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1
一、以实践为根基的文化本质论
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文化这一“普照的光”。然而,对于文化本质的揭示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萦绕在人类心头的梦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超越了以往对文化的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释,在实践根基上科学地阐释了文化的产生及其本质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的本质就在于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对象化。对文化的考察就必须同一定历史时期的实践方式相联系。马克思曾经非常尖锐地批评过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强调要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化。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1〕。正是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揭示文化本质的科学思维方式,澄清了一直以来关于文化本质的种种错误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实践文化观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根据人类实践的不同类型,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析文化本质的社会结构分析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把文化作为和经济、政治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并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结构关系中阐发了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将文化和经济、政治并列作为社会领域的基本结构,更有利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本质的科学阐发,坚持文化的唯物主义实践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动态社会结构系统中考察文化的建设规律。邓小平在深入考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论断,他认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吸收了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和目的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5〕由此可见,对于实践文化观的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石。这种文化理论认为,任何文化都是同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相联系的,对文化本质内涵的探求必须深入到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去,文化建设也必须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协调。如果离开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抽象掉文化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文化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建设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以人为本的文化主体论
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因而人是文化的主体,是他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支配者。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劳动领域发生了异化,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无法占有(或全面占有)他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相反,“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6〕,这里,“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8〕。这跟人的本质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如何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从而最终获得文化解放,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所独具的鲜明特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包括文化理论)就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来展开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也非常重视人在文化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文化建设的主体问题是旗帜性、方向性问题。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10〕。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演讲中,他又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1〕文化建议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原则。这是由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规律,但这种规律是抽象的,它必须通过历史主体的社会实践实现出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在文化领域内也是如此。同时,文化必须以人为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就是让文化走出少数人的垄断,让以往被少部分人独占的技术和文化成果重新成为人民大众的财产,让人民自觉地实现自己的文化创造、支配自己的文化创造成果,从而使得文化的公共性得到充分的实现。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祝词》中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12〕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13〕则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文本的新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4〕,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明确了方向。这是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在文化领域内的应用和深化,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高度理论自觉。由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视野中,人既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努力将文化创造的权利和文化支配的权利完全回归社会实践主体,从而推动文化向符合自身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实现文化创造主体、文化享用主体、文化建设主体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
三、“软”“硬”兼具的文化功能论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着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诸多论述。在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5〕在确定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结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6〕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作用。马克思曾提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他把艺术、科学等文化因素都包括在精神生产力中。另一方面,文化还具有教化的功能。马克思非常注重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他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17〕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既科学地阐明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明确地界定了这种作用的限度和范围,同文化决定论区分开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文化不仅具有生产力的“硬实力”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教化人、塑造人的“软实力”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双重作用的描述越来越显示出真理的光辉。当今时代,随着科学理性在现展中困境的显现,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存在价值,而精神生产和文化实践由于更能突出地反映人类作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存在物的本质,因而备受瞩目,于是以文化创造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产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物质生产的一个从属性因素迅速地上升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生产实践形态,它不仅创造出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而且直接地参与到生产力形态中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18〕文化软硬兼备的功能在当代更加凸显。
就文化的软实力作用而言,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文化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产物,具有极强的群体性特征,任何文化一经形成,便对其成员构成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凡生活在同一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受到该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染和熏陶而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正是这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成为沟通和联系特定民族全体成员心灵的纽带,从而维持着该社会的同一性和稳定性,使该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凝聚力和向心力渗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动员、调动、组织国力或者离心离德、涣散国力的作用,成为社会成员之间凝聚力、激发力、创造力和源泉。在当今文化和经济、政治日益交融的时代,文化在民族认同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不仅为民族成员的生存价值作了“意义”的阐释,而且蕴涵了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无限可能。
就文化的硬实力作用而言,文化的产业化使文化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当代的文化生产已经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环顾世界现代化浪潮,文化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功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教化功能减弱,而生产力功能增强,这表明文化作为“软权力”正部分地向“硬权力”转化,并由经济发展的内驱力向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转化,由经济发展的渗透因素直接跻身于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行列。“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因此,对于文化在现时代所具有的上述新特征的概括和阐发无疑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四、现代性———民族性的文化特征论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创造物,总是和一定的群体相联系的。从最初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到氏族之间的联合形成部落,最后到发展为民族,并最终在民族中得到固定。文化以民族为前提,通过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和发展,民族又因为依托了文化这一坚实根基而愈益牢固和紧密。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个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文化民族性。文化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特色、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心理结构在文化中的综合体现,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在民族成员的意识或潜意识中的表现,是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为某种文化而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东西。民族性是文化的生命,为该文化体维系的人群提供生存的依据和意义的支撑。一种文化民族性的丧失,也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死亡,又将意味着被这种文化维系着的庞大人群从此步入黑暗。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说,民族性是其首要特征,它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价值和精神家园的合理性所在。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0〕。人们所面临的文化世界同样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是我们今天文化交往和文化创造的理论根据。只有牢牢地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根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只有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文化,才能生动地反映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并从这一伟大实践中汲取前进的动力,才能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表达中华民族的丰富的精神创造并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才能彻底克服抽象理论和生活世界脱节的难题。现代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另一核心特征。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现代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其核心就是理性。理性审视自然,其结果就是科学;理性审视社会,其结果就是民主和秩序;理性审视历史,其结果就是历史进化论;理性审视自我,其结果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凸显。因此,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指科学、民主、进步、人道的价值取向,又指对包含着这种价值取向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秩序的实践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延续,饱含了对现代性的追求。
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一追求更具有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谓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在全球过程的扩张。现代性构成全球化的内在规定,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表现形式。中国文化应抓住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契机,以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来广泛吸纳现代性为我所用,同时,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只有在现代性和民族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地获得先进性。
五、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发展论
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一个领域,具有双重的属性。它既具有意识形态性又具有商品性。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看,文化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因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从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来看,文化生产是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生产形态,因而作为文化生产结果的文化又和物质生产的产品一样具有商品性。〔21〕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商品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文化的一体(体现和促进人的发展)两面的结构。对于文化的这两重属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有所揭示。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22〕。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同该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一样,都是适应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未巩固和维护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经济基础的烙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关于文化的商品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有所提及。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4〕。这里,我们能够明显看出,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区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领域,其中精神生产是生产的“特殊的方式”,受物质生产的制约。而且马克思还强调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具有发展不平衡性的特殊规律。他以艺术为例,“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5〕。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2
一、人学向度文学理论变革的持续推进
通常所谓的人学，广义上是对一切研究人的学问的统称，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所有与人有关的学科都可包括在内。而文学界所讨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中所说的人学，实际上是一种特指，主要关涉人生意义价值的哲学，其主旨在于探寻人的本质特性、人生的意义价值及其理想追求，等等。所谓以人学为基础的文学本质论，就是从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观念出发，以此为视角切入对文学本质特性与价值功能的观照、理解与阐释，从而建构以这种文学本质观为内核的理论系统。
文学是人学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理论命题，据说是来源于高尔基的文学思想。1957 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对这一命题进行理论阐发，随即引起广泛争论。在文革中，这个问题更是被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受到严厉批判。此后，理论界再不敢谈论这个话题，文艺作品也再不敢触及人性描写和表现人道精神的禁区。在新时期初思想解放的背景下，钱谷融这篇著名论文重新发表，作者对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观点再次进行阐发，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共鸣，随之也引发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激烈争论，使这一理论命题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探讨，一时形成了一股人学理论探讨的热潮。与此同时，文学创作实践也争相突破各种文学观念、创作题材和写作方法的禁区，既出现了大批着眼于批判性描写社会异化与人性扭曲现象的作品，也出现了不少正面表现人的解放和人性复归主题的作品，这也就反过来促进了文学理论观念的进一步变革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方面，文学界仍然持续展开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人的意识不断觉醒和强化; 另一方面，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也逐渐形成热潮，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文学理论观念变革的人学向度，便以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为契机得到更大的推进。刘再复率先提出的文学主体性命题，原本主要是针对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而言。在提出这个理论命题之前，他曾著文提出文学研究应当以人为思维中心，认为过去的文学研究存在很大的弊端，就是过于偏重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客体因素方面着眼，忽视文学中人的主体因素的作用，因而提倡文学研究的重心应当从客体转向主体，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思维空间。随后他发表长文进一步论述文学的主体性，强调文学研究要以人为中心，加强对文学主体性的研究，包括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的主体性，作为文学对象的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以及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的主体性。他认为，这种人的主体性又体现为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更主要是一种精神主体性的实现。提出文学主体论问题，意在恢复人在文学中失落了的主体地位，目的在于以此反对文学中的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倾向，反映了文学寻求向人本主义复归的内在要求。文学主体论问题引起理论界的热烈讨论，这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思维方法论的范围，逐步深入到对文学本质特性的认识，从而带来文学本质论观念的深刻变革。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推进、消费社会逐渐形成、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背景下，针对文学的大众化、世俗化、市场化转型及其文学精神价值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文学界围绕人文精神失落及其重建问题，又引起了一场颇有影响的大讨论。与此前关于文学主体论问题一边倒式的趋同性讨论不同，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一开始便形成了主张终极关怀与倡导世俗关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彼此针锋相对、争论不休，最终也难以形成结论。虽然争论双方对于人文精神的内涵理解各不相同，但是对于文学应当表现人文精神和体现人文关怀的基本立场却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争论对于从多种维度深化对人文精神内涵的理解，乃至拓展对文学基本特性和精神价值的认识，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场讨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并阐发了文学的新理性精神、新人文精神等理论命题，将相关问题的探讨不断引向深入，这都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学观念朝着人学向度嬗变的一种标志。
由此可见，新时期以来，从人学角度来理解和研究文学，的确形成了一股值得关注的潮流。从文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既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历史回应，也是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条件下，寄托着人们对于人性复归、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新期待，以及对文学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价值取向的新追求。具体到文学理论观念变革与建构的意义而言，理论界并不只是停留在对某些文学现象的关注和讨论，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而是力求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从文学本体论与本质论的层面上，推进文学基本理论的建设。从当代文学观念嬗变的人学向度来看，正如有学者所说，在文学是人学问题讨论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人类学本体论，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本质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这种文学理论观念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之后，逐渐进入一些文学理论教科书，从而成为当代文学本质论嬗变中较为成熟稳定，也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念。对这种以人学为理论基础和主要向度的文学本质论观念，下面再分别加以考察。
二、人学向度文学本质论的多维拓展
在新时期以来以人学为向度的文学理论观念变革与建构的发展进程中，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一开始并没有明确以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作为理论基点和核心观念来进行整体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而是选取与人学相关的理论命题作为切入点，从特定的视角观照和阐释文学的本质特性与价值功能，显示出文学本质论观念嬗变的一种人学趋向。
首先是主体论的文学本质论观念建构。如前所说，文学主体性命题由刘再复率先提出，所贯穿的基本思想观念就是主张文学研究应当以人为思维中心。就他的本意而言，是说作为文学研究者，不能总是去关注和研究文学反映生活的那些客体方面的因素，而应当去关注和研究文学中的人，以文学活动中的人为中心，包括作品中的人物、作家和读者在内。而人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是具有主体性的，所以文学研究应当关注和研究文学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可见，他提出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从如何进行文学研究的角度，也就是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提出来的，还不是一种直接阐释说明文学本质特性的理论观念。不过在这一理论命题当中，就已经包含着对文学的人学特性的感悟在内，如果稍加转换，从文学存在本身的角度来观照和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显然具有了文学本体论或本质论观念建构的意义。也正是在刘再复提出文学主体性命题的基础上，以及在当时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热烈讨论的背景下，文论家畅广元和他的学生们及时编著了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著《主体论文艺学》。这部论著虽然还算不上是一部全面完整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但从它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和内容体例来看，仍然具有文学理论教材的特点，集中论证了文学基本理论中的一些核心问题。毫无疑问，这部论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直接从文学主体性命题切入，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展开对文学活动及其作家、读者、作品、文学传统等各种相关要素、相互关系的探讨，形成自成一体比较完整的理论系统。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是对文学活动的基本特性的认识和阐释，即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建构。
该著开篇第一章题为文学: 主体的特殊活动，即是对文学活动的基本定位，也是整体立论的逻辑起点。作者认为，文学活动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活动，它根源于人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内在精神需要，从而通过创造一个文学的对象世界来满足这种需要。文学活动的特性在于自由，文学是主体的特殊活动，是自由的达到自由的活动。所以，文学活动处在自由的最高位置上。也就是说，不仅文学活动本身是自由的，而且文学活动也是人作为主体达到自由精神境界的方式和途径。可见，论者是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从主体活动自由三者的关系中来理解文学的本质特性，从而建构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在这个核心观念的基础上，论著围绕人的主体性在文学活动中的实现，按照文学活动的系统展开逻辑论证: 作家是文学活动的第一主体，是精神价值的创造者，在文学创造活动中实现和确证自己的主体性; 读者是文学活动的第二主体，通过文学阅读活动实现和确证自己的主体性; 文学作品是主体对人性的审美把握活动的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在人学的观念和视野中，文学的本质特性必然关联着文学的价值功能，主体文学活动的功能就在于对人的建设，具体而言在于促进人的主体人格的建构与完善，由此形成对文学本质观的呼应。为了给主体论文学观寻找理论依据，论者还由此扩展到对其他理论资源的对接与借鉴。在他们看来，主体论的文学观念，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实际上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与文艺观，并且在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都有关于文学主体活动论的丰富理论资源，值得当代文艺理论加以吸收和借鉴。这种引古今文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作为理论后盾的做法，既体现了论者比较宽阔的理论视野，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理论创新建构的一种策略。
如果说上述论著还只是主体性理论观念的一种初步建构，作为文学理论教科书还不够完整系统的话，那么，此后不久畅广元等人编著《文艺学导论》时，便把文学活动论和主体论的文学观念纳入其中，作为其理论建构的核心观念和逻辑起点。该著第一编集中论述文学活动的发生、性质和特征，其中对于文学活动的性质概括表述为: 文艺活动是人的理想愿望的物化活动，文艺活动是人类情感的最高表现形态，二者归一就是把文学活动理解为主体的精神价值的创造性表现。这一文学本质论观念，既来源于传统的情感表现说，但又置于文学主体性的视野之中加以阐释，与上述《主体论文艺学》的理论观念基本一致，显示出向人学转向的趋势。
其次是人生论或心灵论的文学本质论观念建构，这可以裴斐的《文学原理》为代表。该著第二章什么是文学是直接回答文学本质论问题，在对各种文艺观念和文艺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后，对文学做出了一个概括性的判断: 文学是直接诉诸心灵的语言艺术。论者认为，不管中外文论具有怎样的表现论与再现论的区别，也不管在美学风格上存在怎样的壮美与柔美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文学的对象都是表现人生。与这一文学本质特性相对应的价值功能也在于此，即文学的功能虽具有多样性，诸如兴观群怨、寓教于乐、服务政治等等，但文学的最大功利是按照美的原则塑造人的心灵，使人更加热爱人生。从人的个体性存在延伸到社会性存在，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文学表现人生，才能够进一步理解和说明文学的社会性、民族性和全人类性。从该著的整体观念来看，它并不否定以往的文学观，仍然承认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审美的特性与功能; 但它并不从意识形态论或审美论的角度立论，而是从人生论或心灵论的角度切入，以文学表现心灵的观念立论，循着心灵人生个体性人生社会性人生的逻辑思路，向外逐层扩展来建构文学本质观念及其理论系统，其理论观念建构的人学特色显而易见。
还有则是以诗意生存论为基点的文学本质论观念建构。傅道彬等著的《文学是什么》看上去是一本阐述文学理论基本知识的普及性读物，它的特点是以理论问题为引领，问题意识、理论观念性和理论系统性都比较强，在文学观念的反思与建构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该著在阐述一些具体的文学理论问题之前，先设置了一个引论，首先对文学是什么这样一个元问题进行探讨，也就是首先解决一个总体文学观念的问题，然后再引向对其他具体问题的探讨。论者的基本看法是，要直接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可能比较难，不如转换一个角度，把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更有助于接近前一个问题的答案。论者主要依据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和诗学所获得的启示，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需要诗，是源于生命与生存的需要，本真的生命就是诗化的生命，是人类诗意的栖居。文学从来不是少数人掌握的一种技艺，而是人类的生存状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理解文学，就可以说，文学是人类满足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式; 或者说文学不是别的，文学正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样，文学的真正意义也就上升为生命与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本真生存总是要寻求诗意的栖居，伟大的文学家总是通过作品揭示出世界的意义。这显然是对文学是什么与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问题的一个本源性的回答，具有文学本体论或本质论的意义。这个回答所表明的文学本质论观念，又显然是建立在人的存在论和人学价值论的根基上的，由此决定了论者对其他文学理论问题的理解和阐释。这种文学本质论观念建构，有利于将人学向度的文学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三、以人学观念为核心的文学本质论建构
除上述人学向度的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多维拓展探索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一些文学理论教科书更为明确地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观念纳入进来，以此观照和阐释文学的本质特性与价值功能，标志着一种更为自觉的理论观念嬗变，乃至寻求以人学观念为核心的文学本质论的系统建构。
这种观念嬗变与理论建构又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多元文学本质论，即在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中纳入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将文学置于人学视野加以整体观照，成为多维度理解和阐释文学本质特性与价值功能的首要方面，以此为基础建构文学本质论的系统观念。
孙子威主编的《文学原理》出版于 1989 年，较早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引入文学理论教科书。该著第一章论述文学的本体、本质及基本特征，分别从文学是人学、艺术形象、语言艺术三个层面或维度进行阐述。从整体理论框架和思路可以看出，该著基本上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教材那种三段论的文学本质论模式。而与其他教材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它以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取代了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命题及其地位，标志着文学本质论观念变革转型的一种新趋向。不过从该著的整体情况来看，还未能将这一人学思想观念真正转换成为文学本质论的核心命题，对其理论内涵也未能加以充分阐释，所论文学本质论观点仍不太明确和集中，但它朝着以人学为基础的文学本质论建构的努力趋向还是十分明显的。
陈传才、周文柏合著的《文学理论新编》也是持多元本质论的观点，但明显突出了以人学为其理论基点。该著第一编文学活动论，把文学理解为一种具有系统结构的活动，文学作品是这个文学活动系统的核心要素和中介环节，这一看法显然与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学活动论观念相通。在此基础上，第二编文学本质论集中对文学本质进行多维观照和阐释。论者认为，文学本质是由多方面的本质要素构成的，主要包括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文学审美实践的特殊本质，以及文学区别其他艺术即语言艺术的特质。由此不难看出它对以往文学观念的继承与融合，但问题是把这几个方面或层次的文学本质，分别用本质特殊本质特质来表述，似乎显得概念逻辑有些不太清晰。该著的独辟蹊径之处在于，它在阐述了文学的多元本质之后，专门列出一章( 第五章) 来讨论文学的人学特质，也就是意在文学的多元本质观念中，把文学的人学特质作为理论基点和核心观念凸显出来。而这一文学的人学特质，既与上一编考察文学活动的特性，把文学活动视为人的生命表现的对象化的观点相呼应，又与后面关于文学价值与功能的阐述相关联，形成其理论的自洽性。这一理论思路显然是有新意的，体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文学理论观念的人学向度的转型趋向。只不过，从该著对文学的人学特质的具体论述来看，它所着眼的主要是文学作为文化现象的人性表现，文学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品格，以及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交会的人类性等几个方面，所论显得比较宽泛和一般化，似乎并未把文学的人学内涵和特质充分阐释清楚，这表明了论者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
另一种情况则可以说是一元或多元归一的文学本质论，更为明确地从人学基点立论，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观念，作为文学本质论建构的理论基点和核心观念，以此建构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观念向人学方向变革转型的整体性趋向中，这也许更具有代表性和理论意义。
曾庆元编著的《文艺学原理》没有明确引用文学是人学的说法，而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来建构文艺本质论观念。在该著导论部分，首先提出了一个文艺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也就是从什么视角切入来认识说明文艺现象。作者认为，过去以认识论或反映论、生产论为逻辑起点的文艺学研究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和不足，而只有以马克思的掌握论为逻辑起点，也就是把文艺理解为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才更为切近文学艺术的本体，这表明作者力图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研究文艺学问题。第一章通过追溯文艺的本源说明文艺的由来，包括文艺的原始发生即起源，具体文艺创作活动的发生( 包括文艺发生的社会动因和主观动因) ，最终得出结论性的看法，即揭示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而艺术掌握世界方式的特点，就在于它表现情感和追求美。在这个文艺本源论的基础上，第二章进而专论文艺的本质，其核心观点是: 文艺是人追求自由精神的产物。围绕这个核心观点，作者将文艺与宗教、哲学等进行异同比较，论证文艺的根本特性就在于追求人的自由精神，它以积极的姿态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人只有在艺术世界里才能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才能创造完美的世界，才能充分实现自己。顺着这一逻辑思路，进而探讨文艺创造及其文艺作品的审美特性，以及文艺导向审美自由和多方面的精神功能，文艺的这种审美特性和功能，显然是根源于文学的人学本质。总体而言，该著立论的根基是两个关键词: 艺术掌握和自由精神; 文艺本质观念的表述是两个判断句: 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 文艺是人追求自由精神的产物。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包括文艺创作论、文艺作品论、文艺鉴赏批评论、文艺发展论，也都是围绕这个基本命题和核心观点进行论述，从而形成比较系统的以人学为基点的文艺本质论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建构。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3
文化批判传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确认卢卡奇物化、物化意识形态是文化批判、文化哲学属性，要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解读，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进行一番比较分析。
第一，卢卡奇“物化”理论作为文化批判方法和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资本主义及私有财产的批判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对象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私有财产和人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实现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占有。显然，异化劳动理论是高度哲学化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异化劳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制度的本质、内部生理机制方面的局限性。剩余价值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成为马克思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异化劳动逐渐退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行列，“异化”这一概念虽然保留下来，但只是用来描述社会关系特定情形的术语，并转变为“拜物教”、“物役性”、“似自然性”等概念，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本质属性，成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批判概念。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异化、对象化是一回事，其所使用的方法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方法是一样的，取自于黑格尔的实践人本主义方法，即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它们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文化批判传统；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展文化批判的进程也极大丰富、拓展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容，丰富了文化批判的形式和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基本形式是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它是思考异化、物化及其扬弃等哲学主题的人本主义方法，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内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在晚年努力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本学就充分展示了哲学批判的意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富有生命力，但其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各类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对人，特别是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种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在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毫无疑问是辩证法。同卢卡奇一样，萨特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主张建立“人学辩证法”来替代；他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引进了“总体性”概念，指出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色，要用“中介方法”来补充、完善、吸收“精神分析”和家庭、社区等因素，并用前进一回溯方法补充、完善。这一总体性辩证法是哲学批判方法，为此萨特提出“匮乏”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批判”核心概念。“匮乏”是特殊形式的异化，它吸纳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思想，用来分析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本体。它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其基本条件和基本关系，是人类实践的重要驱动力，是人类历史可能性基础。现实的历史是由于匮乏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历史。人的实践和人的历史是不断超越匮乏、扬弃异化的进程。匮乏的异化是普遍的、基本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根除的。致力于消除匮乏的革命总是面临着“匮乏—消除匮乏的革命—重新恢复匮乏”的无限循环和周期。如果不能跳出这一“周期律”，革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匮乏”作为哲学批判概念，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如果将“匮乏观念”在人群中灌输，使之传播、普遍化，势必在群众中形成这样的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法最终胜利，“解放”是神话、幻想的意识，进而成为解构革命或阶级意识的因素或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化概念为基础，极大地拓展了异化的形态、功能和作用。他们认为，异化是极其普遍的、多样化的，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具有许多全新的特性。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理性、技术统治、科学技术异化等异化、物化的全新类型。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技术统治建立起来的技术、生产、组织、消费秩序，使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消费、日常生活领域同质化了，人的单向度或同化形成了；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异化更多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表现为无形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内在心理的操纵和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个体逃避自由心理机制，不健康人的性格结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等等。这些物化、异化的不同形式具有各种功能：哲学的“同一性”功能；理性的“启蒙功能”；思维的肯定、非批判；人性自我膨胀功能；技术统治、异化的同化功能；心理压抑功能……物化、异化的所有这些功能，特别是人的自我异化对于人的心理、身体和生存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力。如果说，在卢卡奇那里，物化使人数字化、抽象化、原子化；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自我异化力量则表现为对人的心理、人格、性格结构、本能、“力比多”、生存方式……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控制、支配。
第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的形成。“文化哲学”这一术语是源于19世纪西方哲学的哲学思潮，德国“新康德主义”最早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文化哲学”术语，但形成了详尽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个人心理、意识形态、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都特别重视文化的性质、本质、作用，文化的不同形式、文化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深度探析。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理论列为其研究主题。从狭义上讲，文化就是意识形态；从广义上讲，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对象、领域，意识形态或观念系统只是文化的要素，是文化的内核或本质。文化是以意识形态或观念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态。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提供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开始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之中，如葛兰西、曼海姆、戈德曼、布洛赫、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等都相继提出了自己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借鉴、吸收了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并予以改变、丰富、深入发展；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存在形式、本质、样态、功能、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一）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物化、拜物教意识；葛兰西将其理解为“文化领导权”；萨特将其确认为“匮乏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将其归结为虚假的、肯定的、欺骗、控制、工具性意识；哈贝马斯则将其解读为“合法性”、“合理性”。（二）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由观念系统转变为符号暴力系统。卢卡奇、葛兰西、曼海姆、阿尔都塞等人都将意识形态视为意识、精神、观念系统。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向“语言学”、“符号学”转向，意识形态开始归结为一种符号权力或符号实践。（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学者，当然也包括卢卡奇，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颠倒的观念这一观点，进而认定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四）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机构或者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将市民社会各种私人或社会组织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布迪厄认为：“我可以说，所有的学术系统，所有的教育系统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机构……”（五）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实践。意识形态或文化是政治权力的特殊形式。葛兰西的“领导权或霸权”概念，说明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政治权力；卢卡奇则认为，无论扬弃物化还是确立阶级意识，都需要通过实践和斗争。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而言，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文化?二者是什么关系?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形态理论，在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界定上，注重分析文化意识形态内容、本质、功能，但缺乏对文化的存在形式、活动载体的研究。尽管如此，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对于我们深入拓展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从狭义上看它们是等同的；但更为精确的讲，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只是文化的内容、内核、本质、核心本质。文化包括两个层面：内容———意识形态；形式———符号系统、符号权力、符号的结构、符号实践……其次，文化应当按照社会历史类型区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成为两种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分。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核心价值，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核心价值，分别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说，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观精神革命，就是回归总体性、扬弃以物化意识形态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文化向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渡。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不仅准确界定了文化的两种社会历史形态，还指明了文化形态的转变过渡，即主观意识革命、发展的规律。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及其形成路径
除了要弄清文化概念的真实含义以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学术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取得文化的领导权?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一直是其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前苏联的学者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产主义文化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对文化问题更为重视，提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观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命题。但是，关于什么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直存有争议，难以形成共识。卢卡奇以物化和阶级意识为标准，将文化划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分析路径，有助于我们较为明确、合理地定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是扬弃了物化意识形态的、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总体性观念，是以无产阶级或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符号权力体系及新型实践过程。在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定义中，卢卡奇的物化、阶级意识、总体性观念是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点。根据这一概念所阐述的思想，结合对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文化及领导权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应当首先彻底地扬弃物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否定与肯定、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不破不立，破即否定、断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破除资产阶级文化的物化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否定物化意识形态并非要彻底抛弃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并非要忽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关系。列宁在批判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认为：“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但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那么应怎么样扬弃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呢?要破除一切由物化产生出来的旧观念：如私有制观念、生存竞争观念、拜物教观念、匮乏观念、合法性观念、不平等观念、精英主义观念；开展对各种资产阶级主流思潮，包括启蒙主义、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最深入、最无情的批判；改革旧道德、旧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实现移风易俗；积极推动形式多样化的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学术批判、文化批判；深入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鼓励学术争鸣、文艺风格“百花齐放”；促进思想交流、观念碰撞。其次，伴随着对物化意识形态的扬弃，应着力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基础和核心价值。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类型的文化内容，均是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一定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核心价值，包括世界观、方法论、伦理、人生观……社会主义文化区别、异质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各自核心价值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文化以无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卢卡奇从哲学角度说明：阶级意识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是无产阶级对其作为社会与历史相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地位的自觉意识；是实践的、革命的观念；是社会各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态度、接受度、情感、信仰的状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观化、内化。阶级意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是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和否定。以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开表明文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体现了其坚定的革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求用社群主义代替市民社会，要求逐步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范围；信奉共同富裕，民生为本，坚持民主、平等、和谐、和平理念；努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乌托邦信仰，反对生存竞争的丛林法则；倡导生态文明至上，不主张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生产力至上的原则。如何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在卢卡奇看来，为了彻底消除物化，无产阶级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最后实现无阶级社会。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不仅与外部敌人斗争，更加需要进行无产阶级与自身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影响的斗争。克服物化的基本途径就是斗争与实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本动力。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文化批判，即哲学批判、思想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意识批判、艺术-审美批判、宗教-伦理批判等等。达到这种文化批判的根本路径就是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自发形成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意识、观念需要通过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体的头脑中，使其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葛兰西的“领导权”和“阵地战”思想、列宁的“灌输论”，无不说明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它通过意识革命尽一切努力克服旧的物化意识对个体的影响，将无产阶级和社会大多数人口从旧的观念、思想、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占领阵地，广泛深入的传播，真正充实、武装全人类的头脑。第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应当贯彻“总体性”原则。卢卡奇认为，无论是扬弃异化，还是形成阶级意识、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总体性反映了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任何文化的目标都是影响人，构建主体的同时改变客体。社会主义文化的宗旨是促进“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建立”，是要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建设从根本上扬弃了物化结构的“新社会”。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提出：要克服现代人在性格和心理机制方面的深层异化，就要超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确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使人由“重占有、自私”充满了物化的“旧人”变为“克服了物化人格”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具有远大理想、坚定信仰、崇高品德、健全人格、有文化、有纪律、对人民有深厚感情、意志坚强、大公无私充满乌托邦激情的人；新的社会就是“无阶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取消了生存竞争丛林法则，扬弃了异化的真正“自由王国”，是“乌托邦”精神的集中展现。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4
关键词：以人为本；五大建设；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36-02
科学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以人为目的的，是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把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共产党宣言》明确规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说明，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其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建设工程，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还包括执政党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等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党的建设是为了永葆先进性，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防和军队建设则是“五大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与坚强后盾，是服从服务于“五大建设”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是通向人类理想社会的具体过程。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它是原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提出来的，它是应实践的需要才形成的[1]。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迅速而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逐步消灭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能把经济发展本身作为目的，而只能把经济发展视为为人的利益服务的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应把“人”而不是“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标和任务，“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即“温饱型”、“小康型”和“比较富裕型”，充分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含义有二，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争取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转变发展方式，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片面追求GDP，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中央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和模式的重大变化。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明确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民生，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面，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人为本。
“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尺度与衡量标准，是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
政治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领域里所创造的政治成果和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实现自身完善与提高过程中与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的基本构成。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的目的是人自身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必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最根本的特征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法行使民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质就是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它有利于通过法律的途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保障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必须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一论述，是党内民主建设的进步与创新，它明确指出了党员在党内的主人翁地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以人为本思想。
三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2]。
文化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小康社会既需要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加快文化发展步伐，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为”方向。社会主义文化因素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同时，它又是实践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文化，就必然体现在现实的人身上，必然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1月22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排斥文化上的多样化。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不同的学术流派，只要是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的都可以得到存在和发展，共同促进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坚持“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重在建设，贵在落实。要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优先安排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项目，切实解决基层特别是农民群众渴求文化的实际问题。
四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署，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进一步拓宽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的绿色通道；加紧解决实施异地高考问题；着力解决偏远地区中、小学生营养午餐问题；实施城乡、地区之间教师交流机制，让全体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全力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低收入群众收入，较大幅度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以及部分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扩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大幅增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善财政投入、土地供应、信贷支持、税费减免等政策，着力提高规划建设和工程质量水平，制定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和办法。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是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五
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更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恩格斯所阐述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新阐述，是对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发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支撑。在“7·23”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能满足人类源源不断的物质需求。人们在认识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生产活动，改造大自然，生产出满足自己需求的物质产品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能满足人类不断发展的需求。同时，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工业的高度发展，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不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类如果不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就会在毁坏大自然的同时，毁灭人类自己。
生态文明建设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求。自然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就上升到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层次。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又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马克思在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后，紧接着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人肌体是属于自然界的，人的性格、气质和情操的形成与自然环境亦有密切的联系。各种自然美的独特形态和自然界的整体和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感化人的心灵，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调整人的精神状态。又由于人的审美心理对自然景物的这种适应性和感应性还积淀着深刻的社会内容，人们往往赋予一些自然景物以某种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进行自我修养的精神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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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5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向度包括经济价值向度、政治价值向度、精神文明向度和终极价值目标四个方面的内容，判定和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价值向度问题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价值向度；经济政治精神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文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基本社会生活领域对这一理论体系的价值向度加以阐释，以更好地把握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经济价值向度
1、生产力标准是最基本的价值标准
生产力标准是指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我们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和进步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历届党中央都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也是党制定和实施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提，生产力标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经济价值向度，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依赖于对这一基本价值向度的坚持。
2、共同富裕是最终的经济目标
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一个相当高度的社会。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绝不是两极分化，这是不同于也是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点。再次，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第四，共同富裕是部分到整体，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逐步富裕，并且是一个先富带后富的渐进过程，这是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步的，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不可急于求成。这是发展之后更为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将之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价值向度
1、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性和民主性的集中体现。现阶段，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也要跟得上时展的潮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它特别强调，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是检验发展是否科学的最高标准。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人民民主和以人为本理念在新形势下所具有的新的内涵。
这一基本政治价值向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利益所在，也是政治建设的方向保证，它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灵魂和指针，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深刻理解和牢固把握其精神实质是十分必要的。
2、坚持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是我国的政权性质所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重申，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进一步强调了坚持人民民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大意义。
60年来，尽管国内外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时代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也在发生变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却始终如一地坚持人民民主的治国方略，根本原因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的这一政权性质，经过实践检验，符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坚定的政治大方向。
3、民主法治是具体的政治价值向度
30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现在，我国的改革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同志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在1996年2月8日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同志发表讲话指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国家政治稳定都需要加强法制，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是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具体要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文明向度
1、思想道德素质的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方面。邓小平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他明确地提出，必须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道德建设则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2、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内涵是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是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并且，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必然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它必然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取养料。但同时这必须是一个扬弃过程，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照抄照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向度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向的根本保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告诉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我们党在探索的过程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是一切发展的关键，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并以此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新时代新背景下赋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内涵。经济方面，科学发展观要求“着眼于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治方面，科学发展观要求“着眼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合法权益”；文化方面，科学发展观要求“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要，提高人民精神生活质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社会发展方面，科学发展观要求“着眼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不断建设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可见，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并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保证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为进一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提供了保障。
总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向度的判定应从社会生活的各项基本领域出发，并总结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的我国的国情，加深对其价值向度的认识与理解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引领和导向作用，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作者单位：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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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6
关键词：民生；民生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043-03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这个问题就像文章的上下篇，只有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正确地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而研究前一个问题尤为重要。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探索，为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和研究思路。基于此，将“民生”纳入社会主义的认识范畴，使之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对于进一步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意义重大。笔者认为，以民生为视角，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民生的社会主义。
一、民生的社会主义及其内涵
当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尚无“民生的社会主义”一说。笔者之所以提出“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基于如下考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纵向推进，唯GDP论的政绩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弊端，因此，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将民生和人民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评价体系，符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民生”成为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深化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通过改善民生和发展民生，使发展成果惠及全民的一种优越性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基于此，“民生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有其合法性依据的。笔者认为，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解读，但是，民生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态，也不是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别的什么“主义”，而是在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目的、前途和发展经验等根本问题的反思和总结。在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语境中，所谓民生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把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和发展民生纳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常议程，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和实践特色。
民生的社会主义具有双重内涵。首先，民生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它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次，民生的社会主义又是注重民生的，它必须注重于国计民生，注重于社会和谐，注重于人民幸福，而不是一味追求工业化而忽视民生建设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民生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将“以经济建设中心”改变为“以民生建设为中心”，因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经济是民生之本，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民生建设的物质基础，就没有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民生的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搞好经济建设这件头等大事；但另一方面，民生的社会主义又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用经济发展后的物质成果来改善民生，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使将来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义中国仍须把改善民生视为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唯有如此，人民群众才会真心拥护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夺取更大的胜利。
二、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坚持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缜密的科学性和科学精神，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性和人文精神，后者充分地体现在它的解放学说之中。科学社会主义旨在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其人文性和人文精神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诉诸革命手段使人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二是还原“现实的人”的真实镜像，关注人的现实的日常生活——如果说前者是人之解放的根本出路，那么后者则是人之解放的基本前提，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在这里，科学社会主义的解放学说蕴含着浓厚的民生关怀：既然解放首先必须保证人们的吃喝住穿，而吃喝住穿等又恰是民生的基本内容，那么，解放的前提实质就是民生的保障，解放的过程也就是改善民生的过程。忽视民生建设，实现人的解放只能是脱离实际的幻想。
基于民生的视角，民生的社会主义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离，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坚持。恩格斯曾经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4]强调“现实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但在不同的历史处境和发展阶段，科学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现实基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社会生产和改善民生，“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4]在民生的视域下，民生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们都关注人们的生存境遇。首先，它们关注人们生存境遇的出发点都是现实的人。所谓现实的人，就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现实的人不是抽象世界中的人，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各自利益和需要的人。只有抓住“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经济需要、政治需要和文化需要等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吸引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解放事业而奋斗，民生的社会主义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民生建设；其次，它们关注人们生存境遇的立足点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生的社会主义，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为关怀人民群众中的弱势群体；最后，它们关注人们生存境遇的落脚点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命题，也是民生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民生的社会主义极力强调改善民生，使全体人民享有更好的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从而享用更多自由时间，“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并不脱离时代，因为它处处蕴含着浓厚的民生情怀和人文主义精神；民生的社会主义并不标新立异，因为它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理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可以说，坚持民生的社会主义，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三、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拓展
自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智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首先体现在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不照搬别国发展经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基本命题。在十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举措，又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未有一个发展阶段，像当今中国这样把民生建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因此，将“民生”标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特色”，是顺理成章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夯基固本的重大意义。
既然民生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具有强烈民生诉求的民生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相反，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拓展。首先是发展理念的再拓展。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创造性解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民生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发挥了科学发展观，认为民生能否改善、改善多少，是检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程度和贯彻力度的重要标准。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保证发展的公平向度，就必须以民生建设为重点，使改善民生成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的社会主义把民生视为科学发展观的试金石，是对科学发展观内在理念的再拓展；其次是建设方式的再拓展。社会主义建设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在内的系统工程，每一种建设都是这个宏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民生的社会主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必须考虑民生、发展民生。具体说来，经济建设要以保障民生和人民幸福为目的，政治建设要顺应人民的民生诉求，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文化建设要突出文化民生，生态建设要以生态文明优化民生的环境；最后是社会主义形象的再塑造。社会主义形象是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形象需要经营和塑造，民生的社会主义以民生为基点，为拓展中国特色主义新形象创造了条件。循着民生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和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软实力。
总之，民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民生的社会主义和凸显民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性发展，各级政府应努力解决好“三农”、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最现实的民生问题，铺展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定的美好画卷。
四、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深化
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深厚的民生意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保障民生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改善民生的政治前提，“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民生的最终目标，三者有机结合，逻辑分明，灌注了强烈的民生情怀，概括了民生问题的解决途径，对搞好民生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将社会和谐纳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改善民生的过程是共时性的，只有将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更多地投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的本质属性，才能最终实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6]的和谐社会。
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和创新。民生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深化。将民生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高度，强调民生的范式在社会主义本质研究中的地位，是民生的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其一，民生的社会主义深刻挖掘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民生意蕴，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涉及了很现实的民生问题，它必须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为改善和发展民生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其二，民生的社会主义明确以民生为范式，使民生成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关注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搞不好民生也不是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民生的社会主义将民生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还将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比较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更强大的生产力潜能，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生事业要搞得更好，人民要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沿着民生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五、划清民生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
民生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虽字面相近，却有着原则性的根本差异。其一，两者的本质不同。和民主社会主义自视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同，民生的社会主义不是脱离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种发展模式，其本质是以民生为研究范式，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解读和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它的性质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而民主社会主义试图通过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潮，不可能真正消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其二，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民生的社会主义坚持和拥护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民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仍是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是新康德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等思想观念的大杂烩，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背离；其三，两者看待民主的态度不同。民生的社会主义既重视民生，又强调民主。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因而不能脱离民主来谈论社会主义。民生和民主关系密切，相辅相成。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物质基础，扩大民主是搞好社会主义民生的政治保障。民生的社会主义重视民主，却反对谈论抽象的民主，更不本末倒置，以发展民主为由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民生的社会主义认为民生和民主不可偏废其一，它们的建设是并行不悖的。相反，民主社会主义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普选、议会、阶级合作等方式实现所谓的“民主国家”，因而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政治解放，也不可能使普通民众获取与资产阶级等额的民利和生活保障。总之，民生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特征大相径庭，必须划清两者的界限，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这是我们认识民生的社会主义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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