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政工作意见范文1
一、在组织领导、实施保障和评估督导方面。系党总支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学习了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了系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强调统一思想认识，抓好贯彻落实，推进继承创新。为全面贯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服务”，学习了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效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台账》和《学院“三全育人”工作实施方案》，确立了系部思想政治工作的42项任务，明晰了牵头和责任人员。通过深入实施，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做到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系部师生打造一个宽严相济、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有些任务有时存在“上热下冷”、大局观不强的现象，工作主动性和协作能力较差，认领任务不主动；个别师生主动担当的责任意识不强，存在被动应付的现象；少数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滞后，存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均衡的情况。
二、在加强政治引领和厚植爱国情怀方面。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观引领对系部师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系上个别教师工作态度不积极，工作热情逐渐低落，工作责任感降低；一些学生不能正确定位自己，理想信念不明确，没有真正地想学习一些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头脑，也未曾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科学规划；部分学生以自我为中心，集体荣誉感缺失，缺少爱心缺少责任，缺乏社会责任感。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我系党总支先后举办了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学习精神主题学习、系二级中心组专题学习、教职员工理论学习讨论、入党积极分子谈话和学生干部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来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把制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灵，引导师生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强化价值引领还不能做到全覆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形式还比较单一，还未形成品牌活动和示范课堂，工作成果还不够显著。
三、在学科教学体系方面。我系党总支定期召开“系课程思政汇报暨精彩课研讨会”， 全系教师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根据课程特点，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现教育和隐形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形成三全育人大格局。不过仍然存在个别课程教师以专业理论知识讲授为主，忽视思想政治的价值引领功能，课堂教学变成单纯的知识灌输基地，不能使课程思政通“人气”，接“地气”。
四、在日常教育体系方面。我系党总支组织全体师生积极投身于创建全省文明校园活动中，坚持培育优良校风教风学风，持续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校园文明活动开展已经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校园文明不断提升，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文明创建积极分子。同时我系注重发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育人主体的作用，规范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强化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推广应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和“心理健康网络测评系统”，提升预警预防、咨询服务、干预转介工作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针对性。我们也看到了差距：一是我系部分学生的养成教育还不够。学生乱扔纸屑，嬉戏打闹，宿舍脏乱，大声喧哗等现象依然可见；二是个别教职工文明意识还不强，仍存在车辆乱停乱放、公共场合抽烟现象严重等不文明行为。
五、在管理服务方面。从系领导、辅导员和班主任依托书院、宿舍等学生生活园区，经常性深入到书院、宿舍对学生开展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等，强化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增强师生员工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全四级资助认定工作机制，完善档案、动态管理，加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素养培育力度。不过在加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突出分类指导仍做得不到位。
六、在安全稳定方面。我系高度重视强化高校政治安全，努力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建立健全系部安全责任体系。我系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高校思想文化阵地管理，严格实行审批制度。在加强对各类课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方面，我系认真做好宣传橱窗、QQ公众号、班级微信、系部网页等校内宣传阵地的管理工作。同时注意持续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进教材、进头脑，把集中教育活动与日常教育活动、课堂教育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渗透，防范校园传教活动，切实保护学生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身体健康，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要求。不过在新媒体建设方面存在滞后，微博微信等影响大、传播广的新媒体开展运行有待加强。
高校思政工作意见范文2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一)经济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二)政治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 等几个方面[4]。
(三)文化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总书记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大学生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 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高校思政工作意见范文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对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保证了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合格的接班人。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为党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高校辅导员制度对于高校辅导员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作用。政策文件以及与政策相关的文本反映了政府政策的行为，是记述政策意图和政策过程最为有效的客观凭证。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变迁是由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反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采用文本分析法分析高校辅导员制度的本质及相关发展趋势是可行的。
一样本的选择情况
在研究的对象上，本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的高校辅导员制度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获取方法主要是通过对CNKI、读秀输入检索条件为“题名”，检索词“高校辅导员制度并且历史发展”进行模糊检索，对于研究文章中出现的有关高校辅导员制度的文本进行回溯检索，主要通过查阅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1976－1990，1991－1997）和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08)》来准确定位。
在查阅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1976－1990，1991－1997）时，首先在附录一中的十类分类检索中选取总类和高等教育两类。在总类中主要检索综合、教育事业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三类，在高等教育中主要检索综合、领导体制与办学体制、思想治教教育、教职工队伍建设四类。同时，对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主编的《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08)》进行逐篇排查的方式进行检索。共选取样本25份作为研究对象。
二样本的基本情况
从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相关文件下发的单位来看：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有5份，国家教委、教育部下发的有17份，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文件有1份，中组部、与教育部联合下发的文件有1份，教育部与团中央联合下发的文件有1份。如表1：
从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相关文件下发的不同时期看：1949－1965共下发8份；1966－1977共下发0份；1978－现在共下发17份。如表2：
表1：
表2：
表3：
从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相关文件下发的类型看：主要有指示、工作条例、意见、报告、通知、规定、决定七种形式。为了归纳统计的方便，我把国家教委1995年出台的关于《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归为“其他”。如表3：
三样本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是至上而下的理性建构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相关文件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的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国外，许多学生事务管理的制度是由相关的协会或行业组织来颁布实现的。而在中国，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相关政策的颁布是通过中共中央，教育部等相关职能部门来实现的（可以从表一看出）。这充分说明，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是一种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改进，至上而下的理性建构。
在选取的25个样本中，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有5份，国家教委、教育部下发的有17份，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文件有1份，中组部、与教育部联合下发的文件有1份，教育部与团中央联合下发的文件有1份（如表一所示）。而且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中，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中，第五十条明确提出：“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一、二年级设政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要逐步培养和配备一批专职的政治辅导员。”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在高校设“政治辅导员”，尤其是“专职的”政治辅导员。在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提出：“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应由精干的专职人员与较多的兼职人员组成”。在1993年8月13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和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若干意见》中，多次强调辅导员的素质提升、培训进修、待遇提高等问题。在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更是对辅导员的地位与作用、角色与职责等进行了重点强调，“辅导员、班主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成为大学生建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要采取有力措施，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对高校辅导员的设立、培训、待遇、地位与作用、角色与职责提出明确要求，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对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二）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也随之不断发展，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一是从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相关文件下发的时段看，1949－1965共下发8份；1966－1977共下发0份；1978－现在共下发17份（如表二所示）；二是对所发文件作进一步分析，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1949到1965年的确立阶段。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改造，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开始逐步确立。主要体现在1951年政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和1952年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地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以及196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和1965年《关于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四个文件中。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中，提出了有准备的“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规定。在《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地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中，提出了“在高等学校重点试行政治工作制度，设立政治辅导处并配备政治辅导员。”并对辅导员的职责作了规定。在“高教六十条”中，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级的文件提出“要逐步培养和配备一批专职的政治辅导员”。在《关于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中，对高校政治辅导员的地位、作用、工作性质、任务、待遇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的确立。
第二，1966年到1976年的破坏阶段。十年“”使我国辅导员制度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在这十年期间，党和国家不仅没有出台一份有关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方面的文件，而且在、反革命集团的操纵下，执行了极左的路线。大肆批判《高教六十条》，炮制反动的“两个估计”，鼓吹“停课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政治工作队伍被“工宣队”、“军宣队”所取代，大批高校政工干部包括政治辅导员被诬陷，被下放改造，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尽管后期出现了工农兵上大学，也有政治辅导员，但总体而言，十年之中，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不仅没有发展，而且破坏严重。
第三，1977年到1989年的恢复阶段。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出台了系列文件以恢复高校优良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和我国已经确立的高校辅导员制度。如：1980年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规定各校要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或班主任制度。1981年的《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暂行规定》要求：“在第一线上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辅导员，可按一百二十名左右的学生配备一名。”1984年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对这支队伍的政治素质和知识水平的基本要求、来源和发展方向、培训以及待遇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1986年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选拔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充实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中聘任教师职务的实施意见(试行）》三个文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来源，职称评定等方面做了相关的规定。1987年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再次强调专兼职的组成以及在每个班级配备兼职的班主任、导师或辅导员。
第四，1990年到现在的发展阶段。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进行梳理，重在对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进行专业化与职业化方面的引导。如：1990年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专职思想政治工作者正规培训的通知》提出要为他们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培养一批年轻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家。1995年的《中国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提出：“学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和教授”。2000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建设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政治坚定、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高素质队伍。2004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人才培养工程，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基地。选拔推荐一批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进一步深造，攻读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后专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提法实际上正式提出了辅导员职业化的问题。2005年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了：“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200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对辅导员的要求与职责、配备与选聘、培养与发展、考核与管理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为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发展奠定了组织、制度、政策和条件保证，也使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丰富、发展和提升到了新的水平。
（三）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的目标是职业化和专业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尽管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取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目标是清晰的。
一是从辅导员的角色职能看，经历了从政治辅导员到辅导员，从政治工作干部到政治工作干部和教师的转变。1952年，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地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对辅导员的角色与职能初步界定为：政治辅导员，其职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的职责是“主持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工作”。后来的相关文件对辅导员的角色和职能的规定基本上都是围绕此展开。直到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颁布。《决定》指出：“高等学校的每个班级均应配备兼职的班主任、导师或辅导员”，第一次由“政治辅导员”的称谓改为“辅导员”。同时，文件还指出：“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人员，是教师队伍的一部分，应列入教师编制，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这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明确了专职辅导员教师的身份。以后的相关文件也是围绕这一主题不断完善。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三条更是对其角色和职能作了明确规定，“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
二是从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模式看，从专职到专兼职结合再到建设一支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辅导员队伍建设目标的发展模式。如，1951年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中提出“设立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1961年“高教六十条”指出“要逐步培养和配备一批专职的政治辅导员”。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指出“政治辅导员都要既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坚持业务学习，有条件的要坚持半脱产，担任一部分教学任务。政治辅导员可以适当轮换”。1981年《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暂行规定》指出“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有一支又红又专、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队伍”。2005年《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四）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仍需不断完善
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虽然取向明确，但仅从文本分析而言，仍有诸多不足。一是从下发文件的类型看（如表三），决定、规定、工作条例这类刚性文件只有8份，决定、规定各占2份，工作条例4份，其中，工作条例又有2份是加了试行和草案字样。而意见、通知等柔性文件有17份。二是从目前认为高校辅导员制度最完善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内容看，文件中有许多柔性规定。如：使用了“应当把……”、“应当坚持……”、应结合……”、“应成立……”、“应纳入……”、“应当……”、“应当建立……”等应然性规定，“可以根据……”、“可按……”等建议性政策也有多处。这也充分说明，当前我国的辅导员制度还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中，还有许多改进之处。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变迁与趋势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的政策文件进行了解析，无疑对新政策出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有助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从而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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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工作意见范文4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一)经济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二)政治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三)文化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大学生
高校思政工作意见范文5
1.1 充分发挥辅导员队伍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能力
1.1.1 强化辅导员在网络思政方面的引导作用
辅导员教师队伍要熟练使用使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知识，主动使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和影响，同时，辅导员要用学生的视野来分析和思考如何正确使用网络来推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在开展这一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利益，推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1]。
1.1.2 辅导员老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在利用网络教育来影响班级的思政教育工作方面，辅导员老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生的自己管理能力，使得学生主动、自愿的接受老师的正确影响，促进学生自主的理性形成，促进学生自觉、正确使用网络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
1.1.3 转变思想，灵活运用网络舆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的班级模式早已从“固定”转变成为“灵活”。早在1862年，“班级授课”这一制度已确立。班级模式的固定化，利于学校有序地开展教学活动，但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低学生的创造力。为进一步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高等教育的改革因势而生，以前固定的班级模式渐渐灵活起来。这种“灵活性”也逐渐应用于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如，西华大学的“易班”学生互动平台，就是有效使用虚拟平台社区，由辅导员老师和学校的网络工作队伍共同关注学生的“网络言行”，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对学生的思想工作进行监督和引导。[2]实践证明，转变思想，灵活使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有利于推进我国教育的发展。
1.2 发挥学生干部在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高校学生是高认知人群，他们的利益诉求更加强烈。高校一旦出现网络舆论导向错误的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的损害学生的利益，易在校园网络平台上内产生不和谐的声音。这样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易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些网络上的发生就推动了高校舆论的进一步发展，随之产生相对应的矛盾和问题。
在高校舆论的引导方面，要正确发挥学生干部的力量：一是，在面对网络上学生们自己对自己利益的诉求，他们选择网络这种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希望得到他人和支持，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结成有共同利益和能互相理解的集体。而当这些人的单人观点成为集体观点之后，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最后成为一个舆论导向，在面对这种舆论导向的产生时，就需要我们的学生干部在起始阶段就密切关注，一旦发现舆论的导向不对，就需要及时告知辅导员，再配合学校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舆论导向，将这些问题的不良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二是，要培养学生干部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能够及时关注并发现到网络上在同学们所发出的“声音”，对好的言论积极引导并指出，对不好的言论及时发现并关注，采取相应的措施。
1.3 培养“意见领袖”促进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在每一个固定的大学网络平台上活跃的群体较为固定的，在这个群体中，较容易出现某些语言表达能力强，思路清晰的“弄潮儿”，他们的看法容易左右一个集体的舆论的导向，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意见领袖”的人。当一些错误的言论在网上形成扩散趋势之后，出现误导广大学生的舆论导向时，意见领袖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意见领袖肩负着引导正确舆论导向的重任。我们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既要为“意见领袖”的正确观点充当传播者，同时我们自觉担负起引导社会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担当起正确的意见领袖，并在学生中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意见领袖”，让广大学生就能在第一时间接受到正确舆论导向的影响，起到导人向善的功能作用。
如何树立学生意见领袖的地位：一是，创造一种自由平等的网络舆论氛围。作为在网络中人际关系的扩大，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二是，在舆论引导机制建立的过程中，重点培养学生群体意见领袖。积极发挥学生意见领袖的作用，以其个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来对广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3]三是，在学校网络体系构建当中，积极发掘思想觉悟高、思维缜密、逻辑清晰的优秀学生，并对其进行网络传播的培训，进而将其培养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
2 丰富内容的有效性
2.1 借助网络舆论，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覆盖面
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形态已然普及，高校的校园网络文化也显得非常丰富和活跃。高校是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大学生作为校园网络群体社区的主力军。学生群体常常通过校园网络平台，对校园及社会上的某些事件在校园网络平台上进行个人言论的发表。学生对这一平台上产生的言论也是有着较高的关注度，使用这一网络平台的频率也较高，借助校园网络平台，舆论的传播扩散到高校的角角落落，其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当一个爆炸性的热点事件出现，与此同时，各种声音在网络上出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通过这些舆论的发展进行着扩散和覆盖。
2.2 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加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深度
学校要有意识地及时防范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的舆论导向，正面积极的宣传教育来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降低负面舆论的不良影响。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供大学生们学习和交流，并增加学生学习书本以外的、课堂上接触不到的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量，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深度。首先相比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校园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对网络上的一些极端分子和恶劣言论进行积极疏导以外，鼓励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发生，尊重学生的平等、自由发言。其次，校园网络舆论的长期性、多元性，使得在应对诸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出现的紧急事件、突发事件方面，网络文化的内容丰富、多元，对处理这些问题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最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丰富校园网络文化的前提下，正确引导学生的“网络发声”，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实现网络内容的丰富性和延展性。[4]
2.3 舆论引导使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更具共鸣度
对于高校而言，要有效控制和引导网络言论的方向：一是，需要开展网络舆论的社区平台；二是，要使用科学的方法来抵御网络上的错误思潮，采用有效的方法途径使主流价值观占领高校的互联网阵地；弘扬国家和社会的主旋律，用红色思想来占领校园网络“制高点”，为高校大学生们创造良好的网络氛围，使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产生共鸣度。
高校要提高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共鸣度，首先建议高校建设一个主流的校园网站，建设一个大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校园网络互动形式，吸引大学生们主动自觉参与、浏览并发表自己对于校园网站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不断的深化交流与创新思维，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当然，重要是打造主流特色的校园网站，符合当代大学生们的思维观念，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于网络资源的需求与喜好，同时校园主流网站要兼具高校的趣味性、独特性、知识性、人文性和教育意义于一体，提高大学生们的热情，吸引他们的眼球，做到在娱乐中学习、在学习中娱乐的高层次水平。
其次，还要加强各高校校园论坛的建设。高校大学生大多数习惯在校园论坛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在校园论坛中寻求帮助，各高校的学生和老师参与其中，由于年龄和知识程度相仿，因此，大多数学生能在这里找到共鸣、找到适合自己的关注点。校园论坛上的舆论也经常成为热议话题，引起全校乃至更广的反响，校园网络上各种言论冲突也随之展开。高校掌握舆论主动权，也要做好校园网络论坛的管理工作，正确引导校园网络论坛上的各种舆论。[5]
3 创新方法的新颖性
3.1 网络舆论进一步拉进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希望学生坚持正确观点，防止出现错误观点，但这种“防患于未然”的观点反而容易让学生走进误区，导致学生出现一定的叛逆思想，而网络舆论有效的推动了老师和学生在网络社区上的交流互动。首先，辅导员老师通过网络平台积极的关注学生在网络上的各种言论，正确理解学生的言论以及想法，理性使用情感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的与他们产生共鸣，立足实际，通过网络评论等方法转变学生的错误观点。其次，目前，建设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拉进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充分发挥网络舆论引导机制队伍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作用，推动了老师和学生在网络社区的有效互动和交流，增加网络社区的活跃度。最后，在网络舆论的引导中，始终坚持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强化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使学生的网络思想言行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通过形式多样、机具吸引力的网络文化进一步加强了学生和老师在网络社区上的沟通与互动。
高校思政工作意见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思想政治教育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04.175
[中图分类号]G641；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04-0-02
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其中20～29岁人口占比为29.9%，学生网民占比为25.2%，均为同类型对比中最高比重，大学生网民是中国网民的主力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要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使网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在网络迅猛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网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网络意见领袖”在舆论导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意见领袖”是传播学中的概念，“在每个领域和每个公共问题上，都会有某些人最关心这些问题并且对之谈论最多，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意见领袖。”而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是大学生网民中的佼佼者，他们能熟练运用网络技术，在网络中拥有极高的活跃度，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和言论内容吸引众多大学生网民的追随，在网络信息的传播中拥有话语权并影响舆论走向。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是真实存在的，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自发性，这个群体容易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忽视。
1 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发展现状
1.1 个人综合素养良莠不齐
在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中，有些是学生干部、团体骨干，他们本身综合素质较高，拥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能够分辨是非，在网络舆情中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有些网络意见领袖“更具草根性，在政治信息辨别力和洞察力上缺乏实证研究的能力” ，有的言辞过于偏激，容易在发生网络事件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个人综合能力尤其是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均有待提高。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普遍问题还在于：第一，他们正处于18～22岁的人生阶段，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是逐步向成熟期过渡，他们思维敏捷、热衷新事物，但缺乏判断，政治立场更容易受到影响；第二，他们的知识储备不全，信息爆炸的社会，如果想成为真正的网络意见领袖，不仅需要快速占有网络信息，更需要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理解和消化，知识的匮乏导致了他们理解的偏颇，容易在信息传播中导致偏向；第三，大学生网民太过于依赖网络，而网络意见领袖则由于能在网络中找到存在感和成就感越来越远离现实社会，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中的缺失导致了他们人格发育的不健全。
1.2 高校网络监管机制不全
教育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对网络新应用的研究和应对，及时掌握师生在校园网、主流社交网站及微博、微信上的动态，形成覆盖全面、及时准确、正确引导、有效管理的高校网络信息管理机制。”。当前，高校的网络管理手段逐步加强，学校官网、官微、官方论坛大多采用实名制认证、发帖监控、动态监控的方式进行监管。但是大多数高校更重视学科和专业的建设，对于网络的监管比较欠缺。目前高校的官方网络平台一般由学校宣传部门负责监管，而学校其他部门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微信平台，而对于这些二级网络乃至三级网络，高校的监管是不够的，网络管理机构不健全、人员缺乏、反馈机制不通畅、处理周期太长是目前高校网络管理的现状。对于学校一级网络的管理，目前仍停留在发帖置顶、删帖或筛选留言的阶段，因此，目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监管的滞后是极其不协调的。在对于网络意见领袖的监管方面，高校的网络监管机制更是缺失的。
2 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培育的作用
2.1 变被动干预为主动引导
以往高校对于网络舆情的干预体现在网络事件发生时或发生后，而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之广、影响之大，令人难以想象，高校网络事件响应的速度往往又较为滞后，这造成了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舆情干预上。加强对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网络舆情发生时迅速响应，通过对网络意见领袖进行信息的解读和澄清，迅速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充分利用他们的网络传播能力和号召力带动广大学生网民，引导舆论走向。另一方面是，通过主动加强对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多方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即进行引导和培养，将他们积极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
2.2 变官方为多层传播
高校对于大学生网络思想阵地的占领、信息的多体现在官方渠道，如官方微博、微信、网站等，虽然官方消息具有权威性、可信性，但大学生在非官方渠道中更为活跃，而他们中意见领袖的话语往往比班主任、辅导员的说教更具有说服力。加强对于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培育，无疑是在官方渠道以外开辟了无数个“信息站”“t望台”，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可以运用自己的微博、微信对官方信息加以解读并进行二次传播，无疑能扩大信息传播的影响力和范围。
2.3 变“任由发展”为“为我所用”
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发展目前呈自发性，很可能随着某一个话题而涌现，其身份不容易被甄别，而对其的监管则更是无从谈起。学生在班级组织中被严格管理，在网络世界中却可以任意为之，长久看来，不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培育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可以让虚拟的传播变得可以预见，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政治观念、媒介素养、整体人格都是经过严格筛选把关和培养的，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舆论观，在整个信息传播的链条中处于重要的环节，不仅可以调整信息传播的内容、范围，还可以及时控制舆论发展的态势，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于主动地位。
3 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培育的路径
3.1 政治方向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个体发展的功能，对塑造人的品德、促进人的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导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往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来。“要提高高校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就要引导他们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舆论观。在当今社会，崇尚言论自由，人人都是传播者，但却并非所有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传播培训。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生活中凭借自己的网络技术、网络活跃度和言论水平自然成为意见领袖，在这个过程中高校管理部门并未过多干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把好思想政治关，从源头上进行引导。一是通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二是利用各种激励手段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三是坚持个人意见与主流意识相结合，在充分尊重个人意见基础上积极疏导，确保大学生意见领袖所发表的意见符合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要求。
3.2 行为规范约束
网络世界虽是虚拟的，但必须符合社会规范，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人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用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于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首先，要加以甄别，国内学者研究得出“基于时间变化图的网络意见领袖识别算法”，可以帮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效识别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对于真正的网络意见领袖，要充分加强沟通并搞清楚真实身份；第二，要将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纳入管理机制中，采取奖励、惩罚、监督、评价等手段加强管理，约束其网上行为，对于积极正面向上的网络意见领袖，给予线上线下的双重优待，优先解决其学业、就业等问题，对于长期持负面言论且初步教育无效的网络意见领袖则要采取暂时封贴等措施，防止其言论扩散；第三，对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内容给予明确规定，哪些可以传播，哪些不可以传播，给予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在政策可接受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言论自由。
3.3 综合能力提升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中还指出，要大力开展网络素养教育。目前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综合素质良莠不齐，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第一，政治敏感度和洞察力，要培养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政治素养，哪些信息该传播，该怎样传播，是否该第一时间传播，要抓住信息传播的最佳时间点，从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敏感地捕捉到受众感兴趣的信息，并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自觉；第二，知识储备能力，作为网络意见领袖无疑要占有海量信息，并及时反应，对于信息的处理和解读则建立在占有大量知识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帮助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提供知识和信息，在日常生活中加强知识储备，在信息传播中及时补充；第三，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加强逻辑思维训练，信息的传播和语言的组织要经得起推敲；第四，信息实证能力。对于网络信息不能轻信和传播，应当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辨别和澄清，从官方途径获得第一手资料、在实践中检验、到权威部门寻求解释、对信息进行反复甄别和验证；第五，舆论引导能力，能够预知事件的走向并及时加以控制，有效利用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身份和话语权带动和引导普通大学生网民及其舆论。
3.4 个体人格塑造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并不排斥人的个性发展，而是把人的个性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培育中，可以充分尊重和发挥他们的个人意见和特长。但针对大学生自身发展而产生的生理、心理和人际交往问题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引导，作为领袖，他们还应在人格方面得到全面提升。首先，在心理发展方面，要引导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遇到事情冷静对待，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跟进，要利用理性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在面对自身的挫折和打击时能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正确面对问题，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绝不把自己的消极情绪带到网络中去。第二，在生理发展方面，合理饮食，规范作息，保持每天进行体育运动，控制上网时间，劳逸结合，要及时回归现实生活，不可沉溺于网络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帮助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提升身心素质。第三，保持现实人际交往，采取线上线下双互动的形式，通过组织读者见面会、座谈会、分享会等活动，把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拉入现实生活中，增强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避免由于沉溺于网络世界而造成的实际生活能力退化，同时也可增强意见的现实感，让网络信息在面对面的交往中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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