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金融论文范文1
关键词:商业银行;公司金融;发展特点
公司金融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对企业法人、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法人组织等机构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总称。随着国内商业银行的改革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已从传统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发展到了综合性的公司金融业务,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居于重要地位,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利润贡献来源。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持续的宏观调控以及企业客户经营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从在国内商业银行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2009年的经营情况来看,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公司金融呈现以下多方面的特点。
一、公司金融在商业银行经营中占主导地位
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上世纪90年代初期,银行改革刚刚开始时储蓄存款是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的状况已改变,企业存款增长迅速。2007年起,企业存款已经超过储蓄存款。而居民贷款虽然在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居民贷款的总额仍然远远低于公司贷款。
从五家国有控股大型银行2009年的数据看,公司贷款收益率高于个人贷款,而公司存款成本率低于个人存款,反映了公司存贷款的盈利能力要强于个人存贷款。
另一方面,公司金融成为最主要利润贡献来源。五家商业银行都将业务划分为公司金融、个人金融、资金业务三大业务单元[1]。公司金融业务无论是在收入总额,还是在利润总额等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是银行最主要的利润贡献来源。
二、公司金融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创新层出不穷
当前,公司金融的产品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有的公司存款和公司贷款的范畴,覆盖了机构性客户需求的方方面面。五大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基本上包括了公司贷款、公司存款、国际结算、国内结算、对公理财、托管服务、企业电子银行等产品线。不同的产品线内部又再细分为诸多子产品线,每个子产品线又有多个不同功能的产品和服务,产品日益丰富。以中国银行为例,该行的国际结算产品又分为贸易结算、贸易融资等子产品线,其中贸易融资类又包括了打包贷款、押汇、贴现、保理、福费廷等不同类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公司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以五大商业银行为例,公司金融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金管理。现金管理服务是以资金流动性管理为核心,为公司客户提供涵盖账户管理、信息服务、收付款、贸易结算、投融资服务等的综合服务方案,有助于大型企业在不同的地区的分公司、子公司之间集中管理资金,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这项服务越来越成为银行争取大型企业客户的基础性产品。各行不断升级现金管理产品的功能,并且致力于打造品牌。
二是在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对公理财业务发展迅速。各家银行都加大力度,推出各自的理财品牌。2009年,工商银行累计销售对公理财产品17951亿元,增长128%;建设银行推出“乾图理财”,为大型优质公司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理财服务。中国银行推出“中银安稳”、“中银进取”理财品牌,2009年本外币理财产品销量1.54万亿元,同比增长56.7%①。
三是贸易融资。各家银行都注重建立贸易融资品牌,并且陆续开发针对供应链不同环节、不同情景下的融资方案。工商银行2009年境内分行累计发放贸易融资6797亿元,增长87.6%。农业银行推出“进口融汇通”、“出口融汇通”、“收付通”,2007—2009年,农业银行境内贸易融资复合增长率23.6%。建设银行推出融税通、融链通等“通”系列产品。中国银行提出“贸易金融”理念,推出“达”系列贸易综合融资方案,包括融货达、融信达、融易达、融通达、融付达等数种产品。2009年中国银行境内外币贸易融资发生额807亿美元,同比增幅57%;人民币贸易融资发生额1617亿元,同比增幅89%;年末外汇贸易融资余额447亿美元,增长196%;人民币贸易融资余额784亿元,增长133%②。
四是发展投资银行业务。一方面,加大了对票据承销、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的拓展。工商银行2009年主承销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2790亿元;中国银行主承销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1026.5亿元。另一方面,注重通过参与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加深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的融合。2009年,建设银行成立了医疗、航空、皖江等多家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发起设立了国内第一家医疗产业投资资金,并购贷款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五是战略性新兴产品开始加速发展,其中资产托管和企业年金两项业务的发展尤其迅猛。托管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包括了基金托管、证券投资托管、实业投资托管、QDII托管、QFII托管、交易资金托管、专户托管、境外托管等。企业年金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建设银行还推出了面向中小企业客户的标准化年金产品“养颐乐”品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规范,旨在提高劳动者保障程度的企业年金的市场进出还会不断扩大。
三、公司金融中间业务大幅度增长
随着产品的不断丰富和业务规模的扩大,各家银行公司金融手续费收入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公司金融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
四、公司贷款质量持续提高,长期化趋势进一步明显
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的公司贷款不良余额和不良率持续下降,资产质量不断提高。从单独公布公司贷款风险状况的三家银行来看,2009年,公司贷款不良余额的下降都在100亿元以上,不良率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公司贷款不良率已低于2%,处于比较优良的水平。
另一方面,公司贷款中长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2009年中长期公司贷款的占比均超过50%(工商银行甚至接近70%),比2008年进一步提高。
五、中小企业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服务日趋专业化
作为拓展客户基础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贷款利差最大的领域,各家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特色小企业贷款产品。比如,工商银行有“财智融通”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小企业循环贷款”、“网贷通”;农业银行有“简易快速贷款”、“自助可循环贷款”;中国银行有“银商通达”;建设银行有“速贷通”。
为拓展中小企业客户群市场,同时也落实监管部门关于设立中小企业专营部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要求,各家银行都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小企业部门,在对小企业实行差异化贷款审批的基础上,针对小企业经营的特点,推出创新信贷产品和综合服务。比如,中国银行的中小企业部,与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合作,推行“信贷工厂”的新模式;建设银行成立140家小企业专营中心。
在国家政策导向、监管部门要求、拓展客户基础的需要三重因素的作用下,各家银行将继续加强对小企业市场的拓展力度,竞争将逐步加剧。各家银行在打造小企业服务的品牌和综合服务方案、提高服务的专业化程度的同时,采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方式介入县域经济,对特定市场的小企业提供更加本地化的针对。
六、以服务“走出去”企业为切入点,公司金融国际化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
从国际大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银行国际化的进程往往是以本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内企业海外发展为背景,以公司金融业务为先导。因为公司金融最具有“追随客户”的特征,并且相对容易在新进入的国家依托较小的客户规模取得盈利。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延续、国际主要金融机构自顾不暇的背景下,五大国有银行海外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09年,工商银行新增海外网点3家,境外机构总数达到162家;建设银行伦敦子行、纽约分行开业,胡志明市分行获批,海外网点达到60个;中国银行新增海外网点10家,网点覆盖五大洲。这既符合国家“走出去”战略,同时也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了海外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日趋扩大。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各家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也日趋扩大,并且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正逐渐增加。随着境外人民币市场的逐渐形成,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比如,中国银行在香港和澳门就成为人民币清算银行,在香港主承销多笔人民币债券,并正在积极开展人民币产品的创新。
七、公司金融的组织架构进一步集约化
国内各家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的经营管理体制,虽然还受到传统的以分支行制的组织架构的约束,但是条线管理的强度在日益提高。农业银行成立了对公业务板块,包括公司业务部、小企业金融部、大客户部、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托管业务部。中国银行的公司金融总部包括公司业务、金融机构、国际结算、国内结算与现金管理、中小企业、养老金等六大模块。建设银行成立了公司银行业务委员会,公司银行业务部门包括公司业务部、集团客户部、机构业务部、国际业务部、投资托管服务部、企业年金中心等。工商银行尚没有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那样成立公司金融总部、委员会或板块进行公司金融组织架构的整合,公司金融业务均分散于公司业务一部、二部、机构业务部、结算与现金管理部、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国际业务部、电子银行部、投资银行部、养老金中心等部门。
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民生银行)已经实行了公司金融事业部制,进行垂直管理。大型银行的公司金融作为一个业务单元,虽然在近期内不具备采取事业部制的条件,但是整体的垂直管理力度将持续增强。从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公司金融组织架构发展的历程来看,公司金融组织架构将从块块管理到条条管理,最后发展成矩阵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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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中介理论；演化；金融中介机构；金融业
中图分类号：F832；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1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37-03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升级转型和金融行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的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中介机构如何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变迁，金融行业在相关金融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完全开放后的金融中介机构高度竞争的状态，其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从而提高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其又好又快的发展。面对金融中介机构必须解决的情形，亟需为其提供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指导。对于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研究，是近期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前沿问题，本文引进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金融中介的基本概述
所谓金融中介是指在金融市场上资金融通过程中,在资金供求者之间起媒介或桥梁作用的人或机构，一般由银行金融中介及非银行金融中介构成，具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Edward S．Shaw）把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货币系统和非货币的中介机构，货币系统作为中介机制，购买初级证券和创造货币；非货币的中介机构只履行购买初级证券和创造对自身货币债权的中介作用，这种债权采取储蓄存款、股份、普通股票和其它债券形式。
金融中介使得经济社会出现了所谓的“双轨、两态、三流”的状态（“双轨”是指财富实物形态的运动和价值形态的运动；“两态”是指实体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三流”是指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金融中介使实体财富被货币等形式的金融资产所替代，使社会财富以实物和价值形式有效的流动，并由相关经济活动产生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构成的二元形态，以商业银行等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从事金融活动，促进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和经济运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金融中介机构负担着大部分的金融活动，其服务质量和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产生巨大影响。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金融中介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纷繁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的有效运行对经济社会实现健康、有序和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融中介实现了资金流与物流、信息流的高效整合与匹配；金融中介可以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金融中介交易功能、制度的演进是交易费用不断节约的过程，中介介质的存在是交易费用节约的关键环节；金融中介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企业组织的合理发展。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就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相关问题，由于大多数学者解释角度的不同导致结论不尽相同。国外对金融行业发展问题的研究理论和具体实践起步较早且趋于成熟，而国内的起步相对较晚。大多数学者主要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现状，提出了初步建议。在引进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为促进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金融中介理论，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经济升级转型和金融行业改革的关键时期的我国金融行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改善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
“为什么存在金融中介机构”这个问题是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问题。古典金融中介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本身存在一定缺陷，用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原理证明了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金融中介机构。然而，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虽交易成本迅速降低，信息不对称现象也随之减少，但出现了存款类的金融中介机构融资减少，而养老金、共同基金等非存款类金融中介机构融资明显增加的情形，古典金融中介理论在阐释这个现象时存在瑕疵。
（一）古典金融中介理论
古典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具有两大基本功能：支付中介、信用媒介功能和信用创造功能。对于支付中介、信用媒介功能，最早进行相关研究的是斯密（1776），此后，李嘉图（1817）、穆勒（1848）等人也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中介职能由最初的兑换货币演化为提供支付中介服务，其信用媒介在于通过吸收存款和贷款，一方是存款的集中，一方是贷款的集中，可以促使资本的再分配，但他们未对其超过贷款部分的存款进行解释。在信用创造功能方面，麦克鲁德力（1872）、哈耶克（1925）和凯恩斯（1936）等经济学家对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金融中介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会创造大量的信用，通过吸收存款进而贷款，能为社会创造大量资本，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他们对此的研究相对粗浅和宽泛。
（二）上世纪60年代前的金融中介理论
本文为了研究的需要，把金融中介理论的最新发展以上世纪60年代为界。上世纪初叶到60年代，对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得到了初步进展。上世纪初叶的研究把金融中介当做既定要素予以考虑。Fisher（1930）研究认为，消费者信贷市场会影响和改变家庭的总效用和福利水平，即“内部信贷市场”，它强调了金融中介的重要作用。但也有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中介与经济运行没有必然联系，比如，Arrow（1953），Debreu（1959）、Friedman ＆ Schwartz（1963） 等。“MM定理”是由Modigliani ＆ Miller（1958）最先提出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和“真实商业周期模型”，都认为金融中介是“中立的”，这显然与现实情况相违背。
（三）新金融中介理论
这里所说的新金融中介理论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交融产生的，研究如何利用自身长处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提供更好的金融中介服务。Mishkin（1978， 1984）、Gale ＆Hellwig（1985）、Merton ＆ Bodie（1993，1995）、Allen ＆ Santomero（1998）、Scholtens ＆ Wensveen（2000）等一些学者分别强调了金融中介在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功能观”、 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增加价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新金融中介理论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第一，不确定性。跨期交易出现了个人和社会的不确定性，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的不确定性是经济社会固有的，个人并不能降低这些不确定性，金融中介可以提供平滑跨代风险转移机制，大大降低了不确定性和持有多样化组合的成本。第二，交易成本。金融中介之所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因为技术上的规模经济，成本增加的速度不及交易量的增加，使其“分配技术”和“中介技术”得以充分展现。第三，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借款者比贷款者更了解贷款的风险和收益，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中介可以充分掌握信息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功能观”。金融功能在时间和地域上比金融机构稳定，这样就会促使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第五，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金融中介风险管理的办法是资金充裕时吸取大量流动性资产，短缺时用之当做缓冲剂，通过风险管理并利用其专业优势，迅速降低了参与成本。第六，价值增加和客户导向。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增加值。
三、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启示
从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历程看，它是在金融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其进一步完善也与金融实践“同舟共济”。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优化融资结构，均衡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
要实现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有效运转，根据上述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论述，就必须使融资结构得到持续优化，均衡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市场两者是密切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要进一步发挥金融行业资源配置的功能，就必须规划两市场的均衡发展，建构多元化的融资体系。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融资结构仍旧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调；在直接融资方面，近几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债券市场的发展却严重滞后；在间接融资方面，中、农、工、建等银行发展迅速，但中小银行却发展障碍重重，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金融行业的发展。
（二）建立高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我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外部环境的纷繁复杂，同行业竞争的加剧，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等方面，都客观要求建立起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各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普遍很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底，我国很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高达10%以上。从国际的成功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风险甄别系统、风险预警系统、风险决策系统、风险避险系统、全程监控系统，从而确保了他们一直保持很低的不良资产率和处理各项外部风险的能力。
（三）加强创新，提高金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金融创新，必须提高以价值增值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金融中介机构应该切实抓住市场需求，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为客户提供更高价值增值能力的金融产品，从而扩大收入提高盈利。从国外银行的成功经验来看，银行的收入构成中各项金融服务的非利息收入比重日趋增高，表明金融中介的信用媒介正在弱化，因此，必须积极拓展个人金融业务、中间业务以及表外业务，削弱对大客户的依赖性，从而成为金融中介的主要渠道。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及其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启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和分析，首先探讨了金融中介的基本理论，又阐述了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进程，具体分析了古典金融中介理论、上世纪60年代前的金融中介理论以及新金融中介理论，并基于以上的分析，探究了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启示，以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金融中介理论，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学者进行深入探究。提高和完善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亟需理论和政策指导，本文只是基于金融中介理论分析了其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启示做了初步分析，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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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金融论文范文3
关键词：金融体系效率；涵义；影响因素；提高途径
Abstract: To some extent, the structural reas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is the differentia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The US subprime crisis fosters the important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first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terminates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systematically. Secondly, the improving channels of Chines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re put forward. Finally, som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re pointed in the paper. The thesis gives new c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in theory.
Key Words：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definition，determinate，improving channels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11-04
一、文献综述
资源配置与帕累托有效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命题，但却被传统理论所回避与忽视。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及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金融体系效率。中国学者在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分层次的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王广谦，1997）、引入帕累托有效的金融效率研究（王振山，2000），但未能将金融效率研究置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之下，且偏重于理论分析。沈军（2006）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中国实证分析体系，但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祝丹涛（2008）从金融体系的国别效率差异的新视角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中国为此付出了不少成本。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M2/GDP持续偏高、外汇储备持续攀升等金融失衡问题。对于中国高M2／GDP等问题，已有文献分析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M2／GDP比率的合理性（，2007），忽视对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的M2／GDP偏高可能是效率与风险问题的研究。2007年3月以来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形成了负面冲击，外部环境的恶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的失衡。中国改善金融体系失衡与抵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加强金融体系效率研究势在必行。
二、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
近年来，“金融是一种资源”的认识在理论界已形成共识。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特性表现为历史性、战略性、功能性、层次性、结构性、中介性、复杂性、渗透性、脆弱性、契约性、虚拟性与生态性等特性，这是金融效率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作为上述两种资源的延伸，金融效率与经济效率是两个紧密相连而又不能截然分开的重要经济金融范畴。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金融资源与效率分别是经济资源与效率的延伸，是经济资源与效率在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金融效率包括两个层次：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所谓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微观主体的金融资源运用效率，侧重盈利性与静态性，从纯理论意义上讲，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是：微观金融效率构成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微观金融效率不能通过简单相加得到金融体系效率，只有通过系统综合才能形成金融体系效率。
金融体系效率的目标是金融发展，及以此促进的经济增长（包括宏观经济的其它三个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由于金融体系效率强调动态性和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与单一关注盈利性与静态性的微观金融效率相比更为重要，因此，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效率中的应予以重点研究的对象。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金融体系效率以微观金融效率为基础。②金融体系效率由金融框架结构、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环境共同决定（即金融体系效率的约束条件），是金融功能的演进与实现程度（即长期为金融功能的演进；短期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因此可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界定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③基于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关系，金融体系效率即为（主动）适应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适应（协调）程度。
不可否认，金融体系效率的定义具有动态性。随着金融与经济由跟随型关系向主动和先导型关系的转变，以及所带来的金融功能的拓展与提升，将给金融体系效率赋予新的内涵。
三、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
王振山（2000）在没有严格区分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前提下系统考察了金融效率的约束条件，即影响与决定金融效率的内生与外生因素，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各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内外影响因素是存在逻辑因果关系且影响权重不一的，因此，对影响与决定金融体系效率的多种因素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近年来兴起的金融生态研究将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互动关系作为金融生态系统，这对研究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大的启示。为此，本文进一步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与界定。
（一）金融（框架）结构
所谓金融框架结构是指当金融系统尚未运行或停止运行状态时金融系统内各组分之间的基本联接方式，但静态的金融框架结构是不存在的，实际中只能近似地用运行金融结构来代替，而这种金融结构已经反映了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较多信息。
（二）金融运行机制
金融运行机制除财政机制与（金融）市场机制外，政策性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是两种重要的金融运行机制。此外，虚拟金融与金融中心这两种金融运行机制不容忽视。
（三）金融生态（或称为金融生态环境）
影响金融效率的环境因素包括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其中金融内部环境主要包括微观金融的宏观金融结构环境、信用条件、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监管等方面；金融外部环境由经济、社会、政治、法律、自然环境以及外部开放环境等构成。
（四）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一般是指包括法律、会计程序、交易组织及结算设施，以及治理金融系统参与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管制结构。一方面，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改善有赖于金融变革、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的推动；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涉及到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的各个层面，从广义角度可将其归于金融生态环境。
（五）金融推力
金融结构与金融内部环境受制于三种推力：一是外推力（金融自由化，即金融变革）；二是内推力（金融创新，含技术创新推力）；三是规则推力（金融开放）。三种推力形成的合力带来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内部环境的变化，与金融外部环境一起决定与影响了金融系统的效率；换句话讲，上述合力带来了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导致了金融效率的变化。
（六）金融发展政策目标体系
从金融发展的政策目标体系（图1）可见，有效的金融三种推力构成的政策手段将通过优化金融结构、健全金融运行机制、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实现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七）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
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详见示意图（图2）。微观金融主体处在金融系统的内核，宏观金融结构、金融的内外部环境构成了微观金融主体的金融生态环境，而金融基础设施构成了金融系统运行的基础，金融系统在三种推力的作用下，遵循相关的运行机制，由此形成了金融系统的大循环。
四、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途径
既然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理论的精髓，金融体系效率是联系金融改革（及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中介与核心目标，没有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的任一举措是绝对不能与金融发展划等号的。那么，如何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呢？
我们认为，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充要条件）可归结为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协调（与统一）。以中国实践为案例，阐述如下：
（一）实现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协调
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统一，这是金融效率的首要协调。金融快速的量性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经济起飞与金融成长初期的普遍特征，较高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往往被当成金融“发展”的成果，但随着金融成长的深入，其中已隐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对中国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是不可或缺的，但提高金融的质性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二）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的协调
金融资源论将金融资源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整体功能性金融资源、实体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货币或资金，金融资源的层次性决定了金融效率也应划分为相对应的三个层次。
近年来，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因此，在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协调的同时，提高高层金融资源（包括金融制度、金融信息及金融信用等）的配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金融改革的现实表明，高层金融资源建设的缺失是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的主因。
（三）实现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微观效率的协调
金融微观效率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但金融微观效率的提高只是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只有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才有可能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也只有实现金融宏微观效率的协调与统一，才能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金融效率均相对较为低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系统与战略的高度认识金融问题，在努力提高金融微观效率的同时，重点关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
（四）实现正规金融效率与非正规金融效率的协调
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金融压抑是普遍现象，这也是金融深化论研究与拟改造的对象。从正规金融资源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实际部门贡献存在严重的偏离，非正规金融是对金融压抑的“灰黑色”金融创新，为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提供急需的金融给养。对非正规金融，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因势利导是合理的选择。
（五）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为具有虚拟经济特征的产业，但一般虚拟经济主要讨论金融业的虚拟因素。虚拟经济产生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及一定程度的金融工程化的全球经济金融大背景下，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加深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主因。虚拟经济在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累积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后的恶果，因此，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势在必行。由于中国金融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在原生金融尚未发育完全的情况下，盲目引进金融衍生工具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六）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
二十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曾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金融系统比较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并无优劣之分，因此，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统一，是提高金融系统效率的保障。中国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观点已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七）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
政策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的对称，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性与公共产品性、财政性与金融性、克服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的巧妙结合，优化了一国的经济与金融调控体系。鉴于此，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有助于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中国从1994年以来的政策性金融实践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立政策性金融、使其作用更加显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八）实现金融改革、创新与金融开放的协调
金融改革创新对内，金融开放对外，借鉴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可将金融改革、创新与开放看作操作目标，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发展看作最终目标，金融效率则是联系两者的中介目标。一方面，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金融改革与创新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对服务业开放有承诺，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金融业能否尽快提高效率已成为事关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性问题，实现金融对内改革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刻不容缓。
五、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
本文在阐释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上，对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提高中国金融系统效率的途径，在理论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毋庸置疑，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本文给出了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1）金融体系效率与国际金融危机研究；（2）金融体系效率的微观基础研究；（3）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开放、金融安全、金融稳定、金融生态、全球经济失衡等命题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4）金融体系效率的测算与国际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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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ss Levine，“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1997， pp.688-726.
现行金融论文范文4
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97-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因此，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eker，1983；TuN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那么金融监管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的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
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l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想法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本文在发展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是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它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这两个目标，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四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2000-2009年)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9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4、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成本收入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分。
a.已提取了2个成分。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
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二)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以至于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现行金融论文范文5
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4-0090-06
2000年以来，中国金融业飞速发展，相对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金融监管也逐步完善，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的正式建立，另外，中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也逐步完善。那么，2000年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的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3年，随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中国建成了以“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2004年6月，这三家监管机构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逐渐加深，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从内部来说，随着金融业混业化的加剧，监管盲区、监管交叉大量存在，这客观上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要求，从外部来看，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且随着国际化是深入，中国金融业客观上也需要自由化改革，否则将会丧失竞争力，中国金融监管该如何应对，也是一大难题。因此，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未来进行的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年～2009年中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cker，1983；Tull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就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现行金融论文范文6
关键词：金融投资 证券市场 效用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其中以央行为领导核心的金融市场和以证券行业协会为领导核心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以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得益于金融投资中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不断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与证券市场效用相关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对金融投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的界定
（一）现代金融理论
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货币市场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为主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样日益丰富。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至少涉及以下现代金融理论：第一，金融投资理论。金融投资归根到底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经济个体（包括自然人）在金融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不同证券资产的组合收益以及不同投资期限的收益率，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动量交易理论等。第二，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存在效用的前提为货币市场与证券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即金融投资是商品经济的概念，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机会成本理论等。第三，金融工具创新。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在现代金融学中的不断应用，金融投资的形式――金融工具得到了绝无仅有的创新。然而，金融工具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二）金融投资的界定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践，本文将金融投资界定为一种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理性经济人购买、流通与销售证券市场中股票、期货、债券等无形资产的个体行为。股票投资的主要市场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期货投资的主要市场包括各行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各地区且不同形式的期货市场，而债券投资品种包括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等。也就是说，金融投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即影响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分析
（一）提高证券市场深度
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涉及金融投资理论、金融市场理论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理论，因此本文在合理界定金融投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首先，金融投资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深度主要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量货币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不断进入证券市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下理性经济人根据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然会涌入证券市场中去，从而增加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提高了证券市场深度。此外，由于我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得到了质的提高，为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提供了必要基础。加之日益完善成熟的证券市场机制，金融投资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够规避风险，最大程度的促进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
（二）拓展证券市场广度
金融投资不仅能够提高证券市场深度，根据金融市场理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还包括拓展证券市场广度。证券市场广度是与证券市场深度相对应的概念，证券市场深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的多少，即总量意义，而证券市场广度是指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类型的多样，是反映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指标。如果证券市场中交易主体类型较少或者实际参与交易的主体较为单一，那么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暗箱操作”或者“操纵市场”的概率就会提高，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反，金融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从总量上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能够从结构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具体而言，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初期，证券市场的资金总量与交易主体不断增加。在金融投资增加的中期，其结构逐渐体现，市场交易主体的类型伴随市场竞争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提升证券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深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前期效用，拓展证券市场广度为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中期效用，而后期效用则为提升证券市场效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证券市场的深度、广度与效率并非孤立存在的，在分析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否则会出现金融投资偏误的问题。同时，传统意义的效率是指投入――产出的关系，而证券市场效率是指证券部门对于金融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是判断证券市场是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指标，具体评价方法包括DEA法等等。上文已经分析了金融投资增加初期和中期的效用，而在金融投资增加的后期，随着金融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结构性的改善，证券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将会大大增加。毫无疑问的是，证券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对于其效率提升的作用更为重要，能够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规避风险提供良好的市场。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然而在我国证券市场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已有理论，需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金融投资的概念，并分析金融投资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同时，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证券市场深度、证券市场广度以及证券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金融投资对于证券市场的效用，从而真正发挥金融投资应有的作用。最为根本的是，金融投资的主要效用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避免证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为促进实体经济或商品市场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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