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大全范例6篇

民间传说大全范文1

关键词：刘伯温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保护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44-02

一、历史人物刘基与传说人物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浙田人。明初任御史中丞，封诚意伯，是集道德、功业、文章于一身的“三不朽”伟人。他悲悯苍生，以人为本，做官清正，诚意正心，为后世树立了道德楷模；他著述等身，文章传世，具有崇高的文学地位；他运筹帷幄，定计后先，助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家。后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成，有“王佐”、“帝师”、“千古人豪”之称[1]1。这是历史人物刘基。

历史人物刘基的字是伯温，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刘基称为刘伯温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传说的角度来说，刘伯温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刘基。刘伯温，因刘伯温传说而为民间世人广为知晓。刘伯温传说的产生是与历史人物刘基分不开的。周群指出，元明之际的刘基（伯温），因其卓越的才秉、高洁的品行、通究天人的学术而被庙堂与民间有意无意地神化了[1]序。由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伯温传说其实就是基于历史人物刘基，将其某些历史事实和人物本身神话后的民众口头文学。那么，刘伯温就是民众长期以来，根据传说的流传与发展，神话、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对于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探析，在陈胜华的《刘伯温传说新探》中，作者对这两个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刘基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真正历史人物。他天资聪颖，以其智慧与神勇为百姓办事情；他才华横溢，著书写诗，成就了《烧饼歌》《郁离子》等佳作；他神机妙算、忠心为国，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并鞠躬尽瘁的为国效劳。而刘伯温，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对刘基自身的才华进行神话与加工，就形成了民众心中的“完美”形象。集智慧、清廉、正直、勤奋、忠义、神奇等品质于一身，满足了民众的各类心理需求，具有广泛的传播空间。

二、作为文本的刘伯温传说

民间文学都有其产生与传承的“土壤”，即特定的语境。刘伯温传说也不例外，虽然其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在全国各地都有刘伯温传说群的存在，但传说的产生都是根据本人到过或者在此地居住过，才产生的。例如，我国浙江文成县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刘伯温传说传播集群，这里刘伯温传说的种类多，传播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究其原因，现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原为青田，就是刘基的故里，文成县的名称也是根据刘伯温的封号而取的。这里的刘伯温传说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与环境。

陈胜华在书中对作为文本的刘伯温传说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但是较为系统，书中对刘伯温传说产生的原因，传说的特点和文化价值进行了重点论述。

刘伯温传说与传统四大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白蛇传说[2]181-182有着较大区别。传统四大传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但是都有其特定的产生过程和基本固定的故事情节或者是固定的人物形象。刘伯温传说“流布广泛，疏密有间，南北有别；短小精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这些特点是其他传说所没有和很少有的，构成了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1]23

刘伯温传说没有特定的故事情节，故事也没有特定的人物形象作为支撑。这是刘伯温传说相对于其他传统传说的独特之处。刘伯温传说分散在全国多个地区，并且各个地方有其自己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且多短小精悍，数量也较可观。目前搜索的刘伯温传说接近四百，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2个省，23个省有刘伯温传说的分布，其中，浙江、北京、安徽、江苏等省有较多篇幅的刘伯温传说分布，可见刘伯温传说的分布在全国范围看来是较为广泛的。

刘伯温传说数量较为庞大，且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使得刘伯温传说整体呈现纷繁杂乱的形象。当前较多学者将大部分的热情投入到了传说的搜集中，而忽略了传说的分类系统研究。传说的分类有很多种，根据传说内容或题材的不同，将传说分为四大类：人物传说、史事传说、风物传说和习俗传说[2]148。在《刘伯温传说新探》中，陈胜华先生对根据刘伯温传说中，刘伯温不同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类：刘伯温和民间道德、刘伯温和民间智慧、刘伯温和民间信仰。这样，就将刘伯温传说分为三类，分别体现刘伯温在民众中的道德、智慧和信仰中的作用。

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传承与保护

在文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有关部门及有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经国家文化部颁布国务院公布，刘伯温传说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刘伯温传说的传承与保护现状

刘伯温传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传说中所包含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现世仍有积极的教化作用，并且丰富的传说内涵也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发展空间不断缩小。“在民间，刘伯温传说已是风光不再，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弄不好，还将会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了历史陈迹呢！”[1]103陈胜华先生在《刘伯温传说新探》中专门用了一章来陈述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困境和保护措施。作者立足于当地的刘伯温传说发展，从口传传说的保护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困境和保护措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这是目前刘伯温传说研究中较具有前瞻性的问题，针对成为非遗后的传说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对未来刘伯温传说的发展与走向有很大的关系。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与保护的重大困境，刘伯温传说也不例外。首先，传说的存在语境发生变迁。传说产生主要有四个途径：以现实存在的实物为基点，进行自由的想象和虚构；将神话的情节和故事进行现实化和人格化的加工，使神话转为传说；将历史事实传奇化；将完全虚幻的故事粘附在真是的事物上[2]167。刘伯温传说就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将虚化的人物刘伯温粘附在历史人物刘基身上，将其演绎成各种形象，来满足民众自身的需要，而这里的刘伯温就是我们所说的箭垛式人物，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价值观念的集合。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已经逐渐的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传说也不再是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活动，并且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已经解决了很多以前无法解释的问题，传说的生存空间不再广阔。其次，传说传承人的老化。传说的传唱多是老年人，受限于身体状况，语言问题（多数老年人只会当地方言）等原因，使得传说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带来较大困难。第三，传说本身的局限性。传承内容较为单一，老年人在传承过程中，对传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变迁较少，致使传说的传承形式与内容趋于单一化。同时，刘伯温传说本身数量较多，内容形式不固定，这给传说的传承与保护带来很大的难度。收集工作量大，对传说还需要有大量的鉴别工作。

（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本真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非自然，非遗保护要尽量保护其自然属性，但并不干扰其自然发展，也不使其消亡。①

就刘伯温的故乡文成县来说，一方面当地的文化局组织开展关于刘伯温传说的讲故事大赛，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分为老中幼组，有针对性地收集故事的同时，将刘伯温传说不断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将地方文化深入学校课堂，将刘伯温传说印成课外读物，供学生阅读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刘伯温传说的发展，使其不致消亡。很明显，这些做法多是政府部门在主导，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非遗保护的本真性原则。

本真性是世界遗产委员会所特别强调的重要保护原则之一，也是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时需要遵守的重要规范。王霄冰指出，文化事象的本真性是一种难以确定的存在，本真性就是作为一个原本事象的参照体系而存在的[3]。

刘伯温传说的本真性不单是其传说的文本，还包括传说在传承过程中的特定语言环境、传承的口头程式、语言形式和传说过程中的表演等等。因此，在保护刘伯温传说过程中，我们保护的不单是刘伯温传说的口头和书面文本，传说产生、发展和传承的语境、传承方式等也是我们保护的重点。

在保护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政府、传承主体和民众间的角色定位。政府过度参与甚至主导的角色是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保护不了刘伯温传说本身的巨大文化价值，还可能加快它的变异与消亡，将民俗变成“官俗”。

四、结语

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需要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同时要明确，保护刘伯温传说，尤其是作为非遗的刘伯温传说，不仅需要保护其故事文本，还需要保护传说的存在语境、传承方式及其丰富的价值内涵。这就是说非遗本真性的保护不是单纯一方力量的作用，需要多方的通力合作才可以完成的。刘伯温传说的保护，就需要政府、专业学者、传承人和民众等多方力量的合作，在确定好各方的准确定位后，要结合当地的发展现状进行相应的保护与发展。在保护的同时，既要保证传说立足于其本土化的发展，又要对传说的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参考文献：

[1]陈胜华.刘伯温传说新探[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08.

民间传说大全范文2

一、“非遗”高校传承的必要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理应在高校课堂给当代大学生以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文艺在世界交流互动中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只有各民族保持文艺传统的特色，才能丰富人类文化的样态。

首先，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民间文艺作品数量繁多，样式众多，它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的精神，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民歌，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形成民族品性的文化原生态。我国的民间文艺是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精神产物，集中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审美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依存的前提，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脐带。

民间文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最主要的宝藏。民间文艺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代代流传、不断创新的杰作，成为数千年来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审美创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现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民间文艺生存空间的挤压。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物质化功利化明显，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和视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视、电影、网游等）不断地挤压精神空间，导致精神家园不断地萎缩。民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日益维艰。“根据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俗是民间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为此，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

基于民间文艺所包含的深厚民族文化意蕴和现代生存困境的分析，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秉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来传承民间文艺的流脉，使其得以香火传承。因此，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家园守护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高校传承的路径

如今的文艺作品都是大量复制和快速传播的，该如何承传具有地域性的民间文艺？地方高校如何利用《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课程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

（一）“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

《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也作为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不能死守教材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主要的是要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更新。

如前所述，民间文艺全面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在做好课程理论储备的前提下，任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开发“非遗”相关课程资源，一是要广泛涉猎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民间文艺，比如，华夏民族的龙图腾的传说，“年”的故事等，“它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标志”，这种包含情感内涵的文化不是消费文化能比拟的。并对反映同一话题的各种民间文艺样式进行选择和组合，以便课堂上给予大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传统文化侵染。

二是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因为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任课教师对地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以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地处重庆市合川区，可以利用地缘之便，对重庆的各种民间文艺进行搜集，尤其是已经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艺，例如，川江号子、巴南区的木洞山歌、巴南区和万盛区的吹打、秀山民歌、酉阳民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民间故事”、南岸区的“广阳镇民间故事”、巫溪的“炎帝神农传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古歌”等等。

三是要不断创新和拓宽“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方式。目前，我们将课程资源开发与课堂活动结合起来，采用了课堂“曲艺传唱”、“山歌、民歌大比拼”、“故事擂台上”、“传说人人说”等形式；在田野搜集与学习后举行“民族音乐”系列展示活动，如“吹打”专场音乐会；“非遗社团”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等。这不仅传承了民间文艺，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了课堂，开辟了第二课堂。此外，我们还以课题申报的方式，加强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经济和时间投入。

（二）创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

首先，营造民主、轻松愉快的传承“非遗”的课堂。民间文艺具有活态流传性，如果不流传，它就会丧失生命活力。所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带着各自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民歌“开口说”“开口唱”，形成中华民族的“民间文艺”交汇的活态课堂。

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课堂上就让学生通过“说”“唱”“演”，现场流传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采用比赛的方式激励大学生用进行说唱展演，同时以课程加分或课程考核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说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进行“复述”，对民歌、山歌、民间曲艺进行“翻唱”，然后叫“原版”学生进行评价。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诞生“非遗”传承者，毕竟“诞生于农耕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在其特定的场域里发挥着原生态服务民众的功能， 有听众市场的讲述情境造就了故事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发现，教育主体积极参与“说唱”“展演”，激发了其学习民间文艺的兴趣和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而且促使了其对各种“非遗”（民间文艺）样式进行自觉的横向传承。

其次，邀请重庆“非遗”传承人来高校进行展演传唱，进行“现场传承”。民间文艺的“传承应该还是人和文化展演空间的传承。”我们认为，只要高校教育持续创造民间文艺传承的人文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设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空间，营造互动交流的故事讲述情境和唱演的氛围，“非遗”的保护、发展就会以活态流传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加强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

地方高校利用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研究。一是因为田野调查方便，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二是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以使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繁荣地域经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

对地方民间文艺的研究，首先要从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究。其次，从民间文艺的文学本体进行研究，如审美特征、类型归属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再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这样就可以关注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的当地社会生活、文化生态的研究，以解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民俗现象、文化现象的异同。

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对保护、传承民间文艺的策略进行研究。由于孕育民间文艺的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风蚀”，民间文艺不能仅仅停留于“留声”的保护性策略，而要采取活态的“传声”策略和路径。可以将“非遗”与重庆富丽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建构文化旅游景观。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秀山民歌就是一大亮点。再如，重庆三峡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这里“流传着有许多民间故事，几乎每一个景观都有神话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超越时空界线在历代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丰富和深化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开发“非遗”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而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

三、“非遗”高校传承的重要性

民间文艺（“非遗”）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精神的源泉。当代大学生将是实现伟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的“非遗”传承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对其进行民俗风情和历史教育，也可以对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团结、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民间文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态，影响和烛照着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间文艺发挥着娱乐和教化作用、宣传鼓动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的文化生态一去不复还。在现代化的当下，民间文艺属于“草根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具有民主、平等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高校“非遗”的流传，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传承，让大学生感受民间文艺学特有的审美习惯、审美特征和审美风采，不断提升其民间文艺的审美鉴赏能力。

总之，地方高校对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充分认识到了民间文艺这种活态文艺的文化价值、流传特征及其在高校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进行了“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思考和探究了民间文艺高校传承的实现路径。希望藉此让世代相传的“古老”的民间文艺继续现代流传，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流脉源远流长。

民间传说大全范文3

有的学者认为,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实际上,这种说法夸大了拜上帝会的基督教色彩。

中国明朝时期,传教士东来。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广起来极为困难。他们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作神的福音的传播者,相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他们被妖魔化,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一批传教士有鉴于此,他们开始穿儒服,习儒学,以“洋儒”自居,并援引儒家经典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在坚持基督教教义精髓的前提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用的文化资源。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具有了区别于本土基督教的中国特色。这时,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化了的基督教。从这种观点出发,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还是仅仅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间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毫无疑问,拜上帝会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我的认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将其估计大了的。我倾向于认为拜上帝会是一个镀上了一层基督教薄膜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宗教。

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在拜上帝会中举足轻重。为了说明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我们选取洪秀全为标本。考察洪秀全的早期经历,我们发现他与基督教的接触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间接的,即他在赶考过程中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并在后来对此书加以研读;第二次是直接的,既他于1847年春到广州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意欲学习基督教,呆了约四个月。

洪秀全在得到《劝世良言》后并没有加以认真研读,只是在略翻之后就束之高阁了。后来他的中表李某偶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问洪秀全其书内容。洪秀全答以不大知得。可见,洪秀全在对《劝世良言》的真正内容是不太感兴趣的。相反,从洪秀全后来的思想来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儒生,洪秀全完全是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现实需求来解读这本书的。洪秀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将《劝世良言》解构了。所以,就洪秀全所理解的基督教而言,它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它仅是一个借用了某些基督教概念名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信仰)的大杂烩。洪秀全与冯云山在赐谷村分手后,冯云山到了紫荆山区传道。拜上帝会就是以冯云山在紫荆山发展的成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冯云山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洪秀全。因此之故,早期的拜上帝会也不可能是一个中国化了的基督教组织。

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罗孝全在1852年曾着文说:“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者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在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去矣。”川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理解和对基督教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后来洪仁开对洪秀全异梦的描述更被洋兄弟直斥为“迷信”。洪秀全在罗孝全处未能得到洗礼,有人认为是暗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如罗孝全所言,洪秀全“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不能算是“合格”的基督徒。既然洪秀全连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都算不上,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巨大任务洪秀全是无论如何完不成的。从洪秀全的早年经历来看,他倒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教徒。因而,创立一个中国历代民间教派似的教团组织与理论体系对于洪秀全而言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洪秀全与他的前辈们的区别,可能仅仅是用他那肤浅的基督教知识对他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进行了一翻涂脂抹粉似的装饰。

以上,是我们对拜上帝会与基督教间关系的总的认识。有的学者从思想方面提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与基督教早期教义有暗合之处。他们认为拜上帝会的教义与革命作用、洪秀全本人的作用和着作、整个太平军的英勇斗争精神等等表现出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教义,并且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飞成为所谓的太平基督教。实际上这只是臆测之词,不足为凭。

中国历史上以宗教来发动农民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其思想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洪秀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看,它是中国农民革命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产物。罗孝全曾说,洪秀全在叙述其异梦时,令他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事实上,考察洪秀全所述异梦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发现:此种意见的得出来源于当时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虽然从古至今没有享有过官方认可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礼遇。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它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的本色。它从它的无法遏止的流传趋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常突出的位置。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

第一,神话教主。洪秀全对其异梦的宣扬作用就在于神话教主,为拜上帝会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仔细研读洪的异梦,我们不难发现洪在对其异梦的艺术加工中吸取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因素。首先,宣称得到天神托梦的这种宣传形式我们在历次农民起义中都能略窥其踪影。其次,从所做异梦的内容来看更是如此。无论是人梦时所遇的龙虎雄鸡、换心肝五脏,还是老人赐予宝剑、印授和美果等等都可以与民间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一一相映,均为民间信仰所提供之资源。至于洪仁开谓“洪氏能行奇事,能预言未来”。洪秀全长子出世“同时有鸟千百成群出现,或大如乌鸦,或小如喜鹊。众鸟翱翔天际既久,即集于秀全屋后诸树上,逾一月之久。”等等神化洪秀全的材料无一不来自于中国的民间信仰。冯云山在紫荆山的创会时期,洪秀全并没有参与其中而能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以至后来波澜不惊地实现了拜上帝会领导权的转移,这一切洪秀全受惠于自身的“神化”。相对于“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文化而言,民间信仰中的“神人”崇拜思想在拜上帝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拜上帝,除偶像。诚然,拜上帝会的这一教义受到了基督教的某些影响。但是,当在对这条教义的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拜上帝,除偶像”与基督教的“拜上帝,除偶像”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此“上帝”已非彼“上帝”。在洪秀全等人的心目中,他们拜的上帝就是中国古代的上帝。洪秀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中的“上帝”代替了“洋上帝”。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唐虞三代都是事迹昭彰的太平时代,从尧舜禅让之时起,至上神“上帝”或“天”就具有崇高的地位。如舜摄位时,先“肆类于上帝”。即祭告上帝。商汤“上帝是抵,帝命式于九围”}6}就是说因崇敬上帝而得天下。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怀多福”,武王伐封,众人勉励他:“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川。这些缔造盛世的人物都是敬拜上帝,得到上帝保佑的。洪秀全在阐述上帝时多次提到《诗经》、《尚书》等表明上帝原本就是中国的。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也不乏对上帝的崇拜。在中国,上帝与天是相互通用的。远古的中国人将“至高无上”的天作为一种实物加以膜拜,后来才逐渐发展成“天帝”、“上帝”的观念,向神灵化过度。在中国民间保留了许多对“天公”、“天帝”祭祀的史料。洪秀全只是用经书上的“上帝”代替了民间俗称的“天公”而已。

其次,拜上帝也与中国民间文化大有关系。中国古代人民相信,在宇宙间有一个至上神作为主宰。这个至上神,被称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际及以后又称为“

天”。从甲骨卜辞看,这个“上帝”被认为是统治一切的。一切自然界中及社会中的事,都由这个至上神做主宰。它有一个以日月风雪等为臣工使者的帝廷,协助统治一切。他以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他的号令称为“天命”。这些思想无疑会深深影响到中国民间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天公”具有至高无上、绝对不二的地位。因此,当洪秀全将上帝摆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时,这对广大农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拜上帝会推崇“独拜上帝,除偶像”,似乎与中国民间的多神信仰有冲突。实际上有这种疑问是因为拘泥于文字的缘故。其实考察下拜上帝会的实际运作,并非如此。 第三,遵守天条。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是:第一崇拜皇上帝;第二不好拜邪神;第三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第四是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第五孝顺父母;第六不好杀人害人;第七不好奸邪;第八不好偷窃劫抢;第九不好讲谎话;第十不好起贪心。毫无疑问,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是受圣经中摩西十戒而作。但是,有几点我们须加以注意。

首先,它与当时西洋传教士到中国来宣讲的十戒有本质的不同。《劝世良言》向穷人宣传:“夫人苟不安分知足者,贫穷之时,定然要妄意胡为,贪心乱想,常怀忿恨之意,见人财利顺达,则心中嫉妒不已;自己穷困,既怨天骂地不止。终日独想得富足之心,不思安分守己。”它要穷人首先认识所受苦难是由于自己行为不对,所以上帝降罚,使“知罪可速悔改”。穷人所受的苦难是上帝的降罚,必须忍受。’戒杀、戒盗、戒诈、戒贪等是上帝的意旨,穷人必须遵守。这就可知当时这些传教士所宣传的十戒究竟是保护谁和防止谁了。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则是“斩邪留正解民悬”的铁的规条,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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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北一位大学教授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来一份急件，说据可靠消息：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交[！]流会上”，周和平焦虑地说，有着悠久历史的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国外申报成功，我们该有多么尴尬？我们还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周和平向媒体透露，目前中国正加紧考虑将所有的传统节日打包，集体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他说，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他希望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界代表在会议期间提议，中国应重视自己的传统节日，所有的传统节日应有相应的假期，将其列入国家法定假日。不少代表说，现在一些年轻人热衷于过洋节，比如情人节和圣诞节。有的人不知道圣诞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照样跟着别人过。情人节这一天，大街上的玫瑰花几乎全卖光了，并且价格不菲。然而，中国自己一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却受到了冷落，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民族民间文化的特色正在逐渐消失，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受到严重威胁。 为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丰富性，文化部、财政部自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一年之后，日前再次加大保护力度：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财政部正式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列入预算项目，2003年投入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2004年又投入2000万元，用于支持试点工作的开展；文化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意见》，继公布的第一批10个试点之后，又确定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第二批29个试点。 周和平强调：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和联系世界的桥梁。保护弘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传承中华文明，发展先进文化；对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维护国家文化和文化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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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部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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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播学；基本视角；类型描述；传播介质；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126-05

现代的传播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随着人际交往扩大而形成的产物，其学术背景是现代大众传媒，它以现代都市化大众为关照对象，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体对信息的传递与系统的控制。而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及活动规律、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现代建构。因此，研究民族文化传播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而且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也将是极具创新性的，它是对历史与现代的连接和传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研究。

20世纪开始，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边缘学科的兴起，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丰硕。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属于“传播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范畴，同样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国内外研究来看，从事“民族学”、“民族文化学”、“人类文化学”、“少数民族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人不在少数。但当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时，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视角

民族文化传播学科的建构，本文认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传播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沿革；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的形成；民族文化传播学学科建立的意义。本文在基础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以寻找和梳理民族文化传播介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突破口，或者民族文化传播的原点进行研究。研究包含民族文化类型研究，即民族宗教文化传播、民族服饰文化传播、民族建筑形式的传播、民族语言文化传播、民族艺术传播、民族手工艺传播 、民族习俗传播、民族影视文化传播等。同时还对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媒体、多媒体泛滥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非主流文化，由于文化的定性、传播途径单一、传播手段的落后、原始，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备受关注。西方学者斯宾格勒形容人类文化像田野里的花，是在一种崇高的无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说明文化具有天然的多样属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意义，所以本文最终的立足点是文化安全，对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和保护，提出就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民族文化生态。以此作为立足点，民族文化传播学在凸现了民族文化传播学学科性质的同时，又超越了学科本身的范畴与属性，这是由该学科的对象性、可操作性、现实性、科学性所决定的。另外，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忽略新媒体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当今社会作为民族文化承载者的村寨，许多居民也在使用新媒体，变为网民，变为微博和博客的接受者和者。所以对民族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的研究，对民族文化活形态和今天存在的民族文化形态的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活形态与现代传播的关系研究，也显得很重要。

任何文化的传承都是人的传承，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人的传播，人作为文化的媒介，成为传播的终极介质。人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终极介质，而由于对人的传播研究推到文化场的研究，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即民族文化生存的环境研究，使得民族文化研究有了逻辑性和推理性的意义。

二、民族文化传播学类型描述

民族文化传播类型分为宗教文化传播、服饰文化传播、民族建筑传播、民族语言文字传播、民族艺术传播、民族手工艺传播、民族习俗传播、民族影视文化传播等几种类型，我们选择几类进行描述。

1.民族宗教文化传播

民族宗教文化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本土产生的，与不同民族原初生存状态密切相连的原始宗教；二是从异地进入的，沿着古道、大海等通道传入民族地区，并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

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特征即多元并存。比如拥有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地区，多数民族并不奉行某种单一的宗教，而往往是兼收并蓄，或以一种为主、多元并存，或不分主次，多元并存。第二，多形混融，即表现为多种宗教形态混合后产生出新的融生宗教，这是宗教混融最明显的体现。第三，表现为宗教功能的混融，宗教不仅行使自身特有的超自然向度的功能，而且同时具有审美功能、政治经济功能、社群伦理功能、信息传播功能、历史传承功能，而且民族地区的宗教往往与世俗生活混融一体。

可以说渗透进了各民族传统生活的所有领域，民族文化同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往往是同宗教的传承与传播结伴而行的。各种各样的宗教祭祀活动，既是宗教仪式，同时也是宗教教育，内容与形式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统一的。正如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杰姆逊所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文化。

2.民族服饰文化传播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独具特色的衣装服饰，服饰是区分民族之间的标志。少数民族服饰隶属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范畴，所以说少数民族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传播的表征，是一种民族性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出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总结归纳了人类自然发展规律的公式：人―利用符号―创造文化。按照他的说法，人是“符号的动物”，拥有“符号化的思维”，并且利用“符号化的行为”去创造文化。他认为：首先，人是符号的人，人具有对符号运用和表达的倾向性，具有思维的符号性抽象。其次，人利用符号生活在一个由符号构筑起来的文化世界之中。也就是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和拥有文化之日起，就与符号密切相连，人也就进入了一种符号化的时代，符号赋予了人类能动的创造能力，并且为人类构建起了一个超越于现实物质实体的、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人的符号和符号能力不是人主观地、偶然地创造出来的，符号的发生、形成是人类物质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物质实践的结构功能和主体性在人精神上的内化和积淀。符号是实践结构和功能在人观念领域的形式化和纯化的结果。在长期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被极端符号化的少数民族服饰，其发展的演变展示了少数民族符号化思维的演变。民族服饰就是我们第一个认识不同民族的、最初的符号和最本质的符号。

3.民族的建筑文化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音乐”，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民族文化系统中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建筑文化具有外显性，但在物化的实体之中又往往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外显与内在的有机结合体。民族建筑形态的丰富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与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相一致的、丰富多样的民族建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联系的、多样性的民族建筑；与丰富多样的生计方式相适应的、多样性的民族建筑。民族建筑的文化意蕴，首先表现为追求和谐的自然观。中华56个民族的建筑材料多取材于自然的土木竹石，进而使整个建筑也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相融契合，如傣族的干栏式建筑、摩梭人的木楞房。其次，建筑的结构布局因地制宜，巧妙利用自然环境，遵循着与自然环境协调相融的原则。

建筑另一种形式就是敬神祈神的民族宗教建筑。这类建筑中重要的不是人的位置，而是神的位置，不论是傣族轻盈动感的缅寺和佛塔，还是藏族喇嘛寺敦实厚重的殿宇和玛尼堆，都力图营造出一种信仰世界中的神圣空间，从而唤起人们的宗教意识。在民族建筑中，同时还体现规范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建筑不仅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民族建筑的空间布局，尤其是内部空间的分隔充分表达了民族村寨或家庭内部严格的伦理秩序观念。

4.民族语言文字传播

民族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主体所创造、传承、使用的有意义的、符号的集合体。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结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表达、交流与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方式和手段，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它不仅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也影响着一个外部世界的沟通与认知。另外，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蕴含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无比丰富的内容，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就是依靠语言文字传承。

语言也是人类最早交流和传播的介质之一。人们为了能够相互沟通，获得信息，最初人们是用一些简单的动作和声音来表达思想与感情，并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就语言而言，其产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先产生出一些表达思想感情的音符，再对这些音符经过确定与组织，最后形成共同使用并明确其意义的语言。

文字的产生，使信息符号得以稳定在固态的物质材料上，为信息的间接传递创造了条件。文字的使用扩大了信息的交流范围，满足了人类远距离、长时间信息交流的需求，将人类的信息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表明人类社会交流的增多，活动范围的增大，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出现了专职的信息传播者，如云南纳西族的东巴图画象形文字。那1400多个单字符号较好地记载和传播了纳西族文化。纳西族东巴称自己的象形文字为“司究鲁究”，即“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的图画象形文字，其含意为’留记于树木岩石上的印迹”。

5.民族艺术传播

民族艺术传播即通过对少数民族留存下来的绘画、雕塑、剪纸、乐舞等艺术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其包含、积淀的民族文化及其传播意义。

民族文化传播中，艺术传播是民族文化传播的最早、最普遍、最常见，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传播样式。现代，少数民族中，还有艺术形式和艺术的活形态的存在，并仍然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传播。而这种传播行为还往往同他们的生活、生产有一定的关系，解读或了解他们的传播行为、生存状态，对于解读和认识、了解、研究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艺术传播中，绘画手段的传播是十分丰富的，如宗教绘画，如藏族的唐卡，驻足长留在不同寺庙之中，传播着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东巴教的《神路图》卷轴画，一幅长10～20米的长卷《神路图》是东巴专门为开丧超荐时用的，内容与佛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相似，但更显原始纯朴。《神路图》画有天上、人间、地狱三界，并绘有360多个人、神、鬼，以及70多种奇禽怪兽。画面造型准确、色彩丰富、内容繁杂，反映出了现实与精神相交错的广阔场景。东巴画是纳西族古代绘画中一种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艺术遗产。

另外就是剪纸，所谓剪纸，就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

乐舞指的是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类早期的乐舞与先民们的狩猎、畜牧、耕种、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迄今所知可估定年代最早的记载。《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画面仿佛使我们看到先民们在原始乐器，如骨笛、陶哨、陶埙、石磬的伴奏下，欢乐歌舞的情景。 另外，民族文化传播还包含民族习俗文化传播、手工艺文化传播、现代影像传播等等，不一一而述。

三、“人”――民族文化传播的

终极传播介质 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人，人也因此成了民族文化传播的终极介质。不同的民族，正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承载体，从外在的，到内心心理的都体现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浸润的人都在表现和传播着不同文化。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关系到中华56个民族，关系到中华文化的生态建设，深层次上关系到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定，进而是对民族情感和民族权利的最大尊重。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西方理论家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之一。的确，传播介质，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也是“人”的文化进程进步与发展的标志。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也是“人”自我表述的载体，从这个意义来说，传播介质是“人”的延伸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民族文化的传播，民族本身就是介质，就是传播的主体。

民族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点一定是“人”。民族文化传播发生在不同的族群中，传播行为就被生活化、仪式化了，从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传播也成为仪式化的民族生活行为。

文化通过物质载体直接服务于人类社会，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向来把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看作根本，上升到观念形态，便是 “天人合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民族文化传播也就是人的传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的文化属性的传播。因此，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研究的基点是“人”，是人对民族文化的彰显，以及人应用技术手段对文化的传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应该理解为创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理论，要以人为本，这正是对于传播理论元点的复归。

四、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与

民族文化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着自身特定的物质属性，它的价值也是在事物的复杂关系结构中被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构成同样具有关联性、结构性和系统性，民族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文化。基于对民族文化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提出了民族文化遗存形态这个概念，它更注重民族文化构成的在场性，尤其关注民族文化信息依附于其中存储的诸多介质的生存环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既有物质的存在，也有非物质的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对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今人类来说，其价值意义都源于对历史文化存留信息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从文化遗存形态的角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信息的存储介质，诸多介质之间的关系。文化信息通过这些介质的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仅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指向的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信息存储介质的总体生存环境，这也是我们当前应该着重保护的对象。

民族文化遗存形态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各个民族由于自身生活的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环境不一样，会形成独特的，完全不同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中都深深地沉积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像有色气体一样，是一种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精神力量，它烙刻在民族心理上，不可抹灭。传统影响着各民族人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等，使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共生和谐。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定首先必须从文化的历史价值开始，换句话说，就是从对包括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开始。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进程，对多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也是对人类大文化系统的维护与回归。

笔者认为，对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需要解决学术层面的问题是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及对其存在形式的探究；需要解决的实践层面的问题是怎样使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与当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谐同步。目前，中国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正在被现代化的双刃剑砍得支离破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以及文化传统产生剧烈的矛盾，甚或是对立。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显得非常的重要。

五、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安全思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执政之基、立国之本、力量之源。同时，文化作为“软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之一，逐步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逐渐被外来异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地位而失去了自身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将面临着精神、文化层面的被奴役和被统治。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以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争相展开了文化软实力的比拼，在国际关系中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逐渐取代军事和经济力量成为当前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中，谁占领了文化制高点，抢占有更多思想文化阵地， 就意味着在未来国际影响力的比拼和较量中掌握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今天，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已成为全球经济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势不可挡，文化的大冲突日益突出，“文化安全”也应当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一样，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而进行研究，并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

当国家安全开始从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领域扩大到文化等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各国在扩大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战略时，也开始改变过去在其他领域的固有思维，呈现出一种“隐性化”的倾向，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之为“隐性文化侵略”。“隐性文化侵略”是一种潜藏的对思想意识和文化的侵略行为。它依附在各种文化载体上，从深层次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不易发现的，但影响力却是更为巨大和深远的，并且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在体制上它借助了新兴的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电子传媒，其传入途径为：输入文化形式，引导价值观改变，影响生活方式；同时，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还有其传播输出方式：经改造后的民族文化会被误导、谬传、歪曲，最终导致民族文化资源破坏、丧失以至消亡。“隐性文化侵略”伴随着经济而来，区域经济的过度开发，使文化承载力降低，文化资源遭到破坏和丧失，甚至导致文化失传。“隐性文化侵略”具有文化侵略的所有性质，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浸润对他国进行的文化入侵。它是在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语境下产生的，它改变了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加大了人们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文化同化，甚至征服其他民族的目的。它是冷战后文化侵略存在的必然演化体，只要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存在一天，文化侵略及“隐性文化侵略”就会存在一天。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加强，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正在遭受种种威胁和挑战。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一方面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坚持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不同民族文化元素、文化资源的使用和保护。由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性特点，强势文化随意使用“非己文化”来为自己创造价值和卖点早已泛滥开来。而“文化侵略”、“文化掠夺”、“文化交流”、“文化全球化”等词汇，包含了更多经济因素和文化产业化因素。所以，维护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维护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防止隐性文化侵略，应该跨越“交流无界限”的因素而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次和产业化的经济因素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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