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论文范例

民间文化论文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1

企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组织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系统性的概念。笔者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全体员工的价值观、行为模式、企业形象等的总和。企业文化的内涵结构主要包括精神、制度、物质和行为四个维度,即企业文化的结构是一个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层面综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其中,精神文化是灵魂与核心,物质文化是载体与基础,制度文化是条件与保障,行为文化是过程与推动,四者在交融互动中共同促进企业文化形成丰富深刻的内涵、创新进取的品质。企业文化的内涵很丰富,核心是价值观,外在表现就是行为方式,即企业的凝聚力,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责任感、自豪感、精神面貌和职业化行为规范等。企业文化主要分三个方面,企业形成自己特别的精神理念系统,约束和指导员工的行为文化,良好的企业经营生产环境。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三个方面:

1.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中那些最基本的能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产品层竞争,包括以产品和质量、成本控制能力为代表的企业生产水平、企业服务水平、以企业研发和营销能力为代表的市场适应能力;第二层是制度层竞争,包括企业环境优劣、企业资源厚薄、经营机制的优化程度、品牌策略及制度等;第三层是核心层,包括企业理念和企业价值观为内容的企业文化,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企业战略目标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其中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企业显现旺盛生命力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2.有效增强团队凝聚力。

企业文化是员工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企业的粘合剂。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激励士气,使人奋发进取,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工作氛围,还可以使员工自觉认同和遵守企业的价值理念,实现企业与员工的融合,员工的成长同企业的发展同步,员工对企业更具有信赖感和责任感,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一些企业已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进入再次创业阶段,一次创业靠机遇和个人素质,二次创业则要靠团队奋斗。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聚力的源泉,通过推行企业文化让全体员工达成共识,增强企业高层与基层员工相互理解和沟通,在民营企业二次创业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3.塑造企业品牌和形象。

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且被大多数员工所接受,企业必然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员工就会开拓进取,奋发向上,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提供给消费者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良的售后服务,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培养消费者的忠诚度。企业形象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的外化形式,是人们可视的可感觉的“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通过品牌形象,使顾客在产品体验中熟悉企业,认同企业。实践证明,企业文化深厚的企业,企业的知名度和顾客忠诚度就愈高,企业的整体业绩就会上升。

二、浙江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与制约因素分析

近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形成了丰富多样、体现创业创新精神、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不少民营企业在企业发展实践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以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内容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变成全体职工共同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对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民营企业通过文化建设,实施名牌战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在参与市场竞争中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好感;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企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扬弃,在企业文化上进行更新和深化,力求用崭新的中小企业意识来培育职工;一些新兴的高技术中小企业,针对知识密集、知识分子密集的企业特点,普遍把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视为中小企业的灵魂和生命。近段时间通过走访调查多家民营企业,我们感到仍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对企业文化的内涵认识不足,企业文化的构建缺乏特色,把企业文化理念分解、细化为可执行的阶段性目标和具体行为规范的企业不多,将企业的核心价值融入到标准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建设中的企业更是少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企业文化存在认识误区。

一些企业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仅局限在口号、标语等形象文化上,只是找一些华丽动听的词汇,给企业贴上几个标签,搞几条朗朗上口的口号;部分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不深,将企业文化口号化,立足于硬性规定、钢性管理,强调贡献,淡化关心,缺乏理性和人性化,难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达不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一些企业将企业文化建设等同于企业文化活动或等同于企业形象工程,如搞一次读书活动,一次文艺演出,或在电视上频频亮相,只注重企业文化的外在形式,忽视企业文化的内涵;一些企业经营者不介入、不重视,没有把企业文化战略纳入企业发展规划的整体战略中,没有专项经费投入,企业经营理念涉及企业使命、宗旨和目标等内容的规定力度远远不够。

2.企业精神塑造缺乏个性。

多数民营企业的经营价值理念是在长期经营中自发积累形成的,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零碎而不稳定;有的企业虽然提出了经营理念、经营使命、经营价值观等内容,但往往带有较明显的模仿性,盲目照搬照抄,结合自己的特色进行创新不够,造成内容上空洞化,表述上的趋同化;一些企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涵,与企业经营管理联系不紧,企业精神既没有突出本企业鲜明的文化个性,也没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实效性不强。

3.不同程度存在家族化色彩。

大多数企业还停留在传统家族制管理阶段,企业文化中企业家个人意志烙印明显,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老板的文化。老板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初级阶段,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其价值观往往表现为家长意志。受企业主个人素质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家长制集权管理导致企业在发展中缺乏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家族力量对企业领导权的垄断,导致企业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如用人制度是唯亲是举而不是唯才是举,强化人情,聘用亲友。在企业发展决策上难于做出准确的市场预测,有时不顾客观规律,盲目扩张,最后导致“激进后遗症”。

4.存在信用和责任缺失现象。

一些企业守法意识不强,责任和诚信意识缺失,贪图短期利润而几乎不顾及顾客健康与生命,甚至贻害子孙;一些企业管理政策和企业文化相脱节,管理政策往往与企业文化的内涵和要求不一致,造成员工对企业文化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有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轻于承诺、耽于信守”,无信失信,不履行对职工的承诺,伤害了职工的积极性,导致人才流失。

5.缺乏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

许多民营企业为忙于生计,不被残酷的市场所淘汰,更多地考虑企业当前所处的位置和现状,忙于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而对于相对注重长远利益的战略无暇顾及;一些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缺失,企业管理不规范,企业品牌和形象缺乏有效塑造;有些企业没有把企业创业初期的老板文化提升为企业家文化,沉迷于创业初期的“爱拼才会赢”,忽视在全企业范围很好地文化宣导、提升与继承,没有广泛的凝聚力与感染力,出现了“文化断层”。

三、推进浙江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

1.培育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数量多而规模小、发展快而后劲不足、平均寿命短的现象,究其原因是企业经营者缺乏企业管理意识,没有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忽视企业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因此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民营企业价值观,重点培育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诚信为本的经营准则,创业创新的精神追求,合作共赢的发展指向。企业精神的提炼、企业发展理念的构筑、企业价值取向的确立是企业文化的实质内容,在对自身发展历程全面调研的基础上,请有关专家帮助和指导,发动全体员工共同讨论,注重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国内外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挖掘整理本企业长期形成的宝贵文化资源,并进行提炼和加工,使之得到提升。

2.提升企业家的综合素质。

Werhane在研究了亚洲和新西兰的企业时强调企业家道德品质是决定企业文化的关键因素。企业家有没有文化战略眼光,能否引导和创造文化,推动企业文化的构建、强化和变革,是民营企业能否建设优秀企业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重视企业家文化素质修炼和价值观培养。一是企业家要重塑高层次的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由单一追求利润转变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的企业家,做民族振兴的推动者;二是企业家要把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具有渊博知识、辨证思维、敏锐洞察力的企业家,推动企业文化的构建、强化和变革,将自己成功的经验融入职业化团队管理,形成自己风格的管理文化;三是企业家加快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做强做精做优企业,做敢为人先的开拓者。

3.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民营企业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展开竞争。民营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和发展目标,汲取浙江商业文化积累的丰富营养,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结合企业特色优势,进行合理的扬弃和大胆的创新,突出企业文化的个性和可操作性,以企业文化的创新,带动职业价值理念的创新,进而推动企业制度和经营战略的创新。要围绕企业的产品特性、品牌特性、发展特性,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善于挖掘真正属于自己、精华而有特色的东西,充分体现出具体鲜明的时代特点,显示出个性的企业文化。

4.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卓越的企业总是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借企业文化的力量强化企业经营过程中劳动者生产力这一要素的协调管理工作,使企业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企业家要善待员工,重视员工的思想情感以及合理要求,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权利,实施“人本管理”,员工的工作责任感和对企业的忠诚度会极大地提高,并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努力工作,提高企业管理效能。企业文化和个人发展融合在一起,淡化家族观念,广纳天下贤才,让有能力的人来经营和管理企业,以保证每位劳动者个性和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联想集团让产品开发者上主席台介绍产品,担任形象代表。给每个员工都压上略重于现有能力的担子,并经常性地变换工种,让最好的工人来搞技术,让最差的技术人员去当车间工人,打破界限,能上能下,最大程度发挥每一个员工的潜能,实现人尽其才。

5.强化企业品牌文化塑造。

企业文化是品牌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品牌之所以生生不息,被人们所信赖所忠诚所热爱,是因为品牌有自己独特的核心价值,蕴含着鲜明的文化个性,流传着感人的文化传说,不断满足着顾客对它的文化诉求和某种情感需要。因此民营企业要走品牌化发展的道路,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首先要坚持面向市场做文化,强化竞争理念、顾客理念、创新理念、诚信理念、环保理念、社会责任理念、双赢理念等,增大企业文化的市场公信度和辐射力;其次要着眼文化做品牌,突出品牌的核心价值,把企业文化中的人本内涵及独特的审美倾向等注入品牌的设计、生产、销售、服务和广告当中,增加品牌的文化含量;三要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的“本土型”文化,员工来自本土,产品销售集中在本区域,品牌源自本土文化,深深保留地方文化印记。

6.推进企业文化可持续观。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2

民间美术雅俗共赏的特质深受群众喜爱和认同,极具旅游开发价值。许多黑龙江省的民间美术都已列入国家或生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望奎县皮影戏、赫哲族鱼皮制作工艺、海伦剪纸、桦树皮制作工艺、牡丹江满族靺鞨绣技艺等在全国民间美术中都有极高的地位。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截至2007年,黑龙江省共有53个少数民族,其世代居住的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和柯尔克孜等10少数个民族,具有发展民间美术旅游文化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以保护为前提,注重地域特色的传承与开发区域旅游文化,是提升黑龙江省旅游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二、黑龙江民间美术的特色与现状

黑龙江省民间美术是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传统文化,是老百姓日常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皮影、剪纸、靺鞨绣、鱼皮制作等。

(一)皮影

皮影戏走进黑土地已有250多年的历史,龙江皮影戏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誉为全国皮影三大省(湖南、河北、黑龙江)之一,曾经赴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献艺,在中国皮影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目前望奎皮影剧团与哈尔滨儿童剧院皮影剧团仍然在演出,望奎皮影艺术还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剪纸艺术

剪纸艺术在黑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纸张使用还未普及之前,居住在黑龙江省的满、汉、蒙等民族的人们就开始用薄片材料进行剪刻。地处小兴安岭脚下的海伦市早在1993年就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

(三)刺绣

克东满绣、鄂伦春族刺绣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伦春族刺绣是其狩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应用于皮革制品,除此之外,鄂伦春族的萨满服饰、鄂伦春族传统服饰均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鱼皮制作

虽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都有过鱼皮文化,但只有赫哲族鱼皮制作传承下来,延续至今。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乡的老一代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人曾多次为国内外博物馆复制鱼皮服饰,使这一技艺在局部地区得到传承。赫哲族剪纸、赫哲族天鹅舞、赫哲族萨满舞均列入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黑龙江民间美术与旅游文化的有效结合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民间艺术;图腾;猪文化

在我国传统民间艺术中,有着丰富多彩的装饰着猪形象的生活用品,如给孩子做的猪头鞋、猪头帽,脚踩元宝的猪形存钱罐,春节时糊在窗格上的小猪剪纸,贴在大门上的肥猪拱门年画,这些猪形象无一例外都整体丰腴圆融、色彩丰富艳丽、造型憨厚可爱。在现今社会人们的观念中,猪是懒惰、蠢笨、肮脏、不思进取的代名词,为什么在有着丰富历史传统和广大民众基础的民间艺术中却被塑造得如此多姿多彩、可亲可爱呢?

猪,在古文中称作豕,《尔雅•释兽》有“彘,猪也。其子曰豚,一岁曰豵”的说法。可见,彘、豚、豵、豕都是猪的意思,区别在于成长的不同阶段。在悠远的原始陶器中,以猪作为造型和纹饰的就有大量发现,如出土于甘肃秦安县王家阴洼的猪面纹彩陶壶(图1),腹部绘有一圈猪面纹,憨态质朴。出土于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黑陶猪纹钵(图2),两侧各阴刻一猪纹,身上刻有花纹,脊背上鬃毛直立,猪的头部前伸低垂,双目圆睁。出土于辽宁红山文化遗址的玉猪龙,双耳直立,两眼圆睁,吻部凸出且鼻间有横纹,具有明显的猪头特征。商代青铜器同样也有以猪为造型的尊形器出土,如出土于湖南湘潭的豕尊(图3),头部细长、嘴巴向上拱起,露出尖利的牙齿,塑造了一头凶猛的野猪形象。同一时期,还有出土于上海炼艺铜厂的豕卣、出土于湖南汨罗的豕磬以及出土于山西的西周猪尊(图4),等等。这些都说明,在早期人类社会生活中猪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猪的形象在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较少见,多存在于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社会生活中。每逢新年,农家小院自然红红火火、张灯结彩,映亮了窗花里憨厚的小猪、大门上憨态可掬的肥猪拱门,洋溢着喜庆气息。厨房里热气腾腾的面花礼馍之中,也少不了肥嘟嘟的猪形象。屋子的墙上必定悬挂着背驮元宝、张大嘴巴的肥猪,意寓招财进宝、财源广进的美好希望。此时在北方、尤其是陕西农家,小孩必定会脚穿猪形鞋,头戴猪形帽,吆三喝四、成群结队地放着炮仗。到了晚上,玩累了的孩子抱着满身绘花、憨厚稚拙的泥塑猪形玩具,头枕绣着花朵的猪形布枕酣然入梦。正如原始人以虎、熊等动物的面孔装饰自己一样,用猪装扮的习俗同样因为猪有着超越自然的能力,与虎头帽、虎面具、虎玩具一样有着相似的驱邪功能。民间美术的主体是普罗大众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深信万物有灵而产生自然崇拜的艺术形式,既不同于精工细作、装饰华美的宫廷艺术,也不同于畅神抒情、含蓄蕴藉的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鲜明的功利色彩,体现着强烈的目的性,是以具体对自然的要求为导向的。原始时期,人们对极端的自然现象如惊雷闪电引起的山火、狂风暴雨引起的山洪、生老病死引起的的离别等现象无法理解,企图用某种仪式去控制自然,使自然服从人的意志,这种仪式就是巫术。当巫术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便转而对自然产生敬畏,对那些具有超越人的特别能力的动物产生图腾崇拜。比如勇猛无比但又威胁人类安全的老虎,作为重要食物但又难以征服的野牛、野猪,具备强大生育繁衍能力又能够在水里自由游动的鱼、水陆两栖的蛙等等。图腾是以图像符号为手段的原始崇拜,因此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这些图像符号包含了人类长久以来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民间美术最核心的内容。

猪是勇猛的象征。在东北民间有句俗语叫一猪二熊三老虎,意思就是山林中最危险的动物是野猪,第二是熊,老虎第三。原始时期,动物是人类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但工具很落后,今天猎人拿着枪去打猎,原始社会则拿着石头、木棍与动物较量,捕猎成本很高,动物对于人类来说是既爱又恨。《淮南子•本经训》就有“封豨修蛇皆为民害”的记载,封豨就是野猪。因为青面獠牙、勇武剽悍,由畏惧而产生敬畏,希望借助它的力量避邪镇妖,抵挡自然灾难保护自己,野猪就有了超自然、超人性的神格功能,成为人们战胜邪恶、驱疫祛祟的精神图腾。《庄子•大宗师》列举古今得道之神,其中就有一个与猪有关的狶韦氏,列在伏羲、维斗、日月等之前生天生地,是名副其实的创世猪神。“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1]汉代也有治水猪神张渤,他在治水时变化为一头大黑猪,用长长的大嘴巴拱掘泥土、引水疏流。《山海经》中有许多以猪为形象的山神存在。如《山海经•北山经》:“凡北次三经之首,……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八足蛇尾。”[2]98《山海经•中山经》:“凡苦山之首,……其十六神者,皆豕身人面。”[2]161“凡荆山之首,……其神状彘身人首。”在今天四川北部地区乡村,路边的神龛里仍然能够看到被当地人认为能够消除猪瘟的“猪神土地”。俗语说人如其名,人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家族对他的希望,既然野猪是具有神力的,自然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二十五史中,以野猪命名的人物就层出不穷。《晋书•石勒载记》中就有“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的陈猪,因为妻子产下三胞胎男孩而得到政府奖励;也有赫赫有名的燕云十八骑的“孔豚”,豚泛指小野猪。《陈书》记载有被高祖斩于建康的傅野猪,“己未,斩刘归义、徐嗣彦、傅野猪于建康市”[3]。《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立庆绪于户外,庄持刀领竖李猪儿同入禄山帐内,猪儿以大刀斫其腹。”李猪儿操刀入室,刺死了安禄山。《金史》中有“元帅完颜猪儿”。当然,最有名的应该是汉武帝刘彻,刘彻原名刘彘,彘就是野猪,据《汉武故事》记载:“景帝亦梦高祖谓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4]。彘是汉高祖托梦给景帝的。除人名以外,也有以猪为军队命名的。《汉书•王莽传下》记载:“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5]王莽将敢打敢拼、不怕死的勇士和死囚及奴隶作为精锐部队,取名“猪突豨勇”,希望他们像野猪一样勇猛、所向无敌。《南史•王琳传》记载:“琳将张平宅乘一舰,每将战胜,舰则有声如‘野猪’,故琳战舰以千数,以‘野猪’为名。”[6]无独有偶,日本语里,“猪”有“乡村狮子”的含义,猪突猛进(ちょとつもうしん),意思就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猪是灵异之兽。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器皿上雕刻或涂绘的纹饰图案,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或崇拜、或图腾、或神灵。不管在河姆渡遗址、仰韶文化遗址抑或马家窑文化遗址,都有猪纹或猪形塑品的出现,这本身便说明猪在原始先民思想意识中有着不寻常的地位,是作为某种吉祥之物或灵性的化身而受到崇拜的。《山海经》里面记载了大量具有灵异征兆神力的猪形动物,如《山海经•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曰当康,其鸣自叫,见则天下大穰。”[2]118当康是兆丰穰的瑞兽,样子像小猪,有大牙齿,这个叫当康的动物一叫,天下就会大丰收。《山海经•中山经》:“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有兽焉,其状如彘而有角,其音如号,名曰蠪蚳,食之不眯。”[2]130这种叫蠪蚳的动物像猪,头上长角,叫起来像人哭,吃了它就不会做噩梦。《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凡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有兽焉,其状如彘,黄身、白头、白尾,名曰闻獜,见则天下大风。”[2]198这种叫闻的动物形状像猪,身子是黄色的,脑袋和尾巴是白色的,它一出现就必定有大风。《山海经•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鸣自叫。”[2]104名字叫狪狪的动物外形与一般的猪相似但体内却有珠子。《山海经•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见则天下大水。”[2]103形状像猿猴却长着一身猪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如同人呼叫,一出现天下就会发生水灾。《山海经•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2]119身形像猪,长着人的面孔,全身是黄色的,尾巴是红色的合窳,一旦出现天下就会发生大水灾。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猪与龙相通,是雷神的象征。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了一件玉器,整体弯曲呈C形,双眼突起,鼻端齐平有鼻孔,背部近头处都有一小孔,与传说中龙的造型相似,被称为C形大玉龙,又因为头部像野猪,有的学者称其为玉猪龙。根据《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墓中随葬三件玉器,一玉箍形器横置于头骨下,二猪龙形玉饰并排倒置于胸骨上,背靠背,吻部向外”的描述[7],冯时先生认为墓主“应为巫长一类的人物”,而墓主“胸前摆放的两件猪形礼玉便是巫长交通天地的道具”[8]。除玉猪龙外,女神庙还出土了泥塑猪形龙,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陆思贤认为,泥塑猪形龙是雷泽中的雷神形象。[9]《山海经•海内东经》有“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2]252的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2]265的记载。“鼓其腹”“其声如雷”都说明雷神与鼓是一体的。不管是C形大玉龙,还是泥塑猪形龙,都具有猪一样的大长肚子,“鼓其腹”,目的是用来擂鼓打雷。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受尊崇的神灵,龙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农业生产,雨水决定着农业生产的丰歉,而下雨往往伴随着雷电,龙作为雷电云雨之神,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既不是对某一种图腾的神化,也不是对多种图腾形象的融合,而是以多种动物特征综合表现的图腾神灵。红山文化的猪形龙,头部像野猪但没有角,身体像蟒蛇但没有鳞片,背部有鬃鬣飘扬外卷,与中原地区原始文化的龙神形象和商周时期的玉龙造型有所不同,应该是具有东北原始区域文化的某种特性。这也说明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对猪的崇拜早已形成。猪是财富的象征。虽然凶猛、强悍,相对于老虎、熊却易于捕捉驯化,而且肉质肥美、易于储存。随着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野猪的神力对于人们来说不再重要,经过驯化的肥美家猪成为生活的保障和财富的象征。从新石器时期主要遗址出土的“六畜”遗存统计数据看,不论是绝对数或百分率,都以猪为最高。[10]猪已经是“六畜”中经济地位最重要的一畜,成为家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家”字,甲骨文写作“”,由一个尖顶房屋和一头“豕”构成,“豕”就是猪,可以理解为有家必有猪,有住的,有吃的,才能安身立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家”。民间俗语“教子不离书,种田不离猪”“耕田不养猪,等于秀才不读书”,既包含农耕文化下猪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涵盖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寄托,带有质朴的原始思维痕迹。清代张英等人的《渊鉴类函》中有一句古老的民谣:“猪入门,百福臻。”[11]《墨子•非攻上》记:“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12]犬豕鸡豚比桃李价值更高一些,所以偷盗猪狗鸡家畜损人更大,不仁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13]542“羊彘千双……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13]542《礼记•曲礼》说:“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14]可见,猪的多少显示着财富的多寡。在民间美术中,猪形象的出现往往伴随着聚宝盆、蝙蝠等福瑞符号,年画中的“肥猪拱门”的“拱”字,不管是寓意还是形象,更是表达了福财堆聚、向上的美好愿望,深入民心。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4

根据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联接的不同,笔者认为这一系统包含民族文化、体育等多种功能,经过归纳总结表述如下:(1)社会教化类功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有着极丰富的思想性、教育性、实效性等的功能,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健身观念,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等。(2)交流传播类功能:制约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普遍缺乏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通过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自觉,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好的指导人们传承身体动作、技术和方法。(3)娱乐健身类功能:促进大众的身心健康,为终身体育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政治经济类功能:通过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参加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促进特色体育产业的开拓。在许多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中同时进行着技能交流与贸易活动。例如,傣族的“泼水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有许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参与,为该地区的贸易、旅游业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土壤,在此过程中也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促进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

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体现的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的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地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

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

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2.2.1创设良好的环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

统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现状,其外界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较重视体育动作的传播,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则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课上讲解,但由于考试重心在动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学生所忽视,这样就间接地阻断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这一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组织的开发,建立健全各级负责机构和组织,例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调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组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公司等等。(2)建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开拓眼界,丰富自己的方法、视域等,构建起政府与研究者的良好桥梁。在学校中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其能达到政府与大众的要求。(3)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传播手段与途径,在现阶段应有效利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如云南白药广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体育文化为壳进行创意,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站设计、网上交流站的开发等。(4)加强民众的主动传播意识,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加民众反馈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与大众,文化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循环。

2.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承系统各要素的质的提高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5

自21世纪90年代中期始,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了提速期,以年平均1.20%的速度向前发展。但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表明:在分析城镇化重要指标“城镇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比例的同时,还要重视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的相互对应关系。如果在城镇化战略进程中这三种比率关系处理不当,则会在城市里出现“新型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该矛盾中的一方多指本地市民,即原居民。而另一方则特指由于城镇化进程流入或者迁移至城市的“外来农民”,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失地农民”,该部分农民属于因土地被征用被动迁移进城再就业的人口;二是“务工农民”,该部分为因生存或者失地等原因主动选择进城务工人口;三是“其他人口”,该部分主要由于民族、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集中在或者迁移至该区域的外地人口。这三类人口可统称为城市中的“外来人口”,但因构成主体为“失地农民”和“务工农民”则可将其视为“外来农民”或简称“农民工”。“新型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乡”分别代表的就是“本地市民”与“外来农民工”两种身份。“新型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具体表现为由于城镇化进程导致“本地市民”和“外来农民工”在生产、生活、学习等各领域中贫富差距的加大、利益分配关系失衡等。如在我国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高楼林立的现代文明与贫穷落后的棚户区并存现象。棚户区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些地方政府“唯城镇化率”,滥用行政手段,盲目征用农民土地,造成失地农民被动进城后难以融合且聚集在城市边缘的现实。还反映出政府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职能缺失”,导致“外来农民工”难以与本地市民同步享受住房、交通、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事实。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6.22亿的城镇人口中大约有1.67亿人还属于农业户籍人口。更多“二元结构”矛盾背后则表现为社会不良习气滋长蔓延和社会稳定秩序受到破坏,如精神空虚、吸毒现象高发、各类刑事案件增多,农民工权益受损、维权艰难、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增多等社会问题。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更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顺利推进的严重障碍。

2社区教育化人成为消解“新型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必然要求

打破城市中“新型城乡二元结构”的界限并实现“城乡一体化”融合需要系统工程。除了要从制度上解决户籍、社保等基本需求,更重要的是从教育和培养外来农民角度来全面提升城市生活能力,即实现“农村人”到“城市人”再到“现代人”的“农民工市民化”。有研究表明,教育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整体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利用1997-2005年各省数据进行估计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城镇化水平会提高超过2个百分点。社区教育因其开放性、公平性、庶民性等浓郁的基本公共服务属性以及对社区成员广覆盖式的“大教育”特征使其成为推动“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社区教育具有协调和整合社区内各方教育资源的能力和优势,并能满足人从出生到老年获得终身教育的要求而成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教育缺失的重要平台。一方面,社区教育可以通过开展创业、再就业、职业技能提升等专题教育与培训,帮助“外来农民”尽快改变与城市不相适应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提高城市生活的适应力;另一方面,可以借助社区教育基层自治组织和管理的优势,调动广大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开展各种有价值的科普文化活动,通过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培养城市文明和城市精神,提高城市认同感。但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由于参与各方认识不清、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系不完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等原因导致其明显滞后于城镇化进程的要求。因此,只有在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对社区教育的挑战和要求进行全面审视,厘清其本质内涵及其阶段性主体特征和客体需求,才能因地制宜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社区教育的发展路径。

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社区教育发展的困境

3.1“实验试点”与“全面快速发展”难以同步

我国社区教育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目前正处于实验试点逐步发展阶段,其整体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滞后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3%的数据,不仅表明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全面发展快速提升阶段,而且还说明我国每年有近2000万农村人口需要实现由农民到市民身份的真正转化。教育和转换规模庞大的“外来农民工”需要配套的社区教育机构和成熟的社区教育体系。遗憾的是,我国社区教育仍然处于试验区和示范区探索试点阶段。截至目前,教育部先后确定了五批次,仅159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且这些实验区和示范区70%以上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华北和东北地区,中部、南部和西部偏远省份的示范区较少。社区教育的集中实验探索阶段显然与城镇化的快速全面发展不同步。特别是试验区分布区域的不均衡更难以满足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教育与培养的迫切需求。事实上,越是不发达省份对农民工的教育转换需求越是迫切和困难,然而,这些地区的社区教育几乎均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3.2“教育供给”与“农民工市民化需求”难以匹配

目前,社区教育提供的教育形式、内容、效果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进程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转换需求。首先,由于社区教育供给主体模糊混乱造成教育过程“断裂式”和教育结果“碎片化”。我国社区受到政府职能部门的管辖或者“指导”过多,其行政色彩颇浓,很多教育内容都是各职能部门通过行政命令或者派出机构直接延伸至社区,如妇联的家庭教育、文教和社保机构的义务和职业教育、武装和法制部门的国防和普法教育等。同时,这些主导输出部门各司其职,不相沟通,无论在教育时间、形式、效果还是学习对象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都呈现出教育的“断裂带”。这些“断裂带”又因在社区范围内缺乏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进行有效整合和科学规划,最终在社区成员形成一个个的“教育碎片”很难达到总体认知的统一和提升;其次,社区教育主体提供的教育层次较低、内容单一。很多社区教育内容还仅停留在社区居民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层面,或者以家庭生活技能培训居多。这些形式单一且脱离“外来农民工”实际需求的教育供给与城镇化进程的教育需求极不匹配;最后,社区教育对象和教育取向也存在结构失衡和目标偏差。很多社区教育仍然以青少年素质教育、老年文体活动与娱乐为主,而针对正处于职业生长期的中青年“外来农民工”的培训较少;在教育目标上,因受传统教育和“学历至上”观念的影响,我国社区教育中还存在“重学历”、“轻技能”的现象。大多数提供社区教育资源的教育机构,如社区学院、广播电视大学、地方院校等更多是采取以学历补偿为目的的教学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以提升“外来农民工”综合素质、工作技能、生活质量的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不匹配。

3.3“教育环境”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不相融合

首先,社区教育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我国开展社区教育三十年来,至今还没有一部明确规定社区教育各方职责、组织机构、资金筹措、教育管理与评估等可以指导实施操作的基本法。很多有关社区教育的规章制度也只是见诸各种实施意见和指导文件中,很难具备法律的严肃性,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执行。因此,政府应尽快制定社区教育的基本法以及有关保障社区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法律和法规,使社区教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社区教育人才匮乏、总体素质较低、供小于求。一方面,社区教育管理队伍的数量、质量难以满足发展要求,现在很多地区还是由街道、社区人员兼职担任社区教育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社区教育的师资队伍更是良莠不齐,很多专兼职教师的选拔和使用都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社区教育财政投入不足且重视程度不够造成人员经费有限。目前,多数社区无法解决从业教师的岗位编制、待遇、职称评定等相关问题,也很难吸引专业对口和高素质的人才来从事社区教育工作;再次,社区教育的管理体系模糊、职能定位不清。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组织机构设置不清,既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也缺乏具体的执行和管理机构。即便是有的社区自治组织管理机构比较健全,但由于过多地承担了政府事务或者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过多,往往导致定位模糊、职能错位和自治功能弱化。突出表现在社区整日忙于各种政府部门的考核检查和指令性工作,根本无暇顾及组织社区成员开展社区教育和培训活动。事实上,大多数社区层面仍然处于一种听任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交叉指导,被动执行的模糊状态。至于社区教育的总体规划、实施方案、管理过程、效果评估等关键管理问题更是难以在这种条块分割、资源有限、信息孤岛、沟通无力的困境中得到有效解决。

4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社区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4.1厘清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社区教育内涵,转变参与各方认识

导致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社区教育各种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与社区教育各方认知上的模糊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对社区教育的主体、对象、教育内容、表现形式、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混沌认识和责任不清,从而导致参与各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机构设置不科学、职能交叉重叠、队伍建设缓慢、教育管理滞后、教育效果评估无从遵循等系列问题。因此,如果要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教育“滞后”问题,关键要重新界定有关社区教育的基本内涵问题,即社区教育由谁做?为谁做?做什么?怎么做?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了,才能确定未来努力方向。从本质上而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教育应是一种教育与城镇化中的社区相结合的教育形态,它分别符合并表现出教育和社区相结合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社区教育属于教育活动范畴,应该遵循教育客观规律,应以有意识的,影响人身心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活动。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教育部2012年《关于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对教育结构的划分和继续教育的分类来看,社区教育属于继续教育范畴中的社会生活教育(含社区教育);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因为人口迁移呈现出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单一取向,导致新型社区在规模、结构、素质、诉求等方面存在数量简单的聚集、人口结构多元、人员素质较低、技能提升和城市归属感诉求迫切等同时并存等特征。在这样背景下,社区教育面对的问题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培养人的问题,而是需要站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角度来重新审视社区教育的供给主体、教育客体、教育环境等特殊性,着力解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即实现农民身份转换到农民城市适应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因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教育应是在政府主导并协调相关教育资源,由社区组织并实施的以直接影响社区成员身心发展为目标的一种有组织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活动。这个界定清晰表明现阶段社区教育是政府主体主导下的教育;教育客体是社区的全体成员,但要特别关注“外来农民工”的诉求;教育目的是社区成员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既有行为素质、生存技能方面的提升,还包括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培养;教育形式以直接影响身心的公民基本素质教育、科普知识教育、生活技能教育、历史文化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心理教育为主,不应该仅指泛泛的文体娱乐活动。

4.2确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投资主体”

首先,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社区教育成熟地区的做法均表明,社区教育投入主体均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投资结构。例如,美国社区教育经费构成中大概39%的经费来自州政府的税收,18%来自当地政府拨款,30%来自联邦政府拨款,其余13%则来自学费、企业资助等多种途径。我国社区教育搞得较好的地方,政府也是经费投入的主体。如上海市规定社区教育按每人每年不少于6元的标准由政府拨付,有的地方甚至已达到10元;其次,社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也决定了政府投资主体的地位。“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从思维、能力、行为素养等层面进行由内而外的教育与归化,它只有依靠一个长期有效且具备公益、公共、公平性全方位社区教育培训体系才能实现。这就要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赋予并确认社区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最后,我国中西部很多经济较落后的地方,其社区自筹经费能力更为低下,只有依靠省级以上财政支持,或者在社区教育经费的预算上有相应的补偿和倾斜政策才能顺应社区教育发展的要求。

4.3继续搭建以学校为教育主体的资源平台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农民工”的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直接决定城镇化的质量。如果“外来农民工”素质没有提高,他们就不会在城市中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以“务工农民”为例,77.9%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仍停留在义务教育阶段。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外来人口中的“务工农民”数量将急剧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农民工总量就达到26261万人,年增长率3.9%。大规模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外来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从事技术含量和报酬相对较高的工作。绝大多数只能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从事着最低层次的工作。因此,提高“外来农民工”就业竞争力和融入城市生活的素质,就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社区教育实体来实现。目前,能够在社区范围内为“外来农民工”提供教育资源的各类学校或者教育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实体型的社区学院(校)。主要包括正规的社区学院或者非正规的社区学校、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学习中心等。据统计,自1994年我国第一所正规的社区学院———金山社区学院在上海正式成立至今,在全国已有68个示范区共建有63个社区学院或社区教育中心,作为区级的社区教育业务管理和实施机构。这些社区学院对“外来农民工”采取了“低起点”、“低收费”的办学形式,这与“外来农民工”的“低教育”、“低收入”现状相匹配,提供的教学形式和内容也基本吻合其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升的要求。但由于学院数量较少,且分布不均衡难以满足大规模“外来农民工”的教育需求,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大社区学院的投入和建设力度,扩大“外来农民”的受教育范围;二是由社区教育委员组织协调的区内教学资源。一些城市已经由政府部门牵头成立跨街道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依托区委党校(社区党校)、区社区管理学校、区老年人大学、区少儿活动中心、区内中小学等机构,通过组织、协调、整合社区教育资源,形成区、街、居三级教育网络并开展相应教育活动。社区教育委员会通过协调辖区内中小学校的各类资源包括教室、场馆、图书资料等向社区开放,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多类型、多层次的服务。通过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寒暑假的教育并组织到这些“没有围墙的校园”进行社会调查。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些单位的培训中心和设施为“外来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4.4赋予并发挥社区管理主体的权力及优势

完善且高度自治的社区无疑是最具备管理和实施社区教育的优势,具体理由:一是社区本质上是社区成员自治管理,是社区居民自我完善、自我学习的内在需求;二是只有最贴近社区成员的组织才能体会和了解到真实的学习需求并有效设计教育内容、选择教育形式;三是只有高参与度和主动性地学习才能确保受教育的效果。因此,赋予并发挥社区管理主体的权利和优势,不仅能够保证教育对象的积极性还能确保教育过程的有序和规范。社区教育中的“社区”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具有清晰地理区域边界的社区教育对象范围。具体指人们因居住、工作、学习等具体功能聚集在具有明确地域划分的居民自治共同体。如以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以商业区、科技园区、大学城等功能聚集型的“功能型社区”;二是指社区教育的管理主体应为社区。社区的领导机构一般为社区党委,成员为街道派遣的党员干部和居民推举的党员组成。决策机构应为社区居民或社区内单位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层则为社区管理委员会,主要由物业管理公司成员组成。

4.5认清与满足农民工市民化社区教育客体的复杂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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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哲学家鲍桑葵在讨论审美意识时进行了这样的阐述:在对不同时期存在的审美意识作出探讨的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材料具有考古价值,同时这些材料也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从鲍桑葵所持有的观点中可以发现较强的主观意识,在设计领域与设计审美领域中,这种主观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众多的平面艺术作品虽然体现着不同的内涵及作者意图,但是在设计过程中,作者需要强调的审美视点具有一致性,这种审美视点表现为作品需要具备明确见解的特点,并且要让受众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感受到作品本身的内涵以及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尤其是对于具有商业性质的平面设计作品而言,通过删除繁琐部分并突出重点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平面设计作品在设计过程中可以将所处空间、时间以及比例不同的因素进行组合。由此可见,现代平面设计和我国传统的民间年画在视觉语言方面的使用手法具有相似的特点,它们都追求对现实的超越,同时会在设计过程中使用夸张的形象和强烈的色彩,从而更好地引发受众联想,而这种审美视点方面的相似性也决定了民间年画和平面设计视觉语言进行融合的可行性。如,在北京奥运会中使用的“福娃”,其设计灵感与我国传统民间年画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元素的选择方面,“福娃”对我国民间年画中的形象进行了借鉴与再创造;而在色彩设计方面,则直接使用了潍坊年画所具有的套印技术。

二、形神方面的融合性

在我国传统的设计思想中,重视形神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当然这种设计思想不仅对我国民间年画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现代平面设计中必不可少的设计理念之一。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设计者经常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入设计作品,从而使作品展现出民族化特点。在此过程中,各类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在经过虚化等处理后可以在色彩和外形方面形成协调与对立,从而构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如,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就使用了写意的手法,在这一平面设计作品中,视觉语言可以传达出运动员与中国结两种意象,在此基础上,这一作品展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独有的意蕴。在我国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中,“形”是承载设计者情感及传达特定信息的重要载体,能否形成视觉冲击力、能否吸引受众瞩目取决于“形”的运用。从我国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形”来看,二者在造型方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九九消寒图》中圆形的循环构图十分独特,而现代平面设计中也具有与之相似的表现形式,如共用形,即几个图形图像共享相同的空间,并在构建联系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神”则是指图形中所蕴含的内涵和思想,它是“形”的内化。在我国民间年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初对宗教和自然的崇拜与敬畏是进行年画创作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民间年画逐渐具有了更多丰富的美好象征。如,在我国民间年画《福禄寿》中,其所设计的图形是一头鹿背着福字,而寿则在鹿的体内。显然,这一民间年画作品的设计者在设计中使用了“鹿”与“禄”所具有的谐音关系,从而将一种美好的期盼用图形的方式进行了传达。这种方法不仅体现出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体现出我国民间年画艺术创作者在民间年画设计中所具有的创造性与想象力,而这是我国现代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应当借鉴和发扬的重要内容。

三、现代平面设计对民间年画中吉祥图案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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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民间文化论文范文8

1.民族院校校园物质文化的特殊性。

校园物质文化是指大学教学、科研、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设备和物质环境条件,能为人们的感官所直接触及,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构成整个校园文化的基础。民族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注重突出自己的特点,在校园布局、人文景观等方面往往富有民族特色,这种环境不仅可以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归属感,也使汉族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更好地与少数民族学生沟通、交流,使各民族学生和睦相处。

2.民族院校校园精神文化的特殊性。

校园精神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对于学生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都具有深刻影响,因此表现出多种文化形态,给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奠定一定基础,也为各民族文化更好地相互交流、融合和沟通提供了条件。

3.民族院校校园制度文化的特殊性。

校园制度文化是校园文化正常运作的根本保障,校园制度文化的形成促进师生员工良好品行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民族院校在制定各项管理政策、规章制度时,都需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作为协调民族文化的基本原则,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在管理制度层面应体现出民族特殊性。4.民族院校校园行为文化的特殊性。校园行为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外显文化,是校园文化中沟通各个层次的关键环节。校园行为文化包括学术交流、人际交往、社会活动、文体生活等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民族院校除了开展其他院校类似的文化活动外,还可组织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尤其以民族服饰、民族舞蹈等最能表现民族文化特色,也最能体现其校园文化特色。

二、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挑战

1.不同文化价值的激烈碰撞。

在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民族院校中,大学生不仅有以本民族传统信仰为基础的宗教文化,同时也接触到校园中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等,理性的光辉与宗教的魅力在民族院校大学生价值选择上产生不可避免的碰撞。一方面,在日常的课程学习中,大学生需要理性的思考、用科学的技术、现代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所碰到的学术问题。可是,在生活中面对挫折、打击、痛苦时,合适的宗教文化具有现代科技文化所不能达到的安抚心灵的作用。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及利己主义的部分被多数学生理解为自由与民主的代言。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打着自由解放旗号,为了实现自我的目标破坏一些原有的规则和约束。

2.原有思想观念的剧烈转变。

除了不同文化内核的价值之间相互碰撞,原有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强烈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塑造。大学生从家庭到校园到社会所接触的道德思想是存在差异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多种道德本性错综林立,并在不同程度上会作用于现实生活,影响大学生在面对具体问题时的决定。因此,当接触过不同道德价值的大学生在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时,就会在解决问题的道德选择上产生迷茫与困惑,或者在不同的问题上转换不同的道德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呈现出一种道德混乱的现象。

3.具体行为方式的深刻颠覆。

随着大学生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多种文化思想的渗透,现代大学生的生活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民族院校校园娱乐生活更是丰富,除了校园活动外,少数民族学生不仅有本民族的娱乐活动,而且网游、桌游、KTV、酒吧、各类型的文艺表演也成了他们休闲娱乐的选择。有些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容易受当前社会较为流行的享乐主义影响,部分学生甚至将本应用于学习的时间用于网络游戏和泡酒吧的消遣上。

三、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对策

1.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自觉。

在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少数民族学生比较注重本民族文化,民族自尊心较强,不能容忍其他人轻视、亵渎他们的文化。但同时他们却无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唯我独尊。所以,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应鼓励学生通过各种主题活动能够理性地认识自身文化,吸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可互补的部分,能够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创建。

2.鼓励多元教育,增强大学生对多种民族文化的理解。

民族院校的学生大多来自边远山区或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对其他民族文化认知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校园文化的建设方面,学生社团和学生会有必要开展一些电影、讲座、知识问答、文艺表演等活动向在校学生全面、客观的展示不同民族的文化。让学生对充斥在社会以及大学生活中的各种文化、价值观、思想有着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可以更为清晰主动地选择除了本民族以外不同思想价值来指导自身的行为方式。同时,把握住不同民族文化的实质,在模仿、汲取及发扬不同民族文化时拥有正确的方向。

3.突出民族院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寻找多种文化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