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于社会的意义范文1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的表现有,(1)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不同步,可能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也可能超前于社会存在的变化.(2)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与社会存在的发展水平不平衡,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的社会阶段,社会意识可能达到较高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社会阶段,社会意识可能处于较低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思想意识水平可能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思想意识水平可能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3)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每一种思想形式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4)社会意识各种形式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它们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5)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阻碍作用.
44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内容：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等等。
45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可以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环境，扩大科技开放合作等方面结合着说。
46题：如何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中国过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稳定和完善党的各项基本政策，拥护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质是取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方向，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环境，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2.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国家机关都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执行者，要努力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
创新对于社会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13-0059-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13.029 [本刊网址]http：∥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全会深入研究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反映了时代的声音、人民的意愿，对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极端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当前，树立这五大发展理念就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推进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这对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涵解读
“创新型”是我党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品质的重要体现，始终保持党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良好状态。创新型要求在做好本职工作，解决困难的基础上，更好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这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动的动力之源。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需要明确创新包含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针对具体工作有新举措，这需要将坚持党的领导和党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要成功实现领导改革开放，既要用创新的精神去与态度解决好党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改进并完善党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领导体制和工作方法。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需要始终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同时也要讲科学，在全面认识客观规律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用新的思路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
二、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价值分析
（一）有利于全面提升党建的科学化水平
新时期党的建设科学化，强调在全面认识并遵守党建规律基础上，使用科学的理论去全方位指导党的建设，使用科学的制度去保障党的建设，使用科学的方法去推动党的建设，全面提升党建水平。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全面把握党建规律，提升党的科学化执政水平。从理论角度来讲，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建理论创新，能更好地指导党的建设；从制度的角度来讲，构建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一项复杂、系统性工程，涉及到的党制度创新问题，能全面体现制度保障；从方法的角度来讲，建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自身建设的新方法，能为新时期党建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总之，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利于提升党的科学化建设水平。
（二）有利于加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认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进行的科学判断，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国情。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实现社会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才能转变为现实。因为我国当前还未达到高度发达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出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从时代特点、中国国情出发，创新发展理念，丰富民主表现形式，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目标。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其次，有利于加深对社会执政规律的认识。事物的发展需要遵守客观规律，我们党的执政规律与建设规律一样，党的建设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产生了邓小平、和等党建理论，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是共产党人坚持开拓创新的结果，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新的理论与成果的出现，也说明了我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因此，在认识与发展党的执政规律过程中，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在不断实践过程中去掌握规律。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更要用创新的精神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使用新的理论、经验和方法，不断推动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在新阶段，结合中国国情，努力探索新的执政规律，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制度去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途径
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品格，新时期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善于创新和勇于创新，在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战略实践中，去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全面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始终坚定不移地推动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适应党的建设事业发展需要，将我们党建设成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执政党。
（一）全面树立创新意识
同志指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要切实将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各个方面，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全党要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和勇于实践，去把握时展的基本要求，顺应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诉求，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始终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永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在党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之路。由此可见，创新是我们党保持生机与活力之源，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应全面重视创新，全面解放思想认识，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去激发创新精神，敢于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全面树立改革意识，永葆开拓创新的状态，永不懈怠，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二）坚持理论创新，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
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突出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性地位，因为理论创新是先导，是开展创新的灵魂，只要党与国家事业永不停止，就需要不断开展理论创新。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把握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争取方向，一直坚持理论创新，大力坚持与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展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规律以及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从当前我国国情出发，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来分析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处理好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实践的过程中持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永葆党的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创新党的建设理论，确立“执政党建设思维”，建立系统、整体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念，从党本身的执政规律、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来全面把握好党的建设，使用科学的党建观来全方位指导党的建设，创新并推动党的建设。同时，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实践发展、认识真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需要不断坚持理论创新。为此，在全面重视实践理论基础上，使用最新的理论成果去武装全党，这是重要的经验和理论优势。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坚持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提升理论创新的水平，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三）坚持实践创新，为党的事业提供不竭生命之源
实践创新是基础，是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实践是检验创新效能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党的执政基础、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多个方面出发，加强并改进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与组织建设。党建工作在全面植根于党的事业中，才能具备实践基础与持久的不竭动力。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不断坚持实践创新，注重实践，将实践放在首位；敢于实践、勇于实践；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在实践基础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以，加强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出发，紧密结合经济社会的“五位一体”的建设步伐，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效来进行检验，注重通过实践来全面推动创新，围绕全面推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推动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同时，实践创新也是实现理论创新之源，是加快理论创新的持久动力。要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有所创造与发现，我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持续推进实践创新。新时期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树立“实践第一”的观念，敢为人先、积极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四）坚持制度创新，全面发挥制度的激励效能
创新活动的开展依赖制度创新，需要制度创新的激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全面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实现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进一步深化党的制度改革，巩固民主集中制建设成果，全面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机制，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提供政治保障。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破除机制障碍，从制度方面进行创新，持续推进党建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制度化。加强制度创新是保障，是创新的核心，由于制度本身存在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特点，创建并完善党的制度建设机制，完善当前的制度机制，从新的形势和变化出发，紧密结合党的建设实际，创建制度机制。尤其是在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进程中出现的有价值的经验、做法，进行全面的总结提炼，采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实现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常态。要全面加强党的制度创新，建立激励创新的机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仅要做到埋头苦干，更需要用创新激发效能，敢于废除落后的体制机制，通过加强制度创新，全面激励创新，在全社会逐渐形成创新的良好风气与氛围，以党的工作机制、领导体制作为依托，建立健全党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坚持并完善基层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全面深化培养并提拔高素质的执政队伍的新认识干部制度，让党的建设能适应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坚持党建制度创新，完善党的各项制度，运用科学有效的党的制度来加快党的建设，完善党领导制度，全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内选举要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全面贯彻民主、竞争、公开的方针，完善差额选举、竞争上岗等制度，培养全心全意、高素质的队伍，加强党的制度的科学化建设，将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层面。
（五）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创新
创新对于社会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代价值
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科学指南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继邓小平在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第一，《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表明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无阶级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总是附属于一定的阶级且为其利益服务的。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毋庸置疑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改变，关键要做到一点，即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无产阶级性质。
第二，《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表明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说“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鉴于此，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就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大胆吸收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了对糟粕文化的剔除。
第三，《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表明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它受制于社会存在。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还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极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相反，消极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要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营造团结和睦的社会氛围，争取形成奋发向上的社会精神力量，以便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搞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用更先进的社会存在去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二、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导向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始终是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在意识形态建设、精神文化的构建上，也就体现为构建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利益需求的意识形态、精神文化。所以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的文化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先进的社会存在的观念体现。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指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强调先进文化建设。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就体现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的要求。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要重视内容上的创新，同时还要重视文化生产体制和传播手段的创新。同志指出在文化生产中，我们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我们的文化生产者们才能不断地从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得到素材，创造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可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新作品。而只有在坚持百家齐放、百花争鸣的方针下，我们的文化生产者们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异彩缤纷的文化。
三、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提出之初就特别重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明确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从“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迈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转变使社会主义的传统强项“革命”被弱化，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会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经验不足逐渐丧失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会不断削弱。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等思想不断腐蚀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基础，侵蚀着人民原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选择上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创新对于社会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文化传播；意义；传递；接受；现实性启示
文化传播是政府这类传播组织通过报纸、书刊、电影、电视、广播等多种文化载体形式对“受众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1]，它借助于书刊、报纸、广播、影视等多种文化载体形式才能现实地展开。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和物力增加文化产品，丰富文化载体形式，促使文化传播不断发展，但客观来讲，并没有达到理想预期，对此有必要深入思考“文化传播的实质内涵是什么”这个问题。本文借鉴当代传播学和符号学的思想方法，从学理层面探讨文化传播的实质内涵――意义的传递与接受问题，进而阐明其对现实性文化有效传播具有的启示。
一、文化传播以意义的传递为实质内涵
从符号学视角来看，文化世界诸多要素最终又能够抽象为符号，它“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2]。多姿多态的符号构成了种种文化的景观，人正是学习和掌握了符号的使用，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特别是当代社会，无所不在的信息载体――图书、杂志、广播、电影、电视以及网络等上面的信息，都被看作是一个个复杂的符号。
符号“是以词构成的观念”[3]，语言形式的符号交往是文化的基础，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所说：“清晰分明的言语，是符号表达的最重要形式。……文化‘开端于语词’，同样，文化的继承、发展和流传也在于语词。”[4]因而，关于语言符号结构的分析，就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对符号的分析。法国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文化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认为，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能指即表达面，它属于符号的形式，是关于对象（某物）的词，所指即意义面，它属于符号的内容，是关于对象的实际形象，“二者的关系就好比是一张纸的两个不可分离的面”[5]。语言符号的意指作用（即记号过程）就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6]，可以说，符号实际上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
进而言之，文化传播的基础是符号的传播，是通过符号形式传递符号内容或意义。就是说，符号背后的意义构成了文化本身，文化符号传播的实质内涵正是意义。对此，有学者言道：“符号的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一个符号具有其自身以外的隐喻的意义，并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因此符号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在文化中所构成的意义。”[7]这种意义存在于文化创作、传播主体的思想之中，并通过表现于其对符号的创编、运用而使意义对象化为符号形式，也就是对象化于报纸、书刊、广播、电视乃至网络等文化载体形式中。
二、意义传递实现于受众对意义的接受过程
从文化传播的实质来看，意义的传递效果首先取决于传播主体能否生产出承载意义内涵的一套符号系统。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传播主体所传播的文化载体包含以下两方面：由文化创作者编制符码时赋予之并被传播主体所赞同的意义和受众对这些被编制的文化符号或符码读出的其他含义，即对这些产品的解读或对于编码的解码。生产、制作方对意义载体进行编码，消费、享用方对意义载体进行解码，二者缺一不可。正是由于后者对编码的独特解读，这种符号象征意义才能够“激活”受众那片共鸣的内心空间，从而满足人们的普遍性精神需要。文化传播的受众对文化载体承载意义的接受，是文化产品得以传播、符号意义能够传递的一个必要步骤。对此，国际学界有一个观点，即关于意义的接受、符码的解读或解码，也是生产，是另一种悄悄的、潜在的却更为广泛、渗透力更强的文化生产，这被有的学者称为“另外一种生产”[8]。
文化符号意义的产生形成，是由创作传播方与享用接受方共同完成的，是只有通过双方的解释才能构成的、完整的符号意义体系的创造过程。因此，文化传播中符号象征意义的确立，是创作、传播方与享用、接受方共同解释的产物，在文化传播中，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符号共建与象征意义共享的现象”[9]。因而，文化创作和传播就是符号共建与象征意义共享的实践过程，是由符号意义的创作、传播主体与享用、接受者共同构建特定社会中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活动。
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体现为我们通常谈到的“概念空间”“思维空间”“逻辑空间”“情感世界”等[10]。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在人的创意及创造性当中，想象力又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主要因素，是在一定社会中产生并存在的。因此，文化符号意义的确立，也就是人的社会想象空间的形成。换言之，特定社会想象空间的形成，是由文化创作、传播主体的想象空间向受众想象空间转化的过程。特定社会现实中人类的生存意义、感受及其发展状况，首先由创作、传播主体洞见并将之上升到理论概括的高度，将无意识的形式提升为一定的意识形式，这意味着，创作、传播主体将具体物――其所处的具体语境――同相关的抽象概念相连接而产生符号、形成一定的象征意义，以此表征该主体的具体语境。当这种表征方法得到普遍认同，这种连接在社会上广泛推及，这种具体语境就被成功地转化提升为一套符号系统，其象征意义得到确认，同时，此符号（概念）被受众认同并普遍使用，或被丰富、发展。随着创作、传播主体的想象空间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被更多的受众所接受，创作、传播主体的个性化想象空间便转换为普遍共性的社会想象空间，与此相应的符号、象征意义也就形成或产生了。显然，这是由文化创作、传播者个性化的概念空间、情感世界等向社会推广转化的过程，前者必须为社会大众或受众普遍认同和接受。当然，认同和接受的方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也会因情而生、因景而定。
三、意义传递与接受的内在统一
由上可知，意义传递与接受是由文化创作、传播者与享用、接受者之间在各自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处于无意识“界面”上的隐秘情感被那些符号所激发的过程。意义的构建和传播必须以适合受众趣味、与受众惯有的社会想象空间相吻合的形式或方式来展开，即二者能够共享与共建符号的意义，并互为主体性。这一共享―共建的意义缘于意义创作、传播主体与受众面临的共同生活环境，并表现为共通的社会想象空间。这使得双方有着某种“通验”，也就是对于某种客观对象或物化形式的共通感受，后者始终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且往往被某种象征形式所表达，这种形式是客观对象的表征。
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表征是当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实践活动之一。就是说，文化符号的生产就是一种“表征的实践”[11]，即把当代人们各种概念或观念及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意义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进入这种实践领域，在当代世界上的一定文化共同体中有效地进行运转和循环，也就是这一文化中的成员共享各种系列的概念或观念及形象的文化实践，正是这种实践，“使他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12]。因此，文化意义或内容总是特定社会中意义创作、传播者与享用、接受者共享的文化信码。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传播者“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实在，创造出能给受众以审美体验的产品，受众又对文化产品进行阐释与解读，从而通过双方的共鸣来达到意义的共建与共享。
在符号象征意义的构建中，创作、传播者洞察享用接受者隐秘内心世界，巧妙地开发、利用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制作能够吻合、引发后者审美体验的文化艺术品，如影视制作、报刊、文化旅游，甚至教育也是审美意义的制造、分享过程。因而，符号意义创造的基本点在于，创作者不断探寻与享用者处于无意识界面上的社会想象空间的契合点。实际上，这是文化实践的过程，是创作者捕捉并以艺术形式提升到意识界面上的享用者所特有的社会想象空间的过程。对此意义的透彻阐释，既不受制于创作者的聪明程度，也不取决于享用者的大脑，而“有赖于作者将读者带至象征性地产生的普通意义的‘核心’能力。”[13]受众对于创作、传播者所传递的符号意义作出回应。社会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要，意味着受众潜在地拥有生产者制造的符号象征意义所能触发的社会想象空间。然而，受众的社会想象空间只是无意识地存在于日常言表之中――这是生产者进行符号生产以开拓受众内在空间的可能性基础。同时，它又是对文化产品进行审美欣赏、解读的情感基础。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文化符号的生产能力增强，受众欣赏、解读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又促使其参与的热情更加高涨，而这正是当代符号意义创作的助动力。正如有学者所说：“媒介文化重要，是因为公众的普通成员的热忱参与所致。”[14]文化符号意义的共建与共享，体现了当下人民大众的能动创造性。受众的回应，促使符号传播者朝向受众建构象征意义，以适应受众解读方式的方向对各种社会信息进行编码，前者“将生活的词汇语言游戏……翻译出来，以供扩大了的、普通的、转瞬即逝的观众来使用和解读”[15]。就是说，传播主体要实现意义的传递，就必须使生产、创作的符号意义为受众所接受，并愿意按照传播主体的预期对之进行解读。
一般来讲，传播主体――特别是政府组织这类传播主体必定要传播载负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信息，因此，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实际上是传播主体向受众提供符合其审美趣味的载体、传递的意义被受众自愿或不知不觉间接受的过程，亦即受众以同传播主体根本一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去解读报刊、电视等载体所负载的信息的意义，以与传播主体大体相同的趣味去欣赏或感受各种文化形式所表达的内容。这标志着传播主体与受众对于载体形式承载的意义、表达内容的解读达到了内在统一，也就是意义的传递与接受实现了内在的统一。
四、对于文化有效传播的现实性启示
在现实中，任何文化载体形式必定会承载一定的意义、表达特定的内容，正所谓“文以载道”。同样的载体形式可承载不同的意义、表达不同的内容，而彼此相悖的意义或截然相反的内容也能被相同的载体形式所承载和表达。在现实中，文化的有效传播，首要的就是向受众传递载体形式承载的意义或表达的内容。就是说，文化传播不仅要提供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等载体形式，而且要传递意义，即要向受众传递正确的意义。
鉴于意义传递的实现受制于受众对传播主体所传递意义的解读，文化有效传播应当更加关注受众对于意义的解读方式，力求达到意义传递与接受之间的内在统一。首先，政府等各级各类文化传播组织中的文化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应当牢牢树立并不断增强服务受众的意识，进一步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理论素质，改变简单、粗放、命令的管理方式方法，形成平和、细致、循循善诱的方式方法，使受众的内心诉求得到理性而充分的表达，引导受众从情感到理性对于创作和传播主体所提供的文化作品形成同自身一致的意义解读。其次，应促成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对话交流的和谐氛围，将文化传播主体观念意识的更新及其方式方法的改善与受众自觉性及素质的提高作为同时并进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传播主体，文化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要真正去了解、接近受众，系统地跟踪调研并掌握现实性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要提高受众特别是农村基层受众的现代知识水平和文明素质，尤其是大力改变基层、偏远农村受众对子女的教育观念，确立新的现代金钱观或财富观。再次，作为文化的生产、传播者，应当富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大力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积极创作贴近受众生产生活的文化产品，槭苤谔乇鹗腔层农村受众提供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具有时代性、社会性、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意义载体形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0XKS01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兵团宣传文化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16YB26）；新疆财经大学科研项目“互联网思维下的文化产业研究”（项目编号：2016XTD002，资助经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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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于社会的意义范文5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健全是以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主体所决定的。正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出现了新的繁荣，经济发展形成了新的问题，所以才产生了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笔者在文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对自我创新意识、创业教育、创业价值观念的正确引导与辅正价值。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创业观 对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述
党中央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决策，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当前环境下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比如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提升问题。高校是我国发展先进文化和特色文化的平台和高地，担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的历史使命，对我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道德价值观念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前应坚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融入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提高大学生自我素质。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在该社会中居于主导和统领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的作用就是针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引导，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成员与组织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辅导，因为这些发展对我国的整体国力的前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主要指引的思想，对我国基础事业和社会发展起积极引导作用。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帮助，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正确引导，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的时代精神。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要求我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各地区精诚合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要求国家的每一个人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社会风气，发扬爱国主义思想，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动力。
自主创业观概述
（一）自主创业观提出背景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更要向前不断发展，提高发展速度与质量，我国高校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要逐渐适应当前的发展状况，了解发展信息，我国教育部提出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之中，针对高校校园的创业与发展做出详细的要求，强化了我国师生的创业基本价值观念与创业素质及热情的主题，要加强高校校园中的创业发展理念。从2002年开始，教育部就已经先后在高等教育方向设置了多所重点大学进行教育资助创新的拓展，为高校的自主创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中主要展现了四种不同的模式。第一，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与创业意识有效结合，要不断丰富学生自身的创业意识和创业基础知识，了解如何改善自身的缺点，实现自我创业意识向前不断发展的目标。第二，应不断强调学生自我的创业激情，让学生不断发挥自我的创业激情去实现创业目标，以改善在大学校园之中创业不足的缺点，实现创业发展的最终目标，要让大多数学生了解到创业发展的真实目标和价值，努力向着创业不断发展。第三，加强创业发展过程中创业的培训与技巧的传授，开展并建立一些创业基地，以提高大学生自我的创业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第四，丰富自我的创业教育体系的各种特色与优势，利用一些发展技巧丰富教学内容。
（二）自主创业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越是就业好的学校自主创业的学生越少。调查显示，2009届大学生自主创业占毕业生总数的1.2%，对比2008届的1.0%略有上升，而与2007届的1.2%基本持平。自主创业尚未成为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选择。从学校类型来看，越是就业好的学校，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就越少。2009届“211”院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者所占比例为0.4%、非“211”本科院校为0.8%、高职高专院校则为1.6%。其中，从2007届到2009届，高职高专自主创业比例远远高于本科。
第二个特点是艺术设计、机电一体化技术类等专业成为自主创业的首选。“从专业来看，2009届毕业生自主创业最多的本科专业是艺术设计，占7.4%，高职高专则为机电一体化技术，占5.5%”。麦可思公司的调查研究显示，从职业来看，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者所扮演的职业角色较为集中，例如2009届本科和高职高专创业者均集中在销售职业，担任最多的则是企业管理工作，即职业为总经理和日常主管（小企业）。而从行业来看，2009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行业技术成分不高，主要集中于个人服务和销售行业。
第三个特点是创业者的月薪收入较高。大学生创业者是一批对收入有更高期待的人群。调查数据显示，2009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者收入期待底线为2429元/月，高于同届受雇毕业生的2024元/月，约占20%，而通过创业他们的收入达到3028元/月，确实高于受雇的同届毕业生的2225元/月。
第四个特点是创业者掌握的各项基本工作能力高于受雇就业者。“有效的口头沟通、说服他人、判断和决策、谈判技能和积极学习等能力是创业者的五项基本能力”。麦可思公司的调查研究显示，2009届毕业生离校时五项能力水平排序为，54%、53%、52%、43%、57%；而受雇者的这五项能力离校时掌握水平依序为51%、47%、46%、40%、54%。由此可见，创业者掌握的能力明显高于受雇就业者。不仅如此，在创业者离校时掌握的35项基本工作能力中，有30项都高于受雇就业者掌握的能力水平。
当前自主创业存在问题分析
（一）创业意识较为缺乏
大学生创业缺乏相关的准备意识，主要指的是大学生因为自身的创业能力不足，在创业的需要、兴趣、动机、理念、信念、世界观、价值观等素养的形成过程中都存在很多难题。当前我国大学校园之中的创业教育开展的不够深入和彻底，大部分学生对自我的认识和定位不够清晰，对自我发展的空间选择不够明确，造成了自我学习与拓展的不可持续性。大部分高校学生虽然拥有一定的创业热情，但是只能停留在想的阶段，而不能付诸于实践。另外一部分的学生因为自主创业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总体来说只是一种创业意识。
（二）创新意识差且创业激情低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后续动力较差，主要表现为我国民族精神之中的创新意识较差，创业激情较低，创业的主要动力是根据创新价值观念和创新价值思路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价值思路就是要求我国人民要具有创新精神不断开发自我的创新意识，改变自我的创新观念。另一个要点是要不断强调我国人民的创业激情，我国人民当前创业激情较低，不能形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缺乏有效的正确辅导，达不到国际标准。
（三）创业心理素质有待于提高
当前环境下的高校大学生缺乏相对应的创业激情和创业头脑，自身缺乏良好的创业心理素质，其中包括独立性和坚韧性，缺乏克制性和责任性，做事情虎头蛇尾，不负责任，对待工作和创业计划只存在“三分钟热度”，很快会因为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而退却。而且现阶段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好大喜功，往往表现出优柔寡断、急于求成、盲目冲动、失去理性的缺点。在创业过程中心理素质较差，经受不住挫折，总是被困难所打倒，情绪较不稳定。
（四）创业知识储备不够
创业知识是学生学习和体会创业发展的一种基本学习体验，要不断完善学习知识就必须不断地适应社会环境和大学创业意识，创业知识的不足和缺乏是造成学生学习创业发展知识降低的主要原因。创业知识需要从基础开始学习，要不断提高自我的创业知识储备，以便于更好地实现创业基础的牢固和全面化，在大学生对待创业发展的工作过程中，创业知识占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会对学生的创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创业品质与道德也只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才可以不断的提高，以便于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更加有益于成功。
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自主创业观的对策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研究，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自主创业意识。这要求大学生必须加强发展自我创业意识之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以此来提高大学生自我的创业素养和创业观念的道德意识。在高校平台之中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结构、功能、实践、要求、外延等因素，还要不断研究当代大学生自身的心理特点和感情特点，有针对性地提高大学生自我素养和创业道德观。还要从生活的角度入手提高大学生对实际动手能力的要求，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理解，完善大学生的自我素质。
第二，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品质，不断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主动性，在大学生对待知识的不断学习过程中，可以充实自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知识来了解当前的创业环境发展。只有不断提高教师素质才可以实现创业发展的可能性，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一种职业生涯的规划意识，要不断完善教学日志和教学内容安排，提高自我的教学技巧，利用较为有效的思想政治辅导和方式去完善教学的漏洞和缺陷，要在科研活动中让学生体验到创业的意义，体会到科研能力与思想政治的重要性，积极应对社会实践，要在学生心中树立一种全新的发展心态，为建设中国特色主义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贡献。
第三，重视专业课程的辅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寻找出一条捷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进基础教育课程的内容，提高高校大学生自我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高校现阶段的思想政治课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适合学生，可是却缺乏实际价值，流于形式。笔者认为要抓紧从专业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手，改变当前存在的不足，建立起一种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主渠道和平台，建立一种主要的阵地，开展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课程教授，提高社会教育的程度和知识的系统性。学校在开设其他课程时也要考虑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的重要性，柔和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知识和要素，要不断完善人生观和价值观，利用教学有效性和人性化管理做到创业教育的积极辅导。
第四，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模式。要增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教育的实效性。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不能脱离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不能脱离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实际，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从现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出发，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有分别、有层次地进行教育。另一方面，要改革一直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说教型”、“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运用参与式、启发式、探究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大胆创新教学模式，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研究型教学”、“比较教学”等模式，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益。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无论现代化经济发展进入什么阶段，提高大学生自主精神价值观念仍然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环节，要不断强化大学生的自主创业观念和精神文化力量，改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缺失与落后，完善大学生的道德情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要与高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精神与理念互相结合，有效贯穿在一起，并将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观念与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充分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完善，提高社会主义框架下高校大学生自主创业与自主改善创业观念与创业价值认识的一种认识。通过不断优化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高校大学生实现全新的创业价值观念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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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于社会的意义范文6
何为政府、何为中国政府呢？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学者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和使用政府概念。如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重建政治学以后，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第一本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概论》中就明确地指出：“政府一词，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狭义的解释。”（注：赵宝煦：《政治学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赵先生关于政府的这个界定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和影响。但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即政府是否只同国家相联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广泛阅读学习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政府问题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初步论证了“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在国内，关于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有两种：一是建国初年“共同纲领”规定的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于一体的广义的政府，一是始于1954年宪法规定的狭义的政府，即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政府的狭义解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而对于广义政府的解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将对政府概念的界定从国家机关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如芮明春主编的《政府学》，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就是持这种解释；另一些学者则将对政府的概念界定从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领域，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把政府＝国家＋社团＋民间组织＋社区政治机构，如辛向阳在其著《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一书中关于政府的五级定义的前两级定义就是如此；另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定义之中，如王敬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就基于中国政府的特殊结构，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广义的政府之中；胡伟著《政府过程》一书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机构的核心，无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都是如此；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主张政府等于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认为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质；第三种是提出更大的政府概念，它超越了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并主张用“政府体系”概念等同或取代政府概念，如由曹沛霖、林尚立教授等编著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在总论中就使用了“政府体系”概念，作者把政府体系优化的基本组成概括为10个方面；陈红太研究员认为“政府体系”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或制度、体制的极高度的逻辑概括，认为应该用“政府体系”的概念替代“政府”概念（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上对政府概念所作出的“超国家”机构的解释不同于我们提出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概念，把政党等纳入政府的研究对象虽有事实根据，但是值得商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将政府概念的解释限定国家机构范围内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纳入政府概念就是无视当代中国政府的实质，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政府”与“政府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非国家机构的执政党、政协和“单位”也不能同政府相提并论，它们只构成政府的生态环境和履行职能的工作对象，虽然过去和现在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还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现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这些现象会逐步淡出政府，做到各自相对独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务正业，逐步理顺党政关系。通过政府创新逐步达到“解放政府”，这也应是政府创新的内容和基本走势之一。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应当是指同国家机构相联系的政府，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狭义的政府。
创新，是人类智慧之树上最为璀璨的花朵，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大力弘扬的理念。然而，“创新”是一个很严肃的大字眼，人们不要轻易言“创新”。因为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它对创新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何为创新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ion)“创新”(innovation)等几个概念进行辨析。
有学者研究证明，如果没有发现，便不会有人类的发明。人类的每项发明都是建立在发明者对某种特定自然规律的发现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发现可以分为自发性发现与自觉性发现。前者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现象外在性的首次感性认识，后者亦即通常所说的科学发现，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内在性的首次理性认识。如果溯人类文明之河而上，就会发现古代社会时期的发明大都是在自发发现的基础上获得的，而近代的发明则多是自觉的发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理性的科学发现来说，发明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发展史也同样证明发明亦为发现之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与发现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紧密联系的两种过程。发现引发新的发明，发明同时导致新的科学发现。发明是科学发现的基础（注：郭成安：《发明与发现》，《新华文摘》2001年第9期。）。至于创造与创新，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创造和创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通过革新、发明、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产品，另一种看法是，创造的意思是原来没有的，通过创造，产生出新的可称为“无中生有”；而创新则是指对现有的东西进行变革，使其更新，成为新的东西，可称为“有中生新”。创造与创新的联系在于，创造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创新，亦即创造概念包含着创新。既然创造具备了新颖、独特的属性，那么，表征创造核心价值的创新，就更应该表现出“首创”和“前所未有”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与创造的词源不同，创新是一个外来词，创新的含义有两点：引入新的概念、新东西和革新，亦即“革故鼎新”（前所未有）与“此入”（并非前所未有）都属于创新。熊彼德曾给创新下过定义，他把“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称之为创新。这种定义要比“首创”“前所未有”的创造指称更宽泛，它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着对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并且把新知识“引入经济系统”才算完成，才能使发明者成为创新者（注：叶平：《“创新教育”解析》，《新华文摘》2000第3期。）。我们可以对“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概念不作严格的区分，而只需注重它们的共性：非教条性、非守旧性、非封闭性、非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认为创新的基本内涵可包括：其一，创新应当表征出自觉地合规律性，以免创新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其二，创意虽无穷，资源则有限，创新应当拥有原创性或首创性即前所未有，这是创新的原义或本义；其三，与合规律性和原创性相适应，创新应当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文明、健康、进步和发展性或不可逆性、传承文明与开拓进取的统一性，不可庸俗地将任何“新”都赋予“创新”字眼；其四，创新应当立足在梯度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有条件地将已有的创新进行重组或再现，万事不必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这是合规律性的一种具体体现，对于后来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但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其五，创新应当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任何一种创新都能够进入可操作性的过程，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对创新的初步理解。
政府“综合创新”浅析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根据上文对中国国情、政府和创新的理解，我们认为政府创新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从狭义的或广义的抑或是“政府体系”的角度看，政府都需要辩证的“综合创新”，而不能孤军奋战，搞“单一创新”，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文所指的政府综合创新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同上文论及到的中国国情的“二重性”、“多质性”相关联。一方面，历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纵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从生产关系角度或“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看，就是要处理好作为社会主义定向性的政府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传统（在中国还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即旧中国的政府传统）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政府创新的关系。从生产力角度或“三大社会形态”角度看，我国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向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转变过程之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政府创新就是要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基础之上，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创新与继承计划经济的政府传统的关系。这种历时性政府创新具有宽广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优点，基本属于“重组”性、“引入”性、“有中生新”性创新，但这一优点也可能蜕化为一种惰性力量从而成为制约政府新的创新的阻力。另一方面，共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横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其实质就在于开创未来，创造新的“传统”，从而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创新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而只能是“革故鼎新”的“无中生有”的原创性创新。共时性政府创新涉及到中外政府创新之综合，国内不同层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区域如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政府创新之综合。无论是历时性的政府创新，还是共时性政府创新，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只有把历时性政府创新与共时性政府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政府综合创新。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政府综合创新，逐步形成古今中外优势互补的政府创新机制，以保障政府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广义与狭义及“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如上文所述，对于狭义的政府，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一般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可以从多方面来论证，大体上可分为纵横“十字”型创新和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这两个方面。纵横“十字”型创新，主要是指纵向的政府层级及其行政区划方面的创新，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建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地市合并，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以及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横向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改革和调整，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人事制度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纵横“十字”型创新是政府创新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主要是指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扩延，政府的“双重性”日益凸现出来。一是政府的政治性，一是政府的行政性，即政府是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如西方的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我国的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伍德罗·威迩逊创立现代行政学以后，特别是古德诺提出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后，似乎政府只与行政相关，而与政治无关，这是一种有着广泛而且深远影响的误解。事实上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由来已久。“政府”的政治表现为是非、善恶，而行政则表现为效率、优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中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日益显现出相互支持的趋势（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时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既然如此，中国政府的创新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创新（计划经济时代）或行政创新（市场经济时代），而只能将政府的政治创新与政府的行政创新并举，显示政府综合创新特征。如目前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主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进新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等就是政府综合创新的重要举措。其次，作为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广义的政府一般是指所有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谓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从理论上讲是指政府立法创新、政府司法创新和政府行政创新（狭义政府创新）三者之间的“同步”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是，广义政府的诸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的改革和创新将分轻、重、缓、急进行。实践证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呼声最大的是作为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政府改革、创新问题最为关注的就是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很少联想到广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这是带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广义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创新，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国，人大的创新、司法的创新与政府的创新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或缺。再次，作为“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前文已述及，学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这也是一种创新，并有学者主张用“政府体系”替换“政府”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使用“政府体系”概念，旨在将“政府”概念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把企业，把社团、群众自治组织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国情。目前，被学者们列入“政府体系”的各主体无一不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性选择，尤其是政党、执政党、企业等等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最为核心和关键。通过它们的创新，一方面，借此理顺它们同国家、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来同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产生互动效应，将政府综合创新推向新阶段。以上三个层次的政府综合创新，自然形成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是狭义政府综合创新，其他两个圆都是它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创新。这三者之间互动互补，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综合创新体系的全景式画面。
第三、政府理论、制度、技术、实践的综合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2000年6月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概念。6月30日，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用“制度创新”替换了“体制创新”的提法。国家副主席在有关讲话中，还与理论创新相适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创造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们拟把政府综合创新的具体内容概括为：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只有将这四方面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构成政府综合创新。其中，政府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以及政府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观念的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经济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现代化的工具、技术、网络、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政府实践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政府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来说，政府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可归结为实践创新范畴。政府理论创新源于政府实践创新，而政府实践创新又有赖于政府理论创新先行，政府实践创新检验政府理论创新，推动和发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理论创新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实践对于政府理论创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属于政府实践创新范畴，那么，为什么又将它们从政府实践创新中凸显出来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是介乎其中的桥梁或纽带。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而只能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同样的政府理论创新可以作用于各种不同的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实践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术及其创新的缺失或不完善（体制）可能误导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及其创新，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导致偏离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论创新问题解决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术创新及时跟上去就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和尽可能实现政府理论创新层面，还要努力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将政府理论创新贯彻到政府实践中去，进而实现政府实践创新。除了政府理论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的关系、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中介于政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外，还有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政府制度创新（选择）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变迁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总之，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创新内在规律，政府制度创新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实践创新内在规律，这体现着唯物论；另一方面，政府实践及其创新依赖于政府技术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依赖于政府理论创新，这体现着辩证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政府实践创新。政府理论创新领先，政府实践创新第一，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论者，这是我们研讨政府创新问题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理念。
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
在中国，政府综合创新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综合创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只能有赖于“政府自觉”。如果我们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创新”与“创新政府”这两个汉语词汇有什么不同，还以为这两个词义很相近或相同，其实不然。“创新政府”属于被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创新客体地位，谁来创新政府，创新主体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创新”则属于主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创新的主体地位，内含政府自创，发挥政府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政府创新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动力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有国家、有社会、有公众等等，内部动力则主要来自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来自政府自觉，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创新的外动力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内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如果没有政府自觉，政府综合创新就难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对我们思考政府创新问题，进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创新，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展和自觉运用，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创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酝酿着伟大的复兴。自政府被创造发明以后，创造力、创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经通过政府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创新能力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政府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政府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对于未来的责任和态度。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对社会、国情认知的结果，必须基于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决定着政府创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就产生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创新。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作用的好坏，决定着政府创新效能的高低。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创新总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事实上，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发”是同“自觉”相对的，原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无远大目的，盲目地为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而“自觉”则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同理，政府创新也可分为“自发的政府创新”和“自觉的政府创新”。前者是指政府在未认识和掌握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高；后者则是指政府在已经认识并掌握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低。前者或迟或早必然向后者发展，后者则必须以前者为历史前提和基础。因为政府创新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自发”的政府走向“自觉”的政府，从“自在”的政府走向“自为”的政府。一般说来，与公有制社会相联系的政府创新比私有制社会的政府创新更具有自觉性，因为政府有领先的理论指导，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其成长发展的自然历史前提和基础，从而使这种“自觉”大打折扣。如何使“政府自觉”立足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发挥得适度，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程（注：乔耀章：《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第49-53页。在该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自发的公共行政”与“自觉的公共行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