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文化差异的存在常常成为翻译的障碍，译者必须处理好语言文化间的差异问题，使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论文关键词：语言；文化；文化意识；翻译
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并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对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有正确的理解，以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歧义，落入翻译陷阱。
一、语言、文化与翻译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总和。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产生它的一种文化，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涵。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因为语言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十分敏感，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不清楚，便不能透彻理解反映它的语言。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往往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地联系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反映，又是掌握一种文化的直接有效的工具。如果对一特定的文化系统没有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将会影响对其语言的深入理解和恰当运用。
人类自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交流又促进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是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的状态之中，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好处。现代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是以空前的规模、内容、形式和手段，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因此，可以说，在现代国家中，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固有文化是不存在的。
跨文化的交流又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跨文化交流。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也丰富了世界文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见，语言、文化、翻译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二、文化差异——翻译的障碍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译者，作为这个过程的主体，不仅应该精通原语和译人语这两种语言，而且应该通晓这两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任何两个社会都有文化重叠现象。但是除了相似点以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面对不同于他们母语的一种异族语言和文化，常常碰到一些用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解释的事、物或者观念，这种跨文化的困惑在翻译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如：英文电视台新剧集《高校风云》(Bos—tonPublic)中有句对白“No，youdidn’tdisturbUS．Wewerejustchewingthefat．”Chewtheaft不指嚼肥肉，真正的意思是“闲聊”。所以，此句应译为“不，你没有打扰我们。我们只是在闲扯。”又如：刚刚才发薪水，有人提议周末大家一起上馆子打牙祭。一位中国女士想要减肥，好穿新近买的一条短裙，推辞说：“No，Idon’tthinkIcanmakeit．1wanttotightenmybeh．”后来，朋友悄悄地问她：“如果你最近手头不方便的话，我能帮你什么忙么?”该女士被问得一头雾水，解释半天才弄明白。原来，“tightenmybelt”是经济拮据，必须节衣缩食度日。例如：“Theharvestwasbadlastyear，weallhadtotightenourbelts．”(去年收成很差，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度日。)
看来文化差异引起的麻烦还真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
1．文化差异影响听话人获得信息的原因，往往是说话人越过了话语字面意义，传递一种带有文化因素的暗含意图。例如：Thatguy’SgotaMidastouch．作为听话人，我们首先要懂得Midastouch是什么。
尽管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希腊故事，Midastouch指的是希腊国王Midas的点金术(theGoldenTouch)，但仍不足以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文化内涵，无法获得说话人要传达的信息。我们还需要结合社交语境(如商务活动)，最终推断出这句话的意图是说那人很会做生意，他无需花费太多气力，就会像点石成金那样轻松赚钱。"
2．汉英两个民族在各自文化熏陶下衍生出不同的思辨方式和推理模式，这种差异会导致他们在语言中产生不同的联想。交际双方如不注意这种文化差异，就会使交际发生障碍，造成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例如：英语中的adultbooks一词语，从字面上看，这个是“成年人”，一个是“书”，放在一起自然就意为“成年人用书”了。然而这样推理出来的答案只是它的字面意义。从文化内涵上讲，它实际上是“色情书籍(刊)”的代名词。原来在西方社会，淫秽书刊充斥市场，为了遮人耳目，这个委婉词便应运而生。再比如seniorcitizens一词，许多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它所指的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而实际上，这里的senior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中国人有尊老的传统，人们也常常倚老卖老。而西方人谁也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更不想变老，老年意味着孤独，所以，就在“公民”前面冠以senior这一听起来堂而皇之的字眼。
对诸如此类的词汇，我们如果只注意字面意义，忽视其内涵或社会文化意义，就很难真正理解、正确运用。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不了解语言所负载的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如有人将字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之间随意划等号，把“milkyway”理解为“牛奶路”，那更是不懂天文学而贻笑大方。
3．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词语的文化内涵不对应，形成了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
例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这座昔日被誉为远东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城市正在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发展起着龙头作用。
译文：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hiscity，formallycrownedasthefinancial，economicandrade 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dragonhead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该句中把“龙头作用”译为“dragonheadrole”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英文中，dragon一词的意思是：amvthicalmonster(thatresemblesalargefire—breezinglizard”柯林斯最新英语)，中国人把“龙”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无上的帝王的象征，甚至把它看做是光明的未来，而望子成龙”。可是英美却把“龙”视为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而这里所谓的“龙头作用”意指“引导、领头、先锋作用”。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就会造成误译。
应改译为：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thiscity，formerlycrownedastheifnancial，economIc and trade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leading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可见，文化差异会给理解和翻译带来诸多障碍和困难。有些东西在一种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是很难理解的；同一个词或成语在不同国家人民中含义往往不同。如不了解其文化内涵，很难正确理解、正确翻译。因此，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应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含义。译者必须深谙所要交流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至于文化差异的可译性多高，则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素养和语言的功底，取决于译者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三、提高文化意识，跨越文化鸿沟
文化意识即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译者在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而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或者用母语传授的文化经验去曲解信息。这就会导致误译。所以，我们说，翻译不仅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翻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必须牢牢记住两点：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二是如何让译文的读者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原语的文化养分。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应尽力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尽量缩短两种语言文化问的距离，清除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而造成的障碍。有了这种态度，译者才能让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还要善于发现语言的共通性。如：Speakofthedevil，andheappears．(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不难发现，中英文在这一成语上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汉文化中，曹操素有“奸雄”的称号，而英语中就使用了“devil”这个词。中英文用法上有惊人相似之处的还有：He that has been bitten by a serpent is afraid of a rop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To wam a snake in one’S bosom讲述的正是我们汉文化中的“农夫和蛇的故事”。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等特征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
由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间存在着众多差异，文化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不可能相同。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有着独特的敏感性。读者的这一独特的文化敏感性正是作者在创作语言作品时的语用前提。因此，用某一种语言创作的作品只有生活在这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人才能做出作者所期待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也只能是大致相同。俗话说得好，读《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语言;规范化
人的大脑是语言发生的物质基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人类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人们还借助语言（包括口头、书面、形体语言）保存和传递各民族文化成果，各民族的共同语言又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特征。语言没有阶级性[1]，各个自然人均通过使用语言工具，表达各自的信仰、理念、道德、追求和利益。当它在某一种群中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时，对人的文化素质起积极或消极影响，对社会起着进步或相反作用。
人们借助语言工具经过逻辑思维，不断探求新思想、新理论、新的行为方式，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就文化而言，各种文化活动，从根蒂上说，实是语言功能的展示与创新。着力推行语言规范化表达，既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助推器，也是语言自身发展的需要，应当引起国人的关注。
一、对当前我国语言规范化的感受
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有识之士在汉语言规范化方面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如推行白话文、说“国语”（共同语）、讲语法、使用标点符号等，取得重大进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成立文字改革机构，施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全国人大通过《汉字拼音方案》等措施，极大地加速了语言规范化的进程，其成果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但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要求看，在语言规范化进程中，公民的自觉性和推行的力度上，在某些地域、某些人群中，同与时俱进要求还不适应。正如传媒反映的读者意见：语言表达的“假、大、套”、粗俗、生造生搬词汇、语法失序等现象，不时出现在传媒、舞台、讲话中，让受众听不懂、乏味、厌烦。故有学者及相关人士惊叹“语言滑坡”，呼吁“拯救斯文”、“学会说话”。是的，如果真的连话都不会说，何谈文化交流和精神文明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加速，旅游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语言规范化成为国际国内各种社交活动中面对的问题之一。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适应时代要求，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我们应以高度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推进语言规范化。
二、推进语言规范化与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2]在这“三个以”中，不少人只注意第一个“以”的运用，而后两个“以”特别是第三个“以”则被忽视，甚至以说些文理不通，语法不正的话为时髦，如“给力”、“打造”等。为防止某些不规范语言流传，笔者建议：
首先，学习前辈对语言规范的严谨求真精神。如《邓小平一字不苟》[3]中载，1986年6月，全国学习雷锋式的标兵朱伯儒先进事迹时，邓小平题词“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送到空军政治部宣传科，他们立即向相关媒体发稿。这时军委办公室接到邓小平主席打来的紧急电话：“题词切勿急于发表，应该先请语言学家审阅一下，防止用字不准确，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患。”宣传科负责同志即请教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王说：“符合的符，目前已不使用，如此显得不大规范，还是改用‘副’字为妥”。意见报告邓小平后，邓立即让秘书接通两个电话，一个打给王力教授，赞誉他一字不苟的责任感，并说：“用字不规范，谁都不可例外。”一个打给宣传科：“（我）立即重写一张，很快派人送来。原来的那张收回。”同时指出：“要刹住借字误词，前门要狠抓，后门也不可放松。”之后，“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见报。
《学学朱F基的求真精神》[4]报道说，《朱F基讲话实录》已出版，四本共120万字，是从1500万字里面挑出来的。朱F基说书的特点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他把书稿的水分挤了又挤，反映出它的求真务实精神。
《苏步青的不谈》[5]载：苏步青先生见识宽广，文字上佳，可是除了专业和教育，写得很少，说的很少。据说有记者就国家某重大工程采访苏老，请他谈谈工程的重大意义。苏老说：“这个我不懂。”苏老的不说，同样受人敬佩。
前辈们在语言表达规范方面，为后来者做出了榜样，是实实在在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下来，为语言的纯洁而自律。
第二，继承汉语言优良传统，坚持语言规范化。推行语言规范化，就是实现语言现代化，是文化改革的任务之一，它包括使用白话文（含古译白、释义）、汉字简化、横书、标点、普通话等。汉语言是先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用“六书”造字，约定俗成汇集词语，特定典故成语，同时吸纳外来语，形成的汉语言独特系统，是我国文化中的瑰宝，是世界独立文字和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语种之一。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语种方言也多。自秦代统一形成中央集权制以来，各朝代都在语言表达、汉字书写等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改革，而数现代中国改革力度最大、最普及、最有成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国内外人际交流日益扩大、频繁，不同语言交汇、交流，冲破了城市、乡村、民族间界限，推广普通话（民族共同语言）更显得紧迫，成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具体说：一是坚持使用简化汉字（书法艺术除外）。目前正规传媒做得较好，但某些户外广告、门面招牌仍有用繁体字的;在外来语中，常将缩略语当汉语词汇使用是不合适的，如“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全称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在国内习惯行文中，第一次出现的词应书写全称，并注明其简称，后面行文时才可使用简称。二是坚持白话文。国内不少学校的校训中，引古汉语词条的不少，但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均不是规范语言。
第三，运用逻辑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与语言表达密不可分，逻辑是研究正确思维规律的科学。在《逻辑》中，对词语概念有全面、系统的论述。《论语》记述了孔子这样一段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里虽指君王继位尊“礼”说的，也可借作“概念”说。如现实生活中的“打造”一词，其本意原指物质生产中的金属器物加工，而现在被扩大到制造业、建筑业，甚至非物质文化事业。如打造“文化精品”，“打造古文化街”，“纽约努力打造全美科技中心”[6]等。从文字表面上看是通顺的，但从内涵上分辨，“打造”是金属加工业者在生产物质产品过程中的造型活动，而概念、理论、设计、文艺创作等非物质词汇，是人们运用语言工具的思维过程，它对物质产品的生产起先导作用，故“打造”不能随便套用。
又如时下流行于领导讲话、权威报刊以及标语口号中的“抓手”一词，是由汉语方言词引申出来的新词，这个新词《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入，近年出版的几部新词语词典也没有收入，它在党报党刊上频频露脸，但在文学作品中却十分鲜见。这属于自造新词语，一般群众根本不懂其含义，也是语言不规范的表现。由于目前“抓手”一词的含义不够确定，它的流行主要来自于党政官员、官方媒体、文秘人员的争相效仿，在某些讲话和文件中有滥用之嫌，甚至引起一些争议，被部分网民讥为“新八股词语”。
再如“科学发展观”与“跨越式发展”，不少地方用相提并论方式，以显本地区的发展理念，这是值得研究的。关于“科学发展观”，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7]一文中作了论述，党的十通过修改，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其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跨越式发展”内涵模糊，且有相互矛盾之处，如发展与调整结构之间，就存在着概念内涵的自相矛盾。重庆巫山某年计划生育不达标，湖北某市殡葬服务不到位，都提出要具有“跨越式发展”[8]的思路，这不是很可笑吗？生人死人怎么能套用“跨越式发展”？这只能说是逻辑思维上的错误。跨越更多的是精神鼓励，过去不讲科学的跨越发展，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也与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决策相矛盾。所以，概念不精确，不仅是语言表达的缺陷，还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应严谨对待。
第四，转变学风、文风，促进语言规范化。前述老一辈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应很好地继承发扬。上述“语言滑坡”，是在我们这一代中出现的，应由我们解决。首先应从学风、文风的转变上做起。人们从小到老都在听说话、学说话，虽然层次不同，但要真正学好，必须认真踏实地学，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当前在一代人中缺的就是认真。他们中有的人坐不下来，不想下苦功夫，热衷于走捷径，生搬、硬套、抄袭成为小气候。转变这种不良风气，是实现语言规范化的当务之急。笔者以为要转变这种风气，一是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要倡导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学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光会背书是不会有长进的。当前现代传媒多样化，新词新语不断出现，良莠并存，提高个人的识别能力很有必要。注意分辨正确与谬误，判断是否符合语言规范，避免讹传，造成误导，“使民无所措手脚”。二是要自觉自信。说话写文章要讲诚信，言之有理、平等交流、不搞一言堂。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语言不规范，多数出自权威人士或传媒，他们只顾说不顾听众，错了不认错、不改正，是语言滑坡的源头。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像唐代诗人那样“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李延让《苦吟》），但应想到自己说的话、写出的文章要让人爱听、听得懂、听了受益，不然还是少说为好。三是要尊重他人。说话、写文章多数是让他人听的或看的，有时是你来我往的平等交流，有时是执行被执行的关系，但离不开听（看）得懂。不能再重复“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由于各人的经历不同，立场、观点、所处的地位不同，在语言表达上出现差异是正常的。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文明用语、科学用语还是要坚持的，这里传媒应起到协调、斧正、引导作用。
提倡推动语言规范化，是发展先进文化，促进文化大发展的基础工作之一，是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的有效举措，不可等闲视之。时代要求语言文化工作者要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为提高人们规范化表达语言的能力尽职尽责。
[参考文献]
[1][2]《辞海・语言文字分册》 1982.6
[3]《党史信息报・镜周刊》 2011.6.22
[4]《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26期 孙临沂
[5]《新民晚报》2012.9.22 大同
[6]《参考消息》 2012.10.23
[7]《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8.8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 要] 作为承载西方文化的有效载体,电影以其独特的诠释方式在不经意间帮助学习者了解目的语语言和文化。英文电影片名其内含或反映的英语语言文化在当今的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内含的英语习语或俚语可以使我们更生动形象地了解英语文化,而在对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和接受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刻感受到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审美特点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差异。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深入,电影作为承载文化及语言的有效载体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有效传播信息和搭建文化桥梁方面的优势。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意义,电影都能真实地反映目的语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风貌,往往在不经意间帮助学习者了解目的语语言和文化。有鉴于此,英文电影在大学英语语言及文化教学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研究范围极广,可谓包罗万象。其中英文电影的片名往往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对我们深入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内涵及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有着重要意义。故本文将英文电影片名作为突破口,研究其内容、翻译和传播在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从英文电影片名内容本身学习英语语言文化
许多英文电影的片名本身即是英语习语俚语或者内含部分习语俚语,了解这些片名的来源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清晰地了解英语语言文化。
有很多英文电影,其片名即是一个英语习语或俚语。比如动作电影《虎胆龙威》,其英文片名为Die Hard,汉语字面意思为“死硬”。说来有趣,“死硬”这个词实际上来自英语的动词短语to die hard,die的意思是“死”,hard是“硬”,合在一起就是“死硬”,本意是“拼死抵抗”。这是源于英国“中萨克司团”的团长在一次战役中说的一句话:They(指士兵)were all die-hards(他们都是拼死抵抗的)。他把动词当名词来用了,所以这个团得到了一个外号,叫The Die Hards (拼死团)。[1]随着时间推移,今天已把词义演变为“死硬分子”,意思完全相同。汉语和英语的这种交融确实令人玩味。了解到die hard的含义及其历史渊源,更能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电影主人公约翰·麦克蒂尔的果敢和坚毅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对其硬汉的形象印象深刻。英文电影片名使用习语,往往还具有双关含义。如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罗马假日》,其英文片名Roman Holiday就是一个英语习语,但意思另有所指。“罗马假日”源于古罗马时代战俘或奴隶在公开场合彼此格斗或与野兽搏斗,供罗马贵族、奴隶主们观看取乐。换句话说“罗马假日”实际上是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的快乐和享受,在英语里比喻“以欣赏别人受苦为乐的娱乐”。我们如果知道这一词组的含义,就会深入了解影片的内容,而欣赏电影名的一语双关。
除了片名本身就是英语习语之外,还有许多电影片名中包含英语习语或俚语。这类电影的命名和翻译往往根据电影的题材,找出一个契合的词组或习语,然后从中截取或加以改编。因此,观众一看到片名,首先能从字面的解读知道电影的大概情节,再间接联想到片名原来的出处。举例来说,电影《飞越疯人院》英语片名是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cuckoo’s nest”(字面意思是杜鹃巢)怎么和“疯人院”扯上关系了?这是因为杜鹃老是将卵产在其他鸟巢里,在英语里杜鹃的名声很臭,相应的cuckoo俚语解作“疯子”,因此Cuckoo’s Nest在英语中是精神病院的意思,译名《飞越疯人院》传神地体现了原片名和影片本身的真谛;而如果对此不了解直译为“飞越杜鹃窝”,那就贻笑大方了!
二、从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中体会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思维的外壳,受思维方式支配。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到中西语言的语言结构上亦是相差甚远。从思维方式上来说,“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到电影片名的翻译上就是中国观众习惯于接受那些能够高度概括故事情节的片名,它有利于把握全剧的内容。因此英文片名翻译成中文时很多时候都会照顾到中国观众这种心理特点,其中文译名会体现电影情节或主题。如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字面意思为“发生在一个夜晚”,讲述了一个记者与一个离家出走的名门淑女一段偶遇的爱情轻喜剧。中文译名为《一夜风流》,这一译名不仅反映了故事情节,而且不色情不暧昧,照顾到了中国观众重暗示重含蓄的习惯,令人拍案叫绝。此类经典的译名还有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Random Harvest《鸳梦重温》等。而西方人“研究问题都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这种思维反映在电影片名上就是大量采用那些在影片剧情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事、地点等作为片名,如Erin Brockovich,Forrest Gump,The Great Waltz,Casablanca等,甚至往往简单的一个单词就是影片的片名。针对这类片名,为体现故事情节以照顾中国观众的观赏习惯,译者往往采取加译的方法,即根据电影的内容或类型,把观众未知的影片情节或主题明白地表达出来。比如希区柯克的经典悬疑片Suspicion,字面意思为怀疑,讲的是妻子怀疑丈夫这样一个情节,表现的主题是人的怀疑的力量。中文译名《深闺疑云》“信、达、雅”俱全,“疑云”二字蕴含许多神秘色彩,把希区柯克电影的风格入木三分地体现出来。此类经典的译名还有Saw《电锯惊魂》、Matrix《黑客帝国》、Ghost《人鬼情未了》、Island《逃出克隆岛》等。
另外,顺应论认为片名翻译的选择应该对语言结构进行动态的顺应和选择,也就是有策略地选择那些顺应交际语境、顺应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结构成分的翻译。汉语作为目的语语言,它的一大特色是大量使用四字短语。四字格这种语言形式内容言简意赅、形式整齐匀称、语音悦耳顺口,中国观众易于接受并乐于接受。因此,英文电影片名汉译大量采用四字结构或者直接将片名翻译为汉语成语,如影片Collateral,Entrapment,My Fair Lady翻译为《借刀杀人》《将计就计》《窈窕淑女》。而一些影片翻译成汉语时会套用某个现成的成语或俗语并稍加修改,比如影片While You Were Sleeping,Mad Money,Wallace and Gromit,分别套用“一见钟情”“点石成金”“掌门人”译作《二见钟情》《点爱成金》《超级无敌掌门狗》,真可谓妙趣横生。
三、从英文电影片名的传播中领会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片名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影片艺术性的展示和商业吸引力的大小,关系到影片的上座率。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无疑是重中之重,好的译名在推介影片、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导视作用。在英文电影介绍到中国市场后,片名汉译传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许多不同的英文电影其汉语翻译都差不多。我们会发现银幕上一系列的“总动员”“一箩筐”等电影,而其英文片名却是千差万别,都有其特定的名字。皮克斯 公司的Toy Story是世界上首部电脑制作的全3D动画片,于1995年11月22日在北美公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无论票房和口碑都是极佳的。它在中国被译作《玩具总动员》,中国的银幕上“总动员”满天飞,在百度百科中输入总动员这一词条,会找到33个以“总动员”命名的影视剧作品。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年都有电影被翻译为“总动员”,以近几年为例,2004年的The Incredibles《超人总动员》、2005年的Valiant《战鸽总动员》、2007年的Ratatouille《美食总动员》、2008年的Wall·E《机器人总动员》。如此众多的片名翻译有着模仿旧译的特点,基于商业上的考虑去包装这些片名会让观众对影片产生直接认同。笔者认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电影宣传的途径远远跟不上西方,只好借用现有资源影响而保证票房的无奈之举。另外这是否说明了国人的“跟风”及“从众”心理以及影视翻译界急功近利的浮躁,因而在创新力上缺乏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及东西方不同的文明模式和文化精神,造就了东西方人民不同的人格结构和心理特征。西方“科学+商业”的文明模式和“理性+利益”的文化精神造就了自律人格,而中国“农业+伦理”的文明模式和“经验+实用”的文化精神成就了他律人格。自律人格因为强调个性,因而有进取意识,有利于自身的快速发展。长期以来,西方人养成了开放包容的心理特征,看重独立自主精神。这种心理鼓励多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形成创新思维,使人们敢于标新立异。而他律人格由于缺乏内在自我的支撑,故而依赖性太强,容易忽视、压抑个性。这也造成了国人封闭保守的心理特征。简言之,西方人相对更重个性,重创新;而中国人往往表现得更具趋同性,随大流。
虽然出于推介影片,激起观众的观看欲望的需要,可以利用观众背景知识,通过激活观众原有知识储备而模仿旧译。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借用原有影片的影响,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影片Bruce Almighty《冒牌天神》曾被译作《上帝也疯狂》,这明显是想借影片Sister Act《修女也疯狂》的东风,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疯狂”的译名不如原来的译名接受度高。究其原因就在于《冒牌天神》成功地将影片中Bruce借用上帝“万能的力量”(Almighty)这一内容概括出来,观众很轻松地就获得了影片的有关信息,自然乐意走进影院观看。但《上帝也疯狂》这个译名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观众无法从中正确猜测影片内容甚至理解发生极大的偏差,反而丧失了其标志。另外,过多套用原有片名,银幕上出现一窝蜂地“魔鬼”“疯狂”,使得片名翻译缺乏特色,这种现象也受到翻译界的诸多谴责。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追求特色的翻译。如英文电影Wall·E,片名即是片中小机器人的代号,现在大部分网站和杂志还是坚持译作《机器人瓦力》,而非俗套的《机器人总动员》,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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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炤,井永洁.文化语境顺应与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01).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非语言交际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除了要懂得语音、语法、词汇等基础语言知识外，还必须掌握文字字面以外的蕴含了许多文化因素的非语言交际手段。从而就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环境语等几方面的文化差异及其引起的交际障碍来阐述文化在非语言交际中的重要意义。
一、非语言交际的定义与种类
人类交际是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的结合，非语言交际是整个交际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对于非语言交际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samovar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有关非语言交际的定义有很多。根据samovar的观点，非语言交际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收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是人为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非语言交际涉及文化、民俗、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领域，运用范围广泛，其语义也很复杂。非语言行为只能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含义，孤立地理解某一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常常是难以奏效的。
关于非语言交际的涵盖范围，其分类方法有很多。胡文仲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将非语言行为大致分为四大类: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体态语包括基本姿势、基本礼节动作以及人体部分动作所提供的交际信息;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义声音;客体语包括皮肤的修饰、身体气味的掩饰、衣着和化妆等所提供的交际信息;而环境语则包括空间信息、时间信息等。前两类可称为非语言行为，而后两类则指非语言手段。
二、非语言交际与文化
文化与非语言交际是密不可分的。许多非语言行为都是文化习得的结果，人们的非语言交际的形成和效果往往都是由一定的文化环境所决定。文化和绝大多数非语言交际行为都是代代相传和后天习得的，都是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某一社会共同的习惯。在非语言交际中，有关文化的表达方式异常丰富，以至于文化学习的障碍主要来自于非语言方面的因素而不是语言方面的因素。birdwistell认为，没有一种表现行为是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理上的遗传或天生的。因此，通过非语言方式表达的一些情感都是某些文化所特有的。samovar认为，通过了解某一文化的非语言表现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探寻人们的举止态度;通过非语言行为模式可以了解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通过对非语言行为的研究可以排除狭隘的文化优越感。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比语言行为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更为严重，因为非语言行为一般是情感或情绪的表露。由此可见，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错误破译信息是显而易见的。
1.体态语中的文化差异
体态语指的是传递交际信息的表情与动作，它是用以同外界交流感情的全身或部分身体的反射性或非反射性动作。它包括身体语言、手势语、态势语和体语等。体态语和有声语言一样，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在体触行为方面，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得尤为突出。不少美国学者将英美文化列为非体触文化。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非常敏感，人们不才惯相互拥挤，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在捍卫属于自己的领地。尤其是同性之间如拉手、勾肩搭背等行为都被视为禁忌。而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近距离体触并不属于异常现象，人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亲密、温暖的表现，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同性朋友之间的体触都被认为是非常正常、完全可以接受的非语言交际行为。
2.副语言中的文化差异
副语言又称伴随语言，它一般指伴随话语而发出的无固定语义的声音。副语言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显著的方面之一是对沉默的不同态度。hall曾把“沉默”作为他划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一条重要标准。在他看来，东亚文化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属于高语境文化。在这些文化中，信息往往是通过手势、对空间的利用甚至沉默来传递的，因此对信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语言行为以外的语境。在中英交往中，英语国家的人对中国人经常采取的沉默态度很不习惯。西方有的学者将东方人的“沉默”视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甚至认为东方人的沉默态度是对交际对方的蔑视或侮辱。而中国人却很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具有丰富的含义。恰到如处的停顿能产生惊人的效果，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
3.客体语中的文化差异
客体语言指人工用品，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装、衣饰、家具等。这些物品具备双重功能:实用性与交际性。以交际角度来看，这些用品都可以传递非语言信息，都可以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和个人特征。东西方文化对嗅觉信息的感受也不一样。中国人适应人身体的自然气味，中国人很少习惯使用香水;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这种人体的自然气味是很难接受的。因而无论男女都注重对身体气味的掩饰，都习惯每天使用香水。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需要注意正确对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身体气味，即身体气味的文化差异，不能从本民族的喜好出发去厌恶、反感外族文化的生活习惯。
4.环境语中的文化差异
环境语也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从非语言交际的角度来看，环境指的是文化本身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信号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提供交际信息，所以环境语也能展示文化特性。
hall在其《无声的语言》中对不同文化对于空间、领地、近体距离等的不同认识作了详尽研究。他认为，人的空间观念是后天习得的，因此人们的领地要求和空间关系在每种文化中都有其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文化不同，人们对空间的需求和与空间有关的交际规则也不同。在中国，人们比较能够容忍拥挤;而在英美国家，一旦公共场合出现拥挤，人们会马上尽量回避，因为他无法适应过近的近体距离与体触。西方人的领地观念明显强于东方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无形的领域被侵犯，就会马上采取各种反应进行维护。领地观念最突出的心理反应是对待隐私的不同态度。英美文化中的人十分重视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也是他们与中国人交往时感受到的最大的文化冲突之一。东西方文化对待时间的观念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讲，西方人具有更强的时间观念性，他们非常注重守时，并十分珍惜时间。
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 语言文化 民族文化 生态安全
每一种语言都反映了人类对周围独特生态环境的经验，负载着一种特质文化，这造就了语言的多样性。正因为多样性的存在，人类才能生活在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里。如今，由于语言的不安全，这种多样性正受到威胁，语言文化和自然生态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语言多样性受损
每种语言都在以独有的方式认识和解释世界，但在全球化的趋势中，随着合作的深化和不公平竞争的加剧，强势语言群体向所在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使人文生态环境恶化，对语言多样性构成威胁。
从世界语言发展史来看，语言的数量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9年2月21日（国际母语日）前夕推出的世界濒危语言图谱的电子版，呈现了世界上 2500 多种濒危语言的信息。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 80 种语言消失，数千种正处在消亡边缘。新版图谱将全球濒危语言按照危险程度的不同分为不安全到灭绝 5个类别。其数据表明：在目前存世的 6000 多种语言中，607 种不安全，632 种危险，502 种非常危险，538 种情况危急，200 多种语言已在最近三代人的期间内灭绝（不再存在讲这种语言的人）。图谱还显示，印度、美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这些语言非常多样的国家，同时也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1]。亚马逊河流域的探险使人们新发现了那里的许多语言，但是当地原住民在占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包围和蚕食下，他们使用的这些语言又很快走向消亡。《中国的语言》一书中收集了129种语言，大多数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其中已经濒危的21种，迈入濒危的64种，临近濒危的24种。满语、赫哲语、苏龙语、仙岛语等使用人数都不足百人，都属于“濒危语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截至2013年，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超过很多动物的灭绝速度。
二、语言、文化与自然生态安全遭遇威胁
1988年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种学大会上，与会者们首次提出了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一种“解不开的结”。每一种语言都透露出独特的文化和生态信息，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因为人类将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汇入了自己特有的语言，而这些信息包含他们管理和使用资源的方式。
如傣族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式――贝叶文化和佛寺文化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具有积极作用[2]；彝族的图腾文化对云南紫溪山的森林生态系统、生物物种、遗传资源的保护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还有侗族的糯禾文化、民族医药、传统生活方式等对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对糯稻遗传多样性有保护作用[4]。据一份来自国际跨学科研究小组对南美洲部落考察的结论显示：一些居民知道如何组合多种植物，让它们一起生长，而习惯与单一作物打交道的现代农艺家在这方面几乎一无所知。卡亚波人能分辨出250种不同类型的痢疾，每一类型各有一种治疗方法。关于某些草药的知识只保存在某些特定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只有懂这个民族的语言，才能知道这些草药的名字。除非语言学家或其他有兴趣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对这些草药的知识进行了记录，否则，一旦一种语言或文化消失了，人类关于这些草药的名字和药效的知识就随之消失了，可能失去对未来的一个选择。如今，对抗疟疾最有力的两种药物金鸡纳霜和青蒿素，就是古老的语言文化送给现代人的最好礼物。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博士认为“文化语种消亡与物种灭绝一样可怕”[5]。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多种智慧和多种文明的经验来支持，正是这些不同的生存智慧使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失去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人类好几个世纪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成果，从而削弱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如今，语言趋同所导致的文化趋同直接湮灭了很多丰富的生态智慧及技能，使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理解渐趋单一，进而引发生态安全隐患。在人类过去200年的历史中，单一的工业化使人们对资源无休止地开发利用，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植被面积锐减，动植物品种下降，水资源受到污染。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紧密相连，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语言文化多样性也很难幸免，因为语言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已遭破坏。人类对自然的盲目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使其民族语言文化遭受同化、破坏乃至消失；强势文化的扩张反过来导致某些物种不为人知甚至消亡：环境恶化同语言文化消失恶性循环，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无疑是对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文化宝库及人类知识总和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使人类安全受威胁。
1994 年，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了主题为“人类安全的新领域”的《人类发展报告》， 首次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所谓人类安全，就是指整个人类免于受威胁的状态，尤指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的对人类整体的威胁[6]。其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安全超越了目前的政治或地域的差异，把整个人类作为安全的主体。地球生命体系的无比复杂性，要求人类社会以多元的资源利用方式和途径，获得食物和能源。但是随着语言的濒危、灭绝使语言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人们文化、生活渐趋一致，地球的负担越来越重。美国人类学博士吉姆・ 麦里曼明确指出：“随着许多人和他们的语言的消失，很多人类经验也随之消失……简单地说，当我们失去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我们也牺牲了我们的后人在未来的适应能力。在破坏其他各类的同时，我们也实际上宣告了我们自己的死亡。”[7]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生态安全问题就是人类生存安全问题。
三、对策
语言文化生态安全问题是比较隐形的，但又在不断扩展、延伸。应尽快采取对策，做好“见于未萌，禁于未发”的工作。
（一）激发对语言的保护意识。
2015年“国际母语保护日”的主题是：进一步推广语言保护意识。公众应了解到语言的危机即文化的危机，文化的问题攸关民族乃至人类的存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事，人人都有责任来维护，它呼唤着每个人的良知与责任心。保卫语言在更深的意义上，其实是在保卫语言背后的文化，这种保卫源自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自觉尊重和爱惜。
新闻媒体、文化艺术及教育等领域，应在这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引导人们珍惜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继承民族的人文传统。当然，在全球化时代，应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回避、远离国际社会。英语、法语等世界通用工作语言是现代人应具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它为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文化、新的技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需要。要注重培养高端的专业外语人才，任何倾向一端的做法都是无益的，也是不现实的。
（二）尊重文化多样性，提倡“和为贵”。
1993年美国“霸权主义”代表亨廷顿曾说：“维护世界的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样。”[8]维护民族平等和多样性，承认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和网络时代和平与和谐的基本要素。每一个共同体或国家在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和领土安全上必须以其他共同体或国家的安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中国讲究“礼之用，和为贵”，“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提出的一个哲学理念。要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和对话，求同存异，达到“和”，达到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交往的理想状态。
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应成为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的理念，共同推动世界进步和发展。
（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为了维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人类制定了很多法律和规定，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植物保护法等，这是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做的必要工作。应对语言生态危机，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亦应如此。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而且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政府应在保护和支持多民族语言方面起主导作用。不仅要在教学和使用上尽量创造有利条件，在资助研究课题方面也要给予“倾斜”，组织民族语言专家深入调查各地濒危语言，记录、描写、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文字、声像资料，尽量延缓它们的流失。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应着力培养大量的语言数据技术人才，建设语言电子超结构数据库，加大语言数据技术研发的力度和速度[9]。
全球化和人类生活信息化为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使人类社会显出更脆弱的一面。人们在追随经济浪潮的行程中无暇看清语言多样性受损会带来多么严重的民族文化问题，甚至是生态安全、人类生存发展问题。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语言作为医学、生态、经济等资源的价值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语言的保护绝不仅仅是语言学的问题，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方面来考虑，在保护民族语言文化、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间寻找平衡点，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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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东西方艺术表现 文学体裁和文学理论差异 语言文化差异
引言
东西方文学在观念和表述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一直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影响长达数千年。这种影响也辐射到周边一些国家，它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行为中，成为具有东方特色的思想文化。西方的文化是建立在宗教和历史文化上，在两种不同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思维的运用，使得东西方文学领域中语言的表现各不相同。虽然同一种事物在表达思想上意思相近，但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各具特色，呈现出不一样的体现。
一、中西方文学体裁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差异表现
中国语言和文字流传下来的文学名篇及典籍浩如烟海，不论数量还是种类，都令西方世界叹为观止。从文学起源上看，中国文学是从最初民谣、俚曲、诗歌形式出现的，最初的这些文学形式短小通俗，表达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诗歌在体裁和表现形式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五言诗、七言诗、词牌、歌赋等艺术形式。诗的长度和种类也在增多，表达的意思也更加精湛和富有神韵。戏剧和长篇小说，直到明清时期才有大范围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学表述上，一直重视意境的体现，这也成为我国文学写作的特色形式，即“意境”，最高境界是虚幻的形态和意境之美。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家评判作品价值和对作者艺术风格、写作进行衡量的标准。这种意境的表达，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诗歌等文学形式的创作上，穷词追意地以其简练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写作形式在中国古代唐宋时期达到巅峰，也是文言文发展到极致的表现。随着后来白话文逐渐普及，但对文章神韵和意境的描写表现成为中国文学表现的特点。
在西方社会，文学启蒙也是以诗歌、俚语开始，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文化起源的共性。但与中国诗歌发展不同的是，西方世界对诗歌的创作往往采用长篇来表述，而中国的诗歌更加注重言辞精炼和神韵体现。西方文学史上，长篇叙事长诗、史诗和小说戏剧更加多见。在西方世界的文学表现中，更加重视对所要表达事物的实际描绘，而轻视其意图表现。不论是莎士比亚还是雨果等作家的作品，都以这种方式呈现其文学艺术特色，对真实的客观事物描述要远远大于其意义的描述。因此，西方文学逐渐形成真实描述直达主题的艺术特点。这种文学形式是要求作家、诗人能用自己的文笔语言，像肖像画家那样，能够绘出人物原貌，并能够表达得比原物更美。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不论史诗、小说、戏剧文学，大都采用鸿篇巨制的写实手法来表现。
二、中西方表述形式在文学中的体现
从文学内在因素层面来对比，中国文学更加注重悲欢离合与精神境界的结合，在传统思想下收放适度。而西方文学在这里却突出悲欢离合、灵与肉的分离，经常出现大喜大悲、情绪极度反常的现象。这使得西方文学中悲情结局更加浓重，这也是西方悲剧小说创作众多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中，《关雎》是最早的一部作品，孔子曾高度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里的淫不是荒淫，而是对作品内容掌控得当。作者对人物感情和故事情节描绘具体生动，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体现出中庸之道的特点。这种文学理论的形成是深受传统儒家理论的影响，成为传统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
西方文学表现则恰恰相反，传统西方文学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很多成分是演绎神话英雄故事和历史传奇。在故事演绎过程中多数作品十分理性严肃，逐渐演变成作品的悲情成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书中曾专门探讨古希腊悲剧特色，在悲剧世界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会引起读者的同情心，在他看来，古希腊悲剧的人物命运以及故事结局的安排，就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了解世界的变幻和命运的无常。在感受命运无常中，体会人生的意义和心灵得到的净化。为了突出悲剧效果，古希腊悲剧中的故事冲突往往事发突然而且无可挽回，这让故事主人公经常深陷险境，被命运打压到极限。随着主人公顽强的毅力与命运不断抗争搏斗，观众读者都会体验到主人公与命运抗争的残酷。这让读者在感叹命运不公的同时，更能够审视现实命运。
三、文学审美形态的差异
传统中国文学讲究工整对仗，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相对和谐统一。这使得中国文学更多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特性。而外国文学讲究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分离。外国文学的这种特性，从古希腊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启。古希腊神话中酒神与日神的严重对立，神话作者所选用的表现手法将人物的善恶美丑，以相对明显的对比进行呈现，这使得西方文学中感性与理论、恶魔与天使的对立表现经常出现在作品中。
以《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剧情开始之时，罗密欧还对爱慕的女孩产生幸福的幻想，可到了第二幕，朱丽叶的出现，使罗密欧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两个人相互爱慕很快就秘密结婚。在罗密欧误杀朱丽叶表兄，为两个人的结合设置了又一道障碍，在罗密欧被逼出走，朱丽叶被父亲强迫嫁人这一系列的感情挫折遭遇后，两个恋人的感情之途蒙上浓重的阴影，故事矛盾冲突已达巅峰。这种情感和现实的强烈反差，符合西方人的审美特点。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两位主角，朝夕相处长达三年，时间的长久，感情的积淀让他们的感情得到升华，也让彼此对对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种感情的积淀和升华，让读者有水到渠成之感。
中国文学侧重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性，这与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伦理有直接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结果，正是体现了这种现实意义。一对恋人的爱情是建立在深厚感情基础之上的，两个人的双双离去是现实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悲剧成因与中国人的思维有很大反差，更加偏重理想主义倾向。如果不是送信人送错了信，这一对恋人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如果罗密欧不服毒自尽，他们也会幸福牵手，但故事情节在这里的起伏剧烈，体现出中外文学对情感处理的不同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审美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
结语
中国文学中语言的精练、意境的深远、含蓄的表达处理，将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与魅力展露无遗，如古诗词中寥寥数语，就将叙述事件以及深远含义、映射都涵盖其中，读之令人回味悠长。这种文学艺术表现，曾令其他民族文化叹为观止，这种艺术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学独有的艺术特征。西方文学艺术表达方式与中国文学艺术有明显的区别，其文学理念的构成也使得西方文学在表达方式上，更加注重实际和直白表述，这也成为西方文学表述场面细腻，对事物，以及人物形象特点勾勒更注重写实风格的体现。这种文学艺术审美价值观的不同，使文学艺术产生不同的风格与特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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