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语言文学导论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语言文学导论范文1
一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二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
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
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
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
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学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
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三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p#分页标题#e#
四中文系本科教学的变革要求主要来自于科技发展带来信息传播手段的变革。中文系本科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一百年前，语言文字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笔墨纸张与口说，今天除了口说之外，更多依靠的是多媒体，同时，多学科融合让写作和文字处理越来越远离笔墨书写，因而中文系本科教学必须进行课程调整和改革。在阅读形式上，已经从纸质载体文献一统天下局面变为多种物质载体文献并存的态势。从发展趋势看，纸质文献载体必然逐渐退出，数字多媒体载体必将成为主流。文献阅读的变化必然带来书写的变化。目前书写工具已经完成从笔墨到电脑键盘的转变；现在仅仅会敲键盘已经难以适应当代书写要求：必须会使用多种软件，会制作博客、开通“微博”，挑选“模块”，插入各种“效果”：声音的、图像的……一句话，你的作品必须首先吸引住眼球，然后才会被点击。点击率高低成为作品影响力的唯一标识；不然，即使你的作品文字内容优秀，写作技巧高超，均会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而默默无闻。
语言文学导论范文2
（一）培养方案比较
传统英语专业较看重学生：（1）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2）掌握英语语言和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3）有一定的阅读和分析鉴赏各种体裁的英语原著的能力；（4）了解我国国情和主要英语国家的历史和现状；（5）掌握英语教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而商务英语专业则更注重学生：（1）具有较强的商务英语专业能力；（2）熟悉和掌握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3）具有较强的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能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从事国际贸易、商法、金融、营销、电商等工作。
（二）核心课程比较
以浙江工商大学2014级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为参考，其低年级（一、二年级）的核心课程均以专业基础课为主，与英语教学大纲相匹配，旨在全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基本技能。两专业共同核心课程有：基础英语、英语语音实践、英语听力、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实践等。有所区别的是，商务英语专业更侧重于学生对基础商务知识的掌握，口语与阅读均为商务方面，并增设了综合商务英语课程。不同于低年级对英语基础技能的培养，两专业高年级（三、四年级）核心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涉及英语文化、语言学的深层次课程，二是专门用途英语。传统英语专业更注重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学的掌握，而商务英语专业偏向商务方向的专门用途英语，二者核心课程的设置存在的不同主要为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如英美文学、英语语言学导论等课程偏重于学生对于文化、文学类知识的掌握，这类必修课在商务英语专业则为选修。反之，国际营销英语、国际物流英语则是典型的商务方向英语，在传统英语专业则为选修。在实践类课程方面，商务英语专业对实践类课程更为重视，而传统英语专业则更多地注重语言文学能力。二者高年级的课程设置也均与其培养目标相一致。
（三）侧重能力比较
在低年级教学中，二者均采用通用英语（EGP）培养模式，即开设课程以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基础课为主，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专业基础能力。而在高年级教学中，两专业采用专门用途英语（ESP）培养模式，其所测重的学生能力培养则有较大差异。传统英语专业侧重于英语语言文学方向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与掌握英语国家语言文化，偏重于学术。而商务英语专业则以商务方向英语为主，如商贸、物流等，更注重学生对于商务方面知识的熟练运用。
二、结论与建议
语言文学导论范文3
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不仅关系着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复兴中国汉语文化的伟大使命。虽然高师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尤其教育理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这些高师承担着比重点大学更加突出的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任务，所以高师课程体系的改革必须充分体现学生就业制度的变化，科学研究和学科专业发展的趋势，以及人类全面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承担着全球化时代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实现中国汉语言文化伟大复兴的特殊历史使命。所以加强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公共课课程体系改革：教育目标的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转型
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培养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而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和谐人格的人。爱因斯坦指出：“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1]37马克思将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知觉、情绪，看成人类成为和谐的完美的圆满的人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活动只是为了获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甚至私有财产，而这种导致私有财产的劳动常常存在强迫性，甚至是以摧残人类的肉体和精神为代价的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不但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反而使其愈加严重地受到物质利益的压迫，日益成为片面发展的单面人或者单向度的人，甚至成为占有私有财产的机器和商品消费的奴隶。虽然人的解放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设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误读甚至曲解。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私有财产的时代，人类是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解放的，所以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只是完成了人类解放的初步工作，并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至多是获得了初步解放；其次，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不仅仅体现在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层面，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是人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具有和谐人格的完美的人的标志。所以教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仅仅是有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因而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目标，而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但是许多人将其理解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因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所谓全面发展是指人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乃至成为“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人”，也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等个体的一切器官获得全面发展的人。[2]19而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是人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具有和谐人格的人的标志。
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的转型，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必须调整现有繁杂、臃肿、僵化、刻板、低效的公共课体系。全面发展的教育应该是和谐教育，而不是愈来愈专业化、学科化的专业教育，但是在长期以来高师教育之中，专业教育却愈来愈受到强化。有些高师仍然坚守专业教育的观念，甚至将任何压缩专业课程，增加公共课程的课程体系改革看成是舍本逐末；虽然也有些高师开始仿效重点高师的做法，增加一些公共课程，但是限于师资尤其认识的局限，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类公共课程在和谐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明显存在随意、凌乱、缺乏系统设计和规划的缺憾，甚至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教育损失，虽然实现了淡化专业，削弱专业的效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转型的更加神圣的教育使命。一些高师虽然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了一定关乎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培养的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但是并不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性质，常常是专业选修课的变种和移位，不仅没有突破狭隘的专业学科疆域和界限，反而加强了学科堡垒；有些则只是诸如果树栽培、围棋技巧之类更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并不能够真正起到拓宽专业知识视野、打破专业学科疆域，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人文素质乃至综合素质，乃至培养和谐人格的目的。
公共课的设计和建设，既要高屋建瓴，充分展示学科研究的进展和前沿问题，又要体现一定的学科交叉性、互涉性、兼容性，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趣味性、创造性，力求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教学风格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兴趣，促进学生人格的和谐发展，尤其要选拔真正有丰富教育经验和学术造诣的资深教授开设。公共课设计应该以具有学科专业的前沿性、集成性、方法性，甚至跨学科专业和超学科专业性的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科学、合理、完整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人格和谐发展的课程作为公共选修课。不能将专业学科性质十分明显，不能有效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和人格和谐发展的专题研究课程作为公共课。公共课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格的和谐发展。为此，素质类公共课可以包括自然科学素质类、社会科学素质类、人文科学素质类三类，其中每一类涉及学科概论、学科方法论、学科名著导读三个系列。无论学科概论系列，学科方法论系列，还是名著导读系列都不可偏废。如果偏重学科概论系列，忽视名著导读系列，就可能导致诸多先入为主的既成观念和认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如果是以不庸置疑的所谓科学原理、法则和规律的姿态出现于学生的头脑之中，就可能严重束缚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创新的精神；反之，如果仅仅重视名著导读，也可能使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形成完整的学科专业观念；而且学科方法论系列，涉及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更不可忽视。
甚至可以开设诸如大学人文精神导论、人文科学导论、国学经典导论之类的课程。这些素质类课程可以集中在第一、二学年设置，也可以循序渐进，分散设置在四个学年之中。另外，高师公共课课程体系的建设，不可避免地涉及教育学、心理学之类的课程，有些甚至为了突出所谓教师教育的特点，而将本来综合的课程细化为诸如新课标解读、案例教学法、考试命题与作业批改、多媒体课件制作之类的专门课程，所有这些内容实际上在语文教学论课程都均有涉猎。至于开设诸如教育哲学、课程设计与评价、有效教学、班级管理、中学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中学学科教学设计、中学生认知与学习等概论类课程，实际上并不比开设诸如中外教育理论名著选读、语文教育名著选读、教育研究方法、中小学语文名师名课之类综合性课程能更为直观便捷、切实有效地达到和谐教育的目标。#p#分页标题#e#
二、专业必修课课程体系改革：教育重心的知识教育向思维方法教育的转型
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2000年确定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7门课程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其中语言学类课程主要阐发抽象的语言规律，缺乏感性语言经验的积累和语言学名著的原典精读，尤其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常常忽视了最为基本的语感培养，而堕落成为烦琐、枯燥的抽象概念和知识体系，文学类课程则重文学史论，轻文本鉴赏，同样也缺乏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名著的原典精读。至于文学史论，基本上是以历史顺序为线索，穿插一定作家及其文本的介绍，常常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注入学生一定结论，使学生受到先入之见的顽固影响，严重丧失了独立感受和鉴赏文学文本的实践机会和权力，使本来充满审美趣味和审美快感的专业必修课教学沦为简单、枯燥、乏味的概念乃至理性知识填充活动；而且许多教材有意追求所谓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使本来错综复杂、莫衷一是，极具探索和创造空间的诸多问题在旁征博引的知识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建构的四平八稳、貌似科学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之中被严重隐藏，乃至使学生在思维和感受日益钝化的被动接受之中很大程度丧失了创造的信心和活力，以及探究性学习的实践机会和条件。有些高师将采用国家规划的权威教材，按部就班地执行所谓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作为必修课建设的重点，甚至在中小学教育已经明显意识到教学大纲的缺陷而改革为宏观指导性课程标准的情况下，仍然作茧自缚地自己制定所谓教学大纲。且不说对权威教材的顶礼膜拜本身潜伏着忽视学生阅读原典，以及独立思考和实践能力培养的缺陷，而对所谓教学大纲的迷信甚至是以束缚和扼杀教师与学生的创造性为代价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学生从阅读和创造的实践中直接获取知识的条件和探究问题的机会。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失误，甚至可以说是教育的退化堕落和犯罪。爱因斯坦明确指出：“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1]37实际上学生阅读任何一部语言学和文学名著原典所能获得的教益都会远远超过任何一部拙劣教材。为此可以开设中外文学作品选讲之类的原典阅读课程，因为阅读原典可以使学生直接地感受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独特的创新精神和研究方法，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超越知识学的生命智慧。而这是任何教育都无法企及的最理想境界。事实上对平庸甚至拙劣教材的迷信只能制造机械记忆的机器，培养简单应付考试的能力，并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与此类似，诸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之类的课程，理所当然应该是文学作品原典选讲至少占三分之二课时，文学史讲述最多占三分之一课程，在当下许多学生只是满足于文学史教材的死记硬背，而较为普遍地忽视文学作品原典的情况下，更应该加强原典阅读的课时与比例。但许多教师只是满足于四平八稳的文学史教材的知识讲解，而并不关注原典赏析。这一方面暴露了原典赏析本身存在的难度，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束缚乃至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感受能力乃至创新能力。
虽然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的中学语文教师，虽然新课标将培养中学生的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但由于许多高师对新课标的置若罔闻，常常并不重视文学作品选讲，而且一些教师甚至存在着轻视诸如文学概论、美学原理之类课程的现象，以为诸如此类的课程只是讲述一些空洞的理论，似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其实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任何时候，满足于琐碎知识细节，而忽视了学科精神的教育都必然有害无益，充其量只能以琐碎而僵死的知识填充学生的头脑，致使其成为知识的杂货铺，并不能够成为运用一定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其实从大学到中学乃至小学普遍存在的用庸俗社会学阐释课文，只是满足于所谓思想性、艺术性分析模式，这恰恰是理论贫乏，而不是理论过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师生除了知道社会历史批评，还知道诸如审美批评、生态批评乃至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艺阐释学批评、现象学批评之类的方法，就不可能使语文课程教学显得那么单调乏味了。也许真正导致语文教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理论的贫乏和方法的单调。还有一些教师也许认为，未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只需将现有知识原封不动传授给学生，自然无需开设诸如人文科学方法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能够真正最大限度提高学生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的课程。其实没有一定方法论指导的课程教学，只能导致学生的平庸化、浅表化、模式化。正是由于许多学生没有系统接受理论课程和方法论课程，所以一走向中小学语文讲台，除了照本宣科讲授教学参考书的内容，似乎没有其他任何特长。正是由于中小学教师没有相应理论基础乃至方法论基础件，对课文缺乏独特研究方法和独立感受能力，必然导致考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没有独特审美感受乃至审美修养。这就是导致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感受能力，致使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质量整体下降的根本原因。
三、专业选修课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模式的接受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型
如果说专业主干课和专业必修课承担着引导学生建构扎实、合理和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培养专业实践素质的使命，那么专业选修课则更加集中地担负着进一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个性自由、均衡和合理发展的使命。但是一些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选修课与按部就班的专业主干课和专业必修课相比存在更加严重的问题：一是专业选修课必须很好地考虑学生专业知识结构的合理建构和尊重学生专业特长的自由和均衡发展，应该具有与学生个性和特长自由和均衡发展相适应的序列性、系列性和系统性，但是大多数地方性高师在选修课的开设上，仅仅考虑了教师的专业兴趣、研究方向，甚至经济利益，但是对学生个性的自由、均衡和合理发展缺乏充分考虑和人文关怀，很大程度上存在因人设课、随意设课，甚至重复设课、交叉设课的现象。二是专业选修课既然涉及学生专业兴趣和个性特长的自由、均衡和合理发展，必须根据具体选修课的学科性质、任务，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前沿性、尖端性和创新性，确定一定数量的必选课和任选课，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体现选修课的特征和优势，不能把所有选修课变成必选课甚至必修课，但是由于涉及科任教师的既得利益，担心可能造成的教师之间因为恶性竞争而导致的不必要的磨擦和矛盾，或者选修课本身数量不足等原因，许多地方性高师总是不能发挥本来相对有限的选修课优势。不仅不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均衡和合理的发展，而且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还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最终严重制约着选修课质量的的整体提高。三是选修课应该具有非常鲜明的前沿性、尖端性和创造性，常常以教师大胆求异、严谨求证的治学精神和创新意识，为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提供的良好的榜样示范，但是由于地方性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许多选修课仅仅是专业主干课和专业必修课的简单重复和细化，并不具有新颖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论视域，许多选修课教师也仅仅是知识仓库的机械搬运工或者知识贩卖所的伙计，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科学研究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反而由于简单重复和照搬照抄的恶劣影响，导致了学生学术规范意识的淡化和严重缺失。这是一些高师选修课体系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甚至致命弱点，同时也是这类院校选修课体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即使有个别教师具有某种优势，能够由于大胆求异和锐意创新，创立了具有一定前沿性、尖端性和创新性的优势学科，但是由于陈腐、僵化的思想观念经常占据这些高师的统治地位，常常并不受到人们的理解和重视，甚至遭到排挤和压抑。#p#分页标题#e#
虽然有些高师以各种激励措施倡导教师开设新型的选修课，但是这种新型选修课仅限于高师内部以前没有开设过的选修课，对于真正具有前沿性、尖端性和原创性的新型课程仍然缺乏更大力度的鼓励和支持措施。高师专业选修课课程体系改革，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本着有利于学生个性和特长自由、均衡发展、创造潜力合理开发的原则，积极鼓励教师开设具有真正原创性、前沿性和尖端性的选修课，编著或者使用具有前沿性、尖端性和创新性的选修课教材和专著，真正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选修课课程体系由接受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型，并且严格考虑选修课课程体系的全面、协调和科学建构。这是高师选修课课程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高师专业选修课建设可设语言学研究类、文学研究类、跨学科与文化研究类系列专业选修课。甚至可以在某些类别中设立专业方向课程，如文学研究类可开设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等方向课程。这样可以形成如汉语言文字学方向之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文艺学方向之马克思与现代美学、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艺学专题，中国古代文学方向之中国古代诗歌史论、中国古代散文史论、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国古代戏曲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戏曲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之比较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专题、欧美作家作品专题、亚非作家作品专题之类专业方向系列选修课体系，使得每一方向特别限定4门课程。这些系列选修课常常是专业主干课的专题化、深入化和细致化，是专业主干课的必要延伸，同时也是以独特的思想观点、研究角度和方法进行知识创新的必要方式。为了切实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均衡和合理发展，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和专业方向选择相应选修课时，必须以某一专业方向的系列选修课为主，并建议学生原则上必须选择一定的其它系列相关选修课作为补充。如建议选择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选修课；选择文艺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定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系列选修课；选择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文艺学和语言学系列选修课；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文艺学和古代文学系列选修课；选择外国文学方向的学生必须选修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系列选修课。而且提倡每一专业方向的学生最好至少选修一门跨学科与文化研究类系列选修课。这些专业选修课，可与专业必修课相协调，分散在第三、四学年度完成，也可集中安排在第四学年度，而将专业必修课集中安排在第二、三学年度。
语言文学导论范文4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外围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p#分页标题#e#
同年，陈?、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在比较文学基础教学中，“跨学科研究”至今还是一个配角。尽管作为三大研究途径之一，“跨学科研究”拥有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等的地位，但落实到教学环节中，“跨学科研究”则往往成为可有可无的边缘性角色。这一点，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出版的教材中就可见一斑。最早的“跨学科”内容，是以“附”的方式出现在教材的角落中，篇幅也很小。随后的“跨学科”内容，或以“科际整合”，或以“跨学科研究”为题，正式出现在教材的章节中，范畴和篇幅也有所扩充。日后及今的比较文学教材，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格局，即大多把“跨学科研究”作为一个章节的内容加以介绍，范畴相对稳定。然而，一旦进入到具体的教学，对“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关注度，就远远大于“跨学科研究”。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留给“跨学科研究”的寥寥无几，其“附属”的配角地位至今没有大的改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是前面所述的理论建构的不足。自雷马克提出这一理念起，“跨学科研究”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没有产生“影响研究”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平行研究”的“主题学”、“题材学”、“文学类”、“比较诗学”以及由此变异而生的“形象学”和“译介学”等理论范畴。缺少了理论根基，就缺少了底气，教学上自然会产生无话可讲的感觉。其次是知识结构的陌生。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外延超出了文学本身，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对所“跨越”到的学科领域或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在文学与这些学科之关系面前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下手。
语言文学导论范文5
进入21世纪，北京联合大学坚持“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宗旨，努力实践“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办学理念，统筹学科专业布局与发展，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1]。面对北京市大众化高等教育以及建设国际大都市英语人才市场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提出了建设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本科英语专业；坚持面向首都社会经济建设，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较高的人文素养，掌握国际商务、文化交流、英语教育、外事文秘等基本技能并能娴熟地用英语服务于首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一、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 “应用型大学必须通过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来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学科要为专业建设提供支撑，专业发展要对学科提出明确的要求”[2]。学科以发展科学研究为目标，而专业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两者侧重点不同，因为两者的构成要素、设立原则以及划分方法不同[3]。北京联合大学应该“以为地方区域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原则，主动适应首都产业结构变化，建构应用性学科专业体系，大力发展新兴专业和面向应用的专业。贯彻面向应用、依托学科的专业建设理念，以应用为向导、以学科为支撑，带动专业发展”[4]。 英语语言文学是属于“文学”学科门类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在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下，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渗透、交流、碰撞和融合，社会市场对英语人才规格的要求已经从“岗位稳定型”向“岗位适应型”[5]过渡。英语专业过分单调、传统和强调模仿记忆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既然北京联合大学已经明确了“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为首都北京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原则，与时俱进地调整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建构一个融传统学科优势与应用性专业特色为一体的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最大限度地培养适应首都社会经济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二、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 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建设一支具有应用性英语学科特色的师资队伍，解决好应用性英语学科的研究方向与方法问题。2005年末，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确立为院级重点建设学科。三年多的学科建设有效推动了外语系教学科研工作，提高了教师对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职责的认识。然而，我们的学科建设带有较大的专业属性，尚未形成自己的应用性特色。因此，它仍然是在为英语专业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持，还谈不上以学科建设拉动或者带动专业建设。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注重挖掘传统学科建设中的创新意识，既与时俱进，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去培育自己的科研特色和优势。“所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所谓优势就是人有我强”[6]。 2008年，我们根据这一原则，对英语语言文学院级重点建设学科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下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两个研究方向。 1.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属于英语语言文学的基础性学科研究方向。我们强调英美文学作品的文化解读和影响研究，为建设一个应用性英语专业提供基础性学科支撑。 我们首先强调认真研读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挖掘其中的西方文化元素，强化英语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在《“从放弃中得到拯救”———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彻底的奉献>》一文中，黄宗英用史实证实了这首诗歌不愧为“一部用十几行无韵诗写成的美国历史”。当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说美国人“拥有着当时不被[他们]拥有的东西”时，他一方面指当时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英国所剥夺，而另外一方面他指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爱上这块土地。这种“软弱”只有当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必须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时才能够被克服。 为了“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学会了“放弃”、学会了“奉献”，因此“立刻从放弃中得到拯救”[7]。这一研究体现了文学文本文化释读的应用性文学研究价值。 由于英语专业学生最核心的能力是文本的解读能力，因此如何通过貌似简单的文本语言外壳去解读深邃的文化意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英语专业开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类课程的目的所在。外语系近年有不少毕业论文得益于学生在“高级英语”和“英美文学”等课程上的文本释读。比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02级英语专业徐文静同学的《<女勇士>：一首由女性复仇走向自我歌唱的赞歌》（2006）、2003级张睿靖的《〈瓦尔登湖〉中的朴素意义》（2007年）和2006级侯蕾的《心灵的旅行：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的象征意义解读》（2010年）等校级优秀一等奖毕业论文，都是学生在认真研读经典原著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看到了中西文化差异或者西方文化精髓给现代人生命意义所带来的启示。 其次，我们加强翻译实践研究，打造学术著作翻译优势。近年来，外语系连续翻译出版了几部学术译著：《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三联出版社，2006）、《圣经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和《罗蒂自选集———哲学、文学和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这些学术译著起点高、难度大，颇有影响，为打造外语系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的优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外语系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度和质量。 #p#分页标题#e# 第三，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黄宗英主持完成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汉英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常用词语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外语系多位教师参与了这项任务。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先生认为它“必将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8]。以上这些科研成果都说明北京联合大学在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等方面的进步和实力，为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方向属于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应用性交叉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主要涉及对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过程的观察、描写和解释，人们通常从语言学、社会、心理、认知等角度去研究它。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外语学习者的学习、外语教师的教学、外语能力的评价有直接而显著的作用。专门用途英语是指在某一社会领域中使用的、用于实现某些特定交际功能的英语。 目前北京联合大学开设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有旅游英语、秘书英语、商务技能（商贸英语）等。这些课程着重于培养学习者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手段的能力。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明、王洪主编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收录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撰写的19篇论文，为应用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黄宗英主编的《传统与创新的契合———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外语系教师教学与研究论文27篇，充分展示了北京联合大学在探索应用型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于2007、2008年两次联合举办“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之上。它将教学科研、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的新路径，既体现了继承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传统，又体现了外语系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创新精神。 三、应用性英语专业建设 1.专业基础教育 外语教育应该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许多高校英语专业的培养计划和课程设计已经从原来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以培养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比如，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网站介绍，该院英语专业商务方向主要培养能够“适合在跨国公司从事商务管理实践”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其办学特点是实施“英语＋专业方向”的培养模式；其培养目标是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将有较强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扎实的商务理论基础，较强的商务实践能力，并能有效地实现两种能力结合；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听、说、读、写、译等专业基础课以外，增加了涉及管理、经济、贸易、金融、会计、营销等方面的“主干方向课程”，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原来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语言学概论”等高年级核心课程被列入“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然而，这种培养模式在学科和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矛盾。李赋宁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国的外语系首先要满足国家对于各方面外语人才的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打好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一定要保证做到。课程设置应是多方面的，但不可能很深，因为不可能使外语教师专业化”[9]。当然，许多综合性大学可以通过整合多学科教育资源优势来解决外语教师专业化问题，但是如何保证外语专业的教学质量问题却经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入学总成绩并不理想，且英语单科成绩总体偏低。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教学质量，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享受一个英语专业学生所应该享受的高等教育学习过程。 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之后，我们尊重外语教育的规律，研究教学对象，注重因材施教，重视英语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想方设法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认真实施教学质量工程。2008年，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2004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58.33%，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3.05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84个百分点[10]。 2008年，外语系英语专业2006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72.22%，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0.39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08个百分点，取得了优异成绩。 2.理论联系实践 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在英语专业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英语专业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接触社会机会较少，理论与实践基本脱节，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应变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比较弱，不能体现应用性教育的特点。第二，重语言能力轻素质培养。教学方法比较陈旧，以传授语言知识为重点，忽视创新素质、文化意识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足够的锻炼。第三，学习方法陈旧。在学习上主要还是被动地吸收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资源，开拓第二课堂进行个性化自主式学习，学生的知识面不宽，难以适应北京建设国际大都市新形势的要求。第四，专业特色不明显。 大部分课程仍然以语言技能为主，虽然在高年级开设了商务文秘技能类课程，但没有形成综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在专业建设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2009年建成了联合大学“同声传译实验室”，加强了商务文秘技能类实践教学环节和综合实践课程建设，初步构建了校内实践教学体系。与此同时，拓展校外就业实习基地，增强学生接触与服务社会的机会，提高其就业竞争力。第二，狠抓教学六个基本环节：朗读、课外阅读、备课、上课、课外作业、考试，保证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三，增强素质教育意识，强调专业基础课教学中的文化意识培养，挖掘英语语言外壳之下的文化内涵，树立正确的语言世界观。第四，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进学习方法，积极开展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办学，提高“出国率”，2010年英语专业共毕业51名学生，其中12人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士攻读硕士学位。#p#分页标题#e# 3.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为了更好地体现应用性英语专业特色，英语专业已经在逐步实施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课程体系。主要课程分为三大模块：英语基础课、商务技能课、人文素质课。4.实践教学随着发展应用性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北京联合大学英语专业积极挖掘社会资源潜力，同时充分利用校内良好的实践教学硬件环境，切实有效地开展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2008年春季，应用文理学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协议，为英语专业学生提供就业实习基地。通过实践教学，学生了解了国内外英语教材的发展态势，外语教材编写、编辑、出版的过程，编辑的职责与能力要求；通过调研全国高校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所开设的课程及使用教材情况，学生更加明确了全国高校英语教学的基本情况、不同院校对英语教学的不同要求、所开设的课程及其教学效果等。这些实践活动对于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明确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思考就业出路和充分认识英语语言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结合北京联合大学“国家级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英语专业利用同声传译实验室开发了“新闻听译”、“秘书英语”、“商务技能”等实践教学课程，培养了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比如，“英语新闻听译综合实践”教学项目的具体教学步骤包括以下六个环节：新闻听写、分组讨论、代表发言、新闻口译、新闻笔译和评论写作。教师首先将录制的BBC/VOA/CNN/CRI等权威英语电台新闻节目分句播放，学生进行听写；然后是“分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接着进行“新闻口译”，即每4人一批分别进入1~4号译员间，对教师播放的新闻同时进行口译训练；之后，是“新闻笔译”，即用新闻体中文将所听写的新闻译成中文并进行小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最后是“评论写作”课外作业环节，即根据所听写的新闻内容，自拟题目并进行调研，然后用英文写出400字以上的一篇评论性文章。这项练习融听力、阅读、翻译、作文为一体，不仅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听力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英语新闻文体的认识、口译能力、笔译能力和写作能力。 四、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我们提出了建设“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英语本科专业的设想，并且在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做了许多扎实工作。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不但能够注意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而且能够自觉地将文化意识融入应用性英语学科和专业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教学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创建一个适应培养首都社会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的基地而努力奋斗！
语言文学导论范文6
【关键词】课程思政；英语文学；教学改革
英语文学课程作为外语教育的基础课程，一直以来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英美文学史课程内容侧重文学史的梳理，而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课程仍以文学史加文学作品文本分析为主，教材内容和测试题仍偏向对文学史知识的考查，导致大部分学生认为英语专业文学课程学习的关键在于知识点的机械记忆。但受语言水平制约，学生又很难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普遍欠缺批判性思维。针对这一问题，将课程思政引入英语文学教学，以思政教育引领英语文学教学，为英语文学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思政教育与英语文学教育在教育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课程德育目标上存在较大的融通性。在英语文学教学改革中，教师应深挖英美文学、文学理论和批评课程的思政内容，找到英语文学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具体落脚点，建立英语文学课程群，以培育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为核心，改革课程评估形式和课堂教学模式，真正做到思政内容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
一、思政教育与英语文学教育的融通性
思政教育一般被认为是思政课教师和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与注重英语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英语教育有一定的距离。但英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文学教育，在育人目标和育人理念上与思政教育有着共通之处。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程思政建设的规定，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的要求，英语教育同样需要以思政教育为引领，从思政理念、教学设计、学生能力培养和教学评价等多方面开展课程教学和改革。2020年5月，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从课程所涉专业、行业、国家、国际、文化、历史等角度，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1]。而在《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以下简称《指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国标》中提到，“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2]。《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中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3]。英语文学教育除了与课程思政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育人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之外，在文学教育的人文伦理、价值观塑造与培养方面也存在着共通之处。文学本就是“人学”，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大都是活生生的人，并且承载着教化世人的作用，能够从人文伦理、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这一点在经典英语文学作品中尤为显著。经典英语文学作品蕴含的观念和语言表达已经成为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文学理论家仍在努力从中挖掘对现代社会伦理和价值观有益的成分。比如，玛莎·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深入分析了狄更斯的小说，主张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崇“诗性正义”，以推动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和公共决策的开展[4]。由此可见，英语文学教育在育人目标、人文伦理、价值观的塑造和培养方面与思政教育有着内在的共鸣。
二、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维度
英语文学教学中课程思政应该如何开展？理念上，教师要明确“课程思政意味着教育观、知识观和课程观的根本改变，要求知识取向转化为价值取向，凸显课程的精神向度、文化向度和方法向度，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5]。实践上，教师首先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要深入梳理英语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结合课程特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到英语文学课程改革之中。
（一）英语文学经典作品的现代阐释
当前，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教材内容相对陈旧，一般较少涉及20世纪以来的英美现代文学作品；教师受教材内容所限，也很难把前沿理论和最新作品传授给学生，无法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教师需要结合文学理论和批评，对经典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现代阐释。比如，在讲《鲁滨孙漂流记》时，教师在强调鲁滨孙荒岛求生所代表的人类意志和进取精神的同时，可以结合鲁滨孙与“星期五”的关系讨论文本中的殖民主义内容，而后尝试勾勒出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当地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结合尼日利亚小说家阿契贝描写伊博族抗击英国殖民主义的小说《瓦解》，讨论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对待英国殖民主义的复杂心态和行为，从殖民地人民的角度探讨原文本中作家对“星期五”这一人物的塑造。此外，还可以将《鲁滨孙漂流记》与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做比较，讨论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小说人物的国家认同感，以及该人物对现实的理解、记忆与遗忘过程。这样一来，经典作品经过现代阐释被重新赋予了意义，也能让学生从多个角度、多种立场思考经典作品背后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
（二）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国元素
曾艳钰认为：“把中国文化作为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基点，是实现课程思政的基本实施路径。”[6]《指南》中将“中国情怀”提到与“国际视野”并重的位置，在英语专业核心课程设置上增加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方向，开设了“中西文化比较”“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专题”等多门课程。实际上，英语文学中也包含着中国元素与中国情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审美取向和风格，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教材进行深入梳理，并阐释其重要性。比如，中国古典诗歌是意象派诗歌代表作家埃兹拉·庞德重要的灵感源泉，不仅影响了他本人的创作，在审美、结构和风格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形式。教师在讲授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一诗时，可以将庞德改写中国古诗的诗集《华夏集》作为拓展材料，通过解读庞德对李白的小诗《玉阶怨》的改写，联系到现代主义诗歌的情感主线和表现形式，再联系到此诗对海明威和艾略特创作风格的影响，全面解读中国元素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意义，增强英语专业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对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三）英美文学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与家国想象
英美文学教材中的一些近现代离散文学作品也值得深入探讨。在目前的英美文学教学中，这些作品因为不是经典作品，常常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但从思政的角度来看，离散文学涉及的诸多主题都具有现实教育意义，有助于引导学生批判性分析不同的文化现象，加深其对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和理解。
（四）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理论视角的引入
《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中明确提出，英语文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后殖民批评等现代西方文学分析与批评理论。这就要求教师掌握最新的文学理论，从思政角度对教材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比如，在讲授《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推销员之死》时，教师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作品表面上推崇的“美国梦”在文本中如何体现为虚假的意识形态、小说中为什么会出现意识形态的模糊之处，再结合作品所描写的时代和作家经历来探讨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在讲授《简·爱》时，教师可与《藻海无边》做对比，分析勃朗特作品中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殖民主义话语；同时，可以适当引入殖民地作家作品，与勃朗特的作品和离散文学作品做对照，引导学生深刻反思殖民主义的危害。
三、课程思政融入英语文学教学改革的措施
除了在教材中深挖思政内容以外，英语文学教学改革还需要在课程设置、能力培养目标、评估形式和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结合课程思政进行创新。
（一）设置英语文学课程群，协同思政育人目标
在当前的英语文学课程设置中，英美文学课是基础课程，但一直以来占总课时比例较低。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规定，文学课程的授课内容包括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和文学批评。这样的课程设置能够形成协同合作，共同提升英语文学教学的效果。同时，英语文学课程群的设置也势在必行。不同的课程群与课程组合，需要教师在授课内容、课程体系的安排和教学模式上都围绕课程思政进行整合和创新，建立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为一体的课程体系，以思政为核心，整合教学资源，统筹教学过程和方法，让课程思政真正从文本、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贯穿学生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批判性写作的全过程。
（二）加强英语文学教学的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培育
英语文学教师不仅应该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还应该从审美、道德和思维层面引导学生形成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积极向善的品德风貌和能够独立思考的批判性思维，从而正确认识英语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时代背景，理性分析和解读作品中所体现的复杂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精心设计思政问题，循循善诱，提高学生语言、修辞、叙事上的审美，体会作品主题和时代精神，进而对文本形成深层次理解，由浅入深，进行批判性思考。同时，教师还可以将文本中的话题与现实话题相结合，从主题出发进行跨文化的比较，鼓励学生结合平时的阅读对多种文本进行重构式思考，并代入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文学想象，对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选择展开深入讨论，更积极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层意义。在课堂讲授和讨论时，教师要鼓励学生联系自身生活实际，借助文学和理论的力量更好地理解现实问题，进而解决人生困惑，使学生真正对文学感兴趣，对文学理论有独到见解。
（三）以形成性评价为重心，改革课程评估形式
思政元素同样应贯彻到英语文学课程的评估中。学校应落实课程思政的评估细则，各专业进一步将评估理念和要求具体落实到各门课程的考核中。就英语文学课程评估来看，对课程思政进行形成性评价尤为重要，最能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想观念的发展，也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教师作为引导者和激励者，要借助课堂讨论、分组演示、读书会、表演、文学批评论文等形式，推动学生更积极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政元素，自觉将文学理论与生活结合，认识自我，进而认识社会、国家和世界。
（四）有效利用网络资源，改革课堂教学模式
传统英语文学课程往往以知识传授为主，“满堂灌”的课堂讲授方法常常受到广大师生诟病。当前，许多近现代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甚或短视频和电子游戏，它们的表现力要比纸质媒体更加直观和有趣。教师可以适当引入视频资源，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就视频的主题、意义、改编后的意识形态表现与教材文本的差异等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也可以让学生寻找感兴趣的网络资源，引导学生从熟悉的领域入手，思考教材中涉及的思政话题，以调动学生思政学习的兴趣。
四、结语
语言文学导论范文7
内容与语言融汇式学习（以下简称CLIL教学法）是欧盟提出的用外语来教授非语言类学科知识、同时兼顾外语学习的教学模式，“整合”是其定义性特征。本文分析CLIL教学法在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教学的应用，并提出CLIL教学法在解决学习者个体差异、提高学习者语言能力，增强学习者信心、发展多样化技能、提高跨文化和全球意识等方面具有优势，为相关教学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内容与语言融汇式学习；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4C原则
0引言
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软实力增强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英语专业由单一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拓展为现在的包括英语、商务英语、翻译在内的英语类专业。其中，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于为社会输送既懂英语又懂商务的人才，但现阶段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模式仍是英语+商务专业课的拼盘模式。如何平衡英语和商务知识之间的关系并实现培养目标是困扰教师们的核心问题。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听、说、读、写、译）和丰富且有一定深度的商务知识（金融、外贸、法律、营销等），能够在国际商务实务中灵活担当多种角色，包括但不限于翻译、谈判、接洽、争端解决等等。多年来内容教学法、合作学习法、认知学术语言水平指导等等被相继提出，虽各有长处，但为了达到培养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和有深度理解的商务知识，融汇式教学法更为合适。本文将在介绍CLIL教学理念的和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课程定位及教学分析的基础上，以李浚帆、梁雁编著的《新编国际商法英文教材》为例介绍CLIL教学法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适用。
1CLIL教学理念
ContentandLanguageIntegratedLearning（以下简称CLIL模式）即“内容与语言结合学习”或“内容与语言融汇式学习”是基于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和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理论而提出的，是“一种专门集中某一专业学科的语言教学途径”。①但该定义已于今年被修改为：CLIL是使用一种外语学习某学科知识的双向关注教学法，目的是针对已设定的学科内容的学习来提高语言和学科内容的掌握。②关于CLIL教学法的理念研究，国外学者首先做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角度包括如何选择教材、课堂话语分析、语言输入类型等等。欧盟基于一体化目标，顺应全球化浪潮而推广的CLIL教学法，提倡从小学阶段就开设使用非母语教授学科知识课程。即教学过程中使用外语介绍引入新概念，通过多种课堂活动增加学生说话时间和减少教师讲授时间，以期在无语境情况下通过教学、阅读、课堂游戏等等方式达到最大化的语言与文化的融和。国内学界对CLIL模式的研究始于2006年，骆巧丽在《CLIL教学模式及其对中国公共外语教学的启示》。而后，她有撰写了多篇文章分析讨论CLIL教学模式的可操作性。2009年严明编写了《高校双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教育视角》一书，在书中，他特别使用了一章的内容分析CLIL教学法的理念的内涵，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CLIL的理念有详细分析的著作。2013年国内CLIL相关达到高点共有42篇，包含了小学、职业院校、专业院校等不同层次的学校CLIL教学法的应用研究。一改以往CLIL教学法研究对中国的本地化问题涉及甚少的局面。使用CLIL教学时，语言和学科知识担任同等重要的角色，学生需要掌握词汇、语法结构和功能语言学习且应当具备理解学科知识进而沟通的能力。语言方面的教学侧重：词汇、样本句子、分析错误。难点是词序、专业词汇、语法（时态、动词搭配、情态动词）、正式英语的使用。学科方面的教学侧重：概念、理论体系、思辨能力、学科文化。学习者需要在学科学习过程中提升沟通能力：表达和解释时事、资料、想法和感受，书面或口头。
2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课程定位及实际教学分析
商务英语是以英语为载体商务知识为核心的一种专门用途英语。国际商法是商务英语专业商务类核心课程之一，其特点是专业性、理论性强，知识内容较为抽象且实践性很强，因此学习起来对学生的知识储备有较高的要求，对学生灵活运用知识能力的要求也较高。学习该课程之前，学生应当具备英语专业四级以上或同等水平的英语技能和国际商事活动的基本知识。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商事”一词所下的定义：“‘商事’一词应给予广义的解释，以便包括产生于所有具有商事性质关系的事项，不论这种关系是否为合同关系。具有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保付；租赁；建设工厂；咨询；工程；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保险；开采协议或特许权；合营企业或其他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一般来讲，“国际商法”教学内容包括了国际商法概论、合伙企业法、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商事合同法、国际货物买卖法、产品责任法、法、国际海上、铁路、航空货物运输法、海上保险法、票据法、知识产权法及国际商事仲裁法。在商事活动内容上，国际商法的教学涉及的种类众多、专业性强，容易使学生产生陌生感和畏难情绪。不仅如此，国际商法教学内容还具备以下的特点：对同一个问题的规定，涉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历史差异，不同法系、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往往有着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示，比较典型的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比较、大陆法系主要国家间的比较、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间的比较、我国国内立法与国际通行做法间的比较等，例如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际公约中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关于发盘、接受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规定出入较大，学生由于对国外的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缺少认识与了解，往往很难理解其中缘由，再加上各个国家一直在持续地修订其法律条文，使得“国际商法”的教学内容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与前沿性，这些都对课程学习加大了一定的难度。处理不当，容易使知识碎片化。因此，除了掌握好基本国际商法法学理论知识，还要训练出能解决操作法律英语实际问题、熟练掌握国际贸易法律的从业人员。基于上述课程定位，商务英语专业开设的国际商法教学面临着诸如教材、教法、大班小班授课、语言使用、语言和学科知识比例等等方面的选择等难题。
3CLIL教学法在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课程的适用——以《新编国际商法英语教程》为例
CLIL是由来自芬兰Jyvaskyla大学的DavidMarsh提出的，是一个涵盖性术语。③欧洲管理者网络、研究学者和实践者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使用。Marsh认为，这个术语涵盖了任何一种把外语作为工具学习非语言科目，语言和内容共同作用的行为。④这个术语并不强调语言教学和内容教学中的任何一方，而是认为二者均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⑤Ma-rsh还给出了另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CLIL是为实现某个专业领域中学习的具体目标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手段。”⑥商务英语专业的国际商法教学非常符合CLIL模式的适用条件，那就是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通过英语学习国际商法法学知识，并且通过国际商法学习来了解和掌握法律英语。CLIL模式认为使用外语学习一门学科时，应当平等对待语言知识和学科知识。因此它能更好地解决语言技能和学科知识培养之间的矛盾，那么教授国际商法时应当均等教授语言和学科知识。并且，CLIL教学法认为使用外语教学不应当完全避免使用母语，因为全外语的教学容易产生理解死角，需要借助母语来清理死角。根据CLIL教学法的著名的4C原则，内容、认知、交际和文化，⑦实现多样化，不应当是简单的案例教学、研究教学、任务教学法等的拼接，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的变化，为不同的内容度身定做教学方法和评估方法，如问题学习法、问题解决法、任务学习法、角色扮演法、以提问为基础的科学教学法等等。商务英语国际商法教学课时通常分为开课一学期或两学期，本文以开课一学期18学时周，36课时为例。课程设计、教学及评估方法如下：首先是教材选择问题。国内国际商法教材主要分为中文和英文两类。根据商务英语专业的特点，该专业国际商法学习应该选用英文教材。可供选用的英文教材有以下几种：（1）原版引进的全英文教材，如雷•奥古斯都所著的《国际商法》（英文版）；（2）国内学者编著的结合中外资料、理论的国际商法英文教材（部分来源于汉语教材翻译），如张学森《国际商法》（英文版）、袁传友《国际商法基础教程》（英文版）；（3）国内学者编著的，内容主要来源于英文原版教材并辅以相关中国法律英文条文介绍的英文教材，如《新编国际商法英语教程》。当学生已具备相当高的英语能力和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使用原版全英文教材，采用“浸入式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完全沉浸在全英文的语境中，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并进一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使用原版引进教材最大的问题是原版教材的部分体系和内容与国情不符，而且缺乏中国法的相关介绍。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体系等的差异，国外原版材料的部分内容与国内教学体系存有矛盾。首先，原版国际商法教材内容庞杂，体系分支甚多，受限于国内教学学时，无法学通学透。其次，使用原版国际商法教材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任课教师应当同时精通英语和法律，并且具备有相当的国际商事实践经验。另外，原版国际商法教材配套教学资源引进与开发不足，所有课程的教授依赖教师个人的研究和钻研，其结果难免不尽如人意。使用本土化改造的英文教材就成为了那根救命稻草。《新编国际商法英语教程》是李浚帆、梁雁编著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本土化改造较为出色的国际商法英文教材。该教材共10章，涵盖国际商法导论、合同法、商事组织法、票据法、产品责任法、法、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竞争法、知识产权法等内容，系统地、浅显地阐述了上述各领域的重要国际条约、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重要法律规定，以及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全书各章（除“国际商法导论”外）都附有相关的真实案件和判例，以帮助读者联系实际，加深理解。根据4C原则，课程教学安排要注意处理内容、认知、交际和文化四方面的融会贯通问题。针对国际商法而言，内容指的是学科基础知识概念，认知是思考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交际是关于解决法律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英语语言，文化包括相关的文化焦点是什么。设计CLIL教学法的课程方法时，首先应当思考如何激活前期储备知识，其次是思考知识的输出方式，如课堂教授多少知识，口头的、书面的、电子的、论述的？全班作业、团队作业还是两人作业？此外还应当考虑学生学习成果的输出模式，如学生在课堂上如何实现交际目的，口头的、书面的、商事演练？团队合作、个人完成还是两人项目？再次，还应当思考输出和输入之间时间间隔的设计。课程设计是还应特别注意设计认知挑战内容和提高思辨能力的内容。国际商法的教材内容复杂而抽象，一学期36个课时的安排注定了不能追求大而全，应选择少而精，选择最有代表性，实用性较强的章节为学生讲解。以《新编国际商法教程》为例，拟安排如下六章详细讲解，其他四章自修。这六章分别为：第一章国际商法导论、第二章合同法（一）、第三章合同法（二）、第四章商事组织法、第五章竞争法、第六章知识产权法。其中重点讲解第二章和第三章合同法，其次是第一章和第四章，再次是第五和第六章。根据Deborah．J．Short的CLIL测试矩阵模型。这一模型为综合语言及内容教学的教育工作者确定评估目的，选择评估方式提供了一个方向。这个矩阵回答了CLIL评估什么，以及如何评估这样两个问题。语言和内容评估过程的综合目标可分为下列几类：问题解决方法，内容方面的技能，概念理解，语言运用，沟通技巧，个体行为，团队行为和态度。这些方面可以通过以下一些可选择性措施进行具体评测，如：技能清单，读写清单，逸事记录和教师的观察，学生的自我评价，档案袋记录，写作能力，口头报告和学生访谈等。⑧首先，针对内容安排词汇测试。每次课开始时先随机抽取3位同学默写10个抽取的词汇。这一安排对于激发学生已储备的知识有良好效果，并为学生预习课程设定基础目标。解决了学生不预习或者只有少部分预习的问题。另外，学期伊始时，学生将自选分组而获得案例。每一章基础知识将首先由任课老师讲解，学生学习之后按照分组对案例展开分析讨论，并准备5~8分钟的课堂团队英文演讲和12~20分钟的回答问题，还需要提交案例分析报告，提问和撰写报告均纳入考核评分。报告内容包括案例简述，焦点分析，推理分析，自我观点称述。这一部分操作语言为英文。这一安排较好的解决了将内容、交际、认知各方面融入到一个小组案例分析当中。学生既要处理内容，其次需要将认知和内容输出并以演讲的方式实现交际目标。《新编国际商法英语教程》所选六章共计12个案例。一般商务英语专业的班级学生人数设置为24~32人。现以24人为例，每组设定人数为4，因此每组该学期中需要完成两次案例分析演讲。两次案例分析演讲良好地解决了非法学专业学生初次分析案例只能抓到皮毛，不能进一步体会和总结思维模式和方法的问题。时间的设置非常重要。5~8分钟的演讲时间设计迫使学生必须精选演讲内容，锻炼学生使用英文简述案例的能力。实际上案例分析演讲只是这一教学方法的引出部分，更关键的部分是其后的回答问题环节。这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预习、分析案例，在课堂提出相关问题，以此进一步达到交际的目的。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好的答疑解惑。与传统的演讲式教学法相比，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中，学生是主动的、积极的；教师是被动的。教师与学生是相互对抗的因素，各方都是信息的输出者和输入者。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问题的提出者、解决者、参与者，大大提高了学习兴趣、学习效率。学习和掌握国际商法的知识并非教学的最终目的，灵活运用才是。期末团队商业策划和商业洽谈能够迫使学生整合所学知识，识记、消化并运用。团队商业策划要求各小组首先根据商事组织法内容，选择并成立商事组织形式，然后策划商业活动，可以是创业也可以选择已经存在的经济实体安排设计并完成演讲。不同于案例分析团队，商业策划书的演讲不需要全组陈述，而是要求派出最有实力一员，问题也改由老师提出。这样的目的是在角色扮演中，让学生学会如何分配任务，如何合作。时届期末且问题由教师提出，各小组的准备在认知层面上也将更有深度，完成演讲之后，认知层面的触动更大。完成商业策划后紧接着是商业洽谈。在2个学时中，学生根据教师提供企业背景资料（全英文），安排相关的商业接洽、谈判。若谈判成功，需撰写、签订国际商事合同，若不成功，各组草拟一份国际商事合同。通过这一设计，推动学生们对知识的进一步理解，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消除畏难情绪，提高学生们对国际商事交往的感性认识，最终的目的是使学生们对国际商事合同的结构、语言和内容有进一步的学习、深化和运用。
4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家需要更多的具备复合性知识结构的人才。他们必须精通英语和其他某一类或者多种类的科学知识，譬如：金融、法律、会计、国际贸易等等。粗放的、缺乏理解和思考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当代英语人才的培养要求。语言与内容融汇式教学法（CLIL）作为使用第二语言教授专业知识的教学法之一，具有不单独强调语言技能或者内容知识技能的优点。内容知识本就镶嵌在语言当中，使用语言的过程亦即知识运用的过程。为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商法CLIL教学所设计的多种活动围绕4C原则，将较普通教学法更好地提高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商务英语专业素养和知识运用能力。
作者：曹晴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英语教学研究专项课题“英语类专业融汇式教学法(CLIL模式)适用论证及实施途径”（XJK014YYB017）
注释
语言文学导论范文8
非形式逻辑课程源于西方，在欧美高校逻辑学教学中，由于符号化的数理逻辑系统脱离日常推理，很难有效帮助大学生构建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问题紧密相关的论证以及识别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谬误，因此非形式逻辑课程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一般来说非形式逻辑课程的内容应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论证中如何使用语言。 第二，论证结构（包括结构的类型、图解技术）、论证评估（评估的标准、规范）等。 第三，非形式谬误，包括关联性谬误、弱归纳谬误、预先假设、含糊不清和语法类比的谬误。[1]下面笔者主要结合我国地方高校实际，讨论非形式逻辑课程在地方高校中文专业素质教育中的功能。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对于地方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能说、会写、善交际是一项基本功，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由于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每年毕业的中文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除了少部分读研、考上公务员、去中小学任教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外大多数须到企业就业或自主创业，而企业对中文专业学生看重的是他的实际能力，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说、会写、善交际”，往往有的学生平时考试成绩不错，但是当面对用人单位面试时，却很紧张，不能有条理地回答问题；有的学生不会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写应用文，如开幕词、工作总结等等，这些存在的问题说明中文院系在培养学生时，除了传授基本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更应在培养学生“能说、会写、善交际”上下大力气。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这里提到的“逻辑”主要指非形式逻辑（论证逻辑），培根的这句名言一语中的道明非形式逻辑在培养、训练人的能言善辩才能方面的独特功能，事实上能言善辩是善于交际的基础，能言善辩的人往往也擅长交际，例如中国战国时代的辩士，凭三寸不烂之舌周旋于列国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西方非形式逻辑专家约翰逊和布莱尔指出：“非形式逻辑是从规范观点研究论辩（论证）逻辑（logicofargumentation）的学科，即决定论辩的好和坏的逻辑，好与坏的特性并不依赖论证（argument）的逻辑形式。”[2]论证（论辩）在口头上的表现就是“说”，在书面上就表现为“写”，非形式逻辑对“如何说”、“怎么写”才有理有据，使对方心服口服，为对方接受，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希契柯克列举了非形式逻辑关于论证研究的五大问题域：论证的辨识、论证分析、论证评估、论证批评、论证构建。[1]交际，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其中语言交际有口语交际、书面语言交际、体态语言交际、副语言交际。口语交际有口头辩论、演讲、法庭辩论、商业谈判、外交谈判等；书面语言交际有笔墨官司、学术论战等等。无论何种交际总是涉及到语境、预设等因素，要想使交际取得成功，必须要彻底把握这些因素。 （一）交际因素。交际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现的，是高度依赖语境的，如果在交际中，不考虑受者的语境和话语系统，只按照自己习惯的语境和话语系统说话，就不能使自己的交际成功。 （二）预设因素。预设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共同知道或相信的命题，在交际中，如果一方对隐藏在论证中的可疑预设不能识别并加以驳斥的话，就有可能陷入对方设计的陷阱里。总之，非形式逻辑课程所提供的知识、技巧对培养“能说、会写、善交际”的大学生是有用武之地的。 二、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辨别谬误的能力 美国逻辑学家帕特里克•赫尔利认为，谬误（fallacy）是论证中除虚假前提之外的缺陷。[3]柯匹、科恩在《逻辑学导论》认为，谬误是一种看似正确但经过检验可证其为错误的论证类型。谬误问题也是非形式逻辑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虽然谬误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自从形式演绎逻辑成为谬误分析的基本模式，就日渐凋零，正是非形式逻辑专家汉布林开启的对谬误标准处理的批判，催生了谬误研究的老树新枝。[2]非形式逻辑对谬误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理论，如谬误还原论、生成错误信念的程序论，对具体谬误类型的分析也提出许多新的模型，这些新的谬误理论、谬误分析模型大大拓展了识别、分析谬误的视角，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对交际中的谬误的识别、批驳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的核心是创新思维能力，所谓创新思维，指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突破固定的逻辑通道，以灵活、新颖的方式和多维的角度探求事物运动内部的机理的思维活动。[3]而非形式逻辑是批判性思维中的非形式部分[5]，因此我们可以把探讨非形式逻辑对激发大学生创新思维的问题转换为探讨创新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上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讨论创新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 （一）创新思维以批判性思维为前提。如果对某个结论或论证的缺陷没有较强的质疑、识别能力，何来的创新？只会墨守成规。英国心理学家澳勒斯提出，科学创造一般都呈现出“准备-酝酿-明朗-验证”四阶段的结构模式。准备期是发现问题和提出新课题，显然，只有具备很强的批判思维能力，才能突破固定逻辑通道，提出新课题。当然要想突破固定逻辑通道，除了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外，还要具备辩证思维能力。 （二）对运用创新思维所激发的新想法还需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质疑、检验、论证。当你运用创新思维提出新想法后，你仍需运用批判性思维考虑一些现实问题，例如，这个想法在实际中行得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如何根据现实因素加以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