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知识范例

语言文学知识

语言文学知识范文1

语文是中职生非常重要的学科之一。而提高中职生的语文素养,直接关系到中职阶段语文教育教学的质量。新课程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为了更好的适应其变化,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尤为重要。本文在此背景下,提出相关建议,运用问题教学模式,以期对全面提高中职生的语文综合文化素质,为以后的语文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中职语文;问题教学;教学策略;运用

语文的教育教学对中职生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语文同时又是对我国中华五千年文化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对了解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也是非常关键的。然而,传统的语文教学,太过照本宣科,将学生作为接受文化知识的工具,而不注重他们的自我发展,使得语文教学质量不断下降,新课改为语文教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同时也对语文教学带来了挑战。

一、概述

众所周知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性十分强的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多、范围广、综合性强使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点,这就对语文教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教学,而且还应重视对学生思想方面的教育以及审美创造方面的能力培养。以前传统的语文教育教学方式,往往仅仅看重教师的素养与水平,而对学生这一主要的学习主体的重要性缺乏关注与应有的考量。使得中职生的语文学习自主性大大减弱,积极性不高,创新能力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从而导致语文的教育教学出现了各种问题,急需得到相应的解决。逐步转变教学方式是必然选择[1]。

二、运用对策

1、鼓励学生多多提出质疑,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

在教师的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始终扮演者引路人的重要角色,所以正确有效的引导学生学习,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对“循循善诱”这一词的诠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职生的能力才会得到提高。因此,如何引导启发学生就成了教师教学过程中值得重视的课题。教师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中职生的能力,如何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成学生的能力,教师们应从多方面入手,可以从教材的特点、教学方法以及借助一些教学手段来实现。教师引导启发的过程其实也是中职生锻炼思维,学习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思考、分析、研究,从而掌握了知识,能力的到提升,就会更加的自信,从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中职院校的学生已经有了自己基本的判断能力,其和小学、初中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即将跨入社会,只有积极引导他们自身对所学语文知识的理解,畅所欲言,才能让他们真正了解到所学知识的具体力量。比如在《精卫填海》这一课程的具体学习中,第一,由于这一课程涉及到的是我国古代较为出名的神话传说之一,其涉及到的内容较为复杂,也较为久远。因此,在具体开课之前,教师可以积极引导中职生,给予他们几个较为广阔的话题,让他们对我国的各大神话传说进行相应的了解,尤其是产生的时间、原因以及人物,其最终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等。这样在具体的课程学习时,中职生才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这些神话传说,基本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予以表达出来的,需要有较为扎实的语文功底,才能够通读全文,如果对这一神话传说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更容易理解文章的内容。其次,教师们在课堂的学习中,需要积极的对学生进行提问,不管他们是否能够回答出所谓的标准答案,都需要让他们进行积极的回答,因为这样能够及时的了解学生对整篇文章的学习与理解情况,并最为及时的反馈给教师,让教师能够及时的调整上课的节奏以及方法[2]。

2、有效质疑,让学生勇敢发问

中职语文教学最终的主体是学生,所以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整个语文教学目标才算完成,而如果能够在课堂中充分让学习对课程进行提问,充分调动他们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这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因为一旦学生有一定的发问意识,知道自己的不足以及困惑,整个课堂学习的氛围就自然而然的变成较为活跃的状态。同时由于各个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自身的语文素养等等客观条件的差异,导致有些学生不能够提出关键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积极的引导。比如说,在问题的提问角度方面,教师可以让他们抓住整篇问文章的重点,第一就是文章的标题,因为许多文章的标题对于其整篇文章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暗示作用,要么直截了当,要么隐含在其中,教师需要积极引导他们对文章标题进行发问,比如说作者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一个标题;选择这一标题对于以后的行文具有怎么样的作用等等。第二就是正文中的某些语句或者说单词。比如说在某篇文章中,重复多次出现的词语或者语句,他们到底是文章的关键词语或者语句,还是说只是因为行文的需要,对某件事情或者某个观点进行表达,因为,每篇文章的篇幅都是有限的,一旦多次重复出现的语句或者词语都会带有作者的某种倾向或者说感情以及用意,树藤摸瓜,最终找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在结合自身的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感悟,因为一千个度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教师需要充分尊重每个学生自己的看法,只要他们的的思想观点积极向上即可[3]。

三、注意事项

对于每个问题的提出,基本都是从疑惑中不断演变而来,只有充分引导学生对文章进行不断的质疑,从有更多的问题,而教师作为学生最为直接的模仿对象,其言行对于学生的表现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因此,教师们需要积极对文章进行发问,引导学生也对文章进行发问。比如,在课堂教学模式上进行改变,鼓励中职生走上讲台,而教师们在座位上,进行角色替换,不断改变学生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学习的能力[3]。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问题式教学,需要循序渐进一步步引导,逐步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这对于他们以后进入社会生活至关重要。

作者:王霞 单位: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参考文献

[1]李莉.中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1,1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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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语言学注重语言的特殊目的功能,从而与人类认知和语言的使用相脱离,CL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弥补生成语言学在这方面的不足。CL把语言及其习得看作是基于用法的(usage-based),是能让我们与客观世界互动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反映(Langacker,1987)。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具体语言现象就体现出了理据性(motivation)。在语言中,人类对某些表达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其与我们的感知认知经验更接近。如,我们通常不认同Thetablewasbeingrunaround这样的句子,主要原因就是它与我们习惯用来感知场景的图形—背景结构不一致,因为在这一结构中,我们倾向于把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即运动的或“鲜活”的事物作为图形。又如,Aglassofalcoholcontainingwine,please这句话也会使我们感到困惑,原因是这句话中的特指信息与我们以原型成员来组织范畴的方式相矛盾,后者的主要特点则是界限分明。Alcohol是它所在范畴的中心而非边缘成员,因而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此外,在给别人提供帮助时,我们为何不说ShallIgiveyouafootwiththat?因为语言的理据性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认知经验中,通常是用双手去处理事务而不是用脚,这种人类共有的联想能力使我们能够运用转喻理论去理解大量非特指信息。再者,由语言的理据性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健康快乐的人都是积极向“上”的,从人类体验认知来看,他们微笑时嘴角总是向上的,所以我们总是把快乐心情和“上”(up)而不是“下”(down)联系起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会用到Allthisgoodnewsisgettingmedown这样的句子了。Lakoff&Johnson’s(1980)在其奠基性著作MetaphorsWeLiveBy中有力地证明了大部分日常语言都具有比喻性,即语言使用中有很多约定俗成的隐转喻表达方式。随后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参见Lakoff1987)也指出,人类正是通过隐喻性思维(在不同经验域之间建立类比关系)才使其在第一时间能对抽象的经验域进行推理和表达。CL提出语言是有理据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可预测的(predictable)。我们能推理出对某个特定信息的思维方式为何在语言中能被常规化,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能正确预测语言中的哪些话语能被常规化,正是语言的不可预测性才突出了其个性,也正是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学习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语言的理据性,CL才提出把它作为词汇习得的前提,以此来促进二语词汇教学。介词和语言的理据性也有着紧密关系。它表现为同一个词表面上“新”的用法与其原型用法共同形成一种放射性网络,即从中心原型范畴向扩展(参见Brugman,1981)。其中某些意义扩展是和其字面义相关的,如,某个介词通常指“临近性”的话(thebookonthedesk;theclothoverthetable;thebulgeundertheblanket),那么它有可能具有某种相对应的“旋转”意义(rotatedsense)(thepictureonthewall;theveiloverherface;theskinunderhisshirt)(Boers,1996)。介词的某些扩展用法也能通过隐喻来突显其理据性,如,介词beyond在Whysheevergotmarriedtohimisbeyondme和He’dchangedbeyondrecognition中的用法就来源于与它字面义相关的不可及性概念,如,Theballfellbeyondthehedge(andsoitwasbeyondourreach)。此外,情态动词的多义性也受到了认知语言学家的关注(Sweetser,1990)。如,我们习惯的情态动词must的用法(Thelightison,sohemustbehomenow)就是由其强制性意义(Youmustcomehomebeforemidnight)扩展而来的,其中的关键条件就是基于推理,即如果你强制某人做某事,那么这件事就很有可能做成。作为CL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隐喻揭示了人类如何把生活中具体的、熟知的知识投射到抽象域中以使对后者的理解更清晰。随着始源域在结构上向目标域转移,相关的词语也产生了比喻义。如,我们可用生活中的“吃/喝”这一始源域来表达学习中的思考或互动:Janehasagreatthirstforknowledge;Thesestudentsareexpectedtoswallowalotofnonsense;Goodteacherstrytospiceuptheirclasses;Icannotdigestsomuchinformation和Don’tjustregurgitatewhattheteachersaid等。基于语言教学的CL倡导者们用各种方法把上述对多义词和多词单位的论证用到了二语词汇教学中,下节将归纳出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

二、基于CL的二语词汇教学方法

学者们就如何在二语词汇教学中应用CL(尤其是概念隐喻)的理论做了大量的研究(如,Danesi,1992;Maclennan,1994;Scott,1994)。还有学者基于CL理论为学习者(Rudzka-Ostyn,2003)和教师(Lindstromberg&Boers,2008)研发了相应的教学资源。总的来看,基于CL的二语词汇教学方法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在掌握某个多义词基本用法的前提下,通过联想的方式来使学习者更好的掌握其非基本用法,即遇到某个词以约定俗成的意义出现时,他能根据该词的字面义进行推理。如,根据rake的字面义推理其在Thebankswererakinginalotofprofits中的意义;根据dodge的字面义推理其在ThePMdodgedallthequestionsaboutthewar中的意义等。此外,我们还能通过让学习者对隐喻性用词的意义进行推测来提高他们的认知参与度(cognitiveengagement)。如,推测Afledglingdemocracy中的fledgling,前提是他们了解该词的字面义——表示幼鸟。这些都属于较为基础的介入研究方法,在CL的教学模式中也是很常见的。但CL对高频多义词的处理方式更为复杂,首先需要识别其原型意义;然后对该原型的意义扩展进行逐步的说明;最后是建立由该词主要用法构成的语义网络(参见Tyler&Evans2004对介词over的解释;Lindstromberg2010从教学角度对介词进行的分析。

其次,CL教学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通过分析习语和动词短语例证概念隐喻的方式来讨论更为有效的词汇教学方法。如,Jackdown;Heblewupatme;He’shotunderthecollar;Shewasfuming;He’sblowingoffsteam和Don’taddfueltothefire等表达式都可被范畴化为THEBODYISACONTAINERFORTHEEMOTIONS和ANGERISHEAT等隐喻的例证。习语也能被范畴化,前提是了解其字面义使用中体现出来的始源域(经验域)。如,Clearthedecks;Onanevenkeel;Givesomeoneawideberth;Walktheplank;Takeonboard;Outofyourdepth和Aleadinglight等短语都能和“航海”建立类比关系。此外,教师也能通过提供其他刺激来提高学习者的认知参与度。如通过引导来让学习者思考某个特定概念隐喻“有意义”的原因。比如引导学习者体会人类经历激烈情感时特定的心理变化,让他们理解我们为何要把诸如愤怒等情感和“热”这一概念联系起来,以此来加深他们对该概念隐喻范畴内习语的记忆程度。学生还能通过把目标语词汇表达与他们的母语相比较,从而思考二者间是否具有隐喻共性,以此来促进词汇记忆(Deignan,Gabrys&Solska,1997)。教师也能在教学中引导学习者去思考某个始源域在目标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原因。如英语中大量有关航海的表达就可以和英国历史上曾经是航海大国相联系。学习者也能思考如何对某个隐喻概念下的不同表达进行分类或是去识别它们共同的始源域。如,通过Setthestageforsomething;Bewaitinginthewings;Takecentrestage:Inthelimelight;Playtothegallery:Behindthescenes和Thecurtaincomesdown等一系列表达来识别“戏院”这一始源域。另外还有学者提出通过对习语字面义进行图片说明能够加深学生的记忆能力(Boersetal,2009;Szczepaniak&Lew,2011),前提是该图片应和习语表达的隐喻意义相关。此外,通过对习语表达的意义进行有根据的猜测也能提高学生的认知参与度,如,学生能通过始源域“拳击比赛”来猜测Beingontheropes的意义。基于CL的词汇教学法认为要让上述教学模式对学习者目标语词汇的记忆产生积极影响需满足三个前提。首先,刺激并提高学习者对目标语词汇学习的认知参与度需要和记忆的处理水平模式(Cermak&Craik,1979)相关联。该模式认为对深层信息(包括词汇)的处理有助于提高记忆,对该信息的语义阐释也应包含在整个处理过程中(Craik&Tulving,1975)。其次,CL教学模式下的语义阐释包括心智意象(mentalimagery),该意象能促进对词汇的记忆主要是借助于记忆的双码模式理论(DualCodingmodelsofmemory)(Sadoski,2005),即把抽象词汇与心智意象联系起来,使前者更为具体,从而有助于记忆的巩固和提高。再次,以认知方式把词汇呈现给学习者能使他们认识到词的系统性,从而增强学习信心。如果能把所学词汇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那么提高记忆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如反映相同概念隐喻的不同短语动词或共有相同始源域的各种习语表达等。

三、结语

语言文学知识范文3

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为了建立民众对于新兴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同,国民政府尝试以“中华文化复兴”为核心理念,在本土范围内强制推行符合“中华意识”的文艺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压制与此理念相对立的地方文化,如地方方言、民间技艺、宗教活动、乡土文学等等,企图消融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软性的文化控制策略在凝聚社会共识、统合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工商社会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后,台湾不得不开始面对“乡村人口逐渐外移,造成城乡极度不均衡,城市就业人口增加,缺乏对社区的认同,传统文化与社会价值开始动摇”的现实。同时,“原本凝聚乡里庄头的地方常民文化,也因为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无法对抗资本主义势力的政经、科技优势而逐渐萎缩。工业化、标准化的取向,使得地方的独特性慢慢消失,传统与文化艺术不再能突显社群或小区向心力”。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当局高度控制的中央集权和威权统治,一连串的空间改造建设导致实质的生活空间、生活质量及自然生态深受威胁,长期打压乡土文学及本土文化形成反弹效应,党外运动逐渐萌芽。尤其在1987年后,言论自由得到官方认可,民间政治力量开始逐步释放:“社会运动越演越烈,小区运动、草根自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又兴起小区自主风潮,要求地域自主的呼声升高,寻求文化认同之趋势更成为热潮。”在此现实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出于缓解因过度忽视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民间对抗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始,台湾方面开始重视地方建设,并尝试将“文化”作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切入点。正如美国学者沙伦•祖金(SharonZukin)所言:“文化在都市资本生产与地方认同感的结合下,具备积极的经济作用,使得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成为都市复兴(urbanre-vitalization)的重要策略。”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关系不仅适应于都市,对于地方性环境而言亦如此。由此,“文化”开始作为一个政策议题进入研究视野。

二、“地方文化产业”:经济效能与身份认同建构

地方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地方”,即强调由地方历史记忆、文化特质、空间结构、人口属性等“内发性”资源所衍生而出的产业模式,具有强烈的地方依存性(Localdependency)与地域源生性等。地方文化产业以“地方意象”、“特色”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筹码,可大致分为:历史文化资产、乡土文化特产、民俗文化活动、地方自然休闲景观、地方创新文化活动、地方文化设施等。从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实施的现实效果来看,基于地方“内发性”的文化产业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功能:首先,在社会建设层面,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推动了地方文化硬件设施建设,提升了地方经济发展效益,而且还吸引了地方外流居民、创意人才以及外地资本等。其次,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地方特色”和“地方文化”的地域性凸显了“我”与“他者”的差异。在差异的区分和比照过程中,呼唤了民众自我身份的认同,有效地增强了民众的归属感,调动了民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在全球化影响日趋严重的当下看来,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已成为了台湾应对全球符码流动与文化殖民的重要利器。

三、台湾经验: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逻辑

“一般认为,某一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是政府基于特定时空情境中的策略性产物。政策制定者在利用现存正式制度、社会心理、文化习惯等社会资源以应对新生挑战的同时,也在试图改变或再生产社会结构。”因此,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紧密相联,其演变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的社会变迁脉络以及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挑战。通过政策梳理与分析,笔者发现,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可大致总结为三个阶段性特征:“文建会”的成立与文化建设的转向;“社造”运动与地方文化的全面发掘;全民动员与行政配合机制的建立。

(一)“文建会”的成立与文化建设的转向

如上文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起,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地位,同时缓解因过度忽视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民间对抗力量,国民党当局尝试将“文化”作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切入点。1977年,“文化发展”首次作为政策条目在“十二项建设”计划中被单独提出,内容为:“建立每一县市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台湾“政府”陆续颁布实施了《综合发展计划》《加强文化及娱乐活动文案》《推行文艺教育活动实施文案》《修订社会教育法》等政策条例推动台湾文化建设。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台湾当局开始将建设的重心从交通、农业、重工业等方面的发展渐渐转向本土文化建设。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建设的力度,台湾于1981年将文化管理部门独立而出,成立了“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掌管统筹规划及协调、推动、考评有关文化建设事项与充裕国民精神生活”。其后,“文建会”牵头组建了“各地文化中心访视小组”,实地考察各县市文化资源,以制定具体政策辅助县市进行特色文化发展规划,并于1987年陆续颁布实施《加强文化建设方案》《县市综合发展计划实施要点》,明确目标要重新发掘各县市文化中心的地方特色,并结合地方传统工艺、人文特色以及特殊地理、历史发展背景成立县市文化中心特色馆。1989年,台湾当局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建设四大方案》以及此方案的修改版《“国家”建设六年计划》,其中包含文化建设文案共分25项计划提案,细分为157项措施,成为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建设计划,总预算高达200多亿元。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台湾一系列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深入发掘了全省范围内的特色文化,初步实现了地方文化的产业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各县市的文化创意人才,在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不能被忽视的是,这个时期台湾文化政策主要围绕台湾领导者的意志,即领导团体利用其掌控的行政权力与经济资源在各地进行地方文化硬件设施建设,以期实现本土文化振兴并建构民众的文化认同。显然,这种“自上而下”依赖中央经济补助、缺乏民众参与的文化建设计划忽视了地方文化特色的差异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众自主性和积极性,难以获得民众支持,更谈不上建构文化认同。比如,文化建设文案中提出的“文化园区”保存模式“将文物及活动自其所存的社会脉络中分开,使得文化成为失去生命力的标本,同时由政府出资经营观光导向的园区,也因为经营缺乏弹性,无法随时顺应社会需求进行调整,终将成为政府部门的负担。”这显然违背了地方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诉求。因此,如何凸显台湾地方文化的特色和差异性,如何调动民众自主性和积极性,并建构民众的地方认同,成为后续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关键所在。

(二)“社造”运动与地方文化的全面发掘

20世纪90年代前,台湾“文建会”的文化政策仍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理念,但初步呈现出对各县市地方文化特色保存的重视。这种趋势在1993年申学庸担任“文建会主委”后开始日趋明显。申学庸第一次在“行政院长”莅会巡视时提出了未来几年台湾文化建设的几个重点方向,其中针对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包括:“1.文艺季的转型,以‘亲、土亲、文化亲’为主题,由各县市文化中心主办,组合成全国性的活动系列;2.地方文化自治化的推动,以文化中心为主体,扮演地方性的‘文建会’角色,统合地方文化行政体系,负责策划、协调和融合地方文化资源;3.建立文化行政工作者的地位,培养文化行政人员的能力与经验,做为推动地方文化工作的主力”。报告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定期举办文艺季活动以发掘和强化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资源,达成“文化地方自治化”的目的。至此,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理念形成雏形,并成为了影响台湾后续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核心原则。1994年,“文建会”将这种理念具体化为可行政策,产生了《充实省(市)、县(市)、乡镇及社区文化软硬体设施》十二项计划。其重要意义在于将过去政府主导的文化建设规划权开始下放至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组织,同时,将原来相对抽象的建设计划转化为地方社会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看,重新发掘“在地性”文化不仅可以挽救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同质化趋势,同时,缓解台湾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正如陈其南所言:地方文化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透过改造地方社会来培育文化艺术发展基盘,另一方面透过文化艺术发展来达到从地方社会再造达到整体社会国家再造的目的”。由于“十二项建设计划”的实践理念受到了当时台湾领导人的肯定,同年,以陈其南为代表的“文建会”智囊团提出并掀起了一场名为“社区总体营造”的全民性运动,将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推向了高潮。“社区总体营造”的内容主要包括:社区文化活动发展计划;充实乡镇展演设施;辅导县市主题展示馆之设立及文物馆藏充实计划;辅助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社区总体营造”是一场“通过强调社区文化,对台湾寻根文化思潮与政治对抗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的行动,主旨在于建构台湾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凝聚领导集体与民众之间的共识”,其本质是通过文化的手段“重新营造一个社区社会和社会人”。“社区总体营造”方案充分激发了民众的文化想象、权利认知与自发性创造能力,挖掘了曾处于受忽视或停滞状态的边缘文化,将台湾地方文化的振兴及产业化带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从政策制定的初衷及其现实效果来看,“社区总体营造”与“十二项计划”的核心差异在于,前者更侧重对“人心”的改造,着重于增加地方民众对社区文化的参与感和自主性,建构民众对台湾的“共同体”意识,其最终目标为引导民众“从街头走入小区;从激愤走向长期经营;从议题与事件的抗争走向选民价值观的普遍再造”。因此,“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也被描述为“深耕地方基层文化的‘宁静革命’”。其后,1999年“文建会”在“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基础之上再提出《振兴地方文化产业、活化小区产业生命力》计划,将地方文化产业单独列为政策对象明确标识,旨在“辅助地方政府推动地方文化产业振兴工作、策办地方文化产业振兴与理论与实务研习工作、办理地方文化产业振兴与经验交流座谈会工作”,同时,政策创新性提出“一乡一物一特产,一村一品一艺文”的发展目标。2000年,“文建会”再次细化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方式,在《文化产业之发展与振兴计划》中增加“办理产业文化之旅观摩活动、编印地方文化产业特色简介、实务研讨、经验交流以及成果展示活动等等”。“社区总体营造”计划以及后续补充政策不断将产业建设措施细化,以全面发掘台湾“在地性”文化产业,同时增强了政策的可操作性与经验的可复制性。不过,此阶段的文化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计划目标重叠、资源浪费,比如“在莺歌地区文化产业建设过程中,经济部商业司的商圈更新计划、县政府的陶瓷博物馆兴建、内政部营建署的城乡风貌改造计划等”在建设目标上多有交叉之处,极易造成责任不清、资源浪费等现象;其次,还表现在文化建设资源过于分散、硬件设施建设缺乏软体配套,比如台湾学者洪菁佩在对台湾地方文化艺术节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资源有限情形下,为了建立地方艺文特色,文化资源往往必须分配到少数几个文化项目上,也因此,其他的艺文活动需求相对被忽略或排挤。”这些问题的本质原因在于缺乏“政府”内部跨部门、“政府”部门与民间团体之间跨层级的协调配合机制,而这也成为了下一阶段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着力解决的核心所在。

(三)全民动员与行政配合机制的建立

21世纪初台湾加入世贸组织,这意味着台湾将迎来信息符码的加速流动与传统产业发展竞争的升级。对于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可能是新一轮的文化殖民化与同质化威胁。为了有效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文建会”在总结过去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与教训后,于2002年及时出台了《挑战2008“国家”发展计划》,其中最后一项即为《新故乡社区营造》,内容包括:原住民新部落运动、文化资源创新活用、乡村社区振兴运动、内发型地方产业活化、健康社区福祉营造、新客家运动。随后分别于2003年、2005年出台相应的补充政策《社区营造条例草案》《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与之前的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相比,《新故乡社区营造》及其补充政策的意义在于尝试建立从“中央”到地方,跨部门与跨层级的行政配合机制,着力解决“社造”阶段目标重叠、资源分散甚至浪费等问题。其基本理念是:“政府部门不主动订定计划內容、选定执行对象及执行方式,而只是提示计划鼓励方向与重要价值,执行上完全开放给社区组织提案,进而视其提案之创造性与可行性来决定经费补助的规模。”同时,“文建会”成立了“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推动办公室”应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资源调配问题。其次,“文建会”还制定了包括“补助型计划、分区专业辅导机制、委托专案管理中心、培训计划、特定主题委托研发”五项政策工具,试图在民间提案内容、行政配合机制、资源统合、人才培育等方面建构起分工合理、沟通顺畅的合作体系。更引人注意的是,相比之前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只注重培养艺文人才,《新故乡社区营造》开始关注吸纳更多的居民群体参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并首次提出培养青少年与妇女两个群体,内容包括:《活化乡村青年组织与活动》,倡导通过“做中学”教育理念,鼓励青少年参与“自主性筹组运动型社团,休闲娱乐型社团,资讯技能型社团,民俗艺阵社团,传统工艺社团,传统音乐社团”,达到培养“全方位的农村青少年”的目的。政策鼓励在学校教育中设置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课程,参加文化创意的实践等措施,从小培养青少年文化创意的观念和意识,为未来的文化创意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变迁脉络概括为三个重要转向:

1.从“政府”主导转向地方“自治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十二项计划”伊始,台湾开始改善传统式由政府决策、缺乏民众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逐步下放文化规划与政策制定权,主动吸纳地方相关文化部门与民间力量加入到地方文化产业建设中。由此,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文化活动的开展越来越贴近地方文化发展的实际,初步呈现出地方文化“自治化”的趋势。从政府的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文化认同以巩固合法性的必要过程,同时也有效地弱化了民众的政治抗争行动;而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实施确实提高了民众对地方文化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并培养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

2.从“各自为政”转向建立行政配合机制。

一个完善的文化产业制度体系需依赖多个部门的互助协调机制,如地方政府部门、经济产业推动机构、地方文化教育与研究部门、媒体传播机构、地方社群力量等等,各部门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驱动产业的发展,形成“整合作用大于个别之和”的合作效应,否则很可能导致地方资源的浪费以及政策执行的困难。以《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为例,如果要顺利实施,就必须“内政部”、“农委会”、“文建会”、“教育部”、“客委会”、“原民会”、“环保署”等多个部门协调各自内部利益分配,并建立部门间互相配合甚至互相妥协。不仅如此,政府部门与地方居民的跨层级合作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从“各自为政”走向社会整体配合机制的建立是台湾“政府”的社会管理体系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3.从硬件设施建设转向全民动员。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主要以推动地方文化硬件设施为主,旨在为地方文化展演提供平台。1994年在推动“社区总体营造”运动过程中,“文建会”开始意识到创意人才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体现在政策中对创意人才群体的重视与培养。直到2008年《新故乡营造计划》才真正意识到广泛动员各界居民的重要性。“文化产业并不是一个自我维持、独立运转的封闭系统,其要不断获得资讯、智慧、技术、资金以及自然资源等支持,避免过多地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而通过智慧等资源等不断投入与优化整合,推动文化产业,并实现再扩大生产。”这里的“智慧资源”不仅仅包括创意人才,还包括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普及产业发展成果的民众等等。其次,从政策的政治指向来看,只有将尽可能多的民众有效动员起来,才可能为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及产业建设寻找合法性,同时“将底层的民主力量从议题抗争引向生活价值观的再造,以最小的代价成功完成社会的认同再建构”。这是台湾文化产业政策理念与实践层面的一次重要转变。

五、结语

语言文学知识范文4

师德在德育中的启动价值

学校的德育工作从师德开始,结合鲜活的社会生活与德育实践,以引导帮助学生塑造美好生命和培养健全人格,进而形成强大的道德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在学校德育工作过程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重要环节———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接受活动。教育接受是受教育者出于自身需要,而对教育者传递的教育信息进行理解、择取、整合与内化以及外化践行的过程。学生的“接受”意味着他对于教师传授内容的认同和确信。在这一活动中,德育的特别之处在于思想品德教育与其他一般知识教授不同,它是对人类价值认识成果的接受,它受制于接受主体———学生的价值倾向性,这种价值倾向性决定了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道德教育。这不仅要求学生能够自觉有效地接受思想道德教育,更要求教师对学生实施的道德教育具有可接受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在德育工作中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品德教育能够有效进行的起始点。

师德在德育中的示范价值

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衡量德育工作效果的关键是看德育目标转化为个体品质的程度。道德素质的构成是复杂多样的,它是知、情、意、行等多种品质的综合。道德素养的形成并非是从认识活动、情感交往、意志培养、道德行为等单一道德交往形式中一一对应实现,它们是交互融合发挥影响的。教师劳动与其他劳动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教师主要是用其思想、学识和言行,通过示范方式去直接影响教育对象。在校园生活中,师生交往是教育教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交往形式,一切宏观水平上的社会关系都要通过师生之间的直接交往来表现。因此,师生之间的交往关系比单纯的人际交往更为复杂,因为这种交往关系不仅仅是主体间知识、信息的传达,而且包含着精神世界的相互作用。在师生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师生彼此从观察、理解对方之中学习其思维方式、情感体验方式、处事态度、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从这个角度讲,师德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具有感染效果。同时,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中,相互间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和感染力,而学生作为发展中的主体,是一种受激发、诱导和帮助的主体,即非独立性发展的主体,一般都具有向师性。因此,师生交往关系中,特别是道德交往中,学生更需要教师的示范、引导和帮助。教师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治学态度、价值取向、品德修养对学生的道德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师生互动中,学生把对教师的崇拜之情升华到“像老师那样做人”的神圣目标,这便是成功的道德教育过程。如果教师的良好德行能够内化为学生的品质,外化为学生的实践,那么,在这“润物细无声”中,德育的效果便得到了强化。

当前强化师德价值呈现的路径选择

对高尚师德的追求由来已久,而在每个时期又有其鲜明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色。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教育,迫使我们认真思考师德建设的要求和内容、方式和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以期最大化地发挥师德在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价值。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坚持弘扬主旋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师德建设和学校德育工作;另一方面要注重师德建设的内容多元化,设置不同层次的师德目标。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作为师德的要素,教师的价值取向将对学生人格、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细化到教师日常思想行为准则当中,使教师能经受多元文化冲击的考验,抵御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诱惑,坚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以学生为本的道德观,坚持德才兼备的教师培养方向,注重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双提高。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也提示我们,在师德建设的具体工作中,还应把握师德结构的层次性,实现先进性和广泛性的有机结合。教师也是社会人,其业务水平、思想境界各有不同,如果用一个标准、一种规范去要求所有人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也容易诱发各种矛盾。因此,师德建设要针对时代特点和教师实际设置不同层次的师德目标,确立“上有目标、下有底线”的师德标准,把最低要求和最高理想结合起来,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发挥其鼓励先进、肯定正当、带动后进的作用。

学校可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将提高教师个人师德魅力与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相结合,将完善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与创先争优活动的长期性相结合。党员教师是教育事业工作者,作为教师个体,他承担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工作,直接面对全体师生;作为教师群体,在学校教师队伍中处于领头地位,党员教师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形象和素质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实际工作中,学校可以把师德建设融入到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中来,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全面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以渊博的学识征服学生,以高尚的师德感染学生。道德和制度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师德培育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它不仅依靠舆论宣传和教师的自我修养,更要通过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保障来实现。我们应该用制度权威来规范、奖惩相应行为、弘扬正气;开展优秀基层党组织和教研队伍评选活动,树立典型,提高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探索科学的宣传教育机制,加强对广大党员教师师德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师德建设工作成为广大党员教师的自觉行为,以高尚的师德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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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于中职学生的学习技能、学习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能动作用。尤其是对于物理这样一门难度系数大的学科,我们知道,中职学生在初中阶段的学习水平、学习能力都较低,在中职阶段接触到物理知识时势必会感觉困难,所以,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和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于学好物理知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让学生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不懂就问、自主研究、自主探索的良好学习习惯,从而改变传统的学习习惯。

2.善于探索和创新中职物理教学方法

中职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的目标就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端的技能型人才。而物理学科正是一门实验性、动手操作能力较强的学科,所以中职学生学好物理知识对于掌握好专业技术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在传统中职物理课堂教学中,满堂灌、死记硬背公式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下中职学生发展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改善和创新,会严重影响到学生专业技能、专业知识、综合能力的提高。所以,单纯的理论指导不足以引导学生获得扎实的物理知识。针对这种问题,物理教师要把物理课堂搬到实验室去,让学生边学习边动手实验,在讲授一部分基础知识之后,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动手实验,获得问题的答案,如此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同时,学校要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验室学习环境,逐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创新探究的学习精神,提高中职物理课堂的教学效果。此外,社会的发展对中职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师的要求也不断提升,教师的作用不再是单纯的教书育人,而更应该注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一种物理情境,提出问题后,教师和学生通过搜集资料和实验检验一起探讨,这样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知识,也使师生情感得到了交流,学习气氛更加融洽。另外,对于积极思考、大胆发表自己看法的学生,教师要及时提出表扬,微笑授课,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这样对提高中职物理的教学效果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3.注重实验教学

物理学科教学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实验教学,同时实验教学也是物理学科发展的基础,即没有物理实验就没有物理理论知识的发展,因此在中职物理教学中我们教师要将实验教学重视起来,通过物理实验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实验教学的作用是任何绘声绘色的讲解和系列习题训练所不能替代的,强化实验教学是实施物理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教师应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设备,挖掘实验的潜能,在认真钻研教材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做好教材要求的每个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常用的物理思想传输给学生,让学生在各种小实验中领悟物理学家的物理思想、科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4.强化合作学习

物理知识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可以将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解释的更加清晰透彻。所以,我们在开展物理教学时,要将物理知识延伸到实际的生活中去,来提高中职学生理解知识的能力,从而提高物理课堂教学效果以及学生的解题能力。我们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合作学习环境,让每一位同学都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同时教师通过有效的引导,真正发挥出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根据每一个同学学习的实际情况,展开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在小组内充分自由的发挥,积极探索,在合作、交流过程中提高学习效率。

5.制订具体的教学计划

中职学生的物理教学安排要体现实用性,物理知识的学习应该服务于学生所学的具体专业,以便中职学生在走出校园之后可以尽快应用于实践。因此,教师要根据教授学生专业的不同灵活设置教学内容,加强相应专业方面的知识讲解,突出专业的学习重点,必要的时候还要查阅资料或者请教专业的教师。比如:在电气信息类的专业物理课学习中,要注意电路方面的物理知识学习,课堂内容安排详略得当,确定哪一部分的知识应当重点讲解,哪里可以一带而过,避免知识学习的重复,也避免出现学习上的漏洞。

6.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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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同体”是当代学术界和学术交流中经常提到的概念。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知识共同体可以称为“理论家共同体”。文学理论的主体既包括理论家个人,也包括“理论家共同体”。   研究者组成的共同体与个体学者的学术活动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模式和研究的走向。尤其是从本质层面看,“理论家共同体”对文学理论活动起着更大的作用。[1]   因此,了解并探讨知识共同体的内在机制,对于把握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生态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共同体”理论到“知识共同体”   “共同体”理论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滕尼斯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的初稿,完成于1881年。在这部书中,他第一次阐明了人类群体生活中两种结合的类型,一是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的结合,就是共同体;二是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的结合,也即社会。[2]   “共同体”在滕尼斯的德语原文中是Ge-meinschaft,其含义包括了具有共同思想、目标或职业的人或国家所联合而成的社团、团体,在英文中则被译为community,又有供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的含义。无论是德文还是英文,都体现了这个概念在抽象和具象两个层面的含义。   滕尼斯所论述的“共同体”,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中实现的,例如家庭或宗族,即血缘共同体。此外,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如村庄、城市也可形成共同体;友谊、师徒关系等思想的联合体里,也可形成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如宗教共同体。滕尼斯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共同体”概念在滕尼斯的论述中不如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意义涵盖广泛,主要是相对于“社会”而言。滕尼斯认为,社会是一种机械的混合或人工制品,是目的的联合体,而“共同体”是出于人的意志而形成的原始或天然状态的统一体,建立在人的本能或习惯制约的适应之上,或建立在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是各个组成部分浑然生长在一起的一个整体。   “共同体”里的生活是一种“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而社会是“公众性的”。   人们从出生之时就与“共同体”里的“同伙”休戚与共,而走进社会则像“走进他乡异国”。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比社会更能带给个人直接的影响,“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   共同体是比社会更为真实的人的群体,是基于人的某方面的共同意志的结合。   滕尼斯于19世纪提出的这一重要理论概念,到20世纪又得到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进一步发挥,从而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重要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从与滕尼斯不同的侧重点切入,使“共同体”理论得到了深化和拓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4]   也就是说,当共同体的成员没有达到面对面的接触、交流的时候,这一共同体更多是基于成员对自己的身份所形成的共识,也即某种文化认同,此时共同体以被想象的方式而存在。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类别,有自己认可的价值和世界观,或是使用一套象征、符号系统。凭借这些东西,人们可以明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从而形成认同(identity)。人与人之间通过某种同一性而建立联系,这就是集体认同。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各种不同的相互认同的方式———被想象的方式,也构成了区分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概念不同于虚构。想象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5]   这样,“共同体”的概念就比当初滕尼斯界定的更为宽泛了。当今,我们可以见到各个学科中涌现的各种关于“共同体”的提法:科学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学习共同体、东亚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设定都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思想有关。   “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来源于科学社会学。   美国社会学家黛安娜•克兰的著作《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科学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做了相关论述。[6]   “科学共同体”由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组成。“正式组织”指成员之间互动关系比较规范,活动展开比较严格的组织,具体表现为“科学共同体”中的各种学科和专业;“非正式组织”则是与正式组织相对的一类组织,其成员间的互动比较随便,活动也相对自由,如各种业余协会、俱乐部等[7],在“科学共同体”中则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研究网络,或称社会群体,这种非正式交流群体就被称为“无形学院”。   “科学共同体”并非单一的实体,不同的学科、专业对于“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规范都有不同的要求。黛安娜•克兰在她的著作中,用经验调查的方法分析了“科学共同体”中正式的社会组织———学科中的群体分类,以及不同类别的群体对学科发展和知识增长的意义,揭示了特定学科领域社会组织的变化对科学知识增长和变革的影响。#p#分页标题#e#   “知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继承了“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部分特质,同时又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想象”特征,共同体成员之间有关于知识继承、创新、研究、规范等方面的共识,由此形成集体认同感;他们既有学科和专业的组织,又从属于各种研究圈子,也就是“无形学院”。同时,根据学科、地域、历史等不同条件,存在着各个不同的“知识共同体”。例如,中国学者孙歌所研究的“跨文化”的“知识共同体”,以及吴励生所探讨的“学术共同体”等。[8]   “学术共同体”可以看作“知识共同体”的一个分支概念。如果说“知识共同体”意味着一个掌握、交流、革新知识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思想自由度和独立性的话,那么“学术共同体”则进一步框定了学术界成员们的相互关系和认同方式。文学理论家董学文先生在其著作《文学理论学导论》中,将文学理论学科中的共同体称为“理论家共同体”,就是学术类型的知识共同体。   从属于这个群体的理论家通过相互认同的学术规则来进行彼此之间的交流,群体的集体意识结构通过群体之中理论家个体的研究成果而得以表达。吴励生先生认为,学术共同体“应在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传统以及互相批判和砥砺中产生”[9],批评原则和学术规范是这个群体得以维系和稳定发展的保证。同时,这个群体为个体成员提供起码的合法性和自由,它是学术独立、健康发展的保证。   二、“知识共同体”对于知识增长和学术发展的意义   按照科学社会学的“无形学院”理论,“知识共同体”的运行对于知识增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黛安娜•克兰给出的知识增长模式,虽然不能解释全部学科的知识发展,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她的《无形学院》一书中,知识增长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有创新意义的研究的出现,也就是出现了新的范式,开始吸引新的学者,知识平缓增长;第二阶段是常规科学时期,少数高产学者的努力使范式得到承认,大量科学家被吸引到一起,组成合作者群体和无形学院,知识大幅度增长;第三阶段是学科的“危机”时期,大量问题解决,社会互动减弱,知识增长速度下降,学科的社会组织出现了日益专门化的趋势;第四阶段是学科的衰落时期,表现为可解决的问题耗尽,社会组织成员减少。[10]   当然,这只是针对某一学科的“知识共同体”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共同体的主要功能,一是保证了学科群体的独立自由,二是加强了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但同时,“知识共同体”又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当它超出某一学科的界限时,这一知识增长模式就不再适用了。   基于地域、学科、族群的种种“知识共同体”之间,也可以实现相互联系甚至是融合。当各部门学科进入“知识共同体”时,打通学科壁垒的可能性就增加了[11],知识增长获得了新的生长点。而“跨文化”的“知识共同体对话”,也可以促进一种文化内部的认知体系更新。当一种文化内部出现对自身自足性的怀疑时,异质文化作为本土知识共同体自我认知的媒介而使本土知识状况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知识共同体”就是在寻求“在自足的文化体系内部无法呈现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契机”,在跨文化的条件下创造主体认知的新的可能性。[12]   文学理论相对而言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学科,其他相近学科的思想方法常能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资源和启发。在文学理论学科的学术研究中,理论家个人主体的创造力往往有引人瞩目的作用;同时,本学科的“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不仅为理论家提供学科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空间,也对理论家的个人行为有一定的制约力。   “知识共同体”对成员行为的约束作用,体现为交往行为对交流有效性的要求。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交流行为,可以看作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sHandeln),也即“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13],是“使参与者能毫无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个人行动计划合作化的一切内在活动”。[14]   在交往行为中,人与世界之间是直接的关系,更是反思性的关系。   由于交往行为者基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反思性地面对作为整体出现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他也就要遵循这三类世界所规定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即判断和陈述的真实性、遵循规范的正当性和表达自我的真诚性。[15]   这也是对“知识共同体”尤其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交往行为者的要求,否则,该共同体中的正常交往行为将得不到保证。   当“知识共同体”中的成员交往性地行动时,每个成员都预先假定了,通过交流,其他成员会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正在进行的研究。   成员们使用共同的学术语言,用相似的方式理解外部世界,并分享同样的学术规范和基本方法。   这样,一个成员的自我表达才能为其他成员所理解。这种共同理解得不到保证时,例如,不按一定的标准或不使用规范的术语,就动摇了这种交往行为共同的根基,交往行为就有可能中止[16],或是交流行为失去了使共同体成员相互理解的效力。   三、“知识共同体”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就笔者所在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来看,认识到“知识共同体”的存在,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p#分页标题#e#   文学理论研究具有个体性,理论家的个人才华和思想特质对研究走向有显著的影响。但作为个体的理论家也是在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学科体系之中发挥创造力,也是受到社会思想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并非是凭空生造的。而且,个体认知过程会遭遇认知局限性修正的困难,也就是说,一个作为个体的理论家不可能掌握该领域的全部知识,他既受到语言交流的限制,又受到信仰、兴趣等主观性偏好的支配,因此需要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协同关系和学术交往。[17]   学科化的文学理论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研究者的个体活动,“知识共同体”作为一个超个人主体,可以赋予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以客观的意义,从而保证这一学科的正常发展。文学理论的认识主体可以称作“文学理论家共同体”,这是“一个由一定的文学理论家个体联合起来的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团体、组织或机构”。文学理论家作为理论家共同体的组成成员,他的作用“是把这个阶级或阶层的文学集体意识结构以最为协调和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18]   首先,“理论家共同体”的存在对理论家的个人研究有修正和筛选的作用。文学理论研究对独创性的要求给了理论家较高的自由度,而个人才华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理论家可以以个人主体的方式表达集体主题的超前性和对现实的引领性;[19]个体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会在理论家共同体内得到肯定和发扬;偏差之处,则会在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争鸣中得到修正。   其次,“理论家共同体”作为集体性的主体,是文学理论结构与历史的主体。文学理论结构的建构不是依靠理论家个人天才,而是在每个理论家参与到这个结构之中,参与到彼此之间的交流、讨论和修正时,这个学科结构才获得了活力和稳定性。学科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是在合成和累积其历史发展中的诸多个体成果,才能为当代研究者提供学理的基础。   复次,“理论家共同体”既制约又保证了理论家之间的交往行为。“知识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认同就建立在这个共同体完整、一贯的学科观念上。只有当理论家遵循共同体中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用协调而明晰的表达方式阐述其理论,使该理论具备“内在一致性”和“合理性”时,它才能得到其他成员的承认。“理论家共同体”需要认同一个共有的文学理论范式,有共同的学术实践和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既有协同关系,也从共同的学术活动、研究对象和结果中对自身进行观察、反思和批判,从而达到认识的客观有效性。理论家们的交往行为,使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更新和研究步伐得以推进。

语言文学知识范文7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至高的职业道德,拥有健康的心理素质,积累浓厚的知识文化。小学是孩子教育的起步,小学语文教师更是新时代教育的指导者,因此在新时代时期小学语文教师要具备全面的教育。然而小学语文教师更应该提升学习能力以及现代教学技能,加强注重提高文学素质。

关键词:

小学语文教师;素质;人格;知识;能力

21世纪的到来,驱使着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教育将不断地提升小学语文教师的素质。曾有位教师这样说过:“如果他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他就没有资格去发展和培育别人。”新时代对教育的期望越高,就意味着对教育工作者的要求更高,所以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语文教师,我们必须先提高自身的素质,那么在新时代的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具备什么样素质的小学语文教师才能推进新时代需要创新的课堂呢?针对此问题此论文只要从几下几点展开论述:

1新时代小学语文教师的人格素质

小学语文老师是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的人,是培养人才的启蒙老师,所以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是语文老师的基本素质,为人师表才能教育学生,我们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提高自身素质是关键。

1.1人格素养的形成因素:

人格就是个人特质,性格和个人气质等。形成人格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遗传的因素给予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更重要的环境因素,主要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我们的人格发展是先由家庭因素所影响,家庭教育正确有方我们的人格就会完善,相反就会成为不完善的人格,所以家庭的教育直接影响人格的塑造。其次便是学校的教育,好的学校也就是教学规模和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要比差的学校教育的人的人格素质高的多。再次便是社会了,社会是绚丽多彩的,同时也拥有各种的诱惑,只有完善自己的人格素质,才能给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

1.2人格素质的重要性:

作为新时代小学语文教师的人格素质主要表现在热爱学生,在教育中学生和教师是重要的参与者,师生关系良好才会使得教学成果事半功倍。有位教师说过:“一位教师只爱教育,那么他也只是一位好老师;如果一位即热爱学生又热衷于教育事业,那么他将是一位出色完整的教师。”想必《中小学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都在我们的脑海中,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都是身为教师应该所具有的职业道德和人格素质,热爱学生的责任心,关系学生安全的爱心,都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而这些都体现出人格素质是多么的重要。

1.3人格素养对学生的影响:

小学语文老师的人格素养对于学生有着重要作用。俗话说: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如果教师对待学生没有同情心,那么孩子们也会变的没有同情心;把学生当做自己的朋友去对待,教孩子该怎样培养友情,学生都极其会模仿,学生会注视教师的一言一行,也就是所谓的为人师表。同时学生还会有向师性,就是学生希望老师引导自己学习,也希望老师能够重视自己,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我们要给学生做一个良好的榜样,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力量来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栋梁。

2新时代小学语文老师的知识素养

新时代的教育教学是以创新性为主导,想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必须先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基础。为了给学生打好基础,教师就必须了解足够多基础知识,并且融会贯通,不能是模棱两可,是是而非。首先我们要掌握所有的基础知识完整体系,精通所有的专业知识系统理论,能够举一反三灵活的运用。再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有很多问题出现,我们要用创新性的思维去解决。为了更好的站在课堂上传授知识,为了能够在课堂上不断的创新,我们也必须时刻给自己补充知识积累经验。在平时的生活中有很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记忆,夯实基础是最重要的一步,认真的钻研教材,灵活运用已有的知识,用课件的形式给同学展现出来,把难题简单化,把教学轻松化。总之,个人认为新时代小学语文奇偶暗示的基础素养就是知识,就像高楼大厦一样,如果地基没有打好不用地震房子就会倒塌,这基础知识就是盖楼的地基。只有提高自身的教育知识才能培养出出色的国家人才。

3新时代小学语文教师能力

新时代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有全部的能力,不仅仅是部分的能力,比如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等等。在新时代的课堂上对教师的各个方面年代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如下能力:

3.1教学的能力:

教学能力是教师职业素质中最根本的。因为在学校的教育中教学活动是最基本的,课堂上教师和学生是主体,那么教与学就是最基本的师生关系,要想事半功倍的完成教学任务,就必须先提高教学的各部分能力。首先上好一节课的前提是备课;其次是上课,整个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根据课程的标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且在活动课上,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能力,对学生也启到一个劳逸结合的效果。新时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因而学校教育必须努力组织好活动课教学。

3.2创新的能力:

新时代教育需要创新,更需要小学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塑造一个具有创新能力课堂,所谓创新能力就是新时代小学语文教师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灵活的运用在教学实践中。在日常小学语文教学中,该如何给学生创造出一个轻松、快乐的课堂?如何在教学中体现创新能力呢?围绕教学内容,在因材施教的前提下对教材进行创新,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着灵活的思维方式,对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种创新的能力是我们每一个小学老师必须具备的。在教学上不仅要创新教学方式也要教学相长,改进教学的方式,培养创新精神。还要进行开放式自主性学习方式,结合学生的思维和个人素质,培养和鼓励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提高能力素质能使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的学习,在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把原本复杂枯燥的题目重新加工,引导学生找到解决的方法,培养学生创新的思维能力。

4总结

新时代小学语文教师的素质是全面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主要以培养学生为目标,全方面提高学生学习能力、个人素质、创新能力等,我们一定要随着新时代的社会需要,全方面提高个人的素质,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栽培国家的栋梁之才。

作者:张晓强 单位:四平市第一实验小学校

语言文学知识范文8

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感兴趣的语言与文化知识为出发点,创设语言环境,让学生亲身感受英语的氛围和特点,才能使他们切实体验到学习英语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英语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1.以教材为出发点,延展外国特色鲜明的背景文化

在备课时,我们应充分钻研教材,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对教材中出现的文化背景知识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展示给学生,从而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拓展学生对于英语国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主要涉及其历史与文化层面的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与此同时,应该通过举例比较,让学生总结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将中西文化在交流话题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然地渗透到英语教学中。

2.课外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来调动学习积极性,探究文化背景知识

我们应该在课外通过各种形式来帮助学生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可以通过网络收集英语国家的图片,通过多媒体展现给学生看,让学生了解西方风土人情;还可以看一些优秀的英美原版电影,因为大部分电影的内容本身就映射了一种文化;听一些当地简易的英语新闻,读一些体现英语文化的简易读本,给学生直观的感受,让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还可以组织英语角等活动给学生创造更多形式的说英语的环境,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3.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教学形式进行文化背景知识教育

我们应该充分运用多媒休技术,激发学生学习英语文化的热情和兴趣,从而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语言知识转化为主动探究英语语言文化,提高其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认知水平。在新课改背景下,文化背景知识和语言教学的交融,不仅让学生了解、区别中英文化的差异,使用得体的英语进行交际,同时也提高了他们英语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从而使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并运用英语。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