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论文范文1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沉淀。所谓“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和一般的知识，也特指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有着鲜明的文化特性，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地位举足轻重。
“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民族共同语与方言，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地转换。作为语际的交流，把握文化所传承的信息，至关重要。曾经有一个翻译的轶事：一位外国人参加中国的朋友的婚礼，他称赞新娘很漂亮，新郎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外国朋友大吃一惊，以为是问哪里美，只好硬着头皮说：“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很美。”无独有偶，在我们地现实生活中，大型公司也因为不懂文化的内涵，同样犯了大笑话。BraniffAirlines（布兰尼夫空公司）想宣传其舒适的座位，可当它的广告语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意思却告诉人们乘坐他们的飞机可以不穿衣服。同样theChevroletautomobilecompany（雪佛莱公司）试图在拉丁美洲推销theChevyNovacar，广告译文同样也很糟糕。Nova意思是星星，而在西班牙语里是走不动的意思。
故而，翻译不仅仅单纯是语言的转换，更蕴含与文化之中。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
译而言，熟悉这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地理位置的不同
语言文化离不开人类的生活的环境。正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渐渐形成。因而各自的文化被赋予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特色，有浓厚的地域风采。
英国是一个海岛，渔业和航海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中国传统是内陆文化，农业在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因而在英语中很多习语与水有关，但在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同的对应。例如：
Restonone’soars暂时放一放
Allatsea不知所措
Drankthefish牛饮
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千万不要班门弄斧
气候同样也带有地域特色。中国人喜爱东风，因为东风象征着春天，给大地带来一片生机，通常用来比喻革命地气势和力量。而西风是冬天的象征，给大地带来一片萧瑟和凄凉，通常用来比喻没落地腐朽势力。“东风压西风”（），如果不了解此殊涵义，外国人势不会明白其特殊含义。但在西方，英国是海洋性气候，西风代表着春天，象征着生气勃勃，大地复苏。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天的讴歌。同样，中国的夏天是炎炎夏日，烈日难耐，通常人们觉得不舒服。但是英国的夏天气候凉爽宜人。莎士比亚曾经写了《仲夏夜之梦》，并且还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把爱人比作夏天：
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
Thouaremorelovelyandmoretemperature.
三、思维方式的不同
民族思维方式属于传统文化，这种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式语言的句法结构。汉语句子重“意合”，反映中国人重“综合”，英语句子重“形合”，反映西方人重“分析”。在中文的句子中多采用“流水句”，在叙述事实的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涵几个甚至十几个句子。譬如在《水浒传》中就多采用这样的“流水句”。但西方人注重逻辑分析，惯与“由一到多”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到各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层层叠加，形成“树杈形”的句式结构。所以在英文翻译中，译者通常用连词“and，but，or”等，并多用分句，从句来表达原文层层递加，有主到次的信息。此外，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反映了中国人不重本体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重本体的思维方式。汉语通常从已知到未知，从大到小的词序和英语从未知到已知，从小到大的词序，反映了中国人的顺向思维和西方人的逆向思维。譬如在地址和时间地顺序上，中国人先省份，后城市，再地方，而西方人则习惯与先小地方，再大地方。
四、人名文化的差异
人名的文字形式以及人名的结构模式影射出不同的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中国传统的姓名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家族的辈分，第三个才是名。名字的选取代表着取名者的所寄托的希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都有名有姓，但是在姓名的排列顺序上，却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西方人则是名在前，姓在后。这种姓和名的不同排列顺序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宗族观念，而姓代表这宗族、氏族、群体和血缘关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代表宗族、家族的“姓”必然在前，而代表个性的“名”理应在后。然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更强调个性和个体，尊重个体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所以必然把代表个体的“名”放前，而代表共性的“姓”放在后面。故而，这种“重姓”和“重名”的观念识中西方人人名文化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差异。所以中国有“百家姓”，蕴含深厚的文化积累，但西方的“姓”则多来源与以父姓、地名、诨名、职业、颜色或自然现象。
五、意识形态文化的不同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其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联。
（一）政治上的概念和知识
中国传统信奉儒家学说，所以“孔孟”特指儒家学说。在美国，MartinLutherKing是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他的生日“马丁·路德·金日”是美国法定的节日，象征着着民权，尤其是黑人的民权。“lobby”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常用词。原指“休息室”，国会在会议期间对议员的游说活动多半在议会前面的休息室进行。“lobby”在政治生活指对议员进行游說。“Naverick”指在政治生活中我行我素。“Naverick”原为美国德克萨斯农场主的名字。因其养牛方法上与众人不同，以我行我素著称。所以这个词指在政治生活中不循规常理、出人意料、不墨守成规，与一般人政见不同的人。（二）经济上的概念和知识
以美国为例，“NikkeiIndex”即我们常常听到的“日经指数”。它是由东京证劵交易所根据美国道琼斯阿囡公司的股价修正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每日股价指数，列入计算表的股票有225种。它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亚洲经济状况的晴雨表。“Fed’（federalReserveBank）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SiliconValley”（硅谷）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的圣克拉拉县，该地区因集中了一大批半导体公司及新兴地信息产业而声名远播。由于硅是制造半导体的原料，这个地区便称之“硅谷”。同时，硅谷有时一大批网络公司的聚集地。“硅谷“已经成为高科技信息产业地代名词。例如中国北京西北海淀区地中关村汇集了大批知名信息产业，被称为“中国的硅谷”。“bioeconomy”（生物经济）是本世纪出现的一个新词。它指以生物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例如克隆技术、生物工程食品、优生等生物技术。
（三）文化中的概念和知识
同样以美国为例，“Hippie”指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现实不满，标新立异，崇尚先锋派艺术，表面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性格，称之“嬉皮士”。”Yuppie”是指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雅皮士，即城市中上阶层的青年专业人士，是”YoungUrbanProfessional”的缩写。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有雄心、追求金钱和享受、衣着讲究、追崇时尚。”Broadway”是一条纵横美国纽约市的“百老汇大街”，集中了众多家剧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每天都有大量的戏剧和娱乐演出，是被公认为纽约戏剧和娱乐中心，是美国戏剧和娱乐业的代名词。著名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究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上。
（四）其他典故传说的反映
典故传说是历史的精髓，是文化的浓缩，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典故传说具有隐喻性，这一特点表明人们在以文化语境为基础，通过想象、联想、映射等途径进行一系列认知活动时，典故传说的隐喻文化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汉语中的“怒发冲冠”，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据说赵国大臣蔺相如带和氏璧去秦国换十五座城，献璧时秦王拒不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冲冠。”由于这个典故，汉语成语“怒发冲冠”形容头发竖立，表示非常愤怒。
有些典故本身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概括。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四面楚歌”、“闻鸡起舞”等。
有些典故表达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例如“助纣为虐”、“殷鉴不远”等。
在神话传说中，汉语“点石成金”来源于古代神仙故事，说的是仙人用法术可以使铁或石编委金子。还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通过这些神话传说，表达说话人的见解或对现实的隐喻。
在西方，“aJudaskiss”（犹大之吻）比喻口腹蜜剑，阴险的背叛，源自《圣经》。指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以接吻为暗号出卖耶稣，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TheGordianknot”（戈尔迪结）比喻棘手的问题，源自希腊传说，戈尔迪在木桩上系了一个众人皆无法解开的绳结，后由亚历山大王一刀斩开。
“theswordofDamocles”（达摩克里斯之剑）比喻临头的危险，源自希腊传说，古Syracuse过往命令其廷丞达摩克斯坐在以一根头发悬挂的剑下，以示君王多危。
“Crocodiletears”（鳄鱼的眼泪）比喻假慈悲。“Eden”（伊甸园）比喻乐园，安乐之所。“olivebranch”（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aSphinx’riddle”（斯芬克斯）比喻难题或难解之谜。“Solomon”
（所罗门）比喻聪明人或贤人。
六、结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翻译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翻译。“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特征，因此不同地文化需要交流和沟通，而交流和沟通离不开语言地的翻译，文化及其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只有充分地了解民族文化和语言，才能领悟到文化负载的内涵和信息，才能进行有效的翻译。只有对民族特色文化深刻了解，才能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参考文献：
1、冯庆华.文体翻译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汪伏祥,伏力.英美文化与英汉翻译[M].外文出版社,2006.
3、汪涛.实用英汉互译技巧[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卢红梅.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5、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外文出版社,2004.
6、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7、MarySnell-Hornby.翻译研究:综合法[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8、科米萨诺夫.当代翻译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2
语言是传递信息和交流感情的手段，是人们实现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运用于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就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言语活动［1］，如采访、演讲、谈判、法庭辩论、聊天、唠叨等。唠叨是指说话人希望他人改变态度甚至行为而说话繁复,没完没了，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唠叨通常发生在社会距离较近的人之间,如家庭成员之间、师生之间、室友之间等。例如母亲、老师或妻子等希望对方（子女、学生或丈夫）去做某事而没有得到回应,不停地通过言语活动来提出要求、命令甚至是警告等,或者对听者的言行进行批评、指责、侮辱等。有媒体报道，天津市妇联儿童部从千余名儿童心理问卷调查中得出结论：九成以上的孩子认为母亲“太唠叨”［2］。在现实生活中因唠叨而产生的师生矛盾和夫妻矛盾也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唠叨并不受欢迎，是失败的言语交际。唠叨为何那么令人反感，甚至会导致交际失败呢？下面笔者将运用语用学中的面子保全理论对唠叨言语进行分析研究。
2Brown&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
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通常称为“面子保全理论”(Face-savingTheory)。“面子保全论”首先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典型人。典型人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这种典型人具有两种特殊的品质:面子(face)和理性(rationality)。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即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争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他们把面子分为消极面子(negativeface)和积极面子(positiveface)两类［3］。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积极面子则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需求的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干涉了听话人行动自由的那些言语行为,如命令、请求、提醒、建议、劝告、威胁和警告等。威胁听话人积极面子需求的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表明他不关心听话人的感情、需求等,如表示不赞同、批评、蔑视、抱怨、指责、侮辱、反驳等。其“理性”是指在特定情景下典型人所具有的推理、判断能力和为达到既定交际目的而选择、采用最佳策略的能力。
Brown和Levinson认为许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礼貌则是指说话者采取某种语言策略以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听者面子带来的威胁，从而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即礼貌具有策略性。Brown和Levinson还提出5种礼貌补救策略，分别为：(1)不使用补救策略、裸地公开施行面子威胁行为;(2)积极礼貌策略;(3)消极礼貌策略;(4)非公开地施行面子威胁行为;(5)不施行面子威胁行为［4］。
3面子保全论视角下的唠叨言语
3.1唠叨言语威胁听者的积极面子需求
母亲、妻子、老师等唠叨者坚信自己对某些问题认识正确,因此如果出现不符合自己认知的事情,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为了消除这种认知失调,他们通常会选取这样一种策略:通过言语活动影响对方的思想,改变他的行为。唠叨者往往首先对听者的行为作出负面评价,其言语行为通常表现为不赞同、批评、抱怨、指责等等。这样一来,听者的积极面子需求受到威胁，听者出于本能就会尽力挽救自己的积极面子,采取与说者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使说者的预期目的难以实现，从而导致言语交际失败。
例1妻子：“懒死了。吃了饭怎么不去洗碗啊?”
丈夫：“等会儿吧”
妻子：“看你，多浪费洗洁精。那几个碗一勺洗洁精就够了”
丈夫：“多半勺又咋啦?”
妻子：“你看看你，那碗洗得跟没洗一个样！你该这样……”
丈夫：“你能不能不啰嗦?要不然你来洗吧”（丈夫甩手而去）
例1中妻子有3句话直接威胁到丈夫的面子。其中贬义词如“懒死了”、“多浪费”对丈夫的负面评价严重威胁到了丈夫的积极面子,丈夫每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需求都做了消极对抗。妻子最后一句话“碗洗得跟没洗一个样”使丈夫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心中的怒火“你能不能不啰嗦?要不然你来洗吧”，使他们的言语交际冲突达到了高潮。当然，丈夫的言语也使妻子的面子受到威胁，这次言语交际显然没有达到妻子的预期目的，反而使得夫妻关系紧张。
3.2唠叨言语威胁听者的消极面子需求
唠叨言语一般都是父母、老师等说话者要求听者做某事，但没有得到回应，再重复提醒、劝告、威胁和警告等或表达对听者强烈的负面情绪,如憎恨、发怒等。
例2(1)“你的数学卷子呢?”
(2)“在这儿，92.5分”
(3)“怎么才考这么点分呢？跟上次差整整三分呀！”
(4)“这回题目很难啊，班上最高分才95”
(5)“我看你是发高烧，头脑发热吧。今天给我做30道口算和笔算，错一道罚10道，口算错一道罚15道题。”
(6)“喂！墨水不能打太多，多了会漏墨的。”
(7)“知道了”
(8)“书写要工整，少打黑疤疤！”
(9)“妈妈，求求你别说了！”［5］
此例中母亲的话语属于典型的唠叨言语,它既威胁到了女儿的消极面子需求,也威胁到了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在整个言语交际过程中,母亲认为女儿数学考试应该取得更高的分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对女儿实施了要求、命令、提醒等言语行为。这些言语行为不可避免地干涉到了女儿的行动自由,威胁到了听者对消极面子的需求。第(3)句,母亲对女儿的数学成绩进行了否定的评价(这是威胁其积极面子需求)。第(4)句女儿辩解之后，第(5)句母亲又一次对女儿进行指责（威胁其积极面子需求），然后还用了一个祈使句来命令女儿做30道口算和笔算，这一次威胁到了女儿的消极面子需求。女儿打墨水时,即第(6)句,母亲表面上没有直接命令,实际上却是在提醒女儿。第(8)句,母亲提醒女儿书写要工整。母亲每一次讲话都直接威胁到女儿的面子需求，没有采取任何补救策略。在母亲的唠叨下,女儿最后极其厌烦地说道“求求你别说了”。可以看出女儿对母亲的言语具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她即使做了那30道题,也是不乐意的，其交际效果可想而知。
唠叨之所以不受欢迎、令人讨厌,甚至使参与交际的各方之间关系紧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唠叨者在言语使用上对面子威胁行为没有采取合适的补救策略。
4适当运用礼貌补救策略，维护听者面子，提高唠叨言语的可接受性
在Brown&Levinson提出的5种礼貌补救策略中，第一种策略其实就是没有使用补救策略。但是在会话中，如果一方直截了当地向另一方说明自己的意图，不加任何的修饰，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使用礼貌补救策略。比如例2中，母亲直接指责女儿考试成绩差，并命令女儿做30道题，使女儿的面子受到了损害，例1中妻子对丈夫所用的几个贬义词显然也威胁到了丈夫的面子，她们的言语是不礼貌的，不利于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第五种策略，最具礼貌性，因为说话人不使用任何言语，这样就完全避免了对听话者面子的冒犯。但是由于说话者没有说明自己的意图，听话者可能无法理解并得知说话者的意图，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下面笔者着重举例探讨第二、三、四这三个策略。
4.1积极礼貌策略
积极礼貌策略是指说话人在维护听话人积极面子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观点与听话人存在某些共同之处，言语中多具有赞赏、赞同等意思。
例3Mum:Susan,you’vegotanewhat？
Daughter:Yes，mum.whatdoyouthinkofmynewhat?
Mum:It’slovely.Butnotmyfavourite.
此例中母亲想对女儿的新帽子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自己的看法可能会伤及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引起两人的争执。所以她没有直接作出负面评价，而是用了个小策略：用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句子“you’vegotanewhat”引出话题，从而让女儿主动问母亲对帽子的看法，然后母亲又采用了一个礼貌程度较高的策略，即积极礼貌策略。对女儿的帽子作了“lovely”的称赞性评价之后顺带了一句“Butnotmyfavourite”,隐含着“Actually,yourhatisnotgood”的意思。这位母亲运用礼貌策略,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又避免了因不同意见给女儿带来的不愉快,维护了女儿的积极面子需求。
例4Wife:TherewasacallfromABCcompany.
Husband:Really?ButIwonderifIhavebeenemployedbythecompanyoutofthefourcandidates.
Wife:Infact，noneofthefourcandidateshasbeenemployed.［6］
在这个例子中，妻子的目的是告诉丈夫其应聘失败的消息，但考虑到这会威胁丈夫的面子，伤害他的自尊心，因此她没有直接告诉丈夫这个消息。而是用“TherewasacallfromABCcompany”引起丈夫的急切询问，然后适时告诉他四名应聘者都没能被公司录用，一方面含蓄地道出了事实，达到本次言语交际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保护了丈夫的积极面子需求，同时又安慰了丈夫。
4.2消极礼貌策略
消极礼貌策略是指说话人通过不干预听话人的行动自由来满足其消极面子需求，从而达到交际目的。
例5Wife:Johntoldmeyouweregoingswimmingthisweekend.
Husband:Yes，darling,wouldyouliketogowithJohn,Mikeandme?
Wife:Iprefertogowithyou.
妻子得知丈夫要与John和Mike周末一起去野餐，由于种种原因她不愿意和John、Mike一起去，但她并没有因为不愿意和John、Mike一起去而向丈夫发出威胁。同样，她用比较中性的言语引出话题，料到丈夫定会邀她同去，然后她抓住时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Iprefertogowithyou”。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妻子在回复中故意省去John和Mike的名字，让丈夫揣摩自己的真实意图，并把决定权交回给丈夫，而没有任何要干涉他行动的意思，这就维护了丈夫的消极面子需求。
4.3非公开威胁面子策略
这种策略的言语行为比较模糊，采用此策略说话人既可避免对听话人潜在面子的损害，同时又会使听话人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其面子补救性比较强。
例6Mum：John,you’relisteningtomusic!
Son:Yes,mum.
Mum:RockandRoll?
Son:Yeah,Ithinkitiswonderful.
Mum:Well,IamafraidIdon’thaveanearforRockandRoll.
母亲不喜欢听摇滚乐，但她没有直接反对儿子，只是说“IamafraidIdon’thaveanearformusic”，这种模糊的话语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避免了对儿子潜在面子的损害。一方面，儿子可以理解为母亲是说自己不会欣赏摇滚乐，另一方面，儿子也很容易想到母亲不喜欢听摇滚，自己吵到了母亲，她希望自己关掉或关小音量。在需要对他人的意见作出反应，但又不赞同他的看法的时候，使用一些模糊言语，这种策略既可缩小和他人的分歧，维护听者面子，又不会掩盖住自己的本意。
在上述四个例子中说者为了表达自己在“本质上”可能威胁听者面子的观点，可谓用了心机。她们都是首先用比较中性的言语引出话题（避免使用威胁对方面子的言语），然后在听者谈论此话题时选择适当的时机，采用适当的礼貌补救策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既维护了听者的面子，免去了争执的尴尬，又让听者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想法。
5结语
虽然在关系较近的人之间说话不用那么礼貌,可以不讲那么多礼节,但是在日常言语交际中适时运用礼貌补救策略,适当维护对方的面子需求,尊重对方，能够减少言语冲突，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直至达到预期目标,这对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运用语用学中的面子保全理论对唠叨言语进行分析，指出唠叨言语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它常常直接威胁到听者的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并举例说明日常生活中适当运用礼貌补救策略,维护听者的面子需求,尊重对方，对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唠叨言语;面子保全论;礼貌补救策略
［参考文献］
［1］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313.
［2］请妈妈们少些唠叨好吗？［EB/OL］.［2008-08-17］..2007-08-17.
［3］BrownP，LevinsonS.QuestionsandPoliteness:StrategiesinSocialInteraction［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56-290.
［4］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30.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3
本文试图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文学语言的研究状况做宏观扫描、深度观照和焦点透视。
本文的取材范围是2000年至2010年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文学语言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兼顾论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标准，一是因为论文具有广覆盖性，学术期刊网可以从作者、题目、关键词、全文、相关文献等各个方面检索出上万篇论文，而论著却不具有这种搜索与阅读的全面性和即时性。二是因为就中国的学术惯例而言，大多数论著中代表作者重要观点的主要内容都以论文形式先行发表，所以说选取论文基本上可以涵盖论著。
一、 宏观扫描：文学语言研究的多维视野
我们曾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论争，到20世纪末《语文建设》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从60年代王力、老舍等极少的文学语言论文，到世纪末的大量论文、论著，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尤其对20世纪后20年郑颐寿、谭学纯、冯广艺、冯学锋、王蒙、汪曾祺、高万云等的研究成果，都作了或详细或概括的评介。概而言之，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进入多视野、多层次的研究阶段。这一特点在21世纪初已经达到了纯熟的境界，学者们从语言学、修辞学、文艺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风格学、文化学、符号学、认知学、叙事学、哲学等各个角度来透视文学语言，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收获。当然，从语言学和文艺美学两个主要角度探讨的成果最多也最有新意。
1．语言学、修辞学视野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表现在反映文学语言本质特征的“规范问题”上。
文学语言的规范问题是国内外的一个老问题，其探讨与争鸣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初的研究其实仍然还是两大派，即可规范派和反规范派。如刘福根《“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说”献疑》就是对1992-1993年《语文建设》开展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中一些反规范观点的批评，依次反驳了“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足以表达作家丰富的思想、复杂的情感”所以要超越规范、“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打破‘人们的审美心理已经产生了长期阅读疲劳的汉语语法结构’”、“文学语言从本质上说是反规范的”和“语言本身是不可能规范的”等观点，最后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语言是可以规范的。至少我们所读到的有关论述‘文学语言不能规范’的文章，在我们看来，还没有充分证明‘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这一点。”（刘福根，2000）与此观点相同，杨爱娇的《文学语言规范化的若干思考》从文学语言的特质和文学语言规范的层次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作者认同冯广艺、冯学锋《文学语言学》中的观点，认为文学语言的特质是“变异”，因此，规范要分语言规范、言语规范和文学语言规范，虽然这个分类有违逻辑划分规则，但其对文学语言规范的论述还是值得肯定的，她认为：“文学语言要规范，文学语言能规范，文学语言也有规范。这个规范应该包括语言的规范和文学语言自身形成的规范。首先，语言的规范是言语规范化、文学言语规范化的基础。文学语言的规范必须建立在语言规范基础上，否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者，从文学的本性来说，创造不是个人的，如不讲规则，各人说各人的话语，作者与社会无法沟通，与读者无法交流。”（杨爱娇，2002）持此观点的还有张黎、张常信的《文学语言就不要规范吗？》，该文主要证明所谓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其实也是符合规范的。他们指出，“回顾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以及语言表现形式的改革，恰恰是回归某种规范化”，他们还认为，创新与陌生化只能在大的规范框架内实现，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陌生化，并指出：“语言规范化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的重大标志之一。新世纪伊始，文学语言该如何规范与发展，这是摆在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人文学者、专家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字语言需要标新立异的突破，但如果认定这种突破是没有底线的，那么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文学语言，文学、作家都会成为彻底的陌生，倘若永远陌生下去，明摆着就只有——死路一条！”（张黎、张常信，2006）与此观点相近的还有于根元、李润新、高万云等，不再赘述。
反规范派强调文学语言的“变异”、“偏离”、“陌生化”、“超常搭配”。其实，变异、偏离、超常、陌生化不过是异名同指罢了，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已存在或已设定的“正常态”或“熟悉态”的基础之上，如果某种文学表述背离这两种状态，就被认定为是定规之变异、正途之偏离、常态之超越、熟构之陌生化处理。于是有人便认为这样的存在方式是反规范的。我们曾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和其他文章中指出，学者们之所以争论不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规范”的理解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语言规范和道德规范、显性规范和隐性规范、静态规范和动态规范等的单面认知，构成了这场无休止的“金银盾”之争。（高万云，1993、1998）对此，石一宁的《文学语言还有标准吗？》（《文艺报》2003年7月24日）也认为“文学语言在评判标准上出现混乱”，在石氏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四位学者进行的调查中，就描绘出了对文学语言规范的不同认知“图式”。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所谓“反语法”现象，如毕苓蔷的《文学语言的“反语法”特征》就认为文学语言的本质是“反语法”的，“文学语言组合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反语法’，或者说不受既定语法的约束，这就是文学语言的‘语法’。反语法，反叛的是约定的规则寻求的是语言的创新，因此，文学语言的‘反语法性’，可以说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发掘语言艺术潜能的必然趋势，也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它以持久性为旨归，变异性为手段，临时性为外显。持久性意味着艺术功能的强劲生命力，变异性意味着通常规则的破解，临时性意味着出现频率的单一，直言之，文学语言反语法就意味着变革与创新。”（毕苓蔷，2005）这个结论有点自相矛盾，既说文学语言“反语法”，又说文学语言“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这似乎在说语法不是顺应语言发展规律的。与此相近的还有李君玲的《试析当代文学语言的变异》，认为当代新潮作家“大胆地冲破语言的常规和藩篱”，（李君玲，2006）而王燕的《文学语言是隐喻的n次幂》更是认为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疏离与改变，是隐喻或n次幂的隐喻。（王燕，2007）
学者们不仅揭示所谓文学语言的“变异”现象，更重要的，还探讨这些现象的深层机制；不仅从文学语言本身求解其变异规律，而且还在与其他文体的比较中凸显其本质特征。在这些方面，冯广艺、刘欣、李世英、张守海、张春泉、刘来春、汪艳华、李满端、谢英、王英、雷瑞莲、李科、唐莹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2．美学、哲学视野
对文学语言的各个层面、各种技巧作美学分析，也是21世纪初期的一大特点，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王汶成《文学语言中介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朱玲《文学符号的审美文化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雷淑娟《文学语言美学修辞》（学林出版社2004）、祝敏青《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李国正《网络文学的语言审美》（台湾学生书局2007）和王培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论著，或专论或辟有专章研论文学语言的美学问题。自然，这方面的论文更是丰富多彩，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是田文强，他的《关于文学语言的节奏美》（《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12期）对语音层的音响节奏美、意象层的画面节奏美和情感运动的节奏美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而《文学语言的表现性审美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和《语言陌生化与文学语言形式审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3）则又对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作了细微的剖析。其他作者的成果还有很多，从网络搜索情况看，这方面的论文足有上百篇，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三个类型，一是论述文学语言审美特征的，如雷淑娟《由数量词词义偏离看文学语言的模糊美》（《修辞学习》2005年第3期）；二是论述文学语言的形式美质的，如雒海宁《文学语言的色彩美》（《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三是对具体文学门类、文学作者、文学文本和文学技巧的审美物质的探讨，如黄小平《戏剧文学语言的诗性表达》（《四川戏剧》2009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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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从整体上探讨文学语言美学特征的文章，如李贞、陈童《基于文本的汉语文学语言审美》则从文学文本出发，对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一是“不同层次的文学语言审美”，既从语词、语句、语篇三个方面分析文学语言的显性审美，又从意象、形象、意境三个方面分析文学语言的隐性审美。二是“不同性能的文学语言审美”，对描写语言、叙述语言、抒情语言和议论语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三是“不同文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异同进行了深入考察。四是“不同创作主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又探讨了具有不同个性不同风格创作者的不同审美表现。而冯宪光的《文学语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意义》（《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期）则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认为文学语言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符号，作家创造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语言结构来显现审美意识形态，读者则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来体验感受审美意识形态，而这种语言就是内指性的语言。可以说，以上两种认识都是较有新意的。
也有一些学者对文学语言进行哲学思辨，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盛光希《文学语言的二元对立与统一》（《文艺报》2006年9月7日）、曹卫东《文学语言与文学本质——从哈贝马斯对德里达的批判说起》（《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谭学纯的《“存在编码”：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阐释》（《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或吸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或借鉴国外新潮哲学理念，都对文学语言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并有所深化。
从其他视角透视文学语言的论文还有很多，有从心理学角度切入的，如田文强《表现性:文学语言的审美心理机制》（《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有从认知学视角分析的，如谭学纯《修辞场、语象系统、修辞认知和文学阅读》（《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有从叙述学层面探讨的，如朱玲《叙述长度和语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修辞诗学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有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的，如刘安海《赋予文学语言以人文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筑了文学语言研究的繁荣景象。
二、深度观照：文学语言研究的百家争鸣
以上是从文学语言研究的“面”上扫描的，大致勾勒其研究广度。如果从研究深度考察，有四位学者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他们是语言学界的谭学纯、王培基和文学界的泓峻和张卫中。
1．谭学纯的文学修辞学
早在20世纪末，谭学纯就对文学语言有着深入研究，他与唐跃联名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20余家报刊发表探讨文学话语和建构文学语言学的学术文章，并于1995年出版了《小说语言美学》。到了21世纪，他不但独著与合著了《接受修辞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人与人的对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和《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而且发表了重要的文学修辞学学术文章20余篇，对文学语言及文学语言的修辞建构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在21世纪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虽然从书名看似乎属于一般修辞学或修辞哲学，但就其思考对象和取例来源看，则主要还是文学文本和文学修辞行为及其修辞成果。我们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曾对三部书有所评价，对《接受修辞学》，我们指出：“谭学纯等的接受修辞理论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理论，对汉语修辞的接受机制和规律、特征和方法做了建设性的理论探讨，它不但扭转了过去只注意表达修辞的‘一头沉’研究套路，而且完善了修辞学的科学内涵，他认为，‘修辞信息=语义信息+审美信息’，修辞活动‘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而‘修辞过程’则是‘修辞信息从表达到接受的运动序列’，仅此一点，就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万云，2008：613-614）对《人与人的对话》，我们认为这是一部为修辞提供哲学基础的著作，“构筑了一个人与人对话的修辞哲学体系”，特别强调，“最后，《人与人的对话》又回到了对文学话语的‘倾听’——文学阅读。把艺术对话——修辞定格在双向互相建构的本体设计上，完成了他的哲学旅程。从而为他的广义修辞学的建立铺好了最后一块基石。正是因为《人与人的对话》深刻地揭示了对话的语言性、修辞性、文学性和哲学性，所以，此书在语言学界、修辞学界、文学批评界和哲学界都受到欢迎，成了多学科与之‘对话’的特殊文本。”（高万云，2008：615）而对《广义修辞学》，我们认为这是一部“广义的文学修辞学（或曰艺术修辞学）”，是谭氏关于文学传达、文学接受、文学互动系统修辞学思想的集中表现。（高万云，2008：615-617）而在他的文学修辞学系列论文中，他更是延伸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我们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理论，二是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
谭学纯的文学语言理论研究有着浓烈的时代气息，这在概念范畴和思想资源方面都有体现。（谭学纯，2006）如同是研究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谭氏的研究则运用的是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他在宏观上作辩证考察，中观上作认知阐释，微观上作修辞分析。他认为文学的修辞话语构建是两个认知系统的双重运作，通过修辞认知，变熟悉为陌生；通过逻辑认知，变陌生为熟悉。前者体现的是修辞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感觉系统为基础；后者体现的是语法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理性系统为基础。从而完成了文学建构的全过程。（谭学纯，2004）可以说，谭氏的研究不仅有新意，而且有深度。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所以，谭氏主张解读文学话语要“超越文化宿命”，（谭学纯，2001）主张对小说语言研究，采用本自语言学但又超越语言学的双重阐释空间（谭学纯，2004）。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谭氏更主张既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技巧研究，也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诗学研究；既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也要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谭学纯，2009）于是，在把修辞学引入文学批评的前提下，谭学纯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误导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吾手写吾口”的语体误认与逻辑悖谬，（谭学纯，2004）进而作出颇具示范性的修辞学批评。
谭学纯对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正是对其上述理论的实践和论证。他评价莫言的《红高梁》，认为这是一种对战争的另类书写：非宏大、非高调叙事，对个体强悍生命的修辞书写，时间修辞，超感觉的修辞话语。（谭学纯，2002）这种评价方式与谭氏的广义修辞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与此相类的是关于文学建构的修辞策略的探讨，如《文革文学修辞策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和《想象爱情：文学修辞的意识形态介入——修辞策略和20世纪中国文学类型史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前者分析了文革文学以工农兵为话语主体、以集体言说为修辞策略的文本建构，后者论证了爱情想象、意识形态和修辞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应属《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谭氏以李双双的21个身份符号为切入点，解析它们的分布及其修辞功能和与此相关联的深层文化内涵，进而探讨其修辞策略，并延伸到对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探讨。（谭学纯，2008）谭氏还有一些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式批评，如《巴金〈小狗包弟〉：关键词修辞义素分析和文本解读——兼谈文学修辞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就是借鉴语言学中的义素分析法对《小狗包弟》进行修辞批评的，请看该文的内容提要：转贴于
从《小狗包弟》中选择对文本整体有解释力的几组关键词,运用修辞义素分析方法解读文本,亦即分析:“人”与“狗”互为镜像的修辞叙事,“包弟”向“包袱”转换的修辞情境,“包袱”自身的修辞语义暗转,同位短语“小狗包弟”被人为拆解的修辞化分离,“我”变成“包弟”的修辞推理依据,以及《小狗包弟》道德自责和道德追问主题。由此可以评价全文成功的修辞和不太成功的修辞,同时评析不同学科背景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得失。由此可以看出，谭氏对文学作品的个案分析，也都具有理论深度，这是当今语言学和文学两界的文学语言研究少见的。
2．王培基的文学语言专题研究
王培基自2000年以来，共发表有关文学语言的论文十余篇，并于2008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全书39万字。王培基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语言研究误区及文学语言特征的阐释，二是对文学语言方法论的探讨。
王培基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和“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两大误认。王氏认为，变异论是不科学的，因为所谓变异在各种语体中都是存在的。“文学语言的本质应该是语言的、文学审美的，是语言型和审美型的双向融合。”王培基也不同意文学语言是反规范的观点，他认为规范是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变异过度，就会影响文学语言的审美效果。二是语体误区，他通过对以群、童庆炳、冯广艺、高万云等文学语言研究的用例统计，发现学者们对诗歌、小说多有侧重，而对散文、戏剧则用力偏少，“这不利于文学语言材料的广泛积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和系统建构。”三是方法误区，王氏指出，现有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单一，多为归纳例证法和简单分析法，而这与丰富复杂的文学语言是不契合、不对应的，因此必须体现方法的多样性。（王培基，2005）在此基础上，王氏归纳出文学语言的五大特征，即形象性特征、情意性特征、音乐性特征、独创性特征和丰富性特征。这“五性”“都跟文学的内容直接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的组成部分，如形象、情意、音乐;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须臾不可分离的属性，如丰富性、独特性。”“‘五性’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互补互衬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王培基，2001）这一认识虽不新潮，但它符合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
关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王培基也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应该坚持“一个精神，四条原则”，即“批判的、革新的精神”和“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的实践出发的原则”、“从广阔的学术互动视野出发的原则”、“多样性、多层面的原则”、“从指导文学语言创造出发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王培基特别具体阐述了“细读感悟法”、“结构功能解析法”、“考察统计实证法”、“意蕴探求法”、“多维比较法”、“理论升华法”。（王培基，2008：239-352）这些认识不仅比先前的零散论述系统，而且也比先前的大部分论述深入；不仅对滞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作出了理论概括，而且为今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3．泓峻（张红军）关于文学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泓峻的治学方向是文艺理论，所以，他并不是对具体文学语言进行研究，而是侧重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的修辞批评等理论问题。21世纪以来，他不仅出版了《文学修辞批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和《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两部论著，而且在《当代文坛》、《文史哲》、《四川大学学报》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关于文学的修辞批评，泓峻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中阐述得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文学修辞批评的特征、意义和应遵循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西方和中国修辞批评作了历时的描写。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诗话、小说评点、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修辞批评复萌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新知，对修辞批评的途径和手段，诸如对词语与辞格分析、语篇分析、叙事学分析等方面都有深透的阐发。还需指出的是，泓峻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过分夸大所研对象的价值，而是给修辞批评应有的地位，他指出：文学修辞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维度，是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得以展开的基础。纯粹的文学修辞批评只能解决它视野内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的文学问题。（泓峻，2003）可以说，这一认识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关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泓峻重点考察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之间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对其演变过程、发展规律、经验教训都有深入分析。在十余篇论文和专著《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中，泓峻对19世纪和20世纪交汇时期语言与文学变革的共同语境、文学观与语言观的共同价值取向、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的相互渗透等内在关联，现代汉语的写实性追求与写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相互支撑，“个性主义”文学观的语言追求与现代汉语形成期的修辞观、现代汉语口语崇拜观念的语言学依据及其影响，形式审美主义文学观的展开与现代汉语的审美建构、“文学大众化”转向与现代汉语发展方向的调整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文学语言在现代汉语形成中常常会成为语言发展与变化的诱因与最重要的动力，现代文学观念对现代文学语言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观念也有着突出的制约作用。（泓峻，2010：185-198）可以肯定地说，这一认识不仅符合文学与语言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而且也符合语言与文学语言、文学与文学语言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这无疑对中外已有的相关认识有所深化和发展。
4．张卫中的汉语文学语言研究
张卫中对汉语与汉语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骄人的成绩，2000年至今，不仅出版《汉语与汉语文学》等论著，而且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张氏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文学语言问题：一是汉语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关系，二是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状况。
关于汉语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关系，张卫中从多个方面进行审视，在《五四语言转型与文学的变革》中，作者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语书面语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阻断了中国作家在历史上形成的追求语言美的强烈冲动，使内容更多地被凸显出来”；二是“审美理想由‘虚’转‘实’、由推崇‘言外之意’、‘文外之旨’转向追求真实客观地再现生活”；三是“从文言到白话的切换,使中国文学从‘诗’的时代转向‘散文’的时代,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也发生了位次的转换,小说成为主流文体”。（张卫中，2004）在《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中，张卫中还认为，五四以来的汉语的欧化倾向对中国文学的变革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在欧化汉语“对新文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作家价值观的变化”和“导致了文学语言隐喻和象征系统的变化”。（张卫中，2006）这些认识虽有夸大或曲解语言功能之处，但整体上看还是比较到位的，相关认识也见他的《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新时期创作》（《文艺评论》2002年第1期）、《从新旧白话的差异看现代小说的语言基础》（《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汉语的变革与“五四”文学转型》（《华文文学》2010年第3期）、《“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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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变迁轨迹，张卫中也有较全面的探讨。张氏认为，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分三个时期，“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为现代文学语言草创期，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为现代文学语言巩固期，“文革”结束到当前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异期，张氏特别指出百年来汉语文学语言变革的主要成就：“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主要成就是借鉴各种资源，大大开拓了汉语的表现空间，提高了汉语的逻辑性、严密性，使这种语言能够表达复杂的、精密的文意，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与此同时，汉语也没有舍弃它原有的简洁、灵动、朦胧和神秘，以及长于暗示、隐喻的特点。使汉语既具有现代性特点，又保持了本土传统，成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语言。在汉语整体变化中,语言表现能力的提高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张卫中，2009）可以说，这一认识也是很有见地的。与此相同的认识还在《“五四”与新时期文学语言比较论》（《兰州学刊》2010年3期）、《新时期30年文学语言的变革与特点》（《福建论坛》2008年第6期）、《新时期文学语言变迁寻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9期）等。
三、焦点透视：文学语言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从上面的描述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学界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确实成果丰硕，成就巨大，然而，任何学问都是时代的，不少方面还须进一步深化，这主要表现在几个基本问题上。
首要的问题自然还是文学语言观问题。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定义或阐释，诸如俄国形式主义的“诗意用法”说、欧美“新批评”学派的“拟陈述”说、海德格尔的“本原语言”说，诸如中国学者的变异语言说、语言变体说、裸体语言说，但我们认为仍然有深化的余地和拓展的空间。我们曾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从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修辞学、风格学、文化学等各个视角考察文学语言，最后升华到哲学层面对文学语言进行概括，认为“文学语言应是以审美为目的、以情趣想象为构建策略、以二度规约为主要手法的话语形式，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高万云，2001：382-397）现在看来，这个概括还需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如审美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目的？情趣想象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构成策略？二度规约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主要手法？如虽然“情理美三维”和“意义”“意思”两面都是文学语言的必要条件，但这“三维”和“两面”各占多大比例才是文学语言，是不是还有其他存在条件？同样，文学和语言、语体和风格、作者和社会对文学语言特质的影响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是文学语言的构成手段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因为文学语言观与文学语言构成手段互为前提：文学语言观决定了对文学语言构成手段的认识，构成手段的认识又支持、修正或深化了文学语言观。如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诗意的用法”，那么自然认为其构成手段是“陌生化”配置；中国学者认为文学语言是语言变异，自然认为其构成手段是对常规表述的偏离。我们认为文学语言既然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那么就并不仅仅强调变异和诗意的一端。虽然我们也重视“以二度规约为主要手法”，这与变异说是一致的，但我们并不排除遵循语言初始约定的表达方式，如散文、报告文学等叙事性作品。由此看来，我们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的绝对化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自然，这方面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4
关键词: 模因论 语言学方法向毕业论文 设计思想
在英语专业各种课程中,语言学类课程不太受学生的青睐,而语言学方向的论文则更让学生望而生畏。这门历史悠久、最早在外语界开花结果的学科受到如此冷落令人深思,除了改进课程设置、优化教学设计等手段外,科学地、人性化地向学生介绍语言学研究相关要求、步骤、可达到的效果可有效促进学生对它的了解,减轻学生对它的恐惧感,进而激发兴趣。本文从模因论入手来介绍语言学方向毕业论文如何入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模因论概况
(一)定义和特点。
memes(模因),memetics最早由dawkins在1976年提出,模仿gene(基因)由genetics而来(何自然,2005)。《牛津英语词典》解释为:“an element of culture that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passed on by non-genetic means,esp.imitation.(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通俗地说,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blackmore,1999:66)。因此可以说,那些不断得到复制、模仿和传播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等都可以成为模因(何自然,2005)。联系语言而言,我们可以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模因也寓于语言之中,任何字、词、短语、句子、段落乃至篇章,只要通过模仿得到复制和传播,都有可能成为模因。语言模因具有模仿性、传播性、变异性特点。如“超女”与“炒女”(指炒作)、“钞女”(指钞票)与“抄女”(指抄袭)。
(二)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
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有两种基本方式:重复与类推。
1.重复
重复一般指直接套用现有语言结构。如使用各种引文、口号、经典台词,转述别人的话语,交谈中引用名言、警句等,都是直接套用。遇到与源语相似或相近的语境,模因就往往以这种方式来自我复制和传播。如:
发展才是硬道理,小平一句话促进了中面貌的改变。(新华网)
“深圳速度”彰显“发展才是硬道理”。(新华网)
“××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审美疲劳”
2.类推
模因往往通过类推的方式创造出新的模因变体来加以传播。可分为同音类推和同构类推。
同音类推:
“一明(鸣)惊人”(眼药广告)
“有痔(恃)无恐”(治痔疮的药物广告)
“千里江铃(陵)一日还”(汽车销售广告)
同构类推:
同构类推包括修辞学上的parody(嘲弄式仿拟),主要是模仿已知的语言结构而复制出一种具有新内容的模因变体。
1)高级车新趋势:安全才是硬道理(
常用句式:i don’t think there is too much to choose between the two,but on the whole,i prefer yours.
it is an well-established fact that...
同义异词:
i found english grammar dull and difficult.i hate the assignments to turn out long life-less paragraphs that were agony for teachers to read and for me to write.
i anticipated another cheerless year in that most tedious of subjects.
表现型语言模因主要表现为创造性模仿:对句子/范文解析与模仿
evening came before we realized it.
we got to the mountain before we realized it.
ten years passed before she realized it.(陈琳霞,2008)
对以上句子的创造性模仿和对范文的创造性模仿都可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设计以下两种研究方案。
1.最佳方案:教学实验。
模因理论指导下的写作教学(实验班)vs.普通写作教学(普通班)
writing teaching to non-english majors——a memetic perspective
(1)introduction
(2)literature review
①theory of memetics
②related studies
(3)research design
①research questions
②research method(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③procedures
(4)results and analysis
①language
②discourse
③attitudes towards writing
④influence on overall english proficiency
(5)suggestions
(6)conclusion
2.教学理念和具体设计。要确保是别人没怎么写过的或有超越之处,否则有“剪刀加胶水”之嫌。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a memetic perspective
(1)introduction
(2)literature review
①theory of memetics
②related studies
(3)writing teaching from a memetic perspective
(4)suggestions
(5)conclusion
除了英语写作教学,模因理论还可应用于其他语言教学层面:商务英语写作、预制语块教学、背诵教学等。我们的宗旨是:语言理论或多或少会对教学产生一些影响,如何验证这些理论的教学应用价值、如何科学运用这些理论于语言教学实际是语言工作者们重点关注的话题,对教学实际和理论本身都意义重大。
上述两种思路是最基本、最可行的,也比较单一,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者兴趣还可以结合其他理论来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已有理论,甚至完成理论构建。如“基于模因顺应认知框架的网络语言进化探究”(孙显云,2009.2),因篇幅所限,请参考孙显云一文。
三、结语
语言研究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是个磨砺人的意志的过程,但最终会苦尽甘来。对有志于语言学方向论文设计的学生来说,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希望有所帮助:(1)不要恐惧理论;(2)“海选”感兴趣的理论;(3)吃透理论本身;(4)规划自己的研究;(5)估计项目可行性;(6)参考期刊:外语类为主。
参考文献:
[1]blackmore.the meme machin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66.
[2]陈琳霞.模因论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j].外语学刊,2008,(1).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5
关键字：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 文学
一、爱德华・萨丕尔与《语言论》
爱德华・萨丕尔是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他先后从事文学、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并专注于美洲原住民语言的研究。萨丕尔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都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此外，他是语言学中形态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并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语言学》共11章，分别从语言的概念、成分、形式、结构类型以及语言的历史、交互使用、与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几个层面对语言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1]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种通过后天学习、非本能获取的功能，属于文化层面。语言可以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进行意义的详述，属于社会习惯的产物。关于语言的构成，萨丕尔认为，语言的构成整体来说是通过“词”。语言通过句子进行表达，而词是构成句子的主体。每个词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说话人根据自己语言的特性和潜在的规律，将词语进行组合，构成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这些词语如果顺序发生了改变，那么语句的意思也会发生变化，词和句的关系非常微妙，它们的不断演变构成了语言的纷繁复杂。
此外，萨丕尔还把不同的语言根据其语言结构进行了有效分类。根据各种语言的变化方法及变化程度，将这些语言分成四个类别。这些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种族文化相互关联，语言成为了精神文化的直接反映。全书最后一章萨丕尔论述了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文学家思想意识的反映，当这种表达“非常有意思”的时候，就形成了文学。这种学术的关于语言和文学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并对于该领域新的研究方向起到了指引作用。
二、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探讨
（一）语言与文学的辨析
语言是一种符号，自成体系，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交际使用的工具，能够在人们的正确使用下准确地表达出说话者想要传递的信息。[2]语言通过不同的载体进行传递和表达，而文学就是其中一种。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文学通过语言进行描述，使得听话人了解说话人的所思所想，并感受到文学带来的艺术魅力，以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呈现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所以说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语言与文学的辩证关系
语言和文学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关于文学和语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之一。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先是有人们的一般化语言，进而才上升为文学。在远古时候，人们通过不成系统的语言进行交流，随着语言的逐步发展，世界各地开始出现不同语系的萌芽，但当时语言并不能够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交流符号或载体。直到人们产生艺术表达意识，将语言进行艺术化包装成为文学，语言的发展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人们也不断加深对语言的认识与研究，使其成为语言学学科雏形。文学和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相辅相成，不断进步和发展，曾经相互交融的两部分如今各自开辟了不同的领域。[3]语言学和文艺学的产生源自二者的进步和发展。在这里，语言不再只是物质媒介这么简单，而是成为了文学生命力最炽烈的表现。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的构词法、语法在文学的进步和演变中也产生了改变，语言系统不断完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一直紧密交织。
三、萨丕尔眼中的语言与文学关系
（一）文学通过本土语言进行最全面真实的表达
萨丕尔在著作《语言论》中的第十一章明确阐述过他所认为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文学家通过语言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文学是独一无二的。[4]甚至，一种语言所写出的文学作品，倘若使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就会明显感觉文学效果大打折扣。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旦表达就会产生违背我们日常阅读及说话习惯的问题，因为语言习惯发生了变化，译者在表达内容的时候既要尊重作者的原文，又要中和读者区域的语言习惯。可即便是这样，也经常会有违背日常说话方式的文本情况发生。如简・奥斯汀的著作《傲慢与偏见》，第一章，班纳特太太和班纳特老爷在讨论新搬来的邻居“阔少爷”时的对话，其中有一句，班纳特老爷问起这位阔少爷是否单身，班纳特太太说：“噢！是个单身汉，亲爱的，确确实实是个单身汉！一个有钱的单身汉。”这种多次强调并使用插入语的行文习惯在汉语中是鲜有出现的。由此可见，若是将语言处于科学中，那么它只是不带任何感彩的一般化媒介，可称之为“语言程序”。但倘若将语言处于文学中，它则具备了作者的个人色彩，是带有生命力、感彩的思维和情感的表达。作者对于主观性的表达方式遵循其日常语言规范，即母语语法及表达形式，所以一旦文学作品被转换表达为另一种语言时，便是两个语言系统、两种语言方式之间发生了转换，因此语言的转变也会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当作者的内心被自然的、习惯的语言所主导时，读者丝毫不会感到违和。如萨丕尔在书中举例，当人们读到海涅的时候，会感觉整个宇宙都是在说德语的。这也就说明，语言和文学的结合和交融使得语言这种“媒介物质”完全消失，与文学相交融，彼此互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二为一。
（二）文学作品的价值与语言种类无关
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根植于本土语言，内心的所感所想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向读者进行传递。但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来自于作者对于语言的把握以及对于词句的灵活运用，与不同语言的本身没有任何区别。世界上的语言本没有三六九等之分，就如同不同种族的人类亦是平等，各自语言各具特色。正如萨丕尔所说，“英语的元音级次生来比法语的逊色，然而它在节奏的活泼上却得到了补偿。”[5]在萨丕尔看来，任何的语言都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通过作者对于文学的应用来体现。萨丕尔认为，不同的语言都有独特的魅力，不应按照其他语言的模型来强加于另一语言上，每一种语言都应该在各自的轨道上自然而流畅地运行。
在汉语世界里，李白、杜甫的诗平仄有声，能通过押韵、比兴来写出宏伟的诗篇，就像萨丕尔所说：“今天的英语诗人会羡慕中国即兴凑句的表达方式，不费力气就能达到的那种行云流水的境界。”虽然汉语的诗词是简练、优美和具有东方特点的，但是当我们读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作，亦会感慨英文的魅力所在。莎士比亚将语言的韵脚、韵律发挥到了极致。看莎士比亚和李白的诗，读者都会感受到语言的典雅和奇妙之处，他们的文学作品在今日世界文坛都享誉盛名，两人的威名不分伯仲，我们很难将他们孰高孰低进行排名，只会感叹任何一种语言表达都是美丽的花。[6]
（三）语言的语法形式能够给文学风格以方向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表明观点：“一种语言能不能创造复合词，它的结构是综合的还是单一的，词在句子里的地位是相当自由的还是排成严格确定次序的，这些都能在风格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作者所使用语言的风格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表达风格和整体风格。如我们所常用的汉语，在语言上用词简单、词句灵活多变，汉语言作品，特别是古汉语作品大多言简意赅，但却生动翔实。特别是骈文、诗歌等文学形式，虽用词甚少，但却华丽工整，充分展现了语言的精髓。英语在表达上具有逻辑性强的特点，对时态、语序的把握非常严格，但是在修辞和词汇量上略有欠缺。于是英国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非常简洁准确的，能够通过语言本身明确作者表达的逻辑关系，让人读起来思路清晰。日语的特点是暧昧性强，难有明确直接的回答，所以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从始至终都贯穿了一种内敛、礼貌、含蓄的气质，加之日本文学对人称、代词等称呼过份细化，总给人一种自律不逾距的规矩之感。
在不同的语言中，对词序要求和词语排列的差异，构成每一种语言或每个文学家特有的风格。这种构词和词序的特点是语言本身赋予的，不可逃避的，是语言形成和语言被人运用时潜移默化的，它不会制约作者的表达，但却能赋予文学作品独一无二的特质。
每个语言都自成体系，所以在语言甲中恪守的规则，在语言乙中却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多余的。作者使用自己的母语行文时，这种与生俱来的表达运用将会使得文学作品大放异彩。他们在语言使用的时候，不会刻意想着语言的规矩和语法，而是凭借自己多年来的积累或日常应用的习惯进行使用，所以这样产生的文学作品会流露出一种自然不造作的气质。倘若让作者去使用其他非母语的语言，哪怕他对那种语言的构词法、语法句法再了解深入，也无法产生一种从心里、精神上倾其身心、原汁原味的表达。
结语
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在萨丕尔看来，文学通过本土语言进行最全面真实的表达，语言的语法形式能够给文学风格以方向，但是语言无法直接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语言只是文学作品的载体和表达方式之一。语
参考文献
[1]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郭晓英.论爱德华萨丕尔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阐释[D].复旦大学，2012.
[3]翁向华.符号学视阙下的语言模糊性探源[J].语文建设，2014（05）.
[4]胡敏.基于交流语境的写作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31）.
语言研究论文范文6
关键词： 语言文化学 观念理论 观念分析法
1. 语言文化学观念理论综述
对整个人类历史而言，观念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它源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哲学辩论。各领域对观念的理解和研究方法都不同，这使得研究者对观念的认识也多种多样。在哲学中，观念指在意识中反映、掌握外部现实和在意识中创造对象的形式，同物质的东西相对立。在心理学中，观念是一切心理反应形式的总称。而在语言学中，观念一词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俄语语言学中出现，但至今仍未有统一说法。不同的流派、学者对观念有不同的定义，本文主要研究语言文化学中的观念理论，下面具体看看语言学中不同学者对观念的具体定义。
捷利亚在对观念的描述中说道，观念分别存在于各种语言单位中，如词汇、成语、格言等，它不仅具有文化特征，而且具有民族标记特征。
斯捷潘诺夫认为，观念是人的意识中的文化凝结。文化以观念形式进入人的精神世界，他认为观念中凝聚着文化信息，具有记忆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
沃尔卡切夫认为观念只是一些有限语义构造，但是理解民族心智的关键，如心灵、真理等，属于最抽象的心智实质，它使人们走向精神价值的“看不到的世界”。它们是实用哲学的观念和意识单位，固定在自然语言的词汇中，保证了民族精神文化的稳定存在和继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语言文化观念范畴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具有语义上的精神性、所指上的非物质性、概念构建上的民族性和结构上的复杂性等词语。
2.语言文化学观念分析及其研究方法
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念研究流派，各学者对观念的看法和理解不尽相同，导致观念的分析方法存在差异。经过对诸多研究方法的探询，我们总结出两大具有典型意义的观念分析方法：А.Вежбицкая 和В. Н. Карасик等从共时的角度对观念进行多维度分析的方法； Ю. С. Степанов 和В. Г. Зинченко采用的历时观念分析法。
2.1共时多维度观念分析法
“А. Вежбицкая是当代观念研究的开创者，她认为观念体现在大量的结构不同的语言单位里，有词法、句子、成谚语、文学文本等。她的分析对象是各种语言单位的语义结构”。她根据不同的观念选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她采用的是对语言单位的文化语义，包括语法语义和词汇语义等进行分析的方法。
В. Н. Карасик认为，观念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定义、形象和价值。基于观念的三因素论，卡拉西克的观念分析法是集语言语义与文化语义于一体的综合语言学研究方法，是对自然语言较客观、全面的分析法。其分析模式可概括为两个方面：（1）语言语义分析（词源、词典释义、语义特征、构词能力）；（2）文化语义分析（与观念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该观念的熟语与篇章分析）。
2.2历时观念分析法
Ю. С. Степанов和В. Г. Зинченко采用的历时观念分析法。Ю. С. Степанов提出对观念的研究采用历时分析的方法： “包括辞源分析法，语言民间文化考证法，不同文化时期和现实观念阐释相结合的方法”。
按照Ю. С. Степанов的观点，“观念具有层级的构成特点，每个层级都是不同时代文化生活的积淀和结果”。在具体分析中Степанов把观念主要分为三个层级：首先是内在意义，或词源学特点；其次是一个或几个补充性的“消极”特征，属于历史；再次是基本现实特征，属于现实。“Степанов把语言文化学方法与社会历史学的文化考证方法相结合，将借助语言表达、保存和传承文化的各种手段和民族社会行为和产生的精神文化现象共同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他对观念的定义和描写是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是从历史到现在的历时研究方法”。
В. Г. Зинченко发展了Ю. С. Степанов的观念结构理论和方法，认为观念体系由以下三部分构成：内在形式、核心、现实层面。“内在形式是观念的首要要素”。他认为，内在形式与古老的传统和古代的现实有相互关系，它表达了民族初民对世界的古老看法。观念的结构就围绕其核心，构建观念的核心与概念同属一个范畴。观念的现实层面与接受者的意识相联系，是传达听者、读者对观念信息的直接瞬间的反应。在现实层面影响下，民族文化中的观念经常发生变化，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根据以上不同学者对观念分析方法理解的异同，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观念分析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被研究的观念确定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联系，认清周围的现实世界及确定观念作为心智词汇单位的内涵，观念分析的宗旨是通过对民族文化主要观念的分析研究语言世界图景中的民族个性。
3.结语
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观念有复杂的结构特征，它兼具主客观内容，具有一定的社会群体和民族性。观念被保存在语言持有者的民族记忆中，传达周围世界的信息，确定语言世界图景中的民族个性。对语言文化学中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梳理，可以帮助学者们运用观念分析法对某民族中关键词进行分析，从而了解该民族人民的心智特征，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参考文献：
[1]Карасик В. И. Языковой круг： личность， концепты， дискурс.
[2]Степанов Ю.С.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