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1
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思潮与产业革命发展紧密结合的，本文将直接从后现代人类学基本定义入手，与传统人类学范式对比，解构传统的方式与建构的逻辑，及这些在虚拟社会文化中的应用以及与传统的不同。进一步梳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逻辑，之后引出各个作者转向的原因；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思潮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延续的背景、特点与转向，来讨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是什么、对于人类学发展的意义、特点与贡献，以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20世纪10年代以来的最新走向。同时，也将顺带讨论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空间与虚拟社会文化文本的第四维时空性的对接；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尚未完全“结构”的虚拟社会文化的不确定性的对接。从宏观上看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筛选有限社会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现代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日趋僵化、不断重复赋义的意义建构僵局（不断的重复赋义和意义再生是学科研究异化、走向诠释学和哲学诡辩的企图，而忽视了学科建设的实证研究本意）。后现代的出现则以有意识的反叛、达到了无意识打破上述僵局的目的———后现代至于传统的关系、与反传统的意义（实证和意义重构）及源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虚拟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交集中几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新发展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隐喻
网络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的社会，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话语符号系统，而这些构成网络话语系统的符号则是普遍性的、超时空的、超文化的，是“普世”的。网络社会的书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即“隐喻”。同时，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表达和指涉的不确定性，而网络社会疆域又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人类指涉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方向性（只有方向、缺乏具体指涉和理论、概念体系），其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定性的探索性、反传统性、过渡性。只有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文化在第四次工业浪潮成熟之后，成为普世的、普及的（程度等同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时的全方位的、基础性程度）社会基础知识，虚拟社会文化的秩序（经济、政治、文化、与书写系统）完全并行于传统秩序，并与之达成制衡之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性的、过渡性的探索成熟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虚拟使得社会文化研究才真正完成其系统的、理论的概念体系填充和建构。
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展望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虚拟社会文化实证研究的整合。其次，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在信仰、价值、分类的趋同、异化与整合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瑞泽尔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14点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所反应出的后现代主义与虚拟社会文化的如下相通之处。首先，瑞泽尔提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以及他们“精于批判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恰恰对应了网络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阶段。其次，瑞泽尔笔下所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因缺乏一种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而对主体和主体性不感兴趣，则正对应了当代对于“虚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媒介、还是互动方式？”的模糊定位。第三，瑞氏所指出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一种至少把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令人烦扰的趋势”则恰恰与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文化文本中符号化、文本化的沟通本质相对应。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对文本做过度阐释、乃至反对文本本身之时，虚拟社会文化所依赖的恰恰是二位一体的“作者—读者”所赖以存在的生存方式。第四，瑞氏笔下的社会理论家过于满足与对他们自我定义的问题的沉湎，而忽视了对时代性问题的关键；则可认为是虚拟社区建构在文本之上，后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质疑，恰恰迎合了虚拟社会文化读者制造文本的特性。在虚拟社区中，读者即作者。必须要反复重申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文点/以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符号标志/后现代意味着转型、反思和不确定性-即描述了由工业社会到全面数字化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特点，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则会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至此，缺乏事实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因社会生产方式形态/全面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而找到理论在生产力和定型了的社会结构结构中的支撑。
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开放式的小结
虽然在本文所提及的诸多概念，从后现代主义到虚拟社会文化，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之中，到布迪厄与卡斯特对新千年的不同分析试验；都是基于人类学的“欧洲中心论”这一思想核心。但无论这些先行者承认与否，作为第四媒体和第四维时空出现的互联网时代与虚拟社会，都打破了出台的“欧洲中心论”。即使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与语言仍然控制着互联网，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虚拟化、数字化、全球化与个人化逻辑，就已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也昭示了传统的、“忧郁的热带”式的、参与式民族志方法的衰落。我们无需可以分析到底是后现代推动虚拟社会文化的发展，还是虚拟社会文化的特质固化了依附理论所强调的发展的异化，推动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使诠释回归本质，摒弃了传统的以民族志式的、再造的话语符合系统诠释文化本身的做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是我们探讨的核心，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则是连结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宏观历史分析，我们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影响人类学的，并进而解释了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如何与虚拟社会文化之第四媒体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特质是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解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联系的解释模型与桥梁，并以网络社会的第四媒体特征为基础。
五、结语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2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和性质越来越不确定，这使得社会变迁研究早已成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一方面，社会变迁是指向于社会本身或社会结构的具有某种明确特征的改变，不管这个明确特征是一种规范还是关系，［1］4它是一种作为整体性的事实陈述而非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和发展概念一样，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惟一道路。同时，不同民族各自的变迁、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2］25共同使整个社会变迁呈现出多元而丰富多彩的人文画卷。
究其实质，社会变迁总要落脚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实体总是指向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社会及社会结构并非空泛地存在着，因为所谓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固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分析理路就会在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突显出“人”的地位。所以，人及其观念、欲望、动机和意志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迁，费孝通先生说得更为直接和到位，他认为，“真正的社会转变就是人的转变”。［3］61顺此，我们认为，真正的社会变迁总是要借助于人及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彰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变迁指的是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程中，新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4］198美国学者乌格朋（亦译为奥格本）认为，“文化的物质器械有时可以脱离人类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类可以脱离文化而存在，便很难想像了。事实上人类与文化是同时发生的”。［5］8格尔茨非常相近地指出，“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6］62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很好地理解孙本文先生对社会变迁的界定，他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社会变迁，除人口外，不出二途，就是新文化的增加与旧文化的改变。新文化的增加，又不出二途，就是本社会中的发明与他社会中发明的传入。”［7］567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之网和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必须依据文化而发生，文化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已，［8］233而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过是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考虑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时，文化是从社会行为对于行为者的意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社会结构主要从对于特定社会体制功能的促进的角度来考虑。［6］177如此，则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就会落脚于社会结构进而对于文化的分析。①作为民族发展的要素，也作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及其互动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异文化之间的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可以无限延续的过程。［2］150格尔茨甚至说得更为直白：“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6］36以此来看，对于社会变迁进行文化视角的分析是一种必然的学理内涵。有时，相关的研究甚至还会直接以“社会文化变迁”来表述和框定研究的范围，足见“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二者之间的唇齿关系，在很难将它们分开的时候，一般也会以“社会文化变迁”来指称。［9］2但应该强调的是，它们两者绝然不是可以等同的概念，文化变迁是指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7］580是文化特质的累积变化和由此所引发的文化模式的变化。从文化特质综合体得以存在的地域空间来说，文化变迁是通过文化区（culturearea）［8］60的位移和拓展得以体现的。社会变迁是举凡自然物理条件和人文价值环境的变化，可以认为，社会变迁为文化变迁设置了可能的范围，而文化变迁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最主要成分。因此，在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时，如何能够将二者精细地区分开来是很见学术功力的。在笔者看来，大多的研究虽然名之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但实则是“文化变迁研究”。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曾经指出，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面临着“双重挤压困境”的，［10］这种判断来源于西北民族社会与我国整体性社会的某种“隔离”。当我们把某个民族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和“场景”提出来并对之展开集中研究时，其间自然渗透着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取向，那就是对“他者”和“自我”之间“自然的”乃至于“非自然性”的区分（也许二者之间的“非自然性”区分更成为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点）。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学特征的“切割法”，［11］135它将研究对象完全悬置在一个本来有着密切来往关系的区域性社会体系之外，使之成为一种想像中的理想类型。其实，这一方面是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地清除文化内部的混杂因素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如果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6］18的话，那么这种英式社会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才能使深刻认识“他者”有了某种可能；但另一方面这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以一种文化史的灵感来考察，则“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独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12］1研究者如不能意识到研究对象其实是与外界有着长期互动的复合体，则自然就会将其主观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悬物”，这种人为性地放弃了历史的纵深跨度研究追求的趋向，必然会遮蔽对于人文世界中丰富的融混内涵的关注，从而“阉割”了其长远的历史性存在和活脱脱的生命历程的展示。
针对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指出，“那些努力划分有历史与没有历史社会的人们，修的不是真理之路，而是误入歧途”，所谓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只能是人为的臆造而非人类状况的真实。［13］27所谓“变迁”总是要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下，因此，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分析自然要有意地避免“无历史化”，要避免掩盖分析对象本来具有的丰富的生活面相的倾向。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心平气和地说过，“一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间生活在比较孤立的状态下，最终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体形”，但他随即就指出，这种体形会在外部入侵的条件下，“出现同化现象”，［8］322紧接着，整个过程又将重新开始。依笔者的管见，这里的“同化现象”即为借助于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这自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也必然会依赖于相互交流的关系和网络。要牢记的是，文化的边界不一定完全等同于生活的边界。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以1400年作为其研究的时间参照点，指出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作为一种新的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已经开始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成和族群逐渐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联结的整体中。他以此是想说明，即便主观地认为普通大众是历史过程的沉默见证人，他们也同样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所以，对于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没有历史的人民”，也要在相互的“接触与关联、联系与互动”［12］8的过程中分析和发掘其鲜活的历史，如果把这些社会和族群整体分解成彼此互不相干的部分，这必然是一个虚假而非真实的现实。就此指出，在笔者看来，如果站在分支科学角度，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更多的是属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这也就内在地生发出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视角问题，据笔者所知，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很少提到“关系的视角”，②这是不全面的。我们认同于历史上业已形成了的而且也很难得以消解的“自然性”的区分，而对于民族社会和非民族社会之间的“非自然性”的区分则存有难以释怀的心绪。这可以通过学人们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关注及所蕴藏于其背后的价值倾向得到证实，其实，这是不可以也没有必要遮掩的客观事实。熟悉西方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即便以强调科学研究中应遵循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本人，也是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原则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在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作用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选择民族社会变迁研究，就是一种关联于某种价值的表现，而当我们真正开始进行这种研究时，则需要恪守科学内的“禁欲主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能不断地调整“认识姿态”，［11］94从底层（基层）学术中发现和凝聚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和民众力量，使研究者真诚地面对和不断地调整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贴近被研究对象的思想常态和生活形貌，也才有可能客观描述相关问题，对已有的理论预设存有敏感的反思和敏锐的追问，也才可能在看清事实记录和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有望建构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民族社会及其文化是民族社会成员心灵的一种客观性构造。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时是在与客观的文化现象打交道，因此，在有限的区间和范围里，他们要对用意识和理性来主观地解释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反应表示轻蔑。如前所述，社会变迁是一种事实描述。因此，选取适合的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大多以田野调查为主。当然，还会涉及到诸如文献研究等方法，这里无意对文献法再详细谈及。#p#分页标题#e#
如果说关于个体、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及其所涉及的现象，大部分自史前时期起就已经得到默认的话，那么，有关于此的调查研究工作则主要留给了后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14］6应该说，对于相关的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严峻的考验，因为它要求调查研究工作者在理论的探寻中悉心感悟其间所蕴藏的丰厚的生活意蕴并聆听社会生活之宇发出的响彻空谷的本真声音。人类社会的成长和分化会使学术研究逐渐地脱离社会的限制，如此，科学思想便得以产生，有关社会的概念和观察方法也就逐渐形成了。在威斯勒看来，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出现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情，这时，人类开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意识到了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8］305与任何从事非参与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相比，民族学家在更大程度上要去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民族学研究（者）从“他试图理解的人们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并报告行为、习俗、事件和情感的意义”［15］53的话，那么，只有能够真正理解（而非仅仅观察）异文化才能让我们站在山顶上俯视田野之美而不至于囿于花瓣而考察花朵之美，才能无愧于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称号。有的学者非常严肃地指出，民族学者和民族学研究对于“异文化”的理解的在意和强调的不足，极大地消解了学科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空间。［2］40可以认为，作为感知和了解“异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观察和研究的策略和向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话题具有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重要性意义。
“科学的田野工作远远高出即使是最上乘的业余作业。”［16］13民族学研究如有近路，也“不能指望不经努力和挫折就发现某种神奇的捷径”。［16］4作为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学非常强调实地调查方法，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AnthropologicalFieldWork）并将它看成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即“记述民族学”的架构的源泉，［17］171它也是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资料的获取过程本身无法避免作为研究者主体的介入，这里的“介入”不仅仅是指研究者作为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如此才能借助“在那里”（beingthere）以及积极参与身边的互动，研究者能够更为贴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和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体的意识、思维等主观情感的渗透，因为“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以确保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事件，是十分重要的”。［18］1这对于获取客观、准确的研究资料，对于提升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正确性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作为研究者本身将自己到底应该置于何种向度，在民族社会变迁调查研究中应该具有怎样的价值立场，都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自然又会涉及到民族学研究中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鉴于笔者对此已有述论，［19］这里恕不赘述。人类的生活，无非就是追求与环境的调和与适应，社会生活本身就取决于各种社会环境。英国人类学家彭尼曼甚至指出，“如果不研究种族和文化借以发展的媒介———环境，那么对种族和文化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20］201可以认为，各类环境一方面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变迁预设了基本可能的路径和空间选择。因此，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和考察总是以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为基本的切入点的，如此才能真正解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
多民族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自然要延伸到对民族社会变迁的考察。如何解决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问题，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多民族的现实性决定了可以就某一民族或多民族的交织地带的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探讨。对具有这样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社会文化变迁展开分析和研究，不仅对充实、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研究可以为我们构建和发展民族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作为学术研究中的帮手与合作者，李臣玲和贾伟两位一直对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文化变迁等问题多有关注，他们两位撰写的《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选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交汇较为突出的青海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主要区域，又考虑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的工作量之巨大而对更深层次的专门研究所可能造成的现实障碍和困难，研究者明智地采取了典型性的个案调查，选择了青海“丹噶尔藏人”为研究课题的切入点，并依据文献纪录和现今研究资料缺乏的实际，选择日月藏族自治乡作为进行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调查点。
在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调查点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著者选取的“丹噶尔”（sTong－vkhor，藏语意为“市镇”）即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从地理环境因素来看，这里位于青海省最为宽延平坦的谷地之中，湟水中流，灌溉便利，符合从事农耕的自然条件。一方面，习惯于农业生产的民族可以居住在河流的两岸；另一方面，谷地四周的山地也是从事牧业生产民族的天然牧场，可以将成群的牛羊放牧于青山绿水之间，从而造就了农、牧业经济的完美交汇。从社会文化空间格局来看，这里具有鲜明的地域亚文化色彩和强烈的民族文化属性：既有当地藏族的文化特性，又有当地汉族的文化风貌，即文化性格中多维民族文化交汇的特性比较突出。优越的自然形貌和多彩的文化环境为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在这里，操持不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共同生活其间，互通有无，朝夕相处，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彼此互补的关系。丹噶尔藏人一方面具有一般农村社会所共有的乡村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游牧文化的特质。他们成为多种民族文化相交融的“揉和体”。［9］7著者简明地指出，“丹噶尔既培育了以牧业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同时也养育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族文化、土族文化、回族文化等。”［9］6而如果将多维地带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视为客观必然，则这样的文化现象并非丹噶尔藏人所独有，这对其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地区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以丹噶尔藏人作为视点研究多维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以点带面地折射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图景和规律，无疑具有较明显的典型性和较强的说服力。#p#分页标题#e#
著者坚持认为，社会文化变迁是文化内容与社会诸多参数和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是人文现象中的文化内容和社会参数两者的变迁合为一体的综合研究。［9］2著书通篇都贯穿了这样一条基本的判断和认识。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到位的。著书从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考察入手，研究的主体内容涉及到其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经济发展、生活文化（包括生育文化、家庭文化、丧葬文化等）、教育文化和宗教文化，对每一种文化的考察总以变迁的视角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开阔的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领域，同时动态的分析取向又为研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实证素材，填补了综合、系统的研究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空白。值得一提的是，著者能够紧密结合已有的分析，集中分析了“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有的放矢地进行了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探析和特征归纳，不仅映照了研究的主题，也相应地实现了研究本身由“点”到“面”的跨越。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时代现状和特征，则这种跨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著书的立论本身。比如，研究指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之一是“民族外在表象的弱化与民族自觉性的增强”。［9］244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不管怎么在意都不为过的重要判断和结论。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3
关键词：档案文化；文化建设；问题；对策
档案事业是一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造福人民的事业，对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大作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不仅仅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档案文化的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与档案发展规律相符合、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档案文化建设途径，才能够丰富和发扬档案文化，发挥档案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档案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一）档案文化的概念
档案文化并不是档案与文化的简单加和，而是一个以档案为核心的完整的文化体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群体的档案意识和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的有关档案的行为方式和物化结果的总和。换言之，档案文化指的是档案中记载的文化活动或以档案形式表现的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范畴。
（二）档案文化的功能
档案自身具有记录凭证性和借鉴性的特点，而文化既是社会文明成果的总结与延续，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档案文化在此基础上总结来讲，具有保存记忆、记录历史和传承文明的功能，既是人类文明的记录与延续，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教化的职能，是当今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档案文化建设中的主要研究问题
（一）档案文化特征
档案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在，首先，档案文化与社会文化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既受到其制约，又能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其次，档案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范畴中发展总结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不同时期的档案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档案文化结构与模式
档案文化的结构表现为多环形文化结构方式，具体可以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每一层次逐渐递进，由内而外组成了档案文化的结构逻辑。不同构成方式的档案文化具有不同的模式，而基本的普遍文化模式则存在与大多数档案文化之中。文化模式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特征的不同时刻变动。
（三）档案文化生态环境
档案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社会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档案文化是一种由人创造的文化体系，自然会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由于环境的不同，档案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类型。档案文化的生态环境对于档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三、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的策略与方法
（一）敬畏档案，做好档案的科学管理工作
时刻保持对于档案的敬畏，加强档案文化建设意识，提高档案人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是加强档案文化建设的基础。敬畏档案就是要时刻保持尊重、珍视的心理去做好档案管理工作，要对档案的地位和作用保持清醒和足够的认识，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作为档案工作人员，一定要牢记使命，不断创新档案科学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对于档案业务要熟练与精通，做好档案安全管理工作，努力创造出反映社会发展历史和人民社会精神生活的档案文化作品。
（二）深入研究传统档案文化，去粗取精
要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就要深入了解和掌握档案文化的发展历史，关注档案文化的传统。不同历史文化环境下的档案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不同之处，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传统档案文化，对传统档案文化的文化特质精准把握，从而对传统档案文化中的精髓加以继承，并且与现代的档案文化进行融合，创造性的发展现代档案文化，使其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挥自身记录历史、教化人民、传承文明的重要职能[1]。
（三）准确定位档案文化发展方向与模式
在信息化时代，档案文化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一定要对当前社会的档案文化建设准确定位，明确档案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使档案文化在档案部门建立自我、身份认同方面发挥重要指导性作用，促进档案工作在新时期的转型，以面对社会发展与转型带来的冲击。科学准确的界定是档案文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安身立命的家园。
（四）营造档案文化发展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档案文化建设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要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还要注意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档案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公众相联系、与公众利益相适应。因此，要从文化的服务角度出发，将档案文化建设渗透到档案事业的各个环节，通过多渠道的传播途径，实现对社会积极思想的宣传和发扬，感染和教育公民，发挥其在繁荣社会文化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加强异质文化交流，促进档案开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档案文化的建设不应该是固步自封的，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档案文化对于人类进步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档案开放和资源共享成为世界的一个潮流。因此，要加强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增进不同档案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发展，以开阔的胸襟和合作共赢的精神不断学习、实践，实现档案文化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2]。
四、结语
档案文化作为一种与社会文化系统密切关联的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对象，加强档案文化建设既是执行档案文化社会教化智能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承手段。因此，必须要对档案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为档案文化的建设工作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找到档案文化在当前社会中的准确定位和发展方向，还要加强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切实做好档案文化的建设工作，使之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适应。
参考文献：
[1]任汉中.档案文化:一个十分纠结的论题——浅述档案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档案管理，2016（2）:10-13.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4
汤因比的社会文化研究深受维柯的集体文化心理学说影响。事实上，无论是后来德国文化学家赫尔德对各种群体及其发展结构的宏观集体心理史的揭示，还是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试图把德国历史写成反映德意志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史，都隐约能够看到维柯的集体文化心理学说的影子。维柯的这一思想，在现代集体心理学史创始人的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集体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了内在的联系。当代西方各文化学派的兴起，也都和维柯的《新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离不开对社会主体心理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不否认这一点。社会心理对于社会进程的反作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对此，恩格斯曾多次指出:并不只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是积极的因素，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社会文化心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风尚，对社会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汤因比社会文化心理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补充了唯物史观。他提出了“五项因素公式”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意识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种形式。社会心理是介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体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心理对于各种思想体系、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把握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历史的演变更替，就必须在考察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社会文化心理。显然，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不仅在当时提供了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汤因比对社会文化心理与文明社会变革的分析，深受上述思想家的启发。除此之外，在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期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已证明。潜意识在人类精神和文化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潜意识分为两个层次，即个人潜意识和种族潜意识。汤因比据此推断，在这两个层次之间可能还有一层，它是由某种文明社会的文化积淀而成，可称之为社会潜意识或社会心理，这实质上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社会心理或“原始意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因为它体现出了某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表征(所以社会心理又可以叫做社会文化心理)，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文明社会兴衰的内在精神文化原因。汤因比正是以社会文化心理为研究视角，来系统地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因的。
具体来说，汤因比主要从四个方面探求社会心理与文明社会演变的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为文明社会的起源提供动力支持。汤因比认为，第一代文明的产生起源于对人类对外部自然环境挑战的成功的应战，但应战是否成功，则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共同的精神信仰和行为习惯等大众心理基础。基于此，汤因比在谈到文明的产生时指出，文明社会诞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产品有了剩余，因为只有依靠这些剩余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使一些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经济活动以外的创造性活动。但是，从根本上说，生产剩余只是文明产生的一个外在的必要条件，使各个文明得以产生的还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大众共有的思维方式、行为目标、风俗习惯等，因为拥有这些共同性，才能很容易地把群众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一致对付外部的自然环境。其次，社会心理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挑战与应战”是汤因比得出的文明社会起源与生长的基本规律。第一代文明起源于对自然困境的挑战，第二代、第三代文明社会则起源于对人为困境的挑战，主要是群众对少数创造者的人格进行模仿。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中，人格一般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即在一定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的、具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汤因比以人格来表述少数创造者的精神特征，即是指少数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创造意向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少数创造者的人格只有与社会成员相沟通，才能把他们的精神内容或某些特征传递给广大群众。
再次，社会心理导致文明社会衰落。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衰落的原因在于机械模仿、自我角色转换和偶像崇拜等。这主要是少数创造者取得成功后，因成功而腐败，失去了自己内在的思想和道德的平衡，开始骄傲自满，“依着个人的船桨歇息”，认为从前所创造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不可超越的，因而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和崇拜之情，这是主动寻求灾难的心理。于是，少数创造者不再追求创造的热情和冲动，只是重复过去那些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创造成果，整个社会沉浸在以过去为模仿对象、主宰大众心理的传统的风俗习惯占据统治地位的守旧状态之中。这正是使社会处于停滞不前的心态。这种稳定、僵化、不变的心态在面对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挑战时，总是在重复着没有创意的、过去的老办法，这样，在没有能力对挑战进行应战的状态下，文明开始走向衰落。最后，社会心理促使文明社会解体。文明社会解体时整个社会一分为三:统治阶级、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但汤因比认为，这只是文明社会解体时的表面特征，其深层基础是社会成员灵魂的分裂。人们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分裂的根源。在一个解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灵魂的分裂反映在人们的每一种行为、情感和生活方式中，它们才是社会明显崩溃的真正基础和根本原因。这时，每一种人类活动的方式都分裂为一对互相对立、彼此冲突的类型，即面对挑战分化为被动的反映与主动的反映。这些行为一方面是消极的，甚至于是破坏性的，其目的是阻止解体的进程;另一方面对解体的社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行为方式分裂为自暴自弃和自我克制，这两种对立的个人行为在解体的文明中普遍存在，它们是创造行为的对立面。自暴自弃是顺应自然，随波逐流，认为创造性是对自然的酬劳，是思想的一种状态。采取这种行为的人以为，放纵本能的欲望，便会从“神秘的女神”那里获得创造力。自我克制则相反，认为自然是创造的大敌，并非是创造的源泉，只有战胜自然的欲望，才能恢复创造力。这两种对立的个人行为在解体的文明中普遍存在，例如，在希腊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庸俗的享乐主义者自称是伊壁鸠鲁的信徒，认为自己是过着一种快乐的自然生活;犬儒主义者宣称过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克制各种自然欲望的苦行僧的生活，斯多葛主义者则采取了更严厉的克制欲望的手段。#p#分页标题#e#
文化情感方式分裂为杂乱感和划一感。这两种对立的文化情感方式产生于对文化反常状态的体会中，是在完全丧失了特定文化形式和风格的社会中形成的，它们代替了文明社会生长阶段所形成的风格感。所谓杂乱感是指:灵魂将自己投入大染缸，混合文化存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多种传统、多种价值观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一起出现。例如，在语言、文学和视觉艺术中，混合语言出现;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它导致仪典和哲学理论的汇合;风俗、艺术中的粗野和鄙俗。所谓划一感，则借传统风格失落的机会，转向了某种普遍的或永恒的格调。它是杂乱感的消极感觉的对立物。例如，内部无产者面对解体时的文化混杂状态，坚定地保护他们一直遵循的文化遗产。个人情感方式分裂为流离感和原罪感。当社会转向解体时，道德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导致个人产生漂浮感和失落感。为了克服这种不良感受，人们不得不逃避眼前现实的罪恶。所谓流离感，表现为随波逐流，他们认为自己对社会环境无能为力，以为邪恶超出了个人控制之外，进而相信整个宇宙乃至于人本身都受某种异己的力量支配。
原罪感则转向自我心灵的内省，认为邪恶缘于人心，把道德失败看做自我克制的失败。生活方式分裂为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这两种生活方式都试图逃避已失去创造力的现实世界，坚信不需要精神领域的变革，就可避免一个文明崩溃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当一个社会精神混乱状况出现时，促使一些人超越现实，把自己的精神建立在乌托邦的幻想中。所谓复古主义，是试图重建古代生活的企图，是从对同时代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人的模仿转向对祖先的模仿的一种转换。民族主义是复古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解体的社会中的人们将不遗余力地恢复民族文化，以摆脱外来的影响。在现代的例子中，哥特式的复兴是人为的复兴，还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死语言的复兴。复古主义一般说来是无结果的，或者变为未来主义。未来主义就是把希望寄托在遥遥无期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它表现在同过去的传统断裂，实质上是革命主义。在艺术方面，它表现为圣像破坏运动。它的最终目标和愿望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千禧年。未来主义易于转化到深化的高度，即放弃在地球上设定的现实目标，转而在灵魂的领域中寻求其生命的意义和目标，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汤因比从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等角度，研究文明社会解体即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活动。通观其历史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汤因比是对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分析的第一人。
但是，人的心理并不决定人类的历史，因为人的思想意识的形成并不完全是自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最终是由物质基础来决定的。可以说，汤因比所分析的社会心理未能与历史过程相一致。尽管汤因比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但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变革时期，大众心理有何表现?如何因势利导，以减轻因社会变革给大众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茫然?总之，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众文化心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每当社会变革时，大众文化心理活动、心理冲突都比较激烈，主要因为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原有的政治体系、经济体制和文化理论都发生较大的改变乃至于崩溃，这种震荡给大众的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动摇了他们原有的信念、价值、情感及习俗。这样，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了，新的、为大家所认同的价值观还没确立起来，大众所感到的是精神无所依托，痛苦、困惑和迷茫就在所难免了。当然，社会变革时期并非仅此一种心态，概括起来说可分为三种:拥护变革的创新心理;反对改革的保守心理;面对改革深感困惑的迷惘心理，这也是汤因比所着重分析的内容。这三种倾向将会对社会变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汤因比用社会心理来解释文明社会的发展规律，认为新文明的诞生、成长、衰落和解体，是以一个社会的精神变革为前提的。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反作用，这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没有对社会心理的形成机制予以分析，而且过分地夸大了社会心理的作用，忽视或否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把本来是第二位的精神因素变为第一位的因素，这则是他的局限。然而，汤因比的这一理论给予我们的启发仍是不容忽视的。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更要重视文化的现代化，积极促进适应现代化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从而使传统农业社会真正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是形成与新型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心理。因此，考察、研究大众心理的不同表现，揭示大众心理对现实社会的反作用，针对不同的心理状态及时引导和疏通，使大多数民众都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逐渐舍弃农业社会中的宗法血缘观念、自在的日常生活方式，主动、自觉地按照新型社会对生产、生活、价值观、文化心理的要求来努力培养理性、契约、平等、民主的文化心理，进一步完成新的社会化过程，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汤因比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社会变迁思想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5
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形成的，体现的是高校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取向。大学精神是高校文化的核心，正如坚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的清华大学那样，为祖国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为国家为人民在各个岗位中努力拼搏。又如北京大学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园文化，它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深深的印在国人的心中，新思潮促进了社会文化发展。我国的高校文化从一开始就与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坚持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应该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校园文化是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由高校师生共同创造形成的反映师生价值观取向的一系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高校校园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一、高校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高校校园文化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产物，推动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北京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久负盛名，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作为革命火炬的传递者，第一次点亮了民主科学的圣火，让自由进步的思想引领中国革命的前进。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此时，北大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新文化运动中，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宣传民主科学，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中，北大师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社会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1981年北大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振兴中华的目标，渐渐的在全社会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
(二)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作为一所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学生，弘扬民族团结教育，几十年来为祖国边疆民族地区输送了大量民族干部和建设人才，为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五十年代建校开始，学校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校园文化，学校培养的民族干部始终秉持这种精神，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在学校学到的校园文化用来建设家乡，团结家乡少数民族，为稳定边疆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大发展、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家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个民族了解我们党关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使各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除了秉承历史形成的校园文化外，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融入到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建设和谐校园，教育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实践环境，用校园的和谐文化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
二、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看高校校园文化对云南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省份，云南省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中有着很大影响。云南民族大学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民族类院校之一，也是云南省唯一一所高等民族院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多渠道、全方位地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服务，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集中体现为民族团结。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云南民族大学自建校起便坚持这一政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对各民族大学生的教育，使各民族大学生牢固树立了汉族离不开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各民族学生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学习生活。云南民族大学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民族联谊活动，开展关于民族文化的讲座和交流活动，比如有关于纳西东巴教文化的讲座、有关于藏传佛教的学术交流活动、毕摩原始宗教的学术研讨会等，这些活动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也让各民族的学生意识到彼此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血肉联系，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形成了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
(二)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为云南社会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云南作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地处偏远，有些地方甚至交通闭塞、言语不通，云南民族大学勇担大任，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学子，党的民族政策通过他们介绍到各少数民族，使云南形成了团结的社会文化环境。各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为云南省社会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补充融合，极大提高了云南省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云南社会文化在民族团结的高校文化影响下继续发展
云南地处边疆，与多个国家接壤，随着与国际化接轨的速度加快，更多的新文化涌入，对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应该始终坚持民族团结的发展方向，继续促进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云南民族大学营造民族团结文化氛围。
1．社团方面。学校社团联合会推出一系列丰富校园文化的活动，各个社团积极参与，带动广大师生的热情。各族师生纷纷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立志成才报国。学校藏族、白族、拉祜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等民族都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这些社团在校团委领导下弘扬本民族文化，倡导民族团结，使校园文化更为精彩。
2．民族文化方面。学校为丰富民族大学校园文化，积极举办各类民族文化活动。经过长期积淀和发展，学校形成了“红五月”、“金十月”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艺术节”、“云南民族大学学生学术科技节”四个主题校园文化系列活动。
3．学术交流方面。以云南民族研究所为中心，积极推动学术交流活动，申报了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包括云南藏区跨越式发展研究、云南小凉山彝区民主改革时期奴隶安置措施及其影响研究、傣族语言史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和对策研究等一系列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课题。#p#分页标题#e#
(二)取得的进步。
1．关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民族院校的老师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研究，积极探讨文化发展的新思路，积极申报云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创作出一大批体现民族文化的科研成果，有些已成为了政府制定相关民族政策的依据，为民族政策完善提供了参考。比如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是我国高校中目前唯一以傈僳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其研究成果为大家更好了解傈僳族做出了贡献。
2．关于促进民族文化的政策继续完善。民族文化政策应以民族团结为中心而制定，高校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相关学术成果的创作，为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参考，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政策。四、文化理论视角
(一)主文化与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亚文化包括民族亚文化，云南民族大学有些少数民族在学校生活学习时仍然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这属于民族亚文化，而在学校提倡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用主文化提倡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引导学生，突出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各少数民族学生回到家乡后，积极向家乡人民宣传在校园里接受到的社会主文化，使各民族加强了解、增进感情，加强了民族团结。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6
关键词：城市文化视域；档案文化传播；融合策略
一、档案文化的定义和特点
档案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定义即档案本身，包括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原始记录，以及档案内容和载体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广义的定义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人们在档案工作中所获得的编纂成果、制定的规则、在工作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档案文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真实性。档案文化是一种真实记录过去存在的人和事，还原历史的文献，是人类历史的原始记录，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凭据作用。二是文化传承性。档案是人类历史的真实记录，能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人类发展的轨迹，也能体现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数千年人类发展史中，人类历经多次社会动乱、战争、意外事件，文化若仅通过口口相传，将会丧失大半。档案记录的存在可以使历史变迁和传统文献得到留存，因此档案文化具有文化传承功能。
二、档案文化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背景
档案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存在物，它的传播是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公众可以基于此汲取文化传统和精髓，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档案文化在城市文化提升、区域文化传播、高校校园文化等方面被学者关注，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为档案文化在社会中找到了价值空间，结合具体实情提出了相应的策略。这为档案文化传播实践意义的发挥开阔了视野，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也正是因为实践价值的发展性要求此方面的探讨需要与时俱进地展开。
三、档案文化传播的相关途径和相关案例解析
（一）档案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的问世给档案管理部门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各档案管理部门纷纷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深度挖掘档案信息资源，推动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开展多种形式的档案文化传播。比如，通过设置专栏文章，解读档案故事等，引发广大网友阅读、点赞、评论和有奖竞猜等，衍生出社会公众所需要和感兴趣的档案内容和话题，大大增强档案文化传播效果，成为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平台。
（二）移动数据终端
移动互联网逐渐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手机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通信工具和休闲娱乐的主要载体，基于移动数据终端的档案文化传播具有高效性、开放性和共享性。加强移动终端建设，注重网络服务的建设，档案网站应把有价值的档案通过移动终端及时更新纳入信息资源体系中，提升检索咨询服务，还可与其他地区的档案网站实行档案资源共建共享，真正把档案网站从简单的宣传展示功能转变为功能齐全的服务功能。移动数据终端的广泛应用为探索档案信息服务的个性化文化服务展现了光明的发展前景，提供较明确的发展方向。
（三）档案抖音
通过抖音，可以将档案文化价值以视频形式展现并加以传播，促进档案从“内敛”到“张扬”的形象转变。抖音是以视频和音乐结合的形式让档案文化更容易被接受和普及，具有非常鲜明的直观感和文化特征，档案抖音依托数字化影响技术、超真实感声像技术等现代信息及传播技术，有效宣传一座城市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增强档案资源的文化性和观赏性，提升了档案信息服务效果，满足社会公众的档案需求，使得档案文化工作融入城市文化建设的主流，以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愈加显著。
（四）线下档案展览
比如，有些档案管理部门运用馆藏档案资料，举办专题展览，生动、直观、系统地展示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和长征精神；编辑出版红军长征的历程史料汇编等。有些档案管理部门还积极开展档案资料收集、征集及捐赠等活动。通过档案宣传活动架起了档案馆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让社会大众走近档案，接受了一系列生动的档案教育，提高了社会大众对档案馆的认同感，践行了档案为民服务的宗旨，还通过社会大众的捐赠丰富了馆藏档案资源，产生了很好的良性互动和综合效益，增强了城市文化的内涵。
四、构建城市文化视域下档案文化传播的实施策略
（一）提升档案信息服务能力，助力城市文化建设
档案工作承载着社会文化历史的重任，档案馆里蕴涵着城市发展的丰富的馆藏信息资源。因此，档案部门在不断丰富馆藏资源的同时，应该变被动为主动，档案工作的内容不应当只局限在收集和保管，应当把档案变“活”，不断地创新，拓展档案的收集范围。比如收集音频视频等音像档案，加大档案信息化建设脚步，最大限度地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开发个性化精品档案，通过网上展览、有奖征集、有奖问答等活动不断提升档案创新服务能力。
（二）强化档案文化服务能力，开展档案跨界合作
档案机构可以与文化龙头企业、非遗产保护单位、各相关媒体以及国内外相关机构等多方协作，扩大文化交流的领域和范围。也可以通过邀请档案专家为公众讲解文化历史故事等帮助各个档案机构进行新媒体推广，提高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强化档案文化服务能力的同时，助力城市文化建设。
（三）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嵌入新的信息传播途径
档案微信公众平台自2013年问世以来逐渐成为传播档案文化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各大档案馆的档案微信公众平台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档案微信公众平台自定义菜单栏目总结为查档服务、馆藏宣传、信息速递、互动交流四类。以辽宁省档案馆为例，又细分为铁血沉思、政府信息、魅力兰台、珍品档案、走进展厅、编研成果、兰台故事等相关板块。成为传播辽宁档案文化的重要平台，比如围绕辽宁重大历史事件开展专题研究；组织辽宁档案馆馆藏特色陈列站等专题网上展览等活动，传播档案文化的同时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四）打造高素质的人才创新梯队
随着档案文化作用的提升，社会公众对优质档案信息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因此，档案机构应致力于打造和培养一批综合素质较强的档案专业人才梯队。首先档案管理人员应具备最基本的专业技能，树立正确的档案价值观，不断用知识武装自己，具有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档案管理人员还需要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保持档案用户与档案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交流，提升档案管理部门的对外形象和影响力，实现档案文化传播与城市文化建设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唐俊谊.全媒体背景下的城建档案文化传播—以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为例[J].兰台内外,2019(10).
[2]徐春艳.充分发挥档案价值服务城市文化建设[J].黑龙江档案,2018(12).
[3]林勤兵.论城建档案的社会文化价值[J].工程与建设,2006(3).
[4]谢海洋，刘建英，郑悦.基于档案文化传播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策略研究[J].兰台世界,2013(4).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7
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形成的，体现的是高校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取向。大学精神是高校文化的核心，正如坚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的清华大学那样，为祖国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为国家为人民在各个岗位中努力拼搏。又如北京大学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园文化，它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深深的印在国人的心中，新思潮促进了社会文化发展。我国的高校文化从一开始就与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坚持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应该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校园文化是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由高校师生共同创造形成的反映师生价值观取向的一系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高校校园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一、高校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高校校园文化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产物，推动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北京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久负盛名，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作为革命火炬的传递者，第一次点亮了民主科学的圣火，让自由进步的思想引领中国革命的前进。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此时，北大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新文化运动中，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宣传民主科学，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中，北大师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社会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1981年北大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振兴中华的目标，渐渐的在全社会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
(二)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作为一所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学生，弘扬民族团结教育，几十年来为祖国边疆民族地区输送了大量民族干部和建设人才，为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五十年代建校开始，学校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校园文化，学校培养的民族干部始终秉持这种精神，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在学校学到的校园文化用来建设家乡，团结家乡少数民族，为稳定边疆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大发展、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家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个民族了解我们党关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使各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除了秉承历史形成的校园文化外，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融入到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建设和谐校园，教育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实践环境，用校园的和谐文化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
二、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看高校校园文化对云南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省份，云南省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中有着很大影响。云南民族大学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民族类院校之一，也是云南省唯一一所高等民族院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多渠道、全方位地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服务，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集中体现为民族团结。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云南民族大学自建校起便坚持这一政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对各民族大学生的教育，使各民族大学生牢固树立了汉族离不开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各民族学生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学习生活。云南民族大学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民族联谊活动，开展关于民族文化的讲座和交流活动，比如有关于纳西东巴教文化的讲座、有关于藏传佛教的学术交流活动、毕摩原始宗教的学术研讨会等，这些活动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也让各民族的学生意识到彼此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血肉联系，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形成了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
(二)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为云南社会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云南作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地处偏远，有些地方甚至交通闭塞、言语不通，云南民族大学勇担大任，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学子，党的民族政策通过他们介绍到各少数民族，使云南形成了团结的社会文化环境。各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为云南省社会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补充融合，极大提高了云南省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云南社会文化在民族团结的高校文化影响下继续发展
云南地处边疆，与多个国家接壤，随着与国际化接轨的速度加快，更多的新文化涌入，对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应该始终坚持民族团结的发展方向，继续促进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云南民族大学营造民族团结文化氛围。
1．社团方面。学校社团联合会推出一系列丰富校园文化的活动，各个社团积极参与，带动广大师生的热情。各族师生纷纷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立志成才报国。学校藏族、白族、拉祜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等民族都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这些社团在校团委领导下弘扬本民族文化，倡导民族团结，使校园文化更为精彩。
2．民族文化方面。学校为丰富民族大学校园文化，积极举办各类民族文化活动。经过长期积淀和发展，学校形成了“红五月”、“金十月”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艺术节”、“云南民族大学学生学术科技节”四个主题校园文化系列活动。
3．学术交流方面。以云南民族研究所为中心，积极推动学术交流活动，申报了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包括云南藏区跨越式发展研究、云南小凉山彝区民主改革时期奴隶安置措施及其影响研究、傣族语言史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和对策研究等一系列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课题。#p#分页标题#e#
(二)取得的进步。
1．关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民族院校的老师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研究，积极探讨文化发展的新思路，积极申报云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创作出一大批体现民族文化的科研成果，有些已成为了政府制定相关民族政策的依据，为民族政策完善提供了参考。比如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是我国高校中目前唯一以傈僳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其研究成果为大家更好了解傈僳族做出了贡献。
2．关于促进民族文化的政策继续完善。民族文化政策应以民族团结为中心而制定，高校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相关学术成果的创作，为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参考，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政策。
四、文化理论视角
(一)主文化与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亚文化包括民族亚文化，云南民族大学有些少数民族在学校生活学习时仍然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这属于民族亚文化，而在学校提倡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用主文化提倡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引导学生，突出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各少数民族学生回到家乡后，积极向家乡人民宣传在校园里接受到的社会主文化，使各民族加强了解、增进感情，加强了民族团结。
(二)文化的传递性与变迁性。传递性，指文化一经产生就要被他人模仿、效法、利用，传递分为纵向传递和横向传递。高校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一代代高校大学生的传递、发展。云南民族大学从开始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文化氛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格物明德，弘道至善”，这些文化既一脉相承又有所补充发展，各个民族将本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学习交流，丰富了彼此的文化知识，也丰富了校园文化。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文化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包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促进社会文化的变迁。
(三)文化整合。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促进了人们的社会化。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要素之所以能形成社会是靠了文化的联系作用。社会文化是一个整体，高校校园文化只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对社会文化起推动作用，高校文化促进社会文化的整合。要弘扬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树立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的思想，继续推动社会文化向前发展。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8
一、阐释学的衍生与前见理论 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文献学”、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狄尔泰(W.Dilthey)的“古典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M.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G.Gadamer)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等几个阶段。其中施莱尔马赫的“心理移情”方法和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本质上是“一种重建的解释学”(加达默尔1994:11)。他们认为,为了清除理解的主体与理解的对象由于时间距离造成的历史隔阂,理解者必须不断地超越自身,放弃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文化条件下造成的偏见,以达到对理解对象正确、客观的把握。 与此相反,“海德格尔不再把此在的历史性作为对它的认知可能性的限制以及对科学客观性理想的威胁,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法把它纳入他的本体论疑难之中”(加达默尔1994:48)。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这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过的。他认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起作用的。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加达默尔2004:7)因此,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 笔者认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提出的客观重建作者原意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任何一种解释总会不可避免地烙上解释者前理解的印记。换句话说,在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一方面应该力求把握作者的历史性,以期接近文本本意;另一方面,其前理解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 理解的实现方式乃是事物本身得到语言表达,因此对事物的理解必然通过语言的形式而产生,或者说语言就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加达默尔2004:10)据此,本文将具体分析影响译者前见的几大要素,进而对比研究文学译本语言的历史性。根据所选两个译本时间跨度较大的特点,笔者从语言的自然演变、译者赋予其感情色彩,以及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造成语言差异等三个方面来对比研究《简•爱》两个译本语言的时代性。 二、文学译本语言的时代性 (一)语言的自然演变 汉语的演变首先体现在汉字和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上。李译本用繁体字竖着书写,标点符号也与现代大陆书写形式不同;黄译本的书写形式与现代书写形式相同。(为了书写方便,本文举例说明时将李译本转化成现代书写形式)翻译作品是为一定的读者群服务的,不同时代读者的接受意识会随着地点、时间、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选取的两个译本时间间隔长达六十余年,不同的选词反映了语言的演变。在此,笔者选取《简•爱》前五章的两个译本,考查语言的新旧更替。 在前五章中,“anhour”和“halfanhour”均出现了四次。李译本翻译为“一点钟”和“半点钟”。黄译本翻译为“一个小时”和“半个小时”。举其中一例:例1: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李译本: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黄译本:其实,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溜达了一个小时……根据现在的理解,“一点钟”是凌晨一点或下午一点,而“anhour”是“一个小时”。民国十六年(1927年),伍建光先生翻译的《孤女飘零记》中,也把“anhour”译成了“一点钟”。 可见,译本语言受当时语言习惯的影响,具有时代特点。同时,李译本中还存在很多陌生和奇怪的词语和用法。据笔者统计,动词“欢喜”在前五章中出现了29次,黄译本则使用“喜欢”或其他近义词传译。请看其中一例:例2: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李译本:我从来不喜欢远长的散步,尤其在寒冷的下午……黄译本:我向来不喜欢远距离散步,尤其在冷飕飕的下午……译者不能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存在。前理解中语言演变的历史性决定了译文语言的历史性。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译本,复译是时代的要求。 (二)社会文化环境对译本语言的影响 纽马克的话一针见血:“两个文本可能描述同一场战争或暴动或争辩,但(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代表不同的观点。”(陈贺2004:173-175)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译者受前见中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往往对其作出积极的反应,流露其政治观点。 《简•爱》初到中国时,中国正经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一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翻译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以及“未名社”成员,李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围绕着改造社会、服务现实斗争与社会需要而进行。因此,译文选词不可避免具有时代特征。译文中李先生经常选用比较激进的语言,甚至平添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色彩。 黄译本完成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人们身处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黄先生翻译的《简•爱》更多地着眼于艺术阐释,再现原作艺术风格,其选词也比较温和。请看下例:例3:Johnhadnotmuchaffectionforhismotherandsisters,andanantipathytome.李译本:约翰对他母亲和妹妹没有什么爱,对我却怀着仇恨。黄译本: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而对我则很厌恶。 例3中“antipathy”的意思是:反感;厌恶;憎恶。而“仇恨”是“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强烈憎恨”(《汉语大词典》1994:193),“厌恶”是“(对人或事物)产生很大的反感”(《汉语大词典》1994:1572)。很明显,两词程度不同:“仇恨”更激烈,“厌恶”较温和。由以上例子可见,李译本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选词激进;而黄译本用词温和得多,有时选择意译。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两个译本语言的选择。#p#分页标题#e# (三)翻译策略对译本语言的影响 翻译行为总是带有明确的翻译动机。不同时代的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创造出不同语言风格的作品。 20世纪30年代正值我国翻译发展史中第三次翻译高潮(西学翻译)之后的转折期。鲁迅倡导直译,“宁信而不顺”,并提出了“欧化”的主张。(陈福康2000:296-298)作为鲁迅的追随者和亲密朋友,李霁野为忠实于原文和借鉴异国语言,译文风格主要采用欧化汉语的语言特点和直译的翻译手法,即:语言有些“洋味”,句式上基本保持原文形式和结构。 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黄源深认为,翻译要“谋求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的统一”,即译者“既要表达原作风格,又要具有自己独特风格”(黄源深1999)。潘红指出:“黄源深先生译本的成功在于对原著神韵氛围、整体风格等审美的成功把握和再现小说激越情感和诗般语言时所取得的和谐平衡。”(潘红2002:45-49)因此,黄先生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意译的翻译策略,以期再现原文的艺术风格。 请看以下的例子: 例4:theeagernessofalistenerquickensthetongueofanarrator. 李译本:听话人的热心加快了说话人的舌头。 黄译本:听的人越焦急,说的人越起劲。 例4原文描述了听话人越是渴望听,说话人越是满怀热情的场景。李译本直接按照单词的字面意思和原文的句式传译。这样的译文有别于汉语的习惯表达,让人感到很陌生。但如果批判该译文,则有失公道。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译者倡导白话文,主张采用欧化汉语、句式。黄译本把原文一句话,分成了两分句,依据汉语表达习惯意译。由此可见,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译本,译文的语言风格具有历史性。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对译者提出的要求是:克服自身因素(包括历史、心理、社会等因素)的局限,抛弃自己熟悉的信仰和期望,抛弃自己熟悉的世界,把自己设想为原文文本的作者……然而,这只是一种永远都无法实现的理想。在实践中,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因此,译文语言也不可避免地留下译者前理解的印记,反映当时年代的语言特征、社会文化环境和译者的翻译思想。前见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性,理解具有历史性,因此,作为理解的实现方式语言也具有历史性。译文语言不仅体现了语言本身的演变,而且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翻译思想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