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镇化农村教育
一、集中办学与分散办学的矛盾
城镇化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2012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13.5亿中国人的51.27%常住城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全国的城镇化率也就是区区的10%”。农村人口趋于减少，农村学校也越来越少，于是面临集中办学和分散办学的矛盾，即学校过度集中不方便学生上学，太分散又不经济。学校过度分散规模太小产生规模不经济，集中办学是基于人口向城镇聚集的需要和产生规模效应，规模增大带来经济效益提高。规模效应告诉我们，不管是物质资源投入还是人力资源投入都要力争达到一定规模促使办学达到或超过盈亏平衡点。但是如果过度集中办学追求规模效益就值得商榷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城镇化肇始于农民进城打工，只不过当时我们尚未意识到它会演变成为一项国家战略。以今天的眼光看，城镇化着实惠及广大农民，收入增加，环境优化，品质上阶，幸福提升。随着农民工大规模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把孩子带到城里上学，他们始终坚信“城里的学校再差也比老家的学校强多了。”就这么单向流动，农村学生呈锐减趋势。以2000年为拐点，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同年教育部出台“学校布局调整”政策，俗称“撤点并校”，应对农村学校过于分散，学生太少，办学不经济。然而撤点并校走过了头，表现为搞“一刀切”和“一窝蜂”，顷刻间学校数量急剧减少1998、1999、2000这三年全国小学学校数量虽然一年比一年减少，但减幅不太大。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改变了小学生尤其是农村小学生上学的概念。2000年启动撤点并校，学校数量急剧减少。到2012年，全国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521468所减少到228585所，12年减少了292883所，减幅为56.2%，年均减幅4.7%。假若一年以365天计，12年共4380天，那么，全国平均每天撤校66.87所，每小时撤校2.79所，每半小时撤校1.4所。由于学校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学生辍学。一是因食宿、交通等经济负担而辍学；二是因上学路途太远而辍学；三是因离开家乡到异地求学从而在心理产生抵触而辍学；四是因寄宿条件太差难以忍受而辍学。鉴于过度撤点并校导致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针对在布局调整工作中不少地方存在过急过快的情况，要求各地恢复、保留并办好一定数量村小学教学点。城镇化意味着集中化，就教育而言，集中化办学可能更好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问题，解决农村学校办学质量相对低劣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推行城乡教育一体化和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分步走逐步推进建好一校巩固一片，撤点并校也许就是不错的选择。撤点并校既不能急躁撤点也不能大规模并校。分散办学是基于农村的特殊情况，由于地理条件约束，农村人唯有分散居住，才便于就近照顾庄稼。1984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同志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带领教育部、中央办公厅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做前期调研，发现在一些山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如今30年过去了，尽管政府实施了“村村通”工程，但也还没有彻底改变“走、吼、狗”的状况。分散办学得视某一区域学生数量的多寡、上学路途距离和上学路况等情况而定。设置学校既不能“超越差异”，即无视城乡各方面的差异，也不能“跨界求同”，即不顾城乡差异一味追求同质性，而应该是尊重差异的求同存异。在强势的城镇化面前，那些弱势“走不动”的孩子及家长终究是无力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镇生活方式对农村影响不大，农民也不太讲究孩子能不能上学以及上什么样的学。可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力资本成为每个人能力的信号甄别标志，再加上人力资本在经济过程中能够获取经济资源并可以抵御生存风险，这就使得农民把一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让孩子通过上学以后来展示不能成为抵押品的人力资本。对这些分散居住的孩子，分散办学仅仅是给予他们受教育权的最低底线。
二、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的矛盾
城镇化在进行统筹规划布局时必须考虑住房、道路交通、通讯设施、文化教育、保健医疗、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方面，在七个方面当中，除了文化教育是软指标，其余六个方面全都是硬指标。地方政府也确实可以通过城镇化以达到追求GDP的目标，所以，追求经济效率成为城镇化的最优化选择。例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地方政府都愿意把钱砸在高利润率和高附加值的行业，而且采取优惠政策，将有限的人、财、物、地资源向目标产业倾斜。其他行业只能退而求其次，甚至是退而求其无。人类偏好高楼大厦、笔直的马路、绿茵茵的草地、炫目的灯光，认为这些就是城镇化的业绩。既然是以业绩为标准，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念也以所取得的业绩为评价标准，于是产生了所谓的“业绩伦理观”。农村教育既不是高利润率产业也不是高附加值行业，其社会效益就像人们口头上挂着的“赔本”、“不划算”之类的用语，因而被排除在“业绩伦理观”之外。城镇化被无限夸大、美化、神话，而农村教育则被刻意地压缩、卑微化、弱小化。农村教育就像是一个依赖在城镇化这头狮子身上的虱子。城镇化的经济效率和农村教育的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就此产生。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追求教育投入的经济效率一般表现为对教育投入的吝啬，对那些来钱快且多的项目格外大方，表现出一种以功能效率为目的取向的“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对这种“形式”和“工具”奉为圭臬，甚至对其俯首帖耳。在这样的利益观下，在可选择的城镇化与农村教育两者当中，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城镇化；在可选择的集中办学和分散办学两者当中，政府也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中办学；在可选择的城镇高大教学楼和校车与农村低矮的教室和学生走路上学两者当中，政府也还是选择了前者。教育就在城镇化过程中“有意识地”被边缘化了。这时候许多人可能尚未意识到我们的城镇迅速成长为一位骄傲的巨人，但另一方面却产生了大批的“精神侏儒”。农民工踏上进城打工之路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把孩子留在农村也是无奈之举。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着实令人担忧，担忧的是他们的未来。阿瑟•杨在1771年说：“除了那些脑残，谁都明白，必须得让社会最底层的人保持穷困状态，不然的话这些人就会变得懒惰。”曼德维尔在著名的《蜜蜂寓言》里认为，国家不能花费公共财力让穷人家的孩子和孤儿们去上学，而应该让他们早早去工作。教育会毁掉他们“应当有的贫穷。”换句话说：“阅读、写作和算术对从事商业的人是必需的，但是对于那些压根儿和文化不沾边的人来说反而是有害的，这些没文化的人应该去工作，上学就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不论是城镇化的经济效率还是农村教育的社会效益，均可用成本效益分析这种工具。成本效益分析是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方法。用成本效益分析工具计算城镇化的经济效率比较容易，如果计算农村教育的社会效益就困难得多。只能这么说，农村教育的社会效益不完全是看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体会出来的。我们不能用此一时之“进步”来看彼一时之“落后”，不能用此一时之“利润”来看彼一时之“亏本”。学生上学期间的各种成本，毕业之后所获得的各种收益，时间长，因素多，短期可能无法精确地测度它们，但它们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用成本效益分析农村教育时，通常应该是长期比短期好，全局比局部好。你看不清楚的别人也未必看不清楚，你现在计算不出来的将来也未必计算不出来。人力资本投资是最典型的不可逆转的投资，而且人力资本定价几乎不可能。农村学生现在上学还是不上学，你很难说清楚将来会跟什么联系在一起。没有直接联系，可能有潜在的间接联系。“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的客观存在，使得人类没有权利断然切开事物之间的联系。一边进行城镇化一边对农村教育的社会效益进行全面性和精确化计算为时尚早，而且计算当中还会遇到隐性成本和隐性效益的显示度问题，还有成本和收益的变化组合问题。山西省太谷县井西小学，只有93名学生，14名教师，教学质量在县里名列前茅。孩子们上学的路程都不超过两公里，是村民们公认的“家门口的好学校”。孩子们在自己熟悉的自然和亲情环境中学习，父母也无需护送陪读，家庭负担大大减轻，校长刘利生说，这就是农村小学的意义所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依托“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项目，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中选取了大约15000户家庭，展开追踪调查，每两年记录下所有成员的收入、支出、教育、医疗的详细状况。根据调查报告，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教育回报率为7.4%——每多读一年书，你的工资将会比原来的水平提高7.4%。从数字来看，女性读书显得更为“划算”，她们的教育回报率比男性高出1.67%。平均而言，“读书总能让你更多地赚到钱”。多伦多大学卡尔•赫莱纳（KarlHelleiner）教授在《经济发展的道德条件》（MoralConditionsofEconomicGrowth）中指出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准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过度集中办学的短期效应是学校数量萎缩与教育质量的提高，看似产生了经济效率，长期效应亦即我们常说的“软实力”却遭受严重侵损。客观地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痼疾完全是农民受教育水平太低。农村里没有大学毕业生，公布的每一百人当中有多少个大学毕业生对农村而言完全不具有实质性的覆盖意义。2013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三留守”问题。从局部看，着力解决农村孩子上学只关涉农村极少数学生，从国家全局看，则关涉到建设“美丽中国”问题。
三、单一需要与多元需要的矛盾
城乡教育一体化和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是对城镇化的回应，既是为了解决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短板”，也是为了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城镇化既不是政府的随心所欲，也不是赤条条、孤零零的虚空抽象，而是将各种利益的利弊得失与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税务、农民、安定和秩序、道德以及社会习俗等因素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纯粹考虑政府办学的成本和效率，必然与学生及其家庭的多元需要产生矛盾。在调研时农村教师告诉我们，政府只考虑办学成本和效率不应该成为举办教育的价值取向，若然，几乎所有的农村学校都应该停办。农村教师了解农村学生在本地上学的多种需要，对农村学校不会停办有足够的实践自信。8所农村学校中只有GL小学、PL小学和FL小学的学生数超过100人，其余5所均不足100人。特别是在这5所学校中，除了MF小学有62名学生，其余4所均未达到50名。MH小学特别突出，只有4名教师，13名学生。为什么这5所小学能够存活？学生坚持在这里上学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他们并非只有一个声音，一张面孔，各有各的泪点，各有各的需要。有的是因为年纪太小，去外村上学父母不放心；有的需要照顾爷爷奶奶，有的需要照顾弟弟妹妹，有的需要照顾患病的父母，有的因为身体残疾行走不便，有的家庭实在拿不出钱，因为到片区学校上学需要食宿费和交通费。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2014年5月12日在武汉的《中国农民社会文化状况报告》中指出，农民工选择就地就近工作，更容易照顾家人，生活成本更低，子女上学也不存在问题。此次报告还触及当今社会环境下的新问题。相比养老、医保，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依然亟待解决。“农民子女教育每年户均支出为9606.44元，‘因教返贫’问题突出。”在社会成员之间，个体的意趣与利益趋向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政府出于成本和效率考量停办学校，这些孩子很可能辍学。农村教育并不是让孩子有学可上那么简单，在有学可上问题上，他们还要选择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城镇化式的集中办学、寄宿制学校和校车对这些孩子行不通，这些孩子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的选择。满足这些孩子的各种需要是他们能否走进校园的前提，他们上学越近满意度就越高，既能够上学又能够回家做家务。可见，他们的选择并未显示他们完全处于精神贫困状态，也并未显示他们只需要像一群羔羊一般集体无意识地接受被驱使或宰割的命运。农村学生及其家长都不是无缘无故选择进还是不进教育场所的，都有其利益诉求，选择不进是因为选择进入学校以后很多需要无法得到满足，选择进入学校更是因为追求教育带来的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好处。正如伯林所言：“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政府应该对满足单一化需要反思。满足单一化需要比较容易，这是共性问题，基本做法是集中化、规模化、标准化，集中化和规模化有利于追求效率，标准化便于量化，按照这几个“化”来操作，既能够较好地解决政府投资教育所追求的经济效率，也能够解决那些送自家孩子进城就学的家长所追求的经济效率。相反，满足多种需要则相当困难，既不能搞集中化和规模化，也难以追求效率，它只能也必须只能解决农村特殊地域的特殊需要，这是特殊性问题。我们在做决策时尚需注重共性规律下的特殊性问题，在大时空中对特定“小时空”给予更高的权重，重点考虑，不光具备“大局观”，还同时具备“小局观”。从“国家利益”和“软实力”意义上说，满足点多面广、复杂多变、需求多样的农村教育需要更具有正当性。我们应该采取分类管理的办法，不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嫌麻烦，搞一刀切单一追求简约办法。还需注意的是，城镇化不仅仅是土木工程，它也是旷日持久的人心工程，农村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同时又是农村文明基点建设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只是经济发展问题，同时也是农村文化教育内涵建设问题。如果把农村教育仅仅看成是教育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技术上和方法上把农村学校全部取消，把农村孩子全部送进城里就学。农村教育有别于城市教育，城市有各级各类学校，在农村现在是多村一校。按新农村建设要求，农村应该有农民培训学校和图书室。虽然有“星火计划”和“燎原计划”，但是执行情况差强人意。农村学校既可以是孩子就学的场所，也可以是成年人学习的场所。村庄里的学校不仅仅是建筑物，而是通过这个建筑物传递出文明气场，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升旗活动、上学路上的嘻笑声、在操场的游戏和嬉闹，这些都给村庄传递文明、传递希望。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村里有学校，偷鸡摸狗的人都会少一些”。农村学校的屹立存在更应该被中国这个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国度视为理所当然。人类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存在，而且人性因社会文化传统的塑造而具极大差异。我们要尽量避免重蹈人口城镇化“拉美陷阱”覆辙，城镇化“拉美陷阱”是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的城镇化，国家价值和知识共识的丧失，无法解决任何社会都需要的“自我引证的自律。”韦伯曾说：“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农村学生没有享受到他们本该享受的教育权，他们有可能成为社会共同体的破坏性因素，这种担忧的说辞并不是被推进到了更为令人心颤的程度。我们不应该把城镇化妖魔化，不应该相信所谓的纯城镇化和城镇化的超然独立性，真正的城镇化兴趣也是对整个人生和整体社会的兴趣。农村人始终把农村学校看成是他们的才情所归的一座“心智的堡垒”。学校作为农村文明基点，完全可以把学校、农民培训学校和图书室安排在同一栋楼房，孩子们的学习和成年人的学习互相影响，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增加农村文化底蕴。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学者对大型学校和小型学校所做的比较研究表明，小型学校对处于社会背景低层的学生是最有效的。Wittena等学者分析了新西兰一所农村小学关闭后对社区凝聚力和贫困家庭学生入学的影响，结论表明农村小学的关闭导致社区凝聚力的破坏，尤其是对于贫困学生，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受到了负面影响。发达国家在经过合并学校运动以后，二十世纪末又相继开始“小规模学校”建设，他们深信有质量的小规模学校对改善贫困人群以及促进其“向上流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总之，滕尼斯建构的价值意义社区包含舒适感、识别感、安全感、交流感、成就感等精神和生活的意义，围绕滕尼斯所建构的价值意义社区来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当今城镇建设面临的新课题。城镇化在提速，同时我们要认知以上矛盾的客观存在性。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提升城镇的文化品位，发挥城镇的文化功能，建设有灵魂的城镇，教育在其中的浓墨重彩是毋庸置疑的。城镇化如果不为教育所补充、滋养，它们将变得硬梆梆、冷冰冰，何等苍白。
作者：卢宝祥 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第二篇：农村教育现状
一、父母没在身边感受不到温暖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对孩子的性格、品格的培养以及理想抱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孩子出生后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此刻家庭便是教育的主阵地，父母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父母的言行举止都在潜移默化中教育着孩子、对孩子的一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倘若一个孩子失去了家庭教育，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变成问题学生，不听话，难管教，他就像一匹没有缰绳的野马，横冲直撞，难以驾驭，如果在学校一个学生犯了错误或者成绩倒退，学校的老师会及时教育他，鼓励他积极进取，可是一旦回到家学生便成了孩子王，随心所欲，再任性也没人管了。可见靠学校单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家庭教育要引起很大家长们的高度重视。
二、隔代教育的不足
所谓隔代教育就是指留守儿童由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人进行家庭教育。老一辈的人文化素质很低，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多采用溺爱的方式，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孩子犯的错误一再让步，宽容、放任。导致最后无法管教。很多爷爷奶奶只是较多地给予物质上的满足。其中有不少年老体弱的监护人认为：能让孩子吃饱、穿暖、健康就行了，而对于他们的学习、日常行为根本没有办法去管教。也不懂得如何去和孩子沟通。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是对社会尤其是学校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困惑。但是作为教师有责任教育好这些学生，为他们创造良好教育和健康成长的环境。针对以上问题，作为一名乡镇农村普通教育工作者，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矫正扭曲的心理
就目前来说，这些留守的孩子共同存在的问题便是心理问题，原因一旦找出，就得对症下药。首先要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1.教师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学生中去，真诚沟通，倾听孩子的心声，对问题学生及时进行心理辅导工作，为学生排忧解难，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成为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教师要对自己班上的留守儿童有充分的了解，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掌握学习的性格特点。把这些有关学生情况的资料详细记录在班主任工作手册上。写学生的观察日记，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变化，为每个学生建立档案，在档案上作详细记录，如发现学生有不正常的行为表现就要立即采取措施，及时干预，正确引导，并及时进行有关心理辅导，给他们更多的心灵关怀和生活关爱。
2.什么是爱？爱是寒冷时的一把火，温暖人心，爱是黑暗中的一盏灯，照亮人前行，充满爱的教育焕发出人性的光辉。教师要关心学生，了解学生，比较好的做法就是对学生进行定期家访，要经常利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时间去学生家中进行家访，通过与家长的交流进步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教师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对生活困难的学生要及时给予帮助。在家访的过程中，向家长反馈该学生在学校的各项表现，同时向家长了解该学生在家学习的情况。教师通过和学生的监护人互相沟通，并强烈要求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共同教育其子女：每天要督促孩子完成学习任务，要经常和孩子进行情感、语言上的交流，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建立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动机。
（二）教师要引导留守儿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很多留守儿童性格孤僻，不苟言笑，他们不理解父母，有的甚至痛恨父母不够关心自己，此时作为教师要学会和学生真诚交流、要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正确引导他们理解父母，告诉他们父母外出打工是生活所迫，父母在外生活很是艰辛，他们也非常牵挂自己的孩子。父母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作为儿女要学会理解他们，苦难的人生经历是巨大的财富。教育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珍惜现在难得的学习机会。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关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它需要教师、父母、监护人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主阵地是学校，教师是关键，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我们要对每一个孩子高度负责，把更多的关爱和呵护给这些心灵最脆弱的孩子。
作者：胡岚兰 单位：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大溪中心小学
第三篇：聚类分析法农村教育对策
一、陕西省发展农村教育的现实必要性
陕西省作为我国名副其实的教育大省，各级学校的平均在校生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数字，但却不是一个教育强省。在这种外延式的数字下其实隐藏着很多问题。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高等教育强、基础教育弱；城市教育强，农村教育弱。不同区域层次的初中等教育资源拥有量差距很大，乡村地区明显处于弱势。2011年全省（城区、镇区、乡村）初中等学校教师调出数为27047人，仅乡村地区教师调出数就占52%。可见农村教师流动性很大，而师资队伍不稳定对初中等教育有很大负面影响。所以，统筹城乡教育，缩小差距，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势在必行，它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二、聚类分析法原理
本文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聚类分析是研究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是将对象集划分为若干类别的过程。本文具体采用系统聚类和K-均值聚类法进行分析，其基本原理是：1.它用p个变量来表现n个对象，这种数据结构是关系表的形式，或者看成n×p的矩阵2.如数据量纲不同，则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3.采用不同方法计算变量间的距离，如欧氏距离、绝对距离、马氏距离等，分类是在距离或者相似的基础上进行的例：欧式距离d=sqrt(∑(Xi1-Xi2)^2)，这里i=1,2…n4.聚类或分组选择聚类方法。方法不同，聚类结果可能不同。常见的聚类方法有系统聚类法、快速聚类法、分层聚类法和两阶段聚类法。分类数的确定，如何确定分类数的多少在聚类分析中很重要。5.结果分析评估聚类结果是另一个重要的阶段，需要通过一个类有效索引来评价。
三、对陕西省农村教育分区发展的实证分析
农村教育包括农村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农村职业教育、针对特殊群体的农村特殊学校教育。但本文出于数据获取和统计口径的考虑，把农村教育暂界定为县级及以下乡镇、农村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数据统计和分析不涵盖农村幼儿园、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特殊学校教育。分区研究以2011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聚类单元。陕西省1个副省级市，9个地级市，共10个城市即10个聚类单元。2.确定聚类子单元。以城市下辖县为单位，包括县级以下乡镇、农村地区，各县名（共80个县）略。3.确定聚类因子。聚类因子包括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专任教师平均学生数、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4.选择聚类方法进行分析。各聚类因子数据为各市下辖若干个县级单位汇总数据的平均值，能够反映该地区的一般教育现状。初中等教育办学水平，主要看教师水平，其次学校规模和生师比。当然教育经费投入也是比较重要的指标，但限于数据资源匮乏，该指标未能参与分析。本文分析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然后再用K-均值聚类进行分析，若两种方法结果一致，则说明分析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参考价值更大。⑴系统聚类法处理结果：由表2可知，参与分析的10个指标均有效，按照指标之间的平方距离进行聚类，从冰柱图中一目了然地得到分析结果，即分为三类：第一类，延安市；第二类，安康市、汉中市、渭南市、咸阳市、榆林市、宝鸡市六个城市；第三类为铜川市、商洛市、西安市。⑵K-均值聚类处理结果结果符合F检验。K-均值聚类法与系统聚类法分析结果一致。从陕西省农村初中等教育排序可见农村教育分级的总体情况，排序结果表明一类地区1个，二类地区6个，三类地区3个。结合农村教育实际，该排序状况与真实情形基本符合。延安市农村教育发展走在陕西省的前列，而商洛市的农村教育状况在陕西省较落后。
四、陕西省农村教育分区发展对策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见陕西省农村教育的地区间发展态势存在较明显差异，所以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农村教育问题，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合适。首先一类地区延安市。延安市经济发展在陕西省处于中上游水平，资源型城市加上革命圣地，使得其在多方面发展均能享受到一定的政策红利，包括教育方面。其农村教育发展各指标能走在其他地区前列，有一定现实基础和客观原因。延安全市初中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为1154人，生均规模明显大于其他地区，农村地区为734人，也领跑其他地区；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较高，个别县达标率为100%，如延长县、延川县等，生师比方面也达到了国家相关教育层次的比例要求。所以针对一类地区延安市农村教育的发展，应该主要从改扩建校舍建筑、配备教学设备、增购图书量等教学硬件设施上下功夫，当然这方面的保障在于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并能够合理有效地落地实施。根据延安市实际，可在保证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尽可能吸引民间投资，在政策范围内提供可能的优惠，建立绿色通道或平台，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壮大教育力量，从内涵和外延，即教育实力和教育规模上齐头并进。其次第二类地区安康市、汉中市、渭南市、咸阳市、榆林市、宝鸡市六城市，从城市综合发展来看，差异不大。六城市反映在农村教育发展指标上，属于同一层次。相较于一类地区，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偏低，说明学校规模都不大，而没有规模，其他诸如配套教学设备、信息化网络建设、教研、培训等都受影响；此外有了规模，薄弱的师资问题和教学硬件不足问题也有助于改善，特别是远郊和偏远农村地区，信息闭塞，教育资源严重匮乏，高素质教师奇缺。所以这一类地区问题就更明显一些，而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保证充足的教育经费投入。这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的努力，还需要监督部门的监管来保证实施；针对县域乡镇地区实际，有选择地推进学校的适度规模建设，在此基础上，确立“建网就是建学校”的办学理念，加速教育信息化建设，同时引进高素质教师来提升师资水平，壮大师资力量。第三类地区铜川市、商洛市、西安市。西安作为陕西省的副省级城市，西北的经济政治中心，怎会“沦为”第三类地区？西安全市初中等教育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为99.2%，学校平均在校生数739人，生师比为16:1，而农村地区三个指标分别为98.8%、334人、13：1，说明农村地区教育水平距离全市平均水平还有差距，与城市教育的平均数字相差更大，城乡教育差距明显。如蓝田县，全县普通中小学共321所，教学点60个，而在校学生总数并不多，学校规模普遍小；且从教育经费统计和其他教育资源数据来看，西安市教育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乡教育不平衡，一是教育投入内部结构不平衡。更多的教育资源倾向于了城市地区，倾向于了中高等教育，而农村初中等教育却落后许多，西安市蓝田县、户县、周至县、高陵县的教育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铜川市和商洛市目前的综合发展处于陕西省的下游，教育资源更加匮乏，尤其农村地区，教育上的差距更多地体现在深层次的问题，所以针对第三类地区发展农村教育将更加任重道远，意义也更重大一些。从完善政府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理顺教育管理体制、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畅通教师流通机制到配备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室、音体美等仪器设备、推进学校规模化进程等问题入手，进行标本建设，来切实推进农村教育发展。
五、结语
综上，教育投入不足是制约陕西省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由于长期处于小财政办大教育的状况，导致一直以来各层次学校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各种问题凸显。尽管各地区主要问题表现差异，但解决问题的源头活水却是一个，即教育投入的保障。
作者：吴春娜 单位：西安培华学院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