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例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1

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p#分页标题#e#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2

同志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它应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谋求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再次,新民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志指出它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三大基本特征特征:所谓民族性,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谓科学性,即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要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性,即它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此外,同志还提出了科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方法,即应该汲取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运用批判的眼观进行继承和弘扬,反对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外来文化,要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吸收和借鉴,反对盲目崇拜,全盘吸收。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

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亦历经着巨大的浩劫。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的作用,强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邓小平同志文化思想的核心,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对同志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他看来,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多种社会思潮激荡杂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丢失灵魂。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标准,以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进步,据此,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重申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文艺发展,满足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进步。

同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同志、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立足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科学地阐述并强调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体现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新境界。同志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精辟的论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9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创造性地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雏形。此后,他多次论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科学内涵,并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做了精确的定位,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根本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2000年2月,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首次将“中国先进文化”提高到党的性质的高度,重点突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200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对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先进文化理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总结,它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时代进步的特征,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以及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标志着党的治党、执政思想的成熟。

同志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东西文化交融碰撞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促使整个社会思潮纷乱复杂和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多变,文化失范和道德危机的突显呼吁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05年5月,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并对其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地阐述。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问题,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时隔不久,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以及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重大任务,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又借鉴了人类有益文化成果,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既包含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知和评价,还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实践取向和制度构建。”和谐文化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它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不仅如此,和谐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价值多元化,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质成分,融合不同文明的异质冲突,在坚守民族特质中寻求世界共性,为解决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和谐新境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向和发展前景。可以说,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体现了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p#分页标题#e#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3

(一)关键在于立足专业实践,优势资源整合,提升社会实践的专业化水平。

专业实践是指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立足学校院系的学业门类别,以提高专业技术为主线,巩固专业思想为辅线,以实践专业课程为主要内容引进项目化管理的社会实践。每所学校都有不同的专业特色和学科类别,例如,医学类专业培养具备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或其他医学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医疗预防的基本技能,能在医疗卫生单位、医学科研等部门从事医疗及预防、医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医学高级专门人才。不同的专业具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只有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培养,才能更好地发挥实践育人的作用。资源整合用于企业经验管理中,与项目化管理同出一源。资源整合是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社会实践的项目申请团队众多,项目良莠不齐,难免会造成重复和资源浪费。将有限的、优质的资源进行整合,摒除重复的资源,有目的、有规划地整合人力、物力,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最大化,突出项目化管理的优势。

(二)关键在于严格项目评审,规范项目监督,提升社会实践管理化水平。

每个项目的侧重点不同,需要邀请校内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发动广大学生合理组团,邀请相关教师或专家指导,积极申报项目,学校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严格评审,对给予立项的项目进行答辩,根据两轮评审结果确定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三个等级。重点项目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新颖,活动内容和形式富有创新,前期调研基础深入,团队成员在年级、专业等结构上合理,紧密结合专业,指导教师理论和实践功底深厚,预期取得成果丰富等。一般项目要求内容结合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主题明确,结合所学专业学科,有一定的创新性,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团队结构合理,较好地提升大学生社会活动能力和实践效果。自筹项目要求能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或专业学科,活动内容丰富,能较好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一个项目完成得好不好,关键在实施过程。项目化管理不仅要求在标书上严格审核,重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管。在校团委的总体分配下,可以安排校团委的老师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负责具体跟踪和指导工作。这样既能保障完成标书任务,又能在出现问题和困难时得到及时指导和有效解决。

(三)关键在于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凝练成果,提升社会实践科学化水平。

评价体系的建立是项目化管理社会实践的重要指标。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要坚持规范化管理项目,不断修正考核评价体系,形成一个长效机制。社会实践的目的除了使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外,还可以在社会实践中使收获转化为成果汇编。通过凝练成果,总结经验,最终达到提升自我的目标。成果形式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理论形式的成果。专题调研数据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课题等方面;社会调查数据包括社会民生热点、社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实践形式的成果。志愿服务内容包括支教、义务辅导、关注帮扶弱势群体,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等方面;政策宣讲内容包括十八大精神、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美丽中国、清洁乡村、新医改、新农合。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化管理实例

2014年7月,为响应“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大力发扬老区精神,献礼邓小平同志110周年华诞,也为使大学生充分利用暑期时间贴近社会、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并在实践中开拓眼界、磨炼能力、增长才干、增强社会责任感,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右江民族医学院精神,切实培养“用得上、下得去、留得住”的医学人才。右江民族医学院团委与百色市卫生局通力合作,紧密联系各基层卫生局、防艾办,组建12个项目组,共计270人,奔赴百色市右江区、田东、田阳等12个县区,将项目化管理引进社会实践,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周密计划,启动项目

1.广泛宣传,严格招选,组建合理项目组成员。

校团委高度重视防艾项目组成员的招募工作,通过张贴招募启事、开会宣传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热心于防艾宣传教育的志愿者。首先,在吸取过去防艾宣传活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活动的预期目的,严格秉持“就近就便、服务家乡”的录用原则,优先录用生源地与实践地相符的志愿者组建项目组成员,确保了沟通无障碍。其次,考虑专业方向,以预防医学专业为先,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志愿服务的专业性。最后,以长者为先,优化项目组年龄梯度。该原则在用人方面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项目组的服务质量,也将实践机会有机调配,为更多学生提供实践平台。

2.重点培训,统筹兼顾,切实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通过组织培训,邀请百色市卫生局领导、教师现身说法,校团委指导教师根据活动要求、实践技巧进行指导,经过统一培训后,项目组成员对艾滋病更为了解,对百色市的防艾局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树立起“防艾宣传刻不容缓”的意识。其次,多次组织项目组成员开展培训,有力保证了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最后,通过与接收单位的统筹沟通,做好项目组成员顺利接收工作。

(二)监督指导,实施项目

一是安全督导,各队牢牢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各志愿者切实做到严守纪律,服从指挥,各带队教师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计划,保证了计划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合理安排住宿、饮食问题,时刻注意队员的思想动向,实现安全事故零汇报。二是进度督导,根据百色市12县区分成四条线路,由校团委老师和部分学生干部组成四个督查小组,分别前往各个实践点进行检查,查看项目进展阶段、有何困难、需要协调、安全保障等情况,并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整项目的内容、目标等,极大提高了项目实施效率。同时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形成定时汇报和特殊情况汇报机制。三是结题督导,各项目完成后提交结题报告、总结和成果汇编,对完成目标的给予结题,未完成任务的提出改进措施等实施全过程监督。

(三)凝练成果,表彰先进

在百色各县、乡卫生局、防艾办等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各项目组团结一致、各尽其职,按质按量地完成了防艾宣传教育活动任务。实践活动共计发放问卷969份,回收有效问卷872份,收集签名8369个。项目组成员足迹遍布百色240个乡镇,惠及民众31884人,此次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充分继承并妥善运用了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切实弘扬了青春正能量,在对实践项目实施水平和完成质量,分析和评价实践项目取得的成效基础上,表彰了一批优秀项目和先进个人,该“进村入户”防艾宣传项目也获得2014年广西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精品项目奖。

三、结语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4

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思潮与产业革命发展紧密结合的,本文将直接从后现代人类学基本定义入手,与传统人类学范式对比,解构传统的方式与建构的逻辑,及这些在虚拟社会文化中的应用以及与传统的不同。进一步梳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逻辑,之后引出各个作者转向的原因;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思潮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延续的背景、特点与转向,来讨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是什么、对于人类学发展的意义、特点与贡献,以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20世纪10年代以来的最新走向。同时,也将顺带讨论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空间与虚拟社会文化文本的第四维时空性的对接;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尚未完全“结构”的虚拟社会文化的不确定性的对接。从宏观上看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筛选有限社会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现代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日趋僵化、不断重复赋义的意义建构僵局(不断的重复赋义和意义再生是学科研究异化、走向诠释学和哲学诡辩的企图,而忽视了学科建设的实证研究本意)。后现代的出现则以有意识的反叛、达到了无意识打破上述僵局的目的———后现代至于传统的关系、与反传统的意义(实证和意义重构)及源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虚拟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交集中几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新发展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隐喻

网络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的社会,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话语符号系统,而这些构成网络话语系统的符号则是普遍性的、超时空的、超文化的,是“普世”的。网络社会的书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即“隐喻”。同时,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表达和指涉的不确定性,而网络社会疆域又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人类指涉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方向性(只有方向、缺乏具体指涉和理论、概念体系),其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定性的探索性、反传统性、过渡性。只有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文化在第四次工业浪潮成熟之后,成为普世的、普及的(程度等同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时的全方位的、基础性程度)社会基础知识,虚拟社会文化的秩序(经济、政治、文化、与书写系统)完全并行于传统秩序,并与之达成制衡之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性的、过渡性的探索成熟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虚拟使得社会文化研究才真正完成其系统的、理论的概念体系填充和建构。

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展望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虚拟社会文化实证研究的整合。其次,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在信仰、价值、分类的趋同、异化与整合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瑞泽尔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14点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所反应出的后现代主义与虚拟社会文化的如下相通之处。首先,瑞泽尔提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以及他们“精于批判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恰恰对应了网络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阶段。其次,瑞泽尔笔下所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因缺乏一种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而对主体和主体性不感兴趣,则正对应了当代对于“虚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媒介、还是互动方式?”的模糊定位。第三,瑞氏所指出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一种至少把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令人烦扰的趋势”则恰恰与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文化文本中符号化、文本化的沟通本质相对应。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对文本做过度阐释、乃至反对文本本身之时,虚拟社会文化所依赖的恰恰是二位一体的“作者—读者”所赖以存在的生存方式。第四,瑞氏笔下的社会理论家过于满足与对他们自我定义的问题的沉湎,而忽视了对时代性问题的关键;则可认为是虚拟社区建构在文本之上,后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质疑,恰恰迎合了虚拟社会文化读者制造文本的特性。在虚拟社区中,读者即作者。必须要反复重申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文点/以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符号标志/后现代意味着转型、反思和不确定性-即描述了由工业社会到全面数字化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特点,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则会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至此,缺乏事实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因社会生产方式形态/全面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而找到理论在生产力和定型了的社会结构结构中的支撑。

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开放式的小结

虽然在本文所提及的诸多概念,从后现代主义到虚拟社会文化,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之中,到布迪厄与卡斯特对新千年的不同分析试验;都是基于人类学的“欧洲中心论”这一思想核心。但无论这些先行者承认与否,作为第四媒体和第四维时空出现的互联网时代与虚拟社会,都打破了出台的“欧洲中心论”。即使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与语言仍然控制着互联网,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虚拟化、数字化、全球化与个人化逻辑,就已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也昭示了传统的、“忧郁的热带”式的、参与式民族志方法的衰落。我们无需可以分析到底是后现代推动虚拟社会文化的发展,还是虚拟社会文化的特质固化了依附理论所强调的发展的异化,推动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使诠释回归本质,摒弃了传统的以民族志式的、再造的话语符合系统诠释文化本身的做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是我们探讨的核心,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则是连结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宏观历史分析,我们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影响人类学的,并进而解释了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如何与虚拟社会文化之第四媒体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特质是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解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联系的解释模型与桥梁,并以网络社会的第四媒体特征为基础。

五、结语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5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和性质越来越不确定,这使得社会变迁研究早已成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一方面,社会变迁是指向于社会本身或社会结构的具有某种明确特征的改变,不管这个明确特征是一种规范还是关系,[1]4它是一种作为整体性的事实陈述而非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和发展概念一样,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惟一道路。同时,不同民族各自的变迁、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2]25共同使整个社会变迁呈现出多元而丰富多彩的人文画卷。

究其实质,社会变迁总要落脚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实体总是指向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社会及社会结构并非空泛地存在着,因为所谓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固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分析理路就会在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突显出“人”的地位。所以,人及其观念、欲望、动机和意志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迁,费孝通先生说得更为直接和到位,他认为,“真正的社会转变就是人的转变”。[3]61顺此,我们认为,真正的社会变迁总是要借助于人及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彰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变迁指的是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程中,新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4]198美国学者乌格朋(亦译为奥格本)认为,“文化的物质器械有时可以脱离人类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类可以脱离文化而存在,便很难想像了。事实上人类与文化是同时发生的”。[5]8格尔茨非常相近地指出,“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6]62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很好地理解孙本文先生对社会变迁的界定,他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社会变迁,除人口外,不出二途,就是新文化的增加与旧文化的改变。新文化的增加,又不出二途,就是本社会中的发明与他社会中发明的传入。”[7]567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之网和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必须依据文化而发生,文化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已,[8]233而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过是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考虑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时,文化是从社会行为对于行为者的意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社会结构主要从对于特定社会体制功能的促进的角度来考虑。[6]177如此,则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就会落脚于社会结构进而对于文化的分析。①作为民族发展的要素,也作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及其互动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异文化之间的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可以无限延续的过程。[2]150格尔茨甚至说得更为直白:“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6]36以此来看,对于社会变迁进行文化视角的分析是一种必然的学理内涵。有时,相关的研究甚至还会直接以“社会文化变迁”来表述和框定研究的范围,足见“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二者之间的唇齿关系,在很难将它们分开的时候,一般也会以“社会文化变迁”来指称。[9]2但应该强调的是,它们两者绝然不是可以等同的概念,文化变迁是指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7]580是文化特质的累积变化和由此所引发的文化模式的变化。从文化特质综合体得以存在的地域空间来说,文化变迁是通过文化区(culturearea)[8]60的位移和拓展得以体现的。社会变迁是举凡自然物理条件和人文价值环境的变化,可以认为,社会变迁为文化变迁设置了可能的范围,而文化变迁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最主要成分。因此,在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时,如何能够将二者精细地区分开来是很见学术功力的。在笔者看来,大多的研究虽然名之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但实则是“文化变迁研究”。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曾经指出,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面临着“双重挤压困境”的,[10]这种判断来源于西北民族社会与我国整体性社会的某种“隔离”。当我们把某个民族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和“场景”提出来并对之展开集中研究时,其间自然渗透着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取向,那就是对“他者”和“自我”之间“自然的”乃至于“非自然性”的区分(也许二者之间的“非自然性”区分更成为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点)。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学特征的“切割法”,[11]135它将研究对象完全悬置在一个本来有着密切来往关系的区域性社会体系之外,使之成为一种想像中的理想类型。其实,这一方面是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地清除文化内部的混杂因素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如果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6]18的话,那么这种英式社会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才能使深刻认识“他者”有了某种可能;但另一方面这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以一种文化史的灵感来考察,则“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独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12]1研究者如不能意识到研究对象其实是与外界有着长期互动的复合体,则自然就会将其主观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悬物”,这种人为性地放弃了历史的纵深跨度研究追求的趋向,必然会遮蔽对于人文世界中丰富的融混内涵的关注,从而“阉割”了其长远的历史性存在和活脱脱的生命历程的展示。

针对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指出,“那些努力划分有历史与没有历史社会的人们,修的不是真理之路,而是误入歧途”,所谓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只能是人为的臆造而非人类状况的真实。[13]27所谓“变迁”总是要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下,因此,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分析自然要有意地避免“无历史化”,要避免掩盖分析对象本来具有的丰富的生活面相的倾向。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心平气和地说过,“一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间生活在比较孤立的状态下,最终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体形”,但他随即就指出,这种体形会在外部入侵的条件下,“出现同化现象”,[8]322紧接着,整个过程又将重新开始。依笔者的管见,这里的“同化现象”即为借助于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这自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也必然会依赖于相互交流的关系和网络。要牢记的是,文化的边界不一定完全等同于生活的边界。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以1400年作为其研究的时间参照点,指出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作为一种新的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已经开始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成和族群逐渐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联结的整体中。他以此是想说明,即便主观地认为普通大众是历史过程的沉默见证人,他们也同样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所以,对于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没有历史的人民”,也要在相互的“接触与关联、联系与互动”[12]8的过程中分析和发掘其鲜活的历史,如果把这些社会和族群整体分解成彼此互不相干的部分,这必然是一个虚假而非真实的现实。就此指出,在笔者看来,如果站在分支科学角度,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更多的是属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这也就内在地生发出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视角问题,据笔者所知,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很少提到“关系的视角”,②这是不全面的。我们认同于历史上业已形成了的而且也很难得以消解的“自然性”的区分,而对于民族社会和非民族社会之间的“非自然性”的区分则存有难以释怀的心绪。这可以通过学人们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关注及所蕴藏于其背后的价值倾向得到证实,其实,这是不可以也没有必要遮掩的客观事实。熟悉西方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即便以强调科学研究中应遵循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本人,也是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原则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在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作用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选择民族社会变迁研究,就是一种关联于某种价值的表现,而当我们真正开始进行这种研究时,则需要恪守科学内的“禁欲主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能不断地调整“认识姿态”,[11]94从底层(基层)学术中发现和凝聚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和民众力量,使研究者真诚地面对和不断地调整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贴近被研究对象的思想常态和生活形貌,也才有可能客观描述相关问题,对已有的理论预设存有敏感的反思和敏锐的追问,也才可能在看清事实记录和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有望建构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民族社会及其文化是民族社会成员心灵的一种客观性构造。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时是在与客观的文化现象打交道,因此,在有限的区间和范围里,他们要对用意识和理性来主观地解释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反应表示轻蔑。如前所述,社会变迁是一种事实描述。因此,选取适合的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大多以田野调查为主。当然,还会涉及到诸如文献研究等方法,这里无意对文献法再详细谈及。#p#分页标题#e#

如果说关于个体、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及其所涉及的现象,大部分自史前时期起就已经得到默认的话,那么,有关于此的调查研究工作则主要留给了后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14]6应该说,对于相关的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严峻的考验,因为它要求调查研究工作者在理论的探寻中悉心感悟其间所蕴藏的丰厚的生活意蕴并聆听社会生活之宇发出的响彻空谷的本真声音。人类社会的成长和分化会使学术研究逐渐地脱离社会的限制,如此,科学思想便得以产生,有关社会的概念和观察方法也就逐渐形成了。在威斯勒看来,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出现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情,这时,人类开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意识到了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8]305与任何从事非参与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相比,民族学家在更大程度上要去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民族学研究(者)从“他试图理解的人们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并报告行为、习俗、事件和情感的意义”[15]53的话,那么,只有能够真正理解(而非仅仅观察)异文化才能让我们站在山顶上俯视田野之美而不至于囿于花瓣而考察花朵之美,才能无愧于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称号。有的学者非常严肃地指出,民族学者和民族学研究对于“异文化”的理解的在意和强调的不足,极大地消解了学科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空间。[2]40可以认为,作为感知和了解“异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观察和研究的策略和向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话题具有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重要性意义。

“科学的田野工作远远高出即使是最上乘的业余作业。”[16]13民族学研究如有近路,也“不能指望不经努力和挫折就发现某种神奇的捷径”。[16]4作为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学非常强调实地调查方法,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AnthropologicalFieldWork)并将它看成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即“记述民族学”的架构的源泉,[17]171它也是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资料的获取过程本身无法避免作为研究者主体的介入,这里的“介入”不仅仅是指研究者作为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如此才能借助“在那里”(beingthere)以及积极参与身边的互动,研究者能够更为贴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和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体的意识、思维等主观情感的渗透,因为“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以确保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事件,是十分重要的”。[18]1这对于获取客观、准确的研究资料,对于提升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正确性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作为研究者本身将自己到底应该置于何种向度,在民族社会变迁调查研究中应该具有怎样的价值立场,都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自然又会涉及到民族学研究中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鉴于笔者对此已有述论,[19]这里恕不赘述。人类的生活,无非就是追求与环境的调和与适应,社会生活本身就取决于各种社会环境。英国人类学家彭尼曼甚至指出,“如果不研究种族和文化借以发展的媒介———环境,那么对种族和文化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20]201可以认为,各类环境一方面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变迁预设了基本可能的路径和空间选择。因此,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和考察总是以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为基本的切入点的,如此才能真正解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

多民族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自然要延伸到对民族社会变迁的考察。如何解决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问题,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多民族的现实性决定了可以就某一民族或多民族的交织地带的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探讨。对具有这样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社会文化变迁展开分析和研究,不仅对充实、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研究可以为我们构建和发展民族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作为学术研究中的帮手与合作者,李臣玲和贾伟两位一直对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文化变迁等问题多有关注,他们两位撰写的《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选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交汇较为突出的青海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主要区域,又考虑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的工作量之巨大而对更深层次的专门研究所可能造成的现实障碍和困难,研究者明智地采取了典型性的个案调查,选择了青海“丹噶尔藏人”为研究课题的切入点,并依据文献纪录和现今研究资料缺乏的实际,选择日月藏族自治乡作为进行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调查点。

在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调查点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著者选取的“丹噶尔”(sTong-vkhor,藏语意为“市镇”)即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从地理环境因素来看,这里位于青海省最为宽延平坦的谷地之中,湟水中流,灌溉便利,符合从事农耕的自然条件。一方面,习惯于农业生产的民族可以居住在河流的两岸;另一方面,谷地四周的山地也是从事牧业生产民族的天然牧场,可以将成群的牛羊放牧于青山绿水之间,从而造就了农、牧业经济的完美交汇。从社会文化空间格局来看,这里具有鲜明的地域亚文化色彩和强烈的民族文化属性:既有当地藏族的文化特性,又有当地汉族的文化风貌,即文化性格中多维民族文化交汇的特性比较突出。优越的自然形貌和多彩的文化环境为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在这里,操持不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共同生活其间,互通有无,朝夕相处,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彼此互补的关系。丹噶尔藏人一方面具有一般农村社会所共有的乡村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游牧文化的特质。他们成为多种民族文化相交融的“揉和体”。[9]7著者简明地指出,“丹噶尔既培育了以牧业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同时也养育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族文化、土族文化、回族文化等。”[9]6而如果将多维地带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视为客观必然,则这样的文化现象并非丹噶尔藏人所独有,这对其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地区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以丹噶尔藏人作为视点研究多维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以点带面地折射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图景和规律,无疑具有较明显的典型性和较强的说服力。#p#分页标题#e#

著者坚持认为,社会文化变迁是文化内容与社会诸多参数和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是人文现象中的文化内容和社会参数两者的变迁合为一体的综合研究。[9]2著书通篇都贯穿了这样一条基本的判断和认识。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到位的。著书从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考察入手,研究的主体内容涉及到其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经济发展、生活文化(包括生育文化、家庭文化、丧葬文化等)、教育文化和宗教文化,对每一种文化的考察总以变迁的视角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开阔的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领域,同时动态的分析取向又为研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实证素材,填补了综合、系统的研究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空白。值得一提的是,著者能够紧密结合已有的分析,集中分析了“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有的放矢地进行了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探析和特征归纳,不仅映照了研究的主题,也相应地实现了研究本身由“点”到“面”的跨越。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时代现状和特征,则这种跨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著书的立论本身。比如,研究指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之一是“民族外在表象的弱化与民族自觉性的增强”。[9]244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不管怎么在意都不为过的重要判断和结论。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6

关键词:档案文化;文化建设;问题;对策

档案事业是一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造福人民的事业,对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大作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不仅仅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档案文化的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与档案发展规律相符合、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档案文化建设途径,才能够丰富和发扬档案文化,发挥档案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档案文化的概念和功能

(一)档案文化的概念

档案文化并不是档案与文化的简单加和,而是一个以档案为核心的完整的文化体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群体的档案意识和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的有关档案的行为方式和物化结果的总和。换言之,档案文化指的是档案中记载的文化活动或以档案形式表现的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范畴。

(二)档案文化的功能

档案自身具有记录凭证性和借鉴性的特点,而文化既是社会文明成果的总结与延续,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档案文化在此基础上总结来讲,具有保存记忆、记录历史和传承文明的功能,既是人类文明的记录与延续,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教化的职能,是当今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档案文化建设中的主要研究问题

(一)档案文化特征

档案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在,首先,档案文化与社会文化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既受到其制约,又能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其次,档案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范畴中发展总结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不同时期的档案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档案文化结构与模式

档案文化的结构表现为多环形文化结构方式,具体可以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每一层次逐渐递进,由内而外组成了档案文化的结构逻辑。不同构成方式的档案文化具有不同的模式,而基本的普遍文化模式则存在与大多数档案文化之中。文化模式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特征的不同时刻变动。

(三)档案文化生态环境

档案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社会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档案文化是一种由人创造的文化体系,自然会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由于环境的不同,档案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类型。档案文化的生态环境对于档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三、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的策略与方法

(一)敬畏档案,做好档案的科学管理工作

时刻保持对于档案的敬畏,加强档案文化建设意识,提高档案人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是加强档案文化建设的基础。敬畏档案就是要时刻保持尊重、珍视的心理去做好档案管理工作,要对档案的地位和作用保持清醒和足够的认识,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作为档案工作人员,一定要牢记使命,不断创新档案科学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对于档案业务要熟练与精通,做好档案安全管理工作,努力创造出反映社会发展历史和人民社会精神生活的档案文化作品。

(二)深入研究传统档案文化,去粗取精

要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就要深入了解和掌握档案文化的发展历史,关注档案文化的传统。不同历史文化环境下的档案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不同之处,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传统档案文化,对传统档案文化的文化特质精准把握,从而对传统档案文化中的精髓加以继承,并且与现代的档案文化进行融合,创造性的发展现代档案文化,使其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挥自身记录历史、教化人民、传承文明的重要职能[1]。

(三)准确定位档案文化发展方向与模式

在信息化时代,档案文化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一定要对当前社会的档案文化建设准确定位,明确档案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使档案文化在档案部门建立自我、身份认同方面发挥重要指导性作用,促进档案工作在新时期的转型,以面对社会发展与转型带来的冲击。科学准确的界定是档案文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安身立命的家园。

(四)营造档案文化发展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档案文化建设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要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工作,还要注意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档案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公众相联系、与公众利益相适应。因此,要从文化的服务角度出发,将档案文化建设渗透到档案事业的各个环节,通过多渠道的传播途径,实现对社会积极思想的宣传和发扬,感染和教育公民,发挥其在繁荣社会文化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加强异质文化交流,促进档案开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档案文化的建设不应该是固步自封的,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档案文化对于人类进步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档案开放和资源共享成为世界的一个潮流。因此,要加强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增进不同档案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发展,以开阔的胸襟和合作共赢的精神不断学习、实践,实现档案文化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2]。

四、结语

档案文化作为一种与社会文化系统密切关联的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对象,加强档案文化建设既是执行档案文化社会教化智能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承手段。因此,必须要对档案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为档案文化的建设工作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找到档案文化在当前社会中的准确定位和发展方向,还要加强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切实做好档案文化的建设工作,使之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适应。

参考文献:

[1]任汉中.档案文化:一个十分纠结的论题——浅述档案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档案管理,2016(2):10-13.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7

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形成的,体现的是高校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取向。大学精神是高校文化的核心,正如坚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的清华大学那样,为祖国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为国家为人民在各个岗位中努力拼搏。又如北京大学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园文化,它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深深的印在国人的心中,新思潮促进了社会文化发展。我国的高校文化从一开始就与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坚持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应该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校园文化是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由高校师生共同创造形成的反映师生价值观取向的一系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高校校园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一、高校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高校校园文化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产物,推动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北京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久负盛名,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作为革命火炬的传递者,第一次点亮了民主科学的圣火,让自由进步的思想引领中国革命的前进。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此时,北大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新文化运动中,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宣传民主科学,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中,北大师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社会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1981年北大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振兴中华的目标,渐渐的在全社会形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

(二)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作为一所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民族学生,弘扬民族团结教育,几十年来为祖国边疆民族地区输送了大量民族干部和建设人才,为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五十年代建校开始,学校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校园文化,学校培养的民族干部始终秉持这种精神,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在学校学到的校园文化用来建设家乡,团结家乡少数民族,为稳定边疆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大发展、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家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个民族了解我们党关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使各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除了秉承历史形成的校园文化外,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融入到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建设和谐校园,教育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实践环境,用校园的和谐文化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

二、以云南民族大学为例看高校校园文化对云南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省份,云南省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展中有着很大影响。云南民族大学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民族类院校之一,也是云南省唯一一所高等民族院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多渠道、全方位地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服务,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集中体现为民族团结。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云南民族大学自建校起便坚持这一政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对各民族大学生的教育,使各民族大学生牢固树立了汉族离不开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各民族学生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学习生活。云南民族大学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民族联谊活动,开展关于民族文化的讲座和交流活动,比如有关于纳西东巴教文化的讲座、有关于藏传佛教的学术交流活动、毕摩原始宗教的学术研讨会等,这些活动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也让各民族的学生意识到彼此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血肉联系,各民族学生相亲相爱,形成了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云南民族大学校园文化。

(二)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为云南社会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云南作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地处偏远,有些地方甚至交通闭塞、言语不通,云南民族大学勇担大任,在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学子,党的民族政策通过他们介绍到各少数民族,使云南形成了团结的社会文化环境。各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为云南省社会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补充融合,极大提高了云南省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三、云南社会文化在民族团结的高校文化影响下继续发展

云南地处边疆,与多个国家接壤,随着与国际化接轨的速度加快,更多的新文化涌入,对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改变,应该始终坚持民族团结的发展方向,继续促进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云南民族大学营造民族团结文化氛围。

1.社团方面。学校社团联合会推出一系列丰富校园文化的活动,各个社团积极参与,带动广大师生的热情。各族师生纷纷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立志成才报国。学校藏族、白族、拉祜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等民族都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这些社团在校团委领导下弘扬本民族文化,倡导民族团结,使校园文化更为精彩。

2.民族文化方面。学校为丰富民族大学校园文化,积极举办各类民族文化活动。经过长期积淀和发展,学校形成了“红五月”、“金十月”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艺术节”、“云南民族大学学生学术科技节”四个主题校园文化系列活动。

3.学术交流方面。以云南民族研究所为中心,积极推动学术交流活动,申报了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包括云南藏区跨越式发展研究、云南小凉山彝区民主改革时期奴隶安置措施及其影响研究、傣族语言史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和对策研究等一系列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课题。#p#分页标题#e#

(二)取得的进步。

1.关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民族院校的老师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研究,积极探讨文化发展的新思路,积极申报云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创作出一大批体现民族文化的科研成果,有些已成为了政府制定相关民族政策的依据,为民族政策完善提供了参考。比如云南民族大学傈僳学研究中心,是我国高校中目前唯一以傈僳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其研究成果为大家更好了解傈僳族做出了贡献。

2.关于促进民族文化的政策继续完善。民族文化政策应以民族团结为中心而制定,高校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相关学术成果的创作,为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参考,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政策。四、文化理论视角

(一)主文化与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亚文化包括民族亚文化,云南民族大学有些少数民族在学校生活学习时仍然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这属于民族亚文化,而在学校提倡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用主文化提倡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引导学生,突出民族团结的文化氛围。各少数民族学生回到家乡后,积极向家乡人民宣传在校园里接受到的社会主文化,使各民族加强了解、增进感情,加强了民族团结。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8

汤因比的社会文化研究深受维柯的集体文化心理学说影响。事实上,无论是后来德国文化学家赫尔德对各种群体及其发展结构的宏观集体心理史的揭示,还是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试图把德国历史写成反映德意志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史,都隐约能够看到维柯的集体文化心理学说的影子。维柯的这一思想,在现代集体心理学史创始人的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集体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了内在的联系。当代西方各文化学派的兴起,也都和维柯的《新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离不开对社会主体心理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不否认这一点。社会心理对于社会进程的反作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对此,恩格斯曾多次指出:并不只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是积极的因素,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社会文化心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风尚,对社会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汤因比社会文化心理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补充了唯物史观。他提出了“五项因素公式”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意识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种形式。社会心理是介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体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心理对于各种思想体系、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把握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历史的演变更替,就必须在考察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社会文化心理。显然,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不仅在当时提供了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汤因比对社会文化心理与文明社会变革的分析,深受上述思想家的启发。除此之外,在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期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已证明。潜意识在人类精神和文化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潜意识分为两个层次,即个人潜意识和种族潜意识。汤因比据此推断,在这两个层次之间可能还有一层,它是由某种文明社会的文化积淀而成,可称之为社会潜意识或社会心理,这实质上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社会心理或“原始意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因为它体现出了某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表征(所以社会心理又可以叫做社会文化心理),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文明社会兴衰的内在精神文化原因。汤因比正是以社会文化心理为研究视角,来系统地论述社会变迁的动因的。

具体来说,汤因比主要从四个方面探求社会心理与文明社会演变的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为文明社会的起源提供动力支持。汤因比认为,第一代文明的产生起源于对人类对外部自然环境挑战的成功的应战,但应战是否成功,则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共同的精神信仰和行为习惯等大众心理基础。基于此,汤因比在谈到文明的产生时指出,文明社会诞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产品有了剩余,因为只有依靠这些剩余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使一些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经济活动以外的创造性活动。但是,从根本上说,生产剩余只是文明产生的一个外在的必要条件,使各个文明得以产生的还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大众共有的思维方式、行为目标、风俗习惯等,因为拥有这些共同性,才能很容易地把群众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一致对付外部的自然环境。其次,社会心理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挑战与应战”是汤因比得出的文明社会起源与生长的基本规律。第一代文明起源于对自然困境的挑战,第二代、第三代文明社会则起源于对人为困境的挑战,主要是群众对少数创造者的人格进行模仿。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中,人格一般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即在一定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的、具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汤因比以人格来表述少数创造者的精神特征,即是指少数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创造意向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少数创造者的人格只有与社会成员相沟通,才能把他们的精神内容或某些特征传递给广大群众。

再次,社会心理导致文明社会衰落。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衰落的原因在于机械模仿、自我角色转换和偶像崇拜等。这主要是少数创造者取得成功后,因成功而腐败,失去了自己内在的思想和道德的平衡,开始骄傲自满,“依着个人的船桨歇息”,认为从前所创造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不可超越的,因而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和崇拜之情,这是主动寻求灾难的心理。于是,少数创造者不再追求创造的热情和冲动,只是重复过去那些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创造成果,整个社会沉浸在以过去为模仿对象、主宰大众心理的传统的风俗习惯占据统治地位的守旧状态之中。这正是使社会处于停滞不前的心态。这种稳定、僵化、不变的心态在面对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挑战时,总是在重复着没有创意的、过去的老办法,这样,在没有能力对挑战进行应战的状态下,文明开始走向衰落。最后,社会心理促使文明社会解体。文明社会解体时整个社会一分为三:统治阶级、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但汤因比认为,这只是文明社会解体时的表面特征,其深层基础是社会成员灵魂的分裂。人们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分裂的根源。在一个解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灵魂的分裂反映在人们的每一种行为、情感和生活方式中,它们才是社会明显崩溃的真正基础和根本原因。这时,每一种人类活动的方式都分裂为一对互相对立、彼此冲突的类型,即面对挑战分化为被动的反映与主动的反映。这些行为一方面是消极的,甚至于是破坏性的,其目的是阻止解体的进程;另一方面对解体的社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行为方式分裂为自暴自弃和自我克制,这两种对立的个人行为在解体的文明中普遍存在,它们是创造行为的对立面。自暴自弃是顺应自然,随波逐流,认为创造性是对自然的酬劳,是思想的一种状态。采取这种行为的人以为,放纵本能的欲望,便会从“神秘的女神”那里获得创造力。自我克制则相反,认为自然是创造的大敌,并非是创造的源泉,只有战胜自然的欲望,才能恢复创造力。这两种对立的个人行为在解体的文明中普遍存在,例如,在希腊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庸俗的享乐主义者自称是伊壁鸠鲁的信徒,认为自己是过着一种快乐的自然生活;犬儒主义者宣称过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克制各种自然欲望的苦行僧的生活,斯多葛主义者则采取了更严厉的克制欲望的手段。#p#分页标题#e#

文化情感方式分裂为杂乱感和划一感。这两种对立的文化情感方式产生于对文化反常状态的体会中,是在完全丧失了特定文化形式和风格的社会中形成的,它们代替了文明社会生长阶段所形成的风格感。所谓杂乱感是指:灵魂将自己投入大染缸,混合文化存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多种传统、多种价值观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一起出现。例如,在语言、文学和视觉艺术中,混合语言出现;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它导致仪典和哲学理论的汇合;风俗、艺术中的粗野和鄙俗。所谓划一感,则借传统风格失落的机会,转向了某种普遍的或永恒的格调。它是杂乱感的消极感觉的对立物。例如,内部无产者面对解体时的文化混杂状态,坚定地保护他们一直遵循的文化遗产。个人情感方式分裂为流离感和原罪感。当社会转向解体时,道德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导致个人产生漂浮感和失落感。为了克服这种不良感受,人们不得不逃避眼前现实的罪恶。所谓流离感,表现为随波逐流,他们认为自己对社会环境无能为力,以为邪恶超出了个人控制之外,进而相信整个宇宙乃至于人本身都受某种异己的力量支配。

原罪感则转向自我心灵的内省,认为邪恶缘于人心,把道德失败看做自我克制的失败。生活方式分裂为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这两种生活方式都试图逃避已失去创造力的现实世界,坚信不需要精神领域的变革,就可避免一个文明崩溃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当一个社会精神混乱状况出现时,促使一些人超越现实,把自己的精神建立在乌托邦的幻想中。所谓复古主义,是试图重建古代生活的企图,是从对同时代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人的模仿转向对祖先的模仿的一种转换。民族主义是复古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解体的社会中的人们将不遗余力地恢复民族文化,以摆脱外来的影响。在现代的例子中,哥特式的复兴是人为的复兴,还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死语言的复兴。复古主义一般说来是无结果的,或者变为未来主义。未来主义就是把希望寄托在遥遥无期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它表现在同过去的传统断裂,实质上是革命主义。在艺术方面,它表现为圣像破坏运动。它的最终目标和愿望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千禧年。未来主义易于转化到深化的高度,即放弃在地球上设定的现实目标,转而在灵魂的领域中寻求其生命的意义和目标,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汤因比从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等角度,研究文明社会解体即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活动。通观其历史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汤因比是对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分析的第一人。

但是,人的心理并不决定人类的历史,因为人的思想意识的形成并不完全是自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最终是由物质基础来决定的。可以说,汤因比所分析的社会心理未能与历史过程相一致。尽管汤因比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但也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变革时期,大众心理有何表现?如何因势利导,以减轻因社会变革给大众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茫然?总之,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众文化心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每当社会变革时,大众文化心理活动、心理冲突都比较激烈,主要因为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原有的政治体系、经济体制和文化理论都发生较大的改变乃至于崩溃,这种震荡给大众的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动摇了他们原有的信念、价值、情感及习俗。这样,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了,新的、为大家所认同的价值观还没确立起来,大众所感到的是精神无所依托,痛苦、困惑和迷茫就在所难免了。当然,社会变革时期并非仅此一种心态,概括起来说可分为三种:拥护变革的创新心理;反对改革的保守心理;面对改革深感困惑的迷惘心理,这也是汤因比所着重分析的内容。这三种倾向将会对社会变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汤因比用社会心理来解释文明社会的发展规律,认为新文明的诞生、成长、衰落和解体,是以一个社会的精神变革为前提的。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反作用,这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没有对社会心理的形成机制予以分析,而且过分地夸大了社会心理的作用,忽视或否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把本来是第二位的精神因素变为第一位的因素,这则是他的局限。然而,汤因比的这一理论给予我们的启发仍是不容忽视的。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更要重视文化的现代化,积极促进适应现代化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从而使传统农业社会真正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是形成与新型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心理。因此,考察、研究大众心理的不同表现,揭示大众心理对现实社会的反作用,针对不同的心理状态及时引导和疏通,使大多数民众都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逐渐舍弃农业社会中的宗法血缘观念、自在的日常生活方式,主动、自觉地按照新型社会对生产、生活、价值观、文化心理的要求来努力培养理性、契约、平等、民主的文化心理,进一步完成新的社会化过程,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汤因比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社会变迁思想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