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研究范文1
1．外国文学研究热点问题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展望
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提出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时代特征、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独特经验是未来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方向。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应努力将中华元素融入世界文明的发展大潮中，通过与世界各国文明的比较互鉴，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不断丰富拓宽，同时，更要推动并努力实现世界话语层面上的中国发声。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作家创作题材的可能转向。应通过理论反思的方式重回原点，以探索21世纪外国文学所蕴含的地域特征与跨国文化交汇的多元风格，多层次、多维度探索开拓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四川外国语大学董洪川教授提出“科学主义”与“文学主义”是文学批评的两大主题，董教授以艾布拉姆斯的人文主义批评理念为切入点，从“共享世界”“人文话语”“历史关照”等多个层面充分阐发人文主义批评的内涵本质。中国人民大学曾艳兵教授则提出，当前外国文学在理论研究、比较文学、国别文学等领域均取得重要进展，理论深度和学术视野得以有效拓宽，优秀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在总结回顾外国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后，曾教授寄语外国文学研究要继续以弘扬国家意识、本土立场为主旨，凸显中国话语和中国形象。
2．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研讨
北京外国语大学陶家俊教授以萨义德的跨文化连接论、帕特里夏•劳伦斯的跨文化文学关联网络论和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体系论为例，指出通过跨文化视阈透视历史、文化、政治、民族、地理等多维度的文学关联理论，突破既定的文学本体论和文化本体论，推动文学研究从本体认知模式向关联认知模式的知识话语转型。湖南师范大学曾艳钰教授以斯坦福大学2010年所成立的文学实验室将定量分析引入文学研究为例，就大数据背景下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做了主题发言，指出人脑与电脑在文本阅读与分析过程中可以有效互补。上海外国语大学胡开宝教授提出以语料库为切入点的文学研究具有以下优势：可以通过数据统计归纳文学语言和文学创作过程的规律性特征；对文学语言等共性特征和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均可探索；促进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有机统一。
3．外国文学领域新思潮、新文本的审视分析
语言文学研究范文2
本文所谓地方本科高校，是指一般布局于区域中心城市，以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的高等院校。这类学校大多是近年来由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升格或与其它院校合并而成的普通本科院校。在升本或与其它院校合并以前，这类学校大多以培养中小学教师为宗旨，因而，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于教育理论、师范素质与技能培养类课程。升本或与其它院校合并以后，这类学校一部分升格为师范学院，而大部分转型为综合性本科院校。近年来，这类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流向呈现出新的趋势，作为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与人才成长载体的课程体系也应顺时而变，以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人才市场的新要求。
一、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流向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高校的扩招，地方本科高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趋向，已经由过去的以教育领域为主衍变为多元化趋势。以下是笔者对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最近三年毕业流向的个案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各类学校、党政机关、新闻传媒、其它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已经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普遍的就业领域，其中，主要就业领域也已经由过去的教育领域扩展为教育和厂矿企业两个领域，直接进入党政机关以及其它事业单位的比例也在升高。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这种就业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其它地方本科高校中。以下是笔者对吉首大学、湖南科技学院、湘南学院、邵阳学院4所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最近三年毕业流向的综合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教育行业、党政机关、新闻传媒、文化出版、厂矿企业已经成为4所省内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的就业场域，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国家公务员、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企业管理、公司文员、广告宣传、市场营销、旅游导游以及自主创业已经成为该专业毕业学生普遍的职业选择。
总体趋向与我校大体相同。国内其它地方性普通高校的情形也应该大同小异。这说明，就业流向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流向的基本趋势。随着汉语言文学专业招生人数的进一步扩大、我国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国家对中小学教师需求的减少，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流向的多元化趋势必将继续增强。因此，传统的淡化就业指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综合型设计，已经不能适应该专业学生就业流向的多元化趋势及其职业素养与技能要求。因此，探索并建构新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元化就业趋势及其职业素养要求相适应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摆在地方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者面前的紧迫课题。二、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主要方向笔者认为，要建构新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元化就业趋势及其职业素养要求相适应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设置若干个与人才市场需求对接度高的专业方向
要提高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首先要做的是在建构课程体系时，设置两至三个专业方向。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应用面十分广泛的专业，可以析分衍生出来的专业方向很多，诸如语文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育）、文秘（包括涉外文秘、中英文秘、商务文秘）、新闻传播、编辑出版、比较文学、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文化、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管理等都是可供选择的专业方向设计。根据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人才市场需求，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案不失为带有普适性的专业方向组合方案：
方案一设置为语文教育、对外汉语教学与文秘三个方向。本方案适用于没有开办国际汉语教育和文秘教育专业的院系。语文教育方向主要是培养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语文教师。其方向课程模块可设置《教育学》、《心理学》、《中学语文教学论》、《中学语文教材研究》、《中学语文教学技能训练》、《现代教育技术》、《教师口语》等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习得有关教育理论，了解中学语文教材教法，掌握语文教学的基本技能，以便为将来从事中等学校语文教育打下坚实基础。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主要是培养国内或国外对外汉语教师，兼为国家政府机构中的涉外职能部门、各专业外贸机构、合资及外资企业、传播媒体等培养所需人才。其方向课程模块宜设置《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国文化通论》（《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与礼仪》、《中西方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英语听力与会话》、《英语写作与翻译》、《英汉语言比较》等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习得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了解英汉语言以及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提升英语听、说、写、译能力，掌握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技能，以便为将来从事国际汉语教育和其他涉外事务奠定良好的基础。文秘方向主要是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培养文员、秘书以及管理人才。其方向课程模块可设置《秘书学概论》、《秘书实务》、《文书写作与处理》、《档案管理学》、《管理学原理》、《公共关系学》、《办公自动化》、《多媒体技术》等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习得有关秘书及管理理论，了解文秘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掌握文秘工作的基本技能。
方案二设置为语文教育、文秘、新闻传播三个方向。本方案适用于没有开办文秘和新闻学专业的院系。这一方案与方案一的区别只是用新闻传播方向替换其对外汉语教学方向。新闻传播方向主要是为报刊杂志、电视电台以及网站等各类媒体培养新闻策划、采写、编辑、节目制作以及经营管理人才。其方向课程模块可设置《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外新闻史》、《新闻伦理与法规》、《媒体经营与管理》、《新媒体》、《新闻策划》、《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学》、《摄影与摄像》、《电视节目制作》等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习得有关新闻学、传播学理论，了解中外新闻发展历程、现状以及新闻伦理与法规，掌握新闻策划、采写、编辑、节目制作以及媒体经营管理的基本技能。
方案三设置为语文教育、文秘、文化创意三个方向。本方案适用于没有开办文秘专业的院系。这一方案与方案一、方案二的区别就是以文化创意方向替换方案一、方案二中的对外汉语教学、新闻传播方向。文化创意方向主要是为文化创意产业培养文化创意策划、开发、文化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人才。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还处在预热阶段，教育界对这一产业所需人才的规格与培养还处在初步探索时期，建议该方向课程模块暂时设置《文化产业概论》、《文化经济学》、《文化创意学》（或《文化创意思维与方法》）、《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史》、《文化创意经典案例选讲》、《文化市场营销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艺术品投资与经营》、《大众传播概论》、《电脑图文设计》等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习得有关文化创意的基本理论，了解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概况，掌握文化创意策划、开发、文化市场营销以及文化市场经营管理的基本技能。#p#分页标题#e#
以上三个方案均设置了语文教育和文秘方向，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地方高校大多是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发展而来，拥有比较悠久的师范教育办学历史和丰富的师范教育经验，因为教育部已经多年没有批准开办本科层次的高等文秘专业而导致本科教育中文秘教育专业的长期缺位（教育部近年批准开办的文秘专业基本上是专科层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专业方向覆盖了近年来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场域，而且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教育行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语文教育和文秘人才的需求将依然十分旺盛。虽然国内不少院校专门开办有新闻学、国际汉语教育专业，而在我们所提供的方案一、二中，仍然设置了对外汉语教学和新闻传播方向，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新闻传播学、对外汉语教学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闻传播、对外汉语教学方向毕业的学生，由于其“基础厚、口径宽、复合型”的优势，因而在相关就业市场上仍然占据一定的份额。我们在方案三中设置了文化创意方向，则是为了顺应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形势。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其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我国政府也已经将文化创意作为产业列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中。《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全国各大城市也都推出了支持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最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又专门研究了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做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而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培养造就一支“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特别是要“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1］（P6）因此，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开辟出一个文化创意方向，不仅正当其时，而且也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
（二）建构一套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市场要求对接的开放式动态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
要提高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还应建构一套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市场要求对接的开放式动态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以“形成更新教学内容的机制”。［2］（P10）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专业方向设置上的适应性与动态型。所谓专业方向设置上的适应性，就是所设置的专业方向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才市场的需要。所谓专业方向设置上的动态型，就是所设置的专业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如在我国大学生就业迈入市场化初期的21世纪最初几年，随着我国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的就业流向呈现出初步的多元化趋势，但主要就业去向还是教育领域，于是，我们就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为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两个方向。2005年以后，随着我国高校扩招的提速以及企业的发展与需求，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的主要就业领域已经由过去的教育领域扩展为教育与企事业两大领域，因此，我们就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方向适时调整为语文教育与文秘教育两个方向。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的蓬勃兴起以及我们党和各级政府对这一新兴产业的高度重视，我们又及时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调整为语文教育、文秘和文化创意三个方向。这都是顺应时势，因时制宜的举动。也即保持专业方向设置上的动态型。
二是课程体系建构上的开放式与动态型。这里所谓课程体系设置上的开放式，是指为了拓宽专业口径，增强就业的辐射能力，因而在专业方向课程设置上，要能够兼容、整合一些其他专业领域所属的课程，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就要能够兼容、整合诸如秘书学、管理学、新闻学、广告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中的相关课程。如前述文秘方向课程的设置中，就包含了《管理学原理》等管理学专业领域的课程。因为我们培养的文秘方向的人才，不仅要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文秘工作，还应是一些懂管理并具备升任领导职位潜能的人才。
再如前述文化创意方向课程设置中，则包含了《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营销学》、《大众传播概论》等经济学、传播学专业领域的课程。因为我们培养的文化创意人才，既要能够从事文化创意的策划、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还应掌握文化创意产业经营、文化市场营销以及文化市场管理的基本技能。这里所谓课程体系设置上的动态型，是指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中，除了决定专业性质的专业主干课程外，其他课程都将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市场需求以及学生选择意愿适时调整、优胜劣汰。只有建构一套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市场要求对接的开放式动态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才能使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人才规格上更加符合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的需要，真正实现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
（三）不断优化课程结构
要保持专业课程体系的开放式、动态型，实现人才培养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市场要求的无缝对接，必须紧跟时展，不断优化课程结构。当前优化课程结构的基本原则主要是：
第一，优化学科平台课程。学科平台课程全称学科专业知识平台课程，又称学科专业基础平台课程，是为专业学习搭建知识和素养平台的课程，这个平台搭建得越宽厚、越坚实，就越有助于对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消化，越有助于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养成，特别是研究创新能力的形成。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学习以及学生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概论》（或《中国文化通论》）、《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形式逻辑》、《美学》等课程，应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最基本的平台课程，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最具有平台支撑作用。学科平台课程为必修课程，课时宜占总学时的5％左右。
第二，稳固专业基础课程。国内高校普遍开设的《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写作学基础》等专业基础课程，是决定汉语言文学专业性质的基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从事各种专业工作所必备的基础知识理论体系，也是形成该专业学生专业能力的基础课程。因此，在设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时，应坚持专业基础课程基础地位不动摇的原则。专业基础课为必修课程，课时宜占总学时的30％左右。#p#分页标题#e#
第三，压缩专业任选课程。专业任选课程是从专业基础课程中延伸、深化出来的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根据地方性本科高校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规格定位，应该适度压缩该课程模块的比重，重点保留一些对于夯实学生专业基础、完善学生专业知识能力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的课程以及特色课程。对于专业基础深化课程，每门专业基础课程所属领域限开一门为宜。如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只开设《红楼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只开设《鲁迅研究》，外国文学领域只开设《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文学概论领域只开设《文艺心理学》，古代汉语领域只开设《文字训诂学》或《音韵与方言》。对于专业基础延伸课程，可以考虑开设《应用语言学概论》、《汉语史》、《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西方文论》、《比较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概论》、《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课程。此外，还可适当开设一些有关地方文化、学校历史与传统等方面的特色课程。学生选修专业任选课程所占学分宜占总学分的10％左右。
语言文学研究范文3
审美教育不仅是文学类课程的重要教学手段，更是其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审美教育应以当代化、以人为本为中心，以意境为主要载体，这样才能增加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活力，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当代化；以人为本；意境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的核心与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是分析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发展、繁荣与演变情况，具体包括经典作家与作品、文学流派及其艺术表现规律、文学运动与思潮、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旨在培养、提高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解读等综合能力。这些教学内容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一、认知维度，即要求学生掌握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迁现象相关的各种具体的文学知识；二、审美教育的维度，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对古典文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中净化和升华师生的精神和心灵，以促进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认知维度是审美教育实现的知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高尔基曾说：“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以同样的强度既作用于思想，又作用于感情。”审美教育是美学在人们人生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审美功能的最终体现；在教育领域，审美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如何发挥我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和功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理念要实现当代化
如何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化”问题，而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因为古代文学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自身的价值与目的。如果教学与研究目的是为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当今学生和读者的热爱，久而久之必然就会失去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的生命力。本课程目前的教学实践已经面临这一挑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性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教学教育手段的当代化，如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之价值取向与目标要当代化，要能有效应答学生和读者在当下现实中所面临种种困惑和不安，塑造他们的心灵，净化他们的情感，吁求理想人生境界。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古典文学的当代性价值如何实现这一命题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要求中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实现对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充分理解时代要求，发掘古代文学资源，并能运用后者来阐释时代命题。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下的时代困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匮乏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之异化、生态环境等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回应、介入这些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命题。在《诗经》中、在诸子百家散文中、在汉赋唐诗宋词中、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创造种种精美的意境中，充满着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特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有资源、有条件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之异化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有足够的文学及相关文化资源储存，可以大有作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对当代人们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该诗语言浅白通俗，但意境清新优美高远，颇具哲理性；诗人没有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话语与意境塑造了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的人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之本真存在”的向往与践行。孟浩然在《春晓》中描绘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具体内容与意境完全可以结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生态阐释。这样类似而又独特的诗句、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学生和读者就是在这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境界、审美中实现了生态教育，在对古典文学进行的审美享受中重塑、重建、重构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实现对时代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回应与介入；同时也实现古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当代化，实现了“古为今用”，展现古代文学的勃勃生命力。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之目的
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文学应该、必然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关注人的存在。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辅助方法或艺术效应，其本身就是实证和实现人的生存理想的重要途径。美育目的在于人本化，即美育既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同时也以人的生存为目的。当代审美教育观念充分肯定审美的人本主义取向，强调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整性是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尊重个性发展、促进个体的情感解放和精神自由作为审美教育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审美教育是为了促进“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审美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性、人格的完善是其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认为人按照其本质来说就是审美的，人的本质和审美本性在本体上具有统一性；主体（人）的审美状态时人的自由本质的充分体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和“自由地对待产品”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能处于审美状态，不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就是非人的存在。这样，美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更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历史成果；审美就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享受，而且是人的自由的类生活本身的特性，是人的自由生存的必要充分条件。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也莫能概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如此充分如此优美精致地再现着古人的欢欣悲喜、忧伤困惑和豪迈豁达，如此形象生动地表达出古人的种种情绪与情愫。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可以窥探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着，生存着：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感受古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中体验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情怀；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中领略古人对生命的眷恋，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受古人的深沉与慷慨，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中体会古人的建功立业的豪迈，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想象古人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优美动人的意境中，读者、学生、当今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古人进行着对话，在体验古人情绪和生命的同时感受自己的人生。的确，审美教育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与实践，也不可能直接去创造美的环境，但能逐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建构美的心灵。以此为基础与前提，审美教育无疑会对读者（学生）的行为实践和人生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实现了以“以人为本”，以“以今人为本”；也就践行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让历史引领现在，让历史照亮未来。”
三.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审美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马克思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及艺术审美内在的含有政治与革命的潜能，其实质是强调通过艺术及其审美改造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感觉、情感、判断、认知等等，从而最终改变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艺术审美也势必内在的含有教育功能。但是必须要强调，虽然审美必然引发一定意义上的教育，但是教育并不一定就是审美。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要处理、把握好审美与教育的关系。文学审美要取得教育的实际效果，就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必须首先给予学生（读者）以美的享受和乐趣。审美愉悦和享受是文学艺术之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充分条件。很多学者都曾论述过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又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有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简练地把审美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归结为“寓教于乐”。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雄辩的目标是说服，历史的目标是教导，诗歌的目标是用移情动魄的手段给人快感。”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指出艺术作为教育的有益手段不是简单生硬的说教，“诗人、小说家、演员，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特别是当心灵本身舒展着迎受这震动的时候，就更准确有力地打动人心深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艺术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一再力量，越会迷失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本杰明也曾说：“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的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正确的。”所以，文学艺术的教育潜能也仅仅存在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即其文学性、审美感越强，其教育潜能才可能相应越强；反之亦然。文学审美教育具有人文性、感受性、情感性、直观性、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审美教育不是像德育那样以“概念”、“逻辑”进行“分析”、“推导”、“说理”、“说教”，而是通过诗人创造的种种美的形象、意境，潜移默化，渗透于人的感官和情感，在感觉、想象、体验中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的心理和喜好，从而实现文学艺术审美的教育功能。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审美教育实践的基础在于师生要充分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了解、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等），认知、体会其文学表现形态的华夏民族古典特色，包括传统的文学观点（言志说、虚静说、文以气为主、赋比兴、文已尽而意有余、神思说、缘情说、妙悟说），古汉字的象形特点和古汉语音韵独特表现（双声叠韵对仗押韵等）。在中国先人所创造的富有感情的富于声律辞采美的古典语言形态中，在美的享受和愉悦中，在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意境中充分实现其潜在的教育功能。
四.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特有的审美教育载体“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最高范畴，是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概念，深得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滋养，是古代先贤以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论把握。一般认为，“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等方面，是艺术辩证法的充分体现。它的更为空灵与高妙的美学意蕴则是将有限的生命境遇与无限的宇宙图景相互交融。从汉朝的刘勰，到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再到宋代严羽，清代王夫之、王士祯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丰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直至近代，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完成了古典美学已经论的探讨，提出了理论化的意境论。中国古代诗人无不在创作、欣赏中鲜明地体现出对意境的审美追求，并在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中显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人之思和诗化的感觉方式。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一般不提倡激烈感情的直接流露，而强调情感必须通过可以感知的对象（景）呈现出来，使情成体，化无形为有形，将作者情感渗透在、弥漫在、投射在景物上，使率直表露的情感变得含蓄蕴藉，并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召唤着读者，激发他们的直觉、想象、情感，读者可以把玩无极，回味无穷，即所谓“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一切景语皆成情语。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但“意”中必含有情，情是已经的基本要素，无情不能成意境。杜甫在其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中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意境。诗中写景与抒情结合完美，真正做到了情境交融的效果。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天地和世界，自然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景、物、事、人等综合构成的“境”，和作者所要表达之“意”浑然一体，含蓄而又强烈地表现出作者对于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前人曾云：“古人卫士，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春望》被后世认为是表达“国破家亡”悲愤忧伤之情的典型意境，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经典之作。
总之，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抓手。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认为文学审美教育具有突出的形象性、体验性、情感化、生动化等特征；而意境所具有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正契合了这一要求，使得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打动学生、感染学生，潜移默化，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意境使得相应的文学审美教育在实践过程达到了较为理想状态。
作者：彭江虹 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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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研究范文4
一、不规范、不准确的不说
课堂语言本身就是老师要讲授的知识，是学生要学的内容，所以规范、准确是课堂教学语言的第一要素。语文老师的语言是学生学习语言的范本，对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语文老师应该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正确的语法，符合逻辑的修辞向学生传授知识。课堂上不读错字，不写别字，不说病句，不出现歧义。在《二泉映月》的教学中，老师用准确精练的词语导入：我们学习课文《二泉映月》，它不但是无锡惠山脚下的泉水“天下第二泉”，更是阿炳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用一个递进的句子开门见山导入新课，不拖泥带水、不故弄玄虚。接下来老师示范朗读，要注意到出现的“倔强”“势不可当”“颤抖”三个词语中的“倔”“当”“颤”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多种读音，老师准确的读音直接影响学生们的正确朗读。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分析第四段，“如水的月光，淙淙的流水，多么美的一幅中秋月夜图啊！”老师用了两个结构一致的短语，形象的比喻修辞，在精准语言的描述中，让学生感受景色的美妙，同时学习老师语言运用的技巧。语文，本身就是语言教学，就要求语文老师有更高的语言素养，朗读要发音准确吐字清晰，能灵活准确运用词语表述内容，遣词造句符合常用语法规范，这样的课堂语言才可以让学生去模仿、去借鉴。
二、随意发挥的、无关语文的不说
语文课堂上，老师要言之有物，不能总是随意发挥、信口开河，把语文教学变成华而不实、内容庞杂的“大杂烩”，课堂拓展不反客为主，不旁逸斜出，要讲重点重实效。更不能整堂课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课堂变成老师展示演讲能力的“大舞台”，老师应该适时闭嘴，巧妙留白，把思考的时间留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去体会。在《钱学森》的教学中，老师导入新课适当延伸介绍钱学森：钱学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建国时身在美国的他要回到祖国，可是一个美国将领却说“这个人就是杀了也不能让他返回中国”，那么钱学森是何人，能否返回了祖国。课文导入就是为了抓住学生注意力，把学生快速引入课文，目标达到即可，切不可漫无边际、拖沓冗长，把导入演变成钱学森的人物传记教学。老师根据教学目标，带领学生朗读课文，积累理解会用课文中出现的词语。通过语言文字，篇章结构感受钱学森的爱国情感，而不是大量引入相关材料用史料来说话，不能忽略了语文课堂的基本规律。再比如第一段的景物描写任老师如何动听形象的描述，都不如学生自己联想、想象然后再创造，最后在头脑中形成的画面意境优美，有时语文课堂无声的品位比有声的讲解更有效，此时老师要做的不是讲解。由于语文学科内容综合性强，要说的知识纷繁复杂，因此，在课堂上语文老师应该斟酌自己的语言表达，做到以课文文本为例子，引领学生积累字词，体会情感，学会方法。同时更应注意适时闭嘴，为学生留出思索、创造的空间。
三、负面语言、伤害学生的不说
语文学科具备的人文情感性质的独特性，决定老师传达给学生的应该是各种美好的情感体验，老师要用正面的、阳光的情感和语言感染学生，以形成学生积极的、健康的人格。尤其是小学老师，要面对的都是未成年人，他们的心智还不成熟，因此老师课堂上千万“慎言”不要伤害学生。在《师恩难忘》的教学中，上课铃已经打响，老师已经站在讲台前，学生们仍然闹哄哄没有安定下来，甚至还有几个男同学汗流浃背跑过来的。老师一脸怒气，敲打桌子，高声斥责，在老师责备声中学生们安定下来，但很明显学生们刚才还高涨的情绪一下子低落起来，对老师的斥责表现得也满不在乎。在朗读课文的过程中，声音稀稀拉拉，“刚才吵闹声音不是大得很吗，现在怎么啦，声音小得像蚊子，一点出息都没有”老师的挖苦并没有让朗读流畅起来，反而让课堂气氛更加的不和谐、更加的紧张，后边课堂进行得也磕磕绊绊很不顺利。当让学生们合作交流40年后师生重逢的场景时，学生们不以为然，漫不经心，好像觉得文中的田老师根本就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是眼前这个怨气十足的语文老师。这是一节非常失败的语文课，这节课的情感目标是让学生们学会感恩老师，可是由于老师情绪急躁，语言不得当，不但没有完成就学目标，反而适得其反让他们讨厌老师，厌恶学习。因此老师一定注意检视自己的课堂语言，少一点负面情绪，多一点正面引导。课堂上，老师的“慎言”反应的是道德修养的高低，是教学水平的强弱，它不但影响课堂的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影响学生的语言运用，影响学生的心灵和成长。因此，语文老师一定要加强学习，从“慎言”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课堂教学语言水平。
作者：徐晓微 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二附集团郭里园新村小学
参考文献：
语言文学研究范文5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语言文学研究范文6
世界上存在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伟大的文学作品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作品的广泛传播也同时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我国与其他国家开始互通有无之日起，外国文学作品就开始传入我国，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作品在我国广泛传播，满足了我国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涵的体现，文学作品的背后反应了民族文化和国家发展的深层次内涵。语言艺术是文学作品中独具魅力的一门学问，研究国外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对于了解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发展和国家发展，对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发展融合入，促进我国文学作品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外国文学；语言艺术；借鉴意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又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保存下来。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其中民族的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赖以传承的主要方式，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既可以了解到作者所处国家的文化发展，也可以了解作品描述的时代背景，若想深入的了解外国文学作品，了解文学作品背后蕴含的千丝万缕，就不得不研究语言艺术。这既能满足我们的知识需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一、外国文学作品善用意象
优秀的作品大多是写实的，至少我们认为它描述的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其实文学作品中描述的不一定真有其事发生，主要是伟大的作家善于运用意象。优秀的作品描述的场景多能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意象是作者通过艺术手段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文学描述，往往描绘一个不曾发生过的理想世界，外国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意象，外国作家也善于制造意象。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在地铁站内》，是运用意象的巅峰之作，描绘了诗人在熙熙攘攘的地铁站中突然发现几张美丽的面孔时的愉悦的心情，呈现出一种平和、舒缓的意境。形式上采用自由诗体，使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将眼前的美好事物同湿湿的、黑亮的树枝上的花瓣联想在了一起。外国文学作品善用意象，意象的描绘是外国文学作品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
二、外国文学作品感情丰富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堆砌，更多的是作者真实情感的表达，只有流露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只有感情丰富的作品才能真正体现出作品的价值。文学作品中的感情不仅仅是作者对所描述事物的触景生情，更是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感情寄托，体现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这些都是语言艺术的作用，质朴的语言可以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只有充满感情的语言才能使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句流传广泛的语言让每一个读到他的人心头一震，人们想到的不仅仅是哈姆雷特，人们关注的是自身和主人公的对比，是拿这些问题来拷问自己的人生。例如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六便士不是指的货币价值，在书中也没有明确说明指的是什么，但是每一读过这本书的人听到这个名字，听到六便士，都会用心思考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的追求是否有价值，生活是否只有眼前的苟且。
三、外国文学作品语言生动灵活
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在国内收到广泛的欢迎，并不仅仅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也有所提高，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语言的生动灵活，外国作品给读者一种真实的感觉，通过语言的描述使读者感觉到仿佛置身于作品描绘的世界中，类似于我们观赏3D电影一样，引起读者视觉和精神的共鸣。文学作品大多数是作者运用语言艺术表达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每一步成功的小说都有一个原形在小说背后若隐若现，甚至有些小说的人物原形就是作者自己，这也使作者对情感的表达更加准确到位，使读者感觉更加真实。例如在小说《巴黎圣母院》中，雨果描述了一个个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敲钟人卡西莫多，几何形的脸，四方形的鼻子，向外凸的嘴，上帝把一切丑陋都给了他，他敢爱不敢说，最后在心爱的人被送上绞刑架时终于触动了自己内心的底线，拼命救出了艾丝美拉达，卡西莫多不仅仅代表着自己，这个任务形象代表着许许多多法国下层民众，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贵族命运相联系从不敢于反抗的下层穷苦大众。读者可以从外国作品中真实触摸到这些生动形象的人物形象，这些活灵活现的感情寄托。读者可以清晰的掌握人物形象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代表群体的悲欢离合，这些都是语言艺术的魅力。
四、外国文学作品语言清晰形象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灵魂，运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出的是不同的情感，形象的语言是外国文学作品语言的一大特征，清晰形象的语言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楚的了解读者字里行间表达的内涵。与我们在分析国内文学作品时相同，语言的生动形象一直是文学作品语言的两大主要特征，也是衡量文学作品语言优劣的主要标准。生动主要是生动灵活，可以让读者在欣赏文章的同时感觉人物形象的活灵活现，有助于读者更加迅速的了解文章的内涵。语言形象特征是语言的另一个特征，清晰形象通常指的是作者在文中描绘出的虚构的任务形象，或者是人物形象的描绘使读者在越多文章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在读者的脑海中留下印象。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虽然没有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清晰描述，但是文章中大量的对话描写就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每个人物是什么样的性格，语言的形象性表现的淋漓尽致。《欧也妮•葛朗台》中描写的吝啬鬼葛朗台形象，使我们一听到名字一个吝啬的形象便浮现在眼前。
结语
语言文学研究范文7
文学语言研究中的“三不管”沉寂局面，一时很难突破，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循规蹈矩，踏着前人的脚印，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视野越来越狭窄，范围越来越细小，论题越来越陈旧，好多值得令人思索与玩味的宏观现象•，不少文学爱好者需要学习与借鉴的微观侧面，均被学者研人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不敢认真去挖掘与研究或老是旧调重弹，不断重复前人已经发现或解决了的问题，不厌其烦地阐发古人早已论实了的结论。死抱现成的知识不放，不想发现新现象，扩大新视野，自己不能独立思考解决新问题，总结新规律，因而论题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与兴趣，成为滞销的故旧产品而失去了读者市场，原也是不足为怪的。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语)经济发展如此，文论建设也是如此。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跟前人洋人邯郸学步，只能自甘落后，难望世界先进之林的项背。 “创新”往往是科学创造发明的先导，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驱动力，是沟通人们创造性思维的桥梁。 一个民族突出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态势;创新思维发达的国家，往往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先进国家。下面想谈谈新近发现的几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国人主要的审美意识及其表现方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审美意识的产物，它肩负着表现国人主要审美意识与审美信息的重任，‘反映国人文化生活与社会风尚的神圣职责。所以首先要深悉国人的审美情怀，要熟识他们惯常使用的主要审美观点及其主要的表现方法。 一提到审美观点与表现方法，人们就会想到:“眼见之美与耳听之美”，以为这是最主要的美感。人们喜爱欣赏舞蹈、音乐，就是具体的体现。其实这是从外国来的“舶来”看法，如其真是这样，那么文学作品中应该大量表现这方面的美感了，但经常看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好像并非如此。中国人的最基本“审美情趣”与“审美意识”，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传统习惯，中国人处处用“味甘之美”来表达美感。譬如评论文章，美好的文章用“意味深长”、“回味无穷”、“耐人寻味”来赞美;差的文章用“枯燥乏味”、“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来批评。 好的文章，还可用“犹食青果，起苦涩而后获清香”来比喻。，如为广大读者欢迎，取得轰动效应的就用“脍炙人口”来形容。例如:“白乐天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之类的诗在中国的旧社会中，一千多年来都脍炙人口，”•…”(郭沫若《关于白乐天)})由此可见，国人是以“味甘之美”作为最基本最主要最权威的美感标准。 也不限于评论文章或文艺作品，其他看到的或作者系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名誉会长。 听到的美好事物，也拿“味美”来评论。譬如听到好听的音乐或歌唱，也用“听得津津有味”、“歌声甜美”等来表示;最典型的例证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杨伯峻译注云:“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的乐章，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于是道:‘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境界”，。(《论语译注)})可见音乐“味道”之胜过“肉味”，顿使肉味感觉淡化而消失。又如看到美好的风景与形象，也用“看得津津有味”“秀色可餐”等来表示。例如:“韦小宝侧头看去，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脸蛋微圆，相貌甚甜，一双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嘴角也正自带着笑意。”(金庸《鹿鼎记}))形象美好，被写成“相貌甚甜”。又如:“曾仁祥酷爱山水，寄情自然，认为‘姿三洞之胜闻天下’，因此，在任官期内，特请亲朋好友前来分享饱餐‘三十六洞天’的奇景秀色。”(《金华日报》1998.7.27)对“奇景秀色”也可“分享饱餐”。由此可知，不管“听的”、“看的”，都可用“味觉”来表示美感。 此外，礼仪交际、谈吐对话、鉴赏书画、评论事物等等，不时运用.‘味觉”来表示。因此，“味甘”的美感，不仅是国人主要的审美意识，而且也是表现审美意识与信息的主要方法。例如:善于说动听好话的，称为“嘴巴很甜”;双方同心之言称作“甜言蜜语”;阴谋家表里不一的谈吐，被名为“口蜜腹剑”。听了悦耳舒服的话语，会说“好像吃了一杯冰淇淋”;描写城市的宁静的夜晚却说:“城市的夜，恬静得像一杯冰镇汽酒”(言辉文);“少年冠军”小彬彬，认真地在父亲棋摊上学习，也说“看得津津有味”(《报刊文摘》97.10.23);描写战争也说:“充满着火药味”，甚至有人说:“含着药味的月色”(陈耀炳文);生活过得很美满，也可说:“看到房东老太太一个人过得有滋有味儿”。(同上《文摘》)现代大作家郭沫若、茅盾等都很长寿。他们认为书笔有味，似美撰佳肴，可滋补养生。宋人李淑就有“三味”之论，认为经书味同“太羹”(肉汁)，史书味同“折姐”(肉食)，子书味同“酶酿”(肉酱);周带堂认为，“三味”是指“经书如米谷，史书如蔬菜，子书如点心”;寿沫邻则把“三味”理解成“读经味如稻粱，谈史味如肴撰，诸子百家味如酪酶”。苏东坡也认为读书既饱“眼福”，又饱“口福”。钟嵘在《诗品》里明确提出“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已经知道美在“滋味”，知道“文已尽而意有余”(即“余味”)更美。因此，羊羔美酒、山珍海味象征着最美好的生活。每逢喜庆节日，人们都以特殊食品宴请家人或客人，作为欢庆方式:如元宵煮汤圆，端午裹粽子，中秋尝月饼，春节吃年饭等等，很少举行“舞会”或组织“家庭音乐会”，由此可见国人的美感倾向所在。#p#分页标题#e# 究其原因，西方在公元前384年，希腊、罗马就有“悲剧”(摹仿好人)、“喜剧”(摹仿坏人或滑稽可笑的人);“酒神颂”利用双管箫乐和竖琴乐摹仿各种声响。因此，柏拉图、亚理斯多德、贺拉斯等美学家，就有条件开始讨论与研究形象之美与声音之美诸问题，从而创导产生了“理念”“摹仿”等的“感性学”，所谓“Aestheties”(美学)。中国在同一时期还没有戏剧，要到元、明以后方慢慢兴盛起来;当时可能大部分人还处在游牧时代，以放牧六畜为最关心的对象。所以认为羊是六畜中最可口的美食，使我联想到《说文解字》中关于“美”的解释:“美”从羊大，羊大则肥美;美，甘也。(见《说文解字》羊部)这也许是中国人“美感”的起源，也反映了传统主要的审美观点与审美意识。以后，也可能会向其他方面，如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发展，但“味甘之美”(即“味觉之美”)，一直“雄居首位”是毋庸置疑的。 这也许就是与西方美学中心不同的根源，也许就是今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论美学”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面相声气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刘禹锡所说:“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刘祝也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文心雕龙•夸饰)))要深刻全面地塑造人物的思绪、情怀乃至灵魂，还得仰仗其他许多非语言成份的襄助，才能成功地完成。譬如语境、神色声气等的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外部环境的刺激与影响，当另文叙述，暂且勿论;后者却是人物内心活动的伴随产物，须臾也不能分离。诸如脸色、神情、声气、身势以及一些姿态与动作，均是人物精神世界的直接表露。西方语言学家把“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多方面的附着符号，形成了一个与话语同步的符号集合，于是成为符号来。”①声气息是人的生命意识，刻划描摩声气息是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个理论与卜商的《诗序》所言，略有相似。他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中“磋叹之”就是与“声气息”有关，“永歌之”是朗颂与歌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是身势动作了。可惜，后来没有人仔细研究下去。 塑造人物形象，单纯描写人物的外表与话语，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往往使人物流于单薄平面，缺乏生气。对声气息等非语言符号的描摩，是协助雕塑人物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它不单是语言的一种补充，而且是更加细致真实地刻划人物心态气味的要件，可以多方面帮助作者发掘与表露人物的生命气息。 下面仅就三个方面举例说明:首先，它是参与传达人物内心情慷和意图，显示人物各异的性格的重要侧面: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往往被情绪与意图所组成，语言无法表达的地方，可由声气息态协助透露。例如:①李莫愁举拂尘正要击落，见武三娘持剑在侧，微微一笑，说道:“既有外人插手，就不便在屋中杀人了!”她话声轻柔婉转，神态娇媚，加之明眸皓齿，肤色白腻，实是个出色的美人，也不见她如何提足抬腿，已经飘飘的上了屋顶。 (金庸《神雕侠侣}))李莫愁武功高强，行事毒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平时态度却温文尔雅，遇险不惊，神态自若，从容不迫，一副“艺高胆大”的武侠气色。这种内心与外表看似不一致实质上一致的性格，通过“微微一笑”、“轻柔婉转”、“神态娇媚”、“飘飘上了屋顶”等表情、声气、神态、动作具体又细致的描写，就逼真传神地表现出来了;光听她“不便在屋中杀人”等话语，是无法窥见她的性格的。 ②韦小宝虽然油腔滑调，言不由衷，但生性极爱朋友，和人结交，倒是一番真心。这一路和众僧谈谈说说，很是相得，陡然说要分手，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泪来。(金庸《鹿鼎记》)韦小宝是一个狡猾机灵、又颇重义气的市井无赖式人物。据作者金庸在后记中介绍，只有他的“重义气”值得学习。此例通过对他脸色面相、语态神情的论述，既“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又“极爱朋友”，“颇重义气”，陡然分手，居然“掉下泪来”等描写，他的性格的两个方面，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其次，面相声气，还可帮助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深刻揭示他的真实情感与意图。例如:③过不多时，澄心、澄观、澄光、澄通四僧齐来求见。韦小宝让四人入房，眼见各人脸有惊惶之色，他伸个懒腰，打个呵欠，懒洋洋的问道:“各位有什么事?” (金庸《鹿鼎记)))韦小宝见各人“惊惶脸色”，知道事态严重，他们都忧心仲忡，便故意装出“伸懒腰”、“打呵欠”、“懒洋洋”、想去“睡觉”的样子，通过这些面相动作，显示自己束手无策;其实早已“智珠在握”、“成竹在胸”，有意戏弄他们以表示自己的高明。除了玉林微微一笑，略有察觉外，其余众僧无不被他装模作样的表面假象蒙蔽。作者这样写，用以揭露他诡计多端、狡诈多谋的个性的一个方面。 ④玉林接过看了，还给韦小宝，道:“原来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大人，多有失敬了。”韦小宝心下得意:“你可不敢再小觑我了罢?”可是见玉林脸上神色，也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又淡了下来。(金庸《鹿鼎记)})韦小宝给玉林看御札后，听玉林说“多有失敬”，心中得意非凡;但看了他“脸上神色”，甚是冷淡，就推知“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就淡了下来。玉林早已看破红尘，“高官厚禄”并不当回事情，因而显出“淡漠”的“神色”。韦小宝从神色中已窥知了他内心的真情。#p#分页标题#e# 可见“神色声气”，是一个人‘性命意识”的反映，面相身势也是情绪、情感的表现形式，同时也都是说话的综合信息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人体活动的结果。从生理学讲，与人的肌肉、骨骼、血液、内脏的活动，腺体和内分泌腺的变化，植物性神经的反应，大脑皮层的中枢神经的指挥有关，是取得协调一致的外部反应。②所以，从脸色、声气、身势中可以窥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活动的秘密，可以揭示一个人的真情实意;有时“言语”还有“虚假”“伪造”的成份，而“神情声气”无法掩饰内心的真情，可以不听“言语”即可推测内心潜在的奥秘。 再次，从神情脸色、声气身势中还可推导出内心真实的意图，推导出言语的“言外之意”，即潜在的交际隐涵或含义。例如:⑤韦小宝道:“你去拿来!”那喇嘛无奈，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藏话。 那胖大喇嘛以藏语回答，他正在杀猪也似的大叫大嚷，再夹入断断续续的几句藏语，更加难听。韦小宝从他的语气与神情之中，料想他定是不许这喇嘛取信，当即走过去在他脑门上狠狠踢了一脚，那胖大喇嘛登时晕去，另一名喇嘛即从他怀中取出油布小包，战战兢兢的双手递过。 (金庸《鹿鼎记》)韦小宝不懂藏语，但从他“语气与神情”中推知他“不许取信”;果为所料，韦小宝把胖大喇嘛踢晕后，另一喇嘛即从他怀中取出油布小包双手递过。⑥洪教主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续道:“白龙你到得宫中，这小桂子的事，可得细细查皇帝派他去五台山，到底有什么图谋。”韦小宝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忙道:“是，是。”心中十分欢喜，听洪教主口气，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宫了;向胖头陀瞧了一眼，心道:“你不泄漏我的秘密，算你是好人。”(金庸《鹿鼎记)})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是以为洪教主已经知道“自己跟小桂子”的秘密，但听他‘旧气”，又微微点头，还要他到皇宫后把“小桂子”的事查一查，并不知道这个“秘密”，于是“心中十分欢喜”，知道“言外之意”是“派自己去皇宫”了。 由此可见，面相声势、脸色神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面与表现方法。虽然，除话剧舞蹈等艺术门类可以直接表现外，小说等文艺作品，仍须用“语言”加以描写，然而一个作家，如果不是有意识地注意这方面的精心刻划，势必忽略这方面生命意识的描摩，那就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降低人物形象的生气与活力。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虎虎有活气，他对脸色神情、面相身势细致人微的雕塑刻划，实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问题，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客观事理逻辑的反映，它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语言，是一种饱含人物主体情绪的艺术语言，有时甚至是在人物变态心理支配下的一种非理性的语言。 以前，分析文学语言的结构与含义，强调以逻辑为基础;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不能对话语含义作出正确完善的解释，有时还会带来困难与偏向。例如，分析“并互气“移就”、“反语”、“隐喻”等文学语言实例，往往会显得自相矛盾，有些甚至反映了个别人怪异逻辑(如“强盗逻辑”等)，使解释发生了困难。于是有些修辞学家提出“有理而妙”与“无理而妙”两类的观点，想用来弥补上述分析的缺憾。 无独有偶，欧美语用学家研究语言运用二三十年，目前也碰到困难。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首先发明与倡导的语用学，原想用来弥补逻辑学的不足，更加有效地解释“交际隐涵”(即含义”)等意义问题，因而称为“逻辑语用学”(logieal一pragmatie)。目前，他们也遇到了困难。如斯波伯与威尔逊(Sporher，D，&Wilson，D)就认为反语(irony)、隐喻(mae-taphor)等用逻辑来解释，也觉得无能为力。他们建议可采用一种修辞语用学(yhetorieal一pragmatie)的方法来解释，也许对上述现象解释更有利。③可见中外学者发现问题有共同性，也可知这一问题存在的普遍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我们得从交际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性质谈起。文学语言不是纯粹的客观事理逻辑的反映，它常常伴随着说话人主观的思想与感情，包括说话人的形象思维、情趣爱好、认知方法、语用策略等等非客观成分在内。因此，“客观事理”往往已掺杂着种种“说话人”的主观因素在内，所以单纯从客观的“事理逻辑”上分析，往往只能得到它的近似值;它只反映了“语言内容”的一部分，剩余了一部分，而且有时却是相反或相矛盾的一部分，使言语的真实交际意图走了样。 举个例子来说，《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中有一段。〔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也!〔旦云〕呀，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按照事理逻辑分析，哥哥妹妹是直系亲属关系，现在老夫人要求女儿称张生为“哥哥”，可见她想建立和确定两人“兄妹”的“亲属关系”。如果单纯作这样的逻辑分析，老夫人言外的“真实意图”就不易察觉。事实上三个听话人，并没有完全按照“事理逻辑”推测，他们都按照自己“经验”推导，张生即从“面相声气”上察觉老夫人“声息不好”，意欲“反脸无情”;莺莺已听出“言外之音”，俺娘变了卦”了，违反先前承诺的“前提”，想“赖婚”了;红娘更已全面觉察老夫人的“真实意图”，因而叫苦使查连天，“这相思又索害也”。从此实例中可以看出，老夫人叫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只是一种“语用策略”，真正的“意图”是想“赖婚”。听话的三人按照“经验”，通过“声气”、“往事前提”、“语境”等非语言符号因素的分析，终于获知了老夫人的“言外之意”。#p#分页标题#e# 第二，交际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是全民性的。交际参与者不可能都是理想的说话者与听话者，都是理性很强的逻辑学家。恰恰相反，其中大部分人是文化水平一般的公民，他们的语言有时很可能是“感情用事”或“一厢情愿”，言语中掺杂着大量不合理的主观想象与愿望，因此言语显得斑驳不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去分析它们的内涵，往往是格格不人的。 举例来说:“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鲁迅《且介亭文集•病后杂谈)})这个例子，大家认为用的是修辞中的“并互”辞格，其内容就不能用“事理逻辑”来分析解释。 “天下人都死掉”，显然没有这事实，却又剩下三人，前后自相矛盾。其实鲁迅要说的，正是那种不管客观实际，一味主观想象、一厢情愿的人;他说的当然不合逻辑，更经不起事理逻辑的分析。虽然说的既悖于事理，又前后矛盾，但却符合这位极端利己主义者的主观愿望，所以很合乎他的“实情”。 第三，文学语言不能专门“研究人之外的语言”，不能专门研究它的结构与意义。换句话说，不能只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语法结构规律，或只研究“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语义规律，还应该重点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要研究“人与符号”的关系，因此，情况就显得特别复杂。“人怎样使用这些语言符号”，很难说就是为了“反映客观事理”，有时往往伴随着人的“情绪、愿望、想象、策略、主观意图”等，看来并不是单一的“反映事理”的动机。例如:“辜鸿铭不但纳妾，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他说: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只有一个茶壶四只茶杯，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转引自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代序)这个比喻，初看是符合事实的，生活中确实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而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但这仅是“喻体”部分，他的目的用来说明“主体”。“主体”是“只可以男人有三妻四妾，却没有女人有三男四夫的”，那是非常荒谬的。 他使用这个比喻完全是一种“语用策略”，想用合理的事实，来证明自己不合理的封建落后的人生观。我们研究“文学语言的修辞”，就是要研究“比喻”(符号)与“使用者”(辜鸿铭)的“关系”，一“本体”与“喻体”是“真一致”，还是“假一致”，不能草率地认为“喻体”符合事理逻辑，“本体”也一定符合事理逻辑，否则就会在交际中“上当受骗”。 此外，在“含义”推导过程中获知，各民族的“客观事理”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一民族的“事理逻辑”，有时并不完全适用另一民族的“事理逻辑”。 例如中国汽车驾驶员在美国、英国询问“什么地方可以加油?”(Couldyoutellmewhere15thenearestpetr。1station?)“您能告诉我最近的加油站在哪儿吗?”美国人答:“维修站就在拐弯处”。(sor-vieestation15justroundtheeorner.)英国人答:“车库正巧就在我们前面。”(Garage15justbeforeus.)这往往使中国驾驶员莫明其妙，以为答非所问。 其实美国的维修站业务是以加油为主，维修为辅的;而英国的车库(停车场)是可以加油的。忽略这些文化语境的差别，是推导不出他们答话的“含义”的。 由此可见，研究语用现象，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语用研究，是不能单纯依靠“事理逻辑”的;换句话说，就得同时运用“智力干涉”、“语境干涉”和“非语言符号来参与”等方法，与逻辑结合起来研究，才有可能解决“疑难问题”。因此，迅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汉语修辞语用学》(PragmatiesinChineseRhetoric)，很有必要，“文学语言”的研究可以加人《汉语修辞语用学》新学科之内。
语言文学研究范文8
文学语言是长期以来困惑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难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人们的思想中，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作为塑造文学形象的语言却是一种概念的系统，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语言学理论在人们头脑中所造成的思想侄桔在作祟。 众所周知，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依附于西方知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工具，把语言与思维和逻辑结合在一起，甚至完全依附于思维和逻辑来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白古希腊直到近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事物—思想(观念)—语言的思维模式，即认为思想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语言则是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符号和工具。这就是德里达所批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原本是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而现在“由于形而上学把事物的真实存在理解成直接被‘思想’所接受的本质，存在经验的语言性质就被隐蔽了。”[2也就是说，它与人的实践、实际生活、交往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自然就不能解决在语言使用中的许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使用的问题。因为作家创作所思考的不是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他所面对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我们从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与科学家通过抽象思维所把握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尽管哥白尼证明了地球自转而分昼夜，但我们平时还是说太阳下山了而不说地球在转动。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语言观来研究文学语言，就很难解决它在创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要使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认为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其实，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在19世纪随着哲学上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已产生动摇。 这首先反映在被伽达默尔称之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的著作中。他在19世纪30年代所写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文中，受了当时欧洲以及德国启蒙主义学者所创导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提出要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去研究语言，特别强调“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一种僵死的制成品，而必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_L将它看成是一种创造;我们不必去考虑语言作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起作用，相反，应该更细致地追溯语言与内在精神活动的紧密相联的起源，以及语言与这一活动的相互影响。”正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3一这些思想无疑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发起的一大冲击，是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统治下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和语言学理沦的人文内涵所作的创造性的思考;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文学语言问题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遗憾的是，洪堡特的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思想，在2o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所遵循的主要似乎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虽然索绪尔与洪堡特一样，都反对形而L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都强调对语言作形而下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与洪堡特不同的是:他主张把“语言”与“言语”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性的确定部分，“它既是语言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或然的，是语言在个人交往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异。所以语言科学所研究的只能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它“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要素，而且只有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J这些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类关系，即由句段之间所构成的“组合关系”和由联想活动所构成的“聚合关系”。这样一来，他就把语言当作一个自足的概念系统，完全离开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来作封闭的研究，在分离语言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上，与传统语言学所走的是完全同一条道路。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学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引人到诗歌语言研究中来。他根据索绪尔的言语活动的两类规则来划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认为由句段的组合的关系所组成的“换喻的过程”是散文语言的基本形式，而以联想的聚合的关系所组成的“隐喻的过程”则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特征。因此，“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了各自阻力最小的路线。”一5〕所谓文学的“文学性”，在他看来也就是由这种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所赋予文学的特性。这样，也就开创了完全离开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仅从形式方面、从修辞学的技巧方面来研究文学语言的道路，并与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起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主要代表人物。因为尽管什克洛夫斯基所借鉴的理沦资源是德国浪漫派的“陌生化”的理论，与雅各布森不同，但是他把“陌生化”仅仅理解为在语言中通过扭曲、套叠、颠倒，借以增加感觉的困难和延长感觉的时间，使习以为常的反应萌发出新意。所以他把文学看作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编织形式”困，这说明他在分离文学语言与作品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仅仅就手法与技巧上来研究文学语言与雅各布森是如出一辙、完全一致的。这一学派后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5O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2o世纪语言学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潮。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有一度时间也曾引起文艺理论界、特别是其中一些青年学者的极大兴趣，也在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居于霸权的地位。 形式主义理论对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的价值自然是不能否认的，它至少提高了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使我们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形象的载体;在一个艺术上臻于完美的文学作品中，它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包括语言的节奏、韵律、句法截然分割的;任何形式__上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内容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确是像“新批评”理论家所说的，它自身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推敲就不应该像传统文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次一等的工作”，它应该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并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但不论怎样，这些形式主义的理论的价值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充其量只不过是传统的修辞学文学理论的复活与更新，而且这种完全脱离和排除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仅仅就语言表达来研究文学语言的方法，还必然会把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引人一种纯技巧的歧途，丧失对文学语言的优劣作出科学评价的最终依据。#p#分页标题#e# 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学语言研究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推进、有所创造，还是应该遵照洪堡特所指明的方向进行努力。因为文学语言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毕竟首先是一种媒体，它的职能主要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我们评价一个作品语言的优劣主要也应该从它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准确性、生动性和创造性的方面着眼，而并非什么孤立的节奏、韵律、音调以及句法变化之美。离开了生活世界和作家思想情感的参照，我们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依据，就会变成为纯形式的探讨。如王维的《山居秋嗅》中间的两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有人认为，这两句的作法之妙就在于由于额联“照”、“流”二动词用在句末，所以颈联“归”、“下”就不再在同一位置上重复，以免在句法上一与领联雷同，有失变化而削弱美感。这遵照的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实，这两联句法上的变化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表达诗人耳闻目睹的当下的情景之需所作的一种安排，它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感觉的过程:耳闻竹喧才知院女还家，眼见莲动方知渔舟归来。它的效果不仅使欣赏者产生了一种实地观察的真切感受，而且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和期待，更能激发起读者生动活泼的想象。若按照额联的句法改为“烷女竹喧归，渔舟莲动下”，意思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情味却令人索然了。而领联的句法之所以主语提前，突出“明月”、“清泉”，也不只是为了不与颈联雷同，而是让人感到虽然无情之物，也仿佛能通人情、善解人意，穿过松林来与我作伴，慰我寂寞，不由得使人自然联想起《竹里馆》所描写的“独坐幽草里，弹琴复长哨。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意境，画面也显得更富有情趣和生机。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怎么能完全撇开诗歌的意境的传达，仅仅就句法的变化来判断这两句诗的审美价值呢?由此可见，要真正评判文学作品语言的优劣是不可能离开它的表达的功能，仅仅从修辞学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的，而应该像洪堡特所指出的首先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我认为“交往”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一种交流活动;在创作中，由于作家的移情和想象作用，物我之间同样也会形成一种交往的关系，文U腮所说的“神往似赠，兴来如答”，就是作家与对象的对话和交往的生动体现)来进行考察。洪堡特提出的这一有价值的思想虽然在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应该看到它在本世纪的语言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研究领域，在萨不尔、沃尔夫等语言学家，在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哲学解释学家，乃至列昂节夫等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家的著作中，还是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并有了较为重大的发展的。这些理论家在研究语言方面的共同倾向都是为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伽达默尔所说的“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的理解要求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侧，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的联系而竭尽全力。 他们都反对把语言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工具或封闭符号系统，而认为它首先是存在于人的现实的语言行为中的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他们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就是洪堡特所指出的:虽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把人的讲话活动的总和称之为语言，但是“现实存在的只是那种通过讲话而产生的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是永远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从不断进行的新的活动中才能认识到每一生动讲话行为的本质，才能观察到活语言的真实图景。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只能在连贯的语言中为人所感受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人至语言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音」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因此，“语言在任何地方，包括在文字里，都不是处在停留不变的状态，它那仿佛僵死的部分必须始终在思维中重新予以创造，生动地转变为言语和理解，才能完全转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语言在每个人身上产生的变异，体现着人对语言施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只有在个人身上，语言才获得其最终的规定性。”圈这就向我们表明:语言总是在个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仓d造性地进行使用的。在语言行为中，语词的意义往往不完全按照概念所固有的含义而是它的实际使用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游戏既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又需要对规则作灵活的运用。就像棋盘中的棋子一样，它在棋局中的意义和作用完全是靠它的运用而产生的。根据这个道理，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已经知道了如何用这个做什么事之后，问它的名字才是有意义的。”回语言使用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到了后期，他改变了前期视意义为“事物—名称”的主张，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句子中的使用”[’0，“每个记号本身似乎都是死物，什么东西给它生命?—它在使用中就变成活的。”!”」他的观点对“语言行为”说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和塞尔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毕竟是从他前期的逻辑分析哲学发展而来的，尽管他说过:“‘语言游戏’这个词强调的是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L’2一，但他是离开人的语言活动的内在动机、外部环境和条件，只是从语言活动的形式上来进行研究的。这表明，他的方法仍然是封闭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他前期逻辑分析方法的印记，与索绪尔那种仅仅从语言结构内部来研究语词的使用的方法本质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他的以走棋来比喻语言的使用这个例子，也是从索绪尔那里借用过来的。这样，就使得他对语言活动的研究由于失去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联系而陷人模式化，这在奥斯丁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更加明显。 #p#分页标题#e# 这表明，即使同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人的活动、人的行为，但这里还存在着以科学的观点还是以人文的观点来进行研究这样两种倾向的区别。 这里分歧就出在对语言的使用者—人的理解上。所谓人文的观点，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的活动及其产品，而且还把这个人看作不像科学家所把握到的，是一个未经抽象和分解的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不但有思想，同时还有意志和情感，是在知、情、意统一地个的意义上参与活动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所以从人文的观点来看，人对语言的运用就无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理解、意志与欲求，即使在借助语言进行思考、传达信息的时候，也无不表达他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评价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经过他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伽达默尔认为使用语言“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指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3〕它体现着人与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丰富而生动的关系和联系，一种人类生活的整体的存在形式。这决定了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对于一个词或一句话的理解，仅仅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联系与之相邻的其他要素还是不够的，更需要联系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展示的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习俗的、心理的等等多方面的关系来进行。它不只是一种共义化的思想符号，同时也是人的整个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在其中的投影。 们联系整个作把整作品所描写的时点、人物关系等等当作一个统一的语言背景，那么，自洪堡特以来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语言问题所作的人文学的理解与解释，对于我们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认为最主要有这样三点:首先是“语境”的理论。作为文学作品反映对象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感觉的世界，它与理念世界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未经分解、抽象，一种都按照生活原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整体。文学之所以必须通过形象创造来反映生活，就是由于唯有这样一种感性的形式，才能实现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反映生活世界这种整体特性的目的。而语境的理论，正是生活的整体特性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理解语言活动中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这不仅指在文学作品中，语词的释义总是受特定的语言环境，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和心理状态所规定，随着这些语境要素的变化而改变，而且还要求我语言的大环境来加以看待在这个语言的大环境中，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人物的言语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在现实的言语交际条件下独、l._存在的情形:在与其他言语、与作者言语的对比中，它获得r附加的意义，在它那直接指物的因素上增加J’新的、作者的声音(嘲讽、愤怒等等)，就像周围语境的影子落在它身上。”[’4〕人物的语言如此，叙述人的语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如鲁迅《孔乙己》中这样的一段话:“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同样这么过。”从语一言的大环境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快活”决非字典释义中的“快乐”或“高兴”，它有着比这些常用意义远为复杂而丰富的内含。它既反映了孔乙己言行的迁腐可笑和周围群众的冷漠无情，也表达r叙述人(他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在对孔乙己的批判中所隐含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是科举制把他造就成了-个废物，一个在生活中只是供人调笑、奚落的对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些附加的语义成分就不是一般常用意义或字典中的释义所能概括得了的;对于这些附加的意义，我们只有联系移篇小说，把整篇小说当作一个大语境，才能深人体味到。这正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生动再现，一种现实生活的整体把握所要追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次是“交往”的理论。“交往”是借助一定的媒介来传递思想、情感，以达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互相理解、沟通、协调一致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媒介最主要的就是语言。文学作品是有赖于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因为只有在阅读中，当读者进入到作品所创造的境界之中，完全为作家所征服，把作家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之后，作品的潜在价值才能转化为实在的价值，它的社会效用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由于作家创作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抒写出来，以求与读者进行交流，所以写作并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只是一种独白。一旦当作家真正进人到创作的境界，他实际上就是在与他心目中的读者进行谈心、对话和诉说，在他的意识中都有一些潜在的、隐含的读者在。就像柯洛连柯所说:“作家必须不断地感觉到另一些人的存在，必须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思想、情感、形象是否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变成读者的思想，读者的情感和读者的形象。”〔’5〕唯有这样，他的意图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为了强调语言行为在日常交往中的功效，认为“文学文本之内出现的有效要求只对在其中出现的那些人物才有约束力，并非针对作者和读者。有效性的转移在文本的边界被中断;它并不通过交往关系延伸到读者那里。文学言说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只对那些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效，对那些处在第三人称或者由第二人称转移到第三人称的人有效。它并不针对真正的读者。”因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参与者的视野”，“第三人称是旁观者的视野”〔’6;。但事实上，为了达到交往的效果，许多作品都是有意把读者当作一个参与者来看待和处理的。虽然在小说中，像布托那样直接以“第二人称”来进行写作的并不多见，但在抒情类文学中却非常普遍。如苏轼的《烷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在我看来就不是独白而是交谈。因为正是由于他心目中有着以为“黄鸡催晓”、“白日催年”、“人生易逝”、“光阴不再”的一些对人生怀有消极情绪的读者的存在，词中才发出“谁道人生无再少?”这样的反洁问。这个疑问句与诗歌中通常的那种自问自答的写法，如“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等是完全不同的，它有很强的思想针对性，是直接针对着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观而发的。这难道只是一种独白而不是对话吗?所以伽达默尔认为:“讲话不属于我的领域而属于我们的领域”，只有当听话者参与进去之后，讲话的形式方能成立。#p#分页标题#e# “语言的真实存在是，当我们听到话语时，我们就已经参加进去。”“只要一个人所说的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语言，他就不是在讲话。”L‘7j因而，当文学作品在与读者开展的对话过程中，一方面，读者作为听话者并不只是消极地接受作家通过作品向他和传递的信息，他总是积极参与其中，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接受它、理解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只有当文本所说的东西在理解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表达，才开始产生理解。”另一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运用都不会只以表达作家的构思成果为满足，它同时在向读者发出吁求，争取与读者开展对话，并通过激活读者的想象，唤起读者的情感，使读者把自己相关的经验调动起来，共同参与到对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去。“若是文本保持缄默，对文本的理解就不会开始。”L’“所以，一部作品通过阅读而存活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读者与作家所共同创造的，它不仅有时代的差别，而且还有个人的差别。而语言交往亦即对话的理论，正是从媒介的角度向我们说明了文学创作与阅读之间原本存在的距离，通过阅读如何获得沟通、融合而又发生变化、更新的现实依据。 再次是“个性化涵义”的理论。“个性化涵义”是由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历克赛•列昂节夫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借此来区分它与意义的不同。他认为“意义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不依赖于个别人同现实的关系”，而涵义则“是意义在个人心理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及意义在个人的生活中是何物的问题。”所以“涵义决非潜含在意义之中，而且也不会从意义中来而在意识中产生。涵义不是由意义产生的，而是由生活产生的。”〔’9〕如“长命百岁”这个词组，从意义本身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意思，但是在一位99岁的老人听来，却很可能变成为一句咒语，这就是它的涵义。所以涵义的理论表明了“意义在具体个体的意识中的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它们‘返回’到世界的感性的对象性”的表现困，也就是意义进仪到个体心理层面所生的一种变异。文学的对象是实际生活中的丰富多姿的感性世界，作家不是通过抽象思考而首先凭借感觉、体验来与之建立联系的，因而反映在语言上，所使用的只能是一种富有“个性化涵义”的语言。这是文学语言区别于科学语言的一大特征。 对此，萨不尔早就有所注意，他认为“真正深入的符号作用并不依靠和特种语言的词句相结合，而是稳固地建筑在一切语言表达的直觉的基础上。 ……某些艺术家的精神活动大部分在非语言的平面上进行，甚至发现难以用习惯说法的严格固定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圈这样，就通过“在非语言平面上”的使用，使语言的意义从普遍的、社会的层面转人到了个体的、心理的层面，转化为个性化的涵义，从而使得与原先没有相应语言的个J吐意识，包括感觉、体验等等都能得以生动的表达。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特殊的使用手法，就是由此而生。如前面所举的在《孔乙己》中鲁迅把孔乙己在生活中的遭人愚弄、嘲笑、侮辱说成是“使人快活”，只要我们细细阅读一下鲁迅的小说，就会发现类似这样一种变异的用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存在而决非个别的例子。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语言含蓄、幽默、苦涩、冷峻的文体风格和反讽、悖论、夸张、含混的叙事语调。这正是鲁迅对于生活所特有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评价方式以及他所特有的人生智慧、人生见解、人生态度在作品语言上的投影。而这种出于为了表达“个性化涵义”的需要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使用不仅是文学赋予作家个人的最高权利，而且一旦当它获得社会的认可之后，它反过来又为丰富和充实民族的语言，推动民族语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卡西尔认为“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不仅在其艺术领域是如此，而且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身后和他们生前是不同的。这些语言由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而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语言不仅为新的词汇所丰富，也为新的形式所丰富。”圈这结论我认为也同样适合于施耐庵、曹雪芹、鲁迅、老舍等大师，他们的语言观都是在汉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加工的，而通过他们的创造，又推动了汉民族语言的发展。白话文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表现力，就是与吸收他们的创造成果是分不开的。他们之前的白话文与他们之后的白话文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创造虽然并不都属于“个性化涵义”的表达，但至少是包含这些由表达“个性化涵义”所创造的成分在内。 以上三点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开放的、创造的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语言。相比于我们过去文学语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并在研究中真正值得我们遵循的一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