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论文范文1
1、饮食的象征意义研究
在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有关饮食的象征性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讨论。首先，饮食承担着某种物质意义。Cook认为，饮食是“嘈杂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话指出，“一只鸡、一颗洋葱和一磅面粉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费者‘诉说’它们的故事”[10]。其次，饮食承担着社会文化意义。如Jackson等指出，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其社会文化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重塑，并认为饮食在商品链中以产品的形式传递了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方面，饮食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阐述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礼仪时，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运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文明行为。另一方面，饮食被认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关于“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例如，Collins指出，对于韩国人来说，泡菜是他们身份的象征，米饭是他们最基础的食物，肉则象征着财富。同时，饮食能够作为人们体验其他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餐厅往往会把活鱼活兽养在水缸或者笼子里供顾客选择，这种行为在当地文化中象征着食物品种多样、质量优良和新鲜。而西方的游客却会拒绝食用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还会动的动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象征意义解读，即取决于饮食与人们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时常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形成某种落差和误解。
2、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
近年来，标志人文地理学发展最显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强调商品文化，即经济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现代饮食产业通过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与饮食文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饮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饮食产业链，从饮食的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的各个方面探讨饮食所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人地关系。关于饮食生产的研究往往将饮食与农业及其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食品种植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中体现的人地关系。这些研究指出，食品农业受到食品贸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经济（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响，食品市场的“质量转向（turntoquality）”强调了对全球同质化食物的摒弃，而转向对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费，这一趋势影响了食物的种植和生产。同时，Marsden指出，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具有通过社会活动定义自然的力量，将“文化”嵌入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地理学者们开始从对饮食生产的关注转为对饮食消费的探讨。一些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地方以及消费行为、消费循环和流通是经济地理学重构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与饮食的零售和消费相关的商品链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唤起的“双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识，改变了地理学家对“产品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无视状态，这些地理知识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力在复杂的全球饮食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衰弱。同时，由于地方饮食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地方性并成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遗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寻求新奇的饮食体验为旅游动机，体现城市地方特性的饮食便成为了识别和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饮食消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对地方饮食体系构成了威胁的同时，也成为了为旅游目的地饮食产品再造的重要动力，推动了旅游目的地传统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构。Cohen和Avieli指出人们在旅游目的地的饮食消费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饮食经验、新鲜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游客对目的地饮食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总之，有关饮食文化经济问题的探讨是现阶段国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关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关注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商品网络中体现的政治问题。在食品的生产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饮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从而使农业和农村都受到开放和冲突政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食品远距离运输的抵制、伦理消费和道德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清晰获得食品的一切生产信息。这些道德消费者往往抵制垄断的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倾向于购买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和健康的肉类，并支持本社区的农业活动，人们的这种行为使本国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较大的挑战。对于研究食品农业的地理学者来说，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研究从时间（通过记忆和忘记）、空间（通过连结和分离）、可见性和非可见性的视角探讨食品农业体现的道德经济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而由于环境主义以及社会学科对自然—社会联系的关注，将饮食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探讨其社会作用也是饮食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有关食品销售过程的研究中，Redclift关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运（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虽然生产口香糖的原材料来自墨西哥，但是它到达美国之后，才被赋予了“出生证明”。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高地森林的生产口香糖的贫穷人口，其利益的新生产和交易规则的实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个商品网络中，口香糖反映了权力不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对口香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活动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过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居民的饮食传记研究，发现饮食是中东欧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系统崩溃之后）人们感知以及将自己放置于（或感觉自己存在于）戏剧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的最直观方式，同时指出，该地居民的饮食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治权的差别性对待、反抗和承担，认为西方（发达）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东欧，也不存在文化霸权现象。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饮食业的商品链、商品流或者商品网络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责任问题，强调了食品所处的商品网络中蕴含的压迫和抗争。
4、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饮食与认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饮食所唤起的地方、种族或民族认同现象。以往研究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决定“吃什么”是维护种族或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核心举措。在有关饮食和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饮食探讨种族认同的发展和维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离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往往涉及到非白种人（边缘种族）如何被赋予异域风情的标签或妖魔化，边缘群体的饮食历史如何被忽视、挪用或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边缘化，以及这些被压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种人作者将某些食物与非洲侨民相联系，并使之成为黑人身份的表征，这事实上是从白种人的视角重新解读黑人的身份，并给食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Williams-Forson关注食品的失实描述（misrepresenta-tions）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鸡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的饮食生产和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和种族同质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在食谱写作中，往往会斥责美国白人对黑人食品的负面描述，并寻求根除烹饪种族主义（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饮食与移民的怀旧（nostalgic）情怀相连结，移民不仅运用故乡饮食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这些移民所创造的饮食体系，被称为怀旧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为它通过迁入地的食物再现了移民迁出地的饮食文化，体现了移民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在迁入地形成的乡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饮食行为反映出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身份的认同，而是一种“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伦敦和悉尼两个多元民族购物街区附近的两名妇女（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拥有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生活传记，指出这两名妇女的描述是连续却存在差异的，反映了她们对想象的“亚洲”、“欧洲”和“世界”的认同。
二、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
从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散，关于饮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饮食的全球进程及其凸显的新型、动态的人地关系，饮食文化和饮食活动对空间的塑造，以及饮食空间意义的关注。这些研究趋势不仅体现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还凸显了人文地理学对“人”这一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饮食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受到人口跨地方迁移的影响，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带来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因此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的饮食形象和认同（一个地方饮食景观的总体形象），并剥夺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为了切断食品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认为是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带来饮食文化霸权和麦当劳化的同时，世界文化理论（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视角，强调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缠生产并再生产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使文化、身份认同和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弱，文化的全球互连则越来越普遍，其通过说明文化认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以及将地方作为文化的载体，强调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构和地方重构。一方面，对跨国主义的关注为饮食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学者们开始考虑跨国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购买、准备和消费饮食，认为人们对熟悉的饮食产品的消费，让跨国移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产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另一方面，跨国主义的框架能够用于解释人们动态变化的饮食行为和体验。跨国主义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行为及其对饮食的社会文化解读。同时，饮食产品的意义在跨国流通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总之，对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研究往往着眼于饮食的差异性意义解读、商品文化和人们的复杂认同，凸显出饮食在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对人们认同的塑造作用。
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
大卫•哈维在课堂上提到，“我常问那些地理系新生，他们刚才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回忆制作这顿饭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对各个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的依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饮食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隐喻，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在吃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感官对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吃是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该过程使饮食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是一种包含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同时，饮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沟通系统的一个标志，并可以丰富饮食和饮食文化生产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饮食地理研究中，人们饮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被广泛探讨。例如，PeterJackson运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饮食的文化意义。首先，他认为印度饮食在英国的流行响应了英国市场对“亚洲时髦（Asianchic）”的热情，并指出有关物质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须重新关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仅仅只是解读其象征意义。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将饮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讨饮食与家庭结构和人们家庭生活的关系，指出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变得更复杂，并且人们更加关注饮食过程中体现的社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为生活健康的问题。
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
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并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指出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一趋势反映在饮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学开始对饮食空间研究进行关注。在国外饮食研究中，餐厅、食物市场、超市、厨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饮食空间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对象，其中的空间实践和人们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问题更是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三、研究展望
段义孚说“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文明如中华文明一般重视烹饪的艺术和饮食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国文化是“饮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国与饮食相关的地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饮食景观、饮食消费行为的时空分布等方面，个别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城市饮食空间中的感知，及其在该空间中形成的复杂地方感，与国外相关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难以与前沿的地理学思潮对话，也难以为国际饮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贡献。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外饮食文化研究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关注饮食体系所表征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来说，关于饮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食物对于不同的群体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二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对饮食意义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尚浅，因此，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交缠的维度探讨国内不同尺度地方的饮食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
2、关注饮食所反映的跨地方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是人口跨越较小规模地方边界的迁移，例如省际迁移和城际迁移，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些流动的群体如何用饮食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又是怎样用饮食来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人口的跨地方迁移或多或少地使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改变，形成新的饮食空间。这些空间如何被社会生产，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动态的社会边界，又是否成为人们跨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为响应国际饮食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凸显中国特色饮食地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中的跨地方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成为国内饮食文化研究关注的话题。
3、对饮食相关的文化政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关注
人文地理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高中地理 人文精神 构建
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下，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发挥人文主义精神的作用，促进我国社会更好地进步与发展。除此之外，人文精神在地理课堂上的构建，最终还能够改变我国当前的自然环境，改善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一、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离不开自然环境而单独存在，所以说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人类要想长期地发展就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和谐的自然关系。中学地理课堂上要树立人文精神，首先就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它是人文精神的基础，能够保证地理环境良好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它不仅会影响到生态环境，严重时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主要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样就会使我国的发展背离人文主义精神，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主义观念。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人定胜天”思想逐步占据上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最终会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比如在讲解环境资源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来讨论如何保护自然资源、怎么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哪些能源是新型能源，这些新型能源又有什么优点等。学生通过讨论能够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的环境问题，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提高他们的人文思想素质等。
二、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地理存在地域性，所以地理文化也就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教师在进行地理知识的讲解时应该重视对学生人文地理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树立文化多元化意识，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树立文化多样性的意识。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与生活习惯，所以在地域上的差异也就逐步演变为文化上的差异。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就是要尊重不同民族的习惯与风俗，它与爱国主义并不冲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所以在世界上难免会出现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排斥其他民族的存在，打击其他国家和民族，制造民族恐怖事件，从而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中学地理课堂上的人文主义精神能够教会学生认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能够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三、树立爱国主义精神
人文主义地理课堂的打造同时还需要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学生通过学习地理能够掌握更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知识，提高他们对自己国家地理环境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维护国家的利益。随着当今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学生需要树立相应的国家观念，在对外交流时能够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利益，提高他们的爱国意识。比如在上，教师同样能够采用相同的方法来对台湾属于中国大陆来进行证明，通过地理知识来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我国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与进步。所以说地理教学课堂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树立，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树立环保意识，提高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质量，最终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中学地理课堂是一个以理论知识讲解为主的课堂，所以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时会感到枯燥和乏味。教师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比如在分析我国的环境问题时，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进行相应的探讨。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主要是硫酸性的酸雨，学生就可以通过所学知识，知道中国的主要能源为煤炭，它所排出的气体为二氧化硫，这些气体与水结合后就会形成酸雨。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来进行相应的化学实验，通过实践来得出相应的结论。中学生在学习地理时，需要教师对他们的学习方法进行指导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帮助他们进行地理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需要教师一切从实际出发，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让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树立学生的环保意识不仅要停留在字面上，还需要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相应的实践（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节约水资源、节约用电等）。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植树活动，改善学校的绿化环境。学生通过实践能够更好地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内心重视环保工作。
人文主义精神与地理发展相结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人文主义精神有利于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但是在我国目前地理课堂教学中人文主义精神的贯彻还不够到位，它需要广大教师的积极配合与支持，进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
参考文献：
人文地理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高中地理；人文精神；构建；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3-0305-02
在进行高中地理教学时，通过尊重地域文化、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结合理论和实践的形式进行人文精神的构建，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资源价值观，还能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地理学科中的精髓，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良好的应用在地理学科中学到的知识。另外，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下，学生还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发展观，进而促进我国社会更好的发展。本文对高中地理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构建和作用进行了分析。
1.高中地理教学中人文精神的构建
1.1 尊重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在高中地理的教学中，存在很强的地域差异性，在人文地理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具有区域性，不管是人口的分布，还是工农业的布局等。因此，地理课程的教学也具有相应的差异，教师在教学时要充分尊重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注重人文地理知识的教授，让学生逐渐树立区域多元化的意识，充分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1]。世界上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和生活习惯，而且这些地域上的差异都会逐渐转变成文化上的差异。在高中地理课堂上构建人文精神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到世界地域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性，从而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地理课程的学习效果和质量。
1.2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高中地理课堂的教学中，要想构建人文精神，必须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不仅是人文精神的基础，还能促进地理环境的良好发展。目前，我国环境破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甚至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不仅背离了人文精神的构建，还违反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充分反应出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被"人定胜天"的思想所替代，人类对环境的不断破坏会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教师在进行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六章《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的教学时，可以让学生来讲述一下自己是怎样保护地理环境的、怎样才能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等，另外，还可以让学生说一下在我国有哪些新型的能源，有什么优点等。通过学生之间的互相讨论，能够对我国的地理环境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节约能源的意识以及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
1.3 结合理论和实践。对于高中地理课程的教学而言，主要以理论知识讲述为主，学生多多少少会感到乏味和枯燥，教师如果想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注重人文精神的构建，从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教师在进行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五章《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影响》的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对我国的交通进行积极的讨论，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几个讨论小组，着重对我国重点城市的交通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布局以及布局影响等，另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做一些相关的实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高中地理的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从而让学生充分掌握地理知识的学习。要想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教师要从实际出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人文精神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构建。
2.高中地理教学中人文精神的作用
2.1 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资源价值观。在进行高中地理的教学时，教师应该注重地理知识的讲解和传授，将各个地域的环境情况和资源展示在学生的面前，并且根据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资源价值观。通过高中地理的学习，还能给学生带来很多的联想，从而深刻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了解到环境是需要人类去维持和保护的，而且教师还可以结合现在环境破坏的严重性，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一种环保意识，加强学生对环境保护的认知能力[3]。
2.2 充分认识到地理学科中的精髓。高中地理是文科中的理科，其中主要分为人文地理知识和自然地理知识，而人文地理知识是建立在自然地理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人文地理也是自然地理最终的落脚处。对于高中地理学科而言，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能够将教材中每个知识点全部结合起来，从而对学生进行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教育。学生只要能够掌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和谐发展的内涵，就一定会掌握地理知识的精髓，从而更好的进行地理知识的学习，其学习效率也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2.3 运用地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对于高中地理而言，是一门具有发展性的学科，而人文精神的构建能够将这种发展性转换到学生自身的发展中。大部分的地理问题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形成的，因此，教师在进行地理教学时，应该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地理问题、总结地理原理的能力，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广泛应用地理知识解决问题，加强地理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进行人文精神的构建，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利于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等。在进行高中地理教学人文精神的构建时，应该从尊重地域文化、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结合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入手，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目前我国高中地理课堂中人文精神的构建还不够到位，还需要教师的积极配合和支持，进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如霞. 地理教学中融入人文精神教育的路径选择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16：123-124.
人文地理学论文范文4
[内容摘要]：公司发起人是指负责公司筹备事务的人。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代表设立中的公司，对内执行设立事务。如果公司依法成立，则发起行为经创立大会确认后，自始由公司承受其产生的权利义务；如果公司未能依法成立，则发起人应就其发起行为对第三人负连带责任。正是基于发起人的这一特殊法律主体，本文试从其定义、条件和资格及权利和义务来阐述对其法律地位的思考。 [关键词]：发起人；条件和资格；权利和义务；法律地位 一、发起人的概述 （一）发起人的概念 公司发起人，是指参与公司设立活动，认缴出资（股份），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有的教材上有更为具体的定义“发起人，又称创办人，是指为成立公司而筹备设立事务的人，他们发起订立公司协议，提出设立公司申请，并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且对公司设立承担责任，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当然的成为公司的首批股东。” （二）发起人的条件和资格 公司设立行为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组合，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从而，实施这一行为的主体也必须有一定的资格限制。一般而言，发起人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发起人既可以是自然人，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国家授权的部门及其他经济组织； 2、发起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者不能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我国，《公司法》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能否充任公司发起人并无明确规定，流行的法学观念认为：公司发起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充任公司发起人。还有学者建议在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将该主张“法条化”。即修改《公司法》时，应明确规定“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得为公司的设立人”； 3、若发起人是法人时，该法人所参与设立的公司的业务范围应与其原来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一致； 4、发起人中须有半数以上的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发起人，就可以依法在我国境内行使公司设立的一系列行为。 二、发起人的权利、义务 发起人作为设立中公司的代表和执行机构，其权限有一定的限度，具体来说，发起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属于其作为设立中公司代表的权限范围内，其行为效果才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而并非发起人在设立阶段一切行为的法律后果都当然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根据法律的规定，归纳如下： （一）发起人的权利 《公司法》对发起人的权利未予明确规定，归纳主要有： 第一，有权选择对公司的出资方式，可以是货币，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对以货币以外的方式所作出资必须进行估价且不得高估，而其他认股人或股东则只能以货币方式出资； 第二，有权将其设立公司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申请公司创立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列入公司费用； 第三，有权基于其发起行为从公司获得劳务报酬； 第四，发起人投资的股份可以成为优先股； 第五，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其他特殊权利，如发起人可以优先认购新股等。 （二）发起人的义务 发起人的义务主要是承担公司筹办事务，具体分为两方面义务，即一般性义务和在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时的特殊义务。 一般性义务包括：联合法定人数的发起人制定公司章程；对所设立公司的经济效益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依法认购股份和缴足出资，如果以货币以外的出资方式抵作股款，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等义务。 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时的特殊义务包括：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递交募股申请并报送有关文件；制作招股说明书，经营估算书，认购书等文件，并公告招股说明书；分别与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及银行签订股份承销协议及代收股款协议；应当自股款缴足之日起三十日内主持召开公司创立大会，并在创立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将会议日期通知各认股人或者予以公告等义务。 除上述义务外，我国法律还明确规定了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或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发起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三、发起人的法律地位 发起人的法律地位是指发起人在筹组设立公司时与正在筹备中的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成立后的公司之间的关系。 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对外代表设立中的公司，对内执行公司设立任务。如果公司依法成立，而发起行为又经公司创立大会的确认，则发起行为视为公司本身的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自始由公司承受。如果公司未能依法成立，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各发起人应当就设立公司所为的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对第三人负连带责任。这一连带责任的规定理论依据来自于发起人合伙这一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发起人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各发起人都是权利义务的主体。所以各国公司法均规定公司不成立时，由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前述公司成立后发起人的行为经创立大会确认自始由公司承受，则是因为公司一经成立，发起人便消灭，而设立中的公司与设立后的公司其实体是同一的，因而发起人在设立公司过程中取得的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
人文地理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学本质；文学现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50-05
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持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强调文学本质的多元性存在。文学本质多元论认为，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应该具有历史的累积性与文化的叠加性，同时还应该具有未来开拓的可能性。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不仅是现实性的，同时还应该是可能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此处所说的文学本质已经不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基于后现论、基于文学事实考察具有形而下意义的本质，它指的是文学实践活动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一致的特征，质态，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建构性的存在。
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无所谓文学与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学观念都是一种人文现象，它们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长相伴随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发展，文学活动也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不断开拓的过程。与之相应，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也存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展开的过程。但是，文学本质的展开往往并不呈现为一种线性连续的同质状态，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历史性的播撒、空间性的弥散状况。因为每一历史语境、民族文化语境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学本质空间探索向度的差异。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阐释，应该走向“文学现场”。但何谓“文学现场”，它由怎样的成分构成？笔者认为，历史向度的文学、当下状态的文学、未来向度文学发展的可能及他民族的文学四种成分共同构成了“文学现场”的空间。文学本质多元论正是文学理论建设力图回归这种“文学现场”的一个尝试性的结果。
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笔者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了中外文学史的史实之中，并适当地结合了对于“文学现场”的分析考索。
依据相对主义文学观念，不同时期的文学质态不可通约，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质态也不可通约。比如唐诗与宋诗。唐诗讲究情趣，宋诗讲究理趣。它们之间很难相互打量，相互审视。宋代严羽有一段著名的话很能说明问题：“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1］也就是说，依据唐诗的标准，宋诗实在算不上什么优秀的作品，因为它们太过于说理、太过于显摆自己的才气，结果导致太着实、太直白而缺乏余韵。当然，如果反过来，依据宋诗的标准来衡量、评价唐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但是，如果以各自的规则来分别衡量、审视、评价，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如今，唐诗与宋诗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因却是不可通约的。再比如，南朝的齐梁文学与唐代文学，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象征主义文学等，情况也与之类似。其实，即或是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文学实践也会往往如此。比如，象征主义文学对于隐秘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自然主义文学对于科学及现实世界的执著与唯美主义文学对于语言形式的刻意追求，表现主义文学的抽象化、本质化倾向与未来主义文学对于现代的拥抱及对于未来社会的希冀等，也都是这样。具体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情况更为明显。比如，中国传统文学在言意关系上、在结构以及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都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学。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来审视西方作品，西方文学将会是低劣之作，因为它们太过直露、没有韵味，也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反过来，情况也绝对会与之相应。再比如，中国的传统“史诗”、“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与西方的史诗、悲剧等叙事类文学，它们之间又怎么样能够相互打量？但是，这样一些迥然相异的文学却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宝库，成为了我们所置身的“文学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文学现场，面对各种质态的文学存在，文学理论将如何言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分析、思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史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元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质的生成类似于我们传统观念当中道的演化，道原本为无，由无而生有，由少而生多。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本无所谓文学，也无所谓文学的本质。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人们依据各自的生存状况、文化氛围，从事文学活动，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在不同的向度上开拓文学的存在空间，进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有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的文学存在质态。在人类的文化时空当中，各种各样的文学存在质态、各种各样的文学本质开拓向度并不闭锁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某一民族的文化语境，而是处于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开放之中，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广为后世、不同的民族所享有。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民族文化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是这些生成、开拓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而这种开拓与生成没有终结，也不会有终结。
二、文学本质多元论与反本质主义文论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不得不谈一谈对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看法。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应该说从反本质主义文论获得了许多启发，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但是，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则立足于对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反思、修正。
反本质主义是作为本质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本质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常常将某些特定群体，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普遍化、非历史化。与之相反，反本质主义者认为，“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的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2］因此，要求将文学本质问题事件化、语境化、地方化，强调文学观念对于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的依附性。
本质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以某一时期、某一群体出于某一需要所开拓的文学存在空间视为文学的唯一存在空间，限定了文学艺术本质存在的历史开放性与文化开放性，同时也限定了文学艺术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压缩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存在空间。相对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恢复了文学观念与社会公共领域、社会现实、文化实践、文学实践的联系，揭示了文学本质的历史性与地域性，注意到了文学存在空间的生成性质。但是，反本质主义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不能及时地、认真地加以反思，修正，那么，它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必定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反本质主义文论虽然注意到了文学本质存在于历史空间、文化空间中的播散与弥散，但却没有注意到文学本质存在的累积性与叠加性。反本质主义文论主张，文学本质观念的建构具有事件性与地域性，文学本质观念依附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进而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观念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断裂、差异，而忽视了文学观念在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连续性。实际上，每一种文学观念并非仅仅闭锁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民族文化语境，而往往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一面。文学观念的更迭与自然科学中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不同，地心说可以被抛弃，但是当表现说产生时却并未完全使模仿说失效。因为文学的本质既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也是一种生成的结果，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相伴而生，并呈现为某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当然，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可以不断地改写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但是，我们对这种改写的程度、限度不应该过分地夸大。我们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丁的《神曲》与作者同时代读者的感受肯定不同，但也肯定与阅读现当代的纯文学经典不同，这就说明，历史上的文学文本其意义并非完全固定，但也并非变动不拘。文学观念往往附着于某种文学存在形态。文学的存在形态存在于历史之中，但也能够走出历史呈现于当下，与之相应，文学观念也可以因之而走出历史。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文学观念也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况且，文学观念应用于文学实践，也并非随着另一种文学观念的兴起而完全停歇，而往往是继续运行。比如，当人文主义文学兴起以后，宗教文学实践还依然进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再比如，浪漫主义的兴起没有完全阻止古典主义文学实践，现实主义的兴起也没有完全阻止浪漫主义文学实践。另外，文学新观念的建构也不可能完全与过去的以及异域的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完全绝缘。因为文学观念的建构依附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从构成上来讲，它不仅包含了当前的社会实践因素、当前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成规，而且还承传了大量的文化传统，接纳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因素—历史形态的各种文学文本、各种文学观念以及他民族的文学文本、文学观念还会以一种共时性的现实形态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呈现。
英美新批评理论家T.S.艾略特曾言：“历史意识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看到过去的现在性。”［3］笔者可以借以引申这样的结论：文化意识应该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而且还要看到文化的世界性。由此反观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其问题也就在于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的缺失。
第二，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而没有真正地回到“文学现场”。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与福建社科院的南帆研究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两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的整体学术取向。
我们并不能够提出新的可以取代旧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新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我们认为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去？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商谈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4］
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对于文学研究说来，这带来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后果：第一，文学性的定义只能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修改已有的定义。第二，相对于推敲一个普适的定义，不如解释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产生这种而不是那种文学特征［5］。
“热衷于调查既有文学观念在发生学上的历史/地域性，致力于解构一切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认定，暴露一切文学观念的‘非普遍性’和‘非真理性’”［6］事实上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从整体取向上来讲，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应该属于文学理论知识考古学的范畴，是一种文学理论史理论。“回到文学现场”，这是反本质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主张，也是他们用以反对本质主义文论的利器，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到文学现场，而是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对于文学批评史文献及其生成背景的梳理辨识，远远超出了对于文学史实、对于文学现场的关注。与文学史研究的脱节，对当下文学现场结构性考察、分析的缺失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建设的重大偏失。所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是解构本质主义的理论、文学批评史理论，而不是“文学”的理论。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在我们当下的语境当中所能够承担的学术功能，主要是扫除本质主义文论的障碍，为新的理论建设开辟道路。它主要是一种批判的工具、开路的工具，而不是理论建设本身。
第三，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过于关注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梳理，而疏于对文学演变本身的考察分析。这一点与上一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与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是非常相像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本质主义文论梳理文学概念是为了说明自身理论建构的真理性，而反本质主义文论则是为了说明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地域性。因为都脱离了文学发展本身，结果都没能很好地说明文学本质的生成问题。我们大家知道，在西方世界，在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之前，以诗的名义加以统辖的各种文献，其外延基本上是与文学相吻合的。在中国学术界，情况与西方不太一致。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没有一种集合性的文体概念统辖文学整体，但这也不能说明与西方文学史、文论史相反的道理。我们如果从中外文学发展本身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将会发现，所谓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这样一个文学学科的重大事件，其实也仅仅是文学形态的另一种存在空间的开拓而已。在西方学术界，在诗的概念主宰文论话语的时代，诗要么是模仿、要么是象征，而在文学概念主导文论话语之后，文学成为了审美，但文学模仿或象征作为观念或文学实践，并未消失也并未失效。中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文学要么是载道的，要么是言志缘情的，要么是天人合一的，要么是实用的。在现代文学概念引进以后，实际上也仅仅是增加了文学是审美的存在向度，而其他存在向度则依然还再延续。反本质主义文论，因过度关注文学概念而疏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考察，而使自己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陷入到了一种错误的境地。
第四，反本质主义文论具有浓厚的历史宿命、文化宿命色彩。文学理论建设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一定的民族文化语境，又对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产生一定的促进，瓦解作用。文学理论不仅仅承担着解释描述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一种文化先锋的职能。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更多地强调了前一个方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一个方面。文学理论建构被看成了一种必然的、被动的历史承载，而不是被看做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介入性，超越性的行为。这就由此决定了，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倾向于解释、倾向于已成，而不太注意新理论的建构。在我们当今的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是作为一种新锐的理论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的保守性的成分。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正是在对反本质主义文论以上问题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力图回归文学现场，恢复文学理论的“文学”性质；注重当前语境结构的考察分析；力避与文化相对主义就成为了笔者的自觉意识，进而也成了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主要学术取向。
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价值意义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具有非常大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第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有效地保持文学理论的历史连续性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上，文论家们建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持一种文学本质一元论，或强调模仿或强调言志或强调抒情或强调象征或强调反映或强调审美或强调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文学理论自身开拓的各种可能性。这实际上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闭锁行为，既闭锁了自身也闭锁了文学。文学活动、文学理论实践实际上都应该属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领域，应该具有一种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立体性。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我们对于文学理论建设存在之家的回归，也是对于文学实践存在之家的回归。可望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文学理论建设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第二，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通观中外文论、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以往人类对于文学本质空间的探索，往往呈现为一种猴子下山似的状况。模仿说、表现说、审美说、文化说（中国现代进程发端以后，也基本类似），一步一步地走来，抓住一个放弃一个，进而致使以往的探索归于无效。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呈现为一种一往无前的徒劳状态。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立，可以一改文学学科的这种发展史状况，它将会以一种开放、多元的胸怀来吸纳以往及他民族的文学探索成果，并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将文学的存在空间向未来开放。在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视野之下，历史上的本质主义文论探究成果将不再毫无意义，而是会重获生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学语言探索，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往往对其采取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文学本质多元论，则非常注意对其合理性因素的吸收。在笔者看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探索尽管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尽管在很多方面未尽人意，但是其探索的结果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学本质绝对不会毫无意义，其考察、勘探的文学本质存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长时间地存在流传。
第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促进文学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以往编撰文学史往往都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时下学术界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从一个方面来讲，应该不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一切历史毕竟是历史”。如果仅仅以某种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那么，文学史写作将会是平面的，而没有历史纵深感。那么，如何才能使文学史成其为历史，恢复其应有的历史纵深？笔者以为，文学本质多元论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批评史观念，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整体状况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的研究者群体在世界上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成果产出也应该最多，但是在世界学术界却长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产生应有的影响。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没有回到“文学现场”，仅仅是就理论谈理论，形成了一种理论的深刻、无效的深刻。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缺乏对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的全面考察分析，致使我们的研究趋向某种偏执，众口众辞难以对话。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构，可望能够扭转这种状况。
人文地理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建设；
作者：侯艳
“文学地理学”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学》中提出来的一个地理学概念。[1]在中国，随着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德国那特硁的“政治学”用于中国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遂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1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蔚然成风，其中颇多学者将其视为一门新学科(2)，并致力于其学科建构。“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为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2]然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其他学科？能否建成独立学科？特别是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问题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面临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惑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在国外，由于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地理学家，因此他们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学，并把它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提出来。AKDutt曾明确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较近的分支学科。”[3]DeborahHart也提到：“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学)较初级的分支学科。”[4]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梅新林曾从研究实践中归纳出五种不同的归属倾向：“一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二是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三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四是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五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5]曾大兴曾将目前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归属概括为四种观点：一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一种学术方法；三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四是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学科。[6]简言之，国内学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归属倾向有三种：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首先，把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思路最为普遍。金克木、严家炎、袁行霈等着名学者都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国内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亦都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即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地理学作为方法论而存在。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呼吁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专列了一章来谈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认为文学不光有时间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有空间地域的差异和变化。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元代戏剧部分即根据地域进行编写。李浩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尝试应用，可以突破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7]可见，这种归属思路是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一种研究文学问题的跨学科方法。
极力倡导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交叉学科的学者有陶礼天和钟仕伦。陶礼天在其着作《北“风”与南“骚”》中正式呼吁发展文学地理学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8]钟仕伦则从中国和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角度出发，认为“文学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文艺学、地域美学相交叉的新兴学科”[9]。马晶则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和地理学两个知识体系的交叉重叠部分，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学学科的特性，又有地理学学科的特性。”文学地理学是“将地理因素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和存在于文学形态中的地理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系统”[10]。梅新林也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他界定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1]。在这个界定中，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和综合性学科的表述同时存在，更可见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境。
另有一部分学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来探讨。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又提到它也是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12]杨义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持大文学观，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13]。由此可见，杨义先生看到了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特性，同时把它看作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他明确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14]，同时又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14]。可见，杨义先生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也存在着和其他学者一样的混沌和困惑。
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曾大兴，他明确地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与文学史对峙的新学科，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15]他把文学地理学提高到与文学史相同的高度，由此将文学地理学列为与文学史并列的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学科。在他看来，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该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地理和文学批评，并且它们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15]他还特别指出：文学地理学不应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其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15]曾大兴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定位指明了方向。但是，很明显，实际上他与邹建军、杨义一样，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的是认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空间的，文学史的研究是时间的，因此时空两者可以并列，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简单。并且，与文学史关系的紧密纠缠必然会增加文学地理学成为独立二级学科的艰难性并影响其在学界的认同感。
二、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歧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的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5]
首先，由于将文学地理学归属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是关于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对地理学家来说，他们一直借鉴文学，把它作为一种更好地理解地方的方法。”[16]由此，一方面，他们将文学理解为地理学研究的资料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理学家把文学视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资源，‘一个生动描写风景和生活的价值连城的宝库’，用它来使自己的文本变得生动”[17]。他们认为文学所有的价值只在于它对生活的反映，它能使地理文本变得更为生动。所以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文学‘数据’应该怎样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传统形式，如人口统计数据，采访和档案材料？应该如何调解不同源头间的矛盾？”[17]另一方面，他们还致力于研究主观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塑造，注重地方的意义和内涵的揭示。通过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探索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展示和建构，文学在地理景观意义构建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并通过考察描写地区的着名作品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进而考察文学与地理学之共通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学出发去探讨地理空间的意义，解决的是地理问题，因而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尽管包含了诸多文学研究，但它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
相反，在国内“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这一观念普遍被认可，正如曾大兴明确指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15]对这一问题，徐玉如也有相同的看法，“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作品为本位。”[2]然而，由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含混，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还存在众多分歧。将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致力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文学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试图探究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学本身体现出的地理空间特征。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或独立交叉学科来探讨的学者，根据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亦不尽相同，大体持有“本位说”“关系说”“空间说”“文化说”“边缘说”和“地域审美说”等观点。
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有一个“双重范式”，即“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因此他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18]。梅新林的看法可称为“本位说”。曾大兴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来界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具体言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对“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5]；“概括地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6]这可称之为“关系说”。邹建军则特别提到文学地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认为“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19]邹建军的看法可称为“空间说”。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会通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研究文学在其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等四大领域间的相互贯通。杨义先生的主张可称为“文化说”。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8]，他不赞同只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主张还要考虑到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联系起来，因此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归入艺术社会学的范畴。陶礼天的观点可称之为“边缘说”。钟仕伦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文学与地理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本身或者是文学作品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艺术表达。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通过文学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人对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审美反映，这种审美反映可以称为“地域审美观念”。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批评和接受中的地域审美观念。[9]钟仕伦的看法可称为“地域审美说”。
总之，国内学界尽管皆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但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尚不统一，因此其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亦都处于不明确的困境中。而国外视文学地理学为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的这种倾向，更是增加了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确定和统一的困难性。
三、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不确定
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还不十分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真正地正式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没有完全而成熟的形成，有的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等皆提出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邹建军认为，虽然文学地理学还没有一种或多种只属于自己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文本解析、实地考察、图表统计、动态分析、比较对照、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等方法值得重视。[19]他认为，所谓文本解析，即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作品的研究，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谓实地考察，即强调对文学发生地与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关注作家创作、作品产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学史与文学集群的情况。它是文学地理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图表统计，即是对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东西进行数据统计，并得出相关的信息。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分析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谓动态分析，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动态分析法，对作家与作品的地理分布，以及与地理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动态分析。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比较对照，即对不同地方的文学与不同时代的文学、对不同环境的文学与不同方向的文学进行比较与对照。它是文学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谓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即建构文学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手段。它是文学地理学具有理论高度之表现的研究方法。
曾大兴认为：广义而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而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即是特殊方法。曾大兴进一步提出：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20]，它们具体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可归纳为五种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和区域比较法。系地法，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然后按照形式文学区或功能文学区进行排列；现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空间分析法，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和解读；区域分异法，就是按照文学的区域特征及其差异，把它们分为不同的地理板块；区域比较法，就是把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的文学事象进行共时比较或平行研究。[21]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大兴又补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即地理学意象研究和文学意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指出地理学意象研究与文学意象研究的不同，它必须准确地考证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准确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价值和历史渊源；必须细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态特征或者审美特征，阐述它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必须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6]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曾大兴还特别强调：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和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特别值得借鉴。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为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重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因为地理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文学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20]
此外，钟仕伦提出，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非常适合于作家研究，包括文学流派、风格的研究。钟仕伦认为：一方面，进行作家的文学地理研究，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描绘出作家的地理区域特征和空间结构分布，并从这种分布中追寻到各个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或者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因果联系，并且在这种因果联系中使他们被确认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论“‘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作家的空间结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常常随着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迁移而变迁。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对文学的动态空间结构分布进行研究。因而，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无疑是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鉴。[9]
戴伟华则提出：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并重，相辅相成。微观研究方法侧重个案分析，其具体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献、充分挖掘传世文献的材料价值、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在名物考订中必须以文体为基础等。宏观理论探讨，要在对立统一中求新求变；利用归纳法不断深化，以求获得更包容更高层级的概念；提升理论思考层次，从本质上说明事物的性质。[22]
梅新林提出“双重研究法”又称“二元复合研究法”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双重性和二元复合性。就本质而言，“地理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实证方法，而“文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美学阐释方法，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辅相成。一方面，对应于文学“外层空间”的“版图复原”，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运用地理学专业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契合于文学“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学阐释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需要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而贯通于文学“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场景还原”，则需要同时交替运用以上两种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内，以美学阐释方法为导向；或由内而外，与科学实证方法相印证。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以上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例如“文学地图”，其本身即有隐喻性与工具性的双重意涵，其科学性与审美性的分野非常明显。当“文学地图”之“图”与“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时，便是“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美学阐释方法的交替运用与融会贯通。[23]
综观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所提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文学、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地域学、空间学、人类学、文化学、区域学、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寻求突破，力图摆脱困境，并创立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其中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这一维度，与文学史的相关方法进行比较，探索出有别于文学史研究的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的一大突破。然而尽管如此，曾大兴亦认为，文学地理学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出现，还有待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并加以系统整合，才能建设成功。目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还处在不断探索中，其学科建设亦处在艰难困境之中。简言之，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即理论体系扩张与实践操作困难之间的尴尬以及尚未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对理论体系建构着力较勤且颇有建树的学者有很多，如在理论建构方面，梅新林力图通过构建“空间”之维的理论，探求文学地理学科理论建构的突破。他通过借鉴和重释杰弗里·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将它们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在范式建构方面，梅新林以“三原”理论为支持，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同时提出“文学”研究范式与“地理学”研究范式相辅相成之融合范式。[23]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从研究内容看，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研究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研究。就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提出“三原”理论，“双重研究法”(“二元复合研究法”)，还提炼出“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23]
就整个体系来看，梅新林构建的文学地理学既有理论支点，又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确实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尤其体系建构有不小的意义。但是，正如彭民权在《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一文中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体系建构还是实践操作的层面看，这个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初步的构想阶段，面临着不小的困境。首先，整个学科体系的核心是文学家地理，包括其籍贯、流向等。这种对地理因素的突出，很容易导致对文学作品的割裂式研究。其次，对于文学家籍贯与流向的考察往往采取类似科学统计的方式，以图表与数据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还存在疑问。一方面，古人的籍贯十分复杂，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并不能真实展现当时的地理分布与作家流向问题，往往会给人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太大，真伪难辨。因而，依据古代文献统计出来的古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与流向，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还是一个需要存疑的问题。最后，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与其研究对象有很强的地理关联，在研究之前容易产生地域期待视野。在地域期待视野与地域身份认同带来的主观化影响下，文学地理学很有可能陷入被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同化的尴尬。[24]
目前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曾大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的探索。在理论建构方面，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之维度，沿用中国学者注重实证研究的治学之风并借鉴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潮”，建构出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论框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再根据大量的结论提炼、归纳而不是演绎出一个观点、概念或者理论，是他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在范式建构方面，提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峙，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与从时间维度来研究文学的文学史相对应，进而使文学这个学科真正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即时空交融的境界。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在研究内容方面，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等。对这六个方面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对文本产生之环境的外部研究，而且是深入到文本内部的研究。就学科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而言，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五大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五大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同时总结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6种特殊方法以及相应的5个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