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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地理的关系范文1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行政文化 关系功能 负面影响
一、行政文化定义
在一般意义上，行政文化是指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政治背景，融合民族文化与外来影响而形成的，
影响行政主体的行政制度、行政模式、行政思想、行政价值观、行政道德、行政习惯、行政心态、行政精神风貌等，以及行政客体对行政系统所持的稳定看法、态度、评价、情感认同等。前者表现为行政主体文化，后者即是行政客体文化。根据行政文化存在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规范性行政文化与主观性行政文化。
二、关系的相关概念与渊源
（一）“关系”概念的界定
中国行政文化中的“关系”并不等同于社会学研究的“人际关系”概念。从纯字面意义而言，关系与社会学“人际关系”概念有共同之处，即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由于“关系”可能造成的巨大收益，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已逐渐脱去了单纯的字面含义，而是附着上了其他一些有形与无形的东西，诸如伴之而生的社会地位、掌握的社会资源、人情网络、社会流动途径、制度外活动空间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可以界定为，在传统文化讲情义、重仁和的观念影响下，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产生的，但又超越了这一相互联系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社会流动途径、制度外活动空间以及可资利用的人情网络、共同的情感认同、人际亲疏认知等。
结合上面对关系的界定，可以认为中国行政文化中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在行政系统以及对应的社会系统中的映射和反映。
（二）中国行政文化中重“关系”的渊缘
1．儒家人本观念
在占据中国社会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人本观念具有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认为，应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这样强调人本文化，重视人，就必然要求每个人尽量与他人建立起多层面的人际关系，追求人际和谐；极端片面反映在行政系统中就是“关系政治”、“人情政治”，行政文化“关系化”。
2．贵和观念
中国文化有重视人和的传统，“万事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中人和的观念被无限地放大了，君王治国讲究“天人合一、君臣一心、与民同乐”，普通百姓则关注“和气生财、大和大贵”。
在高度甚至片面重视“贵和”的文化氛围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可资利用的人际关系，无疑会被人们拔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而这样做的现实好处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种认识。
3．行政伦理化与德治传统
行政伦理化与德治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为，采用伦理规范而非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与社会，强调自身道德修养为管理国家的基本出发点，行政权力缺乏法律的有效约束，人治特征明显。抽象的德治与伦理教化，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任人唯亲、攀人情、找关系脉络等。在人治环境下，筹措“关系”无疑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行政文化中重人情关系便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延续了下来。
4．重情义传统
中国文化同样有重情义的传统，“礼、义、廉、耻”，“礼尚往来”，“知恩图报”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文化心态下，建立并维持一些围绕在自我周围的“关系”就成为了人们情义沟通、礼尚往来的必然结果。
三、中国行政文化中关系的功能
（一）关系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的角色
如前所述，行政文化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因此文中对于中国行政文化的讨论并不限定于某一具体时段，而是就中国行政文化延续至今的总体情况而言。
在行政主体文化中，规范性行政文化与主观性行政文化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而是有所分离和偏差。一般而言，规范性行政文化，诸如行政体制、行政制度、行政模式等，是行政主体文化中外显的部分；而主观性行政文化，如行政思想、行政价值观、行政道德、行政习惯、行政心态、行政精神风貌等，是行政主体文化中内隐的部分。就中国来讲，由于“关系”所代表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社会流动途径、制度外活动空间以及人情网络、情感认同、人际亲疏认知等的大量存在，主观性行政文化与规范性行政文化之间发生的偏离更加显著。因而可以说，在中国行政主体文化中“关系”本身构成了主观性行政文化的主要内容，“关系”事实上铸造了行政思想、行政价值观、行政道德、行政习惯、行政心态等方面的精神内核。
就中国社会行政文化来讲，行政客体对行政系统所持的看法、态度、评价、情感认同等方面同样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关系”的痕迹。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一般的社会民众、企事业单位、行政相对人在与政府交往时对“关系”所起的作用与价值普遍保持了较高的认同率。在社会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态度、评价、情感认同等方面，“关系”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行政文化中关系的功能
1．弥补转型社会的制度缺失，提供备选的制度外解决途径
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行政文化处在保留民族文化精粹与借鉴西方先进行政文化理念的十字路口。因而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规范性行政文化，如行政体制、行政制度等，将处于一个过渡且有所缺失的状态。在制度不及之处，“关系”提供了一种万不得已的备选制度外解决途径，为规范性行政文化的不足留下了变通的空间。
2．“关系”自身蕴含合作与和谐精神
“关系”是中国行政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如果“关系”的运用并没有明显地有悖于法和常理，这种“重关系”现象本身其实也蕴含了一些人际合作与和谐共容的精神。
3．“关系”使得中国行政文化显著区别于西方行政文化，为中国行政文化提供了民族性、稳定性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同样，行政文化的民族性、稳定性对于一个复兴阶段的国家而言尤为重要，而中国行政文化中的“关系”元素则提供了这些特性。“关系”承接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人本、贵和、德治、人伦、情义等精粹，为中国行政文化保留了民族性，同时也提高了应对形形色色西方文化冲击的稳定性。
四、中国行政文化中“关系”的负面影响
中国行政文化中“关系”之存在，其负面影响也是应予以正视的。
（一）人治观念
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很少真正体现普通百姓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关系在事实上的巨大作用，因而在法治与关系之间，关系的地位被无限地放大了。关系同重伦理、讲人情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中国社会便形成了一种认同权大于法、人大于法的思维定势，成为妨碍法治的巨大障碍。社会对于许多看似“合理”但不合法的事情，诸如“拉关系”“走后门”等有着过多的宽容；地缘、血缘、同学、同事、结拜兄弟、姓氏、师生关系等也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形成了奇怪的寄希望于圣君、贤相的“人治”观念以及独特的清官期盼意识。
（二）制度表面化
里格斯在其行政生态学理论中认为，界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其国家行政模式是棱柱型，具体特征为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形式主义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表面上的符号系统与实际起作用的符号系统相分离，法令、制度、政策不能真正付诸实现。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由于“关系”在行政系统和社会生活中的大量存在，造成了巨大的制度外活动空间。即便在已有相关制度安排之处，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成为了人们的第一选择。这样，关系的运作超出了制度约束的范围，甚而至于架空了原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制度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因此，关系助长了中国行政文化背后的形式主义现象。
（三）行政系统的关系化、封闭化
这方面表现为行政活动中关系成为事实上的潜规则，关系渗入行政系统的各个领域；行政系统对外保守而又自我封闭，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公共参与接纳不足。
1．组织人事上的裙带关系
由于中国社会中政府所处的强势地位，政府等公共部门的职位总是具有令人艳羡的吸引力，因而“关系”在行政系统的组织人事上也最有用武之地。另外，目前中国社会政府自己掌握人事权的现状、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不成熟等也为利用“关系”搞任人为亲、结党营私等留下了操作的空间。
2．领导者庸俗人际关系大行其道
领导者庸俗人际关系，在一些场合下可以称为“为官之道”，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分化拉拢；“不做份外的事，不说过头的话”；宁可没有原则，不能没有人气；“关系到位，爹娘不认”等等。
3．行政系统呈封闭性，与社会的有效沟通不足
中国行政文化中“关系”大行其道，在为拥有“关系”的小范围社会流动打开方便之门的同时，却阻隔了社会普通民众的公共参与机会，使得行政系统开放性不足、与社会的沟通不够。
（四）阻碍行政改革
在中国社会中，行政改革一般都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自发性行为，改革的动力与监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自身的努力。行政改革必然会涉及到组织人事上的调整，但是如前所述，“关系”本身对组织人事又有着重要而且难以克服的影响力，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业已存在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关系，使得行政改革过程中任何细微的人事调整都必须异常谨慎，因而行政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会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五）社会公平与社会矛盾
社会资源分配与社会阶层流动的总体情况对于社会公平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较为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以及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产生较高的社会公平感，反之则会社会矛盾层出不穷。
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的方向、数量以及社会流动的机会与成本等，如果这一过程缺少了透明性和合法性，那么产生社会矛盾就不可避免。中国行政文化中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了社会资源分配与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但是这一途径并不总是同时在合法、合乎情理的轨道上运行，因而由此而生的社会公平问题与社会矛盾并不少见。
（六）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鼓励创造的民族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捷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其特征就是做事不首先从做好事情本身考虑，而是千方百计想如何利用一些“关系”找到一条捷径，并以此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这样，“关系”实际上成为了提倡公平竞争、鼓励创造的民族文化的拌脚石。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三联书店，1985
[2]曹辉，论我国行政文化的演变[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7年05期
[3]汪嘉申，决不允许把庸俗人际关系拉到党内[J]，北京支部生活，1994年09期
[4]胡伟生，解析社会行政文化现状[J]，理论观察，2007年01期
[5]周俊华，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代重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05期
[6]彭国甫，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医治领导者庸俗人际关系[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01期
[7]张志孚，论行政文化[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02期
[8]葛荃，行政文化与行政发展管见[J]，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09期
（三）行政系统的关系化、封闭化
这方面表现为行政活动中关系成为事实上的潜规则，关系渗入行政系统的各个领域；行政系统对外保守而又自我封闭，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公共参与接纳不足。
1．组织人事上的裙带关系
由于中国社会中政府所处的强势地位，政府等公共部门的职位总是具有令人艳羡的吸引力，因而“关系”在行政系统的组织人事上也最有用武之地。另外，目前中国社会政府自己掌握人事权的现状、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不成熟等也为利用“关系”搞任人为亲、结党营私等留下了操作的空间。
2．领导者庸俗人际关系大行其道
领导者庸俗人际关系，在一些场合下可以称为“为官之道”，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分化拉拢；“不做份外的事，不说过头的话”；宁可没有原则，不能没有人气；“关系到位，爹娘不认”等等。
3．行政系统呈封闭性，与社会的有效沟通不足
中国行政文化中“关系”大行其道，在为拥有“关系”的小范围社会流动打开方便之门的同时，却阻隔了社会普通民众的公共参与机会，使得行政系统开放性不足、与社会的沟通不够。
（四）阻碍行政改革
在中国社会中，行政改革一般都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自发性行为，改革的动力与监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自身的努力。行政改革必然会涉及到组织人事上的调整，但是如前所述，“关系”本身对组织人事又有着重要而且难以克服的影响力，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业已存在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关系，使得行政改革过程中任何细微的人事调整都必须异常谨慎，因而行政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会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五）社会公平与社会矛盾
社会资源分配与社会阶层流动的总体情况对于社会公平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较为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以及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产生较高的社会公平感，反之则会社会矛盾层出不穷。
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的方向、数量以及社会流动的机会与成本等，如果这一过程缺少了透明性和合法性，那么产生社会矛盾就不可避免。中国行政文化中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了社会资源分配与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但是这一途径并不总是同时在合法、合乎情理的轨道上运行，因而由此而生的社会公平问题与社会矛盾并不少见。
（六）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鼓励创造的民族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捷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其特征就是做事不首先从做好事情本身考虑，而是千方百计想如何利用一些“关系”找到一条捷径，并以此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这样，“关系”实际上成为了提倡公平竞争、鼓励创造的民族文化的拌脚石。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三联书店，1985
[2]曹辉，论我国行政文化的演变[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7年05期
[3]汪嘉申，决不允许把庸俗人际关系拉到党内[J]，北京支部生活，1994年09期
[4]胡伟生，解析社会行政文化现状[J]，理论观察，2007年01期
[5]周俊华，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代重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05期
[6]彭国甫，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医治领导者庸俗人际关系[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01期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主客互动； “自我”； “他者”； 行为方式
0引言
旅游人类学家将“他者”引入旅游行为研究，他们提倡主客融洽互动的“他者”关系（彭兆荣，2004）以及负责任的道德主体概念（杨明华，2009）。主客互动的行为方式受行为主体所持观念的影响，不同的观念催生不同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的差异则进一步影响主客双方的交往与互动，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游客与东道主如何看待“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从而形成特定的旅游行为方式，以及相应行为方式给主客双方带来的变化与影响。
1文献回顾
1.1旅游中主客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
旅游活动过程中的主客互动关系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是西方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研究成果颇为丰富。Cohen（1971）针对外国女游客与阿拉伯青年的社会交往、旅游等活动进行研究后认为，在旅游这一机制下，不同地方与不同国家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交互体系，同时指出，这种交往值得引起更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此后Doxey（1975）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创立了“旅游愤怒指数”，以此评估主客关系。根据愤怒指数理论，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与旅游业负面影响的增强，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一般会经历“融洽-冷漠-厌烦-对抗”等阶段。瓦伦・史密斯（1977）《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探讨了旅游业对东道主地区产生的影响以及游客与东道主的主客关系，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成为主客关系研究的代表作。Nash则认为，从服务与被服务的角度来看，旅游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不平等的；他指出，游客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不明智代表，旅游成为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瓦伦・史密斯，1977）。Pearce（1982）结合案例讨论了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认为，旅游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Browne和Nolan（1989）对“西部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发展”研究后指出，旅游开发造成了土著文化和人际交往的异化与扭曲。Evans（1989）与Laxson（1991）的研究表明，短暂的旅游交往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使主客双方更加坚持自己的世界观。
国内学者对旅游主客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于国外。张敦福（2007）认为，现代旅游呈现出“麦当劳化”的趋势，旅游中的主客关系也日益理性化、机械化、电子化。谌文（2008）从乡村旅游与主客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其对我国乡村旅游研究和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并构建了乡村旅游中主客关系的研究体系；她指出，主客之间的交往能否顺利进行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应多关注主客双方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白凯（2012）基于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视角对伊斯兰旅游的主客互动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旅游的文化约束条件，伊斯兰旅游的主客互动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周春发（2013）以徽村为例，探讨了旅游过程中的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权力关系的演化以及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指出，随着旅游的发展，徽村景区的村民与游客之间的利益、文化冲突在滋长并将损害到该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作为跨地区、跨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为主客的接触提供了平台，使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相遇的韵味。因而，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讨论，能为我们理解并处理主客互动关系提供良好的分析视角。
1.2自我与他者关系
“自我”（self），主要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是个体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认识。所谓“自我”与“他者”，是相对而形成的概念。“他者”（other），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张剑，2011）。西方哲学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从“自我”走向“他者”、从总体性哲学走向伦理他者的过程。
17世纪，笛卡尔（1637）提出“我思故我在”，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此后，客体逐渐成了外在于“自我”的“他者”，“自我”具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支配性地位。“自我”的“主体性”过渡泛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引发了对“他者”问题的关注（黑格尔，1979；海德格尔，1999）。此阶段，对“他者”问题的认识，更多的是“他者是自我的扩展和延伸”，本质上还是一种自我主体性。萨特（1943）的虚无主义终结了所谓的 “自我共生”，而实现了 “变形了的自我”（altered ego）的“他者”；他指出，不是先验“自我”如何给出“他者”，而是“他者”如何给出我的“自我”。通过“他者”对我的注视，“他者”成了主体，我反而成了对象，从而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对“他者”的极端认识，导致了“自我”破碎、“他者”抢位的局面，形成了“他者”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与“他者”中心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哲学思辨都无法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重重矛盾。如何正确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成为西方哲学的关注焦点。Levinas（1987）的“他者”理论，明确了“他者”的绝对差异性，强调要使“自我”从“他者”的视角来理解“他者”；他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操纵与纵的工具性关系，而是一种伦理关系（余以恒，2011）。“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主体的。
对主客关系的探讨隐含着“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旅游人类学家将“他者”引入具有异文化体验意味的旅游行为研究（彭兆荣，2004；杨明华，2009）的重要原因。作为西方哲学命题的“自我”与“他者”关系概念，对我们理解旅游主客关系并形成正确的主客关系观念有重要促进作用。彭兆荣（2004）将“他者”引入旅游行为研究，提倡主客融洽互动的“他者”关系。杨明华（2009）则认为，在旅游发展中应提倡“负责任的道德主体”。此外，“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多应用于旅游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展演的探讨中。魏美仙（2009）考察了沐村的旅游展演后指出，沐村文化符号是在“他者”凝视与本地人“自我”表征的互动中建构的，并在二者的跨文化共享中被转换成艺术展演；她认为，“他者”的凝视为地方性传统文化传承注入动力，也对旅游地文化生活实践产生了影响。阳宁东（2012）以九寨沟旅游表演《藏迷》中藏族表演者为例，探讨了现代旅游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指出，表演者在舞台表演与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变化，实质上是对“自我”和“他者”表述的完成。黄河（2013）以k文化为例，探讨了“他者”在消亡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责任，他借鉴“自我”与“他者”的哲学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对“有用性”和“合理性”的认识建立起消亡民族文化“他者”保护机制；并指出，旅游开发是保护与传承k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综上可知，虽已有相关研究以“自我”“他者”的概念探讨主客关系，但多集中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旅游展演方面，并未形成全面的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更一般性的视角，从“自我”“他者”关系的角度切入，探讨对二者关系持有不同观念的游客与东道主所表现出来主客互动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主客双方产生的影响。
2旅游中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
通过文献回顾不难看出，西方哲学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辨形成了3种倾向：以“自我”为中心、以“他者”为中心、“自我”与“他者”互为中心。根据这3种思辨倾向与现实观察，我们尝试归纳出3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类型――自我主体性类型、他者主体性类型、伦理他者类型。现实生活中，这3种类型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并非互斥性地存在。在同一个体中可能并存着两种类型或3种类型；在具体社会情境下，其中一种类型凸显出来，进而作为内化的行为准则、观念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样的影响在旅游情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东道主社会与旅游客源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旅游语境中的“主-客”分野与相互对视，使得这两类群体的互动成为可能，其结果势必造成“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彼此作用。而在这样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中，东道主与游客对不同类型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认可反过来影响这两类群体的互动行为（见图1）。
2.1类型一：自我主体性
所谓自我主体性，意指“自我”才是世界的中心，忽视了他者的现实的具体存在。“自我”利用武力、语言、意识形态等手段对“他者”行使霸权，对其进行排挤、支配和控制。从“自我”立场看待“他者”，“他者”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工具。“他者”往往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语权，产生自卑感。持有自我主体性观念的个体，倾向于忽略甚至贬损“他者”，“自我”优越感极强。自我主体性类型的东道主以不正当手段从游客身上攫取经济利益等，游客则更容易产生道德感弱化、占有意识凸显的倾向。图1中的“他者”采用虚线，表示在这一类型中的“他者”处于被遗忘与被压制境地。
2.2类型二：他者主体性
这种类型以“他者”为中心，“自我”依附于“他者”；“自我”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他者”的存在，并完全取决于“他者”的观念、话语。如果游客与东道主属于他者主体性类型，则其表现出不当行为方式的可能性更大，如东道主社会不顾生态环境过度开发旅游资源、东道主所代表的文化被游客所代表的异文化侵蚀等。图1中“自我”采用虚线，表示“自我”破碎、“他者”抢位的局面。
2.3类型三：伦理他者
伦理他者观念下的“自我”与“他者”互为中心，不再是操纵与纵的关系，二者是平等的伦理关系（至少在理论上或者说在道德规范上实现平等）。此类型中，“自我”与“他者”相互尊重，互为道德主体，而不是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看待“他者”。在这样的观念下，游客与东道主能够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互动，共建和谐的主客关系，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图1中采用双向箭号表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3主客互动的行为方式及其影响
旅游的时空规定性使自我与他者在异地得以短暂相遇，游客与东道主在自身所遵循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理念的牵引下，表现出相应的旅游行为方式并对主客双方文化产生不同影响。下文结合案例与游客游记内容，阐述3种不同类型游客与东道主的行为方式及其影响。
3.1类型一：自我主体性
（1） 游客层面。在有限的时间里“自我”无法深入理解“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将会遵循“自我”以外的一切都源于“自我”、为了“自我”并为“自我”所决定的观念，将“他者”编码为“自我”，而忽略“他者”。游客在短暂的旅游活动中，通常没有机会体验到地方社会中较为完整的事件，他们主要通过各类象征符号对当地进行观察、“组装”、体会和解释。在这样无法深入理解“他者”的情况下，游客更容易忽视东道主社会。与此同时，休闲性特征则加快了“自我”对“他者”的同化进程。休闲性所蕴含的行为与心灵的高度自由，加剧了游客的“唯我性”。在异地性与暂时性的情境下，休闲性特征内隐地赋予旅游者追求愉悦、自由的意义，而这种赋予极易使游客迷失而表现出不恰当的旅游行为。在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的行为更多地依从于情感原则，因而更容易诱发其行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倾向性，如道德感弱化、责任约束松弛、占有意识凸显、文化影响等问题。可以说，休闲性特征加剧了旅游情境中“自我”对“他者”的操纵与同化。游客自视甚高地将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将旅游目的地的人、事、物扭曲地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突愈演愈烈。
典型的事例是，发达国家（地区）的游客到不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旅游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Turner和Nash（1975）的一项研究表明
不发达的旅游目的地国家被发达的工业强国当做了“快乐边缘”，并依附和受制于后者。发达国家的游客则是新的“殖民者”或“游牧部落”，他们带来的异样文化导致接待地的文化被严重同化和破坏甚至消失，环境和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自我主体性的游客以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对待为其服务的东道主。对游客而言，与东道主形成的社会关系无异于指挥与被指挥的主奴关系，二者关系极具冲突性乃至不少东道主受够了服务员的身份。
（2） 东道主层面。旅游活动的暂时性使东道主与游客的接触机会不多，有时甚至是一次性的。这一特性加剧了东道主对游客感受的忽略，而选择从自身利益出发压制游客的利益诉求。不少东道主将游客当成“金主”，想方设法甚至采取不当手段从游客身上获取经济利益。如下文游记所述，宾馆预订价格与实际价格不一致且态度恶劣；在《黄山上当记》中，当地拉客女为了做成生意，不惜以“这里治安很差的”恐吓游客；老板为了赚取更多的钱，采用欺骗手段将原本不需过路费说成要付过路费等。这样的主客互动，极大地阻碍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半小时后来到所谓的“宾馆”，其实就是家庭小旅馆，比较破旧，房价惊人，下午订的时候是400元，我们去时要480元了。店里的黑衣MM超级黑，口气强硬，态度较恶劣，看来是吃准我们不会天黑下山了。正如下山时说的，黑天走黑路、进黑店、遇黑人黑价，那个心情真不是一般的黑我的2009国庆遥远贵州游， 2007212 来源：驴友网，作者：Tiger。。
3.2类型二：他者主体性
（1） 游客层面。如前文所言，在短暂的时间里，游客无法充分了解东道主社会的完整事件，而在旅游活动中，东道主社会或多或少会有意识地向游客展示其美好的一面。同时，旅游的休闲性，促使以“他者”为中心的游客对“他者”的全盘接受、迷恋。对“自我”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堆积起来的不满，更容易导致游客的这种倾向，从而容易得出“月亮是外国的圆”的结论。此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于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地区）游客到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旅游活动的时候。从下列游记所陈述的内容，不难看出游客对美国文化的喜爱以及对自身客源地某些现象的不满。
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广告，比起在国内充斥眼球的“私人官邸”“虎踞豪宅”“欧洲风情”等，更原始，更清晰，也更平易近人。我在国内看到那些豪宅的宣传语总有一阵恐慌，觉得自己不是上面描述的那种精英――没有奢华的生活圈子，没有高雅的生活氛围，也没有那么神秘的生活方式。可是几个月后，会发现这些豪宅中住的大婶也并不比我的层次高出多少。所以我更喜欢这样的销售，哪怕只是一幅画，仅仅就是为了告诉你这里有树、有海。美国很多孩子18岁时会选择驾车横穿美国的东西部，这样一个近乎残忍的行程相当于美国人的成人礼。很遗憾，我的成人礼是在国内举行的。学校把我们集中在操场，穿着一样的运动服，不许说话，不许表达，一脸凝重，听校长台上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一切结束后，我未觉得自己已成人，只觉得能够坐下来真好美国自驾西部22日游记――更新拉斯维加斯――超级大长篇完结 20101213来源：蚂蜂窝，作者：露宿街头的胖子。 。
（2） 东道主层面。旅游发展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使不少目的地倾向于以游客为主，而忽略了对自身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修复，只是一味开发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出于提高经济收入和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旅游开发。事实上，在破坏东道主社会文化、环境等，自我主体性类型的游客与他者主体性类型的东道主所发挥的作用是相互的，并“默契”地走向同一个方向。源源不断的游客，携带着资本和“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来到旅游目的地，与东道主相遇。东道主为了迎合游客们不断增长的需要，通常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的原生状态，甚至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这种改变往往是过度的、非可持续发展的。彭兆荣（2004）在瑶族地区调查时就亲眼目睹，为了适应民族旅游开发，许多地方甚至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没有退路”的境地。
3.3类型三：伦理他者
（1） 游客层面。伦理他者类型认为，异质性“他者”与“自我”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是互为道德主体的存在。因此，相遇时间虽然短暂，但“自我”必须承认“他者”的存在，而不是将“他者”编码或同化。伦理他者类型的游客能尊重东道主社会，包括所遇到的人，所体验到的异地文化、社会习俗等，不试图用自我意志去操纵或改变当地（即使这种情况往往并非蓄意而为而是东道主在游客的凝视中进行自我改造）；能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心态去面对，美人之美，各美其美。
（2） 东道主层面。伦理他者类型的东道主不仅能对游客负责，也能对当地负责。对游客负责，体现在尊重游客，不将游客视为金主，也不妄自菲薄，将自己置于仆人地位。对当地负责，包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资源禀赋等的可持续开发负责。台湾处理旅游主客关系的做法很好地演绎了伦理他者的理念。随着台湾旅游的发展，特别是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开放后，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台湾，有时甚至超过了台湾的接待能力，主客矛盾显著。此种情况下，台湾总体上能遵循其历来处理旅游主客关系的原则，保持着伦理他者式的待客之道――尊重与包容。如问路时，不管他们的步履多么匆忙，回答总是耐心热情，甚至有的素昧平生却亲自带路；横穿马路时，司机在车内示意行人先走；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对待乘客彬彬有礼。种种善意的举止，无不彰显着台湾人对待游客的尊重与包容之意，他们把游客当朋友，而非仅能从中获利的金主。尊重、包容是台湾实现融洽的旅游主客关系的基础。
4结语
对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关系处理，持有不同的观念自然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与结果。3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的主客互动会带来不一样的行为表现与影响。显然，自我主体性类型与他者主体性类型的理念容易使旅游行为有失偏颇，不利于主客形成融洽的互动关系，也不利于当地旅游的永续发展。更进一步地说，对自我主体性类型的游客与他者主体性类型的东道主而言，他们形成合力，以负面影响的方式共同作用于主客双方，阻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类似的，他者主体性类型的游客与自我主体性类型的东道主在妨碍旅游发展的步伐上是一致的。相反，伦理他者类型所倡导的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则有益于游客与东道主的和谐互动，有益于妥善处理好旅游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践行伦理他者理念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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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地理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人地关系 地理空间发展 意义 探索
[中图分类号] G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1-0129-03
空间是人类生存的载体，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而人地关系的地理空间发展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内容。空间的发展体现了人文地理学与数学、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叉与紧密联系，空间思想以空间几何学、人文空间性、激进的空间等为标志不断发展，地理空间不仅能够将人们联系到某一个具体的位置，而且也能够提供基础将人们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在地理空间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在欣赏不同文化和地方共有的东西，培育对共享经验的理解和归属感的同时，还会滋长对其他地方和其他文化的漠视与敌意。面对地理空间既能联结也能分隔的作用，探索在人地关系中地理空间发展过程非常必要。
一、原生态的地理空间特征
（一）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变
人们发展的思想完全符合时代的观念和兴趣，最本质的是人类对强大自然力征服与控制的安全感。评价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影响完全是积极的，有效地控制地球未来的气候阻止新的冰期的到来。冰川回归被认为是维持人类对地球统治的最大的威胁，如果致命的冰川回归推迟，农业则获利。从景观变化的观察可以知道人类活动在程度和种类上产生了远超过预想结果的变化。人类已经获得对自然的有益支配，在睿智的远见下地球正在被征服，人类通过大量的环境改变而进步，表达了人类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仅地球的表面被改变了，而且那些看不见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也被改变了，来自工厂和土地利用的输入已经极大地加强了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硫、氮和磷，人类活动释放许多种金属，包括一些有毒的水银、镉、铅进入环境中，其数量远远超过自然界的风化作用。性质不明的合成物质已经被制造并被释放出来，对生态系统、气候和人类健康产生全面性的影响，在局部和局域尺度上，对人们福祉带来环境灾难后果。
（二）空间组织及相互依赖构建
地理空间的复杂性和当人类干预时不可预见的灾难风险，使改善条件常常变得更难，但干预可能派生出意外的收获。空间组织以各种方式将个人、城市、区域以及国家联系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得到改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加速了日常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城市、区域和国家联系到一起的空间组织就显得日益重要。当这些联系加速和加强之后，尺度的不同、地方的相互依赖就变得日益清楚。空间组织在所有的尺度上，邻里、城市、区域、国家形态上都得到了表现。空间组织成为观察社会不同层次的关键，明显表现在与自然环境有关的自然现象上，如地形、作物和聚落等。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一地区内地理现象的分布再加上一个地方的社会空间组织，以及对各种“流”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导致人们更加关心所有地理尺度上的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同地方之间实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货币流，在国家的尺度上，显现为几个特大城市中心的集聚与空中交通和金融联系的地理空间现象。
（三）显存的地方感社会化
地理空间是装载人们所有希望、成就、雄心甚至生活恐惧的人文生活的地方，是把每个人与环境联系起来的脉络，是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所有环境经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生来具有的能力，能够发展抽象的有关环境、经济和政治的论点，通过仔细的地方观察，认识到表面现象可以揭示共享的文化传统与环境的连接，可以发现一些区域为人类的活动赋予优良的资源，而其他区域则是贫瘠的，主要是位置和共性问题。地方地理感是一种仔细观察地方的独特性，透过这种独特性看出它们所代表的更大的格局和过程的感觉，对某地的观察总是要揭示其共有的或借来的要素、与生俱来的或独有的特征。
地方特性从区位和它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地理多样性中揭示的是本身。了解地方需从具体入手，具体来探索有关的内在特征。抽象的过程通过地方的特殊性来揭示。不论在什么地方，爱、关心和耐性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人种和具体人类生活的真实性能够在地方的结构中发现他们的位置。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积极的将人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位于客观的环境共性和主观的经历之间。地方感能够继续通过帮助人们揭开建筑和文化的格局而加强对这些格局的理解;地理空间解释了环境的复杂结构、地方的要素与它们的历史发展、原始背景，解释了土地利用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保持独立的思考，去验证所告知事物的真实性。
二、理性的地理空间发展变化
（一）数据型的意境空间建立
早期的野外调查研究，是向收集调查或访谈数据的方向发展，考虑每个地方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不同的联系。指定地理学基本上是一种文学功能，定位于探索的象征;位置的确定和可用图表示的空间关系定义了这个领域。自从20世纪20年代功能区的观点产生以来，附属区或离散腹地的基本概念转向中心和腹地的等级概念;然后转变成中心、腹地、联系的等级层次和各种流的复杂网络;接着转向更广阔的作为地理研究基础的数据，演化成来自于多重出版源和调查结果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开发成以空间方位度量为基础的各种地图，反映了空间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解释社会现象，给出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整体感受以及各个地方的具体感受。
相比于文字、语言、手势甚至代数，地图是身临其境的阅读，不是直线型的。地图的阅读者会立即寻找方向、比例尺、熟悉的符号或者标志，并定位任何与自己的经历有联系的东西。符号使我们能够以简化的形式重构这个复杂的世界，分清一系列完整、可视而智能的等级层次。符号的使用和记录加快了信息传输和“经验的对质”，符号有潜力帮助我们对比并最终调和各种矛盾的世界模型。地图及其符号能传达看图者和所描述的地区间的距离感。符号化活动显示了大量有关人类及其基本智力需求的事物。每个思考的人都知道人类的心灵是通过寻找有意义的模式起作用，而不是很关注数据和证据的时候，地理学家才在研究社会关系时打破了地图的限制。地图上线条、符号、信息给予地图科学以精确性和客观感，表达了这个世界，不含有任何的利益和影响;客观激发的信任，使地图成为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传播工具，可以传达着一些简单的意识形态信息。
地图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图像，是交流与交换的动态的一部分，受个人高度个性化的经历、需求与情感的影响，被空间感应、空间概念化用来研究传染病的路径、动植物的分布、岩石构造、行星和太阳系的演化、大脑和基因的构造，对宇宙本质和结构进行描述，描述感知的世界或者想象或者梦中的世界。为活着的人绘制的地图被频繁地使用做统治、操纵、控制以及限制他人活动和行为的根据，所以成为相当数量的民众和宗教力量的所在。地图能跨越语言和文化而被更广泛的接受，地图有效的简化信息和赋予信息等级的形式具有极大的战略效用。对现象的空间特征进行详细研究是地图的最高境界，以非凡而简单明了的方式传递信息，简化信息，使决策加快和有效。地图视觉上的简单并不意味着地图里的信息缺乏复杂性和深度。地图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文件，携带大量的难以汇集的信息，但是它展示的信息具有组合图画的简介和复杂符号的共鸣，它能揭示出许多更复杂深层次上的意义。
随着纸张和印刷的结合也使更大范围内文化传统的共享和更长时期的知识交流成为可能，这些变革促进地理知识的积累、不断修正和更新，使地图的地理空间焕发出非凡的魔力。地图能表达空间关系和叙述空间关系，叙述空间事件，为了留给后代或者作为证据记录下来，空间关系的传递也更加简单，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虚拟网络地理空间的构建
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遥感影像是由形象元或像素组成的，每个象元承载的信号代表着地球表面那个区域特定波谱范围的辐射，通过像素或象元的集合传递信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理信息技术能够把数据从一种投影转换到另一种投影，从不同的系统和设备输入数据并以地图的形式显示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通过量测区域、叠置不同的数据来分析数据，或用一系列标准的空间分析或模型来分析，数字卫星地球影像可以创建全球覆盖的数据库;GIS展示地图的动态特征，使用者可以按照需要变换可视信息。地理现实具有阵中有趣的性质，对地球表面的观察越仔细，看到的细节就越多。GIS能捕获地理位置，在研究一般法则和探索地理独特性之间进行选择，GIS数据质量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可视化上，而可视化是一种有意义的质量感觉传递给使用者的合适的方法。通过一系列显示在屏幕上的地图或通过动画来传递，GIS能以更严格和更有用的形式来传递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例如对计算机模拟模型的强调就应该能够加强气象学和气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展示煤电厂、亚马逊的砍伐和其他生态上有问题的人类活动的可能影响，计算机生成气候图，可以帮助人类了解对他们后代的天气是有利还是有害的影响;通过显示每一天天气的力量和我们影响长期气候变化的能力，气象制图学在反对贪婪、短视、自满的世界战争中，是极重要的宣传手段。
地图与生俱来就是二维的、静态的，地图展示地图要素的位置用于区分要素或者展示它们的属性，而数字化技术拓展了地理变化的三维空间和时态信息。地理新思想的表达在数字环境下，仅受创造者的想象所限，采用空间性的分析法去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使研究本质逐渐逼近真实。
三、地理空间发展的应用意义
（一）综合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尺度
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人文地理学的地理空间发展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二）强化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条件下，强调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理解行为和其所处空间的关系的行为地理学，主要集中在迁居与通勤行为、消费行为、认知地图和城市意象、空间行为和行为空间等方面的研究;它把心理、行为等因素引入人地关系的研究中，揭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平衡，反馈了空间关系的规律性。
（三）应用于决策和管理服务环境的研究领域
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如利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研究了奥林匹克公园从申办期到奥运会后的转变，以及通过控制规划过程将奥运公园整合进城市环境可能遇到的挑战，实现奥运公园的可持续转型，从而有利于社区多样化的形成。
四、结束语
地理空间以单个的和封闭的位置为基础发展，到现代取向的地球村的概念发展，再到后现代虚拟的网络空间和现实的地理空间融合的显存，使得地方之间的联系结构不断变化，改造了这些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空间组织和功能区的存在。地区间的纽带和联系的思想，扩展到对一般形式的空间组织的关心，使距离已不是简单的概念，这是一个理解多样性空间的复杂思想，意识到每一个技术上受到驱动的距离关系的变化。伴随着相应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改变，从简单的功能区辨认，到地理空间从局地尺度到全球尺度，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促进地理空间发展，联结与关系的相互依赖使地理空间在所有的地理尺度上起作用，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结、跨地方的联结、从极端的局部到全球的联结可以使地方同质化，同时也能够创造差异，扩展了人文地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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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地理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政府间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0110-03
政府间关系(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即不同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又称府际关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安德森首次提出“政府间关系”这一概念,不过他是从政府公职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人的行为角度来看待政府间关系的。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政府改革浪潮的兴起,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和变迁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政府间关系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范围。
国外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便循着一条内容趋于系统化,方法趋于多元化,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的路径发展。而国内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起步则相对较晚,事实上,对其的重视只能追溯到近十几年。但近几年来,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呈现出日渐繁华之貌,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间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笔者认为,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梳理,以总结国内对政府间关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能推动这一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国内学者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表述：政府间关系和府际关系。林尚立使用的表述是“政府间关系”。他认为政府间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间和各地区政府间的关系,它包含纵向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间关系和横向的各地区政府间关系”。同时他也认为,政府间的横向关系虽然主要指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但由于我国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模式是以条块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横向关系有时也包括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谢庆奎《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一文中较早明确使用“府际关系”的概念,他认为府际关系即“政府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林尚立不同,谢庆奎认为政府部门是“府际关系”十分重要的主体,因而将部门之间的关系直接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政府间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它既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各级地方政府间关系,也包括同级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非同级地方政府间关系。在他看来,“政府部门是构成各级政府的机构,是次于‘政府’的行政主体,当然不应该是‘政府间关系’的应有之义”。台湾学者江大树认为府际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政府间的相互运作关系。狭义来说主要指各层级政府间之垂直互动关系。例如，中央政府与直辖市政府、县政府与乡镇政府的府际关系；广义而言更涵盖同级政府间的水平互动关系、特定政府机关内各部门间之协调管理以及政府机关与民间社会的公共关系等。
虽然在国内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中存在这两种不同的概念表述,且研究过程中对其内涵的界定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以下这一对政府间关系的内涵界定是可以得到公认的,即政府间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它既包括纵向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同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非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2 研究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主要成果
2.1 1998年以前,国内关于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为对中央与地方二元关系研究
这一阶段的研究中,政府间关系尚未被作为一个正式的、有其特定含义界定和理论体系的独立课题提出来,对其的研究散落在国家结构形式、中央与地方权力流动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等方面。
其中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现状及其沿革进行研究的有：杨春堂等《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1989)中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辛向阳的《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1996)一书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和解读中央与地方关系。郑永年，吴国光：《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的一个轴心问题》(1994)文中从制度转型的层面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杨小云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1997)一文总结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与之对应的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三个阶段。
对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进行分析的有：薄贵利，金相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权限调整的基本趋势》(1997)一文以市场经济发展为背景,分析了中央与地方管理权限划分的基本趋势。潘小娟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1997)一文提出要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
1994年中国推行分税制改革前后,学界出现了大量从财政关系角度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著：吴俊培在《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1994)一文中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并从现代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入手,界定了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进而对政府的配置、稳定、分配等基本职能在各级政府间的合理划分作出了规范性分析。孙开的著作《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1994)中从对公共产品层次性的分析入手,把公共产品区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与地方性公共产品,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行为目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政府间的税收分割以及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问题。寇铁军所著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996)中考察了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历史沿革,分析了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的基本依据,提出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央政府是高度集权的,地方政府之间处于相对阻隔的状态,横向联系比较少,所以国内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局限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对中央地方权力结构调整方面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事权与财权。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对中央地方权力结构的调整有着推动作用,也为政府间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研究基础。
2.2 20世纪末,政府间关系开始作为独立课题进入行政学的视野,对其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随着政府间关系实践的发展,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呈现出理论构建系统化、研究角度多学科化、分析工具创新化的趋势
第一,出现了对政府间关系理论体系的研究,政府间关系的概念的提出始于林尚立(1998)所著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该书是国内最早对政府间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一本专著。他不仅构建了政府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基础,考察了主要西方国家政府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与发展的总体特征,而且对中国政府间关系的历史选择、传统模式、改革实践与总体发展进行了详尽、系统的分析,为国内政府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谢庆奎(2000)提出政府间关系的内涵首先应该是利益关系,然后才是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公共行政关系。前者决定后三者,后三者是前者的表现。四者并列,以利益关系为先,才是政府之间关系的真正内涵。张志红的《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2005)一书则运用政府间纵向关系这一新颖的分析框架,围绕着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政府职责与政府层级结构、政府机构相结合的视角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杨宏山的《府际关系论》(2005)是近年这一领域又一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分析了府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探讨了中国府际关系的制度创新,总结了全球视野中的府际关系演进和变迁规律。
第二,政府间纵向关系的研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是关注的重点,形成了政府间关系研究中成果最丰富、视角最广泛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可以将这部分的研究粗略地划分为：三种关系,即经济关系、行政关系与法律关系；三种视角，即静态的视角,主要指对中央与地方形成的不同的关系模式的研究；动态的视角,主要指中央与地方关系权力划分与流动以及国家结构形式变化的研究；专门化的视角,主要指从财政、税收方面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其中对中央与地方所形成的关系模式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杨小云(2004),其从研究国家结构形式入手,探讨了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联系与区别。熊文钊的《大国地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结构模式、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机制进行了结构分析；研究中央与地方权力集中与下放及其与国家结构形式变化关系的代表作有：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相关论文,从现代化进程探讨了集权分权的国家战略抉择。艾晓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在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2001)一文中也是从国家结构形式来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财政学等专门化的视角来进行,魏星河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财权与事权的合理划分》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我国行政体制设置与合理划分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王绍光的《分权的底线》、胡书东的《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在理论界和决策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三,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央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对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地方政府竞争关系研究。代表性的有：李军鹏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政区竞争理论研究》一文主要介绍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政区(政府)竞争理论,包括其基本内容、竞争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等。冯兴元的《论辖区政府间的制度竞争》一文则具体分析了中国的行政区域政府间竞争现象。周业安等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研究》(2002)一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基本特点和几种模式,提出了构建地方政府良性竞争的政策建议。刘亚平博士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政府》一书从退出选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间竞争进行分析,总结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三种形态,区分出政治和市场两个纬度的地方政府间竞争,等等。
二是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研究。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问题。如张可云的《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在对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紧紧围绕区域利益这一核心动力,由区域经济竞争、区域经济联系到区域经济均衡,进而到区域经济冲突与合作,构建了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关系与政府合作理论框架。张紧跟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横向关系协调》(2007)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横向关系协调进行了规范分析,对如何有效协调市场化竞争中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及如何提高治理绩效进行了探讨。此外,陈剩勇(2004)，王健(2004)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政府合作机制进行富有启发的探讨,等等。
三是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研究。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问题“区域化”和“无界化”的发展态势,区域公共管理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陈瑞莲的《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缘起与发展》(2003)对区域公共管理和区域行政的内涵和分析框架的研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动因、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金太军的《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2007)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角度进行了政府治理的博弈分析。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政府间关系研究的发展,出现了对这一研究的反思类型的研究成果,这些对政府间关系研究的反思形成了思想的碰撞,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代表作有：张紧跟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与反思》,其在文中提出以往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探讨的两种主要视角,即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这些研究文献在理论论证上是自洽的,但却模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背后的逻辑。而且,因为其讨论仅仅停留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治理制度层面,也无法真正理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因此,要理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必须立足于变革制度环境、健全治理机制和规范行为主体三个层面的综合发展”。
严强在《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2008)一文中提出以往的研究基本的分析视角局限于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并未区分好政治视角下的府际关系与公共行政视角下的府际关系。认为“只有把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用,区域经济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间的竞争和合作,政府相互间行为的法律调整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联系起来,将府际关系中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元素聚焦到政府所立足的公共利益之上的责任、事权、财权的统一上,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才能进入政府间行政的范围,人们才能触摸到真正的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他认为当前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问题的焦点是围绕现阶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所出现的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并在文中提出了调整途径。
3 评 论
3.1 国内政府间关系研究中存在部分研究主题过于薄弱的情况
国内政府间关系研究中主要关注在纵向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中,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特征与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以下几个方面是笔者认为国内今后的政府间关系研究中有待加强关注的论域：
第一,本土化的政府间关系理论的建构十分薄弱,对政府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分析尤其欠缺。而缺乏理论的建构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必然不能促进这一研究课题的长远发展。
第二,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不能将所有中央政府以下的省、市、县、乡各层级政府作为一个统一的、抽象的“地方政府”来对待,而事实上分税制改革以后,省、市、县、乡各层级政府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其具有各自不同的职能、治理工具、管理体制等。地方政府纵向间的关系既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特征,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权力配置模式直接决定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治理绩效。因此,有必要对地方层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剖析。
第三,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点,因此许多学者主要关注于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研究,但同时也要特别注意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研究。哪些事情和权利应该中央来承担,哪些事情和权利应该下放地方,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现在还比较少见。此外,对中央与地方的基本框架与特征,包括其历史的沿革和变迁的研究较多,而对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的较少,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法律关系的互动关系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更需要用法律规范府际关系。依法治国首先要求政府间的关系建立在法律规则之上,政府间的冲突也要采用法律手段解决。
第四，地方政府横向关系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多,其中研究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占据主要部分,但其中关注地方政府间竞争秩序的又相对较少,笔者认为对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中应在针对国内的特殊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如“府际治理”、“府际管理”的观念,加强对政府间竞争合作关系的多元化的探讨。
3.2 国内政府间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的合法性缺失问题
大部分学者采取对政府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权力下放改革前与后的情况对比、政府间关系的现状等进行了详尽论述。可是这些实证分析的资料来源大部分来自二手资料而缺乏一线的调查,这样的研究 “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在这样一种研究氛围下,没有检验的理论假设就被当成真理,理论构建也只是概念之间的循环论证,即停留在概念分析的层面”,必然导致在国内政府间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难以取得其合法性。
3.3 国内政府间关系研究需进一步加强学术的规范性
根据期刊网所收集的文献情况来看,有部分学者在进行政府间关系研究时不进行文献评估,不提出问题,没有理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学术的规范性不仅是作为研究成果本身所具备的题中之意,也能在研究时加强学术的规范性的同时帮助研究者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找准研究的方向。“通过文献评估,我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然后,在这些方面进行改进,从而就可以推动知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杨宏山.府际关系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张志红.当代的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薄贵利.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5］刘祖云.政府间关系:合作博弈与府际治理［J］.学海，2007(1)：79-87.
［6］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3(4)：37-41.
［7］谢庆奎.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2000(1)：26-33.
［8］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魏星河.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财权与事权的合理划分［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2).
［10］张紧跟.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与反思 ［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7).
［11］严强.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J］.江海学刊,2008(5).
［12］郑娟,李刚.国内近年来府际关系研究综述［J］.宁夏党校学报,2007(5).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城市地下空间 导向系统 研究方法 设计教学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地面空间日益紧缺，地下空间与地下交通网络的建设正越来越被各大中心城市所重视，城市中越来越多的活动从地面转向地下，人们身处地下空间，存在着众多与地面空间和环境不同的体验，具体表现在：
（1）地下空间环境相对比较单一，由于参照物的缺失，非常容易导致人们方向感的迷失；
（2）由于空间和光照条件的局限，导致人们的视觉识别能力相对减弱；
（3）由于阳光被遮蔽，容易导致人们时间概念的模糊；
（4）由于地下网络的复杂性和封闭感受，将会导致人们通过地下空间时产生幽闭感受等心理障碍。
由于上述原因，对于在地下空间活动的人来说，交通导向系统对空间的公共安全和使用效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现有的地下交通导向系统设计，由于对地下识别特性与识别效率的研究缺乏，导致设计和设置缺乏针对性，并不能完全适应人们在地下活动的需求。容易产生混淆自己所在位置，引起人们在地下无法有效辨识导向信息，造成地下交通空间的混乱，并随之带来由于地下空间的使用效率低下，地下通道方向不明确等因素而产生的公共安全隐患，尤其出现紧急情况时，缺乏有效导向系统设计的地下空间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就此课题，笔者在2010年至2011年底的一段时间内，以实践教学与课题教学的形式，围绕此课题进行了持续的课程试验与教学，期间指导学生完成了实地调研、设计实践、试验论证等多个设计中的重要步骤，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课题研究的能力。
一、地下导向系统的研究现状
本文讨论的地下导向系统是指通过传达有效的导向信息帮助人们在地下到达目的地的信息整合设计。其功能主要是引导人们顺利地在地下从事相关活动。
作为城市交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国家出台过相应的标准来规范交通导向系统的设计和设置。近年来，专门针对地下交通导向系统的设计与研究，因其关系到城市运行的效率与公共安全性等多个方面，在国内外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如日本学者Toshio ojim、Makoto Sei，德国学者Rauch Jfirgen等，从政府政策,导向系统的功能,地下导向系统的发展史、人居环境、心理学等角度探讨影响地下空间导向系统的设计要素，并对地下空间设计和防灾规划的策略，地铁站导向系统的规划、设计等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研究，而美国和加拿大早在1950年就开始关注文字的识别性在交通导向系统的中的作用，并意识到其重要性，在两国一些地区（包括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多伦多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发有针对性的导向系统专用字体，并于1966年、1977年和2000年了修改过的FHWA的多款字体版本用于交通导向系统，从而加强了文字信息在交通导向系统中的识别效率。德国著名的设计公司MetaDesign也从导视系统在空间中的布点和材料以及灯光的运用等方面出发，为柏林地铁网络设计了交通导向系统，有效地提高了柏林地铁的使用效率和公共安全性。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对地下空间设计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比较成熟，并在一些研究成果中比较多的涉及地下导向系统的理论和解决方案研究，然而，专门针对地下导向系统在地下空间安全性和使用效率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全面和系统的理论体系。
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系统地研究和探讨关于地下空间导向系统方面的问题。仅有部分对城市地下空间发展动态及一般性设计原则进行简单描述的论文文献。此外，也有一些涉及到地下导向系统识别性，地下空间环境特征以及人在这种环境中的心理、生理特征，城市地下商业空间与市政公共空间出入口在导向系统设计方面等问题的研究文献。一些国内中心城市也在地下交通导向系统的设计实践中有一些尝试。然而还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还是存在着众多问题，以上海地铁为例，存在着（1）信息不明确；（2）信息放置位置不合理导致用户无法及时看见；（3）部分图文识别性比较差等诸多问题。
二、当前地下导向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地下交通网络与地下商业空间中，一些实际因素对地下活动有着各种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空间、光照条件、行为心理，视觉心理等多个方面。
通过实地调研、用户调查与资料研究，分析地下空间环境中由于导向不清晰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将安全隐患的种类及出现原因进行分类，从使用性与环境角度切入，以用户、交通导向系统与空间环境三个要素为基础，对现有地下导向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概括如下：
1.从使用性角度而言，地下导向系统存在如下通病
（1）公共标识不完善，部分标识识别性比较弱；
（2）导向标识设置过于孤立混乱，难易形成系统的识别与导向；
（3）导向系统布点不合理，缺少整体规划，导向标识安装缺乏规范；
（4）图形标识等出现错误规范及错误使用；
（5）英文标识缺乏及不规范；
（6）后期维护的缺乏与设计更新的低效和不及时；
（7）用户的生理心理特点与导向系统各设计要素（图文尺度、风格化方式、使用方式等）之间的关联性缺失；
2.从环境性角度而言，地下导向系统存在如下方面通病
（1）对地下空间环境（城市大环境与地下小环境）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导致在交通导向系统设计的尺度与空间分部上缺乏科学性；
(2）导向系统载体（材料、工艺与形态等）的不能完全符合地下空间的特殊性。
三、关于地下导向系统研究方法的探讨
对地下导向系统的研究可从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安全性、可用行和审美需求等理论基础入手，进行用户与环境调研。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来建立地下交通导向系统的模型体系。以该模型体系为指导依据，结合视觉传达设计、用户设计心理学、人机工程学、产品语意学、公共空间设计等设计理论，进一步研究地下交通导向系统设计的具体对策，笔者在指导学生完成此项研究时，存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地下空间导向系统的现状分析；主要通过用户、导向系统和空间环境的调研获取数据。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对地下空间导向系统设计的管理部门进行针对性访谈、地下空间用户的行为模式跟踪与调研访谈等途径，建立现有地下空间导向系统的数据库。数据库内容包括：导向系统要素种类、功能作用、地下空间图文识别、导向信息的载体、材料工艺、人机尺寸、使用步骤、裨益弊病等要素；同时，本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提请用户提出针对地下导向系统的不足与缺陷，获取相关改进设计的需求点，提出问题，及在用户调研的基础上探讨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2.由以上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地下导向系统对地下空间用户的使用高效性（图文识别效率、导向信息的及时性等）、公共安全性（疏散引导作用、危险提示设置等）、行为便利性（用户定位、搜索等行为的便利性等）、心理愉悦性（形态的美观性、与环境的适宜性、多媒体等现代手段的领先性等）及所产生的影响；
3.分析地下空间环境的特殊性对视觉识别带来的影响，以及产生这些影响的具体因素，这些因素应该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1）地下空间环境特征以及参照物的缺失，对用户带来方向感带来的影响；
（2）由于阳光被遮蔽，对用户时间概念和视觉识别能力带来的影响；
（3）由于地下网络的复杂性和封闭感受，对用户心理产生的影响；
（4）地下空间的非开放性和复杂性，对公共安全性产生的影响。
4.地下空间中的人体活动形态研究，即包含用户行为模式和行为习惯在内的行为心理学研究,以及相关的交通导向系统在布点方案对图文识别性与信息传达效率的影响；
5.包含形态、材料、制作工艺等设计要素在内的信息传达载体的运用与图文识别性与信息传达效率的关系。
笔者指导学生对这些因素逐条进行分析研究，实践比对，在课程实践和课题教学过程中试完成了一套地下导向系统设计的检验标准。
四、关于地下导向系统设计的几点建议
1.从地下空间的特殊性出发，充分考虑图文识别性
文字和图形的识别效率指的是用户阅读文字和图形的速度和准确度。对图形形式、文字的基本属性与版面形式在识别性与信息传达效率的优劣进行比较分析，规范地下导向系统的图形和文字使用法则，以此指导地下空间导向系统的图文设计，提高其识别性和识别效率。这在地下空间导向系统能否正确有效地发挥作用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前期调研和基础研究中，我们发现图形和文字在不同的视距和空间环境中存着在识别效率上的巨大差异。尤其是文字部分，其识别效率直接受视距影响，在导向系统的文字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观看距离的因素。
此外一些文字的其他基本属性（字体、字距、行距等）也对导向信息的有效传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过粗或者过细的字体都会出现识别困难的问题，影响识别的其他因素也必须被考虑，比如发光材料的光漫射现象等。
2.合理安排导向系统布点
在依赖导向系统行进的过程中，导向系统的设计者必须在地下空间中在用户需要时及时提供导向信息，导向系统的分布和设置应该尽可能的使人感到轻松和简化。
一般情况下，空间导向系统的布点有以下四种基本模式：
（1）连接体模式：通过某些中轴线把相关导向信息连接起来，形成导向系统；
（2）区域模式：通过区域划分来布置导向系统；
（3）地标模式：建立某种地标式的导向信息；
（4）街道模式：通过行走路线的指示，来布置导向系统。
根据地下空间环境的特殊性和在地下空间殊的用户需求，使用有效的布点模式，合理安排导向系统的布点，才能有效引导人们在地下活动。
3.选择合理有效的材料与工艺
由于地下空间的环境特征和光照条件，在地下导向系统的设计与制作过程中，可以适度考虑内发光设计和使用发光材料。在选择有机玻璃等发光的形式的时候，要注意光线漫发射产生的对文字和图形的侵蚀作用。
4.通过地下空间用户心理分析和行为模式分析，形成基于提高地下空间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的地下交通导向系统设计策略
通过地下空间导向系统提高地下空间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需要结合用户心理分析与行为模式来分析研究，从用户的行为习惯模式入手，以导向系统的物理功能为设计基础，使设计易于使用，有效辨识，且利于防范意外，提高公共安全性；以地下空间导向系统的心理功能为设计基础，使设计与环境更好的结合，在满足用户的信息获取去秋和用户人群的审美性等精神需求。
参考文献：
［1］[美]大卫·吉布森编.王晨晖，周洁译.导视手册 公共场所的信息设计.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9
［2］向帆著.导向标识系统设计.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