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理论范文1
文学语言是长期以来困惑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难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人们的思想中，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作为塑造文学形象的语言却是一种概念的系统，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语言学理论在人们头脑中所造成的思想侄桔在作祟。 众所周知，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依附于西方知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工具，把语言与思维和逻辑结合在一起，甚至完全依附于思维和逻辑来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白古希腊直到近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事物—思想(观念)—语言的思维模式，即认为思想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语言则是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符号和工具。这就是德里达所批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原本是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而现在“由于形而上学把事物的真实存在理解成直接被‘思想’所接受的本质，存在经验的语言性质就被隐蔽了。”[2也就是说，它与人的实践、实际生活、交往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自然就不能解决在语言使用中的许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使用的问题。因为作家创作所思考的不是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他所面对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我们从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与科学家通过抽象思维所把握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尽管哥白尼证明了地球自转而分昼夜，但我们平时还是说太阳下山了而不说地球在转动。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语言观来研究文学语言，就很难解决它在创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要使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认为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其实，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在19世纪随着哲学上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已产生动摇。 这首先反映在被伽达默尔称之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的著作中。他在19世纪30年代所写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文中，受了当时欧洲以及德国启蒙主义学者所创导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提出要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去研究语言，特别强调“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一种僵死的制成品，而必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_L将它看成是一种创造;我们不必去考虑语言作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起作用，相反，应该更细致地追溯语言与内在精神活动的紧密相联的起源，以及语言与这一活动的相互影响。”正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3一这些思想无疑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发起的一大冲击，是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统治下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和语言学理沦的人文内涵所作的创造性的思考;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文学语言问题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遗憾的是，洪堡特的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思想，在2o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所遵循的主要似乎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虽然索绪尔与洪堡特一样，都反对形而L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都强调对语言作形而下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与洪堡特不同的是:他主张把“语言”与“言语”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性的确定部分，“它既是语言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或然的，是语言在个人交往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异。所以语言科学所研究的只能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它“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要素，而且只有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J这些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类关系，即由句段之间所构成的“组合关系”和由联想活动所构成的“聚合关系”。这样一来，他就把语言当作一个自足的概念系统，完全离开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来作封闭的研究，在分离语言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上，与传统语言学所走的是完全同一条道路。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学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引人到诗歌语言研究中来。他根据索绪尔的言语活动的两类规则来划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认为由句段的组合的关系所组成的“换喻的过程”是散文语言的基本形式，而以联想的聚合的关系所组成的“隐喻的过程”则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特征。因此，“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了各自阻力最小的路线。”一5〕所谓文学的“文学性”，在他看来也就是由这种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所赋予文学的特性。这样，也就开创了完全离开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仅从形式方面、从修辞学的技巧方面来研究文学语言的道路，并与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起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主要代表人物。因为尽管什克洛夫斯基所借鉴的理沦资源是德国浪漫派的“陌生化”的理论，与雅各布森不同，但是他把“陌生化”仅仅理解为在语言中通过扭曲、套叠、颠倒，借以增加感觉的困难和延长感觉的时间，使习以为常的反应萌发出新意。所以他把文学看作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编织形式”困，这说明他在分离文学语言与作品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仅仅就手法与技巧上来研究文学语言与雅各布森是如出一辙、完全一致的。这一学派后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5O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2o世纪语言学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潮。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有一度时间也曾引起文艺理论界、特别是其中一些青年学者的极大兴趣，也在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居于霸权的地位。 形式主义理论对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的价值自然是不能否认的，它至少提高了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使我们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形象的载体;在一个艺术上臻于完美的文学作品中，它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包括语言的节奏、韵律、句法截然分割的;任何形式__上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内容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确是像“新批评”理论家所说的，它自身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推敲就不应该像传统文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次一等的工作”，它应该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并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但不论怎样，这些形式主义的理论的价值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充其量只不过是传统的修辞学文学理论的复活与更新，而且这种完全脱离和排除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仅仅就语言表达来研究文学语言的方法，还必然会把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引人一种纯技巧的歧途，丧失对文学语言的优劣作出科学评价的最终依据。#p#分页标题#e# 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学语言研究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推进、有所创造，还是应该遵照洪堡特所指明的方向进行努力。因为文学语言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毕竟首先是一种媒体，它的职能主要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我们评价一个作品语言的优劣主要也应该从它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准确性、生动性和创造性的方面着眼，而并非什么孤立的节奏、韵律、音调以及句法变化之美。离开了生活世界和作家思想情感的参照，我们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依据，就会变成为纯形式的探讨。如王维的《山居秋嗅》中间的两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有人认为，这两句的作法之妙就在于由于额联“照”、“流”二动词用在句末，所以颈联“归”、“下”就不再在同一位置上重复，以免在句法上一与领联雷同，有失变化而削弱美感。这遵照的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实，这两联句法上的变化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表达诗人耳闻目睹的当下的情景之需所作的一种安排，它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感觉的过程:耳闻竹喧才知院女还家，眼见莲动方知渔舟归来。它的效果不仅使欣赏者产生了一种实地观察的真切感受，而且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和期待，更能激发起读者生动活泼的想象。若按照额联的句法改为“烷女竹喧归，渔舟莲动下”，意思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情味却令人索然了。而领联的句法之所以主语提前，突出“明月”、“清泉”，也不只是为了不与颈联雷同，而是让人感到虽然无情之物，也仿佛能通人情、善解人意，穿过松林来与我作伴，慰我寂寞，不由得使人自然联想起《竹里馆》所描写的“独坐幽草里，弹琴复长哨。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意境，画面也显得更富有情趣和生机。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怎么能完全撇开诗歌的意境的传达，仅仅就句法的变化来判断这两句诗的审美价值呢?由此可见，要真正评判文学作品语言的优劣是不可能离开它的表达的功能，仅仅从修辞学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的，而应该像洪堡特所指出的首先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我认为“交往”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一种交流活动;在创作中，由于作家的移情和想象作用，物我之间同样也会形成一种交往的关系，文U腮所说的“神往似赠，兴来如答”，就是作家与对象的对话和交往的生动体现)来进行考察。洪堡特提出的这一有价值的思想虽然在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应该看到它在本世纪的语言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研究领域，在萨不尔、沃尔夫等语言学家，在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哲学解释学家，乃至列昂节夫等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家的著作中，还是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并有了较为重大的发展的。这些理论家在研究语言方面的共同倾向都是为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伽达默尔所说的“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的理解要求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侧，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的联系而竭尽全力。 他们都反对把语言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工具或封闭符号系统，而认为它首先是存在于人的现实的语言行为中的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他们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就是洪堡特所指出的:虽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把人的讲话活动的总和称之为语言，但是“现实存在的只是那种通过讲话而产生的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是永远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从不断进行的新的活动中才能认识到每一生动讲话行为的本质，才能观察到活语言的真实图景。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只能在连贯的语言中为人所感受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人至语言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音」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因此，“语言在任何地方，包括在文字里，都不是处在停留不变的状态，它那仿佛僵死的部分必须始终在思维中重新予以创造，生动地转变为言语和理解，才能完全转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语言在每个人身上产生的变异，体现着人对语言施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只有在个人身上，语言才获得其最终的规定性。”圈这就向我们表明:语言总是在个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仓d造性地进行使用的。在语言行为中，语词的意义往往不完全按照概念所固有的含义而是它的实际使用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游戏既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又需要对规则作灵活的运用。就像棋盘中的棋子一样，它在棋局中的意义和作用完全是靠它的运用而产生的。根据这个道理，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已经知道了如何用这个做什么事之后，问它的名字才是有意义的。”回语言使用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到了后期，他改变了前期视意义为“事物—名称”的主张，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句子中的使用”[’0，“每个记号本身似乎都是死物，什么东西给它生命?—它在使用中就变成活的。”!”」他的观点对“语言行为”说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和塞尔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毕竟是从他前期的逻辑分析哲学发展而来的，尽管他说过:“‘语言游戏’这个词强调的是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L’2一，但他是离开人的语言活动的内在动机、外部环境和条件，只是从语言活动的形式上来进行研究的。这表明，他的方法仍然是封闭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他前期逻辑分析方法的印记，与索绪尔那种仅仅从语言结构内部来研究语词的使用的方法本质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他的以走棋来比喻语言的使用这个例子，也是从索绪尔那里借用过来的。这样，就使得他对语言活动的研究由于失去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联系而陷人模式化，这在奥斯丁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更加明显。 #p#分页标题#e# 这表明，即使同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人的活动、人的行为，但这里还存在着以科学的观点还是以人文的观点来进行研究这样两种倾向的区别。 这里分歧就出在对语言的使用者—人的理解上。所谓人文的观点，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的活动及其产品，而且还把这个人看作不像科学家所把握到的，是一个未经抽象和分解的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不但有思想，同时还有意志和情感，是在知、情、意统一地个的意义上参与活动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所以从人文的观点来看，人对语言的运用就无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理解、意志与欲求，即使在借助语言进行思考、传达信息的时候，也无不表达他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评价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经过他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伽达默尔认为使用语言“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指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3〕它体现着人与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丰富而生动的关系和联系，一种人类生活的整体的存在形式。这决定了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对于一个词或一句话的理解，仅仅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联系与之相邻的其他要素还是不够的，更需要联系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展示的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习俗的、心理的等等多方面的关系来进行。它不只是一种共义化的思想符号，同时也是人的整个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在其中的投影。 们联系整个作把整作品所描写的时点、人物关系等等当作一个统一的语言背景，那么，自洪堡特以来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语言问题所作的人文学的理解与解释，对于我们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认为最主要有这样三点:首先是“语境”的理论。作为文学作品反映对象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感觉的世界，它与理念世界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未经分解、抽象，一种都按照生活原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整体。文学之所以必须通过形象创造来反映生活，就是由于唯有这样一种感性的形式，才能实现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反映生活世界这种整体特性的目的。而语境的理论，正是生活的整体特性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理解语言活动中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这不仅指在文学作品中，语词的释义总是受特定的语言环境，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和心理状态所规定，随着这些语境要素的变化而改变，而且还要求我语言的大环境来加以看待在这个语言的大环境中，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人物的言语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在现实的言语交际条件下独、l._存在的情形:在与其他言语、与作者言语的对比中，它获得r附加的意义，在它那直接指物的因素上增加J’新的、作者的声音(嘲讽、愤怒等等)，就像周围语境的影子落在它身上。”[’4〕人物的语言如此，叙述人的语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如鲁迅《孔乙己》中这样的一段话:“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同样这么过。”从语一言的大环境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快活”决非字典释义中的“快乐”或“高兴”，它有着比这些常用意义远为复杂而丰富的内含。它既反映了孔乙己言行的迁腐可笑和周围群众的冷漠无情，也表达r叙述人(他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在对孔乙己的批判中所隐含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是科举制把他造就成了-个废物，一个在生活中只是供人调笑、奚落的对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些附加的语义成分就不是一般常用意义或字典中的释义所能概括得了的;对于这些附加的意义，我们只有联系移篇小说，把整篇小说当作一个大语境，才能深人体味到。这正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生动再现，一种现实生活的整体把握所要追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次是“交往”的理论。“交往”是借助一定的媒介来传递思想、情感，以达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互相理解、沟通、协调一致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媒介最主要的就是语言。文学作品是有赖于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因为只有在阅读中，当读者进入到作品所创造的境界之中，完全为作家所征服，把作家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之后，作品的潜在价值才能转化为实在的价值，它的社会效用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由于作家创作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抒写出来，以求与读者进行交流，所以写作并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只是一种独白。一旦当作家真正进人到创作的境界，他实际上就是在与他心目中的读者进行谈心、对话和诉说，在他的意识中都有一些潜在的、隐含的读者在。就像柯洛连柯所说:“作家必须不断地感觉到另一些人的存在，必须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思想、情感、形象是否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变成读者的思想，读者的情感和读者的形象。”〔’5〕唯有这样，他的意图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为了强调语言行为在日常交往中的功效，认为“文学文本之内出现的有效要求只对在其中出现的那些人物才有约束力，并非针对作者和读者。有效性的转移在文本的边界被中断;它并不通过交往关系延伸到读者那里。文学言说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只对那些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效，对那些处在第三人称或者由第二人称转移到第三人称的人有效。它并不针对真正的读者。”因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参与者的视野”，“第三人称是旁观者的视野”〔’6;。但事实上，为了达到交往的效果，许多作品都是有意把读者当作一个参与者来看待和处理的。虽然在小说中，像布托那样直接以“第二人称”来进行写作的并不多见，但在抒情类文学中却非常普遍。如苏轼的《烷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在我看来就不是独白而是交谈。因为正是由于他心目中有着以为“黄鸡催晓”、“白日催年”、“人生易逝”、“光阴不再”的一些对人生怀有消极情绪的读者的存在，词中才发出“谁道人生无再少?”这样的反洁问。这个疑问句与诗歌中通常的那种自问自答的写法，如“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等是完全不同的，它有很强的思想针对性，是直接针对着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观而发的。这难道只是一种独白而不是对话吗?所以伽达默尔认为:“讲话不属于我的领域而属于我们的领域”，只有当听话者参与进去之后，讲话的形式方能成立。#p#分页标题#e# “语言的真实存在是，当我们听到话语时，我们就已经参加进去。”“只要一个人所说的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语言，他就不是在讲话。”L‘7j因而，当文学作品在与读者开展的对话过程中，一方面，读者作为听话者并不只是消极地接受作家通过作品向他和传递的信息，他总是积极参与其中，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接受它、理解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只有当文本所说的东西在理解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表达，才开始产生理解。”另一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运用都不会只以表达作家的构思成果为满足，它同时在向读者发出吁求，争取与读者开展对话，并通过激活读者的想象，唤起读者的情感，使读者把自己相关的经验调动起来，共同参与到对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去。“若是文本保持缄默，对文本的理解就不会开始。”L’“所以，一部作品通过阅读而存活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读者与作家所共同创造的，它不仅有时代的差别，而且还有个人的差别。而语言交往亦即对话的理论，正是从媒介的角度向我们说明了文学创作与阅读之间原本存在的距离，通过阅读如何获得沟通、融合而又发生变化、更新的现实依据。 再次是“个性化涵义”的理论。“个性化涵义”是由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历克赛•列昂节夫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借此来区分它与意义的不同。他认为“意义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不依赖于个别人同现实的关系”，而涵义则“是意义在个人心理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及意义在个人的生活中是何物的问题。”所以“涵义决非潜含在意义之中，而且也不会从意义中来而在意识中产生。涵义不是由意义产生的，而是由生活产生的。”〔’9〕如“长命百岁”这个词组，从意义本身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意思，但是在一位99岁的老人听来，却很可能变成为一句咒语，这就是它的涵义。所以涵义的理论表明了“意义在具体个体的意识中的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它们‘返回’到世界的感性的对象性”的表现困，也就是意义进仪到个体心理层面所生的一种变异。文学的对象是实际生活中的丰富多姿的感性世界，作家不是通过抽象思考而首先凭借感觉、体验来与之建立联系的，因而反映在语言上，所使用的只能是一种富有“个性化涵义”的语言。这是文学语言区别于科学语言的一大特征。 对此，萨不尔早就有所注意，他认为“真正深入的符号作用并不依靠和特种语言的词句相结合，而是稳固地建筑在一切语言表达的直觉的基础上。 ……某些艺术家的精神活动大部分在非语言的平面上进行，甚至发现难以用习惯说法的严格固定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圈这样，就通过“在非语言平面上”的使用，使语言的意义从普遍的、社会的层面转人到了个体的、心理的层面，转化为个性化的涵义，从而使得与原先没有相应语言的个J吐意识，包括感觉、体验等等都能得以生动的表达。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特殊的使用手法，就是由此而生。如前面所举的在《孔乙己》中鲁迅把孔乙己在生活中的遭人愚弄、嘲笑、侮辱说成是“使人快活”，只要我们细细阅读一下鲁迅的小说，就会发现类似这样一种变异的用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存在而决非个别的例子。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语言含蓄、幽默、苦涩、冷峻的文体风格和反讽、悖论、夸张、含混的叙事语调。这正是鲁迅对于生活所特有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评价方式以及他所特有的人生智慧、人生见解、人生态度在作品语言上的投影。而这种出于为了表达“个性化涵义”的需要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使用不仅是文学赋予作家个人的最高权利，而且一旦当它获得社会的认可之后，它反过来又为丰富和充实民族的语言，推动民族语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卡西尔认为“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不仅在其艺术领域是如此，而且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身后和他们生前是不同的。这些语言由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而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语言不仅为新的词汇所丰富，也为新的形式所丰富。”圈这结论我认为也同样适合于施耐庵、曹雪芹、鲁迅、老舍等大师，他们的语言观都是在汉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加工的，而通过他们的创造，又推动了汉民族语言的发展。白话文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表现力，就是与吸收他们的创造成果是分不开的。他们之前的白话文与他们之后的白话文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创造虽然并不都属于“个性化涵义”的表达，但至少是包含这些由表达“个性化涵义”所创造的成分在内。 以上三点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开放的、创造的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语言。相比于我们过去文学语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并在研究中真正值得我们遵循的一条道路。
语言文学理论范文2
1.该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语言技能的学习不应该被分割成听、说、读、写，孤立地学习。教学应该从整体出发，使听、说、读、写技能同时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语言需要在整体的背景中进行学习，语言学习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然后再回到整体的学习过程。整体语言环境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学习。整体语言教学重意义、重整体、重综合技能。对于EGAP教学而言，教学可采用语篇教学的方法，通过语篇学习，了解语篇结构和内容，熟悉学术语篇的构成方法。通过语篇的组织，熟悉和掌握学术语篇的宣讲技能。在这样一种有意义的学习中，学术语言和技能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以同时发展。
2.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为交际目的而存在的社会现象。
语言知识不等于语言运用。不应人为地将知识和技能分割开来，孤立地培养，而应当通过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加以培养。有鉴于此，EGAP教学应努力使学生置身于学术交流活动的真实环境，提供学术讲座音频和视频材料，鼓励学生撰写学术报告并进行宣讲，组织学术讨论。通过这样一种模拟的真实的环境，使学生更加容易地掌握学术英语交流中的语言知识和交流技能。
3.整体语言教学主张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考虑和尊重学生的需求、兴趣和特长，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地、有意义地、持久地学习。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中，教师不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者，而且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促进者。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团队合作和同学间的交际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在EGAP教学中可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专业特长设计教学活动，布置学习任务，及时与学生沟通和协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确保学习任务的按时完成和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组织学生自评和互评学习效果，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促进学生的学习进而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交流能力。
二、整体语言理论的具体应用
整体语言教学理论强调语言教学的整体性、语言运用的社会性和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观点，为非英语专业硕士生学术讲座听力、学术报告写作以及学术报告宣讲等学术英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学术报告宣讲是国际学术会议中主要的交流形式，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熟悉和体验学术宣讲过程，掌握学术宣讲语言和技能，笔者在教学中以整体语言教学理论为理据，进行教学实践并取得初步效果。
（一）教学的基本环节
1.理论指导（TheoreticalInstruction）。
开课之初，教师将对分散在教材各个单元的学术宣讲话语、宣讲技巧和方法进行整合，补充和丰富有关内容，按照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的流程，完整介绍学术宣讲的语言和策略，强调要点，布置理论自学，为学生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提供前期的理论指导。
2.讲前准备（ReportPreparation）。
经过理论学习，学生对于如何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将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兴趣确定报告的主题，收集资料，根据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的理论知识，组织和完成学术报告的发言稿和PPT。教学班学生来自学校农学、植物保护、资源与环境管理、园艺、食品科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学术报告主题丰富。教师在这一环节将与学生充分协商报告主题，帮助学生完善报告内容，确保教学后续环节的顺利进行。
3.学术宣讲（AcademicPresentation）。
学术报告宣讲人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课堂上宣讲报告。报告的主题和点评的要点将提前交给学生听众。报告宣讲中，学生听众不仅要听取报告内容而且要留意报告语言和技巧的运用。报告宣讲后，学生听众与宣讲人先就报告的内容进行目的语的口头交流，然后进入讲后点评环节。
4.讲后点评（AudienceEvaluation）。
澳大利亚课程中心主任DavidNunan认为讲后点评不仅包括评价本身（Assessment），还包括了对评价结果的理解和依据该评价结果应该采取的行动。因此，我们采用讲后点评法，组织和引导学生对宣讲报告的开场、结尾、结构话语的使用、PPT的辅助效果、图片图表的解释、声音的运用和体势语的使用等进行讨论和评价，直观地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学术宣讲的语言和技能。
（二）教学结果与讨论
收集资料，撰写、宣讲和点评报告的实践过程既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又提高了学生用英语进行学术宣讲的技能。在宣讲报告的准备阶段，学生通过报告内容的组织以及宏观表达（Macro-structureSignals）和微观表达（Micro-structureSignals）的实际应用，加强了写作的逻辑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宏观表达和微观表达的学习和使用不仅帮助学生了解了这些表达的不同作用，较好地掌握了学术宣讲语言，而且帮助他们建立了形式图式，使他们在学术讲座中得以更好地把握讲座内容的整体结构。教师在这一阶段针对学生报告中核心内容比例失当以及报告内容一致性不够的问题，运用美国专业演讲者Morgan和Whitener的组稿方法，指导学生从核心问题出发，向外扩展来组织讲稿，删除了报告中不必要的细节，进而突出了报告的要点，完善了报告的内容。点评和讨论宣讲报告让学生明确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模糊认识，改进了报告宣讲阶段的不足，真正掌握了学术宣讲话语和基本技能。正如美国应用语言学专家MichaelRost在论及学术讲座研究方法时所指出的那样，让听众来评价学术讲座的效果，尤其是讲座中的不足，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讲座研究方法。通过点评，学生明白了怎样简化PPT演示文稿、如何确定幻灯片的数量以及演示文稿与宣讲的配合问题。宣讲人对自己的表达速度有了更好的掌控，更加注意自己的体态语言。对图片图表解说的点评和讨论，发现并解决了宣讲人图表解释前不提示、图表中解释部分不明示以及讲解与听众理解不同步等问题，帮助学生熟练了图表解说的基本方法。
三、结语
语言文学理论范文3
一、所研究问题的社会背景 陈教授非常简练地讲述了外语学习在中国的地位。他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中国近年来关于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主要是外语教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一些令人关注的热点，如文化和外语教学和学习之间的关系；外语引起的外来文化入侵问题和为减少外来文化冲击而提倡只教语言不教文化的观点等等。从而引出本讲座的所要讨论的问题：从外语教学和学习的角度来说，学习外语有没有可能不了解或不学相应的文化，而只把外语作为一个工具来学习。重点论述了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文化起到了什么作用，语言怎么帮助我们认知社会和认知文化，语言与文化、认知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二、学术背景综述 为更好地帮助师生理解四者之间的联系，陈教授首先阐述认知、文化和语言的意义，然后详细地介绍了世界知名的学者在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所做的假设和研究理论。 1.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hypothesis)。美国人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提出的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的主要观点是：A.语言决定思维；B.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也不同。人都具有语言能力，脑子具有语言的体系。它指挥人的思维。人的观念的形成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它是受制于我们的语言体系的。语言系统不同，人的观念也不一样。语言结构影响人的思维，进一步影响我们观察世界，影响我们世界观的形成。 2.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概念。德国哲学家、政治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语言使你用一种特别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人从自身中创造出语言，同时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藩篱。不同的语言结构影响某一物理现象的观察和表述。在此，陈教授还举了印度语以及汉语中的一些典型例子加以说明。 3.Borodisky的语言差别观。Borodisky认为，面对一些直接能看到、观察到的东西，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民族与民族之间比较容易趋同，如对不同颜色的认知，所有语言都差别不大。对一些抽象的概念，往往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就比较大。 4.Levinson关于语言学习和认知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认识。著名语用学家Levinson指出，小孩在学语言的过程中就等于经历了一场认知的革命。对周边环境的观察和对语言的分类，实际上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用语言认识世界，而认识的世界又影响到语言。在学习的过程中，语言学习和认知的发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三、实证性研究过程 陈教授非常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实证性的研究。 首先指出自己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外语学习（或第二语言习得）与从前的经历是否起互相促进的作用？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然后说明了研究的对象及对象分类的原则和意图。他把研究对象分为四类：（1）中文作为母语的中国人（没有学过英语或懂很少的）；（2）中国学英语的学生（一年级）；（3）中国学英语的学生（四年级）；（4）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对这四组人进行一系列的比较与观察，目的主要是观察没有很多学外语经历的一年级学生和学习较深入的四年级学生在学习英语之后，其思维层面或某些方面是否受到英语的影响，在世界观上是否有不同，对某些问题的理解是否不一样。第一类人与第二类人的选取主要是起一个强烈对比的作用。最后他指出，研究主要从词汇、句法、篇章三个层面去分析，并分析了每个层面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中的发现。 1.词汇。从词汇方面的调查表明：（1）语言的学习潜移默化，学习者会慢慢的感知它的文化内涵，这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2）在英汉两种不同语言里，隐含着很多文化和观念，没有绝对的对等词，关键是认识和研究它的文化内涵。（3）随着学习的深入和语言能力的提高，中国学生对“宣传”等词的认识也趋同于外国人的那种文化认知。（4）第二语言学习者对词汇里包含的文化意义从不理解到理解的变化过程，是对第二语言下的文化的认知过程。 2.句法。从对句子的翻译调查中发现：一年级学生翻译时在句法结构上受母语影响很大，写的大多是我们称之为“中国式的英语”，而四年级学生随着学习的深入，已经懂得运用一些英语的句法和结构，倾向英语“结构突出”的习惯，虽然有时会过多地使用介词短语。从中可以看出，汉语和英语的句法结构差异对学生学英语有深刻的影响，学英语的学生要改变汉语句法结构中“话题突出”的习惯（思维方式）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3.篇章。从对篇章写作的结构方式方面的观察显示：随着英语学习的深入，学生越来越多人倾向选择说英语国家的人喜欢用的演绎法，而抛弃传统上中国人喜欢的归纳法。这实际上是语言学习这对另一种思维方式认知和接受的过程。 陈教授从词汇、句法和篇章三个层面的研究说明两个观点：（1）语言与语言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学第二语言时，初期阶段可能是寄生的——寄存在第一语言上的，受到原来语言的影响很大，包括词汇、语法、句法甚至观念和思维。（2）学语言的人随着语言水平的逐步提高，同时也逐步提高了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接受另一种文化，语言与文化是分不开的。 四、研究结论 陈教授认为：语言、文化和认知是互相联系的，外语学习的过程也是认知过程的发展，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外语学习的过程就是适应另外一种文化思维和行为模式，这种适应不等于要去认同它，但要理解它。外语学习的过程尽可能接近它的文化，理解它的文化，才算真正掌握那门语言。陈教授强调，应该把外语作为一种文化来学习。语言和文化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外语学习丰富了一个人的文化经历，提高了学习外语的效率，把外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从而获得更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p#分页标题#e# 五、研究的启迪 陈教授总结了从该研究中得到的一些启示： 1.在中国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研究应更关注汉英两种语言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因素；2.在此方面，系统的和以数据为本的研究能提高我们对外语学习过程中语言、文化和认知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认识；3.在实践层面上，形成良好学习策略和改善教学法的基础，是对不同层次的语言的分析和比较。4.外语教学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时也帮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外语引起的外来文化入侵问题和为减少外来文化冲击而提倡只教语言不教文化的观点，是片面而且狭隘的。
语言文学理论范文4
（一）管理制度上的执行性迷失
1.制度的一贯性一项好的管理制度是基于现实，经过几代人不断打磨而成的。随着人员变动，特别是校长和教科室主任的更换，学校原有的具有一定适应性和适用性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可能出现散失、断裂，也可能出现教育科研制度重建。但是，科研制度从提出到成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暂时性的制度必然有不完善性。而且校长、教师流动周期比较短（江苏的规定是6年）新的科研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善，人员又要变动，所以会出现执行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永远都是不完善的尴尬局面。
2.执行的有效性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指向的也是特定的人或人群。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的执行需要学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教科室主任、教研组长的共同努力，才能在执行上有所建树，推动学校教育科研工作的发展。人员的变动不仅给队伍建设带来了难度，而且对教育科研管理制度的执行提出了挑战。
3.调试的适应性制度是需要不断吐故纳新的，进行必要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以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达到以制度的渐进发展保障学校教育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在承认制度的相对不完善性的同时，必须看到好的制度和相对比较差的制度在调试的力度和效度上的作为大有高下，频繁变动的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阻滞了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
（二）管理文化认同上的价值性冲突
1.对教育科研价值的认同度有差异重视和不重视是两个极端，其中还有几个层级的中间地带。比如，有一定自主创新的科研、按照上级要求做的科研、纯粹应付了事的科研，等等，表现出来的是不同的科研氛围、教师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校际差异。在教育科研价值的认同度上会有一定的差异甚至是差距，这取决于校长以及学校领导班子对于教育科研价值的认同，还有就是教育科研对于学校教育教学的贡献份额，总的来看，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和提升。
2.对教育科研操作的认同度有差异是真做科研还是假做科研，是重视过程还是重视结果，是个体科研还是群体科研，是探索研究还是印证研究，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在教育科研实践中表现出来。不同的学校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科研群体会有不同的关照。
3.对教育科研评价的认同度有差异教育科研对于学校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力是对教育科研评价的关键，怎样归因，体现了管理者的立场和价值观。要使教育科研有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力，就必须在对教学型和科研型教师的评价上找到平衡。评先评优、绩效考核中教育科研的占比是一个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不同的管理者、不同的学校之间在认识上和操作上不仅存在差异，差异度也可能相当悬殊。
二、原因分析：理性追问中的必然
（一）人力资源配置上对于科研力量的思考缺位
参与流动的教育工作者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包括校长、骨干教师和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满六年的教师。校长流动主要考虑破除“门户之见、视野狭窄、思想僵化、创造力下降以及经验主义和人际关系复杂化等一些消极因素”“为校长的成长提供新任务、新要求、新认识与新实践的机会和环境”“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和事业心，逼迫其产生出新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教师流动一定要考虑到学科问题，比如一个学校语文教师严重过剩、数学教师严重超额，都不利于发展，学科间的平衡一定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在考量的体系中没有教育科研的因素，没有将教育科研人员的均衡纳入其中，教育科研力量均衡就很难有保证。
（二）科研制度上对于科研文化的思维缺失
从教育行政在科研制度引导上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学校科研文化发展的弊端看，宏观的科研制度不健全，笼统、大而化之的制度居多，落实的、有个性的制度少之又少；教育科研工作推进上主要还是以活动为主，呈现出的状态是有一阵没一阵，连续性较弱；教育科研交流机制不健全，各自为战的情况很普遍。教育科研发展缺乏教育行政的有力支撑和引导，致使低水平发展的情况普遍存在。加上一些地区应试教育横行于校园，科研文化建设事实上在应试文化的挤压之下生存空间极为狭小。
（三）评价政策上对于教科研绩效的思想缺席
这里的评价主要集中表现在对于学校的综合评估以及对于教师的绩效工资考核上。以某地区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方案为例，教育科研在150分的总分中占20分，反应出重视的程度偏低。学校的绩效考核中教育科研占比始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教育行政的规定相当笼统，所以各校之间的做法差距较大。有些地方片面强调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严重窄化了绩效考核的本义，教育科研在教师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校际间教育科研在绩效中的占比呈现出个体性大于整体性的不均衡态势。
三、路径探寻：方向沉思中的应然
（一）教育行政，在均衡上着力
1.均衡人力资源配置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抓手就是要破除“单位人”“学校人”的门第鸿沟，将教师变成“区域教育人”，实施义务教育师资“无校籍”管理制度。进行区域内教师流动，不仅要考虑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资源的均衡，也要关注学科之间的均衡，在此基础上将教育科研骨干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视点予以关注，以科研骨干力量的相对均衡保障区域内教育科研质量的均衡。
2.统筹评价制度改革科学设置教育评价的项目和权重，将教育科研工作列入考核细则，突显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为教育科研发挥对教育工作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奠定基础。特别要强调的是在评价体系中破除学生学业成绩“一家独大”的局面，为包括教育科研在内的其他工作争取适当的生存空间。
3.协调区域共同发展教育科研工作区域间的不均衡性是一定的，这就和教育均衡发展不能保证所有学校、所有学生发展的完全一致是一个道理。但是不断缩小差距，在制度设定的框架内均衡配置资源是可以做和能够做的。区域内的教育科研不仅要在均衡配置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确立动态均衡的理念，在发展中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要摒弃“削峰填谷”式的庸俗均衡做法，在为学校注入强大前进动力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大力推进学校教育科研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实现动态、追逐、高位的均衡发展。教育均衡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管理概念，也就是发动的主体在行政，特别是直接领导的教育行政。立足于教育科研管理的视点，教育行政在均衡发展上有很大的可作为空间。
（二）学校层面，在优化上着手
1.打造研究文化教育均衡发展不是扁平发展，更不是矮化发展，需要在均衡理念指导下的自发、自为、自省式的文化发展。站在学校的角度必须要在打造科研文化上下功夫，倡导全员研究、草根研究和全方位研究，让研究成为校园中最亮丽的风景。教育科研在学校中的生存和发展只有植根于全体教师的心中才能够实现，将研究寄希望于少数科研骨干(包括校长)是不正常，甚至很危险。因为，研究的目的除了达成研究本体目标以外，更重要的是培训师资，达成全体教师的个体、个性发展。立足于教育教学实际，为了实践、在实践中、改造实践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三个着力点。立足教育教学，在教育教学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教育科研的生命，也是草根研究的本义。唯有打造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科研文化，才能使教育科研工作存续并新生。
2.协调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在立项的时候就要准确定位，属于重大研究、学校整体研究的要列入单位立项范畴，而个体研究、局部研究的则要列入个人立项范畴。当人员流动的时候，对这两类课题要有不同的要求，单位立项课题不能随主持人流动而带走，个人立项课题可以由课题主持人带到新学校继续研究。这里比较复杂的是校长主持的单位立项课题，当校长流动时课题的归属就会出现矛盾：带到新的学校，研究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原来设定的实验因子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留在原来学校，新任校长的研究旨趣不一定与该课题相符，由其它学校流动过来的校长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要破解这个难题，主要是在课题立项的时候关注校本，将学校主课题定位在学校教育教学问题解决的层面，这样，不管作为课题主持人的校长流动到哪里，学校仍然坚持既定的研究方向不变，通俗地说就是“换人不换车”。
3.培养研究梯队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是学校重点工作之一，在均衡化背景和教师流动的现实状况下，固化的研究队伍结构肯定是要被打破的，但不是说教育科研队伍就进入无序、散乱的状态，而是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建立结构、打破结构、优化结构。具体说，就是要在教育科研人员队伍上有“几手”准备，既要有“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也要有在一线“冲锋陷阵”的科研骨干，更要有“时刻准备着”的骨干预备队和群体性科研队伍。
（三）教师个体，在发展上着眼
1.精炼研究意识教师身处教育教学一线，火热的教育生活应该是教师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舞台，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应该是广大教师的追求。在平凡但不平淡的教育现实场景中潜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形成观察教育、审视教育的心理动因。对于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形成随时随地、对任何事物都进行教育思考的习惯。
2.锤炼研究能力研究重在过程，重在对行动的思考和改进。中小学教师要加强自我反思，对已经解决了的、悬而未决的、实难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反思。借助反思的工具，分析情境、主体、事件，找出问题症结，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这样的过程就是在建构自己的实践性教育，也是培养教师个体实践研究能力的主要途径。
语言文学理论范文5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语言文学理论范文6
学生由高中进入大学，英语能力参差不齐。由于英语大多是从初中开始要求的必修课程，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加之应试的压力，很多学生从初中到大学的这个较长的学习时限中，没有从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真正乐趣，更多的是将它看作是任务来完成，从而忽略了阅读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另外，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精读、轻泛读”，将阅读课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词汇、句法等方面，而没有注重背景知识在学生阅读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学生本身对阅读不够重视，加之不适当的教学方法导致他们在阅读上存在障碍。具体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词汇量不足，词汇记忆方法不得当；（2）阅读量不足，课外阅读缺乏，阅读能力差；（3）阅读习惯差，或“指读”，或“唇读”，或“回读”、“重读”，或“译读”，或遇生词即查字典，造成阅读速度缓慢；（4）背景知识欠缺，无法建构图式框架，望文生义；（5）阅读教学停留在对表层信息的理解，忽略语篇结构和语篇语义的完整性，使学生产生语篇障碍；（6）阅读目的不明确，动机不强，阅读主动性差。
二、利用心理语言学理论提高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效果
从心理语言学在阅读领域的发展看来，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不仅是一个教授信息的过程，而且是解释信息的过程，我们理应从传统的教学观念中解放出来，打破以往传统的重词汇、句法的教学模式。
1.阅读的心理语言学模式。
阅读的心理语言学模式主要包括概念能力、处理策略和图式知识。图式知识和阅读能力在阅读教学的心理语言模式中，主要是依靠处理策略影响阅读效果。在阅读过程中，学生主要经历两个阅读过程，一个过程是将阅读的信息从书面转移到大脑，另一过程则是新的知识在读者大脑中透过已有的知识和概念得到吸纳和消化，从而完成对新信息的加工。这两个过程相互依存，互为补充。读者在前一过程中对新信息进行寻找和挑选，在后一过程中，读者的头脑在固有知识的引导下，对新信息进行对比和综合，从而完成对新信息的验证、补充和分析，完成对阅读内容的理解。
2.运用心理语言学理论提高大学阅读教学效果。
心理语言学尝试从知觉、动机、记忆、智力等角度去解决关于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培养的问题。这些理论合理应用在阅读教学中有利于提高阅读教学效果。
（1）激发学生的阅读积极情感，加强阅读内在动因。
心理语言学家认为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那些带着积极情感学习的学生比缺乏热情和情趣的学生学得更加轻松和迅速。由此可见，积极的情感和兴趣对阅读过程将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Goodman认为阅读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过程，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模式。他认为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体验、预测、确认和修正的过程。他的观点对我们的启示则是，阅读者应该有选择性地接受阅读篇章中的信息，在阅读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预测文章的大意，而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在快乐的情感中进行阅读活动。在阅读课堂中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①改变在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模式，将课堂转变为学生为主动参与者的轻松开放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中应尽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诙谐生动的教学语言，亲和、平等、热情的态度积极地引导学生，同时，教师要注意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求知欲及自觉性等内在心理因素，最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②教师在备课时也要注意挖掘文章中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指导学生在阅读时能进入角色内心，投入情感。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善于挖掘文章的背景信息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思想感情，以情启智，使学生在阅读中能产生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探寻欲望，促使其逐渐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2）明确阅读目的，增强阅读动机。
在传统阅读教学模式中，由于缺乏阅读的目的性，教师又多是阅读的主导者，将本应该属于学生去积极寻找、主动思考、努力解答的问题和信息由教师代替完成。学生被剥夺亲自理解、分析判断、推断对比、评价总结的机会，就很难尽快培养高效的阅读能力（吕生统，蒋菊，1997）。由此可见，阅读目的在阅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失阅读目的，将无从确立阅读策略和阅读技巧。Krashen的“情感过滤假释”理论认为情感是语言过滤器，学习者的动机会将部分外界语言输入筛选出去，降低语言学习的质量。因此，学生的阅读动机和阅读效率具有正向的影响关系。
（3）扩大词汇量，巩固语言基础。
Treisman（1960）认为人脑中存在一套处于巨大网络中的多条目词汇体系，网络中词汇间的距离越短，词汇之间的关系也就越近，激活越快。实验表明：词频效应和语境效应（上下文效应）是词汇识别的重要因素。词频高的词更容易被提取，于读者而言，将低频词变成高频词可以通过增加词汇重复出现的次数来实现。语境效应在阅读理解中则是指上下文语境。结合上述几个因素，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做到以下几方面：①打破孤立学习词汇的方法。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依照词汇间的各种关系帮助学生记忆词汇，如词汇的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等；另外帮助学生掌握一定构词法，如通过添加常见词缀构成的派生词，使学生在掌握常见词缀含义的同时能够更容易掌握派生词的含义，从而在阅读当中能够根据自己已有的词汇量联系上下文更准确地猜测生词的含义。②增加词汇出现的次数提升学生的词汇量。教师应该让学生在课上和课后阅读大量与课文内容尽可能相关的材料，增强阅读的趣味性，提高新词的出现频率，从而摈除传统阅读课中的枯燥性，提高学生对阅读的兴趣，让学生愿意主动去学习和记忆应该掌握的知识和词汇。
（4）注重背景知识的传输，构建图式框架。
Rumelhart认为理解就是选择能够说明输入信息的图式与变量约束的过程（陈贤纯，1998）。阅读过程是在新信息与图式逐步匹配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读者对文章背景知识了解得越多，头脑中的图式就越丰富。而当读者在语言能力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可以借助背景知识更好地解决词汇和句法方面的问题。构思图式分为形式图式和内容图式两种。形式图式主要指读者对整体篇章框架结构的认知。文章类型不同，其篇章结构模式也不尽相同。如果读者能从篇章模式把握整体框架，即便没有逐句阅读整个文章，也能了解作者的写作思路，从而了解文章的内涵和意义。内容图式则包括与文章相关的文化背景、政治历史状况、当地风俗等方面。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当读者与作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图式时，文字带来的障碍往往可以轻易克服，而且随着读者对内容图式的深入了解，也加深其对文章的理解。因此，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当注意扩大选材面，选取涵盖政治、科技、文化、娱乐等不同题材的文章，可以拓展学生的阅读面，丰富学生的内容图式。
（5）通过语篇线索，引导学生对文章更好地认知和理解。
根据心理语言学理论，语篇线索是学生正确理解词汇、句子以及语篇的基础和依据。句子只有用在语篇中才能发挥交际功能和价值，才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最好的通道。因此，只有当读者正确理解了文章的语篇结构，理顺了段落间的逻辑关系，才能正确地理解文中的词汇和句子。遵循这一原则，教师在阅读课程中可以采用以下的教学手段：①要求学生仔细阅读首段和尾段。特别注意每一段的主题句，并引导学生找到其中的连接、过渡方式。段落间的连接与过渡方式主要有连接词、表替代重复意义的词或词组、平行结构以及表示强调意义的词或词组。②讨论段落大意，同时预测下段的内容，然后阅读下段，检测预测正确与否。然后再重回原段落，利用语篇结构理解段落中词汇及句子的意思。因此在这部分，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注意主要段落句子间的连接词，掌握段句子间内在的关系，这样能帮助学生有效了解段落文字的大意。
（6）阅读策略。
阅读策略是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用的技巧和方法，包括略读、详读、预读、寻读、推测上下文含义等。在阅读课中，学生主要集中在词汇语法的学习、篇章结构的分析，而对阅读策略的学习和训练则不太重视，经过笔者长时间的教学发现，培养学生对不同阅读材料的阅读策略和技巧的实践，可以很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与知识的学习。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应试能力，也能帮助其提高阅读效率。
三、结语
语言文学理论范文7
将多门课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协同建设，在文艺学领域里，始于1980年代初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领衔的文艺学系列课程的教学改革。该系列课程由“文学文本解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三门课程构成，它们“分别承担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传授文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批评实践能力的任务”。该系列课程已于2003年立项为国家首批精品课程。在系列课程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随着课程理论本身的发展，教育理论界将这种关联紧密、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多门课程协同建设的实践称之为课程群建设。本文论及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主要是指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方案中由文艺学学科开出的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为两翼，以“文学批评”为落脚点的课程性质相同、功能相异、服务同一教学对象、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门课程的整体建设。近年来，以课程群的思路来建设文艺学学科开设的多门课程的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管理部门的认可与赞同，不同高校的文艺学课程群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国家、省、校三级教育管理部门的立项资助。通过几年来的立项资助，文艺学课程群建设成绩斐然，引起了教育界的瞩目，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以下几个问题是当前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尚未得到应有重视，而又必须重点关注和处理好的。 一、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与教师培养的问题 通观国内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近年来文艺学教学界的主要兴奋点和着力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是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造，（2）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3）课程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变革，（4）课程群建设成果的固化与教材建设。以上几个方面确实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应该加强。但在近年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太过集中于课程群的内涵建设，导致只见独立于教学活动主体之外的课程内容、方法、手段与教材的建设，而忽略或者遗忘了教学活动中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师这一重要的“人”的因素的建设，以致在课程群建设中，只见“物”而不见“人”，这就是说，只见课程内容与教学条件的建设，而不见教学活动主体的建设。 在我们看来，教师在课程群建设中至关重要。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了课程内容的理解者、阐释者、建构者与传播者，学生则是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体验者、评价者和接受者。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我们理应重视教学主体之一教师的培养，强化“人”的建设。如果没有合格教师的培养与建设，没有教师正确的理解和有效的阐释，再好的课程内容，再完善的知识体系，再优秀的课程教材，对于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低效”或者“无效”的课程资源。这将不利于学生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储备、思维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实际的提高。如此一来，最终将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落空。 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如何实现对教师的培养？在以往的理解中，教师的培养我们主要着眼于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术能力的训练。但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视野中，我们强调对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的培养。那么，究竟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在我们看来，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必须首当其冲地培养教师形状一个完善的文艺学知识结构，使教师对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有一个立体、多维的知识视野，能够从课程群的其他课程中驾驭和把握该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教师终身只教一门课程的做法，让参与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所有教师，轮番从事“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一组课程的教学。通过课程群教学的实践，从教学制度安排的层面迫使教师必须从单门课程的局限中走出来，打破此前课程与课程之间森严的壁垒，树立教师以课程群为基点的整体课程观，在教学实践中使教师的知识构成日趋完善，知识视野慢慢得到拓展，自身的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此外，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由于整个文艺学课程群的任课教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教学团队，加之在制度安排层面上要求人人都得从事课程群中所有课程的教学，因此对于如何理解教材、如何阐释教材、如何拓展教材，如何选择有效的方式进行传达，课程群的所有任课教师都会有经验性的体会这样就能够进行实际性的“交流”和“切磋”，能够针对同一教学对象在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教学经验为依托而不是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建设性意见，从而使参与课程群建设的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能得到实际性的提高。通过课程群建设培养教师，在具体形式方面主要有老教师的“传、帮、带”、课程群的专题教学研讨会，以及将需要培养的教师送往国内高水平大学里进行相应课程的专门进修和访问等。总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不应忽视对教师的建设，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建设的重要性，更要挖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对于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培养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二、文艺学课程群诸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课程群，根据教育理论界的共识，从数量上说一般由三门以上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而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课程群中必须以某门课程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开设出若干门子课程；第二，课程群中的所有课程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密切联系的课程；第三，课程群应从属于某个学科，相互之间有着合理分工的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国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各个具体的建设单位将文艺学的若干门课程在申请立项建设时作为一个课程群来对待，但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往往并没有将这些课程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在文艺学课程群名义下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各自为政，课程内容在建设的过程中，相互交叉、重叠、条块化分割、对话性欠缺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由于课程群中各门课程之间的课程使命、目标、功能与任务没有很好地协调与理清，在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课程群教学的整体优势和集团效应。因此，在进行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过程中弄清各门课程在整个课程群建设中的地位与关系尤为重要。只有理清了这种关系，各门课程就能各司其职，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最大可能地发挥出应有的课程群效应。#p#分页标题#e# 理清文艺学课程群中诸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各门课程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地位来讨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简介》（1998年版）和国内众多主流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可以发现，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一般被设定为专业基础课，“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被设定为专业主干课，“文学批评”则被设定为专业拓展课。由此看来，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是为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各门专业课程奠定必要基础、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程。通过“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获得的各种知识、素质与能力是进一步学好“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文学概论”是课程群建设的重中之重，处于课程群中的核心地位，而“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课程则构成了文艺学课程群的两翼，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广大的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学概论”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强化和印证。“文学批评”作为专业拓展课，是学生在掌握文学概论、文论史的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对学生运用文艺学相关知识分析文艺现象与文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落脚点，是对学生素质能力进一步拓展与提升的课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理清诸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视角，则是从文艺学课程群中各门课程的性质的差异来分析。根据文艺学界的共识，由于研究任务、目标、内容、方法和使命的差异，文艺学一般分成五个学科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在教学领域中，文学史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具体化为“西方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门课程，它们均独立于文艺学课程群而专门开设。因此，在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课程群的内涵较学科意义上的文艺学学科群要小得多，主要包含以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为课程内涵的“文学概论”、以中国文学理论史与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文论”、以西方文学理论史与西方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西方文论”、而“文学批评”则更为强调的是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解读、理解文本时的运用，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具体而言，“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主要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哪些、文学从哪里来、文学有何作用、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等有关文学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元”命题来建构课程的内涵，它是文艺学课程群中“论”的部分。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术语，在面对文学问题时，能够用专业术语对其进行解答。“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这两门专业主干课则是以中西文艺实践的历史作为依托，描述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每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与理论术语是怎么从这种独特的文化语境与艺术实践中生发出来的，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哲学方法论，描述它们的变化、发展与演进，给学生提供“文学概论”课程中有关文学的基本问题要如此解答的历史支撑。这两门课程是属于理论“史”的范畴。“文学批评”则是强调课程的实践维度和操作程式，主要是在上述三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学会使用文艺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去阐释和解读各种文学文本，使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阐释有一定的方法论自觉，超越未接受文艺学训练的印象式阅读和理解，使学生在阐释文艺现象时具有文艺学的专业特征。文艺学课程群建设需要一种整体思维与全局视野。 根据这些分支课程的功能和性质，我们在对文艺学的诸门课程作为课程群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理清各门课程之间那些交叉、重叠的内涵，摆正各门课程的位置，理顺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些内容即便在课程群的几门课程都要讲解，但讲解的侧重点与方式是肯定要有所区别的。譬如都要讨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概论”课程中，主要是阐述文学批评的性质、特征、类型与方法，但在“文学批评”这门课程中，则主要强调各种具体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和操作。总之，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课程教学目标，那就是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构架，让他们分析文艺学问题时，既要有一个“史”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谱系，也要有“论”的内在周延性和学理性，从而整体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资源转化的问题 从建设的维度来审视文艺学课程群，就意味着文艺学课程群下的各门课程是未定型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和最终固化的，这表现为：（1）“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等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将随着文艺学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出而进行调整；（2）文艺学课程群下包含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四门课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有可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成果的迅猛发展而产生新的课程，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包含的课程愈来愈丰富。历史地看，科研成果向课程的教学资源转化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在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教学资源的转化太过缓慢，教学领域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更新远远落后于本学科的相关研究。 从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际来看，“文学概论”课程基本上沿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里所使用的编写体例、知识体系与基本观念，近十年来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并未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此前由本质主义所建构的文艺学知识构架在经过十年来的争鸣与讨论，很多观点和问题都明显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和不周密性，但教学界并没有及时地来清理这些问题。“中国文论”还基本上停留在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张少康等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当代海外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贡献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吸收。“西方文论”的课程建设基本上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为底本，吸收了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和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的内容而形成。西方文论20世纪以来本身的发展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及时转化为课程建设的资源。总之，目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从整体上来看，面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保守和滞后，科研成果转化成课程建设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p#分页标题#e# 在我们看来，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立场，敞开胸怀吸纳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课程教学资源，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可以有以下三种路径： （1）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提供的新材料、新观点与新结论，更新或者补充文艺学课程群相关问题的阐释和解答，“从教学角度来看，这些科研成果进一步证实了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增强了文艺学课程群中基本问题理解的多元性与对话性。 （2）根据文艺学本身的发展，增加相关课程的教学内涵，使课程的教学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和完善。譬如在教授文学批评方法的时候，晚近兴起的性别批评方法、文化研究方法这些尚未进入课程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课程内容的开放，及时将这些研究成果吸收进来，从而使课程教学的内容与学科发展的水平的距离尽可能地缩短。 （3）将本学科发展的大量最新前沿研究成果集中向文艺学课程群的课程资源转化，开发出新的课程，从而使本课程群中相互关联的课程更为丰富和多样。这种以新课程的形式来实现科研资源向课程资源的转化一方面可以以专题的形式来开发。如结合当前的研究热点，我们可以开发出“视觉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媒介变革与文艺发展”等课程，也可以以综合的形式来开发，诸如增加“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这类新课程等。只有这样，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才能够扎根于当下的学术语境和生活情境，才能够得到较为丰富的学术滋养而永葆生机，才不会沦为离我们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高头讲章。 总之，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制度变革、学术研究的现状紧密相连。除了上述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亟待厘清和解决外，还有一些问题也较为重要，诸如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专享与共享问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目标与实效问题也值得展开认真的研究与仔细的讨论，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
语言文学理论范文8
文学理论课程是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一般在大学一二年级对学生讲授。 作为该专业的基础入门课，文学理论课程在整个学科设置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在向学生传授文学基本原理知识的同时，还旨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启迪生存智慧，陶冶高尚情操等，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够感悟文学，思考人生，整体素养得以提升。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这种理想的教学效果是很难达到的，甚至使文学理论课程的“教与学”同时陷入危机。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讲，是由文学理论课程的学科特点、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不当、学生自身理论素养不够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是课程自身性质。文学理论课是一门阐释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课程，是对文学普遍规律的一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归纳和总结。因此，就显得抽象、深奥与枯燥。二是学生理论素养的缺失。这门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刚刚开始接触文学史和阅读文学作品，此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文学理论课程则是以古今中外的文学活动为基础来阐释一般规律的，因此，在学生理论素养缺失和理性思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开展教学，良好的教学效果自然难以达到。三是教学方法陈旧。针对课程本身的抽象性与学生理论素养不足的状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努力使灰色的理论形象化，帮助学生理解，从而达到教学效果。而在实际教学中，仍存在教师知识陈旧、教学过程照本宣科、教学方法单一的情况，不利于教学开展。 另外，优秀教材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的文学理论教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教学基本目标，但就大多数的教材来讲，依然存在重复率过高、理论层次不明确、相似处过多、学术性太强、现实感不够等诸多问题。加之教材参考书较少，不便于学生的预习和复习。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现状来看，教材的编写是否成功直接关系着良好的教学效果能否取得。而笔者认为，一本好的教材首先应该具备的要素是脉络清晰。所谓脉络清晰，就是教材的编者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应力求用清楚明朗的体例把错综复杂、枯燥抽象的理论知识融会其中。在这里，教材的体例框架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一本教材编写的逻辑起点和思路的最直观显现。 笔者认为，编者对文学理论的认知能反映在体例框架的建构上，因此，对教材框架的研讨能够从一个侧面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观念的承继和更新。 一、80年代：在承继中发展 （一）“板块”模式的延续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在编写上呈现出明显的承继倾向。在体例框架的建设上，80年代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及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传统模式及主要理论的延续。在以群本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的基本原理，除了绪论四节以外，将教材分为三编，即“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文学的鉴赏和评论”。其中，又分为十一章，章下以节的形式开展论述，为“编•章•节”的方式。[1] 而后同时期出版的易健本及王先霈本、童庆炳本等都基本是沿袭这一体例，将其按照“编•章•节”或者是“章•节”开展文论梳理。例如，1981年1月，14院校编写组的《文学理论基础》中，采用了“章•节”的体式，把教材分为十二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第一章至第三章，讲文学的特征、本质、作用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第二块是“第四章至第十章，讲文学自身，包括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体裁、内容与形式，文学遗产问题”；第三块是最后两章，讲文学的批评与鉴赏问题。虽然在组织安排上略有变动，但是总的框架是不变的。直至1981年郑国铨、周文柏、陈传才编著的《文学理论》问世，使以群和蔡仪两个经典教材的体系框架特点变得更加清晰，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五大板块”的体系框架———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作品论、发展论。[2] “五大板块”的框架模式一直持续影响到现在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例如，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8月出版的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修订本），该书即是按照“绪论•编•章•节”的方式论述五大部分，是继承“五大板块”传统的典型个案，只是在具体的章节中增加了新的内容。新世纪以来，某些教材的编写也是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的杨春时等人著的《文学概论》，把全书分为四编十七章，其中四编分别为“总体论、文本论、创作论和接受论”，虽然“五大板块”的传统未被全然承袭，而事实上具体的内容都被融会到章节中。所以，从体例框架的构建上来讲，虽然有些教材对其进行了修改调整，但是总体还是没有大的变化，这种承继特点是很清晰的。 （二）文学理论观点的承继 上文提到，文学理论教材体例框架的建构是一本教材编写的逻辑起点和思路的最直观显现，编写者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在体例框架的建构上反映出来。 80年代的诸多文学理论教材在观念上也是对60年代文论的承继。教材的稳定性特征不仅表现在框架结构上，也表现在内容上。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教材内容，所关注和论述的焦点大致相同。例如“，美学的观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典型理论”“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等问题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讨论的，直到新时期的教材中依然在研究探讨，而且大部分教材在章节的设置上是雷同的，所探讨的问题和研究的范畴也呈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又如，1985年刘叔成主编《文艺学概论》第三编第一章和1986年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第三章都以“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为标题，这与1978年蔡仪主编《文学理论》第四章与1980年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问题》（修订版）第六章所谈论的问题相同，虽然在具体“节”的内容上不尽一致，但雷同情况可见一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时期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存在很多重复现象。有统计显示，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教材超过50部，虽然教材在数量上取得了突破，但是质量上却不尽人意。#p#分页标题#e# 二、9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更新 （一）编写模式的多元化尝试 和社会的发展一样，进入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有了很多新特点。在体例框架的建构上，表现出努力突破常规的“板块”模式，推陈出新的意识增强，教材编写具有了多元化尝试。 以童庆炳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要略》为例，在框架建构上，分为“上编理论”和“下编历史”两个部分。在具体内容上，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则梳理中国古代文论和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整体上来讲，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五大板块”的模式，而更加注重内容的融会贯通。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中，编者虽然也采用“编•章”体式，但是在具体论述中也打破了传统的“五大板块”模式，把教材分为四编二十七章，包括“文学的构成”“历史与理论“”文学与文化”“批评与阐释”，新的框架体例的构建能让读者打破常式，以新的角度和思路看待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学理论》也独树一帜。最新的教材在这方面的努力则是2010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第3版），一改《文学理论教程》的体例框架，每章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经典文本阅读”和“相关问题概说”。前者是文本本身，后者则是理论阐释。二者结合，可以使那些枯燥、抽象、空洞和教条化的理论有具体可感的文本作为支撑，因此，更有宜于学生把握和领会。这本教材力求在编者与作者间、作者与读者、文本与文本、问题与问题之间构成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关系，而且冲出了传统“板块”模式的束缚，不能不说是一次大的突破。 （二）研究视域的拓展及观念的更新 在内容上，与新时期初的文学理论教材相比，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的文论教材编写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域的拓展和理论观念的更新上。 在体现时代感上，观照现实的力度增强。有的学者把我国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段时间定义为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转型所引起的诸多问题和现象将很快被作家捕捉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相比之下，文学理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会迟滞一些。但虽迟滞却显现出了对现实的观照力。在近年来，文学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也被反映到教材中来，对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边缘化”“影视文学与网络文学”“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等问题作出了反应。如南帆本“第九章“”第十二章“”第二十七章”等，分别论述了“传播媒介“”大众文学“”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 中西文论的吸收上，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很难发现专章专节对古代文学理论的探讨，有的只是零星的例证。随着文学理论中国化的不断开展，在文论教材的建设中体现出对古代文论去粗取精式的吸纳，这本身也是一种理论观念的更新。最典型的是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一书中采用我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作为例证的名篇比比皆是。如果说童庆炳只是有意识地在吸收古代文论的精华，那么2004年3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导言中就提及了“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在第二章“文学的思维方式”中专列一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文学思维论”开展论述，可以看出我国文艺界在探讨“古代文论现代化”命题上所做的努力。面对西方文论，也应扬弃适当，去粗取精。中西文学传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具体理论的接受和运用中应该显示出独特性。当然，文学也是没有国界的，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对待西方文论，应接纳那些已经定型的、被检验为真理性的东西，扬弃糟粕，丰富我国文学理论的资源。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以承继为主，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则以发展和突破为主的特征。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由形式单一、内容重复陈旧到多元发展和理念更新，一本好的教材的编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但只要能够把握文学自身的规律以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整合梳理并合理吸收多种资源，相信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会有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