制的结合,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极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在土地买卖兼并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货币,以致土地所有者难以向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同时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租佃经营,只重视农业产品的再分配而不重视农业的再生产,不愿对生产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者,在沉重剥削下,缺乏再生产能力,劳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及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可说是一个怪胎,构成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军功地主增多下土地兼并仍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表现得更为突出。以1905~1924年江苏昆山为例,1905年自耕农(包括地主和富农)占各类农户的比例为26%,1924年则下降为8.3%;佃农则由1905年的57.4%,上升为1924年的77.6%。(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科学出版社,1955。)土地集中并未带来经营方式的变化,相反,由于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以致土地使用日益分散。据1922年对浙江等五省九县田场大小的统计,平均使用10亩地块以下的农户,竟占全体农户的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只有9.4%,使用51亩以上的农户仅为8.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81页。)近代以来,中国人地比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出现竞租现象。据章有义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耕地从未超过3亩,1928~1936年仅为2.77亩。(章有义:《近代人口与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耕地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在竞租耕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地租上涨趋势。据江苏9县调查,1922~1927年间,实物定额租增长了37%;苏、皖两省4县的调查,分成租额增长了172%。据江苏27县调查,1922~1927年间货币地租增长了129%。(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近代中国的地租一般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有的高达八成甚至100%以上。如昆明三村租额为107%,浙江义乌为121%,福建长汀为100%。(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在商业性农业区,地主往往提高种植经济作物土地的地租率,将佃农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剥削去大部分,影响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地主还通过押租、预租以及各种附加租和劳役等手段, 加强对一般农民的剥削,将广大农民推向生存危机的境地。由于高地租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各色地主将农民劳动成果大部剥削归己,严重影响直接生产者小农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导致社会大量货币向土地转移,或将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而不是投入到现代产业中去。

可见,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与封建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进步,必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当时促进农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是将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奠定基础。

乡村危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背景,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一般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联,是促进中国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土地革命的性质与作用决不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比拟的。土地革命只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新型制度、完成工业化、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革命道路和手段。关于土地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错误的认识,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则对此认识不断深入。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指出土地革命的意义在于“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0页。)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指出:“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 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96。)事实上,近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盛衰有着根本关联,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详谈。

二、现代化与革命的内在互动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如果仅从衰落的农村一元去观察是极不全面的,还必须考察拥有现代生产方式及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代表时展潮流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正是后者的参与,才使得中共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导致革命发生及其性质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诸领域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是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这里主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障碍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式生产力的互动关系。

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条件,也是一场先进的革命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根据。对此,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做过大量的论述。(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山东师大学报》1998(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做过经典性的概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并取得发生发展的合理的根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总的趋势看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具体来说,1911~1922年不断发展,1923~1925年发展出现一些危机、1925—1931年是相对发展较快的几年,1931—1935的四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民族资本企业陷入困境,不过自1935年底始,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走向恢复发展的阶段,1936年及1937年又有较大的发展,随后则由于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打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部门上看,一些新兴的行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化学工业中的橡胶、酸类制品发展极快,机器造纸业、水泥、火柴业、电力、通讯、交通运输、金融、现代商业等基本处于较顺利的发展之中,没有出现很大的波折,但过去一向发展较快的几个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卷烟业等基本陷入困境中,但在曲折中也仍有一定的发展。所以,这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全面的萧条与破产,从整个来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

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仍达8.21%,专就工业而论则达9.37%,比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率4.31%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7.78%(均不计东北)都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726—727页。)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异常的艰难,面临种种障碍,其中根本障碍还在于外资在华企业及外国商品的竞争与冲击和国民党政权对民族私人资本的压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乡村危机。

虽然外资在一定时期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过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为压迫与竞争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万多元。(《财政年鉴》上册,第444、463~476页。)二三十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详见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123~124、127~128页。)从而构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拚死竞争下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第35页,中华书局,1979。)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该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能归功于国民党政权,尽管它也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起来阻碍作用更大。纵观国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为,它不仅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但是并未完全达到有效保护民族资本的目的。当时日资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但国民党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的目标,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与日本妥协,答应日本的一些特殊要求,以换得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形式上的承认。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棉织品、面粉、海味等62种产品,在1~3年内保持了原有低税率;再就是关税改革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对奢侈品等税率提高较少,而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需要的机器产品等却加以重征。1932年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率水准约为从价的30.3%,奢侈品的进口税率为从价的32.4%,而1933年必需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9%,奢侈品只不过为34.3%。1936年,前者为83.7%,后者仍只有38.1%。(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 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39。)所以国民党政权几次修订税率,主要的着眼点是保证关税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真诚地、尽力地利用关税税则保护本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从国内税收政策来看,1927~1937的十年中,民族资本企业的税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超过了北洋时期。裁撤厘金本是为广大工商业者所欢迎的,但为补偿裁厘而带来的政府税收减少问题,国民政府设立了特种消费税。特税消费税种类繁多,节节设卡,成了变相的厘金。统税的实行,从理论上讲,简化了收税手续,可以避免苛捐杂税的泛滥,且外货除纳进口税外,也要同样交纳统税,这将有利于国货的竞争能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税率的高低。实行统税的行业,税负较过去普遍加重。以卷烟统税来说,1928年开征统税后,起初税率为22.5%,以后不断提高,至1931年增加到50%。在这3年期间,税率提高了100%以上。(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火柴统税高达成本的60%,水泥税捐占售价的53%。(《财政年鉴》第1编,上册,第949页。)国民政府的统税收入不断增加,并在国民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27年统税占国民政府所有税收的比例为2.9%,1931年则占14.4%,1934年1935年分别为27.6%和39.6%,而民族资本企业此时正处于发展危机之中。(杨荫溥:《民国财政史》, 第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转贴于

还需注意的是,对于该时期国民党政权采取的一些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政策与措施, 诸如关税自主、裁厘改统、币制改革等,不能孤立在去考察,应把握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中影响全局的主导倾向,从而把这些政策放在总的倾向中作整体分析与评价。纵观国民党政权的十年经济政策,其主导倾向是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有从这一总体倾向出发,去理解国民政府的诸多政策,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才会明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垄断全国经济诸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步骤,而不是从根本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详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第256~28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正因为有不同的主观动机,才使得一个具有多种作用与影响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日益朝着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进步的方向发展,而逐步成为国民党政权扩张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方案中的实际步骤。

总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失去革命精神、维护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军事独裁政权。虽然它容纳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人物,但在当时多是蒋介石为方便获得军费或装点门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国家决策中不起作用。蒋介石政治上依靠传统的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师生关系等,结成帮派,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实行封建的家族式的独裁专制,经济上则依赖对民族资本的剥削及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在农村则继续维护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它所维护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与新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制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正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才日益壮大,才有可能由日益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敢于与之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经历了了一个由信任至失望、由依附到抗争的过程;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则在革命联盟破裂后,坚持革命精神对反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革命。自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还会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变革,促发新的价值观念的生长与发展,这一切都会形成对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风俗、旧道德的冲击,构成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从民族实业资产阶级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要求参政与政的历史事实中,加深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曾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抗争。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商会等组织为依托,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政议政,曾一度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国民党当政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幻想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定席位,但历史很快证明,国民党政权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不容其他阶级与阶层分享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抵制国民党政权增捐加税、要求参政预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几个方面。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从投靠蒋介石集团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后税负不断增加的事实不断打破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的幻想,抵制国民党政府及各地军阀增捐加税,就成为资产阶级各类团体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早在1927年,不少企业就对蒋介石的一次次财政摊款进行了抵制,拒绝认购库券。为此蒋介石采取杀鸡给猴看的方法,以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为由,查封其产业,并通令各军侦缉,直到荣氏认购库券50万元才取消通缉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6~197页。)民族资产阶级不满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上海市商会等团体曾掀起反对1934年国定税则的运动。(《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这一时期,有关实业界向政府请愿要求降低税率活动的记载特别多。可见,1927~1937的十年间,虽然国民政府在实现关税自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相差很远。

为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优越环境,民族资产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了争取民主参政权利的活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28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独自预选10名立法委员,请求从中遴选5人。(《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 第5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该事件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与政愿望,这自然为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所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各团体为争取商会的选举权,也一度与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斗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27),第576页。)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纷纷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宪政,还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反帝爱国与抵制内战运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一大批民族资本企业毁于炮火,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日益增加。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及抗日行列中。1932年4月,上海成立的中社开会讨论参加国难会议之事,黄炎培、史量才、刘鸿生、荣宗敬等多人,宣布不参加国民党主持的国难会议,以示抗议,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实行地方自治,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救亡通信》第11号,1932年4月22日。)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与愿望。1932年5月,在上海的全国商联会和市商会、银行公会等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们还是不敢参加革命,只能提出一些一厢情愿的改良的办法,自然难以实现。但是基于自身发展的种种困境及国民党政权对外妥协对内压榨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身为国民政府官员的民族实业资本家穆藕初思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在国立暨南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棉业不发达的致命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穆藕初文集》,第332—337页。)对农村衰落也有较深的认识,指出中国农民的致命伤在于全国农村中之农蠹。(《穆藕初文集》,第468页。)在这里,对“农蠹”即农村的土豪劣绅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是导致广大农村衰落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1932年发出了改良政治的呼声。“非改良政治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不足以保护我尚在幼稚时期之纺织工业。”(《穆藕初文集》,第352—353页。)以后又提出,中国进行生产建设,必须先解决一些先决条件,“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是也。”(《穆藕初文集》,第483页。)至此,身在官场、且以实业救国为志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度,认识到国民党政权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其对国民党政权所抱的幻想日渐破灭,得出了要发展实业,必须首先扫除经济发展前进的一切障碍,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实业家兼民主派人士章乃器的思想认识更为彻底。在《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与歧路》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利害相同,阻碍民族中心经济建设的进行,要搞经济建设,就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即先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章乃器文集》上卷, 第186页,华夏出版社,1997。)1937年撰文指出:“农村的破产和中产阶级的没落,表明中国的社会必然的要发生革命,也可以说革命早已经开始。”(《章乃器文集》第107页。)

这些资产阶级人物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对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观察,得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深思。可见在旧中国,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实现政治变革,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可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决不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利益。不过,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其自身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愿也无能力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与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乡村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只能落在先进的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正是在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想完成而靠其自身而无法完成的使命,从而为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使其由依附被动的发展状态,导向独立自主的发展轨道。也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其继续进行的内在根据。

自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时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为发展受阻的现代生产力开辟道路、更快地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历程,一度犯了左倾错误,但此时革命的基本点始终未偏离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同时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性质与意义也不乏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使得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因左倾错误的发生而否定其为生产力开辟道路的历史作用。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与传统社会的危机有关,更与社会现代化因素的进步相联,是乡村生存危机与新生产方式不断进步及受阻综合作用的产物。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解为单纯的农民运动或者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都难寻其本质。基于中国国情而进行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既是为了消除传统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推进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的重建,同时又为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顺利成长开辟道路。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限度地将二元对立的社会整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注重公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静如.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2]章有义. 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J],中国农史,1991(2).

[3]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5]王亚南文集[M],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6]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7]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科学出版社,1955.

[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第2辑,三联书店,1957.

[9]毛泽东文集[M],第1卷,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11]杨荫溥.民国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12]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3]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