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艺术教育主要有三种类型：专业艺术教育、职业艺术教育和通识艺术教育。前两种艺术教育在1949年以后一直存在，而第三种艺术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高校通识艺术教育是整个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驱式发展得益于对素质教育的倡导和德智体美教育方针的确立。所谓内驱式发展，指按照艺术教育的内在规律、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发展。除了课堂教学外，高校还有组织地开展了课外的艺术教育活动，从而把这种教育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一
20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高校没有公共选修课，也就没有通识艺术教育课程。80年代以后，高校普遍开设了公共选修课，其中包括艺术鉴赏、美术鉴赏、音乐鉴赏、影视鉴赏、戏剧鉴赏等通识艺术教育课程。但是，在80至90年代一段时间内，高校通识艺术教育的发展还是外驱式的，其表现为：通识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不是根据艺术教育的内在规律安排的，而是根据学校分管领导和教务处负责人的兴趣、意见，以及现有师资的开课能力确定的，有很大的随意性。高校通识艺术教育内驱式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标志是我国的教育方针由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全面发展，演变和完善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育”全面发展。作为美育主要内容的艺术教育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开展通识艺术教育的目的、内涵、方式、效果等也在理论上得到充分研究。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有一个过程。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首先是同志明确提出的，他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沿用了40多年，这种提法于1978年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81年6月载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95年3月载入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从而完成法律程序，成为我国教育的根本大法。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三育”的提法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德、智、体后加上了“等方面”，这为教育方针的进一步完善留下了余地。果然，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都在德、智、体后面加上了“美”，由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完善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育”，这是对教育方针认识的历史性转变。当时，我国有学者呼吁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虽然文章的发表在中央有关决定之后（叶朗：《关于把美育正式列入我国教育方针的建议》，2001年2月15日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令人感兴趣的是，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育”全面发展的问题。他于1954年2月在政务会议上说：“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可是，总理的观点在当时没有得到呼应和反响。45年后，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的提法，和总理的观点不谋而合。2007年10月，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段话再次肯定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二
对美育的深入研究，促进了高校通识艺术教育内驱式发展的进程。“美育”这个术语是德国美学家席勒最早使用的，他给丹麦亲王写了27封讨论美育问题的书信，于1795年陆续发表在他主编的《季节女神》上，后来结集出版为《美育书简》。中国最早使用“美育”术语的是蔡元培，他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前10多年（1901年），就在《哲学总论》一文中提出了“美育”的概念，这是他根据席勒曾经使用过的德文词组ÄsthetischeErziehung翻译过来的。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把西方美育理论较为全面地引进到中国。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于1922年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写道：“我国初办新式教育的时候，只提出体育智育德育三条件，称为三育。十年来，渐渐地提到美育，现在教育界已经公认了。”[1]王国维则把“四育”分成两部分：体育和心育，心育包括德育、智育、美育。“四育”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蔡元培曾经留学德国，他接受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学说，把人的精神世界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他在《美术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心理上，可以分三方面看：一面是意志，一面是知识，一面是感情。意志的表现是行为，属于伦理学，知识属于各科学，感情是属于美术的。”[2]这里的美术指的是美学。在教育领域，知、情、意分别与智育、美育和德育相对应。所以，知、情、意的划分是蔡元培的德育、智育、美育的理论基础。蔡元培指出：“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道德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3]新时期我们对美育的研究是在蔡元培的基础上前行的。美育研究极大地推动了高校通识艺术教育健康的、科学的发展。“美育”的术语虽然诞生比较晚，然而美育思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却早已有之。蔡元培指出：“从柏拉图提出美育主义后，多少教育家都认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工具。”[4]这里的美术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即艺术的意思。柏拉图的美育思想是美育思想史的源头之一，对后世的美育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某些近代西方学者、如马堡新康德主义学派哲学家耶格尔首先把柏拉图看作一位教育家，而不是哲学家，他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一部关于政治学的著作，而是迄今撰写的有关教育的最好论著。柏拉图认为，美育主要是艺术教育，他把艺术教育的内容摆在首位。除了美育的内容外，柏拉图还注意美育的方法。他深知艺术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的。他希望青年们“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秀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5]。美育应该采用合适的方式，顺其自然，不能有任何强制和压力。同时，美育既要从每个人的自然禀赋出发，发展符合他的禀赋的潜在能力，又要调节人的性格和性情，达到某种和谐。作为美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教育，既不同于以技能训练为主的专业艺术教育，又不同于以理论学习为主的艺术理论教育，《教育大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将其定义为：“文学、音乐、美术等为艺术手段和内容的审美教育活动，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是培养审美观念、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以培养鉴赏能力为主、创造能力为辅，使受教育者在欣赏优秀艺术品的实践中学习审美知识，形成审美能力。”[6]美育的功能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培养某种审美价值取向。个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通过美育，使个人接受某个社会关于美和丑、崇高和卑下、悲和喜的概念，从而形成自觉的审美价值取向。第二，发展人的审美创造能力。这包括发展人的审美知觉和审美体验的能力，完善人的审美趣味，培养人在艺术活动和其他各种活动中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美育的这两种功能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不能把其中一种功能绝对化。柏拉图把第一种功能绝对化，使美育完全隶属于道德教育，为培养某种价值取向服务。席勒把第二种功能绝对化，视美育为恢复个性完整的唯一手段，美育仅仅在于发展人的高级精神能力。在美育的功能问题上，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2002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开设艺术类必修课或者选修课，艺术课程应当进行考试或者考查，考试或者考查方式由学校自行决定，实行学分制的学校应将成绩计入学分。
三
蔡元培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德智体美“四育”的教育方针，时隔70多年后，我们在90年代末期提出“四育”的教育方针，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我们的“四育”是根据新的社会发展、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提出来的，它有了更为深广的理论基础。新时期我国素质教育的兴起，为“四育”的提出准备了条件，也成为我国高校通识艺术教育内驱式发展的又一个动因。1993至1994年，中央密集发文，中央有关会议频繁发声，再三强调要加强素质教育。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94年8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都指出开展素质教育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我国倡导素质教育的源头应该追溯到邓小平。邓小平向来关心教育问题，他一直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的高度看待教育。1983年9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5月他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同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从此，素质教育问题引起广泛的重视。在“素质教育”概念的基础上，我国高教界进而提出“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教育部于1998年3月颁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对“文化素质教育”作了权威解读：“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同年10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通知》，10月24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宣布正式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我国在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也借鉴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的通识教育的经验。1999年1月，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建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同年6月，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年，由教育部主办，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在杭州承办首届“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大型校园文艺演出电视直播活动。高校通识艺术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密切，有两段谈论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的话常为人所援引。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指出：“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7]我国科学家钱学森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四
除了有计划、有系统、有目标地开设通识艺术教育课程外，高校通识艺术教育的内驱式发展还表现为：一些高校有组织地开展了课外的艺术教育活动，从而把这种教育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组织学生艺术社团，开展校园艺术活动，是高校通识艺术教育的一种路径。清华大学学生艺术社团包括美术、摄影、舞蹈、合唱、管乐、民乐、交响乐、京剧、曲艺、话剧等，是国内高校中人数最多、综合水平最高的学生艺术社团之一，每年在校内举办各种音乐会、书画展和文艺晚会，特别是每年举办迎新综艺演出、新年音乐会、校庆综艺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与学生艺术社团不同，校园艺术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参与者众多，几乎做到全员参与。这些活动有一年一度的“一二•九”合唱比赛、校园歌手大赛、戏剧节、校园服饰大赛。这些活动覆盖面广，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高，它们成为通识艺术教育的载体。北京大学的课外艺术教育活动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北京大学的学生艺术社团包括古琴社、京昆社、越剧协会等。2005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公演，6400多张票在两周内被抢购一空。2010年，北京大学昆曲工作坊成立。2011年4月，校园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成功公演，演员全部为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在校大学生，社会反响强烈。2006年，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颁发《关于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通知》。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成为每年都要举办的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和艺术素养的一项重要举措。高雅艺术进校园是东南大学通识艺术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该校先后举办了盛中国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刘育熙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孔祥东钢琴独奏音乐讲座、秦川钢琴独奏音乐会、闵惠芬二胡独奏音乐会、朱昌耀二胡独奏音乐会、张维良笛箫独奏音乐会、宋飞二胡独奏音乐讲座等。东南大学在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中，采用了“讲解+演示”的模式。学生带着在讲解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去欣赏作品，往往更能够把握其中的精髓。例如，二胡演奏家宋飞在“中国二胡艺术”的示范讲座中，系统介绍了二胡艺术的渊源、特点、技法等，同时演奏了《听送》《空山鸟语》《二泉映月》等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学生边听讲解边看示范，加深了对艺术作品的体验，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教育效果[9]。
参考文献：
[1]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54，135，104.
[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1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57.
[3]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2.
[4]顾明远.教育大词典（第1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63.
[5]李政道.科学和艺术——一个硬币的两面[A]//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3卷）[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62.
[6]李斌.亲切的交谈——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N].光明日报，2005—7—31.
[7]陆挺.追求巧意的人生境界——中国大学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东南大学，2014：94.
作者:凌继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