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价值论文范例

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人文价值论文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1

一、学术论文所具有的基本属性

人们很多时候是通过所发表在科技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来了解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的，同时，学术论文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人类进行的脑力活动与认知。学术论文的特点是：独特性（和别的文体不一样）、相关联性（对有关的领域开展研究）、时效性（对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活动进行研究）、继承性（继承古往今来世界上的研究成果）、专业性（对未来的领域的研究）等方面，它体现了学术论文的专业性强、科技含量高，并且对客观世界的探索、研究时间漫长。

二、用价值论的观点对学术论文的价值看待

运用价值论里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进行的相关科研工作的自身有它的价值，但如何来显示它实际的价值呢？由于学术研究的领域不同，对撰写的学术论文的实际价值衡量的标准也不同。总的来说，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通常上会科学的划分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有关文章，它具有以下价值：

（1）对人们主观认识方面进行纠正，对于日常的教学展开相关的学术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发表在社会科学期刊上，供人们借鉴。可是近期发现，很多时候人们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交际教学法，误解了它的内涵。人类的认知出现了误区，纠正这样的误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人类一直在认知事物、纠正自己错误的认识，然后对事物的认知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

（2）新方法。重新修订的教材内容有理念创新等对新事物的认识应用，同时推广也在深入，产生了推广方面的价值和应用方面的价值。这种学术论文对相关的单位或是个人，具有很大的作用和较深的影响。由于推广不断深入，这也将对此行业的学术研究方面产生影响。例如：2008年的南方冰冻天气让电力人员措手不及，但是这种情况对于有着丰富经历的北方电力人员而言早就司空见怪了，北方电力工作人员在冬天进行工作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极具推广价值；教师队伍里有过合作教学经历的老师和没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相比，前者显示了在这方面的经验十分的丰富，其他的老师有向他们学习的必要。

（3）借鉴学术论文以及该文的参考价值。针对那些刚展开学术研究的人员以及对学术论文有相关要求的学生而言，仿研或是模仿类似的题目，是他们重要的参考对象，这样类型的学术论文对他们具有参考价值与借鉴价值。我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与本科生人数有数百万之多，每个毕业生都要提交毕业论文，特别是那些研究生，他们当中有很多将要步入教学、科研领域里工作，而这些经验对他们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2

（一）期刊评价的历史演进与量化转向

学术期刊评价初始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初衷是为图书馆采购学科重要期刊和引文数据库遴选来源期刊服务，为优化学术期刊的使用提供参考。其评价结果渐渐应用于科研管理、学者成果评价、学术奖励、学术资源分配等方面。文献计量学派主要通过量化方法研究期刊发展规律、增长趋势和分布规律。其中，引文分析法是通过学术期刊增长趋势和分布规律进行期刊分级量化评价。作为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法，文献计量法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早期阶段，主要研究文献集中与分散分布规律，关注发文量指标；第二，引文分析法阶段，通过引文量测算平均被引率和影响因子，进行量化分级，以及设计发文和引文量结合、数量和质量结合的H指数，进行复杂评价；第三，在模糊评价阶段，将定性数据进行量化统计，进行综合混合评价[4]。现阶段，国内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基本都采用文献计量学的量化评价法，公布定量指标和权重，根据指标算法、数据结果排序对期刊进行等级分类，拟定“核心期刊”[21]。一些评价机构声称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但在评价过程中定性指标和权重并未提及，定性评价仅仅作为参考和补充。定量评价法为什么会成为期刊评价的主流方法呢？我们知道，早期的学术评价主要采用的是依托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机制。“同行评议”的概念则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中期，在英国皇家学会期刊《哲学会刊》的论文评审中，通过同行专家评议对论文内容进行评价，判断作品的有效性、重要性和原创性，为学术期刊选稿提供参考。同行评议被誉为“汇聚专家智慧、识别重要思想、更正研究错误，确保研究团队获得更大支持的学术评价方法”[27]。同行评议是一种依托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价方法，评议人体系的制度化深刻体现了期刊发展的社会属性，作为一种精英化的学术交流和评价活动，同行评议主要存在于学术精英的小圈子中。在现实中，同行评议易受到人缘、师承、权力利益关系的影响，如学术人情关系、行政权力干预、圈子文化、学术评价标准丧失和评价不公开、不公正的问题[28]。学术系统内部的等级结构下，少数精英可能会主宰学术认可和资源分配过程。成熟的同行评议体系需要依托强大的学会和自律的学术共同体，遵循学科同行性、学术民主性、学术交流性、利益超越性等原则，在学术争鸣和交锋中建构学术共同体[27]。量化评价替代同行评议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生产模式的改变，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知识生产在不断地去神圣化、日常化、公共性，日益成为科研生活的日常[29]，随着学术GDP竞争的加剧，科研劳动分工更加细化和复杂化，科研管理需要以量化评价去迅速识别成果的价值。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和交流形式从一种精英化的学术活动变成一种高度职业化、专门化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从在传统无形的学术共同体的内部传播，并获得学术同行内部认可，发展到成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和社会属性的私人产品。随着学科的体系逐渐成熟，门类逐渐繁多，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小众研究领域。学科差异的分化和复杂性，造成彼此之间难以进行公正的度量和评价[3，30]。方法转向的现实动力主要来自量化评价为科研管理带来的便利，在科研管理方面，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技术治理逻辑更偏重绩效和问责。量化评价可操作性强，标准明确，而同行评议的交易费用过高，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量化评价利于政府确定科研成果的知识价值与社会贡献价值，进行科研管理和学术资源分配。在期刊评价领域，文献计量学的评价方法适应了知识生产、传播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的变化，在期刊评价领域获得发展的土壤。文献计量提供的数据具有简便、经济、易操作，少生是非，效率偏好，研究结果可测量、计算和比较。文献计量方法可以提供学科领域组织性、结构性较强的描述数据，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体现评价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准确性[22]。

（二）期刊评价中的定量与定性研究

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评价法主要体现为文献计量法和同行评议法，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两种评价方法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定量与定性研究在理论假设、资料收集、论证逻辑和结果应用等方面存在差异[31]。谢立中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研究范式上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分，研究模式可以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32-33]。定性研究强调情境性和文化性，在理论与经验之间，理解理论的历史主义取向，对人类心智固有属性的准确描述，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整体结构，不能够通过运算得到。定量研究通常是以定性的结果为基础，对社会现象变化过程，社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的分析和结论的验证，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比如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变异，根据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设定理论假设，验证理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命题等。首先，文献计量法作为一种期刊量化评价方法，其应用于评价的研究假设和价值论在于一切外在的物态表现可以反映内容和度量分级，并通过指标化的统计分析，建立数学模型获得直观结果。在具体操作中，评价对象的内在的质量和价值都可以转化为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可测量、可记分和进行横向比较的。它通过数据的“精确化、客观性”量化评价，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期刊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同行评议的“不稳定性、模糊性和权力博弈”的问题，这无疑说是一种进步。以此，文献计量学的期刊引文分析评价建构了“核心期刊”的概念，1934年，布拉德福从文献的集中和分散规律提出核心期刊的概念，继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从引文分布角度证实核心期刊的存在，并开发了SCI、SSCI、A&HCI等数据库，期刊引证报告（JCR）[10]。归根结底，文献计量法是从整体宏观层面把握数据的趋势性和呈现纯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标，如强调影响因子、转载率等。纯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标体系往往会抹杀不同评价目的对评价方法和标准选择的差异性，忽视评价对象的差异和个性。其在定量研究方面，缺乏数据背后的理论假设和对数据的分析解读。期刊量化评价应按照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原则，具有自由、开放、公正、分散和随机的特点[30]，而对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追捧却是量化数据使用的异化和功能错位。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优化期刊量化评价，避免简单量化评价的弊端。在此认识基础上，一些文献计量学家则针对人文学者对简单量化评价的批判，开始探索将学科差异性和社会属性纳入文献计量的量化分析中，比如分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工程学专业不同的知识集中和分散规律，着手解决评价的同质化和一般化标准中的差异性和可比性问题，开始关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测量层次。张琳等人对科学家个人成果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的研究，重点解决的如何在个体层面更准确地反映成果信息，在数据分析过程加入社会人口学属性的控制变量，关注科研成果相关的复杂因素：年龄、职业生涯、性别、研究领域、合作范式等变量[23-24]。另一方面，同行评议作为定性评价法，则更强调发挥学术共同体评价主体作用，学术同行评价可以理解量化数据背后的含义、关注指标的价值和内涵，理解它所使用的社会情境性，建构评价的理论假设和价值原则。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载体，并不是一个天然纯净的领域，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公共性、政治性和情感性。评价要认识到学术领域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才能建立公正、权威、科学的评价体系。一些研究指出，期刊评价要关注科研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的关系，将期刊评价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下，审视学术期刊的公共性、社会性和情感性，认识学术生态、学术活动和学术评价的复杂性[29]。科学的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机制应该发挥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主体地位，评价权力回归学术同行，认清“学术江湖”、重建学术民主[6]。培育富含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推动中国学术常态发展，但这些研究往往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他们指出了文献计量下简单量化评价的问题，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定性评价方案。

二、期刊评价定性研究体系的构建：对同行评议的质化研究

（一）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同行评议

一些学者从知识社会学视角下对同行评议进行研究，这对我们建构期刊定性评价方法体系给予很多启发。20世纪60到70年代，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默顿学派开始关注科学知识、科学共同体和评议人体制的社会建构，通过实证研究法研究知识场域的评估活动认知文化的形成[26]，并关注学术评估中科学精神的普遍和特殊评价。受默顿的影响，21世纪初，学者们对同行评议的社会学研究分别关注同行评议的社会文化和价值层面，揭示同行评议制度中权力关系和认知文化[34]。其中，美国的米歇尔•拉蒙特的《教授们怎么想——在神秘的学术评判体系内》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研究同行评议的“学科与评价文化”，虽然研究对象是国家奖助金的同行专家的评审活动，但是与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相似，在评价过程中，关注专家如何在“一流”和“多样”标准、学派差异和跨学科平衡下如何形成统一的意见，以及专家的社会背景、政治立场、学科文化、价值判断、情感因素如何介入评价过程的。评价文化体现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价值理念和标准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知识生产、认知建构和社会间的互动过程。《教授们怎么想》是直接从同行评议的社会性机制和过程入手，揭示神秘的学术评判体系内教授的评价标准和评价过程[35]。事实上，知识社会学探究的是知识的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关联，以及科学家群体的学术社会生活，揭示学术生产、评价体系和学科文化的特点。在这方面，更进一步的研究是托尼•比彻和保罗.特罗勒尔的《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它从知识本体论和认知论入手，探究不同学科的知识特性与学科文化关联、学术共同体（学术部落）社会特征的多样性、知识认识论的社会性、诠释性和建构性特征，将学术领域的认知特征和社会特征结合。他的学科分类体系参照科尔布和比格兰的框架，分为硬科学和软科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不同知识类型特征决定其社会关联程度的强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发展具有重复性、累进的非线性特点，学科关联结构较弱，即注重特殊性、性质和复杂性，具有个人色彩，价值观影响明显，知识标准存在争议，缺乏共识，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影响大，成果表现为理解和阐释。方法上重视定性和特殊性分析，需要大量的资料铺垫。所以，评价的限制条件主要是知识类型和学科范式，如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习俗、规范和认知结构，具体表现为学术部落的学术风格、学科的成熟度和社会化程度、学科的交叉性与专攻领域、学术交流和研究模式、学科内部的习俗与文化、内部的权力利益关系、学术的科层组织网络等因素[36]。布迪厄的“科学场域理论”也体现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论视角，他认为，科学事实是被建构的，科学场具有相对自主性。科学场域是一个竞争性的场所，科学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利益相关人的客观关系决定着科学场域的结构，核心是科学权威的垄断问题。其中，知识人获得同行评议的认可是其掌握知识生产技能，进入科学场域竞争，获得科学权威的过程。所以，一切知识生产和评价活动既是科学的又是社会的[37]。在期刊同行评议中，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因素一直影响着评价活动，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还原期刊同行评议的社会性的认知文化，可以展现五光十色的学术评价世界，揭示评价活动背后的学科文化和学科知识的社会构建过程。同行评议的社会学的研究进路是一种跳出同行评议技术方法层面来去看同行评议的社会和公共属性，分析其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对期刊评价而言，评议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术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的活动。加拿大文献计量学学者LariviereV从知识生产、科研体制、学术期刊评价的关系，指出学术期刊在建构知识结构、形成不同学派，以及理解学术发展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的作用[38]。因此，优化期刊评价的定量和定性方法体系需要关注期刊的社会和公共属性，以及期刊发展与学术共同体成长的关联，在方法层面拓展同行评议的深度和广度。

（二）期刊评价中的质化研究：同行评议法的拓展

期刊评价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和价值意涵，评价活动是社会互动、认知形成和社会建构的过程。沿着知识社会学的框架，期刊评价的定性法主要在于将质化研究方法体系引入期刊同行评议的过程。质化研究可以理解评价过程中的学科文化和评价伦理，研究期刊同行专家评判的社会过程，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情境、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对其价值判断和评价决策的影响。

1.评价中的质化研究方法体系

社会科学的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对应，陈向明于1996年最早在《定性研究方法评介》中，提出质性研究的定义、理论基础、方法体系和使用范围。她认为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框架。质化研究是将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材料中形成结论、建构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理解阐释其行为和意义[39-40]。质化研究的理论主要来源于阐释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它不是哲学思辨层面的空对空，知识的建构不是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演，而是以建构主义为前提，以文字叙述为材料归纳的逻辑。谢立中在总结国内对质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四个维度定义了质化研究的类型，他认为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一种研究范式，他们可以都采用量化或质化的研究模式，根据他们结合的方式，可以分成四类：人文主义的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33]。依此可见，质化研究分为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取向，早期的质化研究并没有准确的理解各种范式之间的关系。实证性量化研究具有数量化、客观化和普适性的特点，但是却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阐释性的质化研究可以提供良好的因果解释，却具有主观化、非量化、个案特点。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为两者结合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因果分析模式。质化研究方法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他强调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去理解和阐释特定人群的社会行动的意义，并采用归纳逻辑推断因果机制。他认为主观意义、行动动机和行动后果是相互联系的。行动者主观意义或动机的内在性内在于行动者的内心世界，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不能通过实证量化研究的方法获取，只能通过质化的研究方法探究。所以，阐释性的质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揭示社会现实产生变化的原因和机制。通过个案研究或者深度访谈，研究者可以深入到行动者的意义世界，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的真实因果关系。质化研究通过社会调研的观察和归纳逻辑，可以看到数据变量的承载者和研究数据背后活生生的人，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结构化。考虑社会现象背后的无尽的索引性，立体式、情境式地呈现社会现实。熊秉纯（2001）在反思中国社会性别研究视角中，认为量化研究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不一定能揭示出制度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关切到问题的核心，清晰地呈现出结构性的问题和个体在社会建构中的困境和挣扎。很多量表没有准确反映社会现象和人生经验，并忽视了社会情境性、社会互动场景和事件过程的社会属性。在对社会性别的研究中，他建构了比较完善的质化研究方法体系，主要包含实证研究、建构主义的归纳逻辑、个案研究和研究者的先见与反思[41]。借鉴前人对质化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建构期刊评价中质化研究方法体系可以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第一，评价的社会情境性。学术评价的过程是一个涉及情感、主体间交互影响的过程，评价人的社会身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评价过程。专家在头脑风暴的过程中，建构多元化的评价知识，形成情境化的认知结构，面对面的各类型的专家的对话展示了学科文化和评价标准，以及在其中蕴含的权威关系。评价中蕴含价值判断，理解评价背后的理念和标准需要考察同行评议的社会建构过程，评价场域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构了评价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评议过程的社会限制性因素让同行专家在差异中产生共识，并做出决策成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专家同行评议的意见为什么不一致，他们坚持的价值理念是什么？探究评价的理念和背后的意义需要理解和阐释同行评议的社会情境性，它包括不同学术共同体所处学术场域和学科文化的特点，也包含学术生产体制和科研管理制度。它是学科文化和评价的社会属性，包含限定条件下的学科范式、学术生产交流和研究的模式、学术风格和风俗、学术合作与社交、学术生涯、学科地位和权力关系、学术竞争与合作、学术管理的科层体制，以及跨学科发展模式、学科成熟度和社会化组织结构等。社会情境和情感对评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有一些无法预测的现象，评价者需要了解不同学科的评价文化，深入理解和阐释学科文化和专家共同体的特点，记录事件和行为发生的过程，探求因果关系，寻找结构性的关键问题和社会机制。第二，建构主义的实证研究。期刊同行评议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我们要以一种社会建构的视角看待同行评议的过程。中国同行评议制度主要是移植西方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它在中国本土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学术生产体系和科研管理体制的特点，以及中国学术发展脉络和学科文化。在西方，同行评议是一种主流的学术评价方法，计量方法仅仅是同行评议结果的参考和补充，计量方法之所以在中国风靡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建构成熟的同行评议制度和合理的评价文化。所以，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实证研究了解中国学术生产的现状，采用归纳法的研究论证步骤，关注评价者和参与者的话语立场，寻找当事人的价值观念，根据这些关键话语、寻找主题思想、归纳学术评价的核心问题。质化研究要实现知识建构的意义，通过阐释社会学的方法理解事件、情境、经验行为和研究对象以及赋予它的意义。采用质化研究的归纳逻辑，由资料出发，找出关键词和概念，再由关键词和概念归纳解释社会现象的原理和原则。如扎根理论的归纳逻辑、建构主义的访谈、探索性的去寻找研究问题。同行评议的过程是一个对话机制（社会互动），通过专家学术争论建构共识。评价的社会情境性建构了同行评议人之间的共享知识体系，评价活动不是个人性的行为，而成为一种社会行为。评议人要进行专业化的训练，将自己置于情境化的场域中，正确对待学科立场和社会性认知文化的影响，在普遍评价价值观和自我的学科立场之间平衡。第三，评价者的先见与参与者的反思。在质化研究体系中，研究者进入研究过程本身具有价值预设，虽然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倡导价值中立和无涉，但研究者的价值预设都会以一定的渠道进入到知识建构的过程。陈向明认为，知识真理都受到价值观和理论的制约，比如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历史的发展[39]。在期刊评价中，评价活动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并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同行评议过程中，评价者不可避免会有价值介入，文献计量学家从专业的角度很难处理同行评议中专家意见的分歧，所以，他们对专家意见汇总停留在简单打分阶段，同行评议往往成为科学计量的补充和验证过程。这种研究视角对同行评议中的质化资料的浪费，不得不说实在是甚为可惜。其实，专家评议并不是追求形成一致意见，而是呈现出分歧的原因和社会机制。专家在评判过程中，虽有相对一致的学术评判标准，但是他们不免常常将自己置于所属学科的立场，维护评审专家的合法性。总有一流标准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在多元的价值标准下的取舍和平衡，比如是支持“一流”还是保持“标准多样性”的平衡[26]。对于参与者而言，他们可以从个体的经验出发，抽丝剥茧的呈现社会和社会结构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评价对象在质化研究下可以参与评价过程，他们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可以呈现完整的社会结构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束缚和限制。通过社会调研和公众参与，评价者增强了对评价对象的了解，并站在评价对象和利益相关人的位置思考问题，反思评价者之前的个人立场地位和身份所产生的偏见和偏好。评价者的反思精神是从评价对象的当事人的经验出发，了解他们的世界，建立崭新的视角，建构知识体系。破除定量研究所坚持的价值中立的迷思，摆脱评价者的成见和偏见。第四，个案研究下的特色化评价。质化研究中个案研究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通过多个个案的深度分析（扎根理论）总结归纳结构性的问题，以此来了解社会运作的机制和人与人与社会的关系。个案研究本身，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并不强调普遍性和代表性，而是要揭示出制度所隐含的价值取向，直指问题的核心，清晰的呈现结构性的问题和个体的能动性，揭示出个案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在期刊评价中，对同行评议宏观制度分析往往需要通过个案研究了解同行评议的外部的制度环境，以及内部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权力结构。比如每种类型的学术期刊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成长规律充满着共性和个性的平衡，在评价过程，通用型的标准往往只能了解浅层次的发展规律，个性的特征需要在学科文化的背景下，通过个案研究了解评价文化，并建构特色化的评价体系。英国在国家层面开展的大学研究水平评估设计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方法转向，1986年早期的研究评估考核到2007年为了降低成本采用科学计量方法。但是他们发现这种科学计量方法根本无法代替同行评议，所以，在2014年推出了“研究卓越框架”，在研究产出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对理论和应用型成果采用描述性材料评价，数据库检索和引用指标仅作为专家评议的参考信息，重视叙述性案例的证据支撑，强调信息的全面性和综合性[3]。这种评价非简单量化评价，它关注科学价值和内涵，以文字叙述为材料的归纳法，以建构主义为前提，重视案例在内的多样化证据，建构个案为基础的定性评估框架。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3

摘要：

目前我国的管理学研究深受西方管理研究的影响，变成了以西方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当前，关于如何探索基于中国的文化智慧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已经成为许多海内外华人学者热衷的研究课题。华为、乐高等优秀企业应用阴阳思维不断进行创新，取得了商业的成功。国内外本土管理研究学者应凝聚中华文化的精华，把中华智慧归纳起来，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架构。中华智慧可补充西方理论的不足，进而将管理之道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关键词：

传统文化智慧；本土管理研究；新概念；新理论

在过去一个世纪，管理学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研究，管理学已被学术界确立为一门对行为科学有实质及重要贡献的独立学科，而管理学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例如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和一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以及麦卡锡提出的4Ps（营销组合）等，已被视为每一位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和掌握的管理工具和模式。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管理学的理论也随西方的商品及意识形态一起被引入并学习借鉴。经过30多年的实践，从事管理实务的高管人员及从事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以下两个问题：①植根于西方土壤的管理学理论和分析架构，是否完全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例如中国；②中国传统的智慧和哲学思想，能否补充主要由西方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的不足之处，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养分。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需要对中西文化和管理的差异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1东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

1．1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主要受三大古代文化的影响，它们包括：①希腊文化，它孕育了西方追求科学及逻辑的思想；②罗马文化，它为西方完整的法律系统提供了基础理念；③希伯来文化，它阐释了人的来源，以及人与大自然及神的关系。西方三大传统文化造就了一种长于逻辑思辨，崇尚科学，热衷于知识、权力、法治以及追求物质生活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深深影响了西方宗教、思想等方面的发展。追溯西方的哲学发展，由希腊苏格拉底开始，到他的学生柏拉图，以至亚里士多德，都专注发展理性，因而形成宗教及上帝的概念。相对于西方文化，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则为儒、释、道3种思想或宗教理念。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品格修养及如何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仁”、“义”、“礼”、“智”、“信”、“五伦”等观念为儒家所倡议，并由此衍生出中国文化中一些用以维系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独特机制，例如人情、关系及面子等。佛家的理念主要强调人与时间的因果关系，当今的果是前世种的因，而今世的因结出来世的果。佛学的“因”、“果”、“业”、“报”等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道家思想则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主张人应与大自然维持和谐的关系，并致力达到“天人合一，浑为一体”的境界，正如庄子所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除了儒、释、道之外，法家的刑法思想、墨家的博爱思想对中国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2东西方管理的差异

整体而言，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基于人为万物的中心，环境与外物皆为辅。此外，为了维持人的自立和独立性，西方文化特别强调平等、自由以及法律等观念。相对而言，“和谐”———维持内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则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基于此，中国社会往往出现重关系、人情、面子而轻平等、法律等现象。MA等［1］通过研究中国最成功的15名企业家的管理实践，发现他们最主要的领导与管理理念是法，其次是儒，最后是道。在企业界，许多中日韩公司将《孙子兵法》列为其管理骨干的必读书目，以寻求竞争环境中的致胜之道。CHEN等［2］从“左右兼顾”的视角考察了亚洲企业后认为，比起西方企业，它们更善于同时兼顾毫不相干、甚至有时彼此干扰的两个目标，像拥有同样灵活的左右手一样。这种左右兼顾的作法在促进企业短期增长的同时，还确保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地位。左右兼顾和亚洲企业的文化（如阴阳）和制度（如规则不确定）传统是一致的。东西方在制度、哲学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情境差异，使得东方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实践与商业体系。“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中国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一命题，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从体用相结合的理论高度来立论的。儒、释、道在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强调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强调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然后再管理他人。这是东西方管理的一个本质性差别。中国管理哲学有“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两种基本模式以及多种管理手段，都强调重视实际，主张在变化之中探索最切合的方法，而忽视硬性规定的制度建设。西方管理理论强调黑白分明，着重计算和执行，更偏重硬实力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技术。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包括《易经》、《道德经》和其他经典，着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更偏重软实力的管理智慧，是为“道”，这是中西方管理的基本差异。

2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经过系统的学习，已经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工具或概念相当熟悉。但是随着时空的洗礼和验证，企业界普遍发现在管理决策时，这些由西方学术界开发出来的工具或理论，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或缺失：它们只是管理的专业知识，而不是管理的智慧［3］。企业领导人在决策时，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更需要的是管理的智慧。因知识只强调决策的系统性，而智慧则强调决策的灵活性；知识受到时空的限制，而智慧却具有永恒的特性和价值；知识会因时而变，智慧则历久弥新，而且能够灵活变通。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对中国自己的了解也不够。中国老祖宗的这些东西是已经过时了，可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智慧却没有新旧，很多东西是越久越香，历久弥新，只是你会不会运用的问题［4］。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为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滋养。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依然能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为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及坚实的基础。中国两岸三地的学者在如何将中国传统智慧应用在管理方面，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华人管理研究中心编著的《华人管理之挑战：管理学本土化之验证》就是其中典型代表。这些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得出以下3个初步结论［5］：①西方的管理理论应用于中华文化的土壤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修改；②中华智慧可补充西方理论的不足；③中西智慧的配合，可将管理理论提升至一个更好的层次。因此，西方管理学与中国传统智慧应互取所长，而非互相排斥。

3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宝藏，葛荣晋［6］认为它主要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构成。在理论层面上，主要有4点：①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治国方略与管理之道；②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③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④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书中的管理思想。在实践层面上，主要包括三方面：①明清商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②近百年来的海外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管理之道；③建国以来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对于这些中国文化智慧，必须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对其进行新的诠释，为现代管理带来借鉴和启示。几千年来，我们仍然停留在“悟道”的抽象层面，没有结合中国现代企业的管理实践而进行情景化和理论化探索。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我们缺乏文化的自信和足够的话语权，导致许多学者有强烈的自卑心理，认为我们提出的东西不是前沿，不是大理论，盲目追随西方。其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核心思想的阴阳哲学便是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智慧的优秀代表，阴阳鱼图高深莫测，具有典型的“整体论”特征并能够“提纲挈领”。下面就以道家智慧为重点进行阐述其在现代管理中的思想应用。

3．1阴阳平衡思维及其应用

道家老庄运用阴阳思维说明了万物的起源以及如何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作为“道”的最为本源的规律，“阴阳”思维可用“相生相克”为主题的阴阳平衡（Yin－YangBalancing）理念具体表述［7］。什么是阴阳平衡或阴阳思维呢？太极图已经涵盖了智慧的精髓。从两个阴阳鱼的太极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阴阳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其核心原则是“对立互补”，既对立又统一。阴阳二元动态平衡哲学具体包含三大原理：①整体性原理；②动态平衡性原理；③对立统一性原理。阴阳平衡还能够用于现代管理研究中，钱•金教授和勒妮•莫博涅博士的《蓝海战略》就可以视为一部应用阴阳思维的经典之作。红海与蓝海本身就是一对阴阳，而且蓝海战略的具体操作工具，即四步动作框架（剔除和创造；减少和增加）就是两对阴阳［8］。阴阳二元平衡思维有着丰富的哲学底蕴，作为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结晶，其所蕴含的系统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于各种管理困境的解决有许多的启示。借鉴阴阳哲学，企业可以更好地在各种管理悖论（如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等）中实现阴阳平衡，从而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3．2道家智慧与企业成功之道：

华为与乐高（1）华为与任正非的“灰度管理”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在深圳成立华为公司。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3950亿元，同比增长37％；净利润369亿元，同比增长33％。而且华为整个集团超过70％的收入来自于海外，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品牌企业。消费者业务是华为2015年度最显著增长亮点，消费者业务收入达129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在Interbrand全球品牌100强排行榜中，到2013年为止，中国企业品牌的上榜数量还是零。2014年中国企业中仅有华为一家名列其中，位列第94名，2015年华为的排名已升至第88名。中国企业国际化有3个不同阶段的转型升级：“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走出去”意味着让全球都认识该企业和品牌；“走进去”意味着成为当地的主流产品；“走上去”意味着真正成为全球品牌。可以说，华为真正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升级为“走进去”和“走上去”。华为的巨大成功和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哲学（华为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武亚军［9］通过整体认识和把握任正非关于创新创业的重要讲话，并对其进行扎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任正非具有典型的“悖论整合式”思维模式。他能够在两种矛盾或对立的因素中进行悖论式整合从而形成统一的战略对策。早在2000年前后，任正非在讲话中就开始明确提出所谓的“灰色”理念（悖论整合），在坚持原则和适度灵活中处理企业中的各种矛盾和悖论。任正非在《开放、妥协与灰度》的讲话中则更加明确地体现了“管理的灰度”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在这篇讲话中，任正非明确地指出：“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把握方向和节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任正非本人认为华为崛起的秘密在于“灰度管理／中庸之道”。一如走钢丝的平衡，它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或套路，而是在混沌、颤抖中把握节律和平衡的实际体验，是很多尝试和失败的精华［10］。（2）克伊尔与乐高的“阴阳文化”创办于1932年的丹麦LEGO集团，靠着小小积木成为全球最大的积木玩具生产商，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玩具制造企业。1999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对人类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纪玩具”。根据乐高集团2015年年报，2015年的集团收入达358亿丹麦克朗，销售额同比增长19％。2015年的净利润达到了92亿丹麦克朗（约合13．4亿美元），较2014年的70亿丹麦克朗增长31％，创历史新高。现在乐高在玩具市场上把芭比娃娃和孩之宝甩在了身后。该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2016年有望实现更快增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2015年公司在中国市场业务增长35％，并仍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过去10年，该公司年均增长15％，净利润增长32倍。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北欧企业，驱动其高速持续发展的背后力量是什么？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又有何管理特色？老板克伊尔声称乐高的可持续发展来源于公司形成的“阴阳文化”，其企业文化的核心有11条原则所构成［11］：①和员工亲近，也要保持适当距离；②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③向员工展示权威，同时让他们感受到自我存在感；④有容忍心，但要牢记处理事情的原则；⑤对自己负责，同时忠于企业愿景；⑥工作要精细，计划须灵活；⑦勇于自我表达，但要注意策略；⑧要有远见，同时脚踏实地；⑨关注舆论，但不为其所累；⑩要有活力，但要三思而后行；○11自信而谦逊。乐高“童话”般的精彩，竟然是构筑在东方哲学之上，其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太极图”。这一丹麦首富家族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成长，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它以乐高积木“说着一种全世界人都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而骄傲［12］。

3．3道家智慧与现代创新思维

我们可以从新思想的内在表达出发，用“虚极”、“静笃”、“并作”、“观复”八个字全面系统地概括创新思维的途径。“虚极”和“静笃”概括了创新思维的前提和条件，“并作”和“观复”结合构成了创新思维的完整方略。因此，结合起来，“虚极”、“静笃”、“并作”、“观复”，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创新思维指导原则，推广应用这些指导原则将极大地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思维效率。刘汉辉［13］认为这一基于现代科学最新成果的创新思维途径本身却不是“新的”，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明确指出获得正确认识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德经》第十六章）”。“虚极”指的是人要做到“虚怀若谷”，暂时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常识、观念、信仰、情感（偏见）等等，统统搁置一边，真正做到没有“好恶”，没有成见，这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因此，要打破思维定式，才能有所创新。“日心说”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就有了，但被压制了2000余年才又由哥白尼提出。“静笃”指的是要实实在在地清静下来，这是创新思维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切切实实静下心来，大脑才能处于最佳状态。许多大科学家、大发明家都有如痴如醉的时候。具体的清净状态又有两种情况：“集中思考”和“放松畅想”（随机漫游），“有张有弛”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谓的“灵感”与“顿悟”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后实现的。如牛顿根据苹果掉下来突然想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与他既有的物理学知识储备密切相关。“并作”是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指要多线思维、并行、交替、反复思考，新思想才有可能“涌现”。“并作”要求同时思考两个以上的事物（并不要求严格的同时），造成代表不同思想内涵的神经通道簇并行同步激发，产生所谓“灵感”。“并作”的创新思维方法鼓励学科交叉，从多个角度、多个学科看问题，才更有利于创新的形成，比如头脑风暴法、隐喻等。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透露，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观复”指的是观察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注意客观过程的循环往复。“观复”是总体策略，是更高层次的看问题，考虑创新思维过程的整体功能和特性。客观事物都是循环往复的，因而要真正认识事物，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创新，就必须防止孤立和片面性，注重事物的相互作用，探究事物循环的总体。老子的说法与我们基于现代科学成果得到的结论居然如此一致，这有力说明《道德经》这一古老的东方文化典籍具有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13］。另一个与突破式创新思维有关的概念是“忘却学习”，它是以打破原有路径和规则为主的。“忘却学习”就是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与《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中的“为道日损”密切相关，只有逐渐淡忘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才有可能另辟蹊径，从而实现突破性创新。

4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的困惑与出路

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呼吁管理学走出西方苑囿，与东方管理实践相结合，汲取东方文化、哲学、以及更广泛的知识传统，从而丰富现有的管理学体系，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更好地在全球视野下理解和管理组织和行为［14，15］。然而，虽然使用亚洲数据的论文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长，但其理论框架大多还是西方现有的，鲜有创新与发展。尽管管理学在过去的6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其理论范式大多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北美，根据当时的管理现象及其文化、哲学和研究传统而创立。而在近几十年中，新理论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有着新的社会环境，而又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其管理实践很可能与众不同。因此，诸多知名学者呼吁并鼓励华人管理学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融合东方概念与情境来不断创造出新的管理理论和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也指出了在检验东方概念有别于西方概念的难度，特别是这些理论构念的对等性、突显性和融入性［16］。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管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和蓬勃发展，中国的管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学者还尝试将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的理论方法相结合，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管理学界仍然缺乏相应的本土管理研究，更没有形成所谓的“东方管理学”或“中国管理学派”。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不足：①缺乏本土理论的构建；②缺乏与本土哲学的衔接；③缺乏与西方哲学及理论的对话［17］。因此，需要国内外华人学者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更大的努力。谢佩洪等［8］在《管理学报》的文章中指出，可以借鉴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表述，提出了中国管理学研究如何“接着讲”的3个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对着西方管理学讲”。并将“对着西方管理学讲”放在最后的位置，以此强调先有本土研究，然后再与西方研究平等对话。

4．1为何要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中国的企业在经营与管理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国内外中国管理学者对于全球管理理论的贡献却与此并不相称，其中原创性的理论非常少。无论是丰富的中国管理实践还是悠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尚未对过去及当前的国际核心管理理论产生巨大影响。严格地说，完全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并能对国际主流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理论尚未产生［15］。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管理研究成为美国管理研究的附庸，甚至中国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成为了美国商学院在中国的分院，变成了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更多地聚焦于演绎式的西方管理理论的假设检验型研究。做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如果中国管理学者想要对全球管理知识有所贡献的话，那么应该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羊肠小道。这类研究需要从一个理论开始，而现在大多数的理论都是由美国的学者们创立的。当然，这些理论毫无疑问是根植于美国的制度、文化和历史情境之中。使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是一个合理的学习策略，它有助于学者们学习符合国际标准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研究思想和研究成果。现在中国的这类管理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没有错，但是如果一直满足于当学生去模仿和学习，“吃别人嚼过的馍”，不积极主动地争取学术的独立性和主导权，面对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升级发展的现实问题，则将会导致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但是，30年过后，大量的研究并没有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中国管理理论［18］。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儒家文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转型和快速增长中很多独具特色的元素在现有管理理论中还没有得到体现。现在，我们十分需要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只有扎根于中国独特管理情景的管理知识创造，才有可能对全球管理知识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中国管理研究到底为全球学术界贡献了什么管理知识？JIA等［19］基于1980～2010年发表于7种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的259篇中国情境实证研究以及《组织与管理评论》自2005年创刊以来的43个实证研究作为样本，用来评价中国情境研究在构念（what）、关系（how）、逻辑（why）等方面的贡献。结果表明，过去的30年间中国管理研究仅仅贡献了市场转型［20］、网络资本主义［21］和关系［22］这3个新概念，并没有发展出真正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只是贡献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如面子、人情、仁、报等）而已。30多年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中国管理学研究对管理学贡献的新知却非常有限。采用中国样本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情境中发展出来的既有理论作为逻辑基础，缺乏对中国本土情境的关切，并没有揭示出中国管理实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专有性特征［23］。库恩认为概念、理论和范式是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现实中的困惑、问题和世界观的反映（具体反映在制度、思想和文化信仰）。早期理论家关注其所在时代的社会问题，致力于解决组织的生产问题，并因组织形式和实践的多样而感到困惑。创立理论的动机在于解开管理谜题，并解决当时的管理问题。在理论创立早期，由于无可借鉴，研究者只能选择与其相关的管理谜题、异象和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从而创造出新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商学院已经掌握了管理的基本研究方法，但在理论构建上依然很薄弱。因此，有关“如何构建理论”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提升的一个知识领域。本土管理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商学院的学者而言还比较欠缺，学习理论构建的目的是能够“解释和理解”本土情境的经验困境。我们为什么要开发本土管理理论，既不是为了发表文章，也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发展管理和商业世界里某些有趣但却深深困惑着我们的那些现象的富有洞见的理解和解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结构。

4．2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思路

鉴于东西方在制度、哲学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情境差异，东方社会有着不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体系，从而导致了本土化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台湾学者率先在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等领域开展的“本土化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今天中国企业30多年的管理实践已经为理论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构建本土管理的新理论已经成为国内外大部分华人学者的共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应该离开美国式的循规蹈矩和旨趣需求，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实践性。我们应该敢于自我欣赏，敢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是留在原地继续做美国研究的婢女，还是勇敢地奔向自由与向往之境，摆脱“皇帝的新衣”般的思想贫乏型研究，进而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答案似乎不言自明［24］。DUBIN［25］是较早强调理论开发对科学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理论关注的焦点就是人类的思想。或者说，理论开发满足了人类对现实进行归类、理解的需求。60年前，卢因提出，好的理论具有无与伦比的实用性。44年以后，范德万重申了这一观点。好的理论非常实用，能够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理论通过提高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的关联性、有效性和结构性，推动科学的发展［26，27］。从实践角度来看，好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找到应该研究哪些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这些关系背后的原因。高质量的理论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关系存在的条件和界限［25，28］。因此，我们通过开发新理论来推动整个学术领域的发展。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是市场之手，但肯定也有管理之手。管理研究者应该走到中国组织管理实践中，探究新的管理实践。中国为什么仅有有限的贡献，或许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于追随西方现有概念与理论，而缺乏理论创新的自信［29］；二是迫于制度的压力，如升职称等，追求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即SSCI导向的量化指标以及相关的制度羁绊导致不敢研究新的中国管理实践［30］。三是掣肘于当前主流研究方法论和所谓的研究范式。1996年，WE－ICK［31］在《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郑重呼吁组织管理学者要“DropYourTools”以便轻装前进。我们的问题，恰恰是WEICK所说的：因为装备过于沉重而落后。目前我国管理研究的理论探索仍需要在以下4个方面有所提升：

（1）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有待提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博文［32］教授认为，目前学术研究存在两大潮流：一是课题专门化，二是学科专门化。本质上说，专题化研究生产出了一些像素很高的拼图零片，但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拼装这些零片，装零片的包装盒上也没有拼图全貌的示意图。学科化构成了一种威胁，它制造了新的、被学科术语和特有兴趣阻隔的研究孤岛。这不仅抑制了跨学科的研究，也妨碍了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越来越把精力放在取悦学科同行上，而不是强调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现实有什么意义。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混合研究方法、高级计量技术、以及最近令许多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实验方法的时代，究竟是应该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社会现实对话呢？研究者殚精竭虑地确立某个关系，而顶级期刊的很多论文可以轻松地浓缩为一句话［32］。爱因斯坦提醒我们：“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必须成为科学关注的首要目标。你在琢磨你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中国国内却有不少管理思想创新的研究者，创新者的作品可能是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但往往因为原创性和本土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见解，并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中国学者必须摆脱过于注重计量、实验、统计的验证式研究范式而忽视其他探索性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盲目追求研究方法的复杂性与先进性，导致忽略了研究问题的本质，出现“高射炮打蚊子”的现象［33］。结果，顶级期刊上的论文长篇累牍地应付这些可能的方法论上的诘难，真正重要的研究发现也许反而黯然失色了。因此，管理学术研究需要在思想和验证之间，在理论想像和严谨研究方法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

（2）验证性研究为主而理论探索性研究不足

绝大多数组织管理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80年代之间，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和欧洲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期。提出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在理论形成的早期阶段在组织机构的管理中遇到的复杂现象。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管理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停滞。自那之后，大多数管理理论构建停留在扩展（通常是增加一个新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限定（检验边界条件）、验证（如检验曲线效应）或改进现有理论的阶段［16］。从总体上说，在过去的20余年里，中国的管理学者热衷于检验从西方发展而来的管理问题、理论、构念乃至研究方法，而不是致力于挖掘基于中国现象的理论构建。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诠释、传播西方理论，那么，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产生，将会变得遥遥无期。知识的匮乏、理论的残缺甚至空白，已经成为时代之痛。中国的管理者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挑战以及在理论上的困惑，都亟待通过详细描述方法和归纳式方法对它们进行解释和解析，因此，中国的管理研究迫切需要扎根式理论构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相比定量方法来说，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更有可能发展出高度中国情境化的理论［8，34］。正如徐淑英教授所言，我们需要通过案例研究方法来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困境和问题的理论。案例研究方法的影响广泛，因为它引导研究者专注于那些没有明显答案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那些研究问题时常“意义重大”。而且它的研究结果时常贴近现实，甚至具有实用价值，让管理实践者感同身受［35］。通常情况下，案例研究方法比较适合对以下几类问题进行研究：难以明确定义的问题；隐含在过程之中且难以观察的问题；以及挑战现有理论逻辑的问题。除了案例研究方法之外，其他归纳的方法对于中国本土情境的探索性理论研究也是合适的。归纳的方法注重观察事实数据，提炼基于事实数据的抽象概念和关联系统。通过归纳的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既可以包含定量研究也可以包含定性研究。中国管理学者通过基于归纳的理论化方法，从而对所要研究的本土情境的经验困境提供最有力的解释，进而构建出本土独特的管理理论。

（3）管理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导致本土化不足

管理研究者似乎都更专注于验证和完善理论，而不是开发和运用理论，这就导致了一个很自然的结果，缺少切题性（relevance）。他们都太忠诚于自己的研究范式，过分强调严谨性而不是实用性。因此导致了目前管理学术研究的通病，即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如果没有现实世界的行，就产生不了理论世界的知。理论研究应以企业管理中的“实践问题”为导向。目前主流学术界重视的是对已有知识的理论贡献，即以“理论意义”为中心、以构建“一般规律”为先的研究范式［16］。观察西方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能发现理论联系实际以及理论服务于实践的重要意义。理论的发展不应该仅仅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更应该为真实管理问题寻找解决方法。只有做到以“实践意义”为中心，以构建“地方知识”为先，本土管理研究才能有机会发展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36］。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研究者要抓住本土要素，特别要突出本土现象中的历史、语言、经验和文化内涵［37］。有了联系实际的理论，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商学院的研究一直饱受争议和批评，甚至有些人认为，当前的学术研究与商业世界严重脱节，已经沦为商学院和学者个人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活动。管理新知来自于管理实践，如泰罗制、行为学、领导学、战略理论等都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管理实践。反观战后的日本发展，其管理学研究至少贡献了诸如丰田制造技术（后发展为精益生产和精益思想）、核心能力、企业文化、知识创新公司、J组织、全员质量管理等全新概念和理论。这些理论和概念都是从日本企业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并抽象成管理知识的［38］。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企业和企业家的管理实践数不胜数，如华为与任正非，腾讯与马化腾，海尔与张瑞敏，格力与董明珠，阿里巴巴与马云，联想与柳传志等。中国企业在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目前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已成为美国管理研究的附庸，变成了以美国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

（4）缺乏权威的专业学术平台和学术刊物

尽管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主要聚焦于组织管理领域），但是目前我国大陆仍缺少像美国管理学会（AOM）、战略管理协会（SMS）、国际商务学会（AIB）那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权威学术学会，更缺乏专门的某个学术领域（如战略管理）的全国性权威学术组织。成立于1936年的AOM是世界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致力于管理科学知识传播的学术性组织。截至2015年2月15日，在美国管理学会（AOM）的17846个会员中，来自美国的会员比例为54％，仍为大多数，而来自西方（北美和欧洲）以外的机构的会员仅占18％，且在这些机构中，又仅有9％在亚洲设有分支。此外，搭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发展的支持平台非常重要，尤其是应用型理论的学术期刊更适合中国探索性研究的需要，因此学术期刊界需要积极打造出中国式的《哈佛商业评论》和《斯隆管理评论》。AOM出版了6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杂志，它们风格迥异但又互相关联（如AMA可以进一步通向AMR，AMD也可以进一步通向AM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AMR）注重原创管理思想类理论构建文章的发表；《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AMJ）注重严谨验证性定量文章的发表；《A－cademyofManagementAnnals》（AMA）注重管理各领域最新研究进展的综述评论性文章的发表；《AcademyofManagementDiscoveries》（AMD）注重组织与管理现象探索性研究的发表；《AcademyofManagementPerspectives》（AMP）注重企业管理实践的实务类文章的发表；《TheAcademyofManagementLearningandEducation》（AMLE）注重管理学习和教育类文章的发表。AOM真正做到了让学者们能够百花齐放、学术争鸣，而这却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的学术刊物把计量模型和统计实证分析作为主流甚至是唯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这大大限制了中国学术和理论的本土创新。

5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未来与展望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当关注中国的管理情景，发现有意义的独特管理实践现象，改进西方现有理论，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对全球管理知识作出贡献。是时候了，我们离开陈旧的华堂，披荆斩棘，去建筑自己心中理想的城邦。我们一直以“顶天立地”作为研究追求的目标，真正的顶天立地是，我们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腰板笔直，脑袋在中国的天空里［24］。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背景下，并在中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商业智慧的基础上，以“立足中国，关注实践，贡献主流，影响世界”为立意与宗旨，继续努力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丰富现有的管理理论体系，是海内外中国学者的重要时代使命［37］。那么，如何具体构建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呢？任兵认为在构建基于独特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时需要遵循5个原则：理论的构建要紧密联系实际、抓住“本土”、掌握“合适”的方法、提升理论的“品质”、保持“开放”［36］。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不是对西方主流理论的“修修补补”，必须实现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对原有理论体系硬核的突破。陆亚东［39］认为中国的管理学者既要了解和参照国际主流管理理论的构建模式，更需发挥自己的优势，走出独特而有效的6条路径：困惑驱动式、哲学引导式、分类式、框架式、比较式和隐喻式。笔者认为困惑驱动式、哲学引导式和隐喻式更有可能实现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突破。困惑驱动式是华人学者实现全球管理理论贡献的绝佳机会，我们缺乏对真正商业实践的足够关注和深刻洞察。中国独特的本土制度环境、市场特征、商业实践和管理文化给管理学者提供了许多困惑性的难题，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深入系统地探求实践中的真正困惑和问题。隐喻和哲学引导也是发展中国管理理论很好的方式，它既能包融中国特有的传统哲学和古典管理思想，又易被实践前沿的管理者理解和接受。这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智慧必将能够指引中国企业未来的战略制定和管理实践。德鲁克曾经明确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基础来转移的，并受社会价值、传统、习俗所支配，因而管理越是能够运用当地的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管理智慧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智慧经过概念化的过程，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因为很多中国传统智慧都没有经过概念化的过程，并发展成理论。比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们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中国人很久以前已经有“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已指出人的需要是分成不同层次的，但需求层次理论是由西方人提出，而非我们中国人，正是因为我们缺乏理论构架所致。中国人的智慧着重“悟”（非常深邃的直觉洞察力），强调靠个人的“修为”，因此，中国管理学派或东方管理学要在这方面下工夫。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基于文化深层结构这一基石的基础上。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的管理经验确有可取之处，管理的中国经验不仅具有“各美其美”的本土价值，而且还具备“美美与共”的全球价值［37］。形成中国的管理学派离不开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智慧，也离不开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更离不开我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应该秉承“以我为主、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自成一家”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学者构建本土管理理论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是如何“知古”，即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第二是中西的文化双融；第三是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双融［4］。21世纪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及智慧的探讨，相信定能为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提供养分，互补不足，将管理之道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中国学者通过“中西双融”、“古今双融”、“理论与实践双融”来构建本土管理理论仍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但只要找到了路，就不怕路有多远！鸣谢感谢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李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贾利军副教授与哥本哈根商学院李鑫助理教授的指导建议。

作者：谢佩洪 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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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陆亚东．中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窘境与未来［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3）：3～15

第二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要：

我国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过分重视学生应用技能的习得，而忽视了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导致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严重缺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思想文化素养培育的中心环节。安徽三联学院作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积极创新思政教育改革，开辟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新模式，在增强思政教育实效和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院校；传统文化；思政教育；人文素养

目前，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过于重视标准化、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思想文化素养培育的重要手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将传统文化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辟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不仅是促进思政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也为思政教育与学生人文素养培育找到了契合点。安徽三联学院积极探索，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开辟出“论坛•讲堂•主题”三位一体的思政教育改革模式，着力于广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和提升。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养的基本概念

人文素养中的“人文”，在广义上指：“强调人的地位与价值，关注人的精神与道德，重视人的权利与自由，追求人的旨趣与理想的一般主张。”[1]人文素养主要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教育的精神力量最终体现在人文素养的底蕴中，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人文素养的培养比数理能力的培养更为基础[2]。因此人文素养的培育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养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学校重工轻文，人文素养教育缺乏

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往往忽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不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健全人格等的形成。一是缺少人文学科的设置；二是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不足。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滞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出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等观念对大学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如“仁爱”“诚信”等思想为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却没有在大学生身上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不仅有利于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更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提供了契机。（三）大学生人文意识的欠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较强，但自身的人文素养基础较弱，对人文教育缺乏兴趣，表现为社会适应能力低，人际交往能力差等。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实际特点，运用恰当有效的方式，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显得至关重要。安徽三联学院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紧密结合学生实际，以丰富的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对学生人文素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养培育的探索———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

（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的目标与思路

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的目标与思路如下：①目标：依托安徽竹稞学宫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竹稞学宫”），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以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②思路：充分发挥竹稞学宫及学校社团的资源优势，开展竹稞论坛、竹稞大讲堂、主题教育活动等，以论坛、讲堂、主题活动等形式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学中。

（二）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的过程与方法

1.竹稞论坛———强化学术研究，夯实人文素养教育理论基础。竹稞学宫是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学术性研究机构。2014年已成功举办了以“道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为主题的竹稞论坛，我校金会庆校长、安徽文史委副主任陆勤毅教授等30余名专家教授参加论坛。思政教师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形成了关于此次主题的论文集。

2.竹稞大讲堂———文化融入思政课堂，丰富人文素养教育内容。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竹稞大讲堂旨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展人文素养教育。竹稞大讲堂由竹稞学宫和我校思政部主办，每年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开展4～5场文化讲座。目前已成功举办了7场，从中国道家思想、哲学到儒家文化、剪纸文化等，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3.“中国梦•文化魂”主题教育活动———理论外化于行，拓展人文素养教育实践。为了将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思政部和竹稞学宫联合举办了以“中国梦•文化魂”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主要开展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故事汇”征文比赛、故乡文化摄影展、“激情足球•缘起蹴鞠”趣味足球赛三大品牌活动。活动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以丰富有趣的形式吸引了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加深了广大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实现人文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四、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的主要成果

第一，竹稞论坛为我校思政教师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掀起了一股学习与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自论坛开展以来，已有多名教师发表多篇文化类论文，多项课题立项，形成竹稞论文集。以研促教，部分研究成果已被运用于思政课堂教学。第二，竹稞大讲堂的开设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很多教师、学生慕名而来，每场讲座座无虚席。从学生所写的感想体会中发现，讲堂的开设更易引起他们对价值观、人生观的思考。第三，“中国梦•文化魂”主题教育活动取得良好效果。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学生在丰富有趣的活动中不断学习和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征文比赛评选出的优秀作品结集出册。文化摄影展活动已有几十幅优秀作品在学校图书馆展出。趣味足球赛也已纳入到社团品牌活动，每年定期举办。第四，探索出了“研究中心、教学单位、学生社团”有机融合、合作育人的有效模式。思政部教师开展学术研究，研究成果反哺于思政课教学；竹稞学宫、思政部依托学生社团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学生社团是思政部的服务对象、得力助手，为思政部开展思政理论课第二课堂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三者之间作用机制。

五、结语

经过近年来的探索，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缺乏一种长效机制、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深度问题等。今后，学校应当继续深化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模式，完善各项制度规范，推动并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取得理想的效果，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曾媛媛 单位：安徽三联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参考文献：

[1]何光沪.月映万川:宗教、社会与人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上官子木.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基础[N].南方周末,2004-02-26.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初中英语教学渗透

摘要：

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到初中英语的教学中，这不仅对传承中国文化有帮助，还能促进学生了解西方文化，使得中西文化完美的结合；同时还能促进学生对英语这们课程的理解和学习，挺高语言的运用能力。

关键词：

传统文化；英语教学；初中；渗透

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传达情感的重要媒介。由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中国与国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英语也成为了中国学生们学习的重要课程。语言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协同发展。因此在初中阶段的英语课程学习中，就必须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到初中英语教学中，将传统文化用英语的语言方式进行理解与表达，提升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增添中国元素，帮助学生们更好的掌握英语语言的运用与表达能力。

一、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初中生进行英语学习主要是为了能够与外国人进行友好的交流，并同时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更好的传播传统文化，初中生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从中体会到英语的表达习惯，避免在与他人进行英语交流时将所说的英文被中文化，或者是对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不能够被他人准确的理解，从而产生了交流障碍。因此初中生首先要了解两方文化的差异，这样在表达事物或者感情的时候，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方式，使得语言表达更容易被人理解和认可。例如老师在指导学生将中国的格言警句翻译成英语时，如果老师将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些词语直接翻译成英语，尽管我们能分辨其中存在的差异性，但是西方人却理解不了这其中的含义，也不懂这句话到底表达了什么，它的巧妙之处又在什么地方。因此老师在平时授课的过程中，就要多给学生们谈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将它与西方文化进行很好的对比，从中认识到差异所在，就能让学生们用符合西方逻辑的英语表达方式来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内涵。

二、运用翻译促进学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目前大部分的英语老师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让初中生做一些翻译类的题，因为他们觉得初中阶段的学生还没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并且掌握的英语水平还不能够达到翻译句子或者文章的水准。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英语翻译的同时，要意识到语言表达和语言翻译是存在差异的。当学生在用英语表述和传达对一件事物的想法时，使用的表达方式不正确或者太难表达时，就可以换一种方式，而翻译确是完全不同的。翻译的要求是要准确无误的体现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且要让需要翻译的人还能在翻译之后也能明白原文到底说了什么内容。尽管初中生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应定的缺陷，但还是要正确面对，以期找出弥补缺陷的有效措施。

三、运用科学的英语教学方式

在初中英语的教学中，要借鉴学生已有的英语学习模式，制定出科学的教学方法。教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找到正确引入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充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内容，提高初中生对两种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制定科学的教学方法时，首先要立足教材，探讨教材内容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同时在讲授课程内容时科学的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根据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的差异，英语的表达方式来对个节日的起源、内涵以及风俗进行阐述，从而更深层次的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区别所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还可以将中西文化中存在的鲜明对比以及多种多样的的教学内容相结合，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初中英语教学的实践中去，达到传播优秀文化，实现文化教学的目的。另外英语老师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内涵，夯实自己的文化语言基础，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解与研究，增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认知。这样在进行英语课堂讲授时，才能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四、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英语老师在进行英语课程讲授时，要善于发现那些思想已经被西方化的学生，纠正学生普遍认为的要学好英语就要学好西方文化的偏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学生的自豪感。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备课过程中深度探析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将其与西方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两者能够有效的进行对比。与此同时，要找到中国文化在艺术与其他领域向英语教学渗透的媒介，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的向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另外还要把两种文化时刻进行对比，突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优势，要让学生意识到我们学习英语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与西方人的交流，更是为了将我国的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到中国文化，展现出我国传统文化魅力与活力。

五、综合实践语与运用

学习语言的目的就是要使用它，能否熟练的运用语言是评判语言掌握程度和水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生在课堂学习结束后，要进行实践运用，从而更加熟练的掌握英语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平时英语老师要注重分析英语学习的运用和成果反馈的途径，为学生们提供一些实践训练的的活动平台，同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策划一些互动游戏，是学生在娱乐的同时还能将学习的知识加以巩固，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能从中获得学习得充实感与愉悦感。另外还可以组织一些文艺汇演，选择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小故事将其编成英语话剧或者是组织英语竞赛等，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到其中，提高英语交流的水平。

六、结语

综上所述，将中国传统文化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们认识和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更好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同时还能让初中生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掌握一门外语技能，提升初中生跨文化学习与交流的能力，更好的促进青少年的教育事业。

作者：王洁 单位：贵州省六盘水市第一中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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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电视广告创意运用

摘要：

当今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些媒体为了博得更多受众群体的眼球，将中国的传统元素融入媒体节目当中。其中，电视广告对传统元素的应用最为明显。本文主要研究电视广告当中，如何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创意结合起来。笔者从元素的种类谈起，并深入了解了传统文化元素所代表的各种文化内涵。本文还阐述了电视广告在文艺、道德以及民俗等方面的创意应用。

关键词：

传统文化元素；电视广告；创意应用

一、前言

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共融的时代当中，传统媒体要想得到发展就需要注入新的创意元素。传统的文化元素能够带给电视广告以新颖的创意思路，使广告获得更多的关注。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电视广告具有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传播效果上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促使电视广告拥有更多的创意灵感和发展空间。

二、传统文化元素分类

在传统文化当中，文化元素分为几个主要的类型。其中一个类型就是具有实体形象的元素。例如，十二生肖或神话传说当中的神兽，这类元素给予人们特殊的含义，使广告增添了神秘感和不一样内涵。广告在传统文化的融合下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实体元素以外，包含很多艺术内涵的元素也是广告创意者的最爱。一些传承的手艺赋予了广告以艺术美感，中国传统的剪纸、对联都是该类文化元素当中的一种。［1］很多现代广告当中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民众觉得该类型的广告更加古典和朴实，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除了以上两种文化类型，中国还有最为显著的文化元素代表，就是中国的道德观念比较强，在传统文化元素当中，存在很多强调道德伦理的名言古句。一些电视广告将这些朗朗上口的道德名句运用到创意当中，不仅给受众群体以道德方面的警醒，还使广告充满了公益的性质。

三、传统文化元素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寄托。包含了传统文化元素的电视广告同样继承了传统文化当中的中国情结，从思想上就得到了受众群体的共鸣。在传统元素当中，“龙、凤凰”等神话元素都代表了吉祥和幸福，给人以祝福的感觉，而传统元素当中的剪纸、对联则代表了喜庆、红火。那是中国年的标志，也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期待。广告创意当中传统元素的融入使广告被赋予了民族的精神和价值观。［2］

四、电视广告对传统元素的具体应用

（一）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传统的文化元素具有其独特的多样性，在众多的文化元素当中，很多适用于电视广告。在新媒体发展的时代，一些电影宣传片以及唱片宣传都需要以广告为宣传主体。那么，在广告盛行的时代，广告的创意已经成为受众群体较为关注的焦点。一些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电视广告正在呈现，一些以传统文化意境取胜的广告正在空前传播。剪纸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人们在传统节日当中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和对剪纸艺术的喜爱来凝结美好的艺术设计。除了剪纸，中国的文化元素当中还包含了代表着人性高洁的“梅、兰、竹、菊”以及传播久远的“酒文化”。当中央卫视将某品牌酒的广告播放出来时，观众们可以从该广告当中找到古典的音乐、酒与竹的结合。传统文化当中，竹的含义代表君子，而酒是君子结交过程中的一项媒介。［3］该广告将酒与竹的元素巧妙融合起来并配以古典的感觉，促使人们深深地感受到古人饮酒时的豪爽以及酒所带来的君子人文情怀。

（二）道德价值的核心渗透

道德元素在广告创意当中的应用往往出现在公益广告当中。一些公益广告将有明显道德文化元素的传统文化融合到广告当中，试图提醒观众应道德的要求，要多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对身边的事物多一些关心。也是在央视的广告当中，一个老人出现在画面中，同时广告配置了让人感到孤单的背景音乐，老人不断地拨打子女们的电话，但子女们都说没有时间回来，工作很忙。那天是老人的生日，老人一个人失落地看着桌子上的蛋糕和一桌子饭菜。无可奈何的老人将自己快要死亡的消息告知了子女。广告的最后是大团圆结局，老人的子女结伴归来，为老人庆祝生日，老人一家幸福地笑着。该广告从对父母恩情的元素入手，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德伦理融入创意当中，使观众感同身受，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父母，达到了公益广告的目的。［4］

（三）民间习俗的应用

中国的传统习俗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中国代表了民族的向心力，也代表了民族的包容性。在很多公益广告当中也存在对民间习俗的应用。很多广告创意设计师在设计广告时，将民间习俗当中比较能引起共鸣的元素放置到广告当中，不仅激发了观众对广告内容的兴趣，还能将广告的寓意顺利地传播出去。同样是央视的一则广告，为了提醒国人不忘中国的传统节日，广告将一些中国古典节日的习俗串联起来，组成比较好记的顺口溜，小孩子们穿着红色的上衣，拿着代表喜庆的灯笼，笑着闹着并唱着节日的歌谣。［5］该广告想要将已经被人们忘记的民间习俗再次宣扬，督促人们牢记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传统习俗。在这些节日里，人们相聚在一起，拥有团结的意识和凝聚力，增添了家庭的幸福感。

五、结语

尽管时代在变，但永远不会改变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电视广告当中所融入的传统元素能够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传达出来，具有正能量的电视广告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自信心，也能帮助电视广告建立更多的公信力。传统的文化元素已经成为电视广告创意的源泉，为电视广告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作者：王竞超 单位：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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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琳.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广告创意中的运用分析［J］.大众文艺，2014，11（08）：55.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环境艺术设计运用

摘要：

随着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也得到很好的运用，众多的设计师们运用自身的灵感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感悟，将其很好地融入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现代环境艺术的内涵，分析当前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现状，并对如何加强其运用给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传统文化元素；环境艺术设计；西方现代设计理念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

1.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内涵

我国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且历史悠久的古国。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代表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风土人情等。将这些很好地运用服装设计、土木建筑、绘画艺术之中，不仅可以传达我国中庸和谐的儒家思想，还可以体现无所不容、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复苏和传承。

1.2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

环境艺术设计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了效仿日本，将原本的“室内设计”改名为“环境艺术设计”。它是依据环境而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强调色彩搭配合理、形态自然天成、材质肌理美观大方，能够体现出环境与艺术的高度融合。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环境艺术设计已经不仅局限于“室内设计”，当前还包括城市规划、室内装饰、建筑设计、景观园林规划，等等。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传统的土木建筑、园林艺术等方面自成一支，形成了拥有民族文化风格的独特艺术。艺术师需要结合时展，吸收先进设计艺术理念，对我国传统的文化元素进行提纯凝练，获取其中的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其能够创作出更加符合民族文化思想的现代化环境艺术作品。

2.1传统文化赋予环境艺术设计持久生命力

设计师们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应该以民族传统文化为理念，以当前设计方法为手段，科学合理的融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特色，使所要设计的环境艺术拥有持久的活力，赋予其永久的生命力，使创作出的作品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民族文化韵味，促进我国环境艺术设计事业的健康长久发展。

2.2传统文化增强中国环境艺术设计的含蓄性

我国的传统文化处处渗透出“含蓄美”，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环境艺术设计是艺术设计中的一个分支，它既包含形态语言，又存在感性语言，不仅有具体表现，还有抽象性的勾勒，不仅具体真实，而且还有朦胧模糊美感。所以，环境艺术设计时应注意以境感人，禁止艺术表达过于直观，言语运用过于泛滥，要让处于其中的人们拥有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为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想象力提供足够的机会，这样才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含蓄性，才能表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含蓄美的价值。

2.3传统文化增强中国环境艺术设计的和谐性

我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神形合一、虚实相生等众多的和谐理念，这些理念勾勒出和为贵、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了人与环境应该和谐统一，应该和谐相处，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由于我国过去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对于环境的保护，因此，使得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所以设计师们要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在设计时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才能设计出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作品，才能使得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进行。

3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现状

由于众多的外部因素，导致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走了许多的弯路，曾经设计师们一度崇洋，对西方的理念思想实行“拿来主义”，只追求高材质、高消费，而忽略设计中与环境的合理搭配，无视材料选取与实际景观的合理运用，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缺少整体规划的观念，这就使得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缺乏新颖、鲜有个性，对我国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极为不利。

3.1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当前我国许多设计师否认民族传统的风水学理论，认为传统风水学是封建迷信，应该对其舍弃，这使得我国环境艺术设计理论缺失，甚至处于空白，最终导致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乘虚而入。同时，由于众多的外部因素，使得崇洋思想盛行，导致我国众多古城特色、文化遗产遭到遗弃，使其逐渐失去原来的光彩。城市的设计由于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如今呈现千篇一律的形态，失去了原本地域特色，呈现出不伦不类的艺术形态。

3.2传统设计作品日渐减少，有待保护

我国现存的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环境设计作品每年都在减少，而且大多集中在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的偏僻乡村。这些乡村尊重传统，爱护古民居建筑，对当地的地域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但由于外部经济的冲击，金钱利益的诱惑，使得这样“神形合一”、“天人合一”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少，并且范围也在逐年递减，有的甚至受到城市规划的影响，使其损坏毁灭。

4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的策略

4.1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复制或者仿制

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应该把传统文化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理念融入进去，使得传统与先进相互碰撞，古代与现代相互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觉形态，使环境艺术品不仅具有现代化的艺术形式，简洁明了，而且具有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浓厚深沉。

4.2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变异和进化

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具有发展性，应该结合时代的特点，对其进行选择性继承和发展，对它本身的不足应该予以摒弃。所以，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时，应该发现传统文化中的亮点，然后将这些亮点放置到创作中去，之后运用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对其结构进行重组，使其表现出新的韵律，形成拥有传统文化气息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作品。

4.3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继承和创新

传统文化元素只有融合现代设计理念才能得以传承发扬，现代设计理念只有以传统文化元素作为支撑才能得以创新发展。就如同苏州博物馆新馆，它不仅融合了中国传统遗产的内涵，而且还有效利用了现代化的设计理念，采用了现代园林艺术的设计思想，使其成为苏州城的一座奇葩，人们出入其中，不仅可以体验现代文化几何构型的唯美，还可以感受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浓厚气息。

作者：陈妍 单位：大连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方，梁朝昆.浅析产品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创意［C］//节能环保和谐发展———2007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二）.2007.

［2］宋志军.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出版营销过程的启示［C］//优秀出版物价值论：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优秀文集.2008.

［3］冯涛.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吉祥文化及其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8

第六篇：中国特色定格动画传统文化情怀

摘要：

定格动画或许没有二维动画自由的想象力和表达力，没有三维动画炫目的特效和场景，但定格动画有独特的魅力。定格动画中的手工物件所带来的视觉上的真实感与亲切感是其他动画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传统服装、器皿物件、建筑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受人们的喜爱。我们应以锦衣、亭台楼阁和陶瓷木器作为定格动画的元素，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巧妙，推动中国定格动画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

定格动画；中国特色；文化传承

动画工作者用各种材质制作出角色，操作角色的动作和表情，通过逐帧拍摄、连续播放的方式，述说故事和表现角色的特点，细腻质朴，清新有趣。这样的动画就是定格动画，这样的动画工作者是一名能工巧匠，也是一名能赋予动画角色生命的动画师。每一部定格动画的出现都是难能可贵的，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花一草，都需要手工创造。定格动画定格的不仅是过程，还有艺术创作情怀。正是这一针一线带来的强烈的感情，让每一部优秀的定格动画成为宝贵的经典之作。正如中国传统艺术精雕细琢的表现方法一样，定格动画艺术沉淀着文化、沉淀着韵味。文章将定格动画概括为四个字，即“珍”“宝”“国”“缘”，分别从这四个方面解读定格动画的特色与传统文化情怀。

一、“珍”字的内涵呈现

“珍”意为珍宝、珍贵。与主流的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相比，定格动画数量较少、质量较高，但定格动画传播速度慢、普及率低，这导致它急剧萎靡。定格动画既没有二维动画那样自由的想象力和表达力，也没有三维动画那样炫目的特效和震撼的场景，但定格动画的角色细腻、真实，还有精致的布料服装、黏土等材质的皮肤、随意变化的动作表情、点点滴滴的画作，可使观影者享受到造物的乐趣。在这个电脑动画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定格动画作为一种清新、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被传承下来。回顾动画的历史，动画在诞生之初是以单幅漫画形式存在的。中世纪之后思想解放，绘画风格由繁至简，漫画开始作为一种讽刺政治的夸张表现手法，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其后数百年间，漫画从讽刺政治发展为讽刺社会，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后发展为有故事情节的色彩丰富的漫画，被人们津津乐道。20世纪初期，电影的发展使漫画随之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动画。幽默风趣的动画展现着深厚的文化魅力，用令人震撼的、神奇的画面满足人们的感官体验，用夸张、个性化的角色表达情感，用风趣幽默的故事表现想象的情节。运用想象力进行自由创作成为动画创作者有力的创作手段。动画通过生动、有趣的形象和故事表达人们天马行空的想法，发挥人们的想象力。然而定格动画创作受限颇多，角色、场景均由现实的材料制作。定格动画与电脑制作动画的高效、夸张、收益大等特点相差较大。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我国著名的动画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较早的动画制片厂之一，出品了很多优秀的定格动画，如《神笔马良》《阿凡提》《孔雀公主》等。在半个多世纪的动画创作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定格动画艺术家，制作了许多珍贵的定格动画作品。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创作陷入低谷。人才、资金的缺失，制约了中国美术片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脑三维动画、Flash动画等快速地发展起来，就连传统二维动画中的描线、上色等手绘工作也被电脑操作取代。在电脑使用越来越便利的现代，动画创作者的选择渐渐偏向高效率的电脑动画制作。一个夜晚的三维模型制作，后期动作表情只需要操作骨架肌肉就可以快速成片，并且生动有趣。反观定格动画，为了表现更流畅的动作和更丰富的表情，动画创作者需要制作几十乃至数百个模型才可以实现，耗时耗力，相比之下，电脑动画制作的优势显而易见。定格动画没有可取的地方吗？时代的发展是否一定会淘汰旧的、迎接新的？近百年来，定格动画虽然发展缓慢，但没有消失，还有人在追求那种情怀，追求动手、玩耍中的快乐。

二、“宝”字的技艺魅力

“宝”意为宝物。下面文章先从定格动画精神层面的意义入手，阐释定格动画是“造物”动画，然后从定格动画的实际优势方面讨论定格动画的发展和潜能，展现定格动画的独特魅力。定格动画具有独特的魅力，它作为一种清新、亮丽的动画艺术表现形式一直传承至今。定格动画是旧物，但不是糟粕。时代没有淘汰定格动画，它还能在现代社会中利用自身的特点不断改进、发展。定格动画的人物和场景取材于大自然中的事物，材料可以是容易造型的黏土，也可以是不能轻易改变形状的金属，人们自由地运用五花八门的材料和工具表达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丰富的材料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也极大地调动了创作者的想象力。定格动画是一门手工艺术，不同的材质和手工制作技艺所带来的定格动画给予人们的视觉享受是其他动画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所以定格动画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定格动画技术门槛低，投资成本相对较低，对器材的要求相对于电脑动画而言也比较低，但并不是无要求。定格动画不是“捏泥巴”，除了要求制作角色的材料丰富、多样且追求创意外，骨架的使用对定格动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骨架（或称关节）是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严格的定格动画对场景和灯光也有一定的要求，成功的灯光布置可以准确地暗示时间和营造气氛。一个影视公司，一个动画工作室，一个学生团队，甚至一位动画爱好者就可以制作出优秀的定格动画。一部优秀的定格动画作品因惊人的创意和细腻的手工而熠熠生辉，这一独特的动画艺术虽不似电脑动画那样，如大河奔腾，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细水长流。

三、“国”字的特色风格

各国动画都有各自的特点，中国的动画创作者只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才能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动画特色。21世纪，世界上的主要动画出产国已经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摸索中确定了自己的动画风格，并且影响着世界。美国动画积极、乐观，娱乐性强；法国动画崇尚艺术，蕴含哲理；韩国动画表达了韩国人平和、静谧的思想，含蓄细腻，平和动人；日本动画深沉、庄严，令人深思。在世界各动画大国的绘画风格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笔者不禁思考：中国的动画应该是怎样的动画？我们看中国动画时，想到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旧的未必是坏的，在这样庞大的文化基石上弘扬并创新传统文化，是一条无法被模仿的路。动画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展现，鲜明的民族特点和风格会在动画中得以体现与传播，这也是中国动画的活力所在和命脉所系。

四、“缘”字的传承创新

下面笔者以皮影戏为例，叙述定格动画与中国的缘分。中国的定格动画创作者应该做到的不是让世界感叹中国的“巧物”，而是要让人们通过中国的“巧物”欣赏中国人的“巧手”，让人们欣赏的不仅是艺术品，还有艺术，传播的不仅是文化，还有精神。早在动画出现以前，定格动画其实就与中国结下了一段“缘分”——皮影戏，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皮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时，艺人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作影人，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配以打击乐和弦乐，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皮影戏其实就是最早的定格动画。皮影戏创作者用兽皮雕刻上色，对大自然中的物体进行加工、创造，使之变成生动的角色，就像定格动画一样，皮影戏艺人赋予物体生命，用角色创造故事。皮影戏对角色的动作要求没有那么严苛，角色的肌肉变化和微表情均很难被表现出来，但在服装和场景设计上别出心裁。定格动画在场景和服装上的要求很严格，优秀的定格动画能通过物件和服装更好地表现出自身的艺术价值。中国古代手工艺术璀璨夺目，雍容华丽的锦衣和精雕细琢的陶瓷，都是了不起的艺术品。从古到今，人们对于中国的手工技艺、人文与建筑等都有颇高的赞许，这样的艺术让全世界人民叹为观止。发展中国的定格动画，用有趣的故事、饱满的角色，配以华丽的服装、精致的器物，一定能让定格动画走向世界，从而继承并弘扬中国文化。从商业的角度分析，可通过传媒手段带动衍生艺术品的发展，获得经济效益。数十年来，我国试过用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和动画等手段传播、弘扬民族文化。人们在提及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时充满自信，却往往忽略了文化最重要的作用——交流。文化因交流、融合而得以接受，因独特而得以傲世。目前，我们在让世界接受我们的文化方面做得还不够。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等用他们自己的叙述方式讲述别人的故事；日本动漫创作者画出了欧美怪谈类作品，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让别人感动。

结语

定格动画“定格”的是一种传统文化情怀，它需要创新、交融，才能越走越远。

作者：邓亚荣 黄迅 单位：广东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刘花.中国动漫产业民族道路探析.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朱学勤.浅谈定格动画的特色教学.科技资讯，2014（18）.

[3]王嵋.中国传统艺术对中外动画片的影响.电影评介，2012（11）.

第七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心理健康教育作用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现代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以国内外心理学领域对道家思想的研究为切入点，以点观面，阐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作参考。

关键词：

传统文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用；道家思想

自我国高校扩招以来，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加上市场经济下，竞争压力大，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的想法存在于大部分学生心中。对处于青年时期的大学生来说，其心理上并没有完全成熟，容易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自闭、压抑、行为怪异、自杀、自残、杀人、伤人等恶性事件在大学生群体中时有发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针对大学生日益严峻的心理健康问题，用传统文化的精华缔造大学生的健康心理，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需要。

一、现代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

1、缺乏理想、信仰

有观念称：八零后、九零后是信仰缺失的一代。以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就业难，腐败严重，贫富差距大，加上教育改革初期，大学扩招，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成倍增长，毕业就等于失业等等问题，让一些大学生感觉前途一片迷茫，没有理想，信仰缺失，浑浑噩噩度日。

2、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进步，物质上的不断丰富，竞争意识，商品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也容易造成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的泛滥滋生。部分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娱乐至上的思想深植其内心。特别是在恋爱婚姻观念上存在严重问题，如试婚、同居、第三者插足、未婚先孕等等。

3、价值观混乱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代大众传媒十分发达，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目前的大学生群体，九零后为主，是生长在网络发达的一代，网络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但是其中充斥的暴力、色情、政治错误等等满是负能量的信息，对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存在严重的干扰，导致其价值观念混乱。

二、道家思想与心理健康教育

在目前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已经与思想政治教育渐渐融合，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教师的教育工作越发地艰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一派思想就在此基础上渐渐步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视野中。当然这仅仅只是中国璀璨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此外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等等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现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联系也越发的紧密。以道家思想来说，道家崇尚自然，倾向辩证法和无神论，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提倡道法自然，无为不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思想主张深受国内外心理学家和学者的青睐。荣格（瑞士分析心理学家）在其著作《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艺术中提出“真我实现”的概念。这是其深入研究道家思想后并纳入心理学体系中的结果。西方人本心理学，以人为主，而非以物，比如卡尔.罗杰斯（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提倡“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疗法。这些人本心理学的观念，也是受着道家文化中自然无为的人性论的影响。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普特执教的《中国哲学课》是深受哈佛学子喜爱的三大选修课之一。在其课上，强调道家哲学家庄子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培养“随性而为”的能力，不能只是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等等。很多有关道家思想内容在其教学中被采用。这是一个道家思想走出国门的一个典范。道家思想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充足的心理学资源。但就国内研究这一方面的学者为数不多，不如国外研究的深入。从国内外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道家文化结合起来的现状来看，道家思想中的心理学内容普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肯定。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上下五千年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心理学内容将是十分丰富的，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

1、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三观”不正确会造成大学生对社会和人生及身边的人和事错误的认识和认知，许多心理问题都是错误的认识和认知造成的。以九零后为主的当代大学生，面临着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人生、社会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对和思考。可是，受当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代一些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非、善恶标准混乱，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内容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合法之道、仁道，是人安身立命的本钱和原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的帮助。

2、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信乐观的生活态度

无疾病、无体弱的状态是较为狭义的健康，人的肉体、精神、社会处于完善状态才称为健康。这种健康强调的是一种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圣人的和谐理想追求是不谋而合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仁者爱人（孔子）”强调的是人际关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心理健康的指导思想是心理和谐，将传统文化中的“和”理念引入心理健康教育才是具有独特生命力的。心理健康的基础是自信、乐观，大学生的心理并未完全成熟，极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引起自卑、消极等方面的负面情绪。在这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是不断进取的，但不能受困于外物，需淡泊名利，崇尚中庸之道。这就是自信乐观的集中体现，比如“否极泰来”（语出《周易》）。这些乐观、自信、和谐的传统文化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信乐观的生活态度，可以有效地调节心理平衡，保持心理健康。

3、有利于学生的人际交往

正常的人际交往是保持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是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校园是大学生步入的社会的前哨，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由于网络的普及，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主要依靠寝室和网络。寝室中人际交往是大学生人际交往中比重较大的一环，与寝室中与其他同学关系处理不好的学生，极其容易产生心理失衡，甚至出现心理扭曲，憎恨他人，打击报复、悲观厌世等负面心理是比较常见的。殊不知，当前大学生自杀、自残、伤人等恶性事件频发的成因，与寝室关系处理不好有着很大关系。网络生活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但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长期的网络生活会导致人际交往能力减弱，容易诱发自我封闭，变得孤僻。和谐思想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种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的比重很大。“爱人者人恒爱之”，孔子的这一主张将完美的人际关系做了标准注解。“礼、义、仁、孝、智、信”的道德主张，就是为了达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目的。因此，将这种传统的和谐人际关系理论引入心理健康教育是十分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进行和谐的人际交往的。

作者：高朋敏 王新峰 单位：辽宁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研究成果[J].才智,2012,29.

[2]经纶.走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视野中的道家文化[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5,(5).

[3]徐秀梅,赵金科.论法家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

第八篇：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

汉字作为中国古老文明的载体，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的古老表意文字之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汉字的传承和记载，中华上下五千的历史文化才经久不衰。作为一种书写符号，它的形、音、义无不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汉字在起到反映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当中，具有其他文字不可复制和比拟的美感。

关键词：

汉字；历程；传统文化

课题来源：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课题，课题名称：河南省国际汉语师资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编号：2016KY39。

汉字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表意文字之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代表的意义也随着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演绎推进而逐渐被赋予更深层次的内涵。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形成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与稳定，而且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自汉字产生后，就注定与传统文化挂钩，它的形、音、义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汉字作为“活的化石”，记载了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我们从汉字的造字方式和内涵，便可以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然而，许多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我们当今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接，通过汉字，我们便可以找到书籍中所记载的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具体内涵。

一、汉字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虽然可信度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确实能够证明汉字的发展历史悠久。在汉字发展史上，由于历史悠久，发展历程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分期是以字体变化为根据，即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但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中的本质变化，因此传统的分期并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关于汉字的本质变化主要还是靠汉字构造方法的变化说明，在此基础上相关人员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包括商代以前的文字；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包括从甲骨文到秦代时期的文字；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同时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包括从秦汉到现代的汉字。

二、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一）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足之本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保留文化至今且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根本，而汉字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足之本。自商周时期甲骨文产生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便逐渐开始兴起。汉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记录了从上古时期到现代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为后人考察某段历史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正是因为有了文字的记载，先贤伟人们才能够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如《论语》《春秋》《四书》《五经》等，被我们后来人所熟知了解。

（二）汉字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保留

汉字是中国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传承、发展繁荣的重要载体。使中国传统文化永葆生机，促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一，汉字作为各民族的通用文字，记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为全世界所震惊的无数发明创造成果，直接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有文字记载的资料。以方块字为主要形式的汉字，体现出中华儿女严谨、有礼貌的民族秉性1。长期以来，中华儿女在汉字书写的千年伦理道德的熏陶下形成了重仁重孝、谦虚礼让、和谐融洽的优良民族传统。第二，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延续和繁荣离不开汉字的记载。汉字早已融入进中华文化里面，成为中华文化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对传播中华文明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方言都可以使用汉字作为书写载体，对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汉字的发展创作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对联等文化，以及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2。第三，汉字创造了谚语、成语、诗歌、对联、散曲等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通过对艺术形象的生动化形象化描述，淋漓尽致的将圣贤们想要表达的精神表达出来。

三、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物质生活

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了采集狩猎到农耕经济的转变，汉字对于中华民族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都有一定的记载，其中对农耕经济的记载最为全面丰富。随着铁器的使用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演进，生产方式也经历了渔猎、畜牧和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相应也出现了与生产方面有关的词语。在畜牧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就是牲畜，牲畜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提高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先秦时代便有“六畜”的说法。伴随着畜牧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之反映“六畜”的汉字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对猪、牛、羊、马的象形汉字最多，这也间接说明了猪牛羊马等牲畜，在畜牧经济时代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3。到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时代，农业文明在汉字中的记载更加丰富。据相关史料记载，我国农耕文明发端于上古时期植被茂盛的黄河流域，一场大火将森林变为耕地之后，“火耕”一词由此而来，这一耕作技术在汉字中反映为“焚”，《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记载的，“焚，烧田也。”

（二）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制度习俗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源远流长，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表意文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深刻而又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第一，汉字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最贴切的反映体现在古老的姓氏文化上面。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姓氏主要表示血统来源，但当时女性占主导地位，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血缘关系也只能靠母方决定，因此子女大都随母姓。第二，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祭祀在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包括对天地宗庙、山川神邸的祭祀都是祖先非常重视的活动。祭祀时采用的方法一般都是杀牲取血、供献牺牲，而这里的牺牲一般指的都是为祭祀所贡献的牲畜。许慎就曾在《说文解字》中把“牲”和“牺”合在一起统称为祭祀品。第三，汉字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习俗方面也有一定的体现。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曾记载，“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因为古代黄昏时迎亲，故“昏”。“婚”是从“女子”和“黄昏”中会意形成的字。“娶妇以昏时”，则是与先民传统的“抢婚”习俗相关，为避免抢夺女子行为引起的骚乱，以及防止女性逃婚和反抗，“抢婚”一般是在日落天黑时进行。因此，“日落成婚”的习俗也逐渐被流传下来，这一独特传统的婚姻习俗在汉字中也被逐渐显示出来。

（三）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汉字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生活和传统的风俗习惯，对我国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如：“以人为本”“对立统一”“天人合一”等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一，古代人观察世界，突出强调人亲眼所见的客观真实世界。在他们眼中，很多事物都包括“人”的特质，并且这种主体性质的思维方式通过不断地演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并在汉字中广泛生动的体现着。比如：两个人坐在地上为“坐”，三个人以上为“众”，趴在地上的人为“匕”等，类似于这样的“人”字构形的汉字还有很多。第二，汉字与许多伦理观念也相关。“君”的古字上面是两只两两相对的手，双臂的内侧是个一个“口”，组合在一起就像一个正面坐着处理政务的君王。“臣”的古字像一个面朝左边，趴在地上行匍匐大礼的大臣，而在《说文解字》中“臣”的解释为一只竖立着的眼睛，人在低头时，眼睛处于竖立的状态，故“臣”字的人体构形展示了为人臣子的俯首屈从之态。“民”的古字更像是一个面向左的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体。到了汉朝，君王的正面坐形改成面向左的侧面形，就是现在的“君”字。臣和民本应该面向君王，表示服从和恭敬，所以由原来的面向左改为面向右，便成了现在的“臣”和“民”。第三，孝文化在汉字中的体现。“孝”字很明显是由上面的“老字头”和下面的“子”构成的，其想要表达的意义主要是小孩搀扶着老人的形象，从字面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孝道”的文化，从小就要尽心侍奉父母，照顾父母。实际上到了汉代以后，孝道被统治者所大力提倡，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来维护孝道，对于不孝顺的子女就要定罪判刑。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最大”。在不孝的所有罪行中，没有后代被看成是最大的不孝。而这里的“无后”主要说的是没有男孩子，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这与当今我们竭力倡导的男女平等背道而驰。除此之外，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讲究“阴阳调和”。它反映的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辩证思想，即在把握矛盾双方统一对立的辩证关系中，用一分为二的眼光去看待客观的事物。

四、结语

汉字作为中华五十六个民族都通用的文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简单书写符号，它是音、形、义的统一结合体。形成于上古时期，被汉民族所发明创造，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到行书等多种书写形式的发展，再到成为一门书法艺术，中间经历了漫长久远的历史演变，才逐渐由繁体字演变成为今天的简体字。研究汉字发展的漫长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和了解到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作为文化的载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不可磨灭。不仅促进了中国汉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和稳定，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有利于当今对中国古老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本文主要通过简单介绍汉字的发展历程，根据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笔者查阅大量有关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从对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浅显的分析中得出：汉字中深深的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为学好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先从汉字中去体会，汉字作为当今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完全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命脉。

作者：季雪冰 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文理学院

注释：

1.徐旭春伊.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辨析[J].参花（上），2015，04：145.

2.紫烟.中国汉字与文化的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4.

3.金嘉祺.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J].赤子（上中旬），2014（15）：63-64

第九篇：中国传统文化产品设计研究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人文和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积淀。如何以设计的手段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将从从中国传统文化在设计方面应用现状和对产品设计的影响着手，归纳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相关性。同时本文还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产品设计中的运用手段，希望以此能在相关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传统文化；产品设计；影响；手段

一、引言

随着时代快速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世界的多元化推进，传统文化也受到了现代社会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其自身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传统文化之重要性在于它往往包含着及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沉淀，并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演变为对美的追求。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文化内涵上，都能为我们的设计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将对我们设计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文化在设计方面应用的研究现状

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各国的设计也都在力求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此来向世界展现本国的形象，本土化文化价值正逐渐被体现出来。从目前我国传统文化在设计方面应用的现状来看，大部分设计师更多只是针对于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的借鉴，仅追求与古代某种相同的符号或“片段”，并没有有效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景观设计、酒店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领域有了较为满意的成绩。但在产品设计方面，设计所传达出来的文化符号，地域特色还不明显。因此，只有让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完美融合，才能形成我们特有的民族设计风格，这也应该是我们现代设计应走之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产品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在此之间，不仅影响了古代的造物设计思想，同时影响了当代产品设计思想，同时也对当代产品设计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天人合一”与当代产品设计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道与自然和谐统一。而当代产品设计中，可持续性设计思想正与“天人合一”具有相同之处。因此，在现代设计的可持续性方面，我国古代“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可为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以及可借鉴的思想体系。

（二）“以人为本”与当代产品设计

尹慧《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及现实选择》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当代以人为本的文化基础。作者追溯了古代、近代民本思想的形成历程，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以人为本思想——产品设计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当代的以人为本对民本思想和人本主义的扬弃。

（三）“知行合一”与当代产品设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是设计哲学的本质。因此，思想与生活实践应是统一为一体的。那么，对于产品设计而言，其影响因素，既包括知识、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也包括形而下的具体造物形式，其过程事实上也是知行合一的体现。因此，“知行合一”的思想也将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对产品设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产品设计中运用的手段

设计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既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表达，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目前来说，在我国设计领域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重视了对传统文化的表达与继承，但总体来讲，当代产品并没有体现出很明确的民族本土化特征。那么，如何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产品设计有效结合，以达到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产品设计对传统文化形式上的借鉴

传统文化的形式是设计师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汲取营养，并将其运用到产品设计中，最容易呈现结果的一种表现手法。这一层次的设计作品往往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提炼、抽象、再设计而产生的。它表现在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图腾纹样，通过设计处理将其运用于产品设计中，从深层的角度来讲，缺乏深刻的内涵。但如果对传统文化的把握到位，对设计目标人群需求明确，对设计的创新性、协调性、整体性都没问题的话，且具有一定的表现力，这同样能够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和肯定。

（二）产品设计对传统文化意境上的借鉴

意境是中国古人追求最高境界，给人一种虚实相生的感觉，体现了生命律动、无穷韵味的境界。例如：中国书法艺术中古人崇尚的意境和精神体现；国画中高远、平远、清远的审美表达；园林设计中曲径通幽、情景交融的艺术诠释；古建筑中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思想境界等。在产品设计中，大部分作品都可以得其形，却很难得其意，因此我们很难做到对古人的这种意境借鉴和应用。产品设计对传统文意境上的借鉴属较高层次，同时也有较高的要求和难度，因此大多数设计师来都难以达到，当然所设计出来的产品也应属精品了。

（三）产品设计对传统文化思想上的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其思想体现在以儒、道、佛等多元文化之中。它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形成的思想结晶，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共鸣的，因此其设计思想是能够迎合消费者的需求的。例如《考工记》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设计理念，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体现，也正是明式家具受世人尊崇原因之一。因此设计的最高层次则为，设计师应继承和发展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思想上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设计出真正属于本民族同时又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设计作品。

五、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可见一斑。如果当今中国设计师想要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就必须要学会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有效地结合起来。当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不是直接的、生搬硬套的，而是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观念、历史以及生活习惯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借鉴，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来表达民族精神。

作者：姜杰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周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0.

[2]崔华春.酒包装设计发展趋势研究[D].江南大学，2004.

[3]尹惠.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及现实选择[D].山东理工大学，2010.

[4]何丽华.传统文化在设计应用中的现状探究[J].设计，2016，11

第十篇：中国化传统文化研究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不懈推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从鸦片战争?始，中华民族在各个方面都遭遇了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与挑战，民族、国家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大地上无数仁人志士虽然经过艰辛的探索，勾画了众多解决危机的方案，却都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民族危亡。直到马克思主义这样先进、科学的思想武器传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使这一窘境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创造解除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文化窘境。中国作为迟发展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是在外来压力和影响下启动的，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处于被动的、消极的状态。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奠定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中国传统化作为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以民族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体形态为存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中必将居于核心地位。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不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飞跃。从文化选择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相促进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并以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为原则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些奠定了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理论基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以民族独立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前提。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成果奠定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中国丰富实践中的灵活应用，与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它们针对相互联系而又有所不同的时代主题，科学地指导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在继承、弘扬的基础上，不断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逐渐为其注人现代性，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发挥作用。这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3传统文化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现代化的不懈推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事业，是伴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而不断发展的，既有理论创新的要求，又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而且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要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将这一工作引向深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恰恰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精神动力。正是在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激发下，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为世人瞩目的人间奇迹，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新的境界。其次，传统文化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优化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和外来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符合文化传播、发展的规律。一个民族吸收的外来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外来文化与本民族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因此，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根，融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发挥作用，必须要有适合其生长的文化土壤。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可能会遇到这样两种情况。其一，产生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多的表面的相似性，如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就与中国的“天下大同”理想有着表面的相似。这虽然可能利于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的传播，但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其二，正如恩格斯所言：“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指导作用。这样两种情况都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展，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器”不对“用”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的深层次内涵正是一种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只有当中国文化逐渐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更为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土壤。因此，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提升中华民族成员的整体素质，就成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而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教训也是没有与启蒙现代思想联合，一方面利用其口号，另一方面却又否定其思想体系，导致公民道德教育的思想体系的逻辑混乱和内容空洞化”。因此，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取切实措施，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教育，促进传统人格的解体和现代人格的生发，从而造就具有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这样才能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的整体素质，在更高层次上坚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基础。

作者：杨宗党 单位：甘肃省华池县乔河中学

参考文献

［1］顾龙生．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方铁，何星亮．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61

［3］路日亮．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397

［4］段治文，钟学敏，詹于虹．中国现代化进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

［6］庄锡昌等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7］王国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4

摘要：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今天，外来文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外来文化入侵的重灾区是高校，重点人群是大学生，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大学生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主动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任。

关键词：

国家文化安全；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一、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

1.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价值理念、文明传承和精神追求的外在体现。国家文化安全根源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是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出现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潘一禾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指对高校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文化自信与自觉、文化自立与自强的教育，使青年大学生对我国观念形态的文化生存和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对外来文化入侵有高度的警觉意识。具体包括：一对国家文化发展的强烈责任意识。对国家文化发展的强烈责任意识，就是大学生应清楚认识到自己在建设文化强国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肩负的使命，认真履行社会职责，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二对外来文化入侵的高度警觉意识。对外来文化入侵的高度警觉意识，就是在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外来文化的源源渗入时，一方面敢于和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国家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消费观念等；另一方面又对外来文化入侵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坚决的对以强权形式向我国输出、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否定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以实现文化“入侵”和“占领”的文化帝国主义说“不”。

二、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外来文化影响高校文化安全的表现

1.对大学生使用语言文字的影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中国与外国交流合作的不断加深，学好外语成为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需要。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高校对外语的过分重视和崇尚潜伏着外来文化对高校学生使用语言文字的危机。俘虏女大学生芳心的韩剧、来势凶猛的日本动漫、老少皆宜的好莱坞大片通过原声放送配以中文字幕的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听觉系统，使大学生在无意识的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耳濡目染”外来语言，并不自觉地模仿运用。高校学生中托福、雅思考试的日益升温，日语、韩语的大行其道，尤其是学生中脱口而出的“SORRY、MYGOD、YESORNO、卡哇伊、欧巴”等无不显现着外来文化对大学生语言文字影响的痕迹。

2.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航船破浪前行的动力引擎，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青年大学生不仅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益人，更是全面推进改革的参与者。但全面推进改革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不可避免地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加上当前中国的改革确实面临教育、就业、医疗、养老、食品安全、环境等大量突出矛盾和问题。而在有图谋的错误舆论引导和西方思潮影响下，部分青年大学生出现了是非观念不清、价值观模糊，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前途悲观等错误倾向，更有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灯红酒绿的侵蚀下缴械投降的。这在不同程度上瓦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冲击着青年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日常生活方式是思想文化的外在表现，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广度、深度的拓展，外来文化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日趋增强。外来文化，尤其是欧美、日韩文化在大学生中的过度渗透，使得大学生的生活方式西化，诞生哈韩、哈日一族。圣诞节里意义非凡的苹果和挂满彩灯的圣诞树，情人节里价格暴涨的玫瑰花，随处可见人气爆棚的肯德基、麦当劳、哈根达斯、星巴克，充斥大学校园的日韩装扮、破了洞的牛仔裤……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文化全球化加剧，但是部分青年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存在盲目崇拜、迷恋，进而跟风的倾向，并因此而自诩为“潮人”。中华民族不拒绝好的外来文化，但也绝不接受恶意的阴谋的文化入侵。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外来文化泥沙俱下、大量涌进，严重地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并潜伏着大学生社会认同的危机，使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挑战。文化安全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改革的深化、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家复兴大业的兴衰成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内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外来文化的入侵更加隐蔽，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大学校园是外来文化入侵的重灾区，大学生是外来文化入侵的重点人群。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提升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使他们在深化改革中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全力履行义务，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

三、深化改革背景下需全面加强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

1.重视大学生汉字的学习与传承教育。现在中小学教育都已经将经典诵读和书法课作为必修内容，因此在大学除了开设大学生人文这一必修课外，可以考虑开设汉语言文字必修课，专门讲授汉字的发展历史和传承，鼓励学生开展汉字文化寻根之旅，使学生对汉字有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对于汉字的兴趣和热爱。

2.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学教育。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创造和形成了以诸子百家为代表、以诗词曲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学。现代大学生往往热衷于网络小说和影视剧作，但对传统文学却知之甚少。高校应该加强引导，以课堂教学、主题讲座、板报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营造学习中国传统经典的氛围，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增强青年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他们承担起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和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重任。

3.加强大学生对传统节日重视的引导。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国统一或地方和民族各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在深化改革的今天，热衷于过洋节的大学生不少，且对洋节如数家珍，而对中国节日的认识和了解却仅限于“吃”，春节吃团年饭、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传统节日在大学生面前显得苍白而尴尬。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加强大学生对传统节日的了解和体验势在必行。如高校以实践作业的形式要求学生春节参与准备团年饭、元宵节自己做汤圆、端午节亲手包粽子等，并要求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撰写实践报告（包括对传统节日的探究、参与的过程、活动感悟等）。

4.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深化改革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显而易见，高校应不断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化于学生的心中，外化于学生的日常行为中。高校要有全员育人和“大思政”的视野，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而是全体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因此鼓励所有高校教师都要发掘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巧妙利用图片、视频、故事等资源，通过讨论、辩论等视听冲击加强大学生对核心价值的认同教育，开展党团组织活动，提升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大学生在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活动中主动承担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重任。

作者：吴武英 叶春林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潘一禾.文化安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魏佳.论新的历史起点下高校国家文化安全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5,(08).

[3]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

第二篇：高职院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初探

摘要：

本文基于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个案的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来了解高职院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的现状，对问卷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探索其课程体系。

关键词：

高职院校；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近三年来，全国高校女大学生失联，电信诈骗，校园盗窃和校园暴力等事件频发，究其原因，还是学生的安全知识有所匮乏并且认识上对安全知识不像专业知识那般重视，并且随着校园内外环境的变化，学生逐渐暴露出治安意识薄弱、防范意识欠缺、自救与他救能力不够。因此，我认为在高职院校开设大学生安全课程非常必要，但是如何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并完善好其体系就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概念的界定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概念

所谓大学生安全教育．是指高职院校安全教育和管理人员依据国家法律、政策，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安全责任、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为主要教育内容，通过入学教育、课程教育和日常教育等多种途径，使在校大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全面系统地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技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今后走向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教育。

（二）大学课程体系的概念

目前在高职院校中，按照“平台+模块”复合人才培养的课程架构方式，课程体系由文化素质课、专业群平台课、专业核心能力课、专业实践课、选修课五大模块构成。课程又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包含文化素质课、专业群平台课、专业核心能力课、专业实践课；选修课含专业拓展选修课、素质能力选修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有些学校将其放在必修课的文化素质课中，有些学校将其归属在选修课的素质能力选修课。

二、大学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的必要性

（一）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高校治安趋势的需要

高职院校管理模式多样，办学理念日新月异，学生都为九五后，比较喜欢彰显个性，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校园开放化，与社会人员互为往来，由于人员的复杂，治安管理的成本和难度越来越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况：

1.分校区办学，存在交通隐患

现在的高职院校多采用多校区合作办学，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专部分校区有两个，中专部有六个分校区，分布在云南省各地州市，其中有大理、西双版纳、普洱、昆明有三个教学点。学生一般都会在校区之间往来开展活动，大二的学生一般也多会去新校区与新生进行互动交流，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就会存在出行安全和交通安全隐患。

2.大量的外来人员给校区的治安管理增加了难度

高职院校后勤集团对社会进行食堂、小卖部、超市等门店的招标，就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员来学校进行经营。并且学校做基础设施建设，就会有建筑公司入驻学校进行施工，外来施工车辆和人员流动性较大，不方便管理。盗窃事件较为突出，外来人员违法犯罪事件也会发生。

3.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日趋复杂

近三年，学校附近酒吧的数量逐年增加，目前已有5家，而且每家酒吧每年都至少发生1起学生在酒吧打架的案件。网吧有3家，KTV有2家，相对而言，KTV偶尔会有打架的案件,网吧相对而言要好一点，没有学生打架事件。校园周边有这些娱乐场所，会导致学生晚归，酒后打架，不仅给学生带来伤害，也严重的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也造成了学校环境的不稳定。

三、高职院校安全教育课程的现状

2016年5月我们对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国土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冶金专科学院、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云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云南艺术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云南城市建设学院10所高校进行了有关安全教育课程的问卷调查，共发放30份问卷，收回27份，有效问卷为27份，占总问卷的90%。通过调查分析问卷，我们发现高职院校安全教育课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纳入课程体系有难度、学生未能全覆盖接受安全教育

从问卷来看，在同类院校，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素质能力选修课的比率为81%，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列入到必修课的学校比率为26%，大学生安全教育教学一般是放在新生入学教育和毕业生实习、就业期间进行集中教育，并且都没有学分。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目前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开设了素质能力选修课，一般上学期开设一个班，人数为60人；下学期开设两个班，人数为120.全校的学生有7843人，选修课主要是针对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大一、大二的学生总人数为5858，就一年来讲，学生接受系统的安全教育的比率为3.072%。

（二）学生对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同类院校中，大学生安全教育开设的选修课，一般60人的授课班，学生的选报率为100%，但是学生上课过程中，对课程的关注率不高，很多同学只是为了学分而来。当你在授课的过程中，强调本节实践课程占期末成绩的40%时，学生才会很关注和投入，对于课程内容的教学，一般的授课过程中可能就关注20分钟。

（三）学校对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一所学校里面，安全保卫部门是属于边缘部门，不被重视，学生的突发事件也是偶然事件，与学校的主要教学部门、人事部门、规划发展部门等涉及到学校的教学、人才、经济发展问题相比，安全问题就有些苍白，而且是小概率事件，故一般安全教育只是放在了新生入学教育和毕业生离校期间进行集中培训。要将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纳入到课程体系，还需要学校的领导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系统的开展。

四、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设计的初探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定位

就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的性质，可进行三层定位：一是纳入到大学生德育体系，作为三生教育或职业素养的一部分进行全院性的授课；二是在选修课体系内，如果继续开设素质能力选修课，则需对学生有要求，就是每个学生必须选，要求在校期间至少要上过一个学期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如果将其放到专业拓展选修课，则要求各二级学院或系部要重新制定专业拓展选修课的课程标准；三是纳入必修课的课程体系，将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作为文化素质课中的一门课程，共开设两个学期，共64个学时，4个学分。在大一上学期和大二下学期分别开设，一个学期开32学时的课程，2个学分。

（二）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1.课程教研室建设

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可建立其教研室，课程的教师可引入学生处人员，各二级学院的党团总支书记，辅导员来作为课程的教师，课程内容可考虑采用微课进行教学，上课可以将视频教学、案例教学、操作演示等方式运用到课程中，并且将微课嵌入手机公众平台，学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来进行学习。教师主要负责监管、抽查和实训演练。

2.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的内容是按照学期来划分，主要包括：国家公共安全、反恐安全教育、人际交往安全、急救知识、外出及旅游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运动安全、防范诈骗、身体健康、恋爱心理、消防安全、回家及返校安全、网络安全、防范艾滋病、自然灾害、应对突发事件、传染病防治、实习及社会实践安全、求职安全等。课程体系是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选择性授课，如大一的学生主要以人际交往安全、学生生活安全、应急突发事件的讲授为主。

（三）适时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和应急演练

校园的安全宣传活动主要是围绕学生开展的活动而展开。如三月份学校举行排球赛，我们主要宣传的是运动安全。安全演练一般是安排在七月份，学生集中军训的时候，我们会组织全体新生的应急疏散演练。在云南大一新生的军训一般都安排在暑假，由于是高原地区，会给学生一年的身体适应期。每半年会开展一次安全宣传月活动，六月份以禁毒防艾为主题开展，十一月份以消防和交通安全为主题开展宣传月活动。

总而言之，安全意识的培养、安全行为及做事风格的形成，学校的安全、文明、和谐与稳定都离不开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又离不开课程体系的建设，而高职院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又需要做到，“领导重视、学生配合、教师专业、课件合理、覆盖率高”。

作者：张意 姚廷超 张峰 单位：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1]周亮.基于完整课程体系的大学生安全教育研究[J].大学教育,2015,(09).

[2]郑琳,蹇瑞桥.安全意识视野下的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J].教育与职业,2014,(14).

[3]阴法楠.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职工教育,2013,(04).

[4]杨勇,秦燕.大学生安全教育视域下的体验式生命教育浅议[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2,(03).

[5]罗华丽.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容及途径探索[J].黑河学刊,2011,(03).

（本文为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校院级科研项目：“平安校园”网站建设研究，编号为：KY201508。）

第三篇：新自由主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摘要］

新文章剖析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冲击，倡导大力开展和平年代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坚定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和利益，在我国建构起多维立体的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需要高校和社会有关方面的积极协调与配合。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继承了亚当•斯密“理性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只有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效率。其主张在遭遇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经院修炼时期”，并逐渐得到雕琢，成为后来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长达十年之久的“滞涨”期，面对新的危机，凯恩斯理论失去了以往的效率，新自由主义作为与凯恩斯学说相对立的经济学思潮不失时机的兴起和发展。之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打开各民族国家资本市场的强烈欲望，适应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向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范式化上升，并于1990年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进而成为美英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工具。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新自由主义更是蠢蠢欲动，再次活跃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新自由主义无孔不入，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多重影响和冲击。我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轨迹各方面都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攻击的前沿对象。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和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志，主张从“自由至上”原则出发，把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将之粉饰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理想价值目标。［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并借此方式控制发展中国家，巩固其国际经济霸权，争夺国际话语权，进而孤立中国;另一方面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派遣经济学“传教士”宣传布道推销其“普世价值”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挑战。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冲击是多方面且综合性的:

1．在意识形态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以经济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为出发点，将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认为人人生而不平等，任何人都具有先天或后天的优势使社会获益，认可资本积累导致的贫富分化。认为精英人士的社会贡献大，主张优待高收入者，以此作为激励使其为社会继续做出更大贡献。［2］新自由主义质疑中国社会主义更人性化、更有兼顾性的分配方式，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对人权的限制和否定，将会导致经济生产效率下降，阻碍经济充分发展，是“谦逊”的个人主义的对立，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是毁灭理性的悲剧。新自由主义把个人与群体和社会孤立甚至对立起来，否定集体主义价值观。［3］

2．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以极端私有化作为体制核心，认为国家有责任为私有化体制提供政治环境。弗里德曼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私有化一定能够带来自由民主和高级经济。受新自由主义的“洗脑”和某些别有用心人士的挑唆，国内一些人在政治体制上主张照搬西方多党制分权制衡思想，无视中国国情，抨击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3．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认为公有制是对个人人权的侵犯，是对群体大众生产资料的独裁控制，主张“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废除公有制为主体。［4］新自由主义否定国家对经济适度的宏观调控，崇拜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通过没有干预的贸易自由、金融自由，实现“世界各国福利”。其实质是肢解发展中国家主权，孤立中国，巧取豪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4．在文化层面，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主要理论载体，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语言的应用和传播，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领域的侵蚀，形成其特有的“文化霸权”和一整套文化入侵体系，并千方百计地将其植入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竭力去影响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二、新自由主义对大学生群体的冲击

大学时代是青年身心健康发展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时期。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较为活跃和敏感，是社会中主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作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前沿阵地，高等院校很自然会遭受新自由主义侵蚀与冲击。

(一)传统价值观遭致扭曲，马克思主义被无端怀疑

1．对新自由主义盲目崇拜，对劳动价值论和公有制制度无端怀疑

新自由主义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国家对社会市场的必要干预，宣扬公有制早已过时，认为国有资产私有化改革能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迅速跻身于“高富帅”的国家之林。随着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大学生能够接触到的这类信息呈几何级数增加;更有甚者不惜运用“翻墙”软件，为自己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提供便利;少部分大学生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出现迷惘与混乱，在思想行为上存在偏差或失误，甚至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社团集会中公开质疑社会主义公有制，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对《资本论》竭尽嘲笑，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理念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崇拜。少数大学生中的那些荒诞的认知和行为，说明了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知之甚少。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并非救世良药，也不是某些青年大学生无根据想象的理想王国，而是如洛杉矶大学安德森教授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深入剖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明确阐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却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美轮美奂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推广和传播利用货币游戏和金融工具所承载的虚拟资本即可“快速提振经济”“一夜暴富”;利用货币霸权的巧妙运作，造成参与国际金融大市场就能创造财富得到高额回报的伪逻辑;鼓吹投机合法化，等等。这些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相悖的虚假论调，在大学生群体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对此缺乏正确的认知，对财富的追逐抱有侥幸心理，存在过度投机、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创业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2．对收入分配不公和健康合理的消费存在认识误区

和平年代主流现象的背后暗藏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资源消费巨大的不平等，那些强势国家和集团恣意窃取弱国和弱势地区的资源与财富，全球南北形成两极分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多数大学生对国家间贫富分化的理解仍然非常肤浅。“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抽象的名词而已。他们对国家间触目惊心的经济和物质悬殊，并没有符合客观事实的清醒的认识。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精英主义”“生而不平等”的个人中心价值观、社会富裕群体和其他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群体的奢侈文化、享乐主义、超前消费观等，对我国大学生的消费观、财富观、人生观造成的冲击和危害程度令人惊骇。大学生中对收入与消费不公的认识出现盲区，消费价值的选择与判断严重错位。一部分青年大学生的消费出现畸形，倾向于虚荣心、身份感、地位感的满足，非正常高档奢侈性消费炫耀性特征凸显，给人以悬空消费之感觉。不少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滋生“炫富”心理，自觉高人一等，有的甚至模仿西方电影、电视连续剧中的情节，出现有暴力帮派、学生霸权特征，打骂、虐待其他同学。也有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为了掩饰贫困，甚至置道德、法律或健康、声誉而不顾，卖肾、卖血、贩毒或出卖肉体，寻求非法收入。这样做，有的只是为拥有一只国际化的手机产品，或者名牌手提包、名牌衣物等;有的由于长期处于自卑和自抑心态，“仇富”心理极端，以致最终酿成流血惨剧。所有这些，从本质上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引发的消费观念扭曲的产物和异化，是大学生群体不能及时辨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并对之疏于防范而导致发生。

(二)削弱民主认同，淡漠社会正义，不利国家宪法的维护

新自由主义抨击我国现行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是“独裁、混淆个人责任、扼杀个人自由”，美化西方多党制制衡思想，认为公民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即“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将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扭曲民主政治意义，异化社会正义的观点，对我国大学生民主观念的冲击不可小觑。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香港“占中”事件。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在西方殖民主义影响下轻易地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他们采用激烈对抗的方式非法表达政治诉求，一些西方国家通过背后策划，提供财政支持，指导教会人员参与等发动“占中”事件，并以此挑战我国民主政治权威，干预我国政治发展方向与进程。“占中”事件本身及此后香港政改方案未通过，充分说明了少数香港大学生已经表现出在政治立场上被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侵蚀渗透的严重程度。我国香港大学生的民主政治教育与大陆脱钩，在爱国主义教育上出现断层，而内地大学生对“占中”事件的态度有的漠不关心，有的甚至认可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国大学生对民主意识的实质缺乏正确认知和理解。

(三)对民族优秀传统和本位文化缺乏自信

新自由主义从文化上对我国传统本位文化的消减和弱化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西方思想的植入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手段多样而具体。而某些主流杂志不断宣传西方“精英人士”的成功之道，虽然不乏有创新、勤勉的一面，而更多传递的是“自我本位、功利主义、无条件竞争”，无情宣扬“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阶级差别”，甚至挑战优秀传统文化，不择手段地摄取财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媒体俨然成为传播某些大国正面形象的傀儡，热映影片中大力包装宣传的“钢铁侠”“蝙蝠侠”“超人”为代表的“救世主”，依然是“精英群体”拯救世界惠及大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标榜。此外，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挑战权威、质疑政府”等思想也在其影视作品中涌现，而影视明星们的奢侈生活、错综复杂的社交方式，社会中的奇谈怪论更是在影视媒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party成为生活的部分，飙车炫技为时尚，演唱会夸张的造型与令人咋舌的大尺度，层出不穷的荒诞歌词，无不传播着“自私、轻浮、傲慢”而“脱离实际与目空一切”，这些都对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造成不小的震荡。从目前高校大学生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方面看，一部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不足，文化认同度、参与度很低，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礼仪礼节、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等的继承日益淡漠，缺乏自信，接受的自觉性明显微弱，自信和信仰危机重重。试问有多少大学生会包饺子、汤圆、粽子、月饼，演奏民族乐曲，能准确说出二十四节气，能在言行举止中得体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与此相反，大学生群体中对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的崇尚却一年胜过一年。对西方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热衷，对父母直呼其名的失礼，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轻浮性行为的存在等，已经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渗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国家经济发展同本民族文化素质下降及道德滑坡之间的突出矛盾。

三、构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国家安全不仅需要国家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国防装备来保卫，还需要国家公民在精神意识和意志上时刻警惕和自觉抵御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侵袭。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套学术理论，已经全然成为一套完整的冲击我国主体价值观、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工具。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大学生群体多方面的影响仍在继续扩大，它必将冲击我国民族发展、社会构架、乃至国家机器，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一)加快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创新

主席在“8•19”讲话中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意识形态构建之根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读受新自由主义冲击的社会现实，并将之作为危机防范意识构建的创新性源泉，是我国目前的紧迫任务。在我国意识形态构建方面，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危机防范意识的构建过程中，不能采取教条式脱离实际的教育方式，需要在内容上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探寻一套科学的有体系的方法以增强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鉴别能力和敏锐性。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对新自由主义的了解度为20．1%，高校教师对新自由主义的了解度为27．9%。新自由主义在高校学生中的影响度为17．6%，对高校教师的影响度为23．1%，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度为36．9%。从数据显示的结果来看，新自由主义在我国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对马克思理论再挖掘与创新性的解读，结合马克思经典的论述，对新自由主义反人类、反自然的邪恶行为予以有力回击，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转化为教材内容，推进课堂，在高等教育教学中进行广泛推广和传播，使之真正进入大学生头脑中，解答他们关注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也是大学生危机防范意识构建的重要举措。因为只有让大学生群体从思想上行动上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有辨识能力，才能真正给他们提供安全、有效的思想阵地。

(二)建立多维立体化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机制

1．有效利用各种新媒体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网络平台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制高点，它已经深刻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与效率。因此，我国应当适应时代变化，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有效利用体现新技术力量的媒体，把握传播制高点、主动权，引导和监管新媒介技术的科学使用，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传播方式和途径，培养大学生践行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意识形态危机的防范，提升大学生素质教育水平。在这方面，不仅需要高等教育研究和把握新技术媒体的传播方式与规律，利用新技术媒体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有效传递正确价值观、世界观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使青年大学生有危机防范的辩证认识态度;还要学会运用新媒体挖掘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大学生中泛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对西方思潮对在大学生群体冲击的深度和广度进行调查和掌握;对高校各种新技术媒体包括网络安全进行有效建设与管理，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才，及时研判网络舆情，科学有效地分析网络环境状态，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和过激思想言论的传播扩散。

2．构建家庭—社会危机防范联动预警机制

高校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需要建立应对西方思潮的社会系统危机防范预警机制，以社会系统整体力量防范危机、化解危机同样重要。面对代表邪恶势力的新自由主义的猖狂进攻，一方面，政府应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同危机制定相关的应对措施和法律法规。在社会系统中也相应建立危机防范咨询和管理机构，普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回击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家庭是青少年危机防范教育的主要阵地与重要环节。国家安全与危机防范意识的培养要从儿童抓起。家长首先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随时洞察青少年身心成长路径，重视危机防范意识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重要性，并以此为目的与孩子沟通、与学校互动，共同帮助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的危机防范观，预防性地抵御西方不良思潮影响和冲击的联防工作也势在必行。只有构建好“家庭—社会危机防范联动预警机制”，才能更好地做好危机防范工作。

3．丰富校园文化建设，树牢可持续发展观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不能仅靠抽象的理论说教，还要以客观鲜活的案例和丰富生动的方式激发大学生思政理论课程的学习热情，并借此培养他们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危机防范意识。这需要构建一整套常态化的校园思想政治文化建设机制。坚持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监管，相关部门加强协调，有效增添各类载体的专门文献资料，在校园中大力开展宣传危机防范典型、道德模范、杰出校友等活动，扩大身边人和身边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甄选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政理论课建设的合理主题，开设高质量影响大的诸如民主法制、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安全、民族文化传承、资源保护与利用、可持续发展等相关专题讲座，增设针对性强的公选课程，各项工作坚持讲求效果，形成长效化的落实机制。以大学生群体为生力军，动员社会群众参与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建设，发挥“同期群效应”的影响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才能更有效地防范和抵御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侵袭，也才能真正做好当代大学生群体意识形态的危机防范工作。

(三)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思想建设

高校教师队伍的思想建设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和大学生危机意识构建的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大学校园管理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思政理论课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精神文明的宣传主体，要以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引导和帮助学生，为学生释疑答惑。此外，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不能仅靠思政教师，整个高校教师队伍都应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都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性、科学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及思潮正确辨析，自觉抵御，进而促进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之建构，真正确保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和意识危机的防范应对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要求一致。

作者：陈玲 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其庆．新自由主义本质辨析［J］．经济学家，2004，(5)．

［2］〔英〕哈耶克．冯克利，等．哈耶克论文集［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3］〔美〕诺姆非•海铭．季海宏．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5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高校应积极促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使高校成为创建21世纪新文化的主力军，不断提高大学生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能力。

［关键词］

大众文化；高校；校园文化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向，即大众文化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一种社会文化。高校校园文化归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它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为底蕴凝聚着该学校的历史和精神传统，融合了社会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在校园中的体现，其浓郁的学术气息、高雅的审美趣味、蕴含的科学精神，发挥着为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校园文化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其主张伦理价值的严肃性、规范性，追求学术性和创造性，具有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大众文化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娱乐，具有可复制性、通俗性、无深度感。作为受市场经济导向的市民文化，以个性化、非主流为追求，亦被喻为快餐性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作品一般都是通过现代技术或科技手段以较快的速度复制或炮制并抛售给大众。大众文化之所以占有市场一席之地，是因为其产品某种程度上是大众所需的。大众文化也并非全无进步的、合理的、有用的要素。大众文化所表达的平等性、亲民性、全民性和世俗性的融合思想，有利于促进整体社会文化多元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它能让平民百姓深深地感受到个人存在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极大地激起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和积极的热情［1］。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大众文化客观上正使当代的中国意识形态发生着调整和改变，拓宽了民众交往的公共文化领域，促进了弱势群体逐步向具有自主意识和价值的文化主体的转变，加速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步伐，这些作用都是有目共睹和毋庸置疑的。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大众文化发展得很快，如我们广为熟知的大众文化形式肥皂剧、选秀节目、娱乐性广告、报纸杂志等畅销的消遣娱乐版面、KTV、街舞、追星、摇滚、流行歌曲、家居装修、时装展示乃至产品的包装与企业的文化形象等等。高校校园文化预示和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相比较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受众较广的世俗文化，更具有平民性，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百姓的精神享受。高校校园文化与大众文化虽有差异，但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精神思想、学术指导与智力支持，大众文化也为校园文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应用领域。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弥补、渗透的矛盾与冲突，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双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彼此升华与提高，而非共同否定与消亡［2］。对社会文化发挥引领作用的高校校园文化与满足百姓个人价值需求的大众文化间的冲突是相对的。包括校园文化在内的精英文化虽然在百姓中的受众群相对较少、普及率也不高，但因其注重价值意义的精神追求，对于提升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同时，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它来源于广大群众，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与理想，深受百姓的喜爱。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利于扩宽受众者的广度与宽度。加之，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功能也将发挥更大亦更广泛的作用、将更多地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起，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不仅带来物质上的大众消费，而且带来精神文化上的大众消费。中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文化意识也开始从意识形态性的完全一体化向多元文化形态分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以平民性、娱乐趣味性、通俗性和随意性为内容取向和价值取向，易于在大众中传播的大众文化开始萌芽并日趋繁荣，而以学术性、精英性、权威性与社会性为价值取向的精英文化正在走向衰落。改革开放初期具有大众文化性质的作品一般是从港台或海外传入大陆的。例如，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抒情歌曲，《霍元甲》、《上海滩》等电视剧，以及三毛、琼瑶等人的言情小说等。更加刺激、更具挑战意味的摇滚乐也被从海外引入，受到了青年人的喜爱。这些大众文化产品的传入使中国大陆民众了解了大众文化，同时也有力地催生了大陆本土化大众文化的生长。“超女”现象、小沈阳、郭德纲、周立波等在受到某些知识分子抨击的同时也受到了大众的吹捧和喜爱。百家讲坛于丹、易中天、纪连海、孔庆东的迅速走红，表明精英文化开始放下高雅的“架子”逐步走向大众，满足大众的知识和情感需求。大众文化来势汹涌、精英文化逐渐受到歌星、明星等的冲击，知识分子抑或冷静地蔑视，抑或进行理智的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然而，大众文化依然我行我素，最终，在“人文孤岛”上的精英们只能通过批判大众文化、呼唤人们追求和向往精英文化中证明自身的存在［3］。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开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4］。随着高校不断地扩招，加之放宽了入学年龄等，使得各种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良莠不齐。大众文化中充斥了新奇、时尚的元素，而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尚待成熟的年龄阶段，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和尝试欲，这加速和拓宽了大众文化在校园文化的推广与传播的进程。高校校园文化有其独特的学术氛围和理性自由的思想，承担着智力支持、精神堡垒、育人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以营利为目的之一的大众文化为高校带来了浮躁、追求利益的气息，给校园文化的学术性和独立性带来了强烈的影响和冲击。高校的校园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中相互碰撞与冲突，主要表现在大众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冲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深入和大众文化不断兴起、精英文化不断衰落的背景下，随着现代社会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和人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来势汹涌的大众文化不断对高校校园文化进行着冲击和渗透。这使得具有“象牙塔”之称的高校充斥着各种思潮，价值观念日趋多样化，也反映出高校校园文化中某些大众文化的特质。（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积极影响

1．大众文化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容

在校园中不断渗透的大众文化带动了校园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校园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改革开放以前的高校校园文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精英文化意识，以学术交流活动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为主要内容，如党团活动、党史知识和意识形态教育讲座、书友会和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等等。改革开放以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校园文化活动的蓬勃兴旺，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社团组织等在校园中兴起。这些文化活动并不是完全具有价值观意义，而是学生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组织和推广的。例如，校园歌手大赛、化妆晚会、模特服装秀、电影节、艺术节、hiphop街舞比赛、选秀活动、FLASH设计大赛、摇滚等等。校园“文化衫”热、王朔的“痞子文化”和周星驰的“无厘头”语言大受学生追捧。手机短信、QQ、博客和微博是学生们相互交流的主要方式。这些几乎都是各种大众文化在高校中的重现。高校校园内，大众文化冲击了传统价值和道德观念，以学生所熟知和喜爱的表现形式呈现在校园中，这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生活、扩宽了大学生的视野和交往空间，也满足了他们不同层次的文化诉求和需要。

2．大众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的不断社会化

社会化指的是个体向他人或社会不断学习并逐步获取生存和生活的资格，主要是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5］。作为大众媒介最忠实的观众和听众，大学生是当代大众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大众文化成为大学生不断社会化的重要文化环境因素，深深地影响和“重塑”着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6］。大众文化中所包含的另类社会习俗与沟通形式、人际交往和道德理念等与学校教育的方式有所差别，更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学生们更乐于接受。因此，大学生在接触大众文化并与其互动的时候，可以客观地体会到各种社会角色，在不断调试着个人与角色间的互动中培养了他们适应社会角色的能力，循序渐进地促进了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使其逐步成为“社会人”。

3．大众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大众文化所具有的进步性和超前性，促进了大学生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催醒了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甘心做学习的工具和被动的教育接受者。大学生充分挖掘和利用大众文化中各种语言、象征符号和行为模式来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开始发现另外一个丰富多彩、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各种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他们可以挖掘自己的兴趣爱好，减轻严肃的政治色彩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约束，真正体验到“行随心动”、“我的地盘我做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实现个人的价值。他们要以自己天下独一无二的身份走上属于自己的舞台，书写自己的青春故事，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痕迹。他们勇于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来选择衣着服饰、行为方式和兴趣，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不在乎是否能够被人理解，毕竟有他的同龄人作为彼此的追随者和观众。

4．大众文化缓解了师生的心理压力

当今的大学生承受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同时在人际关系、学业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困惑。同时，高校针对教师的教学科研业绩考核体系也给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大众文化在校园中的兴起和发展，给广大师生带来了形式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QQ或MSN聊天、“BBS灌水”、浏览新闻、BLOG、微博、玩游戏、看电影等时尚流行节目，等等。大众文化不仅给大学生提供了视听快感的快餐式消费，还让他们在娱乐中获得了心理安慰和精神鼓舞，如在网络游戏中大学生可以扮演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权威角色，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信心与动力。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广大校园文化主体的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也使他们学会了乐观地看待生活、享受生活。在拓宽他们生活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同时，转移了大学生紧张与焦虑的不良情绪，强化了他们的心理安全与社会认同感，调节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平衡了心态，使其在丰富的感官体验和审美愉悦中陶冶了心灵，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有序化发展。

5．大众文化加强了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功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也被席卷进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高校通过不断扩招、产学研相结合等逐渐将大门向社会开放，在高校与社会间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作用因此不断凸显出来，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形式多样的大众文化激发了校园人积极采取行动，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挖掘校内外有效资源，凭借发达的传媒和科技手段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在当前社区文化与校园文化不断交融和接触的过程中，高校文化娱乐活动，比较常见的形式有大学生深入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歌手大赛等。在当前讯息发达的时代，过去曾经被垄断的相关资源呈现出平民化、个性化的色彩。校园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多地开始尝试自主创作、出版、发行书籍、做音乐、出唱片、拍短片和电影，等等。这些活跃的大学生活动吸引和凝聚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与重视，凭借大众媒体和社会、民间资金的支持，拓宽了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空间，也增强了公众对其的关注度，校园精神、价值理念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渗透。此外，昔日深居在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们也一改往日著书、发表文章、讲座等传统形式，利用当前大众较为热衷的网络和媒体等媒介手段来向公众传播思想和专业学识。这势必加速了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作用。

（二）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消极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传播与渗透，大众文化自身的弱点使得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1．大学生过于追求文化活动的感官刺激和娱乐功能

大众文化之所以受大众喜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是一种流行性文化。踏着时代的节拍，紧跟时尚，推崇娱乐和猎奇，看重非主流和宣泄，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大众文化大都被现代传媒所接受、认同，是因为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通俗性，这些都成为大众文化在当代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它不断地追求时尚和流行，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瞬间文化”，流行歌曲、网络红人昙花一现，怪异、另类时尚稍纵即逝，一次性文化产品随处可见。大众文化为了满足受众的口味，甚至有的是低级趣味，一味地追求娱乐和感官刺激，误导受众的审美情趣。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发育尚待成熟的时期，长期沉湎于此的学生只愿意感受和接受简单的、肤浅的事物，单纯喜欢这种感官体验性的新奇，而对那些具有深奥道理和深邃的思想不再感兴趣，甚至排斥。

2．高校具有明显的商业氛围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求学期间兼职、开网店、摆地摊、开公司等，这一方面缓解了当前就业的压力，培养了学生的创业意识，锻炼了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这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观念会影响一代代校园人，势必会给校园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校园里，教学楼、行政楼墙壁上挂着的液晶电视，主要播放各类精彩的商家广告和促销活动信息。在经常举办的校园文化娱乐活动寻求商家的赞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甚至有些活动是商家在校园中全力“倾情奉献”的演出，这实际上是商家的促销活动，这虽然为活动解决了很大的一部分经费，但商家冠名、商品促销、竞猜活动与校园文化活动糅合在一起。在活动中由于过多的商业表演活动使得学生们自己设计、排演的机会减少，并没有起到校园文化活动本身应有的作用，严重地影响校园文化应有的高雅性、纯洁性和艺术性。

3．大学生审美具有世俗化倾向

校园审美文化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民族传统文化、严肃的文学艺术遭受冷落，通俗浅薄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大受学生欢迎，大学生的审美趣味逐渐走向低俗。80年代深受大学生欢迎的诗歌、散文已经被现在的大学生所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流行歌曲。在审美方面，他们不再崇尚含蓄、古朴和心灵美，而是更多地追求外表美。具有通俗性和无深度性的大众文化受市场导向影响较大，其审美倾向也深受当今市场经济的影响。如周杰伦的“蜗牛”成为上海中学生首选的爱国歌曲之一，高中、大学语文教材中分别加进了金庸的作品和罗大佑的歌曲，“超级女生”唱红大江南北，德云社的全国巡演，等等。近年来，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在校园中比较常见的是偶像崇拜，在歌星的巡演现场、会与签售会等场合上，有偶像的地方一定就有大学生“粉丝”。而提及汤一介、黄昆、钱钟书、季羡林的大名时，有的学生竟然闻所未闻。随着手机、电脑、网络等通讯设备的普及，大学生已感觉到传统文学、传统阅读方式已经过时，很少有学生喜欢阅读传统文献资料，图书馆中的古籍、经典文献书库形同虚设。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大学生对网络文字、网络文学反而倍加热爱，网络歌曲、网络语言在高校校园中不断盛行［7］。在当今就业压力大的背景下，受此类大众文化的影响，有的大学生放弃学业学习文艺或体育特长，频频参加各种选秀活动，甚至有的大学生放弃了所学专业，或“身在曹营心在汉”，抱着“六十分万岁”的心态，梦想一夜成名、成星。4．高校学术氛围日渐浮躁为了迎合和满足大众百姓的口味，大众文化日趋平白、通俗，其语言、符号更趋于简短、平面化，甚至庸俗化。这不利于文化深层内涵、意义的传达，削弱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大众文化对社会现实揭露的程度，只沦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与调侃，不断丧失了文化持重的、悠久的、深层次的文化品性。高校具有教育的功能和向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及捍卫精神堡垒的使命感，应有其独特的价值定位和独立的文化精神，校园中应具有理性的、学术的和自由的文化氛围。而大众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赢利。随着其在高校校园中的不断渗透与蔓延，市场和社会的商业模式、纷繁复杂的浮躁的气息、对物质的占有与渴望的唯利益论也慢慢在校园中弥散，大大地冲击和威胁着校园文化的学术性，形式上较为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潜藏着经济因素。譬如，要想成功举办一项活动就要协调和说服一些企业提供经济赞助，几乎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有关于某某公司或培训机构的广告宣传，大学生对歌星、影星的演唱和宣传活动的热衷程度远远超过教授的学术讲座，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校的学术气氛。大学生几乎很难从具有媚俗性、煽情性的大众文化中领会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因素，在愉悦中几乎学习不到有价值的知识，而大众生活和媒介中的浮躁、不稳定心态和气息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大众文化娱乐时间侵占了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这极易使他们陷入花样繁多的文化产品的消费漩涡之中，既迷失了自我、荒废了学业，又耽误了青春年华［8］。在高校中、抄袭、拼凑、交易等学风、学术腐败现象屡有发生。高校中有些教师也急功近利，不能静下心来踏实做学问搞研究，有的忙于办讲座挣钱，有的为了晋升急于出成果而急功近利，有的面临论文难于发表、著作难于出版、申报项目难的现状，于是就抄袭剽窃他人的论文和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而不择手段，这使得粗制滥造的“学术成果”充斥校园和书店，学术文化水平大幅降低，学术氛围越来越浮躁。有些学者为了所谓的“创新”将国外的外文文献翻译过来变为自己的学术成果，而并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社会需要，根本没有实际价值，也体现不出中国学者的独立创新精神。我们的研究都是纸上谈兵，平庸肤浅，是何等的贫乏和不着边际［9］。总之，随着大众文化的传播，它对校园文化的负面冲击非常隐蔽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长此以往，校园文化将会逐步成为大众文化的附庸。

二、大众文化影响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一）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促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

精英文化是以知识分子文化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精英文化应该是高校的精神支柱，是校园文化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每一位大学生都应具备的精神体验和文化素养，目前高校中呈现精英文化式微、大众文化兴盛的局面。在当前大众文化产品市场和社会观念混乱、文化价值分层加速的背景下，精英文化不应放弃本该具有的一贯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文化立场，更应“站出来”承担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价值导向功能。花样繁多的大众文化也有利于丰富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增强精英文化在百姓生活中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在两者的接触、碰撞等良性互动中，逐渐形成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和深远感召力的高校校园文化。

（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也是社会发展、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础和动力。高校应引导校园人正确、客观地看待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应精心选取一些大学生乐于并易于接受的、对促进社会发展有利的国学精华并在课程设置中加入，这是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其中尤其要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大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熟知和理解、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有利于增强其分析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热情与能力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应不断改变僵硬的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方法，在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提炼国学的精华部分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以提高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道德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高校应积极探索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各种有效形式，使其激励、引导和育人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以增强大学生对唯利益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的防御和思辨能力。科学研究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创造、学习和传播科学文化是高校师生的共同追求。大学生不仅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怀揣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高校教师应该崇尚和实践治学严谨、不断探索真理、敢于纠正错误、批判和干预谬误的科学研究精神。在这样的校园文化气氛中，大学生将深受其熏陶和影响，养成追求和弘扬科学精神的气度。高校作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应当深入研究和探索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将历史的积淀与现代的诠释加以融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并举。借鉴传统文化和借助现代科学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从而使校园文化得到不断的更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使高校成为创建21世纪新文化的主力军

西方学者早已指出：西方文化的渐趋没落和衰弱，已表现出各种劣迹，人们将寄希望于东方文化来摆脱精神枷锁的束缚来拯救人类。我们大可不必因此类论断而欣喜，但应抓住世界文化重新组合的契机，不断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使高校肩负起文化创建的重要历史使命，在创建21世纪新文化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高校不仅应该保持其应有的创新性、独立性的先进文化理念，而且更应研究挖掘新时期高校的文化魅力，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来展现高校的文化品位。高校教师应深入探讨道德教育的目标与文化内涵，转变仅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来代替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的教学模式和思维定势，不仅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伦理价值观，更应注重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德育环境和气氛，培养其独特的文化鉴赏力、创造力、批判力、意志力等等。从文化层面重视对学生的心理教育，使其能够在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公与私、虚伪与诚实面前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

（四）不断提高大学生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能力

席勒认为，美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的感性与精神力量总体上尽可能的趋于和谐统一，在人格中逐渐凸显人的理性。美育会使人的感性与理性在交融的过程中达到升华，并且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在理性的层面上达到和谐与统一［10］。当前，不良的大众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校园文化，很大程度上在于学生没有足够的审美能力。同时大学生在校期间，自由发展空间大。高校在学科设置方面又缺乏提高学生审美和艺术修养的课程。因此，学校应努力创造条件，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评价大众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如开设美育、艺术教育课程，包括舞蹈、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等。让学生在对美的欣赏、评价、想象和创造中，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逐步积累审美经验，不断增强审美能力和艺术批评能力，久而久之，将审美意识和心理逐步转化为日常行为。

三、总结

总之，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高校应认真把握好大众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积极吸收大众文化中的精华，增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提升作用，重视对学生的传统文化、科学精神和审美能力的教育和培养，尽量规避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负面影响。

作者：于滨 单位：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参考文献：

［1］［7］于杰，高日晖．当代大众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文化学刊，2010（5）：46－47，48．

［2］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52．

［3］徐圻．冲突中的交融［J］．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5）：22．

［4］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5］迟成勇，杨湘红．大众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2）：34．

［6］王立科．城市精神、大众文化与青年社会化［J］．当代青年研究，2003（4）：41．

［8］庞桂美．大众文化的泛滥及其对校园文化的影响［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8．

［9］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1996（2）：110．

［10］仇春霖．大学美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3．

第二篇：高校校园文化思政功能与实现论文

【摘要】

高校的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是高校育人的重要平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应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本文就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功能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探讨了在当前形势下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政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

高校；校园；思政功能；实现

一、前言

高校校园文化营造的精神环境和氛围，将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影响。校园文化是影响大学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新时期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因此，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时，要与时俱进，顺利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的精神内涵，坚持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促进校园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二、高校校园文化在思政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一）高校校园文化可以起到一定的育人作用

育人作用是高校校园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高校的校园文化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家风，一个学校的校风也会对学生起到一定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大学生处在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未完全成熟的阶段，在大学的阶段正是培养塑造三观的一个过程。高校的校园文化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校校园文化的教育作用体现在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培育学生的性格，陶冶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得以综合全面的发展。校园文化是校园精神文明为建设的重要平台，服务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校园文化的这种作用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目标是不谋而合的，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进行。

（二）高校校园文化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校园文化体现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随地都在对高校的学生和老师产生着影响。高校的教学活动和各项校园政策的开展以及学校的文化底蕴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校园文化。因此，校园文化必然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不同的校园文化塑造着不同思想和风格的学生。先进的校园文化必然会承载一定的思想政治功能，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优秀的理论去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优秀的校园文化可以为学生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使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理念和行为准则，并为了理想坚持不懈的奋斗下去，在一定程度成为学生的精神动力的来源。正是校园文化的这种导向作用，才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三）高校校园文化有一定的凝聚作用

高校校园文化是校园价值观的一种体现，高校校园文化营造的文化氛围可以对学生的信念、情感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校园文化可以提升学生对共同的校园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认同感，增强作为学校一员的使命感和归属感，使学生产生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也可以在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所体现。高校的思政工作，就是要针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的灌输与培养，通过将党的理念、纲领在学生的思想内渗透，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

三、高校校园文化对于思政工作的实现

（一）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建设校园文化

要想很好的实现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政功能，需要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和支撑，来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因此，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先进思想的引导，将新时期的校园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内涵。高校的校园文化通过先进的理论的武装，以正确的舆论和高尚的情操去引导和鼓舞同学，才能使广大高校学生具备一定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弘扬主流文化，强化大学生的接班人意识

高校以育人为主要目标，其校园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无形力量。在目前社会多元文化的侵袭中，高校的校园文化更应该加强主流文化的建设，坚固思想政治教育的真谛，提升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的接班人意识。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把握正确的方向，明确我国的现阶段的特征。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手段来对大学生进行一定的引导。还应该激发大学生的成才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只有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才能，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应该全面的提高学生的素质，使他们能够在知识和才能上与时俱进。

四、结语

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新形势的要求下，高校校园文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实校园文化的内涵，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使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充分的发挥。我们必须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政功能，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李帅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忠迪.高校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评述[J].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01).

[2]赖婷婷.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3.

第三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新闻摄影作用浅议

［摘要］

高校“校园文化”是在特定的大学区域内，以学生为主要群体，多层面、多形态的综合性文化现象，随着高校的产生而产生，高校的发展而发展，对于学生的健康发展起着巨大作用．根据新闻摄影的“图像化”的信息呈现方式，通过高校新闻摄影的特征与功能分析，重点研究了新闻摄影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教育、舆论、纪实、审美、沟通作用．

［关键词］

新闻摄影；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作用

高校校园文化伴随着高校的出现而产生，是一种综合性的多层面、多形态的文化现象，是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特有的“文化标签”．新闻摄影具有真实、宣传、教育、美育等功能．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新闻报道、教学研究、团学活动等学校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文字是从时间、空间上，以陈述的方式延伸事件．图片则是以重现历史的视觉冲击使事件变为永恒．图片与文字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镜头感，是通过视觉语言讲故事．读者在观看新闻网、宣传栏、院报时，一般最先爱看的是图片，因为具体可感的影像给人视觉冲击力，色调分明可以让人产生臆想．同时，高校开展的新闻摄影课程、创作及成果，具有教育、纪实、审美、沟通、舆论五大特点，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承载着培养德、智、体、美全方面的、具有创造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任务，也承担着传播、发展校园文化建设的神圣使命．充分利用新闻摄影的五大特点，在构建自身的同时，也可以映射出校园文化与教育的完美结合，提升校园品味，对进一步探索高校特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高校新闻摄影的特征

随着教育事业迅猛发展，高等院校在校人数越来越多，专业领域越来越广泛．虽然高校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是教职员工和学生两大群体，但它折射的是以学校为分支、浓缩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范围和环境下进行图片拍摄，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

1．1新闻摄影技能的全能性与专业性

摄影的题材很多，新闻摄影最难把握．因为它主要是以抓拍的方式，突出事件的时效性、真实性、典型性和现场感．高校新闻摄影人员必须要熟练掌握全部的摄影技巧，不单单只是新闻报道，其中还包括静物、人物人像、体育、风光等．由于高校摄影人员配备有限，分工不是很明确，因此，摄影工作者必须要熟知各个题材的拍摄，还必须要熟练掌握数码影像的后期制作，才能更好地适应高校的新闻宣传、群团活动、教学研究等摄影工作的需求．

1．2新闻摄影工作的广泛性与独特性

高校新闻报道群体是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主要是反映这两大群体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以及精神风貌等．摄影工作者承担着记录学校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发展沿革、党团建设，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人才师资培养、后勤保障服务等重大事件．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虽然开展摄影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却很广泛．广大师生不仅可以通过校报、宣传栏、画册等传统媒体了解学校的动态变化，也可以通过新闻网、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体寻找身边的好人好事．对于高校摄影工作者来说，不仅具备较高的摄影专业技术水平，还要多关注校内外热点话题，不断加强媒介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高校新闻宣传工作，提升高校摄影图片的拍摄水平．

1．3新闻图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高等院校蓬勃发展，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随着新型媒体的介入，广大师生对新闻图片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高校的新闻图片传播以校报、宣传栏、校园网等为主要载体．在新闻报道中，文字是以描述见长，可以使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得以延伸．新闻图片则以直观的、一目了然的方式呈现，给受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摄影是借助于图片“语言”来传播的，以镜头来展现事件意义，通过瞬间的历史重现，使事件变为永恒．读者在观看以院刊、宣传栏、校园网等为载体的报道时，往往首先爱看图片，因其丰富的图形和色彩呈现出来的是具体可感的影像，给视觉带来一定的冲击;构图布局的取舍与色彩明暗的对比，可以使读者产生意向性的联想，加强“描述”的可读性［1］;一幅成功的新闻图片所反映的人和事，可以牵动着读者的喜怒哀乐．“图像化”的信息呈现方式适合读者的阅读思维和习惯，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探索高校新闻摄影特征以及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可以充分利用新闻摄影可读性和感染力这一特点，使高校在构建自身的同时，映射出校园文化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从而提升校园文化的艺术品位．

1．4摄影工作者的政治观念和文化素养

高校的图片拍摄者很多都是“双肩挑”，他们不仅要进行前期拍摄，掌握摄影拍摄技术和技巧，还必须具备后期处理、编辑图片的能力;要了解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国内外的一些重大时政，还必须要整体把握学校的情况，使图片报道突出重点，展现特色．由于新闻图片具有“一图胜万言的功效”，对于学校平淡的体裁中，图片编辑必须善于发觉新闻的价值，以小见大、推陈出新［2］．一张图片的拍摄，可能受到时间、地点、环境的影响，不能非常好地表达新闻事件的主题．这时，摄影工作者就必须要按照核心思想，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对图片进行适当的处理．学校读图群体主要是在校的青年大学生，他们的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审美追求也较高．这就要求新闻编辑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深刻的思想意识，较强的读图能力，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美学功底，了解学生心理特征，使图片报道更新、更准、更具感染力．

2新闻摄影在高校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2．1宣传教育作用

高校是传播和发展文化的地方，不仅承担培养高层次、高水平人才的任务，同时承担着传播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神圣使命．新闻摄影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新闻图片是一种直观的教育形式，以人和事的真实形象报道事实，以图片的呈现方式报道新闻，使读者可读、可视、可信，大大满足人们“先睹为快”和“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虽然学校只有教师和学生两大群体，但随着高等学校的发展，校区不断地分散，师生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高校就像浓缩的社会，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事件发生，把学校近期重大事件以新闻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以新闻网、宣传栏、文化刊物、摄影图片展等载体展示在师生面前，还可以借助微信、微博新媒体进行网上摄影图片评论，以此更好地彰显学校的办学理念、自身特色以及综合实力．这些直观可视的图像信息，有利于学校和师生、学校和学校、学校和社会相互间沟通和交流，让师生和社会全方位地了解学校的教学、科研、招生等动态，促进学校向全方位、更高层次发展．一幅好的新闻照片，能影响广大师生的共同信仰和追求，从形象中了解事实．

2．2舆论监督作用

新闻摄影被称为“报纸的眼睛”，为的就是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新闻摄影是新闻传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直观、形象的表现力永久性地定格新闻事件典型瞬间，是新闻传播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工具［3］．高校的新闻摄影主要是反映校园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将师生员工的呼声聚焦在社会、学校的热点问题上;通过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烘托校园文化的本色、形象和风貌，以最直接、最真实的新闻图片形式展示学校的先进人物风采，激励全校师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学校、爱学习的热情．通过宣传的方式，提倡正能量，鞭策不良风气，充分反映校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内涵．

2．3文献纪实作用

新闻摄影可以将已发生过的事情刻录在数码存储卡上再现历史，缺席的受众事后可以通过图片目击到真实场景．高校图片摄影可以真实、准确地纪录着学校每个发展时期的重大活动，如党建、教学、人才培养、团学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历史文献和重大史料，摄影工作者可以将具有一定价值的图片收集整理保存备用．学校一旦举办图片展、制作画册或者查阅某时段的资料时，这些图片就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正因为展示的新闻图片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广大师生可以准确地了解学校的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地激励师生员工热爱学校，建设学校，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

2．4审美教育作用

新闻摄影可以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陶冶人们情操，满足大众的审美需要［4］．如今，微媒体的产生，文字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视野，图片的形象性和可读性更能感染受众．在高校这样特定的环境当中，新闻网、宣传栏等平台已不能满足师生的需求．官方微博、微信的出现，可以让更多的师生尽情地展示学校的风采．校园文化的整体艺术品味离不开全体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因此，很多高校开设了摄影课程，把学科建设和审美艺术相结合进行摄影实践和创作，从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摄影课程教育和系列摄影图片展览，能够使师生从欣赏到培养兴趣爱好，从爱好升华到努力追求．通过审美教育，培养学生类似“怡情养性”的情感，发展学生形象、生动的思维能力，从而提升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起到培养大学生爱学习、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的作用．

2．5桥梁沟通作用

随着学校规模的发展，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多校区办学．但是学校每天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在校师生不可能都第一时间知道学校动态．这时，摄影工作者为了让全体师生能够真、快、准地了解学校的信息，就要把发生在学校内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以图片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以新闻网、校报、宣传栏、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方式展现在全校师生面前．为了让外界更多地了解学校自身发展情况，提升本校的知名度，高校还可以通过编辑图片集、制作展板等宣传载体，以网络媒体向外界直观可视的校园图片信息．这些内容使社会和各大媒体更好地了解学校的历史、校容校貌、教学、科研等发展情况，媒体还可以抓典型性报道学校事件和人物．通过这些宣传，有利于学校本身和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学校朝着健康、高雅的方向发展，真正起到传播信息的桥梁沟通作用．

3结语

新闻摄影是信息呈现的重要方式，图片新闻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已成为主要载体和手段之一．要充分认识新闻摄影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探究可以更好地提高摄影工作者对高校工作的总体认识，促进其对摄影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学习和钻研，培养理性思考的能力．充分利用新闻摄影的独特功能，使校园朝向更健康、和谐和高雅的方向发展．

作者：俞菁菁 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宣传部

［参考文献］

［1］高潮．浅谈高校图片新闻的可读性和感染力［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4)．

［2］杨晔．高校新闻图片编辑浅谈［J］．科技信息，2011(25)．

［3］何远纲，马力．摄影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

［4］孙文君．摄影对文化的贡献［J］．理论界，2005(6)．

第四篇：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摘要：

本文基于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西京学院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绩，以及其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就民办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理念、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功能，展开研讨！

关键词：

高校校园文化；西京学院；模式

1.前言

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是设计和营造一种特有的育人环境，能够起到塑造民办高校学生健康的人格品质，对民办高校学生陶冶情操，发展民办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目的。但就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整体而言，还有大部分院校的文化建设存在着显现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当前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快速发展的大形势下，加强民办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努力推进民办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良好发展，不但对我国民办院校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的民办教育事业也极其有意义！本文就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功能、方法、内容、问题展开讨论。随着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的发展与深化，以及取得的巨大成果，民办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表现的重要，越来越引起民办高校教育界的重视与关注，这对促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变革与深化起到了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2.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概念和必要性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慨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即“校外活动说，第二课堂说，文化氛围说，校园精神说”等。笔者认为：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以第二课堂、校园环境、校园特色文化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全面体现当今民办高校校园精神的一种大众文化。它是一所民办高校的综合实力的映射，其核心竞争力是民办院校大众文化的创造性与凝聚力，优良而具有特色的民办高校校园文化能给予本校师生在精神的激励，在教学与成长上的促进！就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而言，首先，高校作为育人的重要阵地，要求我们根据当前教学的任务目的和培养目标不断的优化和加强建设校内文化，其次，校园文化既是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反映，也由学校办学水平的现状所决定。建设高格调、高质量的校园文化，对学校办学方向，培育高素质人才，有较大的意义。再次，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种精神力量的积累、一种氛围营造与建设。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充分展示学校对外形象、凝聚师生内部力量、提高学校办学层次的重要体现。积极向上、健康全面、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的养成教育具有渗透性和促进性，对于提高民办院校学生的人文情怀、道德素养，胸怀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3.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西京学院模式

西京学院是一所就有研究生教育资格的普通高校。现设有17个院系，开设5个硕士专业，29个本科专业，23个专科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4万余人，教师1500余人。学院自建校以来就非常重视校园文化的大力建设，目前在几代西京人的努力下，校园文化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逐步形成了一个“三三三”式的校园文化建设模式。即：三个导向，三个载体，三个平台。三个导向是“诚、健、博、能”的校训，“三个为了一切”的办学理念，以及“无私奉献、报国为民、挑战极限、追求卓越”的西京精神。三个载体是“校、院、班”三级校园文化创建开展、管理组织、相互支撑的综合体，在各类具体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各司其职，又相互渗透。三个平台是就是“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的三大平台。同时，学院自2014年9月推行书院制管理模式，通过构建素质拓展教育、人际交往和信息化建设架构开展学术与文化活动；学院还积极开展国际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与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4.对西京学院校园文化现状的调研分析后，存在的问题

学校对社会文化缺乏积极有效地反馈、筛选和导向，在学生中讲享受、搞攀比、等非理性文化倾向明显存在。在青年学生中浅层次文化、通俗文化、追求物质享受，没有向困难和较高目标努力的决心和拼搏精神，与民办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对学生的总体要求以及当前大学校园主导的文化有较大的差距，学校各级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校园文化艺术节等活动的形式的计划性和普及性不强，对青年学生没有正确的引导，全体师生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自动性、积极性和潜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全体教师在文化导向上的要求有待提高。

5.小结

在民办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学生既是行为主体和主力军，又是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民办高校内容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第二课堂的高效组织，优美的校园环境，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与兴趣特长，掌握多种生活与生存技能，还可以磨炼学生意志，培养其管理能力，同时，推动学校的发展。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优化过程，要将校园硬件环境建设、精神力量积累、文化建设和制度创新与完善建设统一起来，全面协调发展。其中，优美的校园环境是载体和必要前提；精神力量积累是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文化建设和制度创新与完善是内在机制和外在纽带，是保障学校正常正常稳步发展的保障系统。

作者：武洪涛 单位：西京学院

参考文献

[1]《高校校园文化概论》孙庆珠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实施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3]《校园文化活动指导》（全17册）南海出版社

第五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摘要：

大学校园是塑造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渠道和阵地，校园文化作为高校思想、价值及观念的重要体现，对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培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旋律的同时，为完善高校精神建设，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良好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文化建设路径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高校校园文化现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此，党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课题，学习并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高校当前的重要任务。

二、现状分析

（一）学生参与度有待深挖。

以常州大学为例，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政治面貌以共青团员为主。因此，开展相关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不能局限于发挥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力量，还要让共青团员、群众参与其中。调查中，共青团员占六成以上，同样是近六成的学生选择“偶尔参加学校举办的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学生的参与潜力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应该给所有学生提供相同平台，让更多学生参与。

（二）丰富的校园活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更有利。

绝大多数同学认为相比于在课堂上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知识，应该多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参加各类社团，积极进行社会实践，知行合一，实践是最有效的融入途径。此外参观教育基地、围绕纪念日开展活动及大型文艺活动等手段同样有助于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

（三）学校宣传范围不仅要全面，还要有针对性。

调查显示学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灌输较为全面，学校通过党群教育、校园活动、新闻报纸及网络等传统媒体、新媒体手段多方位传导。但调查中发现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很多断层，学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上存在一些弊端，未能抓住学生的内心想法和需求。

（四）新媒体成为潮流。

新媒体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的切入点，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更加便利、价格低廉，但是其公信度相较于传统媒体较弱，如何创新式利用网络媒体，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吸引同学们才是问题的关键。其次，网络作为信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载体，信息量极其巨大，在以网络为宣传媒体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必将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一）开展思想政治研究课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当代大学生是一群正在成长中的群体，大学时期是形成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教育便显得尤为关键。作为一名学生，学习是其主要任务，因此，思想政治研究课便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伴随年龄的增长，一定的思想教育既能充实知识储备，又能及时纠正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帮助他们端正态度，直面生活。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研究课时，首先应注意将时事融入邓小平主义、思想，紧随社会发展步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思想，指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荣辱观及责任观。其次，将高校校园文化教育融入课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无形中渗透高校校园文化，融入学生潜意识，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举办特色校园文化活动，增加学生参与度。

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应积极举办各色各类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贯穿各种活动，落实到各环节，覆盖每一位学生及参与者。校园特色文化活动种类多样、主题鲜明、受众面广且极具教育意义，在激发大学生参与兴趣的同时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第一，高校可以利用重大纪念日开展以爱国为主题的特色活动：“勿忘国耻、爱我中华”的主题征文演讲、清明扫墓等，通过活动，大学生会认清自身肩负的使命，为祖国富强而不懈努力；第二，高校结合时事以“廉洁”为主题举办系列活动：书法大赛、手抄报大赛、寻找廉洁大使等，加强法治教育。另外，可以将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拆分开来，分别以“民主”、“自由”、“和谐”等为主题举办活动，以大化小，逐个击破，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校园文化的完美融合。

（三）合理利用创新创业平台，宣传高校思想。

大学生创新创业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高校学生，与此同时，国家对科研创新经费投入的增加、高校对创业团体的帮助和扶持都刺激着广大高校学生走向自主创业之路。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如今，创新是一种能力，更是茁壮成长的校园精神与文化。高校将创新精神作为指导大学生创业的校园文化，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及经费支持。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利用创新创业平台，在大学生创业初期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明确创业目的、树立正确创业观、形成坚韧不屈的创业精神并要求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定期接受价值观教育、组织内部思想交流活动等，使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成长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扬渗透达到齐头并进的效果。

（四）创办新媒体宣传阵地，紧随时代步伐。

相较于报纸等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打破了时间、空间的束缚，传播更迅速、范围更广阔、受众面更大，是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武器。新媒体作为校园信息和校园文化的新载体，在高校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大量活动信息通过微博、微信、贴吧、QQ等进行宣传，方便快捷，且宣传范围更广。在新媒体中拿出重要版面时段、推出专栏专题，运用新闻报道、言论评论、访谈节目、专题节目等形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联系学生身边事例，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高校可以建立一个由微博、微信等平台构成的宣传阵地，以此阵地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

（五）重视大学生文化实践，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大学学习中，实践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利用大学生文化实践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高校而言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能让不少高校大学生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同时锻炼能力，增强实干水平；在高校中开展此类社会实践还可以联系校园文化，在实践过程中无形地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另外，高校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文化资源，帮助学生产生文化共鸣。如常州大学武进校区图书馆五楼就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同学们完全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到展览馆参观，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增强校园精神文化感和民族自豪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上融入高校提供有力支持。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的意义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

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支撑。校园作为培养人才的沃土，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大学生思想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流作用，必须有大学生的文化认同。而赢得大学生在思想价值观念上的认同，恰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注入一剂强心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将扩大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有利于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

（二）引导大学生建立健康的人生价值观。

当今社会存在不少消极和腐败现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极大损害。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航标，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实是有的学校只注重学生智力因素培养而忽视非智力因素开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能正确引导学生规范行为，助其成长成才，为建设符合大学生成长需要的校园文化注入一股新势力。

（三）一流学校需要一流的校园文化。

一流的校园文化造就一流的学校，一流的学校造就一流的人才。校园文化是学校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创造的校园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核心价值观念凝结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的同时极大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二者相辅相成。

五、结语

只有通过一系列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融入校园文化，才能帮助高校大学生建立健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建设一流的大学，才能更好地完善社会教育文化产业，促进国民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梦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雍莉莉 卢月 侯彦舟 钱蓉 郑闵 单位：常州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杜斌.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4（02）：39-41.

［2］董丙剑，张正宏，邹红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4（06）：1-3.

第六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性论文

1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紧密的联系。首先，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开放性的平台和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造了可能；另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塑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总的来说，校园文化的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互动的关系，校园文化的升级必然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革新必然要以校园文化的建设跟进为保障，两者是积极互动、同步发展的关系。

2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出现的问题

2.1校园文化形式化，缺乏体制创新

目前很多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过于形式化，缺乏体制的创新与改革，不利于校园文化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校园文化整合建设问题、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问题、和谐校园文化建设问题、开放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特色校园文化建设问题、产学研结合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深刻凸显出高校校园文化内容的欠缺，缺乏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使得校园文化趋于形式，无法对学生的思想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更不利于思想政治教学的顺利进行。

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落后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落后，教学手段单一化，教学设备的陈旧等现实，严重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特别是对于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重在内容的创新，对于其模式、体系创新重视不够，无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此一来，落后的教育形式很难为校园文化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由于两者是有机互动的关系，那么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意义，这对于塑造高校校园软实力有很大的阻碍，不利于健全人才的培养。

2.3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少

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较少，这在很多高校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互为表里，两者是系统性、全面性、发展性、动态性关系，然而在很多高校，出现的问题有：顾此失彼，只注重了两者中一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忽视了另一方；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上过于注重形式化，忽视了内容的革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过于注重内容的改革，缺少教学模式的创新，最终导致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在一个频率上，这就很难实现两者的有机互动。

3如何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互动

3.1开展多种形式校园活动，打造交流平台

在高校中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互动，必须要为在校师生打造交流平台。这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园活动来实现，比如开设校园文化节、社团文化节、大学生学术科技节和宿舍文化节等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精神贯彻到这些活动中，积极倡导学生参加，提升他们的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另外，还要创建校园网站、公众交流平台，不断地为学生的成长和生活提供正能量，以此来为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互动开辟途径。

3.2拓展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渠道

拓展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渠道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对于学校的领导者来说，应该充分地重视这两者的有机互动关系，优化管理方式、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实现两者教育方向的一致性。只有将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提升到制度水平，才能够确保实践的可操作性。其次，要充分地借助学校现有的通讯资源，借助学校广播台、学校新闻频道等形式，来增进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扩大互动频率和覆盖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高校校园中发挥其育人导向作用，实现校园文化塑造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双丰收，增进高校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力度。

3.3与时俱进，更新校园文化及教育体系

增强与时俱进的理念，更新校园文化及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将高校的教育和社会现实相统一，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的高效性。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来说，要不断结合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结合最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元素，为校园文化的形成注入新活力；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则应该根据素质教育标准来及时调整教育理念和教学思路，为人才的培养提供最先进的教学资源。只有确保这两方面的与时俱进，才能够实现两者的有效互动，让这两个方面保持步调一致。以此来实现校园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有机互动，为高校的发展创造力量。

3.4充分发挥师生的教学主体作用

无论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改革，师生始终是所有活动的中心环节。因此，要充分发挥师生的教学主体地位，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才能够长久地发展下去。首先，要充分地调动起师生参与的热情，让学生积极地投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去，借助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来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其次，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要同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来进行改革，确保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教学模式的先进性，为学生的学习创造良好的基础。总之，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让校园文化活动和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收到应有的效果，加快对优秀人才的培养。

作者：于晗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第七篇：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研究

摘要：

校园文化的创新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而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更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部分，对于国家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在人文素质、道德修养层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终生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们思想观念中，促使成人高校快速发展，此时对其文化创新与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示范意义。着重研究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与建设的现状，分析当前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

校园文化；文化创新；成人高校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家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不同的社会体制、国家和地域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环境。文化的内涵包含丰富的内容，宏观层面上包括社会文化体制、历史文化环境以及文化道德建设等等；微观层面上包括地域文化、乡镇文化、企业文化以及校园文化等方面。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微观文化，在社会教育环境中生长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代表着大学精神的最直接表征，以全体学生、教职员工为主体创设的群体文化。［1－3］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和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办学组织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成人高校校园，在体验校园文化气氛的同时，他们迅速地成长为校园文化的建设者。成人高校的文化建设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学者及高校教师的关注。乐传永提出建立校园景观、校园精神、校园规则及第二课堂等措施改善校园文化建设；［4］杨天勇提出了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做到“三结合”即校园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工作及成人高校改革相结合，把握“三导”即加强党领导、做好正确引导和组织教师指导，抓好“三环节”即塑造校园品格、获取社会认同和营造文化氛围。［5］李淑云提出成人高校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加强校风建设、开展课外文体活动、强化社会实践及搞好校园环境建设。［6］胡银茂等提出针对成人高校学术特点从物质、精神、制度文化角度开展校园文化建设。［7］到了2010年以后，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有了新途径。倪美华提出从网络角度思考校园文化，并进行了实证案例分析。［8］王怀启提出重人才培养、社会责任、信念引导和以身作则四方面对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出改革意见。［9］同期还有张朱博从新媒体对校园文化影响角度提出了运用网络技术传播校园文化，改革课程设计和建立数字校园等措施。［10］沈建红提出从文化建设功能入手，通过抓领导示范、设施平台和管理成效等途径建设校园文化。［11］陈益飞从职业教育角度谈核心竞争力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12］黄美初提出了正确分析成人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入手，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定位校园文化发展方向等来促进文化建设。［13］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成人高校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成人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与功能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是指成人高校全体师生及后勤人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创造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总和。它包含了以下五层内涵：一是校园文化物质层；二是校园历史与人文环境文化层；三是人的观念文化层；四是管理制度文化层；五是校园行为文化层。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同化与服务功能。成人高校校园文化既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实现大众化教育的基础，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成人高校文化创新建设一般具有以下功能：

1．教育倾向与塑造功能。

社会性质决定文化发展的倾向性，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目标决定了成人高校文化具有较多社会主义特征，要求把人培养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要求师生共同努力建设美好校园、牢记奉献于教育事业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师生激励与凝聚功能。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可以促进师生之间团队意识的形成，他们在长期生活和学习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道德认知、思想作风和行为态度，能够促进学员形成心理上的凝聚力和情感上的认同。通过共同建设和维护校园的优良形象，师生之间会更加注重自身的形象塑造，深刻认识到校园形象与自身密切相关，形成群体需求和目标，对所有师生亦是一种激励因素。

3．约束规范与激浊扬清功能。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对师生的个人行为具有潜在的约束力和规范力。通过校园物质载体和校园文化活动相互作用形成的校园环境和学习氛围，能有效地起到辐射人的心理作用。在师生思想观念和意识多元化相互碰撞下，必须要以正确的文化建设作为向导，才能起到正本清源、惩恶扬善的功效。4．调适身心与辐射功能。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从心理和人际关系两方面调适人，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从培养高尚的情趣、打造优美的环境、开展有益活动着手，陶冶情操，调节情绪，建立起心理平衡点，增强师生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同时文化建设增强了各教学部门之间沟通，形成良好的研、教、学一体化的发展。对于开展远程教育的高校，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更能拉近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的距离，让学生有归属感。

二、成人高校校园文化的现状及其问题

（一）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

新时期，随着社会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各类成人高校迅速发展起来，而校园文化建设是校园建设中的重要部分，院校在自身发展同时，迫切需要形成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与此同时，很多成人院校在文化建设上不仅存在认识模糊不清，而且校园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发展创新不够、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文化建设的前瞻性和全局性。加上成人型高校基本上处于发展的初创阶段，文化建设理论积淀不深、办学条件改善不明显、教学师资匮乏和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方面原因，导致校园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很多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缺少经验和示范，个别院校盲目照搬国外的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经验；有些院校为打造具有自身文化特色，采取了非科学的规划方案，浪费了人力物力却很难奏效；更有些院校在进行文化建设过程中，忽略了与普通高校的不同，导致文化建设很难进行。总体来说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我们发现与解决。

（二）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目前形势下，全面教育、终身教育和大众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急切，成人高校建设发展迅速，但是为了迎合社会需求，很多成人高校一直将工作重心放在实践教学和知识技能课程建设上，而对校园文化创新建设没有足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文化建设这种软实力的重要性。目前成人型校园文化建设从主观层面上看有以下问题：

1．对成人型校园文化建设的认识有偏差，未形成长远规划。

成人型高校没有对校园文化创新建设进行总体规划，没有确定好明确的方向，建设思路的混乱不清，致使呈现出盲目无序的校园文化建设状态。学校领导层对校园文化建设意识淡薄，没有看到文化建设的长远性和隐蔽性功效。在日常工作中没有注意到将校园文化创新建设与别的工作同步运作，没有发挥其文化载体功效，只是关注工作本身，不能形成整体特色和系统化。

2．成人高校制度不完善，导致校园文化建设结构松散，主动创新能力不足。

成人高校师资不足，学生以成人为主，容易造成管理制度上的混乱。而成人自身综合素质和学习的特点也造成了文化创新建设困难。成人学员很少有固定时间学习，到校听课就更少，因此组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难度大，师生间凝聚力相对较弱，他们跟学校的联系间断而松散，与单位和家庭的联系连续而紧密，这些导致他们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另外，部分学生心理呈现亚健康状况，没有做好角色的转变，集体生活困难，前途迷惘无助，不愿参与文化活动，没有任何创新能力。

3．成人型校园文化建设主体单一并且有的教师不同程度存在心理失衡问题。

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数量上占大多数，往往让人直观上将校园文化建设限定在学生层面。其实，成人高校采取灵活多样学制，除全日制教学活动之外，还有业余、函授、专业进修和短期培训等形式，拥有大量的流动性人员。另外，教师在成人院校中起到引领校风、弘扬正气和端正教风等作用。但是教师在现有评职体制下，重科研轻教学，导致有的人心态失衡，给教学管理增加了难度，也就谈不上用心搞好校园文化建设。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从客观层面上看，也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学校对文化建设的保障措施不足。

成人高校校园整体布局上重视教学用地和设施，试验场馆等建设，而文化活动场所比较少，文化设施不足、文化氛围普遍不浓。多数学校没有成立固定部门、科室、团队或指派个人为文化建设做长远的全面的规划并坚持贯彻执行，也没有形成稳定的专业化团队开展互动性、大众化参与的活动。此外，由于经费、场地等原因，硬件设施购建安装不到位，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校园文化建设急需网络平台进行宣传与互动。

2．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存在内容单一、形式单调和片面化倾向。

由于学生多数为业余学习，在校生少导致组织活动较难，文化建设过程中内容取材有限，参与者能力有限等因素，活动内容表现出形式单调范围狭窄。某些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出现走极端情况，过分强调以社团为主开展活动，过分强调教师的科研活动而忽略文化教学，管理层群体精力过于用在改革制度规章建设，缺少对学生心理疏导和文化条件的改善；文化活动同学科专业建设、学生工作生活无紧密联系。

3．成人高校文化创新建设缺乏自身文化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的灵魂性建设，需要长期的时间沉淀和历史积累才能实现，得到人们的肯定和普遍认可更需要时间磨炼。而我国成人高校教育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快速发展也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文化建设方面缺少经验积累和氛围。与此同时，由于多数学校建校时间短，理论建设不足，特别是功利主义和技能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成人职业教育中的泛滥，人文教育方面经常被忽视，致使学生创新精神及创新能力较低，从而校园文化活动的整体质量低，搞形式主义。

4．校园文化建设方法与传播途径有待改进。

很多成人高校由于缺乏经验，又没有走出去进行考察，依然凭借自身的那一套来进行文化建设，方法陈旧且不适用新生的成人高校特点。在校园文化传播上没有采用网络技术，导致效率低下，且校园网络建设更新慢，没有适合的网络校园文化宣传平台。

三、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策略

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学校建设长期良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学校教育是很难达到应有的目标和效果的。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也必须在校园建设中加以重视起来，针对目前成人高校在文化创新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策略来改进与推动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

（一）加强文化理论基础建设，构建校园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蓝图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目前没有成功的典范和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这使得我们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十分注重理论先行。实践中要坚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学习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作为行动指南和最终奋斗目标，把握校园文化建设的大方向，进行长远规划，逐步发展形成文化氛围。学校领导层进行培训学习，增强文化建校的意识，了解文化的隐蔽性功能的作用。另外，校园文化建设要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具体建设中将文化建设内嵌到其他工作之中，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最终形成长期整体上的把握，近期细节上可调整的、可改变的、灵活多样的文化建设方案。

（二）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结构层次与改善校园制度建设相结合，增强主动创新能力

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校园制度建设，而校园制度的制定到执行都应努力体现人文精神。制度的制定理当更多地考虑人性因素，顾及师生实际需求和内心感受，要起到对人的价值标准进行引导的作用，好的制度不一定是严厉和苛刻的制度；制度的执行也应当在基本原则和底线的框架下，充分体现人情味，目的是让师生形成一种言行习惯，形成一种道德理念，不敢逾越也不会逾越。师资结构整合调整与校行政管理的改革。教师对受教育者个人综合素质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合理优化师资队伍层次结构，调整好教师心态，制定合理的评职制度，优化教学过程。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各级领导的率先垂范，通过领导和教师的共同努力，树立榜样来影响学生，改变学员精神面貌，使之主动积极参加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和谐校园。

（三）加强物质文化建设，创建优美的校园景观，恰当利用校园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

成人高校校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物质文化可以有利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校园物质文化不仅指校园建筑规模，还包括校园环境、校园格局，甚至是宣传优秀毕业生的文化墙之类的校园文化载体。清新而典雅、干净而整洁的校园环境、简约合理的空间布局，展现出学校蓬勃向上的精神文化，易于陶冶情操，唤起师生对学校的依恋之情，激励斗志，倡导人的文明。因此，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对成人高校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努力营造优美的校园景观势在必行。另外要注重校园内具有时代民族特征的建筑，保护已有的历史人文环境。

（四）成人型校园文化创新建设需要结合地方实际环境，避免文化内容雷同形式单调，走个性化路线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考虑到学校所在的区域和为地方服务，在教育中注重应用性课程的设置，在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同时，做好校园文化建设与地方性文化相结合，让校园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精神效用，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积极调动师生参与热情，陶冶情操。同时校园文化建设还需要注重地方经济导向和历史文化背景，要以发展地方经济为教学的目标之一，发挥教育的服务职能；要重视地方历史文化这个大环境，了解当地人的人文素养和文化习俗，才有可能提高人们对校园文化参与度，才能更好地开展相应的活动，走出一条独特的大众化的校园文化创新建设路线。通过确定一个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如组织书法大赛、绘画大赛、摄影大赛、文艺会演等多项赛事，让成人学生在比赛中展示艺术才华和感受集体荣誉感，倾力打造学习型校园、快乐校园。

（五）塑造传统文化活动，传递本校优秀文化事迹，树立模范榜样效用

开展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校文化活动，譬如定期学术集会交流、网上学习之星评比以及请企业高层主管来校介绍创业经验。发挥学校创始人、历届校长等先进精神和事迹的作用，特别是引入历届校友的成功案例，进行指导性宣传，加强多角度深层次解决部分生源再就业，增加社会影响力和信任度，这样有助于校园精神的提炼与传承。通过表彰活动树立教与学的先进典型。通过活动来展现和塑造师生美好形象，提升师德师风和学风，鼓励学生积极进取，从而树立良好榜样来推进师生共同进步。

（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互联网的融合，利用互联网无限传播能力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效率

首先，要切实转变观念，确立适应新媒体的校园文化观，这对于开展远程教育的成人高校尤为重要。网络时代文化建设要更加迅捷，要增强应变能力，从方法和手段上进行改革，更加注重互动。其次，做好互联网时代的远程网络环境下教学工作。注重教学的时效性，避免走形式走过场。改革课程设计，加强微型课堂教学的作用，打造特色课程。最后，建立功能多样而实用性强的网络教学平台。要适当超前规划成人高校的网络信息化建设，改造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培训专业化的网络教师，采取多种教学途径，形成数字化校园环境。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开展网上的教学比赛和案例教学，同时让文化创新建设贯彻其中，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无限分散能力传递校园文化，构建安全、稳定与和谐的校园。

四、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展望

成人型校园文化建设承载着院校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办学风格，要建设好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必须从思想上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形成长远的文化规划，从理论上不断提升，构建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创新教育载体。我们要认识到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存在区域性和历史性，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发展进度和发展层次是不同的，需要经过长期探索才能完成这项文化工程。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和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及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出教育始终处于重要位置，那么成人高校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随着院校自身教育事业的推进和不断完善，教育人员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成人高校教育理论和实践建设研究的深入，校园文化创新建设策略将更加成熟有效，文化建设的途径将更加多样化，发展空间将逐渐扩大，显隐性效果亦会更加明显。

作者：陈飞 何静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铜陵分校 铜陵学院 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溪沙．大学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着力点研究［J］．中国建设教育，2007，12（12）：39－42．

［2］　石丽敏．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析［J］．教育探索，2010（8）：90－91．

［3］　欧阳康．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8，29（8）：5－10．

［4］　乐传永．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刍议［J］．北京成人教育，1999（4）：30－32．

［5］　杨天勇．对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构想［J］．贵州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11（4）：41－42．

［6］　李淑云．论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5（3）：76－78．

［7］　胡银茂，叶世利．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考［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4（6）：1－3．

［8］　倪美华．论成人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J］．开放教育研究，2011，17（5）：57－61．

［9］　王怀启．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46－50．

［10］　张朱博．新媒体环境下大学校园文化假设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1）：125－130．

［11］　沈建红．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再认识［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4）：11－14．

［12］　陈益飞．从职业核心竞争力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2（22）：171－172．

［13］　黄美初．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路径［J］．继续教育研究，2014（5）：41－43．

第八篇：高校校园文化建构全人观照论文

［摘要］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个体学识与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养成的催化剂，引领人性亦教化人生。全人教育观照下的高校校园文化作为高校培养身心整全发展人才的重要组件，致力于培养出在知识、心灵、人格、能力、社会责任感层面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与延伸的灵动生命体，对发展学生的智力，发散学生的个性，促进人文素质的成长，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培养符合时展人才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键词］

高校；校园文化；全人教育；建构

作为一种与人类相伴产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人类不同时代都要加以定位与践行的主题。脱胎于人本主义的全人教育理论如今正逐渐步入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视野，它要求教育要使受教育者有能力保持不断的自我完善与协调，倡导培养整全发展的人应该是育人过程中一种应然的追求，而今日高校包括校园文化建设在内的育人行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应然追求的实践过程。作为一种“非形式”的课堂外教育，以人为本的高校校园文化应协同学术领域的教化，共同把育人目标设立在不因单纯的社会利益而把个人作为工具人，也不把个人的价值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而极端的异化自由，致力追寻教育在整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全人视野价值观照下让教育目的回复本真的人性，从而促使教育造福于人进而造福于人这一类群体生存的社会。

一、高校校园文化视角下的全人教育观照

出于反感工业文明在技术世界观下教育把人的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相割裂的实际，反对过于倚重技术理性而导致教育片面化的现实，兴起于北美20世纪70年代的全人教育理论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批评色彩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高扬人文大旗，广泛借鉴生态学、环境学、人类精神传统等概念，不断在实践中丰富自我的理论内涵与方法论，把教育目的定位在包含了“博、专结合的充分的知识准备，高度发达的智力和能力，自由发展的个性，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国际视野、竞争意识和富于竞争力以及强健的体魄”［1］等整全人格培养基准上，其理论的时代应景性使其诞生之后短短数十年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全人教育的时代张力

全人强调“人”的存在，认为人的直觉、情感、灵性等非理性因素与教育的理性因素一起在引导“成人”的过程中具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其教育理念所散发出的人性追求使其研究的出发点与目标追寻都是个体的发展与完善。用全人教育的视界看来，教育不仅仅是为企业培养雇员、为国家培养专才，还应充分发掘人的潜能、促使人完整发展，即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2］。伴随经济成长背后社会价值观的时代蜕变，社会素质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快速成长成为了中国当下的时代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同样在物化、浮躁的社会气候影响下失却“灵魂”，以“任务”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使得本该充满人性的生动活泼、流淌情感的文化传递变得急功近利，人才培养价值取向异化。“我们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价值问题，其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在不断改变，要求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调整”［3］，人的不俗之处在于我们善于在反思中成长，深受反主流文化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顺势而出的全人教育思潮就表现出了时代的相融性与适切性，全人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新理念的基础在于信任，信任人类的发展经由“整合”后的教育方式与内容，一定能引导人迈向善良、和谐与不断的成长［4］，提倡即要为社会培养各领域专业人才，也要充分关注人的整全发展，如此，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应该是一种全人的教育。

（二）校园文化是培养全人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个体学识与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养成的催化剂，引领人性亦教化人生，对发展学生的智力，发散学生的个性，促进人文素质的成长，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培养整全发展的人才作用不可低估。高校因各自的学科特性、专业领域、办学理念、地域结构等的不同虽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与特色底蕴，但功能都是以自我独特的主流价值观及人文视角努力为社会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即要懂得教会学生以什么为生，更要让学生掌握因什么而生的人文内在，这就深刻的诠释了个体发展力、创造力等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培养出具备和谐人格、掌握终身学习的本领，个体才有可能身处这个极速发展的“善”变社会中，懂得应变、善于应变。但这样的能力，仅仅只是专业素养是远远不够的，综合素质包含着学识、身心、道德、行为、能力等的教化，而这即是全人教育目标的直观达成。高校校园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引领人文、凝聚心力、陶冶情操，约束规范等人文内涵，是提升大学校园人文素养的重要行为过程，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有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二是重视和加强校风建设，培育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形成对教职工具有凝聚作用，对学生具有陶冶作用，对社会具有示范作用的优良校风。三是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和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四是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建设精神内涵丰富的物质文化环境，努力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如此，校园文化有着自我的理想和理论上的终极追求，具有强烈的主导性、可塑性、独创性、科学性、思想性、多元性、开放性等内在特征，其内在的人文培育需要形成合力，本质上契合了全人教育强调的全景教育图示。“全景”在于教育要让受教育主体“使他们理解自然、文化、技术、人、思想、感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学生已经掌握的各种知识和信息提供意义，并使它们一起为营造一个健康的、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起作用”［5］。校园文化的体系建构正是以“通过在知识内容与技能、不同主题的内容之间建立广泛联系，促进知识与技能的迁移，促进分析思维与创造思维的培养，促进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6］。

二、高校校园文化的全人建构

全人教育思潮的引入促使我国高校教育工作者逐渐勇于正视今天的大学“只为追求卓越而失去的灵魂”的现实，反思本该放射灯塔之光的大学在利益关系博弈中受制于经济、政治、科技水平等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力图在培育范式的转变中能真正陪伴学生一起成长，以希望培养出有理性、有担当、有思想的人，使学生在知识、心灵、人格、能力、社会责任感层面，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延伸［7］。

（一）用校园的文化精神引领全人教育内在的价值观

文化是人类自身建构的文明，作为一个抽象复杂的概念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传统等内容，校园文化精神的厚重在于对这些内容长期教育实践的自我演绎与沉淀，融汇了校园内外特定的意识形态、时代背景、人文风貌、历史发展的升华嬗变，彰显的是校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个性，于内形成一代代身处其中的师生员工所共识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文化观念，于外则是学校整体精神面貌呈现给世人的观感与影响。世界上许多著名学府就因其深入校园骨髓的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而在岁月的洗礼中历久弥新，并在此精神内涵引领下培养出的一代代德才兼备为社会做出了无数杰出贡献的优秀人才，而这份将历史的积淀与时代的新意自然交融的文化精神，又在时代传承中得以不断履新并默化于一代代学子心中，成为高校引领时代人才培养价值观最宝贵的财富。如此，将校园文化这一特立独行闪耀人文光芒的精神财富作为校园人文教化的宝贵资源，使之成为一种全面发展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手段，使受教育者从智慧与为人的成长之路能始终附着于整全成长这一终极价值的目标追求之下，否则，教育就失去了信仰和灵魂，就偏离了人性之所向［8］。

（二）全人的养成离不开校园文化对理性精神的追寻

理性精神以其怀疑的批判精神，求实的治学精神，客观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信仰真理的执着追求而成为高校培养整全发展人才重要的教育环节，社会物质基础的充沛与富足离不开人类崇尚理性并对之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创造。身处光速变迁的时代，高校的确不可能教给学生一切社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是学习理论打好基础的时候，目的是学会学习的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培养自己不断吸纳新知识的能力，而非要求他们什么都会干，走出校门就能挑大梁，即不切实际也不可能”［9］。因此，理性精神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之处在于校园学习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灌输，而应该成为一种启发心智进而培养学生善于主动的掌握知识，并不断的对知识进行自觉的创新与创造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校园文化的传承在于教育所致力于培养的学生不应只如工具般存在而应该是人文素养与理性精神兼容并包，要培养他们具备高尚的情操、远大的抱负、创新的精神、过硬的专业知识，有能力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实际工作岗位上不断践行与成长，如此，才能真正成为符合这个时代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三）以人为本的校园文化是全人教育的人文之魂

“任何教育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因而总具有某种价值指向，教育之所以又是一种价值性的活动，关键就在于教育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9］。中国今天的教育之路迫切需要以培养德才兼备、勇于创新，能根据自我内在的情感、领悟、主观的体验而行动的时代新人，而人的灵动性、创造性源于宽松、愉悦、自由的生活与学习环境，离不开以人为本视界下对人的主体性成长的全面观照。“以人为本”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是人类对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高校全人教育的灵魂，其默化于学校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各个层面，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在人文价值观的培养上，让学生的身心对“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文追求产生向往与认同；在审美情趣的培养上，给予学生健康的审美意识与教化；在理想信念的培养上，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在和谐人格的培养上，引导学生学会关爱、尊重理想，善待生命，如此，才能充分展现出对整全发展教育的探寻和追逐，展现教育的理想性追求。

（四）校园的特色文化建构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合力

校园文化强烈的导向性是高校人才整全发展教育不可或缺的平台与载体，要充分利用校园内的软、硬件设施与构件，去展现“真、善、美”的价值观教育，如对“校史、校歌、校训、校徽、仪式、典礼、办学特色、服务理念、管理水平、论坛、社团、活动、建筑、名师、杰出校友”等的充分运用，从学生进校的第一天起，用“校训”辅以“校史”自身所承载的人文张力成为他们入校后第一堂精彩的人文精神成长课，让育人的工作全方位全时空融入校园的点点滴滴，紧扣学校的办学目标与育人理念展开校园文化多层次多侧面的建构，让自己的学子带着鲜明的校园文化印记步入社会与人生；可以开辟多种途径扩大活动的受众面，完善以校、院、班、宿舍等立体架构在联动中建立好校园文化活动管理体系；可以巩固已有的校园特色人文品牌活动前提下，在与时代为善的呼应中不断推陈出新，加强校园文化阵地建设；可以积极推进各级各类人文践行的基地共建文化，让学生在不同类型的活动中得以迅速实现社会化等等。如此等等，在全方位教育氛围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思想、有内涵，不会死读书读死书，才会生机勃勃，有所担当。

（五）校园环境之美是全人教育必要的立体组成

环境文化是校园给予学生人文熏陶最切实的体验，契合全人教育力图以自我的全宇生态和谐理论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并以此教育人、培养人进而达成以教育改造社会的远大图景。时代赋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职责之一，就是在以良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打造优美的校园环境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环境的美是大学校园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天性对美的追求让我们总希望生存的环境舒服宜人，校园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校园环境美的一部分，如此，即是校园文化精神风貌的“硬性”展现，也是开展情商教育所得以依托的必要场所。校园的和谐美是个体身心和谐美的潜在硬环境的架构，同时辅以生态人文等环境共建所共同形成的校园视觉文化，不仅能够让校园中“人”直接感受弥漫在身畔浓浓的文化底蕴，这样的美更能直接提升身处其中的愉悦感与自豪感，在升华了人们对学校认知度的同时，更为校园无处不在的以文化人的育人功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全人教育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关涉

（一）“至真”的全人教育要价值互惠

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全人教育本质上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即便是感性欲望的满足，也需投射到人的精神层面”［10］，任何人都是自己整全成长的工匠，全人的教育总是“活”在教育本体中、“活”在教育的时空里。当下，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人们的思维、理念以及接受教育的途径和方式都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全球浪潮、多元文化叠加冲击之下，大学精神也必然随之不断的消解、裂变与重生。融入了“全人”的教育作为现时代对个人教化的终极价值追求，其终极之意并非某种超越经验世界的先验规范，或是某一时刻任务的完成，而是表示一种时间上的无限延伸和空间上的无限延展，彰显着社会的“人性”追寻，也为这个功利的时代添加了人文“温情”。与之相应，生命价值、意义的彰显即是由个人以在可能生活之无限展开的过程中体现出的对自我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持续性关注，以及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13，同时也表现出时代的成长离不开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相互间对这个社会持之以恒的责任与担当，于此，大学精神的人文养成就不能固守陈规、自我圈禁，而须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自我“修炼”与完善，不断重铸校园精神的新价值，重构校园目标的新取向，这即是大学教育本身至真的作为，也是给予学生和谐教育的根本保障。

（二）“至善”的全人引领要懂得共享

全人教育强调整体、发展、联系的育人观，要求培养整全发展的时代新人在个性的情感与道德方面建立一种和谐状态，认为教育只给予人类智慧与技巧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感到他自己和别人之间融洽无间：具有一种人类和谐［11］。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存活于其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统一价值论的观点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着特定的价值动因，任何社会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与利益的关系，利益相关性使得个人为了一定的价值目的构成群体，群体间复杂的利益相关性形成了社会根基。人与人间存在的利益正相关性在于自身的价值会随他人价值的增长产生间接增长，当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越高，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这种利他的极致甚至可以表现为自我的“牺牲”。因此，利他行为利于利已行为的延伸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在这个有机的社会里，善举必定关涉“他者”，因此，作为全人教化重要领地之一的高校校园文化所肩负的向善性引领，就要致力于帮助学生个体在成长的同时学会关涉他人，懂得每一个人都是社会进步与建康成长的参与者、合作者与受益者，让爱的价值互惠得以回馈并促进校园文化精神符合时代善的传承，这对校园与校园中的生命体来说，是两者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三）“至美”的全人教育要内外兼修

一个善良、真诚、智慧的人比他人更能体会到为人的美好。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把“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放在人类自身需要的最高级别，深刻解读人性何以能超越自我的动物性所在。人性内涵中的行为、形体、情感、精神、认知、目的，包括对人类的历史、未来等层面的展望，总能不断激励人这一类群体不断发展自我，从而赋予人类独特的智慧与创造力，从人的需要出发探索人的激励和研究人的行为，是抓住了人对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当外在的工具性的、物质性的需求得以满足之后，人性对“人的内源性目标的追求，如个人成长、自由、自主、仁爱、对他人赞美、社会交往等，可以给人带来更深层和更具持续性的满足感”，就会有了更多的渴望与要求。而这，也必须是现代大学的教育行为包括校园文化建设要全力予以教化与引领的人文能量。全人教育目的的达成即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大学在教给学生未来求生本领的同时更要为学生构筑精神的高地，一个拥有了真正自我的人，才能享受自在、自为，才能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有自由的爱和广泛的兴趣，凭着这些爱和兴趣，同时凭着它们使他成为他人的爱和兴趣的对象，他就获得了人生的自由，而这就是全人教育想要传达与传递给受教育者最美的内涵所在。

作者：刘云 谢少华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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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价值论文范文6

一体化是整体性的一体化，体现为在关系网络中追索整体性的研究理路。要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议题，就要整体性地研究两者的关系。究其实，先要界分两个核心概念：儿童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更确切地说，两者的一体化夯实于各自清晰的概念特性的基石上。辨析一组概念，异与同都不容偏废。仅有异或同的比照却无法形成张力，更遑论一体化了。类似于分科立学的理路，两种文学类型各自概念的独特性构筑了边界，从而规避了用一个概念覆盖或取代另一个概念的褊狭。换言之，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能与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体化关联，其理论前提在于两者的类同性及差异性。没有类同性就没有对话、贯通的可能。两者的类同性体现在百年新文学体系中的同源、同质与同向性。没有差异性的类同往往容易丧失各自的自主性，进而销蚀这种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从学理的层面看，界分是确立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方法。想要探析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先要弄清楚两者在整个新文学系统中的身份，从而在厘清概念的前提下展开一体化的关系学研究。

从表面看，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独异性体现在儿童这一观照对象和阅读主体上。相对于成人，儿童是人的初始阶段，也是成人曾经历但始终无法返归的生命状态。因而，“儿童”是探究儿童文学的原点。围绕着“儿童是什么”“谁的儿童”“哪个儿童”所展开的讨论，都对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儿童”首先应该是具有独立主体的人，具有儿童之为儿童的属性。否则，就无法标识其为“儿童”，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汇替代。既然儿童是独立且独特的生命体，那么书写或表现儿童的文学也应该是独特的。由儿童的独特性推衍出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是符合逻辑的。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儿童文学概念中还内含着另一个关键词“文学”。这样一来，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也成为需要辨析的理论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儿童文学中文学不是无边的、泛化的，它受控于儿童这一思想或价值主体。为了表现和服务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语言都要服膺于儿童的独特性。不可避免的是，文学的自主性也因这一描述性逻辑而隐藏着危机。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文学性的表达需要思想的牵引，作为思想资源的儿童性也借此获得了合法性的条件。无论是“写儿童”还是“为儿童”的文学，都因儿童性的过剩挤压了文学性，而衍生出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紧张关系。抛开儿童性与文学性谁先谁后的问题，单就儿童文学概念的整体性看，如何理顺“儿童的”与“文学的”内外两面的语法关系，关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子类，自然不能脱逸文学普遍性的要求和规范。纵使儿童性或思想性异常强势，但也不能忽略文学本身的自主性及反抗性。这种反抗性的动力源恰恰来自思想意识形态的挤压，它保障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不会离场。确立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后，探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就顺理成章了，两者关系的讨论是在文学的层面展开的，落脚于文学门类的关系比较。不可讳言，学科化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必要环节，要确认学科的合法化首先应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了给儿童文学寻找科学的理据，有研究者立足于人类文学大系统的结构，从消费者的角度析离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分类结构。这种界分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从生产与消费的链条中确实能窥见两者的差异性。但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界分仍有问题。毕竟儿童文学的消费者不限于儿童，而成人文学的接受者中也可能有儿童读者。要界分概念还是要返归儿童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从儿童文学的内在结构肌理来廓清概念。

由于儿童文学缺乏古代的传统，其发生具有鲜明的寄生性，先驱者力图将儿童文学从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门类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实质上就是一种界分，是儿童文学学科化的重要步骤。在讨论学科界分与跨学科的关系时，朱自强以周作人的实践为例指出，“如果在一开始就不对儿童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恐怕不可能指向科学、正确的儿童文学‘学科界分’”［5］。在他看来，学科界分与跨学科之间不是一先一后的逻辑关系，跨学科意识一开始就存在于学科界分之中。但从其前述观点看，他遵循的仍是一先一后的逻辑关系，只不过他将两者先后的顺序颠倒过来。简言之，从跨学科到学科界分是一种先融合再分立的理路，而从学科界分到跨学科则是一种先分离再融合的路向。两者的先后关系因人因时而变，并不恒定。不论何者为先，只要有利于儿童文学概念的澄清及学科自主，就都具有合理性。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可以化用上述学科化的界分方法。

从学科归属看，在很长的时间里，儿童文学是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将前者视为后者的附属形态。既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探讨两者一体化的关系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对此，贝塔兰菲论定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看法可说明这一问题：“复合体的特征与元素特征相比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6］（P46）之所以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其中内隐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意涵。如果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那么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关联就缺乏必要性，只需要在整体的谱系中归类、定位即可。事实上，现当代文学并不等同于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文学之和。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有同源性，但并不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更进一步说，儿童文学既不是现当代文学的副本，也不是现当代文学的缩小版，而是具有本体性价值的文学门类。具体而论，这种本体性体现在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上。从思想本体上考察，儿童文学并不排拒百年中国的重大现实议题，尤其是在新文学的整体推进下，当儿童文学成为“儿童问题”之一［7］（P418），并上升为“中国问题”时，它就被纳入现代人学系统之中，与现当代文学一道并行不悖地推动“为人生”的现代工程。在该过程中，两者的思想资源、运思方式、话语表达和艺术技法同中有异。从语言本体上看，儿童文学并非现当代文学的简化、浅化，以浅易表现深刻恰是儿童文学语言的特质。

与现当代文学语言相比，儿童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体现在“谁来言说”与“如何言说”的关键点上。尽管都使用现代汉语作为语言工具，但两者的语言风格、语体形态都存在着差异。一旦以特殊性来标示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界分，两者的一体化联结就具有了尊重主体的理论自觉。没有差异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主与从、整体与部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隐含了决定论或一元论的属性定义，容易斩断一体化的基础，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当然，如果将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视为两个无法切近的概念，那么想要实现一体化也只是徒劳。在当前的学术界，可能不再有人将两者绝对化地割裂，但儿童本位观所制造的儿童文学本位主义仍值得警惕。那种固化儿童文学的做法不仅阻滞了一体化协同，而且也销蚀了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从本义和性质看，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现代的文学，也是一种民族性的文学，它与现当代文学同构了“文化共同体的新伦理”［8］。中国古代没有自觉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实质上是“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另一称谓。于是，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既然古代没有自觉形态，儿童文学何以在“五四”时期横空出世？这一问题看似只关涉古已有之还是现代生成的论争，实质上却与儿童文学的性质及与现当代文学关系接榫的议题更为相关。与西方儿童文学无异，中国儿童文学也是一个现代概念，其发生源自儿童这一现代概念的绽出。儿童的发现是一个现代装置，它驱散了以往儿童主体性被抽空的阴霾，儿童重新回到儿童本有的位置。基于知识观及现代文学制度的重建，儿童也成为一种现代知识，纳入了现代中国人文学想象的意识之中。

从这种意义上说，有关儿童的知识论和“人的发现”一样，都是现代的产物，凸显了“儿童”观念之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意义［9］。然而，“儿童”又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立于不同的语境、出于不同的主观意图都会使其语义诡谲多变。儿童到底是“发现”还是“发明”出来的？儿童是从方法论还是价值论的角度来判定的？儿童的产生到底是建构的还是本质的？儿童又是如何变成了历史的主题？这些关涉儿童概念的疑问最终都指向了“儿童文学”概念的本体，进而制导了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困境。吊诡的是，这种儿童观念并不存在儿童那里，而是专属于成人。换言之，儿童观是成人的儿童观，它关乎儿童本体，但又脱逸于儿童自身的思想。由于儿童的缄默，成人的儿童观就无法单纯地指向儿童，加之儿童文学不是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不可避免地铭刻着成人的鲜明印记。于是，在成人思想的容器里，儿童只能沦为“一个空泛的概念，有效地沉默”［10］（P47）。但是，成人的话语权利也是有限度的，完全无视儿童必然会抽空成人本有的话语优势，两代人关于童年的对话才是保障儿童文学存在的基础。因而，不管成人话语如何强势，儿童文学都不会彻底掐灭儿童的声音。这种结构生成了“真实的儿童既不会被‘发明’，也不会‘消逝’”的结果［11］。事实上，儿童这种“在却非在”的缺失也隐含了“不在却在”的张力。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的分立体现了儿童文学概念的特殊性，也因此保留了两代人话语交互与转换的可能性。可以说，儿童文学的这种特殊性自成一体，在被现当代文学吸附的同时又拉开了距离。现当代文学是一种现代性的成人文学，其结构内部没有预留两代人对话的空间，作家与读者的界分也比较模糊宽泛。正是基于两个概念的差异性，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讨论才得以开展，类同与界分的一体化实践才能落到实处。

二、一体化的方法：在历史化中的关联与互动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均源自“人的发现”，它们是现代的产物，都属于新文学的组成部分。这种同源、同质、同向的关系保障了两者一体化研究的可能性。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观念看似讨论的是语言游戏的问题，但所内蕴的类同哲学可为一体化研究提供启示。所谓家族相似，是指同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的特征。从与中国古代文学界分的角度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属于新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颇为类似的是，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的形态，其发生有赖于现代儿童观的出场及现代文学的引领。同属于新文学范畴，两者具备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12］（P58）。借由这种彼此交叠的相似性构成了复杂的嵌入结构。当然，维氏“家族相似”的牵引力不止于传统内，而延展于有着内在相关性的传统之间。落实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联上，一体化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其出发点是要超越静止、孤立、片面地讨论某一个文类的问题，在关系网络中融通学科间的相似性，进而彰显学科的自主性。然而，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具，“对它的使用每一次都是当下的”［13］。这非常类似于詹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在还原意识形态话语时，詹姆逊特别注重“现在”及“或然”，目的在于冲击历史绝对化与本质化阐释的武断［14］（P2-3）。

要找寻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家族相似，有必要在历史化的链条中考察两者的关系。两者的一体化依循共在的历史语境，在各自历史化的进程中观照两者的一体化是客观公允的方法。要在历史化的进程中把握两者的关系，必须先分而治之再统合融通。即先要分门别类地梳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各自发展的历史，寻绎两者析离与融合的关节点及行进曲线，审思两者迎拒、亲疏关系背后的复杂缘由。这一繁复的探索实非易事，每一个步骤都要需要具备统合“隔”与“通”的意识。“通”主要是在传统内来考察两者的亲缘性，而“隔”则是基于情境变迁而体现出的两者各自的特殊性。隔与通的先后秩序并不恒定，随特定的历史语境而变。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过程具有同构性，现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共构了两种文学的历史化背景。“百年中国”背景的同一性为两者的一体化创设了条件。在这一共同语境的制导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能整合于一体。立足于时代的同一性，两者一体化的关系结构得以搭建起来。在各自发展的进程中，现代性的同一质素贯穿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这其中，现当代文学主要表现为百年新文学体系中成人文学形态，当然并不排除一些介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中间形态。儿童文学则是这一体系的儿童文学形态，它以其独特“儿童”现代知识创构及在此基础上的“新人想象”，而被纳入了新文学的整体格局。通过新文学传统的再造，现当代文学重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有效地传达了“为人生”的时代主题。相较于儿童文学，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其价值功用表现为，“文学不再是被动地因循社会变化而变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15］。

在发生期，儿童文学的先锋性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是在关注“儿童”及“文学”方面表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品格。与妇女和社会底层民众相比，儿童是最具“新人性”的，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儿童作为新人的身份认同都更容易在新旧转型的框架内找到理据。这种便利即杜传坤所说：“儿童文学本身即为现代性中‘儿童’的一种生产与建构方式。”［16］言外之意，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儿童文学不依靠身份政治就能直观地表征其特有的新质。这不仅赋予了儿童文学育化新人的价值旨趣，而且在新文学所开创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传统中与现当代文学合为一体。“作为成人的新人”与“作为儿童的新人”的归并统合，拓展了百年中国文学“新人想象”的长度、宽度与高度。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儿童文学尽管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传达儿童话语时依然受限于其结构性的缺陷：儿童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图，要借助成人作家间接来表达。成人传达儿童话语的好处在于能克服同代人表达的局限，两代人话语转换所延拓的视域远大于同代人的自我言说。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文学的话语谱系中，现代作家兼治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两种文学在他们那里是难以区隔的，很多的时候是互相借力的。譬如，在批判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时，文学革命者看中了儿童文学先天的革命性，从而将其视为推手来驱动思想启蒙。同时，新文学杂志开设儿童文学专栏，为儿童文学发生鼓与呼。两者的双向发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一体化进程。在革命、启蒙与战争等语境下，两种文学的联手与合作非常密切，其对于现实人生的审思及中国新文化创造的共同性异常明显。即使是在“后革命”语境下，可能存在着两者不同步的现象，但其联动也没有停歇。割裂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性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随着专业专职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种一体化结构就会解散呢？答案是否定的。儿童文学从来都不是“真空的文学”，尽管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吸引了广大的儿童读者，但这类中国幻想儿童文学从未割裂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儿童文学的幻想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与现实的关联始终存在。

在时代同一性与文化共通性的召唤下，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就此生成。这种现实的吸附力凸显了儿童文学的中国性，这是中国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过程中自生的一种民族性的机制，也是抵御异域文化冲击、侵蚀的内源性力量。与现代性粘连、演化的民族性，也是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重要概念。从语言到思想、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都迥异于古代文学，两者的发生都有赖于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当然，这种新文学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横向移植，也不是对中国陈旧思想的简易改良，而是先驱者站立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视点上的全新创造。对于“冲击—反应”的现代性模式，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里外来文化的影响无非是丰富了文化的词汇，但到了近代就可能直接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17］（P8-9）。应该说，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域外思想的借鉴是保持着戒备和警惕心理的，民族性标尺的确立使其无法完全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里，列文森的聚焦点主要停留在西方冲击的源头上，但对于中国的回应关注不够。到了柯文那里才将关注点从外部拉近至中国历史的内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列举了费正清、列文森师生轻视“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所衍生的误解［18］（P2-3）。只有将研究视角从外部转向内部，中国文学的传统及民族性的审思才能更为深刻。面对外部力量的冲击，变革的热望也更强烈，而越是急切想变革，越要倚靠民族性来锚定变革方向、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性的形态，思想传统的新旧变革、语言形式的现代转换是这种整体性历史的具体展开。搁置古代形态或者掐断民族性的源头，都无法完整绘制中国文学传统的图景。与现当代文学无异，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力源自内外两种资源。就内源性因素来说，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成熟且自觉的儿童文学，但其丰富的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都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条件。

“五四”儿童文学的横空出世看似是现代思想的召唤，但如果没有传统资源的改造转换，中国儿童文学的面貌也不可能呈现出兼具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复合样态。译介域外文化、转换传统资源来驱动本土文学的创生，是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共有经验。所不同的是，两种文学的资源取径、转换方式有较大的差异。在考察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时，也有这样一种异声：儿童文学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诺德曼就曾指出：“作为一种典范文学，儿童文学具有固有的保守性”［19］（P243）。对于儿童文学保守性的界定，诺德曼是从整体性、历史化的角度出发考察的。在儿童文学诞生之初，儿童文学就以一种反向的方式审思资本主义制度而出现在儿童读者面前，儿童文学文本中对“自然”“童心”的颂扬都隐含了对现代文明、理性主义的反思。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一方面是“儿童”的发现、发明，另一方面亦有对这种现代知识的批判。于是，儿童文学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复杂的面影：一方面指向未来，另一方面又返归过去。时间层面的前后矛盾确是儿童文学的独特性所在，但这种看似紧张的关系不会撕裂文本的张力结构。除此之外，儿童读者的接受水平也是需要特别考虑的。当然，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水平并不能以放逐儿童文学的思想性为代价。或者说，保守的思想也不一定容易为儿童所接受。儿童文学不仅拥有多维的思想，而且还要传达这些思想给儿童。因而，往后看的叙述方式和风格并不是儿童文学思想性不足的表征。相反，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依赖于现代思想的高扬。没有儿童与成人的差异，就难有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分野。而制造儿童与成人差异的现代装置是儿童本位观。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划定了界限鲜明的位与势，儿童本位观的出场有助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分，但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新质与儿童本位观之间并不决然对立，不能武断地认为儿童本位观划定了两者无法逾越的界限，进而阻碍其一体化的融通。除了基于共有的历史化语境外，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联结还需从作家的文学实践中找寻。透过现代作家身份的多歧性能发掘其游走于两种文学之间的心路历程，从而开辟出交织着社会生活史与精神生活史的复合性路向。在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出现前，现代作家的身份是游离且多栖的，作家、批评家、学者、读者混杂于一体。

由此产生了“作为作家的读者”“作为读者的作家”“作为学者的批评家”“作为作家的学者”等身份杂糅群体。不妨说，无法割裂多重身份也就意味着无法切断两种文学的联系。更为复杂的是，很多现代作家是兼治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张天翼、冰心等人的著述中流露出的“两套笔墨”，就是这种身份杂糅的显征。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一现象，可再列举两例不太引人注意的学案予以说明。柯灵的文学道路是从儿童文学起步的，据回忆，他15岁就积极向《儿童世界》和《少年杂志》投稿，处女作是儿童诗《月亮姑娘》和童话集《粉蝶儿的故事》［20］。学界对此关注不多，对于柯灵试水儿童文学也缺乏深入了解，如不是其“自述”，恐怕学界很难将其与儿童文学联系起来。柯灵童话集《粉蝶儿的故事》中《嫦娥和后羿》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但没有停留在白话文的转述层面，而是将故事植入现代中国的情境，并注入时代精神，从而激活了传统资源。许地山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但他也曾创作童话，其童话《桃金娘》取材于中国古代福建孤女金娘的民间故事，金娘为村民造福的故事经其口语化的改编后，深受儿童的喜欢。许地山的童话延续了其问题小说的风格，“处处又隐着许多问题”［21］，启发儿童思考。此外，他还在译介孟加拉国民间故事时发现了“野乘”这一故事类型，并根据特质推断其向寓言转换的趋势。凡此等等，如固化作家身份，不能全面考察作家出入于“两套笔墨”间的心路历程，可能会遮蔽其思想的多样性，进而误读文本的意涵。不言而喻，当现代作家带着这种多歧身份从事创作时，一体化的嵌入也由此生成。叶圣陶的《稻草人》之所以被界定为小说童话，源于作家在文本中增添了儿童/成人的双重内涵。文体的杂糅折射了作家多歧身份的犹疑、焦虑。叶圣陶“为儿童”与“为成人”的两套笔墨，使得《稻草人》显露出太真与太假的两极震撼。其缘由在于叶圣陶对童话文体“失败”的认知，及其一贯的问题小说整体局限所致［22］。

由此看来，文体杂糅只是表象，无力整饬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才是实质。这种左支右绌的痛苦，叶圣陶显然不是孤例。老舍所谓“脚踏两只船”的自喻可作如上观：“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23］（P457）鲁迅曾译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论析现代儿童观的杂文，但在界定自己的创作身份时，他却表明“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24］（P44）。与鲁迅无异，茅盾对于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也说：“我虽然写一些儿童文学的评论，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儿童文学”［25］（P39）。在这里，鲁迅、茅盾的话不是简单的自谦之语，而形象地阐明了其在学科纯化与泛化中的两难，他们无意贬抑儿童文学，但从侧面也表明了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既明晰又模糊的界限。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成为国家文学的一种类型。儿童文学作家也走上了专业化的行列。然而，新的文学体制却并未改变专业作家的上述困境。第一代、第二代儿童文学作家自不用多说，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看似专治儿童文学，但他们也未摆脱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两歧困扰。从他们接受的理论资源、学统来看，前辈作家给予他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下成长起来的。

鲁兵就曾坦言亲炙前辈的上述苦闷与精神饥馑［26］（P266）。这样说来，布鲁姆“渴望置身他处”的观念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27］（P9）。在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下，儿童文学作家无法掐断现当代文学这一近传统的脉息。这种潜在的他者存在并不是坏事，在看似不纯粹的文学观念中却增添了多元性的参照，这对其儿童文学创作无疑是有裨益的。新世纪以后，张炜、毕飞宇、马原、阿来、徐则臣、赵丽宏等一大批当代作家尝试跨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姑且不论这种跨界的结果怎样，但必须承认，由于角色与意识、创作风格与艺术方式的差异，这种跨界实践必然衍生因“两套笔墨”牵扯所带来的不适感，甚至酿成创作失范、创新受挫的后果。具体来说，作家的不适主要集中在准儿童文学与准成人文学的地带［28］。如何调适跨界后的身份转变，处理知识结构的多元化与儿童文学的专业化是一体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历史化中审思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实质上是将两者的关系进行学术化、范畴化和学科化。这种关系的历史化不是两种文学史的机械相加，而是在找准了两者对话“锚点”后的互动及融通。这有效地遏制了胡乱的、强制性的联系所带来的混乱失序，从而在“历史化的关系”与“关系的历史化”中回归新文学的本体。借用吴秀明叙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观念来说，这是以一种“后见之明”对两者关系的历史进行“再解读”［29］。既然是“再解读”，就不应满足于“接着说”，而要“重新说”。当一体化的思想运作时，两种文学的内在结构、术语、范畴、属性也发生着或显或隐的变化。这其中，影响两者一体化的因素是动态语境中的“儿童”与“成人”的结构关系及现当代文学制度，而两者一体化的实施又反作用于作家的文学生产，深刻地介入了百年中国文学参与现代中国文化创造的伟大工程。

三、补全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学理逻辑

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关联研究中，一体化既是出发点，也是方法。本议题的重心在于，两者的一体化不是一个“要不要”的理论预设，而是一个“怎么做”的实践话题。一体化方法的启用开拓了百年中国文学新的阐释空间，质的生成意义大于量的增补。新文学整体系统中两种文学的流动、碰撞、关联、作用，凸显了百年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在不折损两者学科特性的前提下，助益其彰明现代性质地和完整的文学面貌［30］。在这种方法的推动下，百年新文学的总体性特质因这种一体化的联结而趋于明晰，更好地表述人类童年与成年的完整阶段，提升了“全人”的道德意识与审美能力。然而，尽管一体化的意义重大，但它却不能等同于两种文学整体研究的终极诉求。一体化起到的联结、统摄作用固然不容忽视，但其局限也依然存在。具体来说，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它无法替代和推演两种文学各自的主体性。因而，在肯定一体化切近、联结的作用时还要补全两种文学各自的主体性。否则一体化的结果有可能还是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收编，最终在张力离场的情境下中止了两者的一体化。一体化如果是以取消两种文学的属性差异作为结果，那么这种一体化不仅有违其初衷，而且也将一体化带入自我本质主义的泥潭。殊不知主体性是一体化的前提，缺失了主体性的文学如何能实践一体化的运作？在很长的时间里，儿童文学被误读为“小儿科”，在走弱的趋势下逐渐走向自我封闭。这种自我本质主义放逐了儿童文学的主体性，更进一步说也否弃了其与现当代文学互通关系中的主体性。自我封闭的结果是关上了勾连现当代文学的大门，实际上也取消了一体化的联动。基于此，在呼吁“走出自我封闭系统”的同时［31］，学界也开始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学科拓展，这都有助于一体化的统摄及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伴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向，中国儿童文学的入史问题也被提上日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这里的入史，不是儿童文学独立成史，而是其如何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世纪以来，学科观念的更新引发了诸多关乎学科化的讨论。关于华文文学、通俗文学、旧体诗词、港澳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入史问题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笔者看来，入史的标准是“同质性”。这里的同质既有文学新旧性质的考量，也有民族身份认同的判定。儿童文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符合同质性的理据，但如何入史却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对此，有学者将儿童文学的内容对应楔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各个阶段，如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就采用这种方略［32］。不过，在整体性的格局中，两种文学的合流也容易遮蔽其同步与错位的发展轨迹。当然，另有撰史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最后突兀地放置儿童文学的内容，就显得更不科学了。这种现当代文学加上儿童文学的大文学史，看似内容更为丰富，但却是机械式的叠加，无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结构的优化。就文学史结构而言，粗暴地做加法不是一体化的原初设想。

文学史涉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撰写文学史要做到尽量客观、真实。然而，客观真实只是相对的概念，无法真正实现。原因在于撰史者的主观叙述无法复现和还原文学事实，结果是“文学史能够做到的只是取得共识”［33］。这看似接近却无法达至客观真实的状态，留下的缺憾也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动因。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撰史者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与“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如何”的理解决定了其文学史叙述的方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文学史著中没有儿童文学的身影，这可视为文学史家对于现当代文学主体性的一种体认，是其新文学观与新文学史观影响的结果。作为新文学的有机部分，儿童文学理应在整个新文学史中有一席之地，完全无视、低估儿童文学显然没有道理。问题是如何整饬两种各具主体性的文学，重新设立秩序关系。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率先在新文学运动史中加进了上海四大儿童书局的出版状况，开了在新文学史中论述儿童文学的先河［34］。尽管还缺乏一体化的意识，甚至将儿童文学置于“整理国故”的背景下，但这种创见性的汇聚、打通仍有引领意义。唯有同质才能入史，承认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同质性就确立了入史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入史不能遮蔽、折损、弱化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否则儿童文学的身份必定是“寄居”和“游离”的。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仍需要重拾两者一体化的意识，在历史化的场域中形成有效的联结。抛开入史的迷雾，寻绎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具备独立写史的条件和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层出不穷，虽不足以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等量齐观，但其数量也不容小觑。无论是独立写史，还是选择性入史，都应依循上述一体化的思路，都要顾及主体性的原则。

从根本上说，两种文学史书写都体现了撰史者关于“儿童文学是什么”或“儿童文学史怎么写”的史识。这种史识是尊重中国儿童文学自主性为前提的，在承认儿童文学主体性时，围绕元概念梳理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不言而喻，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坚守并不否定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而恰是在尊重现当代文学主体性的同时来审思儿童文学的主体性。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体化也是一种“互为主体”的思维方法。强调在一体化过程中兼顾两种文学的主体性，是为了规避因外在语境、意识形态的先导作用对两者关系造成的偏误。这种主体性的确认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从外向内转，这对于冲破反映论的束缚，修复、回归文学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在返归文学主体性的同时，还强化了两者关系中各自的学科自主性和文学主体性。从学术史看，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提出了引入价值论的思路：“不仅肯定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而且又肯定文学是基于主体需求的一种价值形态”［35］（P5）。克服了文学反映论的弊端后，中国文学才得以获致文学主体性。应该说，这种返归文学自身的努力是对“人”和“文学”主体价值的高度肯定。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文化、思想等要素的推动。如果一味地强化人的精神主体性又会衍生弱化文学主体性的隐忧，而这显然不是刘再复此文的本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提出后也引起了诸多争议，问题的症结集中在文学与政治、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秩序上。无限主体或绝对自由所带来的后遗症迫使人们再度反思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经过论争后，刘再复也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关键的认知是“主体性应该包括主体间性，这才是比较完整的理论”［36］。对于一体化的关系而言，提出主体性的思路是必要的，但这种主体性不能撤除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多元共生的基石。从关系学的角度看，在承认主体性的前提下重视关系主体的空间、话语、作用也是其应有之义。由是，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思路延伸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7

中国历来注重修史，正是这种注重修史的观念带来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和繁荣。尤其到明清时代，在长篇章回体小说文类中，且不说《列国志传》、《西汉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两晋演义》、《隋唐演义》、《南北宋传》、《皇明中兴圣烈传》等这些“讲史类”小说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即便是在“烟粉类”、“讽刺类”、“神魔类”和“侠义类”等小说文类中也渗透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从《西湖小史》、《绣榻野史》、《金莲仙史》、《婵真逸史》、《儒林外史》等诸小说题目的命名就深切感受到历史题材对小说作者的巨大吸引力，也可略略体察小说作者假借历史以吸引读者眼球并提升小说地位的微妙心态。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主要是演义体历史小说，作家秉持着补正史之余的创作观念，通过小说去演义历史，《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作者遵照着所谓“七实三虚”的创作原则成为此类小说的典范之作。

这种演义历史、再现历史的创作观念一直占据历史文学创作的主导。到了清末民初，作家吴趼人仍然看重历史小说再现历史事实的社会价值：“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深入者，今日读小说而身临其境”。〔1〕（86）这一论述延续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美学观念。即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历史小说在创作的价值取向上已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演义体历史小说补正史之余的陈旧观念，而理论批评方面却较多地与传统相连，批评思路上呈现出古典化的特征。尤其是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史实与虚构之间的考辨，本就是古典演义体历史小说批评家早已讨论的话题。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学创作尽管源远流长，但在理论方面的探讨却非常有限，无论是金圣叹“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论述，还是毛宗岗对历史小说“据实指陈，非属臆造”的强调；无论是谢肇制对《三国演义》“事太实则近腐”的批评，还是袁于令对历史小说“传奇贵幻”的提倡；以及李渔的“虚则虚到底”、“实则实到底”和金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写作原则的确立，都是想在历史小说创作的虚实之间寻找一种理想的平衡。现代历史小说批评家同样在这一问题上徘徊与沉迷。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正是过多地纠缠于“虚实之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小说理论的其他层面作深入细致的探讨，致使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始终在传统的阴影下徘徊游移，难以产生超越前人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论体系。那么，当代的情况又如何呢？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运动催发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

仅1976-1981年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中长篇历史小说就达四十多部，短篇历史小说在百篇以上。不但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数量上也远远超越了新文学前60年的总和。然而相对于创作的丰富和繁荣，历史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工作却显得相当滞后。即便是有些评论的文章，基本上都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作品，停留在介绍性、读后感的水平，缺乏理论深度和深厚的历史素养，没有把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对之进行综合考察和专门研究。正是在历史小说研究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背景下，吴秀明在教学实践中，以他所拥有的强大纯正的艺术鉴赏力，勤于思索的深刻锐利的思想洞察力以及充沛热忱的拥抱现实的激情，走进了历史小说研究的领地。如果从他1981年在《文艺报》刊发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一文开始算起，吴秀明至今在历史文学研究的园地中已经辛勤耕耘了30年。30年辛苦不寻常，吴秀明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园地”中默默耕耘、辛苦爬梳、勤于思辨，创获颇丰，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关于历史文学研究的论著，总结并建构了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和理论体系。自此，中国历史文学研究终于超越了此前那种感悟评点似的评介和研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宏富而严谨的理论体系。纵观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30年历程，按照他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的演进、深化与拓展，可以把他的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文学批评与文本解读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历史小说创作较之普通的小说创作要困难一些。近代就有人慨叹：“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更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1〕（145）套用这一说法，我认为，作文学评论难，作历史小说评论更难，作历史小说评论能够论述透辟，评论得当，视野宏阔，尤难之又难。对此，姚雪垠曾感同身受地指出：“几年来，出现了几部写历史的小说。我看了几篇评论文章，都写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让人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写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历史，或者不熟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中错误地虚构历史，评论者不仅没有指出这些描写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这原因可能就在于评论者自己也不晓得不认识这些描写不符合历史生活。”〔2〕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融合，这种特有的艺术品性要求评论者不但要具有小说艺术的审美体悟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素养。正如历史小说作者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必须要熟悉所反映的这段历史一样，历史小说评论者也应该对其评论对象所反映的这段历史要了解。

面对历史小说评论这一难题，吴秀明却不畏艰难，知难而进。80年代初，作为一个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大学教师，吴秀明的文学素养、文学鉴赏和见微知著的文学评论能力并不缺乏，而面对历史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文学评论者如何过历史关却是一个极富挑战又具有诱惑性的研究难题。那么，吴秀明是如何度过这一历史关的呢？他多年前的一段自述为我们透露出他为此的付出和艰辛：“我是根据写评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书。比如在写到唐玄宗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唐玄宗这方面的史料，在写到捻军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捻军这方面的史料。”〔3〕（365）他为了弄清楚刘亚洲长篇历史小说《陈胜》所写的秦二世在上林苑观看人兽相斗的残酷娱乐表演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但请教精通这段历史的专家，还先后查阅了《史记》、《汉书》、《秦会要》、《太平御览》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乃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评论中有关此事失真的文字虽寥寥几行，却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执著，吴秀明把文本阅读与文献查询相比照，徜徉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在历史小说评论这块比较贫瘠而荆棘丛生的园地里坚持耕耘，开始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研究道路。#p#分页标题#e#

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研究，吴秀明密切关注当下的历史小说文本，对于新作给予及时的研究与评论，尽管有一些如《评1976至1981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虚构应当尊重历史》等综述性和专题性的文章，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作品的评论上，遵循的是文学批评与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径。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文本，而文本细读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基础。吴秀明1987年结集出版的《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二十余部历史小说长篇新作都一一作了品评。他评论一部作品并非孤立地就作品而论作品，其间往往以一部作品为例，生发出对于历史文学许多重大关节问题的思考，渗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读这些饱含着富有学术激情与问题意识的评论文章，可强烈感受到评论者的史思与诗思的相互辉映以及辨证的思维方式的缜密展演。比如在论及俆兴亚的《金瓯缺》通过展现生活场景风俗画的细节营造小说的真实性时，吴秀明既肯定了小说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密与处理题材平中见奇的本领，同时又笔锋一转：“不过，小说毕竟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不是断代的风俗志，因而对一个作者来说，光有世态习俗的描写还是不够的。风俗毕竟还只是‘外景’，哪怕写得再逼真，也只能为作品提供一个好的背景或环境。要真正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内部，深入到时代风云中去，准确有效地写好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才行。”〔3〕（153）

这种珍贵的辨证思考在他的评论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历久弥新，得出的结论令人叹服。辨证的思考方式是一个优秀评论家应该具备的思维品格，在此观照下，不仅能够对于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品评其优长，好处说好；也能够体察出其不足，引领作家在创作中扬长补短。在评论杨书案的历史长篇中，吴秀明能够深入作品的肌理，指出作品所蕴含的浓浓诗意，并没有单方面褒扬作家的这一优长，而是诚恳地指出小说“有些地方抒情太多，失去自我控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笔下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生动性，而且也使他作品的情节发展显得拖沓缓慢。”〔3〕（231）当然，辩证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历史素养只是吴秀明文学批评在“史思”方面的体现，他在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中也呈现出聪颖敏捷的审美判断能力，充溢着强烈的批评激情。如对于《天国恨》刚健豪放格调的概括，指出作品“大笔淋漓，粗毫疏落，作干脆利索的粗线条勾画，有些地方甚至还带有历史素材本身的毛糙样子，仿佛是取自历史矿床的浑金璞玉，不是打磨得精巧玲珑的翡翠古玩”。〔3〕（267）

用这样鲜活灵动的笔触品评作品，语言如鲜花带露，清新可感。没有从逻辑到逻辑，从推理到推理的枯燥与繁琐，而是面对一部充满油墨香味的新作做洞幽烛微的直觉和感悟，这充分体现了吴秀明文学批评的“诗思”品格。与“诗思”紧密相连的是评论中主体情愫的投入。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拥抱体悟作品，写到《秦娥忆》所描写的“焚书坑儒”的惨烈场面时，吴秀明写道：“嗟乎，惨无人道的屠戮！哀哉，炎黄文明的浩劫！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残忍、苛烈的么？！这样做的结果，岂止是焚烧了一大批诗书简册，腰斩了四百多个儒生，活埋了七百多个学士，不，这是在弃圣绝智，强钳百家之口”。〔3〕（228）尽管他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作品的评论，但“史思”与“诗思”的有机结合使吴秀明的历史小说研究没有陷入就事论事的狭小格局，而是在问题意识的映照下获得了一种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收入了他这之前刊发的单篇文章，许多文章通过评论不同的历史小说，探讨了他对历史小说理论的初步思考，吴秀明在《关于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的通信———致杨书案同志》、《一部很难组织的“教授小说”———谈〈金瓯缺〉的真实性》、《“七实三虚”写风云———关于〈天国恨〉的真实性》、《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关于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等一系列文章中集中探讨了历史小说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历史小说的真实性问题，这些思考是理论生长的萌芽，为以后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是进一步建构历史小说理论大厦的基石。

二、理性思辨与理论建构

然而，不管上述文学批评多么富有魅力、不乏新见，它毕竟带有直觉和感悟的印象批评的成分，离纯粹的理论建构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文学研究仅仅停留于紧跟新作而展开的作品论层次的分析，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提升将会受到限制。正如孙武臣所指出的，吴秀明早期的有些评论文字“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阐发和概括，往往显得浓度不足”，“有几篇文章写法上有某些雷同”。如何丰富自我的知识结构、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业已形成的学术研究框架，是所有学人都应该积极思考和面对的。好在吴秀明自己也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感受：“写着写着，无形之中就有了个程式，题材啦，人物啦，艺术特色啦，最后带一下缺点，如此这般，大同小异。”〔3〕（364）

就在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研究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出版之后，他开始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富有拓荒性的探讨工作，试图把历史文学当做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系统整体地研究它的个性特征和基本理论体系。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转向历史文学理论的总结与建构不但是吴秀明出于学术自我超越的考虑，也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历史文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的强调，新时期历史文学的兴起成为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与蔚为壮观的这股创作潮流相比，历史文学研究在理论上还远远不够深入。从事历史文学创作的作家也热切期待能有与这一特殊文体形态相适应的理论著作的出现。吴秀明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出版的《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文学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历史的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真实的构造———历史文学真实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三部理论专著，正是呼应了历史时代与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自此，中国历史文学研究初步具备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p#分页标题#e#

如果说吴秀明80年代初步入历史小说评论要过历史关这一难题，那么90年代之后的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要突破重重的理论关这一更大的学术难题。我们知道，80年代中后期是学术界“方法热”风起云涌之际，系统论、叙事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结构主义等一波又一波的新方法、新理论“乱迷人眼”。在这种新方法炙手可热之际，吴秀明并没有急切地套用一种新方法去解读某一部具体的作品，而是沉潜下来，正如他所言“有意识压制自己的发表欲，而颇读了一些美学、文化学、心理学、叙事学以及新方法论等方面的书”。〔4〕经过多年沉潜涵咏的阅读和思考，吴秀明在历史文学研究中终于达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辨的质的飞跃。纵观这一时期的三部历史文学的理论专著，论述问题虽各有侧重，但不同问题又相互比照，相互阐发，相互补充，从而相得益彰，共同建构了历史文学精深而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学术史意义上观之，我认为吴秀明对于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以下研究特色和学术个性。首先是理论的系统完整性和创新性。中国历史文学尽管发达，但历史文学理论则相对滞后。在古代往往存在于历史小说的序跋或灵光一闪的评点中，即使有真知灼见也大多只言片语。到了现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中，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等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历史文学，也都对历史文学范畴和理论做过富有意义的探求，也大多散见于单篇文章，鲜有像外国卢卡契的《历史小说》、菊池宽的《历史小说论》等系统的论著出现。吴秀明则围绕历史文学的诸多理论问题，比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真实与创造主体、历史真实与时代社会、历史真实与读者接受、历史真实与虚构限度、历史小说的现代化倾向、影射问题等等，撰写了一大批富有洞见的文章，将历史小说相关的理论问题，特别是不可回避的相关理论难点问题，都作了深入系统和富有成效的探究，把历史文学的真实论、价值论、形式论相互融通，逐步形成了一套立体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是历史小说理论研究领域中富有个性的“这一个”。

吴秀明对历史文学理论建构的系统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对于历史文学诸多问题的探讨，更表现在他对一个问题能够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开掘和剥茧抽丝似的条分缕析。比如他的《真实的构造》，就是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研究难以回避而又常常纠缠不清的“历史真实”问题进行的专题性探讨。我们都知道，真实性问题是历史文学研究中所有一切理论问题的关键与核心，中外古今的文学家、美学家以及历史哲学家都对这一问题作了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讨论。而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每每触及到历史文学的真实问题，大多止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单向度的反映论的探究，要么把历史文学的真实与一般文学的真实性结合起来，要么用历史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历史文学，这样一来，历史文学真实理论的研究实际上简化成了解释文艺与生活、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

《真实的构造》则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论的观念，把历史文学真实看作是一个立体多维、涵盖着映像性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主体性真实（历史真实与作家主体）、当代性真实（历史真实与当代需要）、认同性真实（文本真实与读者接受）等四个真实要素的系统耦合而成，将真实纳入一个“作品-作家-社会（当下）-历史-读者”等多维互动共生的审美机制中进行全方位、立体性观照。这样的理论构架很显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系统理论创新工程，他在运用传统的社会学、文艺美学、历史哲学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又广泛借鉴了心理学、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新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的是，论著并非只是摭拾前人提出的新概念、新术语，而是在吸纳了各种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经过自我理性的思辨而有所创获。在强调各种新思潮、新方法、新理论对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创新所做的贡献时，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理论的创新更来自于他多年的史料积累和长期独立的文献准备。80年代初，吴秀明在大量阅读历史文学作品和评论的基础上，曾相继选编出版了《短篇历史小说选》、《中篇历史小说选》以及《历史小说评论选》，曾专门作过“建国35年来（1949-1984）历史小说书目辑览”。不要小觑这费力费神的史料积累，正是这种独立的文献准备造就了他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丰厚资源和坚实根基。其次是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视野广阔性。

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其背后的动力来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激发。他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关在书斋里个人一相情愿的向壁虚构和主观玄想，而是来自于异彩纷呈的历史文学创作实践，从大量的文学创作想象中思考总结得来的。他勤敏善思、独立不依的学术个性使他长期密切关注当代历史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许多学术问题纠结在他的胸中，对此的思考也是一以贯之。比如《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专章探讨了不同历史文学的艺术表现与创作方法的关系，这关涉到作家的历史文学观问题，并由此展开现实主义历史文学观、浪漫主义历史文学观以及现代主义历史文学观的多方考察。事实上，这一思考渊源有自。早在1983年评论《金瓯缺》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已经提出了“在如何求得历史真实的问题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分”问题。此外，《文学中的历史世界》探讨了历史文学的翻案问题。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中仍在进一步探讨与深化。此外，论著对影射问题、现代化问题以及作家虚构的自由与限度和如何深入历史问题等，都有深入论述。他的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相应地也会指导文学创作实践，只有这样的理论才会焕发出持久的生命活力。《历史的诗学》正是这种实践性与现实针对性的集中体现，论著专列“实践篇”一编，通过对历史文学艺术实践的总体描述和抽样分析，对于艺术实践的有关问题作了新解。在论述某一具体问题时，吴秀明往往贯通古今，融汇中外，跨越文史哲，因而显得视野开阔，舒卷自如。

三、文化阐释与空间拓展

经过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学术沉潜和历史文学的理论自觉建构阶段，吴秀明的学术视野逐渐扩大，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当代文学思潮、当代文学史写作以及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也兴趣盎然地旁及教育学、生态文学、地域文学研究等领域，开始主动走出了历史文学研究这片自己独立开垦的学术根据地。此后，他在新开垦的学术领地相继收获出版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等学术成果。尽管历史小说研究此时已不再占据主导，但吴秀明并没有忘怀这块属于自己的园地，而是在成功申报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研究》、《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创作实践与历史观问题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展开了他历史小说研究的再次突破和飞跃。十年磨一剑，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正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正如吴秀明所言，建立自身的学术根据地是一位学者在学术界安身立命之本，有没有这个根据地是判断一个学者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的标准。吴秀明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早已建立了自己坚实牢固的学术根据地。按照常人的一般想法，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根据地里轻车熟路地走下去。相反，他却主动走出了自己的根据地，走进了更为宏阔的文学史图景中。正是这一学术研究的拓展与主动出击，给他的历史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质。既然文学史研究可以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生态场域中加以观照，历史小说不也是特定文化场域的产物么？他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化视野再次回到自己难以割舍、常常眷顾的学术热土。在我看来，这一研究论题的回归形成了与他之前的历史文学研究不同的范式。#p#分页标题#e#

首先是文化阐释与文本研究的统一。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评论，主要从小说题材选择、人物形象、思想主题、情感取向、叙述结构、语言表达等诸方面而展开的文本内部的解读，而《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则注重对小说文本和创作想象进行了深层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将历史小说看做是一定时期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的载体，把历史小说置于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历史场域和社会语境中加以考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文本细读所遵循的审美自律的狭小格局，拓宽了文学研究的内涵，这使他的历史文学研究显得大气磅礴、视野宏阔。本书第二章选取姚雪垠、凌力、苏童这三位作家，透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总体风格与内在结构，认为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依次采取了阶级斗争范式、人文主义立场和新历史主义原则，这种以点代面、举重若轻的研究理路显示出吴秀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高屋建瓴、胸有全局的整体把握能力。就青年作家所秉持的新历史主义原则和呈露的叛逆姿态而言，吴秀明指出：“这些新历史主义小说普遍显露了浓重的存在主义倾向，在观念形态上已由80年代的理性主义进化论向现在的存在论、生命本体论转化。”〔5〕在此，吴秀明有意凸显了形成并制约每代作家不同艺术风格的政治历史语境和文化生态环境。本书第三章的论述更显得气势恢宏，论著把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置于全球意识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认为《雍正皇帝》“落霞系列”、《张居正》、《白门柳》、《曾国藩》等历史小说反映了封建末世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在异族文化或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被迫转型，找到了与当下全球化浪潮所激发起来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契合点。这就把历史文学的兴起看作是与文化思潮相激相荡的结果，不再视为仅仅是文学内部的事情。这种文化视野的阐释和解读在该书中俯拾即是。在“历史守成主义叙事”一章中，吴秀明把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巨著《曾国藩》、《旷代逸才》和《张之洞》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如国学热、新儒学）思潮联系起来，指出了这些历史小说所取得的对古人能达成体谅与理解的历史同情这一成就，也辩证地指出小说作者这种认同性的体谅和理解往往潜在地支持了传统的权力智慧所导致的专制欲，从而模糊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8

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学创作尽管源远流长，但在理论方面的探讨却非常有限，无论是金圣叹“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论述，还是毛宗岗对历史小说“据实指陈，非属臆造”的强调；无论是谢肇制对《三国演义》“事太实则近腐”的批评，还是袁于令对历史小说“传奇贵幻”的提倡；以及李渔的“虚则虚到底”、“实则实到底”和金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写作原则的确立，都是想在历史小说创作的虚实之间寻找一种理想的平衡。现代历史小说批评家同样在这一问题上徘徊与沉迷。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正是过多地纠缠于“虚实之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小说理论的其他层面作深入细致的探讨，致使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始终在传统的阴影下徘徊游移，难以产生超越前人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论体系。那么，当代的情况又如何呢？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运动催发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仅1976-1981年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中长篇历史小说就达四十多部，短篇历史小说在百篇以上。不但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数量上也远远超越了新文学前60年的总和。然而相对于创作的丰富和繁荣，历史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工作却显得相当滞后。即便是有些评论的文章，基本上都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作品，停留在介绍性、读后感的水平，缺乏理论深度和深厚的历史素养，没有把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对之进行综合考察和专门研究。

正是在历史小说研究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背景下，吴秀明在教学实践中，以他所拥有的强大纯正的艺术鉴赏力，勤于思索的深刻锐利的思想洞察力以及充沛热忱的拥抱现实的激情，走进了历史小说研究的领地。如果从他1981年在《文艺报》刊发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一文开始算起，吴秀明至今在历史文学研究的园地中已经辛勤耕耘了30年。30年辛苦不寻常，吴秀明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园地”中默默耕耘、辛苦爬梳、勤于思辨，创获颇丰，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关于历史文学研究的论著，总结并建构了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和理论体系。自此，中国历史文学研究终于超越了此前那种感悟评点似的评介和研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宏富而严谨的理论体系。纵观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30年历程，按照他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的演进、深化与拓展，可以把他的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文学批评与文本解读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历史小说创作较之普通的小说创作要困难一些。近代就有人慨叹：“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更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1〕（145）套用这一说法，我认为，作文学评论难，作历史小说评论更难，作历史小说评论能够论述透辟，评论得当，视野宏阔，尤难之又难。对此，姚雪垠曾感同身受地指出：“几年来，出现了几部写历史的小说。我看了几篇评论文章，都写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让人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写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历史，或者不熟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中错误地虚构历史，评论者不仅没有指出这些描写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这原因可能就在于评论者自己也不晓得不认识这些描写不符合历史生活。”〔2〕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融合，这种特有的艺术品性要求评论者不但要具有小说艺术的审美体悟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素养。正如历史小说作者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必须要熟悉所反映的这段历史一样，历史小说评论者也应该对其评论对象所反映的这段历史要了解。面对历史小说评论这一难题，吴秀明却不畏艰难，知难而进。80年代初，作为一个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大学教师，吴秀明的文学素养、文学鉴赏和见微知著的文学评论能力并不缺乏，而面对历史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文学评论者如何过历史关却是一个极富挑战又具有诱惑性的研究难题。

那么，吴秀明是如何度过这一历史关的呢？他多年前的一段自述为我们透露出他为此的付出和艰辛：“我是根据写评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书。比如在写到唐玄宗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唐玄宗这方面的史料，在写到捻军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捻军这方面的史料。”〔3〕（365）他为了弄清楚刘亚洲长篇历史小说《陈胜》所写的秦二世在上林苑观看人兽相斗的残酷娱乐表演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但请教精通这段历史的专家，还先后查阅了《史记》、《汉书》、《秦会要》、《太平御览》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乃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评论中有关此事失真的文字虽寥寥几行，却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执著，吴秀明把文本阅读与文献查询相比照，徜徉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在历史小说评论这块比较贫瘠而荆棘丛生的园地里坚持耕耘，开始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研究道路。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研究，吴秀明密切关注当下的历史小说文本，对于新作给予及时的研究与评论，尽管有一些如《评1976至1981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虚构应当尊重历史》等综述性和专题性的文章，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作品的评论上，遵循的是文学批评与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径。#p#分页标题#e#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文本，而文本细读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基础。吴秀明1987年结集出版的《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二十余部历史小说长篇新作都一一作了品评。他评论一部作品并非孤立地就作品而论作品，其间往往以一部作品为例，生发出对于历史文学许多重大关节问题的思考，渗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读这些饱含着富有学术激情与问题意识的评论文章，可强烈感受到评论者的史思与诗思的相互辉映以及辨证的思维方式的缜密展演。比如在论及俆兴亚的《金瓯缺》通过展现生活场景风俗画的细节营造小说的真实性时，吴秀明既肯定了小说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密与处理题材平中见奇的本领，同时又笔锋一转：“不过，小说毕竟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不是断代的风俗志，因而对一个作者来说，光有世态习俗的描写还是不够的。风俗毕竟还只是‘外景’，哪怕写得再逼真，也只能为作品提供一个好的背景或环境。要真正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内部，深入到时代风云中去，准确有效地写好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才行。”〔3〕（153）这种珍贵的辨证思考在他的评论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历久弥新，得出的结论令人叹服。

辨证的思考方式是一个优秀评论家应该具备的思维品格，在此观照下，不仅能够对于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品评其优长，好处说好；也能够体察出其不足，引领作家在创作中扬长补短。在评论杨书案的历史长篇中，吴秀明能够深入作品的肌理，指出作品所蕴含的浓浓诗意，并没有单方面褒扬作家的这一优长，而是诚恳地指出小说“有些地方抒情太多，失去自我控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笔下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生动性，而且也使他作品的情节发展显得拖沓缓慢。”〔3〕（231）当然，辩证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历史素养只是吴秀明文学批评在“史思”方面的体现，他在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中也呈现出聪颖敏捷的审美判断能力，充溢着强烈的批评激情。如对于《天国恨》刚健豪放格调的概括，指出作品“大笔淋漓，粗毫疏落，作干脆利索的粗线条勾画，有些地方甚至还带有历史素材本身的毛糙样子，仿佛是取自历史矿床的浑金璞玉，不是打磨得精巧玲珑的翡翠古玩”。〔3〕（267）用这样鲜活灵动的笔触品评作品，语言如鲜花带露，清新可感。没有从逻辑到逻辑，从推理到推理的枯燥与繁琐，而是面对一部充满油墨香味的新作做洞幽烛微的直觉和感悟，这充分体现了吴秀明文学批评的“诗思”品格。与“诗思”紧密相连的是评论中主体情愫的投入。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拥抱体悟作品，写到《秦娥忆》所描写的“焚书坑儒”的惨烈场面时，吴秀明写道：“嗟乎，惨无人道的屠戮！哀哉，炎黄文明的浩劫！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残忍、苛烈的么？！这样做的结果，岂止是焚烧了一大批诗书简册，腰斩了四百多个儒生，活埋了七百多个学士，不，这是在弃圣绝智，强钳百家之口”。〔3〕（228）尽管他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作品的评论，但“史思”与“诗思”的有机结合使吴秀明的历史小说研究没有陷入就事论事的狭小格局，而是在问题意识的映照下获得了一种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收入了他这之前刊发的单篇文章，许多文章通过评论不同的历史小说，探讨了他对历史小说理论的初步思考，吴秀明在《关于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的通信———致杨书案同志》、《一部很难组织的“教授小说”———谈〈金瓯缺〉的真实性》、《“七实三虚”写风云———关于〈天国恨〉的真实性》、《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关于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等一系列文章中集中探讨了历史小说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历史小说的真实性问题，这些思考是理论生长的萌芽，为以后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是进一步建构历史小说理论大厦的基石。

二、理性思辨与理论建构

然而，不管上述文学批评多么富有魅力、不乏新见，它毕竟带有直觉和感悟的印象批评的成分，离纯粹的理论建构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文学研究仅仅停留于紧跟新作而展开的作品论层次的分析，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提升将会受到限制。正如孙武臣所指出的，吴秀明早期的有些评论文字“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阐发和概括，往往显得浓度不足”，“有几篇文章写法上有某些雷同”。如何丰富自我的知识结构、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业已形成的学术研究框架，是所有学人都应该积极思考和面对的。好在吴秀明自己也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感受：“写着写着，无形之中就有了个程式，题材啦，人物啦，艺术特色啦，最后带一下缺点，如此这般，大同小异。”〔3〕（364）就在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研究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出版之后，他开始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富有拓荒性的探讨工作，试图把历史文学当做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系统整体地研究它的个性特征和基本理论体系。

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转向历史文学理论的总结与建构不但是吴秀明出于学术自我超越的考虑，也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历史文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的强调，新时期历史文学的兴起成为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与蔚为壮观的这股创作潮流相比，历史文学研究在理论上还远远不够深入。从事历史文学创作的作家也热切期待能有与这一特殊文体形态相适应的理论著作的出现。吴秀明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出版的《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文学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历史的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真实的构造———历史文学真实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三部理论专著，正是呼应了历史时代与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自此，中国历史文学研究初步具备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如果说吴秀明80年代初步入历史小说评论要过历史关这一难题，那么90年代之后的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要突破重重的理论关这一更大的学术难题。我们知道，80年代中后期是学术界“方法热”风起云涌之际，系统论、叙事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结构主义等一波又一波的新方法、新理论“乱迷人眼”。在这种新方法炙手可热之际，吴秀明并没有急切地套用一种新方法去解读某一部具体的作品，而是沉潜下来，正如他所言“有意识压制自己的发表欲，而颇读了一些美学、文化学、心理学、叙事学以及新方法论等方面的书”。〔4〕经过多年沉潜涵咏的阅读和思考，吴秀明在历史文学研究中终于达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辨的质的飞跃。纵观这一时期的三部历史文学的理论专著，论述问题虽各有侧重，但不同问题又相互比照，相互阐发，相互补充，从而相得益彰，共同建构了历史文学精深而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学术史意义上观之，我认为吴秀明对于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以下研究特色和学术个性。#p#分页标题#e#

首先是理论的系统完整性和创新性。中国历史文学尽管发达，但历史文学理论则相对滞后。在古代往往存在于历史小说的序跋或灵光一闪的评点中，即使有真知灼见也大多只言片语。到了现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中，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等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历史文学，也都对历史文学范畴和理论做过富有意义的探求，也大多散见于单篇文章，鲜有像外国卢卡契的《历史小说》、菊池宽的《历史小说论》等系统的论著出现。吴秀明则围绕历史文学的诸多理论问题，比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真实与创造主体、历史真实与时代社会、历史真实与读者接受、历史真实与虚构限度、历史小说的现代化倾向、影射问题等等，撰写了一大批富有洞见的文章，将历史小说相关的理论问题，特别是不可回避的相关理论难点问题，都作了深入系统和富有成效的探究，把历史文学的真实论、价值论、形式论相互融通，逐步形成了一套立体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是历史小说理论研究领域中富有个性的“这一个”。

吴秀明对历史文学理论建构的系统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对于历史文学诸多问题的探讨，更表现在他对一个问题能够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开掘和剥茧抽丝似的条分缕析。比如他的《真实的构造》，就是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研究难以回避而又常常纠缠不清的“历史真实”问题进行的专题性探讨。我们都知道，真实性问题是历史文学研究中所有一切理论问题的关键与核心，中外古今的文学家、美学家以及历史哲学家都对这一问题作了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讨论。而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每每触及到历史文学的真实问题，大多止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单向度的反映论的探究，要么把历史文学的真实与一般文学的真实性结合起来，要么用历史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历史文学，这样一来，历史文学真实理论的研究实际上简化成了解释文艺与生活、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真实的构造》则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论的观念，把历史文学真实看作是一个立体多维、涵盖着映像性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主体性真实（历史真实与作家主体）、当代性真实（历史真实与当代需要）、认同性真实（文本真实与读者接受）等四个真实要素的系统耦合而成，将真实纳入一个“作品-作家-社会（当下）-历史-读者”等多维互动共生的审美机制中进行全方位、立体性观照。这样的理论构架很显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系统理论创新工程，他在运用传统的社会学、文艺美学、历史哲学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又广泛借鉴了心理学、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新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的是，论著并非只是摭拾前人提出的新概念、新术语，而是在吸纳了各种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经过自我理性的思辨而有所创获。在强调各种新思潮、新方法、新理论对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创新所做的贡献时，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理论的创新更来自于他多年的史料积累和长期独立的文献准备。80年代初，吴秀明在大量阅读历史文学作品和评论的基础上，曾相继选编出版了《短篇历史小说选》、《中篇历史小说选》以及《历史小说评论选》，曾专门作过“建国35年来（1949-1984）历史小说书目辑览”。不要小觑这费力费神的史料积累，正是这种独立的文献准备造就了他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丰厚资源和坚实根基。

其次是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视野广阔性。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其背后的动力来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激发。他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关在书斋里个人一相情愿的向壁虚构和主观玄想，而是来自于异彩纷呈的历史文学创作实践，从大量的文学创作想象中思考总结得来的。他勤敏善思、独立不依的学术个性使他长期密切关注当代历史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许多学术问题纠结在他的胸中，对此的思考也是一以贯之。比如《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专章探讨了不同历史文学的艺术表现与创作方法的关系，这关涉到作家的历史文学观问题，并由此展开现实主义历史文学观、浪漫主义历史文学观以及现代主义历史文学观的多方考察。事实上，这一思考渊源有自。早在1983年评论《金瓯缺》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已经提出了“在如何求得历史真实的问题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分”问题。此外，《文学中的历史世界》探讨了历史文学的翻案问题。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中仍在进一步探讨与深化。此外，论著对影射问题、现代化问题以及作家虚构的自由与限度和如何深入历史问题等，都有深入论述。他的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相应地也会指导文学创作实践，只有这样的理论才会焕发出持久的生命活力。《历史的诗学》正是这种实践性与现实针对性的集中体现，论著专列“实践篇”一编，通过对历史文学艺术实践的总体描述和抽样分析，对于艺术实践的有关问题作了新解。在论述某一具体问题时，吴秀明往往贯通古今，融汇中外，跨越文史哲，因而显得视野开阔，舒卷自如。

三、文化阐释与空间拓展

经过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学术沉潜和历史文学的理论自觉建构阶段，吴秀明的学术视野逐渐扩大，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当代文学思潮、当代文学史写作以及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也兴趣盎然地旁及教育学、生态文学、地域文学研究等领域，开始主动走出了历史文学研究这片自己独立开垦的学术根据地。此后，他在新开垦的学术领地相继收获出版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等学术成果。尽管历史小说研究此时已不再占据主导，但吴秀明并没有忘怀这块属于自己的园地，而是在成功申报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研究》、《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创作实践与历史观问题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展开了他历史小说研究的再次突破和飞跃。

十年磨一剑，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正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正如吴秀明所言，建立自身的学术根据地是一位学者在学术界安身立命之本，有没有这个根据地是判断一个学者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的标准。吴秀明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早已建立了自己坚实牢固的学术根据地。按照常人的一般想法，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根据地里轻车熟路地走下去。相反，他却主动走出了自己的根据地，走进了更为宏阔的文学史图景中。正是这一学术研究的拓展与主动出击，给他的历史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质。既然文学史研究可以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生态场域中加以观照，历史小说不也是特定文化场域的产物么？他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化视野再次回到自己难以割舍、常常眷顾的学术热土。在我看来，这一研究论题的回归形成了与他之前的历史文学研究不同的范式。#p#分页标题#e#

首先是文化阐释与文本研究的统一。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评论，主要从小说题材选择、人物形象、思想主题、情感取向、叙述结构、语言表达等诸方面而展开的文本内部的解读，而《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则注重对小说文本和创作想象进行了深层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将历史小说看做是一定时期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的载体，把历史小说置于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历史场域和社会语境中加以考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文本细读所遵循的审美自律的狭小格局，拓宽了文学研究的内涵，这使他的历史文学研究显得大气磅礴、视野宏阔。

本书第二章选取姚雪垠、凌力、苏童这三位作家，透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总体风格与内在结构，认为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依次采取了阶级斗争范式、人文主义立场和新历史主义原则，这种以点代面、举重若轻的研究理路显示出吴秀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高屋建瓴、胸有全局的整体把握能力。就青年作家所秉持的新历史主义原则和呈露的叛逆姿态而言，吴秀明指出：“这些新历史主义小说普遍显露了浓重的存在主义倾向，在观念形态上已由80年代的理性主义进化论向现在的存在论、生命本体论转化。”〔5〕在此，吴秀明有意凸显了形成并制约每代作家不同艺术风格的政治历史语境和文化生态环境。本书第三章的论述更显得气势恢宏，论著把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置于全球意识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认为《雍正皇帝》“落霞系列”、《张居正》、《白门柳》、《曾国藩》等历史小说反映了封建末世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在异族文化或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被迫转型，找到了与当下全球化浪潮所激发起来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契合点。这就把历史文学的兴起看作是与文化思潮相激相荡的结果，不再视为仅仅是文学内部的事情。这种文化视野的阐释和解读在该书中俯拾即是。在“历史守成主义叙事”一章中，吴秀明把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巨著《曾国藩》、《旷代逸才》和《张之洞》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如国学热、新儒学）思潮联系起来，指出了这些历史小说所取得的对古人能达成体谅与理解的历史同情这一成就，也辩证地指出小说作者这种认同性的体谅和理解往往潜在地支持了传统的权力智慧所导致的专制欲，从而模糊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该书所采用的文化阐释视角并非是大而无当与文学本体毫无关联的纯粹外部研究，因为所有的文化语境都必须通过作家这一中介，内化为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再通过作品呈现出来。而作品文化视角的阐释也必须建立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明清叙事与文化重建”一章，通过对反映官场文化、宫廷文化、政治斗争的历史小说的解读，表达了对权力叙事的隐忧。并从艺术创作和读者接受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权力角逐所蕴含的丰富动人的叙事资源和独到魅力，这就把看似宏观的权力话语落实到具体而微的作品的审美中，从而达到了宏观的文化阐释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把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互融通。其次是现代性视角与批判性立场的统一。

本书不但把历史小说放在文化的语境中加以阐释，而且在评判历史小说的创作得失时一直秉承现代性的眼光。运用现代性的目光去考量历史小说，不但驱逐了人们受线性思维的影响萦绕在头脑中的对历史小说怀有偏见的迷雾，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完善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本质，在实践上做好正本清源、趋利去弊的工作，从而丰富和深化历史文学研究，推动历史题材创作进一步繁荣，这是本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现代性话语充斥于学界已久，其概念边界往往模糊不清，吴秀明没有摭拾照搬西方的现代性概念，而是把历史小说的现代性看做是与传统相连，认为作家应立足于民族根性基础上，站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制高点，用自己的时代精神和意识观照题材对象，用现代意识和灵性激活历史。吴秀明把作家是否具备现代意识作为能否达到历史本质真实的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