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艺术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归属 集体所有论
一、 问题的提出——从“乌苏里船歌”纠纷案说起
（一） 案情简述
“乌苏里船歌”纠纷案缘起于1999年11月郭颂参加的一次中央电视台晚会。晚会上，郭颂在演唱《乌苏里船歌》时，屏幕上打出《乌苏里船歌》的作曲者为汪云才、郭颂。主持人还在演唱之后说：“刚才郭颂老师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是赫哲族民歌。”郭颂对于这一误导性介绍并未纠正而是表示默认。该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引起了赫哲族人民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本民族传唱了多年的民歌经典一夜之间成了别人的不能接受。在赫哲族群众代表与郭颂协商无果后，黑龙江省饶河县赫哲族四排乡人民政府以自己的名义一纸诉状将郭颂告上了北京市二中院，本案历经北京市高院二审终于尘埃落定，最终以郭颂败诉收场。法院判决郭颂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并在《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
（二）本案存在的问题
本案最大的争点在于原告是否为适格主体？郭颂提出的抗辩理由中就包括四排赫哲族乡政府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由乡政府提讼于法无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作品，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群体创作性与个体传承性；二是传统稳定性与时代变异性；三是信息变异性与文化开放性；四是载体有形性与信息无形性。 基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性质的不同认识，有学者提出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的立法保护，认为特殊法保护原则的引入不仅能够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包含的民族权力和经济权利提到法律权利的高度，而且不影响整个法律体系的自恰性和逻辑性。 甚至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已非知识产权制度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当在非知识产权框架下予以讨论。 本文认为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管采取何种保护路径，统统回避不了一个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归属。
二、 权利归属基本原则的分析
（一） 利益平衡原则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蕴含着一个民族和区域的文化特质，反映着它们独具特色的精神面貌，存在着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创造巨大市场利润的潜力，因而著作权权属纠纷才会在近几年来打得火热。因此，如何调和各方诉求，找到利益平衡点就显得至关重要。
就现实情况分析，主要存在下述三对利益冲突：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原生地居民与作品的讲述人、记录人、表演者和传承人的利益矛盾。口述者、记录人和传承人的贡献不能抹杀，一方面是基于他们对作品的流传确有贡献的现实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应当通过利益刺激的机制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中。在“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中，郭颂就是一个表演者和传承人的角色，虽然他不享有该曲目的著作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他对赫哲族民歌传承所起到的作用，在为商业目的而使用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仍应保护郭颂作为该作品邻接权人的权利。第二，不同民族区域或族群基于同一或类似作品而产生的利益诉求的对立。我们一般能够判断该作品大致来源于哪个区域，但对于其具体作者是哪个族群或个人却无十足把握。这就会在不同族群中引发争论，一旦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区域对立情绪。例如《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中赫哲族另一乡政府对郭颂持否定态度。为此，本文认为可以依据各族群提供的证据将涉案各族群整体认定为著作权人。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著作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私权基于其特点，应当确立其保护的底线，防止因过度保护而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及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就是具体体现。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公有领域”一词，所谓公有领域是指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领域，处于该领域的智慧成果可以为社会公众自由利用。 在众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案例中，侵权人使用最多的抗辩也是该作品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中不加限制地使用公有领域加以解释，那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将名存实亡。
（二） 权利保障原则
作品讲述人、记录者和传承人享有何种权利，学界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将传承人确立为著作权利人， 另有学者认为应将传承人、记录者、表演者和口述者置于邻接权人的位置予以保护。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民间文学艺术传承活动的不同类型和实质作用，主张视不同情况赋予传承人以版权人或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 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该观点既实现了原生地族群与讲述人、记录者和传承人的利益平衡，又保障了邻接权人的利益。
（三） 传承与发展兼顾原则
中国要在文化大国的基础上转型为文化强国，其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思路。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又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能够有效缓解文化发展上的财政支持不足，通过法律确权，能够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动力。长期以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不明的状况，实则造成了“公地悲剧”的后果。落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属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其发展，借助知识产权制度，实行文化与市场接轨，进而将软实力转化为经济效益，并将其用在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上。
三、 国内关于权利归属理论的回顾
（一） 个人所有论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属于传承人所有。在作品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传承人对作品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由传承人享有著作权是民间文学艺术版权难题的终结。 然而，该观点表面将问题简单化了，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至少还存在着以下障碍：首先，若传承人享有权利，该如何确定权利的保护期限，是传承人生前加死后50年还是永久无期限保护？如果是无期限永久保护，那么传承人死亡，著作财产权是否能够发生继承，继承人该如何确定？其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同一族群或社区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传承人对于作品的形成并无实质性贡献，仅仅为其更好地传承做出了一些辅工作。最后，对同一作品可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承人，权利的分配又将成为绕不开的话题。此外，不排除极端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无在世的传承人。
（二） 国家所有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其特殊性，不便于将其著作权分配给个人，又考虑到集体行使程序的复杂性和不可操作性，在该情况下，由国家行使所有权最为合适。该观点最大的弊端在于忽略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该观点严重背离了“谁创作作品，谁享有著作权”的基本原则。基于现实角度考虑，国家代行著作权多有不便，例如美国影视公司翻拍《花木兰》一案中，如果由国家出面主张权利，那么就存在着以国家公权力对抗私主体的嫌疑，也容易影响两国正常关系。
（三） 集体所有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过程虽然复杂，但并不能否认其所处环境的封闭性，作品所属族群之外的其他族群并未对作品的产生作有任何贡献，自然不能享有任何权利。 依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著作权应当优先归属于自然人，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普通作品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不能直接适用该原理，但是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著作权集体所有并不违背这一原理。我国《著作权法》就对合作作品著作权的共有有明文规定。当然，著作权集体所有论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只能说是三种理论中可操作性最强的一种。集体所有论从本质上看，只是进一步缩小了权利归属的范围，并没有做到最大程度上的确权。在司法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权利遭受侵害时由谁提讼的问题。本文开篇提出的“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也暴露出这一问题。那么在著作权集体享有的前提下，如何进行维权制度设计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就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代表人诉讼制度。一旦发生侵权案件，作品原生地族群成员即可民主推选代表人，代表全体成员进行维权诉讼，诉讼行为对其未出庭的当事人同样发生法律效力。并且案件诉至法院后被审查认为涉及的作品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院就应当追加原生境群体成员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二是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该方式在我国已有相当的尝试，例如1992年12月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就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它是专门维护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专业性、效率高等优势，相较于代表人诉讼更具可采性。
民间文学艺术论文范文2
论文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整理。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7.
[2]李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3]刘心稳.民间文艺作品：呼唤立法保护[J].时代潮，2003，（3）.
民间文学艺术论文范文3
艺术大师罗丹曾经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在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民间艺术的影子，例如，贴在窗户上的窗花、沙发上的雕饰、家里的杯盘碗盏以及各色工艺品等，这些都是民间艺术的体现。许多看似平凡的旧器具，其造型和技艺却渗透着民间艺术家的匠心独运。让学生走进家庭寻找民间艺术，可以让他们懂得民间艺术就在我们身边，民间艺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同时，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开发美术教学的资源，可以有效地激发他们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一次，我模仿央视的“寻宝”节目，让学生把家里的“宝物”带到课堂，并要他们了解“宝物”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然后在展示宝物的时候讲解给全班听，让大家来评一评这件“宝物”是否恰如其分。学生都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把家里的古玩拿来了，有的把旧铜钱拿来了，还有的把花瓶也拿来了，一时间，课堂成了一个微型的“民俗博物馆”。通过“展宝”环节的介绍，学生了解了不少民间艺术的知识，并对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走访校外，追溯民间艺术
2011年教育部在出台的《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中提出：“广泛利用校外的各种课程资源，包括美术馆、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及私人博物馆、当地文物资源、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作坊等。”这条规定鼓励小学美术教师去积极开发校外的各种课程资源，包括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源于民间，走访校外，走进民间，追溯民间艺术的来龙去脉，可以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参观美术馆、博物馆及当地文物资源等，能让学生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气息，从而对我国的民间艺术产生敬佩之情，激发学习兴趣；参观图书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可以加深学生对各种民间艺术的了解，包括其发展历史、艺术价值、工艺流程及有关的逸闻趣事。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资源，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新能力和艺术表现力，能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例如，有一次我组织学生下乡，带领他们走进农家，随时收集隐匿于民间的艺术。在农村，学生看到了古式的建筑、古老的家具，还有草编、纸扎等，也许在学生看来，这些质朴的农民就是民间艺术，在小学美术欣赏课上，学生接触过一些以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绘画。当这些景象和人物真正映入他们的眼帘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震撼于画家高超的写实技巧和表现力。
三、走进节日，感受民间艺术
我国的传统节日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聚集地，也是民间美术的大舞台。例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人们在这些节日里挂年画、贴春联、剪窗花、赏花灯、猜灯谜、赛龙舟、做祭祀等，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堪称民间艺术的“百科全书”。教师如果能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走进节日，让他们亲身参与民俗活动，体验民间美术在节日中的特色表现，可以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民间艺术的魅力，提高动手能力。有一次，我在年关将至、寒假之前组织了剪纸比赛，要求每个学生根据“春节”这个主题任意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剪成窗花，然后全班投票表决，评选出“最佳创意奖”和“最佳工艺奖”等奖项。为了保证比赛公平，我要求学生在窗花背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并用简洁的语言介绍自己的作品，主要是创意和寓意。由于比赛形式比较新颖，加上寒假将要来临的氛围，学生热情高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剪出了一幅幅非常具有创意的窗花，例如，有的学生剪出了奥特曼，有的学生剪出了牡丹花，有的学生剪出了福娃，介绍语也很有意思，有的是“花开富贵”，有的是“年年有余”，看到这些美丽的窗花和美好的祝福语，学生似乎感到春节已经来临了。由于学生表现都很出色，除了最佳奖之外，我给每个学生都准备了一份新年礼物，并要求学生在春节那天把自己的作品贴在自家窗户上。通过这项活动，学生一定会更加喜爱剪纸艺术。
四、走近艺人，体验民间艺术
民间文学艺术论文范文4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着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着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着述。这些着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着述,但这些着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民间文学艺术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 民间文学艺术 作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模式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艺术表达
尽管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因各国对文化、法律的理解上的分歧，各国对概念和术语的使用一直未能形成统一。1997年《成立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班吉协定》称相应的概念为“民间文学艺术”，我国《著作权法》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WIPO和UNESCO于1982年制定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损害性行为国内示范法》则称其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有学者提出虽然在理论层面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但在规范性文件以及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三者并没有做严格的区分。笔者认为，三个概念可以通用，但使用民间文学艺术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更为合适。毕竟，所谓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一般意义上的作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二者从涵盖的范围、所保护的利益主体、所涉权利的属性，保护期限都不尽相同。
二、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阶段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法律依据，除在《著作权法》中可找到过于简单粗放的条款外，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早已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还是刚通过不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在法律规定中和相互协调中都存在一定缺陷，无法给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充分有力的保护。
（一）《著作权法》中的的保护性条款及缺陷
我国1990年制定的《著作权法》第6条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多年来，国家版权局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的制定与出台。早在1996年，曾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在第一稿的基础上又起草了第二稿。但是，该条例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获得通过。然而，推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工作并未停滞。2007年，国家版权局召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讨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修改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出席会议时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立法工作已进入国务院立法计划。《2009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再次提出要推进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办法的制定和实施。种种迹象表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似乎呼之欲出。可是几年过去了，世人未能见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却迎来了另一部与之相关的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可以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或未支付费用为商业目的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但是，著作权法的私法属性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宗旨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不难想象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难度之大。这大概也是起草酝酿多年的《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一直未能通过的主要原因。
1.著作权法的私法属性与民间文学艺术所体现的公共利益相矛盾
著作权法为私法，而民间文学艺术所体现的利益不仅有私人垄断性的权利，还关乎公共利益和民族利益。民间文学艺术通常是由某个群体或民族创制并维系，反映该群体的历史、风俗、文化等传统的产物，它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源头。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固然是要防止他人未经授权而加以商业性利用，但其立法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保存和弘扬民间传统文化。
2.民间文学艺术不同于著作权的对象——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与著作权法中所称的作品并不相同。第一，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是特定的民族或群体，主体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而作品的创作主体是某个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主体是确定的；第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一个漫长而逐渐演进的过程，其往往是通过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口传身授，不断完善和推进的，而作品的创作则有固定的起止时间，，创作时间不可能太长；第三，民间文学艺术有很大一部分采用的是口头语言的表达形式，不具有固定性。而著作权法将可固定性作为作品的必要特征。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作品不仅要具有固定的可能性，还要求必须以某种有形形式固定下来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第四，为保存、发展民间传统文化，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不受时间限制，即给予其永久性保护。而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则是有期限的；第五，民间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示范法条款》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包括民间诗歌、民间故事、民歌、器乐、民间舞蹈、民间游戏、民间宗教仪式、雕塑、雕刻、木制品、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刺绣、纺织品、服装式样、乐器、建筑艺术。在我国，作品的表现形式仅为文字、口述、音乐、戏剧、杂技、曲艺、美术、舞蹈等作品，游戏规则、生活习惯、传统礼仪、宗教信仰不属于作品的范围。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相关规定及问题
2011年6月1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按照此法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学艺术的关系，学界一直颇有争议，二者涵盖的范围是否一致值得商榷。民间文学艺术仅限于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艺术特征的传统表达形式。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戏规则不是民间文学艺术。而传统技艺，包括冶金技术、蜡染技术、编制技术等也不属于民间文学艺术，只有通过上述技艺制作出的具有艺术性的表现形式才能成为民间文学艺术。所以，笔者认为，二者具有一定的交叉重叠关系。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其涵盖的范围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动之中。
与《著作权法》的私法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1条就明确了立法宗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并且明确了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责任。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建立了对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调查、认定、记录、建档制度，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对于有重大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播、传承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从公法角度给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以保护，但其与其他法律法规，尤其是著作权法，却没有做到有效的衔接。该法第44条：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难以找到可直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仅有《著作权法》第6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而此规定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出台。
三、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模式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鉴于我国现有《著作权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存在的漏洞，是否有必要制定一部新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来给与民间文学艺术以特殊保护是我们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几年前曾有学者撰文探讨要制定一部兼具公私法性质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来规范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以克服当时著作权法私法保护的不足。如今，虽然没有“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经实施，且在该法中也明确了行政机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和职责以及保存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这似乎已达到了给予民间文学艺术公法保护的目的。所以笔者认为，既然现有的法律能够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以公法和私法保护，就无须再制定一部特别法出来。
加强《著作权法》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间的协调与配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涉及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保护的责任推给了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而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只有《著作权法》第6条一条形同虚设的规定。即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几乎是空白的。笔者在前文已探讨过单纯以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弊端与难度，所以我国现行法律选择从公法角度加以保护，但公法又给民间文学艺术在知识产权领域留有一席无用之地，这反映了立法者高瞻远瞩的智慧，又折射出其中的无奈。笔者认为国务院应当起草和出台《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但该条例所保护的客体应为利用民间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品，而非民间文学艺术本身，这样既可以给予民间文学艺术公法保护，又可以兼顾其私人垄断性的权利。
民间文学艺术论文范文6
【关键词】冀东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政府；理论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8-0243-02
一、引言
我国传统民间艺术体现了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民间艺术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彰显着我国的民族精神，发挥着重要的传承作用。冀东民间艺术经过千年的传承，已经成为我国民间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冀东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评剧、皮影、乐亭大鼓等，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民间艺术。此类民间艺术的传承方式与那些通过出土挖掘文物的传承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民间艺术的传承过程中，必须包含口口相传、技艺传授等活动，所以冀东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意义重大。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冀东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却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为了使这些已有千年历史的民间艺术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其活态传承与保护工作则显得十分必要。
二、冀东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影响因素分析
（一）地方政府执行民间艺术保护政策力度不够。近些年来国家政府关于民间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自治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等，我国政府针对民间艺术传承与保护的主导思想是通过各种可行方式保护好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历史的载体，从而不断丰富我国的民间文化。冀东地区地方政府虽然也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政策，但是在发展民间艺术文化过程中，其主要目的是创造经济效益。只有那些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民间艺术才会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那些无法凸显经济价值或暂时无法创造经济效益的民间艺术往往会被地方政府忽略。由于冀东地区地方政府在其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中的出发点就有失偏颇，导致民间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者，冀东地区一些地方政府的自身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所以在传承与保护民间艺术的过程中，无法全面地进行。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此缺乏保护意识，很多地区都没有进行过普查工作，如，唐山的许多乡镇没有意识到民间艺术的真正价值，从没有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想法，这就给冀东地区的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民间艺术团体传承民间艺术力量的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之中，我国政府也逐渐向服务性政府转变，在这一背景之下，冀东地区民间艺术团体在民间艺术的活体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民间艺术团体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民间艺术的传承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组织，这样的组织又可分为盈利性和公益性组织。第二类则是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第一类民间艺术团体的特点为松散、缺乏约束性，而且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也无法获得可靠的经费保障。第二类团体的大多数成员为业界的专家学者，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是由于缺乏民间艺术的传承者，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不利于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加之许多民间艺术人思想的局限性，不愿意加入带有较强官方色彩的团体组织，这就使得关于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无法有效融合，从而造成民间艺术资源被浪费。加上活动费用供应的不足、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善，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三）相关的系统性理论研究缺乏。从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到，虽然民间艺术历史悠久，但是政府部门对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所做出的干预远远不够，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传承主要是以亲属或师徒关系进行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人口流动性加大，从而给这种传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受资金、资源、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关民间艺术的活体传承与保护研究非常少，针对冀东地区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所以，理论系统的构建与完善对冀东民间艺术的传承保护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四）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这就导致我国的民间艺术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冀东地区又靠近沿海，其民间艺术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程度会更深。其次，我国文化多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是在冀东地区许多民间艺人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面对多元化的社会，却丧失了传承本族艺术文化的动力，这也会对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带来很大的影响。再者，年轻人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了解不足，且认同感在不断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
三、冀东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策略分析
（一）加大政府部门的保护力度。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在关于恢复和弘扬优良民间传统的时候指出：“政府要带头，媒体加强宣传，社会各界参入。政府带头尤其重要，被公权损害的民间传统，当然还需公权来恢复。”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具体说来，政府作为民间艺术传承的主体应该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政策制定和经济投入。在目前的情况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在文化部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综合考量下，已经制定并颁布实施了关于保护民间艺术的政策，但是在经济投入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部分民间艺术项目因为具有一定的市场开发前景成为地方政府的宠儿，而其余的项目只能分到很少的传承经费，有时候这些经费还不能按时发放到位。冀东地区当地政府应该把民间艺术传承工作纳入到文化事业发展的系统中来，把地方文化事业的繁荣状况写进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中去。政府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同时在人力物力的调配上有很大的优势，政府的重视与投入对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影响深远。当然，政府的初期干预也只是起一个引导作用，而不能作为长久措施。民间艺术的发展，还需自身“造血”，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
（二）利用协同创新精神实现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所以，在进行冀东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必须适应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实现传统民间艺术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和创新。对于冀东地区来说，要尽可能避免民间艺术传承保护工作有部门或企业单兵作战的现象，彻底改变之前思路固化、缺乏创新的旧习惯，加强当地政府、企业以及传承人之间的有效沟通联系，促进民间艺术的合理开发。通过与政府企业的强强联合，为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活体传承与保护争取到强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从而为冀东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提供良好的保障。为了推动冀东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必须将相关机构有效连接起来，文化发展需要进入良性的联系和循环之路。
（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行产业化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已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传承和发展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也必须实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是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但是在进行技术创新之前，必须改变保守的传统思想，如，对唐山皮影或乐亭大鼓的表演形式进行适当的创新，或许会收到更好的表现效果，从而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在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要从现代大众的审美习惯着手，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当然，这也符合市场经济中的供需理论。随着新时期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成为国家和地方非遗发展的关键需求，在冀东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中，实现产业化发展，不仅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而且又为我国传统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了合适的途径。冀东地区在我国算不上非常发达的省份，通过民间艺术的产业化发展，可以实现当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有效融合，进而有效推动整个河北地区的发展。
（四）加强理论研究。冀东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的悲观现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为了将这些民间艺术继续传承下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便是加强理论体系的建设。业界专家学者应该试图利用社会学、经济学、营销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理论知识，通过深入分析和客观总结，进而提出一份具有一定操作价值的研究成果。业界学者不能够仅仅局限在民间艺术的圈子内探究冀东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最好的方式是将这一研究课题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深入探究。但是，在相关理论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白，这会耗费很长的时间，而且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各类学者决不可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要加强与政府以及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合作，力争为冀东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四、结语
民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保护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河北作为我国的文化大省，其民间艺术文化传承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在冀东地区民间艺术活态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应该积极发挥当地政府的实际作用，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努力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同时业界学者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从而为冀东地区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与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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