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范文1
1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术期刊概况及特点
1.1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术期刊概况
新创学术期刊（简称新刊）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老刊而言，一般是指近期创办的期刊。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统一的概念。考虑到期刊评价中定量数据一般都含有影响因子或5年影响因子，叶继元教授将新刊界定为5年内创办的期刊。本文借鉴新刊的这一时间界定范围，同时考虑到新刊必须已经出版了一定周期，故本文专指的新刊时间界定为2013-2017期间创办的刊物。关于新刊的定义，顾名思义，新创办的期刊，那么国家新闻出版局新批准创办的、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学术期刊无疑就是新刊了。但是事实上，新闻出版总局还批准了很多更名的学术期刊。由于该局对国内统一刊号管理比较严格，很多单位获批新的刊号比较困难，就会通过内部刊号“转让”的形式对期刊进行更名。期刊更名情况主要有3种：①非学术期刊转为学术期刊；②刊文方向有变；③高校改名或升级，其学报随之更名。最后一种情况中，期刊的刊文方向一般不会有大的改变，不能算作新创办的学术期刊。因此，本文所指的新刊将界定为：2013-2017年内，国家新闻出版局批准创办的、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学术期刊，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局批准的由非学术期刊转为学术期刊或者刊文方向改变而更名的学术期刊。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文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因此，通过数据整理，剔除了具有明显自然科学属性的期刊和语种为外文的期刊，最后得到2013-2017年我国新创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163种。
1.2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术期刊特点
不管是上述新创办的还是出于期刊发展需要而转型升级的新刊，一般都是经过了主管和主办单位的层层论证，国家出版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大体可以反映出新的时代特点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以下几种发展趋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主流声音。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表达、传播和形塑当代中国时代精神方面，无疑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发挥着不可替代、特殊的作用。时代精神与我们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文化和思想观点密切相关，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近几年，一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期刊被批准创办，比如创刊于2014年、2015年的《研究》和《邓小平研究》，创刊于2015年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创刊于2016年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等。紧随社会发展，关注社会热点，推动相关研究。新刊的出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大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及其研究的增多促使了《大数据》这本刊物的诞生；智库建设在国家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如火如荼的研究，催生了智库研究的学术刊物《财经智库》、《智库理论与实践》和《智库时代》；《南海学刊》则是从不同学科角度关注南海问题研究，是我国首个以南海命名的学术刊物，也是第一个以南海和海南研究为主的学术阵地；随着当下网络文学热门的创作话题和网络文化的发展趋势，2017年创刊的《网络文学评论》是我国第一份网络文学学术期刊；中国特色文化理论和实践研究也是当前社会迫切需要关注的方向，近几年创办或更名的新刊就有《地方文化研究》、《中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化软实力研究》等。跨学科的研究，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趋势之一。新创学术期刊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它们注意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等，推动了跨学科研究。比如《教育经济评论》重点关注教育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环境经济研究》是我国第一本环境经济专业学术期刊，《边界与海洋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唯一的有关边界海洋问题的多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期刊。期刊交叉学科现象是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之一，但是同时也给期刊评价中的学科分类和评审专家的遴选带来了新的挑战。高校学报专业化。高校学报类综合性期刊发展的何去何从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期刊编辑部，尽管很多具有学科专业特点的学校学报在刊文上都有一定的学科专业倾向性，但多数还是并未明确定位。近年来由于综合性期刊有向专业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学报也在不断顺应时代潮流，定位更加明确，逐渐向“小而专、小而精”方向发展，如《南昌高专学报》更名为《地方文化研究》，《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科版）更名为《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青年学报》，《江西行政学院学报》更名为《地方治理研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更名为《开放学习研究》，《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东北亚经济研究》等等。集刊转为正式刊。集刊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普遍，尤其在法学、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但是目前集刊又处境尴尬，虽然归类于连续出版物，但是却没有连续出版物的编号，可谓名不正言不顺。但是部分集刊审稿制度严格，学术性强，在国内外同行中较具影响。因此，近几年国家新闻出版局会择优配给一些质量高的集刊以CN号。比如《国际经济法学刊》创办于1998年，是国内唯一以“国际经济法”命名的全国性、开放性刊物，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具有公认的领先地位和影响力，2017年终于获得正式刊号。《国际政治科学》、《武大国际法评论》也是在学术集刊的基础上创刊。正式刊号的获取为这些学术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新刊评价与其他期刊评价的比较
任何的期刊评价工作都离不开评价的三要素：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和评价方法。与其他期刊评价相比，新刊评价的评价客体无疑就是新创办的学术期刊，而新刊因其存在历史较短、社会关注度低等特点也就决定了新刊的评价方法有别于其他期刊评价方法，比如新刊缺少定量数据或者定量数据难以获取，对其进行定量评价便困难重重，而作为定性评价主体的专家可能对很多新刊也不太了解，难以做出准确、切合实际情况的主观判断，因此对新刊进行定性评价难度也很大。对于新刊来说，定量数据的缺失，专家的不了解都加大了新刊评价的难度。作为评价对象的新刊界定难度较大。评价对象也即评价客体。虽然本文前面已经将新刊从时间和内容两个方面做了界定，但是这毕竟仅限于本项研究的语境范围。不同的评价主体基于多种考虑会界定出多种新刊的定义，我们在前期的调研中也注意到这种情况，比如有学者指出，需要确定一个新创刊物的时限，即创刊几年的刊物可以算新刊（如至少创刊两年以上），以便新刊稳定发展后才能进入评价体系。还有对于更名的期刊，本文前述是将刊文方向有变化的都归入新刊，但是刊文方向的变化也有不同程度，有的刊文方向完全转变，有的仅有少许变化。刊文方向少许变化的期刊中有一部分已存在于已有期刊评价体系，将此类期刊归为新刊重新评价还是放在原有期刊评价体系也是评价机构需要斟酌的事情。定量评价缺少数据支撑。期刊评价所用方法无外乎两种：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定量评价离不开定量数据的支撑，对于传统期刊而言，不管是单一的定量评价还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定量指标数据获取不存在任何问题，而对于新刊就不一样了。现行评价体系中基于期刊论文被引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比如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也就决定了期刊创刊至少应在两年以上。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因其学科特点，很多学科的被引半衰期较长，5年影响因子可能更适合评价这些期刊，这就决定了期刊必须创刊5年或更长的时间。由于几乎所有的新刊都难于或根本无法获取定量数据，因此有些定量指标不能用于新刊评价，有些定量指标虽然可能获取到部分期刊的定量数据，但由于数量有限，也不宜用于新刊评价。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更名的期刊，鉴于其定位完全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办刊宗旨变化、面貌全新的期刊，难觅该刊改名前的踪影，因此更名前的定量数据并不能代表现在的期刊状况，也就不能用于更名后期刊评价。社会关注度低，可用指标少。新刊作为期刊队伍中的新成员，创刊初期面临诸多困难，缺少固定作者群，优秀稿源可能偏少，刊载论文获奖的机会通常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此也就不太适宜用“刊载论文获奖情况”这样的指标来做到以文评刊。相对于其他期刊，新刊社会关注度通常较低，比如不管是部级的出版政府奖、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还是省部级如新闻出版局评选的百强期刊，都很难惠及到新刊，当然这与新刊创刊时间短，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有待提高有关，但这也说明基于各种奖励的指标同样不适用于新刊评价。同行评议较其他期刊评价更困难。同行评议的前提是评审专家对所评期刊有较深的了解，对评审工作具有高度责任感，但是客观地说，相对于办刊时间较长的学术期刊，很多评审专家对新刊关注较少，了解也不够深刻，因此仅仅通过专家的印象和主观判断来认知期刊质量，其评价结果可能会有失公允。因此，新刊同行评议尤其需要提供给评审专家尽可能多的参考资料以使其能够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判断。
3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设计
3.1明确新创学术期刊评价的目的——综合质量评价
任何的期刊评价体系必须基于一定的评价目的，针对评价客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评价指标。学术期刊评价的目的可以有3个层次：①整体的期刊综合质量评价；②局部的期刊学术质量评价或者编校出版质量评价；③基于单一指标的评价。评价目的明确才会有相应的评价标准、指标和评价方法，新创学术期刊评价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新刊能够快速健康发展。学术质量当然是学术期刊的命脉，但是新刊固有的不利因素也就决定了其学术质量短期内难以达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对新刊编校质量、出版质量或者某一指标进行评价，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可能会将新刊引入某一方面发展，不利于新刊整体质量的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新刊评价应该是全面综合的质量评价。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不同于核心期刊评价，主要衡量期刊学术水平、编辑水平、出版水平、政治方向等方面，那么评价体系设计时就要从期刊的政治方向、学术质量和编辑出版质量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3.2评价指标
根据前述人文社会科学新创学科期刊的特点，以及与其他期刊评价进行的比较，并结合新刊评价的目的，参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中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认为新创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中可以设置以下几类指标。
3.2.1意识形态属性指标——突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特点，把控期刊政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是毋庸置疑的，新刊也不例外。因此，新创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时可明确设立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评价指标，如明确将“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列为评价指标，并且意识形态指标应该处于所有指标之上，具有一票否决权。意识形态属性指标设计的最终目的还是督促期刊编辑人员在编辑各环节把好政治关，提高期刊编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把关能力。
3.2.2专家定性评价最主要的关注点之一——学术质量
既然评价的对象是新创学术期刊，那么除了政治方向之外，学术质量显然就是另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学术质量是学术期刊的生存之本，学术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是对一个新刊的学术水平做出准确判断比较困难。这是因为，除了学术质量研判本身的复杂性和困难之外，与新创学术期刊的政治质量和编校质量设计等各项相关指标相比，新刊的学术质量难以像其他期刊一样可以利用某些定量数据来衡量，很难设计相应的指标，这就需要借助同行专家智慧对新刊学术水平进行定性评价。虽然定性评价用于新刊也存在评审专家对期刊不太了解等问题，但是相较于多数定量数据的无法获取，定性评价的缺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比如可以通过搜集新刊的一些信息作为同行专家评审时的补充材料，以便专家能够尽可能多地了解所评期刊。此处作为定性评价主体的评审专家，在遴选时既要考虑宏观层面专家结构的合理性，又要保证微观层面专家研究领域与期刊所属学科领域的匹配性。定性评价专家整体上可以有三类人群：对期刊业界发展熟悉的主管部门，此类专家可以从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上进行把控；学科专家，可以从学科专业角度对期刊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期刊编辑专家，不仅可以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还可以评价期刊的编辑出版质量。针对学科专家和期刊编辑专家，遴选时要多维度多层次考虑：尽量覆盖分支学科；平衡专家的机构和地域分布；兼顾老中青各年龄层次学者。微观层面就需要通过建立专家库汇总专家基本信息、专业背景、从业信息和诚信情况等，以便遴选出责任心强、品德高尚，且能与评价对象在专业领域上匹配的专家。定性评价也需要专家根据一定的评判标准进行评价。针对新刊的特点，定性评价标准可参考以下几个方面：办刊宗旨、刊物特色、栏目设置；刊物在学界的影响力；选题方向（是否关注学科前沿和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文章质量（观点、理论创新、论证、资料、方法，是否存在低水平重复等）；作者团队特别是核心团队在该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等（是否有本学科最有影响的学者和优秀的青年学者）。总之，要有利于同行专家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另外，虽然新刊因其定量数据不完整而不能为定量评价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撑，但是可以提供部分期刊的定量数据作为专家定性判断的参考，比如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转摘量或转摘率等。
3.2.3编辑出版规范类指标——评价期刊编辑出版水平
学术期刊编辑出版规范是提高期刊编校质量的基本前提。编辑出版规范主要包括评审规范、编辑规范和出版规范几个方面。评审规范包括是否有匿名审稿制度和多级审稿制度，以及是否严格执行这些制度。编辑规范包括中英文题录信息完整（包含提名、作者、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等）、参考文献著录形式规范和参考文献引用真实准确。出版规范主要包括期刊是否做到按期出版，不拖期，不延期。
3.2.4新媒体类指标——引导期刊适应新媒体环境
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思维的快速发展，社交信息生产和传播领域的不断变革将人类社会快速引入到一个新的媒体时代，即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环境下，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发行方式、传播渠道、受众范围和运行体制机制都受到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下，学术期刊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内容、资源及平台方面的优势，积极与新媒体合作，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比如学术期刊办刊单位可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实施自建网站出版、优先OA出版、微信平台出版、微博平台出版、学术社区出版、自建APP出版等出版传播方式对自身内容实施差异化传播管理以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期刊评价在较大程度上具有指挥棒作用，因此，期刊评价体系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新媒体环境下设置诸如OA出版、微信平台建设之类的指标以促进学术期刊尽快适应新媒体环境。新媒体类指标主要有三类：（1）网站建设。学术期刊自建网站具有显著提高期刊和论文的网络显示度作用，对于提高期刊的影响力指标有动态促进作用。因此将期刊网站建设情况设为指标有利于促进期刊发展，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力。期刊网站建设指标可考察网站是否包括期刊基本信息（期刊介绍、投稿要求、编辑部联系方式、编辑介绍、编委会名单等）、刊物内容情况（期刊目录、摘要、全文信息等）和在线采编系统等。（2）开放获取。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采取开放获取出版模式，这也正在成为学术出版的一大主流趋势。开放获取具有低成本、高显示度的优点，对期刊，尤其是新刊是一种提高自身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有效途径。开放获取指标可以从开放获取的程度（全部还是部分开放获取）、更新速度、回溯情况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3）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这种新媒体具有快速、动态、实时互动、受众多等特点，为学术期刊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该指标考察的内容可包括期刊是否有微信公众账号和公众号是否及时推送信息情况。
3.3评价方法
意识形态指标具有一票否决权，也就决定了期刊是否进入随后的评价对象，此类指标数据可以从政府主管部门那里进行核实。编辑出版规范类指标反应了期刊编辑部的管理能力，指标数据可通过刊物抽检的形式获取。新媒体类指标属于期刊发展导向性指标，指标数据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对评价范围内的期刊进行调研获取。专家定性评审则可通过分学科将专家召集起来集中评审，评审结果以分数的形式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差四个等级。当然，专家评审时需要借助基本的材料才能做出比较客观地判断，比如可以提供给专家几期现刊以便专家可以对所评期刊有个直观的感受。通过翻阅现刊，专家基本就能对期刊有个整体上的把握。同时还可以让编辑部提供一定字数的刊物基本情况介绍，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给专家提供部分期刊的定量数据，这些信息都可以为专家判断提供一定的参考。指标权重方面，新刊评价要以专家定性评价为主，其他指标的量化数据为辅，因此具体操作时以专家定性评价的分数为基础，编辑出版规范类指标和新媒体类指标的分数仅作为加分项，且权重要低。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2
［关键词］学术图书;出版;深阅读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等各方面产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出版行业也随着产生了相应的发展。这种改变一方面是为应对新变化所产生的挑战、为大环境逼迫而产生;另一方面也是新的环境中出版业需要与时俱进、紧随行业发展潮流的内在诉求。本文试图从出版行业消费层面以及市场变化的某些侧面入手，来观察其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门类出版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思考。
1消费群体消费理念的变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影响
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蓬勃发展，手机碎片化阅读已成为一大社会现象。据“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7.8%”［1］，在2014年，数字化阅读就已经过半。由此影响的出版业，尤其是对纸质图书出版方面的影响可谓深远。这不仅是阅读媒介、阅读工具的变化，同时连带着内在的阅读习惯和消费倾向的变化。早在四五年之前这种传播媒介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就已展现。数字化时代中，这种图文并茂的阅读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及生动性，另一方面其“娱乐性对人注意力的强大吸引和时间不经意间的无意义地流失”［2］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文化消费报告(2014)》中总结了近年来由此而对出版行业消费市场观念上的变化。首先，是消费观念的大众化，尤其是在学术图书、专业图书中，消费者更容易接受也更加喜欢像手机碎片化、娱乐化阅读一样的、比较通俗易懂的文字风格与解读方式，因而各类著作消费的一个主要流行趋势就是图书消费的大众化趋势，专业图书正在被以更为演绎化的趋势所需求，经典著作也逐渐以大众化出版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就是明显的消费类型娱乐化。站在批评的角度解读，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缺乏深入阅读的耐心和时间，普遍喜欢“快餐式”的文化，并且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之余，更希望得到的是迅速可以获得的轻松、快乐的文化体验。这种阅读消费观念的改变也改变着阅读材料生产者的工作方向。最后，就是消费目的实用化。在图书市场上，什么书占据市场由当今社会读者的定位所决定。由于上述原因，健康类、职业类、课程类等实用性极强的内容更容易受读者欢迎。出版商为获得更高利润、不断迎合读者需求，也进一步促进了图书的实用倾向。［3］由此，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出版消费的低俗化，这是从内容上来讲。从消费倾向上来讲，消费者也更偏向于消费大众出版物，对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图书需求都难以上涨。数据显示，“从整体规模上看，尽管我国每年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图书数量接近20000种，但无论是数量还是销售收入，在全部年出版图书数量和经济份额中所占的比重均不到10%。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学术出版(含学术期刊)的这一占比则在30%以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2017)。”［4］尽管从学科上来看，图书消费具有一定的专业偏向，书店畅销书往往被社会科学图书(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译著，与时事、影视、时尚有紧密关联的图书等)占据，自然科学类图书相比之下占比很少(除去一些计算机读物以外，很少在书店有销售科技类图书)，即使有也仍然是以大众文化科普读物的形象出现的畅销书，例如类似中信出版社2017年和2018年间推出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三部曲，并非完全纯粹的学术类科技类图书，但名声大噪、销量巨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消费群体理念上的变化所带来的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冲击是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下数字化阅读的时代特征而来的。但是这里也想强调的一点是，这种变革带来的仍然是阅读介质所影响的阅读方式，而并不意味着人文社科领域作为阅读消费内容门类占比的现象级变化。2018年上半年商报·卷藏数据显示，“与2017年同期相比，社科类出版社在馆配市场份额中的占比下降了0.26%，但仍以占比23.38%位居第一。”［5］人文社科领域的出版本身仍然是出版门类中的重点，这一点无论是在电子化阅读还是纸质阅读中，说到底还是不变的。
2品牌战略为新形势下的人文社科学术出版提供突破口
讨论此问题实际上是在数字出版迅猛增长、纸质书在思考未来何去何从问题中的其中一个。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论与“纸质书如何与电子书竞争”的答案有相似之处。例如，传统纸质书可以发挥更为舒适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在注意力方面有着更为多元化的创作向度。这一点在近年来人文社科学术类图书的出版中的一个探索，就是对于品牌意识的重视。通过创造品牌创造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更大空间的例子已经越来越突出。例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打造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20余年，创造了巨大的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打造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一系列品牌，长盛不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出版20余年，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中国相关领域的必备参考书目，“甲骨文”品牌更是成功地将学术书籍成功地延伸到了大众当中去。其中“甲骨文”品牌是将迎合大众市场与坚守学术质量两者兼顾得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当然整体上这一趋势仍“在路上”，各出版社在书号收紧、出版政策更为严苛的形势中进行这一朝向的摸索和尝试。应该看到的是，当前国内的众多学术出版机构对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整体上来说品牌意识仍然十分薄弱。一项专门针对相关领域品牌出版的研究表示:“本研究涉及的101家学术出版机构中，只有16家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品牌。这与当前学术图书出版数量众多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国内学术出版领域的一大不足。”“缺乏品牌学术图书，而过多地推出‘跟风’的、平庸的选题只会让自身失去特色，也不利于培育出版机构的核心竞争力。”［4］因此本文希望从“甲骨文”系列图书的经验中引申出更多的启示。事实上，在社会消费和阅读习惯普遍大众化、娱乐化的同时，由于社会教育的发展，学术类阅读的需求仍然是巨大的，国内的学术书市场有越来越重视研究成果传播的趋势，也越来越重视前沿的研究成果的引进和普及。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来说，这是一块可以深耕之地。具体来讲有以下方面可以借鉴:第一，内容选择。不违前述的消费观念大众化、娱乐化、实用化，学术图书同样可以在内容选择方面向这个方向靠近。“甲骨文”图书十分注重文本的可读性，在通俗与学术之间把握度的平衡与创新，让学术语言通俗易懂，又能尊重思想的原创性，保持思想的严肃性，同时让读者读得下去。这在选题时得益于策划人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挖掘，从相反的方向，在消费娱乐文化泛滥甚至出偏的年代，反过来引发大众的警觉和思考，在“热点”中挖掘“常点”，以“热点”言说“日常”。例如《郁金香热》一书表面上是以17世纪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购买热潮为背景讲述事件，实际上讨论的内容引申到了与大众密切相关的背后的金融现实。第二，纸书设计。与“快餐式”消费相应，一些出版物在生产上也变得“快消”起来，在图书的装帧设计、内容质量、营销挖掘上都较为浅显和程式化。而品牌类图书则要在这些方面上都保证品牌的价值和品质，保持一定的一致性，甚至不断追求突破。传统的学术图书因为消费群体小，专业性强，在装帧设计上一直以来较为简洁，不够重视。“甲骨文”在快消社会与视觉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策略就是在于吸引人的封面设计，在图书的设计和装帧上下了很大工夫，以此来刺激消费者“占为己有”的“收藏”与“享受”的欲望。因此“甲骨文”图书特别注重书的“颜值”，追求时代感，也追求民族性，重视审美价值，注重根据书的内容以装帧设计进行展现和放大。而这一点对传统的纸质图书来说是一大优势。电子书和手机阅读的阅读介质毕竟都是平面的，屏幕式的，非立体的，而纸质图书可以加入非常多元的设计工艺，在立体的视觉触觉上打造多维度的感官体验。这正是人文类纸质书区别于快消碎片化电子阅读的特有优势，也是消费者个人品质品位、经济地位、兴趣爱好的展现。因此人文社科品牌在这一领域都应大力重视并做深耕挖掘。不仅是出版社旗下的图书品牌，图书企业本身整体就作为一个图书品牌的案例也是具有同样的启示。例如后浪出版公司就擅长打造市场化大众化的人文社科图书，“后浪”已经成为品牌本身。在形式的设计上，后浪出版公司善用不同版本来吸引读者注意，出版了精装版、平装版、普及版、插图版、修订版等不同版本类型［6］，以满足不同的读者需求，获得市场效应。当然后浪的案例对于学术类专业人文社科图书的说服力不如“甲骨文”品牌，但其对于基于出版消费市场的变化来观察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的话题来说，是一个兼顾两者的、处于中间地带的案例，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里所谓的“中间地带”，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下文所要讨论的“浅阅读”“泛阅读”与“深阅读”之间的关系。
3“浅阅读”“泛阅读”与“深阅读”的双赢共济
目前的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的学术出版生态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中，首先是阅读方式上的数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已达64%，连续7年持续上升(新华网，2016)。”［4］面对信息时代的海量资源，在阅读方式上，数字化阅读已经渐渐成为主流的阅读方式;而通过终端设备尤其是便携的移动终端进行的碎片化阅读或者是“泛阅读”，已然成为阅读的新特点。数字化载体阅读中，超文本、多媒体等介质会持续地对阅读者的大脑施加刺激，“导致其疲于信息解码，在高强度的认知负荷下无暇完成后续深度阅读所要求的深刻的、高层次的思维活动”，而纸质阅读介质、印刷文本在这方面则具有单调性(这与上一节所讨论的纸质介质具有比电子介质更多的发挥空间不同)，相反，是会减少“对阅读脑持续、高强度的刺激，从而使读者能够调动充足的智力资源投入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实现深度阅读。”［7］对于希望从阅读中获得享受的读者来说，“与其说阅读是获取知识、完善人格的工具，不如说阅读是一种能够满足读者精神性、社会性需要的生活方式，其价值在于让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获得超越时空、超越个体经验的自由。”［7］这种在数字化平台进行的阅读常被指为“浅阅读”而探讨，但事实上，由消费市场观念大众化、娱乐化、实用化所影响下的纸质图书又何尝不是被降低了深度，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浅阅读”倾向。对于“深阅读”的讨论中首先在于确定概念本身，到底什么样的才是“深阅读”，其中有一个讨论笔者认为颇具启发性，就是对深阅读是“严肃”的阅读还是“享受”的阅读的提问［7］。在浮躁的社会中，快餐化的阅读充斥其中，学术的、专业的阅读对于大众来说确实“严肃”之余，很难成为一种“享受”。但换一种角度去观察这个讨论，不论是“深阅读”“浅阅读”还是“泛阅读”，其本质事实上都是在于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阅读目的，不论这个目的是为求知的、为享受的还是为获得情感体验的。因此对于这些目的来说，并不具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是同时可以满足多个需求。而图书的生产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希求发挥更多价值，做到价值的结合，从而完成利益的获得。这也是在新的出版环境下，当大众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时，对图书出版所提出的更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即以往只需传达内容的图书，被更多的附加需求所需求。诚然这种新形势给人文社科学术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原本人文社科类图书本就在图书内容编辑中是难度较为高的一个门类，对于如何评价它也有如此情况。王兰敬和叶继元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图书质量评价的主要瓶颈在于工作量大、内容评价费时费力。”［8］人文社科学术类图书无论是在内容生产还是质量评价上，都需要更高的精力、更高的水平，对编辑、设计者、印刷厂和阅读者几个方面都存在纵深的拓展空间。而这无疑都是现今的出版行业消费市场变化趋势下对人文社科学术出版需要进行新的思考的契机。由上文引用数据可知，虽然目前人文社科学术出版领域品牌还并不多，但也同时可以看到已有的品牌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做了成功的尝试。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打造的“理想国”品牌，就是业界的引路先驱，而受“甲骨文”模式影响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旗下也催生了一批新学术品牌图书，如“索恩”“启微”“九色鹿”“思想会”“方寸”等，都在以学术为内容生产的基础上，注重装帧设计，注重社群营销，注重大众化普适化的编辑加工，以“浅阅读”所具有的特点吸引大众，再以“深阅读”的内容留住读者，体现消费价值和收藏价值，对读者群慢慢形成凝聚效应，实现“浅阅读”“泛阅读”与“深阅读”的双赢共济。“从实体书店、网上书店、馆配市场三大图书销售渠道反馈的人文社科图书销售情况，以及各类图书的市场表现观察，2018年人文社科图书发行数量和内容质量显现出均衡向好的大趋势。”［5］总体来说，作为人文社科类图书的阅读消费市场是总体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情况的，而这其中想必包含了数字化阅读对纸质图书的市场瓜分和人文社科类图书本身为紧随变化趋势而做的努力迎头赶上两个方面。而作为人文社科类图书当中的学术类专业类图书受到的冲击则给出版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本文对这一现象做了从消费视角观察的分析，以“甲骨文”等品牌图书为例，说明新的消费观念下消费市场给人文社科学术出版带来的启示，并认为这是一种以“浅阅读”“泛阅读”的外在形式吸引消费群体，而以“深阅读”最终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双赢共济策略。以此策略为努力方向的出版品牌战略揭示着人文社科学术图书出版业未来可以深耕的方向。作为以学术内容为出版主体的学术出版机构应该“牢固树立品牌意识、秉承传播学术的使命，在着力出版优秀的学术著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色准确定位，针对自身特长打造学术品牌战略。”［4］与时俱进，紧随行业发展潮流，是今后出版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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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范文3
一、级次称谓编辑
（1）按主管部门划分为全国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
（2）按是否正式出版分正式期刊和非正式期刊。
（3）核心期刊，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4）称一级期刊、二级期刊、三级期刊（如四川省第二次期刊质量考评，评定1998年全省期刊质量为一级期刊179种，二级期刊93种，三级期刊6种）。
（5）优秀期刊（如1999年社科院举行的期刊评奖活动中，《文学遗产》等八种刊物被评为“优秀期刊”）。
（6）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如1992年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期刊评比中，设优秀期刊一、二、三等奖。
（7）十佳期刊，如江苏省社科类十佳期刊，首届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双十佳。
（8）来源期刊，如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9）国内权威刊物，如《湖南大学校定国内权威刊物目录》。
（10）重要学术期刊，如《湖北大学一级和重要学术期刊目录》。
由于给期刊定级的机构、院校很多，定级的出发点、目的和标准各不相同，期刊分级的称谓也就显得五花八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期刊的主办者越来越重视期刊分级的结果,对分级中获得的好成绩往往在刊物醒目位置予以标注，而称谓的复杂多样使得读者难以辨明。如“优秀期刊”，在某次定级中可能是最高级别，而在另一个定级中可能是第二级或第三级，最典型的如全国高校社科学报评奖，在“优秀学报”上还叠着两级，分别是“百强”（第二级）和“双十佳”（第一级）。而“核心期刊”的标注方式竟有19种之多，出处不一但又未标明，读者很难弄得明白。
二、主要定级编辑
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该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研制。第一版(1992年)共载核心期刊2174种,分为128个学科。第二版载核心期刊1596种，分为130个学科。第三版载核心期刊1571种（其中270种为新入选的期刊），分为75个学科。《要览》第三版采用多指标筛选法，以1995—1997年国内出版的中文现刊作为统计研究对象（港、澳、台期刊未计入），筛选指标有六项，即期刊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经过综合筛选，最后由专家对筛选方法、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进行评审鉴定（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产生出各学科的核心期刊表。
2、《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该中心从1996年开始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统计分析库，根据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确定了1999年度中国人文社科学核心期刊并编制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共收入506种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基本覆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术期刊，反映了我国人文社科论文的学术水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认定的学术研究核心期刊，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统计分析和文献评价研究的重要信息基础。社科院每年将对核心期刊进行更新补充，并淘汰不符合核心期刊入选标准的期刊，
3、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承建开发。CSCD第一版（1996）收录期刊315种，第二版（1997）增加到582种，后又经过几次扩充，2000年收录1500种。该系统全面参照美国“ScienceCitationIndex”(SCI)的编制体系，它按照“二八规律”（即80%的主要文献分布在20%的核心期刊中）粼选了我国4000余种自然科学期刊中具有较高水平和编辑质量的核心期刊。利用本库可以查找核心期刊中发表的论文及引文，更重要的是其评价功能，利用其引文数据可评价个人、实验室、学术机构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地位，评价期刊质量等。另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编委会与中国科学文献计量中心确定3500种期刊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900种人文社类期刊为“《中国人文社科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4、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目录
1995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颁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目录》，共收443种期刊。
5、国家期刊奖
由新闻出版署和科技部组织，每两年一届。首届“国家期刊奖”于2000年元月颁奖，《求是》等48种社科期刊和《中国科学》等64种科技期刊分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3种社科期刊和22种科技期刊获得国家期刊奖提名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家期刊奖中科技类期刊学术性专业性更强，社科类则很驳杂，49种获奖期刊中只有12种是学术研究期刊，著名的有《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艺研究》、《文史哲》、《江海学刊》等。
6、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由新闻出版署组织评选，每两年一届，1997年第一届，1999年12月评出第二届。第二届评选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和中央单位期刊管理部门筛选推荐参评社科类期刊272种，经过专家评定，共108种期刊入选，其中学术期刊20种，约占全部期刊的五分之一。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4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由于荒废了十几年时间，我进入大学后，读书的欲望十分强烈，总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书来读，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到上海的南京路及福州路的书店里淘书。我在上海上学7年，那种淘书之乐趣也保持了7年。直到现在，到书店淘书仍然是我最大的嗜好。但是，在那个时代，由于出版物少，即使有经济能力也是无书可买。所以，要满足自己读书的欲望，只好到学校的图书馆寻找。我算是十分幸运的，在那个找不到书的年代能够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具有久远的历史，她是1954年由上海几所老牌大学合并组成，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华夏大学等。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收藏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在上海读书7年的时间里，泡在图书馆里是我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候，我只要不上课，图书馆开门，就会坐在图书馆固定的位子上。后来去多了，我也与图书馆的管理员结下友谊，他们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帮着做，成了当时图书馆的编外管理员。就当时来说，对此我也感觉到非常自豪。也正是这样，我与《江海学刊》结缘了。我最早是在图书馆期刊的过刊书架上看到《江海学刊》的，翻阅之后就觉得是一本可读的杂志，很有学术品位。所以，在上海读书的7年里，几乎每一期都会借来阅读，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在此，我还得向《江海学刊》说一声感谢，感谢我在那个时代遇见了你。离开上海之后，在外工作及学习十几年，后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术研究，论文写好之后投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学期间读过的几本杂志，《江海学刊》自然是我的心爱之选。有一年单位年终总结，单位的领导就问我，你为何老是把文章投稿到这几本杂志去，我说我喜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江海学刊》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我与《江海学刊》的友谊也没有间断过。2018年6月初，战炤磊编辑告诉我，《江海学刊》要搞一个出版发行60周年的纪念活动，要我写一篇与《江海学刊》建立友谊的文章，我欣然答应。但是，接到任务之后，一直在琢磨到底写什么好，拿着这本杂志翻来覆去，最后眼睛一亮，终于找到本文的聚集点。《江海学刊》作为一本“关注学术前沿，倡导标新立异、引领学术争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它是如何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的？《江海学刊》作为一本地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如果没有特别的功夫，要在众多的期刊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而这也许就是《江海学刊》60年来点点滴滴升华的结果。本文先是简单地从知网所统计的三本同类型学术刊物被引用最多的12篇论文来做一个比较分析，据此洞察《江海学刊》的实力所在，并由此引申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公共理性的基本特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及内在价值；最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公共性的基础上讨论保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得以发展与繁荣的条件及环境。
二、从三本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看学术刊物的公共理性
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目前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体系、评价机构及评价标准等。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指标有20种以上，其中影响因子、引用率等量化指标最为重要。黄颂杰教授也认为，学术期刊发文被引用量或引用率和被转载量或转载率这两个量化指标是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主要评判标准，特别是被引用量或引用率更具有客观性，最为重要。《江海学刊》之所以能够在1000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肯定有其过人实力。本文从知网上简单地选取了3本有代表性的同类型的学术期刊：《江海学刊》《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每一种期刊选取被引用量最多的前12篇论文，并列出这12篇论文的下载量和下载量排序。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简单分析，看到了下面有趣的现象，并对此进行简要地分析解释，由此一叶知秋。首先，从三本杂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论文的情况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为1178，最低引用量为242；《学术月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为676，最低引用量为170；《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是394，最低引用量是160。从这些数据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引用量的1.74倍和2.99倍；《江海学刊》第12篇论文的引用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同样位置论文的引用量的1.42倍和1.51倍。尽管这种量化比较受采集数据量少的限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足，但同样不失一般性。由此可以容易地推导出，在整体上《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要高于另外两本杂志，如果以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为衡量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那么《江海学刊》当然优于另外两本杂志。其次，从三本杂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论文的下载量的情况来看，《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17533(1)（括号中的数字是三本杂志下载量的各自排序，下同），最低下载量是1499（174）；《学术月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8292（2），最低下载量是692（1160）；《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是11206（1），最低下载量是835（726）。也就是说，《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所刊出论文的最高下载量的2.11倍和1.56倍；《江海学刊》的前12篇论文中的最低下载量分别是《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同样位置论文的1.42倍和1.51倍。论文下载量可以反映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程度。上述比较意味着《江海学刊》所刊出论文所讨论的话题的社会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学术月刊》和《社会科学战线》。第三，对于三本学术期刊的质量比较，为何不选择通行的所刊出论文的被转载量或转载率，而是选择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及下载量呢？因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比论文的转载量更具客观性，学术期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是直接面向读者。只不过，学术期刊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和下载量所面临的读者有所不同。论文引用量对应的读者更多的为专业性读者，由此显示出所刊论文的专业性，而论文下载量对应的读者是专业性读者与一般性读者之和，两者都是读者行为的直接结果，更具有客观性。而转载量往往会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转载期刊篇幅、编辑人员能力及取向等限制），其评价客观性可能会降低。所以，黄颂杰教授认为，以转载量为评价标准，意味着凡是被转载的就是优，而未被转载的则是非优，这是一个未被验证的似是而非的虚假命题。本文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第四，从上面所选择的36篇论文的主题来看，除了几位学术大家（如谭其骧、邓广铭、顾颉刚等）所讨论的论题较为小众化之外，所涉及的论题基本上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或既重大又热点），如城市化、农村、农民工、公共政策、金融危机、产业链、法治建设等，而这些论题又都是当前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公共问题。正如韩璞庚教授指出的那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识主体进行多元化异识整合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学术交流的公域，同时也可以说是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的摇篮与温床。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通过一套严格的编辑程序，把当代最具学术性的论文汇集到这个平台上，同时通过这个平台把这些学术思想、知识和信息传播给社会。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它所形成的是每一个时代的公共理性。当然，这里所指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不仅是指它在消费上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特征，更是指学术思想的创造或生产只能通过公共的方式来实现。与这类公共品所产生的效益相比，学术期刊出版发行所支付的成本及读者购买期刊所付出的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计。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质量高低，既可以通过所刊出论文的引用量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所刊出论文的下载量来反映。后者正是反映了学术期刊通过一套严格的编辑程序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所具有的公共性的理论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三本学术期刊相比较，《江海学刊》同样略胜一筹。而下一节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的讨论，则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具有的公共理性特征的进一步展现与深化。
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
学术期刊是刊登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刊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是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从1665年法国的《学者杂志》问世开始，这一宗旨或本质特征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否则就不是学术期刊了。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本质就是其学术性，其本质特征就是刊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离开了这种本质特征就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了。现在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性是什么？其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识别和评价其学术性及学术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学术通常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指知识的累积和系统专门化的学问。英文通常用Academia这个词来表示，并由此引申出学术是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即学术界或学术机构。就此而言，学术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学术研究机构，二是学术，三是思想。所以，在古希腊Academia最早起源于一种地名，是一种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或荣誉会籍的机构，它是对专门化知识进行讨论与研究的场所。此涵义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的重点在于学术与思想的两个层面。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含义有分而治之，有合而为一。如有人把学术看作是治国之术，也有人把学术理解为影响人们生活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不同时期，有专注考据的汉代公羊学及专注义理的宋明理学。但实际上，学术与思想两者既相互联系，又可区分为不同的观念形态。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学术侧重于实然性，专注研究对象的事实性，即实际上如何，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与存在。比如，表现为文献考证的学术形态，它所关注的是相关文献中文字中的文本含义和它的演变，文献自身的本来形态和它的变迁沿革等；而表现为社会现实的学术形态，更关注研究对象的现实状况，通过何种实证性的工具来把握等。所以，学术活动或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就在于追求事实的完整性或充分性，否则无法形成专门化和科学化的知识，以此来帮助人类认识与把握外部世界的真实性。一般来说，思想就是学术研究所遵循的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强调的是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它所关注的是世界为何如此，这种事件或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其前后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未来又会发生什么，等等。所以，思想更关注理论的分析和理论的解释，强调对事实所蕴含的因果关系的追溯与把握，强调理论上的自洽，追求观念形态上的系统性。所以，如果我们进入了某门学科的研究，就得遵照这门学科的范式来进行推理与演算，来寻找答案、解决问题或处理事情。也就是说，思想更强调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这些价值与意义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等，并由此累积成系统性的知识或学科。不过，尽管学术与思想有观念形态上的分野，但学术所涉及的事实层面和思想所涉及的价值层面，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学术与思想可以在观念形态分开解释，但更多的是整合在一起的。因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考据还是实证，如果没有思想作为其内在的灵魂，那么史料与文献仅是一堆故纸，现实的数据与信息也只能是毫无关联、冰冷冷的数字。只有站在新的视角、用新的观念和新的范式，才能显示出这些材料和数据的内在逻辑及生命力。同时，任何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的，都与一定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有关，都与现实生活的事实性有关，这些是思想创造的根基与前提。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学术与思想应该是合而为一的。可是，在中国现实的学术研究中，把学术与思想两者分离开、对立起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而使得不少学术研究成了相关从业者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学术工业”。比如，当前经济学的不少研究，把整个现实世界都数学化，从而使得现在经济学所面临的世界不是理性思维所发现的事物的秩序，而是研究者心灵构造的秩序或世界。当人类把自然和世界作为自己构造与控制的对象时，他实际上“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人类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作为思考对象的世界”，从而让世界也离人而去。所以，学术期刊有责任引导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让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回归到它的本源，阻止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学术工业”。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在功能。俞伯灵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或学术期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或地区学术研究的水平，不同时期学术期刊的状况大体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状况。也就是说，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期刊既是一种筛选机制，也是一种评价机制和引导机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及基本功能。首先，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是个人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大学、学术机构甚至各种事业单位，职称晋升、获得学位、学术成果考核、各种项目申报、奖项评价等的评判标准和依据。在这种过强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各种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或学术论文蜂拥而出，泥沙齐下。所以，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或有价值的学术期刊，它就是一种筛选机制，把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筛选出来，把那些不成熟及不良的论文剔除出去。而学术论文良好的筛选机制不仅在于编辑知识的专业性、广泛性，还需要给予编辑一个好的环境。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不久就能够刊出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就能够成为有学术影响力的名刊，就是与这样的学术论文筛选机制有关。其次，学术期刊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功能在当下的主流表现在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好坏、质量高低、能够获得多少奖励完全取决于学术论文所刊出的学术期刊的级别。比如，刊登在《自然》和《科学》等全球顶级杂志的学术研究成果一般都会被科研管理机构认定为顶级学术论文，而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一般都会被认定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尽管这样的认定也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失一般性。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比这更好、更科学的学术科研成果评价方式。所以，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科学、客观、有效的学术研究成果的筛选机制和优秀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这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更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引导机制，并不单单是指宣传引导、舆论引导、意识形态引导，还包括更重要的学术规范或学术范式的引导。也就是说，优秀的学术论文，必须建立在严密的学理及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让中国的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并逐渐地走向国际化。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5
一、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使命
彰显时代主题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使命所在。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精神世界及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现象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探寻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类精神的科学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为中国发展和中国实践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强调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守、传播和研究中主动担当，加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自觉，既要坚持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更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领学术研究，坚持党对学术研究活动的领导地位，做到意识形态要正，政治站位要高。根植于中国实践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政治使命。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同步性和同构性。因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是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者、记录者和知识再创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变革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生动丰富的社会变革实践和国家体制改革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研究素材和研究资源，也为创新研究成果提供了广泛的实践检验途径。运用中国学术理论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实践，运用中国实践检验中国理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逐步扩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程度，最终构建以中国实践为支撑的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相对于专业刊物的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伴随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细化，各学科均有自己的专业刊物。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与其他专业学术期刊刊载学术研究成果显著不同的特征是学术研究成果实现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其既有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跨学科研究，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基础性研究，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基础性、开放性，凸显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办刊特色。同时，作者群体的广泛性、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内在地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严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自觉，积极传播、宣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践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新时代的政治使命。
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
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倒逼”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要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期刊评价标准是学术期刊质量的“试剂盒”，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则是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中的核心要素，决定了学术期刊的办刊导向，因此，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体系结构与核心要义具有历史性、动态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在报告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政治论断，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政治要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充分反映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因此，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将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站在“四个自信”的立场上来审视期刊的学术研究成果，肩负起守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通过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宣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作出贡献。学术环境的复杂性内在地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各种文化观点观念呈现不同的图景，利益需求多层次、多维度，转型期特有的各种现实冲突也以不同的面目和样态呈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难以辨识。为此，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既需要我们通过政治学习精准领悟其科学内涵，也需要在复杂的学术环境和办刊实践中，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学术文化引领，做新时代改革成果的真实反映者、记录者，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的知识再创造者，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框架，以学术成果为材质，在学术创造者和知识求索者之间构架一座方向明确、旗帜鲜明的文化传播桥梁。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中国实践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我国意识形态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适合于中国的哲学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装，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政治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治理体系，但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制度建设和创造的实践结果。作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来自于对社会民众现实利益的准确表达与诉求，把握期刊价值导向与社会观念整合程度，只有在学术创新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体现出期刊的意识形态自觉。从期刊编辑自身来理解，意识形态自觉应指编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所体现的一种意识形态主体意识，包括自觉的意识形态反省、自觉的责任担当、自觉的兼容并蓄和积极的自主创新等。编辑的意识形态自觉渗透在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实践。在目前国际意识形态阵地激烈的斗争中，期刊编辑应自觉防范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学术研究倾向和观点，在扩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创新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复杂多样社会思潮的精神旗帜，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在文化交流中彰显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创新精神。要主动自觉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实践选择能力，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性，在社会各主体的互动中，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人文社会科学范文6
1学术合作网络整体特征演变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学者们经常使用网络的度分布指数、网络的密度、群聚系数、网络的传递性和网络匹配性等指标来量化地反映整体网络的规模和中心化程度等问题。对复杂网络的结构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所研究网络是无标度网络(BA网络),即网络中节点的度数中心度与该中心度的节点数量关系服从幂率分布:其中k为节点的中心度,f(k)为中心度为k的节点的个数,r即为该网络的度分布指数。通过对比不同网络的度分布指数,可以得出网络是否存在较多的HUB节点,度分布指数越小,网络中的HUB节点数就越多,整体网络受该HUB节点的控制程度就越高,根据王林等人的研究,度分布指数在1-2之间时网络中存在较多的HUB节点,度分布指数在2-3之间时网络中存在一定数量的HUB节点。网络群聚系数用于描述网络集团化的程度,即识别网路中是否存在中心节点的趋势。网络聚类系数越大,网络的中心化趋势就越高,即网络越倾向或依赖于某个小团体之间的交互,网络聚类系数与网络的传递性指标相关性较高,但是网络的传递性指标则更加关注的是网络中三角形的数量。网络密度则更关注的是网络中的整体链接质量,该指标主要用于描述网络中节点间交互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越大,节点间的互动就越频繁,网络匹配性指标是对网络结构和质量研究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其主要表征相连接结点对的度之间的相关性,即通过网络匹配性指标计算来反映度较大的结点是倾向于与度较大的结点连接,还是倾向于与度较小的节点连接。通过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的度分布进行拟合,得到其度分布曲线服从幂率分布(图1左),其中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分别为2.85和2.17,根据上述王林等人的研究观点,该指数表明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中存在一定数量的HUB节点,并且机构合作中HUB节点的数量要高于作者合作网络,这一点也可以有很直观的理解,学术合作网络中存在一定的集聚效应,各个研究机构间的实力是相对比较悬殊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合作网络的群聚系数、网络传递性、网络匹配性和网络密度指标(图1右),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作者合作网络在聚类系数和传递性上要高于机构合作网络,但是在网络密度上,机构合作网络高于作者合作网络,表明在作者合作网络中,网络中心化趋势较高且,存在一定数量的三角关系,小团体结构较为凸出,而机构合作网络中该现象相对较弱,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一结论也符合实际情况,即作者合作仅局限在较小的研究领域,其网络结构稀疏且关系松散,小范围内的学术合作较为频繁;而对机构而言,其拥有较大的学术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机构合作网络密度较大,机构间的整体互动就比较频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学术合作网络的内在匹配性指标上,作者合作网络的匹配性高于机构合作网络的匹配性,且机构合作网络的匹配性为负值,该指标表明在学术合作网络中,相比而言机构合作而言,作者合作网络更倾向于强强联合,即节点度较高的节点更加倾向于与节点度较高的学者产生学术合奏,而机构合作网络中节点度较高的机构与节点度较低的机构间的合作比较频繁。进一步对2000-2014年的学术合作网络进行研究,以展示在这15年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的变化情况。通过对这15年间的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各项指标进行计算,由于对各年数据来说,合作网络较为稀疏,网络密度指标过小,因此这里将网络密度指标单独展示。从历年网络指标来看,从2002年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合作网络的整体结构都相对比较稳定,作者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基本保持在3以上,整个学者合作网络中较少有HUB节点存在,说明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少有“大学者冶或“领袖学者冶出现,学术研究的领域细分和研究方向的细化导致学者都在专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跨领域、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而在机构合作方面,机构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基本维持在2左右,机构合作网络中有一定数量的HUB节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表明从2002年起,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机构间的整体合作网络机构相对比较稳定,HUB节点集中在其中部分机构之间。从网络密度、网络传递性、网络匹配性和网络群聚系数来看,从2000-2014年,机构合作网络的密度波动较大,作者合作网络中的网络传递性、网络匹配性波动较大,而机构合作是建立在作者合作的基础上的合作关系,结合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网络指标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机构间的学科设置、学术研究领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也可以表现为互补优势,即竞争与合作。由于在作者合作网络的具体计算中,为了保证作者合作的准确性,采用“作者+机构冶的形式来规避作者重名情况以确保计算的准确性,基于该视角,这一结果也在另一方面表明不同机构或学者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会有一定的延续性,而作者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远低于机构合作的网络密度,说明这15年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流动情况比较频繁,持续合作的强关系相对较少。
2分学科学术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基于前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整体学术合作网络的相关特征及其演变情况,但是上文中的统计也表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合作情况差别较大,文学的作者合作率为10.91%,机构合作率仅为3.71%,在各学科中表现最低,而合作率最高的心理学的作者合作率与机构合作率分别为86.52%和40.35%,如此悬殊的学术合作情况,必然在学术合作网络中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基于此,本小节将学科出发,对各学科的学术合作网络特征进行计算和对比分析,从而挖掘各学科学术合作网络的特征情况,以便于相关部门在科研管理中对不同的学科采取更加针对的管理办法。通过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结构进行计算,可以看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术合作网络在结构上有较大差异。首先从各学科学术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与网络密度中可以看出(图6和图7),作者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相对较高,其中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语言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学科、民族学与文化学以及宗教学的度分布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表明这些学科的作者合作网络中较少有HUB节点存在,作者队伍不断变化中,合作网络中的核心作者相比其他学科并不十分明显。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各学科的度分布指数相对较低,基本维持在2.0-2.5之间,其中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的机构合作网络的度分布指数较低,达到2.0以下,从该指标可以看出,这些学科的机构合作网络中有较多HUB节点,有些机构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中具有比较优势,或者说这些学科的实力相对比较集中。除宗教学之外,其余学科的作者合作网络的密度曲线较低,表明这些学科的作者整体队伍较大,作者间的合作比较稀疏,而宗教学的合作网络密度较大,一方面表现在该学科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频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学科的学科规模和作者队伍较小,即网络的规模基数较小。相比而言,机构合作网络中经济学的网络密度最低,这也说明经济学的研究机构队伍十分庞大,而各个机构间在合作关系比较稀疏。其次,从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群聚系数、网络传递性和网络匹配性指标上可以看出,各学科在作者合作网络中的群聚系数、网络传递性与网络匹配性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考古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这些人文学科,其作者合作网络的群聚系数和传递性都较高,表明在这些学科都存在较多的网络子群,且存在一定数量的三角关系,小团体结构较为凸出,说明在这些学科中学术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研究优势较为集中。从网络匹配性指标来看,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的各学科网络匹配性波动都比较大,但是作者合作网络的网络匹配性基本保持在正数范围,说明在作者合作网络中,度数中心度较大的节点仍然倾向于与度数较大的节点建立合作关系,即强强联合,但是各学科的程度上略有差异,文学、历史学、法学、新闻学、统计学在这一方面表现的相对比价突出。在机构合作方面,其网络匹配性指标基本为负数,该指标表明在机构合作网络中,度数较大的节点与度数较小的节点间的合作比较频繁,这一现象表明在机构合作网络中,不同层次的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相对较多,人员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可能是由于人员深造、访学等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其中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这一现象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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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合作变化态势
学术期刊作为国内外各领域学者发表最新成果、开展学术讨论、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学术期刊中的学术论文也是学术成果产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为了从整体上研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合作情况及其历史演化,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构建的中国人文社科科学期刊引文数据库收录的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产出的统计数据源。从2000年至2014年,该库共收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794种,收录学术论文183万余篇,涉及作者267万余人次。由于该数据库在建设过程中会根据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学术规范动态调整该库的收录期刊范围,该库中历年的期刊数量和论文数量会有小幅波动,因此下文在研究学术合作时,为了便于对比研究,主要采用学术合作率指标进行分析。从整体来看,2000-2014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作者合作率为32.37%,机构间的合作率为12.02%。分年度来看,论文作者合作率从2000年的22.28%上升到2014年的40.37%,提升了1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达4.34%;在机构合作率方面,论文的机构合作率从2000年的7.27%上升到2014年的14.73%,保持上升态势,其中2008年的机构合作率最高,达15.55%,年均增长率为5.17%,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些年的学术成果产出方面,学术合作率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通过学术合作来促进学术成果产出与创新,学术合作已经成果促进学术产出和提升学术创新力的重要方面。为了更加清晰的研究和对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合作特征及其演变,本文采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中的期刊分类标准[23],将该库中790余种学术期刊分为包含“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冶在内的23个学科大类,并重点对除综合性学科期刊之外的22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合作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术合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从2000-2014年的学术论文合作情况来看,心理学的论文作者合作率与机构合作率均最高,分别为86.52%和40.35%,文学的论文合作率最低,其作者合作率为10.91%,机构合作率仅为3.71%,从学科内部来看,2000-2014年间语言学的作者合作率变化幅度最大,其次为民族学与文化学和哲学,其作者合作率在这1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均在6%以上,特别注意的是,法学学科在过去十年间的作者合作率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约为0.59%,这一现象值得深入分析。此外,在基于论文作者所在地区的地区合作率方面,相比而言,体育学的地区合作率最高,达12.44%,其次是心理学,其地区合作率为11.20%,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地区合作率也相对较高,约在4%左右,其余学科地区合作率相对较低,均在3%以下,这一指标表明这些学科在不同地区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或相对比较优势,其他学科的作者合作率较高但是地区合作率较低,表明这些学科主要是地区内作者之间的合作,学科研究优势比较集中,集聚性明显,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的研究优势也在逐渐变化,有关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详细探讨。通过对比22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大类的论文作者合作率和机构合作率可以发现,人文类学科的学术合作率一般低于社科类的学术合作率,这也充分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科特性,社科类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创新相对人文类学科而言更加需要学术交流与合作,其学术创新更加依赖于不同学者或不同机构间的学术交流,相关部门在进行科研管理和学科资源配置中需要针对特定的学科开展相关的规划和部署。
2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来看,学术合作可以使合作者之间在资源上优势互补、在思想上互动交流和互为促进,从而可以激发出更加广阔的研究视角、更加多维的研究思路、更加新颖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合作对于科学研究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单篇学术论文来说,其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较难以测度,但是从刊载论文的期刊整体来说,论文的学术质量是期刊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的根本保障。因此,本节对期刊的学术影响与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揭示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基于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的期刊评价结果,该报告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了分级评价,从社会各界的反映来看,其评价结果中核心及以上级别的期刊其学术质量与影响普遍高于一般期刊,以此为前提,本文将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期刊学术合作情况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将该报告中的733种学术期刊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两类,并采用其评价时间段内的论文数据为统计样本,通过对期刊所刊载论文的学术合作情况进行计算进而得到期刊的合作论文比,并采用SPSS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学术合作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揭示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表1)。在T检验的结果中,p值(双侧sig值)分别为0.012、0.000和0.002,均小于0.05,说明统计样本中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两组数据的学术合作指标平均值有无明显差异,从该结果也可以看出,期刊的学术合作率与期刊学术影响力之间在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在作者合作率、机构合作率和地区合作率指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核心期刊中学术合作论文所占比例高于非核心期刊,学术合作对学术研究与创新能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学术合作能促进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其次,结合学科特征来看,通过对比各个学科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学术合作指标,可以发现合作指标在不同学科内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表2,截取部分进行展示)。其中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在学术合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认为这些学科的学术影响与学术合作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马克思主义学科等学科的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在学术合作方面表现无显著差异,从上文合作率指标的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这些学科更多的是以独立研究为主,此外,法学的作者合作率、社会学的地区合作率、语言学的机构合作率等学科的部分指标上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存在显著差异。从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科的学术合作率不同,其对该学科的学术影响也不尽相同,针对不同学科学术影响力的分析与评价,应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进行度量,同时管理部门对不同学科的支持也应该采用不同的手段,以便于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科活力,促进学术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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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经历了横跨三个世纪的嬗变，其中包括从抵触西学、到接纳西方理论、到学徒式模仿、再到尝试性探索乃至创新发展的阶段性反复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学者对本土化的界定，既包括使外来社会科学适应本土实践和发展需要，也包括使区域经验研究国际化，而不是使科学研究区域化，强调本土化是科学辩证地处理本土学术与国外学术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学术的彻底排斥和拒绝。归纳来看，本土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直接或间接以中国本土的现实社会问题为内容导向，二是反思对西方理论的机械性移植与照搬。
二、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多重动因
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具有多重复杂的动因：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使得社会科学本土化成为必然。中国社会科学经历百年发展，目前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同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在学界，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学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量化研究泛化，陷入潜在的以“问题—理论—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发现—结论”为全套的“洋八股”，这一现象也正在蔓延到其他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基于中国国情、科学有效的社会科学支撑，需要从物质财富的积累走向精神和文化财富的积累，需要强大的文化自信，需要克服对于西方文化的自卑心理、弱势心理和防御心理。二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崛起，赋予社会科学本土化以强劲的内在驱动力。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世界的经济中心正在改变，如在经济学领域中，世界经济学界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而逐渐重视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阐释。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关发展和改革的诸多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在政治学研究中，我国学界通常关注宏观问题多于中观和微观问题，其中，以国家认同、权利主张、政权认同、社会正义和政治参与等议题为主的“国家建设”以及以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和党政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建设”的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界的宏大议题，具有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实践而发掘新理论的巨大空间。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应该是西方既有理论的试验场，而应该是建构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理论发源地，以科学有效的原创性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共同要求。三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解除所面临的内外部互动的学术和文化压力的需求。文化霸权主义的持续侵袭和由此引发的对西方社会科学普适性的质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内外部互动压力。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一直占据主流文化，“言必称希腊”的学术方式和学科局面，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戴上无形的文化殖民和理论霸权枷锁，致使中国不少学者在转换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失语”甚至“失智”。实际上，国家、社会的差异和发展的动态性，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思想都是各自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的历史社会经验的沉淀和提炼，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代西方科学在中国已经遇到适用性和有效性问题。西方文化霸权的本土效应和本土学者的批判性反应，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特殊压力和动力。四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强化理论和文化自信的需求。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是推动本土化深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近代之初，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最初的亦步亦趋在所难免。中国社会科学本土意识萌芽，正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实践，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根本动因，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典型而成功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巨大的实践成功，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精神主动，产生了强大的思想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争论
在长期的发展中，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既有倡导主张者，也有很多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其中，反对本土化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特殊主义论与学术规范化的对立。反对本土化的学者通常质疑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所提倡的“中国特殊主义”和“中国例外论”，而竭力倡导“学术规范化”。二是对本土化动机与本质的质疑。反对本土化的学者质疑本土化的动机和本质，认为西方学术的逻辑框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而本土化运动的初衷看起来是为了抵御西方学术霸权，但是本质上是知识分子所秉持的“天朝模型的世界观”（即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在近代受到冲击后而形成的“心理防卫机制”，加上自认为在西方文化学术格局中“被矮化”，不少本土化倡导者直接将其倡导立于情感“共鸣”和反依附的民族主义基础上。三是对中国情境适用性的质疑。反对本土化的学者质疑本土化倡议者的“西方理论对中国情境不适用”观点。由于西方社会理论有上位概念层次和下位概念层次，在定量方法研究中，上位概念层次是可以用来分类的变量，而下位概念层次则是这个概念的具体取值。上位概念层次是一个普遍性提纯，并非一概不适用中国这一特殊情境。四是对方法论的逻辑矛盾的质疑。反对本土化的学者认为，本土化倡导者在方法论上存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的逻辑矛盾。科学主义取向下的研究知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在人文主义取向下的研究知识具有相对性和特殊性。为此，本土化倡议者实际上混淆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种取向，过于依重人文主义的论据，即：将依重中国特殊化、区域化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本土化的论据，而忽视了科学的普遍性。同时，主张本土化的学者总是力图从中国本土特色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理论体系，这种做法实际上又否定了本土化倡导者的特殊主义主张，由此使得本土化倡导者在方法论与取向性之间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不过，从学科发展情况来看，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偏向于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和偏向于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实际上鲜少提出本土化主张，反而是介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倾向之间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存在着较强的本土化倾向。这种情况弱化了质疑本土化倡导者存在方法论逻辑矛盾的论据效度。
四、从一般社会科学到政治学的本土化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作为支撑学科的政治学的方法论取向介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这种特性既为本土化研究提供了较宽阔的空间，也为本土化研究带来特有的问题。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为阶级的统治，实质是阶级关系的政治反映。各国政治学对于政治的基本事实、基本判断、基本立场和基本规律看法相异，这种状况，使得不同国家虽有政治学，但是并没有在本质和价值意义上普遍适用各国的政治学，使得不同国家虽有相似的政治概念，但具有绝然不同的政治本质和概念内涵。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的本土化，无疑有利于极大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议题众多，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议题，由此在议题设置方面显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讨论，在方法论意义上却遵循着所谓休谟的铡刀所引发的西式政治学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二分法，按照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类属来设置本土化的议题、衡量和评价本土化的取向和程度。这种议题设置的方法论，本质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历史发展中，作为规范和价值的政治与作为经验事实的政治，客观上并没有截然的界分，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设置中国政治学本土化议题，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有机结合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有效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和发展，构建原创性、科学性、时代性的中国政治学。
五、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实现途径
从议题与理论源泉来看，政治学要建设好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成果。一方面，必须明确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创新的基础是在中国政治实践和中国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经典理论和著作，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等；另一方面，清醒认识意识形态和根本价值观的差异是政治学的显著特征。由于经济基础、制度条件、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任何试图直接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搬用西方政治学说的做法，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比如，照搬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制度，显然会造成严重误导。从方法研究与范式构建来看，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回归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研究，加快构建主体性体系。一方面，政治学深刻反映统治者的治理思想，体现着不同的阶级属性，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应该基于中国政治经验，从中国实践中概括、抽象、提炼原创性的解释框架。这种从中国经验提出问题、构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加以验证的循环，既是社会科学必要的认识循环，也是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的要求。经过这种认识—实践—再认识循环的政治学，可以逐步提炼自己的科学概念和范畴，形成科学严肃的政治学命题，进而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政治学是富含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价值取向的学科，中国特色政治学本质上是中国人政治精神和人格特征的总体性描述和概括。要实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必须从维护、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从学科影响力与国际学术对话交流来看，亟须增强政治学学科的国际对话能力。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逻辑具有相通性，学术逻辑的这种相通性可以使社会科学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鉴。对我国政治学发展来说，一方面要处理好政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在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意义上赋予政治学以人文主义色彩。与此同时，鉴于西方政治学受逻辑实证主义严重影响，多年融入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强调所谓“价值中立”取向，力图使政治学不断趋向“科学主义”，我国政治学在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和贯彻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推进政治学的人文关怀和科学主义的共生统一，破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潜在张力，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观照人文主义关怀，实现政治学的多重学科、学术和社会属性和功能。另一方面，我国政治学需要增强与国际政治学对话的能力。为此，中国政治学科的建设必须进一步强化和优化国际交流的理念：不再盲目崇拜和迷信，更多自主创造和理性，以主体性夯实学术国际交流的基础；不再简单模仿和套用，更多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和创新发展，变国际交流的单向为双向；不再简单引进和学习，更多输出和互鉴。
六、争议中的本土化及其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