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范文1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结构；组织；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005-02
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定网络基础上产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人们行动的社会结构由市场、社会、政府共同决定。社会资本形成首先有其认知基础，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客观情境与社会影响一起决定其行为的方式。社会资本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统一，由结构和认知两方面组成，随时间和环境而变迁。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社会资本形成与组织特征关系密切。人们生活的网络对不同的社会资本形成有决定作用。社会资本有生产性的和分配性的。民间参与和联系各种网络的桥，是更能带来一般信任的社会资本。本文较为全面地综合了国外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形成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加速社会资本形成及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资本形成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
1.社会资本的结构方面。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减少不确定性，目的是抑制人们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统一。国家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宏观基础。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网络基础上的信任与合作。这些网络和组织有的是生产性的，有的是分配性的，都呈现特定的结构，属于正式制度，我们称为结构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是外表上可见的，有明确的角色、规则、程序，根本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使合作的成果更可预见和更有益，促使成员形成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使组织得以运转而实现一定的目的。社会组织形式，由相互性规范维持，由相互有益期望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组织中的每个人有一定的角色，规范人们以可预见的行为方式而行动。没有角色和作出决定的规则和资源动员，集体行动更困难。角色由期望创造，同时创造期望。角色和规则是客观的，由监管和期望而加强。支持角色和期望运行的是程序，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2.社会资本的认知方面。诺思认为，非正式约束普遍存在，而正式规则只是型塑选择的约束的很小部分。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不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外部的社会交往，还是事业活动中，支配结构的绝大部分是由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来界定的。非正式约束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心智处理信息的方式依赖于大脑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一种或多种精心构造的自然语言程式，将感性的、态度的、道德的以及事实的信息转换为能被接受的符号。文化是由教育与模仿而代代相传，并能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等因素。认知社会资本起源于精神过程和相应的观念，由文化和意识形态加强，特别是规范、价值、态度、信仰，创造人们将如何行动的期望，如是否合作、友好，促进合作行为和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属于非正式制度。认知种类社会资本一旦被广泛共享，使合作更可能，是事前约束人们朝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人的行为从外在约束到内在约束间存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当合作行为由内在激励时效果更好。认知性社会资本是不可见的、内在的。认知社会资本投资更不明显，遵守他们需要成本。如果人们确信其他人团结、信任、正直，社会多数人才会相信这些规范、价值是有活力、好的和应该遵循的。
3.社会资本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可分离而是内在联系的。尽管社会网络与角色、规则、程序一起是可观测的，最终来自于认知过程。“结构的和认知的领域由人们的主观期望相联系，客观因素有复杂的主观基础。在各种社会结构内，角色、规则、程序同规范、价值、态度、信仰一起，由人群共享、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加强，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其结果和利益，都通过期望机制影响行为。两种现象都有经验条件，由文化等加强，最终是精神的。制定的角色、规则可以客观存在，但甚至物质影响依赖认知过程的有效性。”（Norman Uphoff，1999）作为社会资本产生的价值、规范、态度、信仰随时间而建立，可创造内在的相互加强的合作期望，不是通过物质激励或强制行为取得合作。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网络，需要人们相互利益的贡献维持。多数社会资本的存在由于友好和利他而不完全是个人利益。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资本形成
1.组织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具有社会资本的组织是人们按相互利益一起行动的模式，是生产性的而不是纯粹分配性的。组织提供稳定的交流空间和持续的社会交往机会，容易建立正式社会资本，为感情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作出决定、动员资源、交流、解决冲突是组织的四个基本过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个人共同行动。交流可以解决冲突、增进友谊、团结人们一起完成工作。工作中的团队合作、学徒关系、在职培训、午间休息等各种面对面接触，是转换成稳定、持久的个人关系的来源。组织还提供同顾客的市场联系，如销售员同买者、教师同学生、医生同病人的关系。这些弱的、非正式的关系可以转变成强的、正式的关系。有更高程度市场联系的组织可以发展更丰富的个人网络。公共关系，如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人们以正式角色行动，没有为个人感情留有空间，因而不是社会资本。必须转换成个人的、非正式的、持久的关系，使人们相互信任、心理上相互依赖、感情上相互交流、资源上相互共享，从而拥有社会资本。
2.和的哲学有利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中。组织是在现有制度约束下利用机会，存在的根本条件在于内部的和外部的以及之间的和谐。一个社会中受约束的政府、公正的法律、完善的市场和开放的程度，都是有利于组织中一般信任形成的客观环境。人本的组织根植于社会中，受到经济激励和社会影响，追求利润和更高生产率，遵守道德约束、社区约束，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拥有外部的和谐。在组织内部，囚徒困境模型说明雇员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竞争超过合作，导致组织的低产出和更多的资源消费。而在给定不确定性时，有效率的任务完成需要员工的团队合作，朝共同的目标协调工作，而不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和的哲学可以管理员工隐形的心理合约，使强而可靠的合作行为被提供，机会主义倾向被削弱，从而带来员工之间的相互和谐。组织应当有完善的制度和相当的监督机制，鼓励集体行动和员工参与，哺育强的同组织目标相适应的和的规范，通过物质和精神的激励培育员工潜在的利他主义倾向。
3.人本组织促进社会资本形成。人本组织更能形成人力资本，也是信任的一个来源。人本的理念应该贯穿于组织的全过程，哺育特定组织结构中期望的成员行为，形成特有的组织文化，产生更高的经济社会成绩。组织是人的实体，体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存在，应该使人的能力和潜力最大限度发挥，而不仅仅是古典经济学的机器概念。人本的组织既包含物质上可见、可测度的硬的存在，如组织结构、组织信息存量、成员和组织的匹配；又包含难以测度的软的存在，如人的热情、公平、友好、协调和同情，更多与人的大脑右半部相联系。人本组织应该重视人的兴趣的充分发展、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协调发展。情商是人们认识自己和其他人感受、激励自己、管理和他人关系的能力。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感情影响能力、更多的人际影响使人们更成功。以人为本、增进人的自由、提高人的可行能力，是组织特征的体现。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可持续发展。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是社会性发达及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
4.更能产生一般信任的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既能形成人力资本，同时主要是分配性的。社会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是生产性的。首先，要更多发展表达性社会资本。工具性参与是为了获取新资源，如政治利益集团和等级结构中的关系。更高地位和职业可以提高人们的工具性参与而不能提高表达性参与，属于分配性社会资本。表达性参与是为了保持和维护资源，如邻居关系、年轻和老年人小组、各种俱乐部。家庭关系有利于表达性参与。高教育的人们有更多的参与性网络。其次，要更多发展松散型社会网络。大的、开放的、提供相异人们桥联系的网络有利于资源获取。桥网络联系不同的成员，使多样化的个人拥有一般相互性和一般信任，帮助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水平和创造理性结果，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传统的社会具有更多的紧密社会资本。而松散网络减少小组约束、鼓励创新、给结构洞中的个人提供企业家机会。组织中相异的个人更能带来新的思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需要有更多的桥社会资本联系不同的网络，和而不同是社会生命力的来源。乡村社会的进步需要发展更多弱的社区外关系，使信息等资源在城乡和社区间流动。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发展能为社会资本发展创造条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本种类多样化、信任半径扩大的过程。再次，要更多发展各种民间行业组织。行业协会能动员已存的社会网络，提供各种网络联系的空间，协调产业和公众关系，维持本行业的利益，是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垂直的社会结构是个人社会资本不平等的原因，水平的社会结构与市场化是相互促进的。最后，要更多发展民间参与网络。为培育一般信任，需要开放和多样的民间参与网络，使人们在接触多样化中获得广阔的社会知识。
参考文献：
[1]Kaufman2006，Integrating Emotions into Economic Theory，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edited by Morris Altman.
[2]Alexander J.Field2006，Group Selection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edited by Morris Altman.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2
[论文摘要]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很多学者也把该理论运用于企业问题研究。企业作为市场的备择组织形式，虽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又面临企业内的组织失灵，又可称之为管理困境。本文旨在讨论管理困境的形成以及社会资本解决方案。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理论，这个理论也被经济学家用来分析和解释经济和管理领域的问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他的著作《普通社会学通论》中明确划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的研究领域，即经济学研究理，而社会学研究非理。这一划分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局促，对很多现实中的经济管理活动缺乏解释力，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发现，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缺陷，现实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的影响。人们偏离理性最优化的现象往往不是随机的，由于社会或心理方面的原因，这种偏离经常是系统的。这时需要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而且这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必须具备能够使社会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点，即在一个行动者身上具有使理性选择假设与社会结构约束假设相容的功能。于是学术界把注意力投向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后，使“资本”首次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纷纷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引入资本范畴，于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体制资本、权力资本等概念应运而生，丰富了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 ，1979）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社会资本理论很快就成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分析框架之一，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并引起广泛争议。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争议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统一的，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即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改善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大量事实证明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强大的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资本构成了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企业与市场都是管理非常相同的交易的备择组织形式。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假定中，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的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的福利，这是一个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博弈，在这种博弈中，纳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诸如囚徒博弈的社会两难困境就会出现，个人的理性博弈恰恰降低了集体福利，而集体的利益只有在个人非理性的时候才能达到。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两个囚徒合作的话，他们的处境都会改善，但是由于每个人对私利的考虑，导致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只是一个陷阱，而不是能够达到有群体效率的机制。要达到有效率的群体结果，必须运用某种社会的交互作用而不是个人对自利的追逐。对这种社会两难困境经典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科层（即企业），在科层中赋予某个人强制性的权威，由这个人去促使别人做本不会符合自身利益的事。也就是说，企业就是一个融合了经济、政权、法律三方制度形态。用权威、命令、强迫性调和甚至亲情、友情、爱部分取代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人的组合。因此人的自利倾向被部分限制了。所以企业组织对市场的取代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然而，科层或企业的建立也不能彻底解决市场失灵所造成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企业也不能完全消除单个经济活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个人在企业中像在市场中一样，理性地运用各种策略行事，并不和企业融为一体，人们仍在其中讨价还价，这就造成了企业管理困境。企业管理困境与企业内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息相关。
二、企业管理困境
企业管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化与组织失灵
企业里不同工种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可以增进效率，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专业化同时也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性。如果团队生产的产出大于人们分别生产的总和，足以弥补组织和管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团队生产就会被采取，但是企业面临两个重要难题：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和分配报酬。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他的任务就是监督和考核下属的工作并根据他们的绩效给予报酬。如果他能够洞悉下属在生产中的努力程度并公平合理地给予报酬并进行奖惩的话，那么就解决了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种种难题。但是由于专业化，使监督和考核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合格的产品必须依靠成员之间的合作，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依靠企业其他成员的努力。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模糊了个人的工作成果，这种外部性促使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激励，对团队成员进行考核，必须知道他们的真实努力的水平。然而每个人的努力水平和他的知识技能是每个人的私人信息，管理者难以观测到，而且团队越大，每个人的努力对团队产出的作用越小，越难以衡量，就像南郭先生混在人群中吹奏乐器，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吹得怎么样，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如此一来，每个人都难以有足够的热情投入于团队生产。其次生产过程越是专业化则赋予员工的垄断力量越大，因为他们难以被替代。既然努力程度难以衡量而且具有外部性，所以人们的理性决策将是搭便车，即推卸责任，即使被监督者观测到他们的卸责行为，也不能立刻替换他们，因此卸责者就更加有恃无恐。最终该博弈的均衡将是稳定且毫无效率的。
（二）讨价还价失灵
因为市场失灵的低效率而促使企业产生，但是，在企业内由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产出增加，在如何分配这些剩余的问题上，企业内成员之间又产生了矛盾。在企业中可以由一个具有权威的领导者来做出裁决，如果该领导者的权威是得到广泛认定的，人们愿意服从于他的裁决，那么有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然而，在现实中，他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威望，那么势必有一方不服，从而消极怠工，再加上前文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最后还是无效率。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3
摘要: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效果并不显著，存在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矛盾。社会资本理论为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和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暗合和差异关系。其中存在的本土化困境也需要与相应具体问题结合来解决和完善。通过强化未成年人家庭社会资本、科层式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来间接增强未成年人的整体社会资本，借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资本体系。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社会资本;犯罪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
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在犯罪动机、犯罪心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研究具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从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特征到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从事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到事后的处遇控制等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尤其是不少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较好地把握了当代语境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特征。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似乎愈演愈烈，犯罪类型和犯罪方式不断更新。传统的财产犯罪仍然居于未成年人犯罪构成比例的首位，但是与以往单纯的盗窃、抢劫方式相比，似乎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利用计算机网络及现代通讯工具犯罪特征愈来愈明显，而基于炫富消费的需要，“”等现象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现代市场经济流动性特点相适应，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现出明显的流窜作案特性。我们发现，一方面是犯罪控制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入，另一方面却是犯罪现象屡禁不止，有人甚至认为控制犯罪“从来没有象失败那样成功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犯罪行为，犯罪现象是否可以人为控制，相应地，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是否可以进行预防和控制。笔者认为，从实践来看，制度的构建，政策的推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遏制犯罪行为没有积极作用。我们需要检视以往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不足，强化对现有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深入研究，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挖掘现有的研究资源，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释视角。而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对已有未成年人犯罪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整合已有的研究资源，从社会资本的维度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控制的新策略。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界定与解读
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之初，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毁誉参半，甚至有学者公开呼吁放弃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魅力似乎丝毫未减，相反，它被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引入和借鉴，以服务于本学科的发展和完善［1］。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在国外，作为该领域的先驱之一的James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由包含两个共同因素的各种不同实体构成，即它们都包含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都为处于该社会结构中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主体)的特定行为提供便利［2］;RobertPut-nam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网络结构、规范以及信任，以此促进行为主体的行动便利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3］;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被定义为某一群体所共享的非正式价值观或是行为准则，该群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4］;PaulS．Adler和Seok－WooKwon从交换标的、交换标的明确与否等维度分析了市场关系、科层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观点，进而提出一个操作定义以及社会资本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组织享有的声誉，它来源于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为行为主体带来信息资源、影响力以及友好协作关系［5］。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6］:其一，指代社会网络关系;其二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主体所具备的，通过网络关系以及社会结构获取资源的能力;其三，从行为主体的功利动机以及社会资本的工具价值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主体所动员的持有回报预期的社会结构资源，是一种有助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其四，从社会资本属性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本身即是一种资源。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国内外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差异化的定义，但是通过对比，我们认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以下的基本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从性质上看，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它必然具有资源的效益属性;从表现形式来看，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存在于社会交互关系之中;从形成的路径上来看，它具有一定的生产实践活动性，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从具体内容来看，它至少包括信任、规范、标准、声望(誉)、价值观等等。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具有效用的属性，即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或是期望。由此如果我们对社会资本进行良好的运用，必然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它所具有的效用，如果利用得不当，亦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如未成年人之间的团体性犯罪。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首要特点就是“共同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所以，笔者认为，如果通过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可能具有的不良“社会资本”进行控制或者是遏制，未尝不是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有效的途径。也就是通过一种倒逼机制来发掘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资源，然后对其可能存在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梳理或指导，引导他们正确地利用上述资源。事实上，这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新鲜，它在社会预防理论中具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是社会资本理论在未成年人犯罪运用中又具有特殊的效益或价值，而这也正是社会预防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不同之处。关于此，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差异与暗合
通过对犯罪学界常用的犯罪控制(预防)理论进行概括总结，发掘其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契合之处，同时找出其中差异点所在，可以为社会资本理论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适用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一)主要犯罪控制理论概述
明确将法律与社会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始于美国社会法学派创始人庞德，在其名著《法律哲学导论》中，他指出法律以社会控制的方式承认、满足和保护人们的利益需求，认为法律是一项日益有效的社会工程［7］。在犯罪学研究中也存在着社会控制理论，但与庞德法律社会控制功能角度不同，犯罪学界的社会控制理论只是众多研究犯罪预防和控制理论中的一种。在犯罪学界常用的社会控制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社会预防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预防、控制犯罪也需要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控制。社会预防理论着眼于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秩序，提倡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犯罪预防，倡导积极预防、控制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社会联系理论。社会联系理论被认为是“解释和控制犯罪关系的最主要的理论”。该理论重点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该种联系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由依恋、奉献、卷入和信任等四个因素组成，共同构成了我们不犯罪的理由，因为在赫希看来，“如果一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中断，其必然会进行违法犯罪”。其三，犯罪情景预防理论。情景预防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提出，与以往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了犯罪行为和被害人之上，因而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可实施性。其基本含义是，通过确认、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影响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减少犯罪机会情景因素和犯罪促成情境因素，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此外，还有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它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采取不同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其基本假设是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主体与社会联系的弱化乃至破裂。上述四种犯罪学社会控制理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资本理论联系着，所不同的是，它们控制或预防的层面不同，有的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如社会预防理论，强调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对策;有的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如犯罪情境预防理论，强调以犯罪行为和被害人为中心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有的从中观的层面来分析该问题，如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同时我们还发现，犯罪现象首先作为一种违法行为而存在，主要是犯罪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犯罪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因此我们会发现社会学家也不余遗力地提出自己的社会控制理论。这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犯罪预防添加了更多的资源。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异同
通过将以往犯罪控制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对比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既有相似的地方，同时又有差异之处。二者的暗合之处主要表现在:它们都为犯罪控制预防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视角，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范式，尽管上述的理论中同样存在着交叉关系，甚至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是不能不说每个理论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们共同贡献于犯罪现象的研究、犯罪规律的把握和犯罪措施的供给。从更为具体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与社会预防理论相适应，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强调控制犯罪的多主体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上。从未成年个体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讲，它强调未成年人自我，家庭，成长的社区等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促进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改善;与网络理论相适应，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而社会联系理论似乎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内容的部分构成要素，同样强调信任依赖等等。二者的差异之处则更多地表现在社会资本理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上:首先在于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理论强大的包容性上，它的内涵极其丰富，包括关系网络、非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但是又不限于这些因素。同时，社会资本包含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该种社会关系中必须包含一定的信任、合作或者一定的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即使不具备，也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共同遵守的规则、规范或者是标准等等。事实上我们通过对以往犯罪控制理论分析也可以发现，社会资本理论与它们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前者的集合。即社会资本理论为诸多种存在着的犯罪控制理论提供了一种共同对话的平台，具有根本上的整合功能。正如McCarthy所言，社会资本理论为更好地理解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它可以被用来整合其他的犯罪理论［8］。其次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作为理论的整合，具有宏观的视角和向度;另一方面，在与某一犯罪主体如未成年人犯罪结合研究时，它又具有了非常强的实际功能和效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更加强调对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关注，因而也突出了人文情怀。最后，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适用，为寻找更为合理的犯罪控制理论提供了支撑。与传统的社会控制理论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理论为犯罪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支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寻求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提供新的契机。
四、社会资本理论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控制中的可行性社会资本理论对我国而言属于舶来品，其在引进和适用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本土化的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一)适用的理论和实践可行性分析
社会资本在我国犯罪控制中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理论上而言，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整体上起步较晚，尽管目前已经构建了犯罪学研究体系，但是其中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都是移植和引进而来，尤其是涉及关键性的理论运用更是如此。我们大量借鉴西方已有的犯罪学成果，结合部分的国内原创，然后以我国的犯罪实践土壤，使之本土化，在实际的运用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调试，使之完善，这是我国众多的犯罪学研究成果的构建和实施的基本模式。与众多的其他犯罪学理论本土化模式相似，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和空间。所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而在适用过程中更加需要解构和发散，更加需要寻求合适的土壤供其生长。此外，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关系，作为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逻辑上应该更加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实践上而言，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适用的社会文化土壤。学者们在论及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时使用最频繁的解释视角就是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观念，它认为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如石子入水所激起的波纹一般，水波逐渐推出、推远、推薄［9］。所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适用具有天然的实践性土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适用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广阔性，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企业管理，水资源的治理，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管理还是政府治理中都或多或少地对社会资本理论给予了关注，所以，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相当的实践土壤。
(二)适用的本土化困境及其解决
尽管我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天然的适用土壤，但是仍然不能忽略其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本土化困境。一般认为，本土化具有三种不同的情形［10］:一是简单移植，直接照搬适用;二是对外来理论修补使之本土特色化;三是，本土理论原创化。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我国犯罪学界，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它是作为社会学而不是犯罪学的理论而存在，因而在适用前，应该对其进行学科交叉的过渡，使之更加具有犯罪学的表征和内涵;其次，社会资本理论最初产生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学者在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特质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因而可以用来指导西方的犯罪控制实际，但其是否与我国的社会文化特质相适应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同时结合我国的城乡分立的二元化实践，我们要从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对社会资本理论在城乡的适用进行分析。而结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的实际情况，也要注意到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理论问题。前文已经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理论和实践适用上的可行性，因而尽管存在着文化和特质上的差异，该理论依然具有适用可能性。而从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来看待上述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它们都构成我们研究社会资本理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应该重点关注的课题方向。例如在未成年人流动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问题，城乡不同的环境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的影响等等，所以，笔者的思路是如果我们将上述的诸多问题细化到每个具体的领域，则可以实际地研究其是否具有本土化适用上的困境以及困境的解决方式。
五、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探究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的前提是分析未成年人这一特定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在其成长道路上对其影响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以及以往学者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强化对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干预实属必要，一方面需要增加利于其成长的社会资本存量，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控制、切断、减少不利其健康成长的“社会资本”，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元，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场所，家庭关系和睦与否、融洽程度如何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重大。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对孩童投入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有利于降低他们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家庭社会资本亦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11］。考察父母参与(作为社会资本因素)孩童学习成绩、逃学、辍学关联程度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父母参与程度是衡量孩童学习成绩、逃学等行为结果的一项“相当重要的因素”，在逃学等诸多不良行为的案例中都发现父母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12］。因而，良好的家庭关系，充分的父母参与是未成年人学习、成长的首要社会资本，是未成年人顺利社会化的必要前提，应当给予家庭社会资本密切关注，增强未成年人家庭归属感，培养其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质。其次是科层式社会资本。科层制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它通过塑造社会关系的结构来间接影响主体的社会资本，例如影响机会供给、培育激励因素以及强化能力培养等。科层式社会资本是基于组织结构形态而划分的一种资本形式，宏观上的科层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调整社会资本的供给，进而影响行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具体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资本政策供给主要包括:
一、良好的教育政策。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就是未成年时期。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主体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或者没有完整接受义务教育。据调查，流动青少年不能适龄入学问题严重(失学率高达9．3%)。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儿童中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以8岁、14岁、18岁为分界点，其比例分别为0．8%、15．4%、30．2%［13］。这其中固然有未成年人自身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等等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国家应该通过科学地制定教育政策，合理地组织教育制度，规范地拟定教育计划来促进教育目的达成，改善未成年人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状况。
二、适当的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政策，即所谓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如非刑罚化政策、非刑事化政策、恢复性司法政策等。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引进，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上更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在原则、抽象法律规范之下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以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中存在着诸多混乱，不利于相关政策和制度精神的发挥。故应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政策。最后是社区社会资本。除家庭之外，社区是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最重要环境因素。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状况、社区友好程度甚至是社区的政治参与等都潜在地影响着未成年人成长步伐与发展轨迹。关于社区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的研究并不少见，如Ross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一个犯罪率高、资源供给率低的社区更易产生不信任感，而且在应对恐惧威胁时更容易产生无力感，而这也反过来强化了社区的失序和不信任［14］。社会信任被认为是公民参与的核心因素［15］，高度的社会参与水平有利于将未成年人整合为一体，阻止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和发展［16］。所以，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社区，社区整体信任程度、公民社区事务参与水平以及社区资源供给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未成年人社会关系的认知状况以及在此状态下的行为选择。毫无疑问，打造良好的社区氛围，睦邻友好合作，将社区整体信任状况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强化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是丰富社区社会资本的有力途径，亦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需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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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范文4
论文摘要：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新的理论范式被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广泛使用。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也有极大的适用性，且已在家族企业史、商人商业信用、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等研究领域彰显了魅力。
经济学以纯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诸多争议。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思考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因素存在严重的缺失。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同样存在局限。社会资本理论正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以调和两者人性预设上的对立而产生的新学科—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其在多学科交流的学术背景下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并被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广泛运用于研究中。然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对该理论的回应却是迟缓而微弱的。其实，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会资本作用凸显。本文力图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特征、作用的基础上，阐明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该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一
社会资本研究方兴未艾，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lieu)首先对社会资本进行先驱性研究。他认为“社会不只是由个人所组成，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根源，社会资本则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与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的，即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久性的社会网络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SColeman)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为全面具体的分析和界定，指出社会资本有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其中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为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所决定，因而信任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 Putnan)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则建立在对意大利政府进行长期调查的基础上，最终使该理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地位、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比科尔曼更为关注“信任”，他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却从文化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深人研究，他在界定社会资本时同样肯定了信任的重要性。总之，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包括从宏观的制度层次、中观的社群单元和组群单元层次以及微观的人际间行为来定义和分析社会资本。尤需重视的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张其仔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网络进行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张其仔把社会资本的概念仅仅局限于社会网络固然是有所欠缺的，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张其仔的概念则抓住了我国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这一最核心的内容，对理解和把握我国特有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集中于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儿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资本之所以被称为一种资本，是因为它具备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并且都具备了增殖性质。但是，三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区别。物质资本是一种有形资本，因而最早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无形资本，但是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学历证书、学位证明等物质形式加以证明，而要增强社会资本只能通过无形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等形式起作用，这些形式是只能感知却无法看见和无法触摸的。二是可测量性与不可测量性。在经济学中，可测度是一项重要的因素，成为是否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一个重要要素。物质资本的可测度性勿庸质疑，人力资本也逐渐通过人们的预期性增强其可测度性，因而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然而要明确社会资本的测度性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三是可转让性和不可转让性。物质资本具有可转让性，物质资本转让出去之后便与原所有者发生了分离。社会资本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非个人物品性质，一旦形成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能使用它，它只能存在于两个以上的人之间，一个人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转移给他人。
正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而且不可测量，也无法转让，因此，人们难以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察觉到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种种作用。当我们进人经济史研究视野时，对社会资本进行考察的意义便同样显得格外重大。
二
在探讨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之前，我们首先应考察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关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十分强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成为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性因素。而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在于儒家伦理难以使人们形成合理性的经济伦理，难以形成适合于理性化经济行为的心态和特征。或者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存在严重冲突，因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的观点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主流思想”地位后，受到强烈质疑。余英时从文化角度阐明了儒家思想并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杜询诚利用近代中国实业家和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史料驳斥了韦伯的观点。著名经济史专家帕金斯更是以东亚经济的崛起作为“韦伯命题”的有力反击，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张其仔的《社会资本论》正是以儒家文明为根基，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合理修正。他认为儒家伦理的关系取向所代表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个体理性，是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构理性。因而，儒家伦理重视关系取向正是把社会资本纳人到了个人行为函数中，所考虑和处理的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在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仍然是理性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所不同的是，他把社会资本当作了一种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
对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妄下定论，但是由韦伯理论而引发的儒家伦理大思考却表明，儒家伦理强调社会优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显然与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着内在统一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国人的信用问题。信任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普特南、福山等众多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研究者都十分强调信任在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国的乡土社会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抹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波纹所推及的就相互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是亲缘关系，包括家庭、宗族及姻亲关系等等。费孝通所指出的“差序格局”社会，以“己”为中心，“己”代表的是家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信任也会因关系的不同而区别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会按亲疏关系呈现“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信任仅仅局限于亲缘关系圈内，一旦走出亲缘关系圈，对关系圈外的成员是极度不信任的。林语堂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福山则强调中国是一个低信度的国家，认为中国缺乏一种亲缘和地缘关系圈之外的成员信任，缺乏一种普遍式的社会信用。但是，当我们进人长时段的经济史视域去考察时，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亲缘和乡缘的范畴。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以16一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中国商人的“诚信”与“不欺”是普遍式的、超越家庭圈的。唐力行和朱英等人通过对近代商人的研究指出诚信观念为大部分中国近代商人继承了。此外，近代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的成立也突破了血亲地缘的限制，并加强了与政府等势力集团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杜询诚的考察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的“能人”首先要能周旋于官府和洋人之间，以求得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和交易上的便利。同时还需要有钱庄和银行的关系和背景，这样企业的资金和融通才有保障。可见，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基于亲缘地缘基础上的既定的狭窄的人际关系网络。
信任的产生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社会信任形式已远远超出了亲缘和乡缘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那么社会资本理论的最基本要素—信任，完全可以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找到原形和依据，因此，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也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合理的结构性背景。
三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理论与我国社会经济伦理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并且社会资本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实际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是勿庸置疑的。本文试从以下几个研究视域进行探析。
(一)家族企业史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指出，家族企业的突出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并且企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扩大了的准亲缘关系网络之上，包括同学、同乡、朋友等。企业可以利用关系网络节约交易成本，并建立信息交流网，这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很大影响。家族企业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亲属和准亲属关系网络也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范畴有不断扩大趋势。近年来，经济史学者对我国明清传统家族企业以及近现代华商家族企业进行了较多研究，肯定了家族企业利用特有的家族式管理方式和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以及不少家族企业已经建立的与区域文化和亲缘关系不同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此外，关于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与现代企业制度明显不同的产权不清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会有阻碍作用的问题，学界有较大争议。但家族企业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筹集资金、共同协作、抵御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非家族企业难以发挥的优势，并通过网络达到了增加企业收益的目标。若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必然会给中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范式。
(二)商人、商业信用研究
中国商人、商业信用问题倍受史学界关注。正如前文所述，余英时、唐力行和朱英等学者对中国商人的诚信观念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日本经济史学专家加藤繁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我国宋代商业信用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大概到了客商和铺户的利害关系很紧密，深感尊重信义相互有益的时候，得到牙人的帮助，成立了赊的买卖关系。赊的信用联系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同时商业也由于赊的信用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姜锡东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信用的兴盛始于宋代，普遍存在于流通领域并开始染指生产领域。此外，谢秀丽的考察发现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人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商人、商业信用的确立对于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把商人、商业信用置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范畴内进行阐述，也必将给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三)商帮、商业组织、商业网络及其市场网络的研究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是以家族和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商帮以血缘乡谊为纽带建立了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浓厚的乡域观念使商帮各行业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商业联系。同乡组织也是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合作的重要机构。近代的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建立了比亲缘和乡缘关系网络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建构更是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联号的经营、相对固定的往来客户群体以及商人侨居地与祖籍地之间的商业网络都是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例如龙登高的江南市场考察指出，外地商人落籍定居，经营网络随之变化，侨居异地之后，商人把侨居地与祖籍地的业务有机联系起来，建立联号，构成了有机的营销网络。当商人扩大了侨居地业务之后，往往需要招徕亲友或接受同乡前来协助合作。随着业务的扩展，有些同乡亲友又在其他地区侨居下来，从而使商业网络不断扩大。张忠民对近代中国商人资本的研究表明，商人和商业资本不仅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还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混杂、交织，在某种情况下，似乎较之经济关系更为鲜明和突出，并且又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在香港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讨论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专门对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网络结构”的探讨，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远不止在企业制度发展史、商人商业信用、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等研究领域内，其他诸如城市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研究同样具有极大的适用性。总体上说，社会资本理论从理论范式上给中国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5
内容摘要：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一国的宏观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其对一国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影响，目前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通过分析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可以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人力资本的各种属性，如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分配性、消费性、创造性、流动性及私人性和社会性等，以期为更好地挖掘和利用人力资本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人力资本理论 社会保障 人力资本属性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已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和其他制度为基本内容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中国内地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框架仍在进一步构建之中，笔者曾提出将义务教育保障、城市最低住房保障和贫困大学生就学保障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一种既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又有别于传统社会保障的“和谐社会保障”模式。
一般认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的双重功能，但学界很少讨论社会保障对一国人力资本形成所做出的贡献。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种“资本”性投入；社会保障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蕴含着人力资本本身所具有的消费性；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性质与人力资本的分配性密不可分；社会保障本质上也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决定的。简言之，在社会保障的视角下，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
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可上溯到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近代微观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等，他们认为，在各种资本投资中，对人本身的投资是最具价值的。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入论证。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长期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时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生产的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著名演讲，指出了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以舒尔茨的这次演讲为开端，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人力资本”的概念广泛见诸于国际学术界。
在对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中，贝克尔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贝克尔著述甚多，其中《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人力资本》（1964）、《家庭论》（1981）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经典性”论著，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另一位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开拓者明塞尔则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并将其应用于收入分配和劳动市场行为研究。其主要贡献有：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模型，论证在均衡条件下不同人力资本投资量与个人终生挣得的贴现值相等，把收入分配问题引入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中。
（二）当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涵
当代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体现在物质形式方面的资本为物质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为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的以其数量和质量形式表示的资本，它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投资形成的。而对人力的投资则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的支出等。贝克尔认为，投资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主要影响未来福利；另一种则主要影响现在的福利。他认为，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和消费的投资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和收入的信息等多种形式。当用于满足未来需求的支出时，一般而言，只有当预期收益的现值至少等于支出的现值时，人们才愿意做出这种支出。在分析形成人力资本时，贝克尔主要强调了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重要作用。为简化起见，贝克尔把教育投资限定在一个时期内，而把收益扩展为所有其他时期，由此来讨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这样有助于个人做出是否继续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定。对于在职培训，由于培训会降低现期收益，并提高现期支出，但如果培训可以大幅度提高未来的收益，企业就会乐于提供这种培训。另外，贝克尔还将培训进一步划分为两种：一般培训与特殊培训，并对二者就雇员和雇主在培训成本支出和培训收益获取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社会保障视角下的人力资本理论阐释
社会保障通过收入补偿、支出补偿以及互助互济，使受到创伤的社会机体和个人机体得以恢复，并重新投入运行，此外，社会保障在改善医疗保健、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及保障城市最低住房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并赋予人力资本许多新的属性。
（一）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形成
人力资本除了通过专门的人力投资形成外，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民生制度安排，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到城乡义务教育保障、城市最低住房保障，无一不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着影响。
首先，社会救助是国家与社会面向由贫困人口与不幸者组成的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它通常被视为政府的当然责任或义务，采取的也是非供款制与无偿救助的方式，目标是帮助社会脆弱群体摆脱生存危机，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救助的外延，则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和其他针对社会脆弱群体的扶助措施；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化保障事业，它的最直接目的是帮助现实社会中的脆弱社会群体，贫民、灾民、孤老残幼等都是慈善事业的工作对象，因此它与政府举办的救灾济贫及有关福利事业是相通的。显然，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是人类自身生产得以延续的保障，对于社会脆弱群体而言，它是人力资本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社会保险是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以劳动者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死亡等特殊事件为保障内容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它强调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采取的是受益者与雇佣单位等共同供款和强制实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保险的项目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外，有些国家和地区还建立有单独的生育保险、遗属保险、护理保险乃至灾害社会保险制度等。与社会救助解决的主要是脆弱社会成员的即期生存危机相比，社会保险解决的则是劳动者未来的和不确定的风险。可见，社会保险是社会、单位和个人花费在人力（劳动者）上的人力保健等方面的开支，这种投资无疑会在未来的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因此，也可以将社会保险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再次，社会福利的含义在世界各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英、美等国，社会福利是一个包容甚广的大概念，他们将社会保障囊括在内，比如在英国，社会福利被定义为“是为了保障全体国民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最低生活水准而由政府和民间提供的各项社会服务的总和。”而中国的社会福利则是专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有关福利津贴，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服务需要并促使其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的一种社会政策。中国的社会福利隶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介于广义福利概念与狭义社会保障概念之间，是一种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向上的保障和激励机制。以国家（通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通过从事福利事业的社会团体）为责任主体的社会福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成员在生活服务、保健、教育等方面的福利需求，这既是社会成员在生活质量、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等方面发展权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之一。
最后，笔者曾撰文建议将城乡义务教育和城市最低住房保障制度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一方面，从国际国内的情况来看，社会成员的基础教育或称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通常是具有福利色彩的公益事业，这一特点决定了作为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保障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教育福利与失业保障范围内的技能培训，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一国人力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住房作为“城市人”的消费热点，不仅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产业，同时也是“城市人”的“三座大山”之一，国家如果将城市最低住房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居民的经济负担，将可支配收入更多的用于教育、健康保健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
（二）社会保障视角下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
1.人力资本的“资本”属性。从筹资渠道来看，社会保障强调了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的作用，实质上这三者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而且这种投资，于个人和国家而言，都是一种“资本”性的投资。
人力资本，就其实体形成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换言之，人力资本是某特定经济主体预先投资而形成的，并作为生产经营要素或获利手段来使用，以取得预期收益的“资本”，它强调投资收益回报、价值增值、所有者权益和人力的个体素质或精神存量的形成和积累。
2.人力资本的文化性与经济性。社会保障中的城乡义务教育保障及再就业培训，不但能形成一定的人力资本，而且这种人力资本还具有文化性和经济性并存的双重属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人力资本理论无非就是强调人的重要性，但如果把人当作“资本”来看待，难免会有贬低人格之嫌，由此认为人力资本的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是格格不入的。有关人力资本的文化性与其经济性相矛盾的观点，实质上是经济学传统中的“物本观”在价值观念上的扭曲反映。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为社会文化过程具有文化性，与它作为投入产出过程具有经济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人力资本的二重属性之间是内在统一的，正如工农业生产活动的生物、工艺属性与其经济属性不相矛盾一样。
3.人力资本的创造性。人力资本的创造性与人的社会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剔除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人的发展经历了小农经济社会的“家庭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位人”，一直到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人”等几个阶段。对社会保障而言，人的社会化进程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在人走向社会化的条件下，社会保障便成了全社会的事业和全民的事业。反过来，社会保障对人的社会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人”是人力资本的天然所有者，也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一般而言，经济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无外乎面临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受自然环境和条件的约束，二是受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约束。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以自然人力（体力）为基础的智能或精神创造力（脑力），是创造社会财富、成为价值增值源泉的主体创造力，也即智能人力是人力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力资本的创造性还表现在改进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及利益关系的社会组织能力方面。人力资本的载体，是存在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因此，社会文化传统、人际交往关系、分工协作组织及各种制度知识经过长期积累凝结在“人”的身上，形成某种社会性的精神创造力，就成为人力资本内在规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人力资本创造力的社会规定性，会促进知识技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补、替代和积累，使整个社会的精神创造力在规模上无限扩张、在动态上持续增长。
4.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及其配置。当前社会保障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而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实现社会保险跨省区的转移接续，则能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流动及其配置。
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主要是指人力资本在区域间、产业间的转换和流动。人力资本是异质的，性质不同的人力资本其功能也不尽相同。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具有各异的人力资本，在企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农民、工人和工程师的人力资本在性质上也有很大差别，他们在各自的职业空间发挥作用。沿海开放城市和内陆农村地区所需人力资本的差别也很大，可见，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和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决定着其转换与流动的水平和方向。简言之，人力资本以市场信号为指引，在不同企业间、产业间、区域间不断转移和流动，是实现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必然途径。
5.人力资本的私人性和社会性。从社会保障的筹资主体来看，宏观层面既有国家的投入，微观层面亦有企业和个人的投入，因而社会保障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私人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人力资本是体现、凝结和贮存在特定的人身上，与作为其载体或天然所有者的个人须臾不可分离，并经由个人形成、支配和使用才能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显著个体性或私人性的资本。当某种人力资本的效用互联性很低时，社会中的个人效用与其他人是否具有或能否获得该种人力资本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已拥有人力资本者，对于使更多人获得人力资本的互助安排意愿很低。这是纯粹的私人性人力资本。一般来讲，私人性人力资本具有竞争性特征，即已拥有者的效用随着新增拥有者的增多而降低；反之，当某种人力资本的效用互联性较高时，个人效用的增加及其实现与其他人是否具有或能否获得该种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这场合，已拥有人力资本者对于使更多人获得人力资本的互助安排意愿较高。这便是社会性的人力资本。社会性人力资本往往存在“规模界点”，也就是该种人力资本的个人效用的实现，以足够的分享该种人力资本的其他个人的数量为条件。典型的例子是语言能力，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在仅有一人而无第二人掌握该种语言时，这种能力就完全失去了效用。
6.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分配性和消费性。萨伊（1803）首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三分法”，即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机械地不分主次地并列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三部分。社会保障在形式上无疑属于分配与再分配领域，但就分配关系反作于生产而言，社会保障又具有促进生产的属性。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措施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起到刺激和扩大消费的效应。简言之，通过社会保障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人力资本的生产性、分配性和消费性。
所谓生产性人力资本，就是个人所获得的主要由于其潜在的可增加经济性的生产能力的价值而被重视的知识和技能，主要体现在个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调配所掌握的不同生产要素的能力和处理生产中不均衡状态的能力；相对而言，分配性人力资本则是一种非生产性人力资本，它与一个集团、组织乃至国家维持或改变既有的经济财富在个人之间、集团之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相关。我们将之狭隘地定义为个人所获得的主要由于其潜在的可用于财富分配过程的能力的价值而被重视的知识、态度和技能；所谓人力资本的消费性，主要是指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及其内在联系性。
一般来讲，人力资本的消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具有同一性。舒尔茨(1961)曾经指出“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二是人力资本投资对现期消费具有替代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
三是不同性质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一方面，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扩大个人消费。家庭或个人以外的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增加个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资本方面花费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增加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私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相对复杂一些。这主要体现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方面，在人力资本品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提高会使得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其他消费支出同时增加。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资本品价格发生变化，则会出现替代效应。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安排，它具有数量上“普惠性”的特征，然而学术界目前很少有人关注社会保障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其实，就象一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样，社会保障不仅可以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还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概括说来，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的各类项目，特别是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下的各项保障措施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是社会保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关乎“人”的正式的制度安排，除了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外，其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拓宽了人力资本的各种属性。有关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形成的关联度和影响度，则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的问题。而深入透彻的阐释人力资本的各种属性，无疑可以为我们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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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舒尔茨(Schulta,T.W.).人力资本投资(1971).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0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6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绩效管理；公民参与；网络
引言
社会资本理论属于一种投资未来的关系资本，虽然其报酬率在飘忽不定的关系网中难以用数理工具加以计量，但总会令人感到希望在握。由于社会资本仍属“资本”范畴，追求效率是“资本”的天然本性。同时，政府绩效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提高政府效率。因此，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在追求效率目标上统一起来。除效率之外，社会资本强调的公民精神、信任、互惠规范等表现要素与政府绩效管理目标在逻辑上同样具有一致性。台湾政治大学谢俊义博士通过研究，在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之间创建了一个函数公式：视社会资本为独立变数，社会资本的多寡导致政府绩效的优劣。政府绩效的提升是与社会资本成正比的。
“F（g）=∑（s1+s2+……sn）F（g）=政府绩效sn=社会资本的各项要素”[1]
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区、个人与政府、社区与政府等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提高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能力，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建立互惠规范的沟通渠道，这些都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公平、有效的政府绩效管理方案，提升政府绩效管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一个社区、一个地域或者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本身就构成了政府绩效测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样地，政府一旦职能紊乱、运转失调，无法发挥最大绩效，追根究底，都可以在社会资本累积上找到答案。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的政府绩效管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两者之间的互动分析。
一、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与社会资本的规范分析
1.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缺失
政府的绩效管理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改进过程。一项好的绩效管理方案的产生往往要经过一段相对漫长的时间。这要求政府绩效管理要有一个比较稳定、持续的政治环境。美国会计总署列举了七项成功进行绩效改进的做法，其中一条就是高层的支持与承诺。“虽然高层领导人对绩效管理改革所显示的支持与承诺对排除阻力、推进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制度相比，高层领导人的承诺（指令）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且高层领导人的更换较为频繁，这就更加剧了绩效管理改革的不稳定性。”[2]
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布建立法治国家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政府在各项管理领域里的法律法规基本完善，中央和地方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多部门法律体系。特别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以及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法治政府的任务和目标，依法界定和规范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职能。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在法治政府的目标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从无到有，政府机构改革处于过渡时期，政府绩效管理的内容、评估的价值取向、绩效测评的技术指标体系等都不完善，带有很强的自发性、随意性、盲目性。“因此，要保证绩效管理改革深入发展，不至于中途夭折或停顿，就必须把绩效管理改革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以确保改革的连续性和延续性。”[2]
2.社会资本的规范要素有助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建设
社会资本的规范主要是指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共同行为准则。一套明确的共同规范对关系网络成员的维持是相当重要的。当组织成员有着共同期望、有着共同利益时，他们对规范的遵守就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因此，在个人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中，公众以理性的态度觉察到政府绩效管理改革能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他们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到政府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服务方式比以往有了较大改善（如一站式审批、首问负责制等，均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转变政府机关官僚作风，因而受到公众的欢迎）。基于社会资本的规范理论，当公众与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相同的利益时，公众就希望政府绩效改革能够稳定下来，成为一种长期的互惠规范，公众也因此变得积极参与、充分信任政府。因为普遍的互惠规范可以使钻营私利、以自我为中心、逃避责任的心态转变为命运休戚与共、利益互享、追求公共精神的积极行动。同时，政府的绩效管理也因为公众的参与、信任与合作而大大降低政府政策行为的执行成本。互惠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3].所以，一项好的政府绩效管理法案，是政府和公众互惠的基础平台，也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期待。所以，强化社会资本的规范要素，有利于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制度化建设。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与社会资本的公民参与网络分析
1.公众评估主体的能力不足
厦门大学的卓越教授认为政府绩效的评估主体主要有四个方面：综合评估组织、评估对象的直接领导、公民和行政相对人、其他评估组织。吴建南教授则从政府绩效评估的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出发，把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划分为四种类型：政府组织（包括上级政府、本级政府、下级政府）、同级人大组织、学术研究群体、一般公众群体。无论哪种划分方法更为科学，关键都取决于政府“绩效测评项目的作用范围、作用对象、作用时间、作用背景”[4].政府绩效评估不同于一般企事业、社会团体的管理评估，突出公众的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地位，则更能“直观的体现评估的满意特征，明确评估的价值取向”[5]，增强公共部门的民主性和合法基础。
既然公众评估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公众评估的实际效果与它的主体地位极不相称。根据经验和理论分析，公众评价能力的缺失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缺乏热情、偏好失误、信息匮乏和没有专业的评估知识。“公众的评价原则很简单，即是否和自己的利益相关，如果相关程度太低，公众将不会进行评价。”[6]事实上，从达尔的政治人分析来看，大部分公众就处在无政治阶层。“许多公民对实施他们的权利或履行他们的政治义务漠不关心。即使今天，这个问题也很尖锐。在大多数多头政治体制中，将近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合格选民一般不在全国选举中投票，更多的人不参与其他类型的政治活动。”[7]即使公众参与对政府的评价，但这种评价更多的是一种盲目、分散、不全面的评价，更多的是掺和着评价者本人的情感偏好。带着个人基于其独特生活所形成的对政府朴素、模糊的情感，公众的评价多数情况下是对政府优点或瑕疵进行放大和缩小。[6]
2.社会资本的公民参与网络提高公众评估政府绩效的能力
公民参与网络一般是指一群界定清楚的成员（包括个人、团体、组织乃至社区或是整个社会），透过社会关系相互联结并担当行动渠道的组织关系。本质上，社会资本探讨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所以多数学者将公民参与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公民参与网络与公众评价政府绩效的能力关系密切。社会资本一方面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培育公众与政府的宽容、合作精神，另一方面它还能训练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技巧，增强参与意识。在普特南看来，“人们在组织中能够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狭隘目标而与其他派别达成某种妥协，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这种平等的网络成员地位有利于形成组织之间的制约关系，特别是社会制约政府的关系。”[8]阿尔蒙德则认为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中，大多数公民把公共行政系统当成是促成公民利益得以实现的合法途径，并会向系统提出不断增多的期待与要求。[9]
社会资本使公众在一个平等、民主、合作、宽容的横向关系网络里，增强公众合作、交往热情，相互达成理解和妥协，更重要的是当公众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参与，就有可能实现期待的利益。于是，参与组织活动、积极发表有关看法和建议，就成了个人维护自身利益、维护和谐团体生活的自发冲动。尽管许多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公民参与政治的问题，但这丝毫不影响公民参与网络对政府绩效评估能力提升的探讨。公众既可以基于个体利益对政府做出请求与评价，也可以基于一种普遍的社会公共利益而对政府做出评价。个体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为多个个体利益构成了社会公共利益。不管基于何种利益出发，公众都意识到，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评价，都将有助于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也因此获得更多的民主合法性，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三、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导向与社会资本的信任分析
1.政府本位的绩效价值导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的组织机构、职能范围、人员素质历经多次变动与调整，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方法。政府绩效管理作为全球政府变革的主流趋势，也已经在我国公共领域逐渐推广普及。但由于传统体制惯性的影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目前还主要是以国家、政府为核心来运作。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中的政府本位，导致了公众与政府的隔阂，公众对政府冷漠和不信任的现象普遍存在。对各级政府的考核，大都还是停留在应付上一级政府下达的各项考核目标的层次上。有的学者称这种政府绩效考核导向为压力型体制导向。“压力型体制的实质是上级组织利用行政权力给下级组织下达任务和目标，并通过层层分解和量化的方式来推动体制的实际运作。”[10]以政府为中心的压力型体制最终简化政府绩效管理的综合要素，评估政府绩效的指标多涉及产值、GDP等的增长，而很少涉及生态环境状况、政府服务质量、社会文明道德意识、公民参与状况、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等。
2.社会资本的信任要素转变政府本位的价值取向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就是“在正式的、诚实的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11].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解释了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地区，社会资本的信任与政府绩效、经济发展保持了稳定的正比关系。社会资本的信任，同时也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黏和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于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12].我国学者王建民对美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动力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开展的绩效管理活动完全是行政管理者为了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美国国会制定的《1993年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对地方政府没有要求和约束。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巨大动力不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而是“来自本县居民对议会和政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要求”[13].
构建信任，是合作的前提。社会资本理论所强调的信任要素，能够使政府与公众增加交流、沟通，促进公众与政府之间合作，提高政府管理绩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强，使政府的行动逻辑由上级压力转变为公众满意，由政府中心本位转变为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积极推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的评价。
四、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共责任转变与社会资本的第三部门分析
政府绩效管理与传统行政效率相比，远远超过行政效率的单向维度。除了提高管理效率的追求，它还涉及公共责任、自治精神、行政伦理、服务品质、管理风格等综合维度。责任性是政府绩效管理的目标之一，也是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社会资本的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与营利性经济组织之间的以公共利益或团体利益为目标取向，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民间捐款和会费收入为资金来源，以组织成员志愿参与为运作机制的正式自治性组织”[14].从社会资本的第三部门视角来审视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共责任，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绩效管理的责任范围、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有着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政府作为社会单一的管理主体，承担了许多本不该政府承担的职能。政府职能不清，导致机关作风严重，政府绩效低下。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我国逐步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把政府承担的企业经济管理职能交还给企业，把属于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事项移交给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我国政府职能有两个基本走向，一方面把部分职能上移到国际组织；另一方面是把部分职能下放到社会自治团体和企业。
目前，我国第三部门发展迅速，同时也参与了大量的公共事务管理。问题的关键是：公共责任是任何承担公共事务组织的正当性理论预设。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现在转移给第三部门，那么，政府的公共责任将做如何变化呢？从无到有的自治团体（第三部门）是否已经做好了管理自治事务的能力？是否能承担起管理的公共责任呢？只有重新疏理清楚政府与第三部门的职能与公共责任，政府管理才能真正做到以绩效为导向。我国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如果政府失职，根据委托—理论，将由公众追究其责任。第三部门管理部分公共事务，相应承担部分公共责任。如果第三部门不能充分履行自己职能，其职能缺失行为必须有政府监管，进行必要惩罚。政府在下放部分公共权力的同时，又要承担起监管第三部门的责任。所以，政府的绩效管理既不是事无巨细的统包独揽，也不是推诿扯皮、逃避责任。在厘清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公共责任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绩效评估体系。“正在兴起的中国第三部门应成为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第三部门成为协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平衡器，它有助于补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集权失灵和民主缺位的双重缺陷，有助于提高公共事务的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14]政府与第三部门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共同完善我国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促进公共部门服务品质提升，最终使政府高效、公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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