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1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中的知识资源不断进行交流、互动，根据外部流入知识的作用机制，可以将流入企业的知识划分为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两种类型，其中，企业技术知识流入主要是指与企业产品研发、工艺流程设计等相关的知识进人企业的过程，张景安将流入企业中的技术知识定义为能够为企业产品研发、生产提供与技术相关状态与变化的知识，具体包括产品技术工艺或诀窍、硬件设备及使用以及产品技术条件等方面的知识，企业市场知识流入主要是指关于市场产品流行趋势、消费者需求偏好变化以及竞争对手产品经营策略等知识的获取和利用过程，高效率的市场知识流入能够提升企业洞悉市场产品流行趋势、了解消费者需求变化以及评估竞争对手未来发展策略的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创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中，随着企业市场营销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倡导时尚、新潮流的企业营销创意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关注的焦点之一，管理学者们逐渐将创意的理念引入企业创新实践研究中。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企业创新实践过程持续、深入、系统的分析与解构，引发了学者们对于企业创意与创新之间相容性问题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Amabile等指出，企业创意是企业形成生产经营活动新思维、新想法的能力。企业产品若要获得市场认可，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前提是企业必须具备良好的市场洞察能力和领先的产品设计理念，良好的创意意味着企业获得了可靠的市场信息与资讯、具备了明晰的产品研发与设计理念以及制定了较为完备的产品研发与销售决策模式，基于企业市场营销的视角，Im和Workmant将企业创意分为产品创意和营销创意两种类型，其中，产品创意是指实现产品在外形、功能及品质上的新奇性、独特性及其所能带给消费者的感受程度；营销创意是指企业通过拓展特殊的销售渠道和特色营销方案，将新产品的创新与独特性展现给消费者，获得消费者认可和青睐的程度。
1 研究假设
1.1知识流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只有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知识整合、利用能力，才能够对外部流入的知识进行充分消化、吸收，并与企业已有的知识进行融合与创新，形成新知识，促进企业创新成功，随着企业间合作联盟的持续发展，拥有深厚知识累积经验的企业，将更能够充分利用从这种联盟方式获得的知识从事创新活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当然，这种跨越联盟或产业界线的外部知识流入对于企业整合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知识的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组织通过持续地获取外部知识能够降低组织内部知识的转移成本、提升知识转移效率以及增加知识资产的累积效应等，在技术复杂度相对较高的产业（IT、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产业等）中，企业整合不同产业领域技术知识的能力越强，其对产品创新绩效的贡献就越大，另外，作为产品最终持有者的消费者，其对于企业创新成功与否最有发言权，企业拥有丰富的消费者信息资源，将有助于企业洞悉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切实降低企业新产品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市场定位失误，缩短产品创新周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组织学习经验曲线效应也表明，流入企业中的市场知识越多，企业内部关于市场发展前景越容易形成统一意见，在企业创新战略决策方面也越容易达成共识，此外，在市场竞争中，竞争对手的竞争策略也逐渐引起同行企业的普遍关注，拥有竞争对手所掌握的市场知识，就意味着企业可以精确地掌握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和竞争态势，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战略调整，提升创新绩效，随着外部市场趋势的变化，企业对市场信息进行及时分析与总结，对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产品进行功能改进或完善，保持企业创新绩效在较高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企业知识流入将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1.2知识流入与企业创意
现代市场条件下，知识的爆发式增长不仅扩充了知识存量，而且使得知识专用性更加明显，流入企业中的知识往往具有专用性的特点，虽然在不同领域间进行转移较为困难，但在其专属领域里却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Weisberg认为，流入企业中的知识与企业创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企业中的知识存量适中时，企业能够获得创意绩效的极大产出，而相关后续研究也表明，企业中最佳知识存量就是技术知识发挥最大效用时的知识存量，企业创意不是凭空产生的，其需要某一特定领域中相关知识的长期积累，尤其是员工技术知识的积累非常关键，在企业创意形成过程中，技术知识是突破创意“瓶颈”和拓展创意延伸渠道的主要推动力量，Wynder指出，企业外部知识流入主要通过员工招聘进入企业，知识在企业创意中发挥作用也主要通过员工的创造性灵感体现出来，此外，内外部知识间的互补性与协调性，又将促进企业员工在创意形成过程中不断加强团队学习与合作。
在企业产品营销活动中，产品市场空间、企业与外部行为主体间关系品质以及产品供应链发展态势是构建企业营销核心流程的3个维度，Hanavanich等认为，产品开发管理、外部关系管理和供应链管理是企业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创新绩效的高低需要通过组织在市场上的表现反映，其中产品市场占有率是最能够反映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之一，企业外部知识流入贯穿于企业整个营销活动之中，而外部知识流入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观点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证实，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企业大多数产品创新成功都以企业富有创意的产品设计理念与计划方案为基础，Wyn-der在其研究中明确指出，外部知识流入首先引发企业形成新的创意，其次才通过企业创意的引导和规制作用间接提升企业创新成功率，一般来说 ，企业外部知识流入较多，知识储备较丰富的企业，往往在回应市场产品发展趋势变化和消费者需求转变方面更为迅速和敏捷，更能依据市场变化和消费者偏好进行企业创意活动，由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2 企业知识流入对于企业创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1.3企业创意与企业创新绩效
从当前学者关于企业创意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基于产品研发创意还是市场营销创意，企业创意对于企业创新成功的作用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企业拥有较高的产品研发创意绩效，意味着企业对于外部市场发展趋势的把握、产品设计理念的构建均形成了自身独特且较为完备的计划方案，为企业新产品创造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而完善的市场营销创意则能够提升企业产品销售计划的成功率，将产品具备的新功能和新特性很好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众多有关新产品创新成功与失败案例的分析也表明，良好的企业创意能够促进企业在产品功能新颖性和独特性方面实现较大提升，进而增强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Song和Montoya-Weiss认为，一家富有创意的企业往往能够捕捉到外部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商机，并能够迅速提出有针对性的产品研发创意和市场销售创意，以满足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改变，进而增加企业创新绩效，由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3 企业创意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研究提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研究样本
以2007-2008年度申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型企业的通信电子企业为调查对象，在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处、政策法规处的大力协助下，我们获得了2714份申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764份申报广东省民营科技型企业的企业名称、注册性质、企业地址、邮政编码等信息，在此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上述样本分两批进行抽样调查，每批分别抽取500家企业，本次数据收集活动共发放800份问卷，收回271份，回收率为33.88%，其中有效问卷213份，有效回收率为26.63%，之所以问卷回收率较低是因为调研对象对于本问卷中的企业创意内涵把握不是很清楚，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
2.2样本统计性描述
我们采用频数分配方法对样本的基本特性进行统计分析，包括与同行相比的规模和研发投入，企业规模方面，在所有调研企业中，与同行相比属于大规模的企业有45家，占样本总数的21.1%；与同行相比属于中等规模的企业有121家，占样本总数56.8%，与同行相比属于小规模企业的有47家，占样本总数的22.1%，研发投入方面，在所有调研企业中，近3年新产品研发费用占公司营业额0～6.9%之间的企业有79家，占样本总数的37.1%；近3年新产品研发费用占公司营业额6.9%以上的企业有124家，占样本总数的58.2%；未填答的为10家，占样本总数的4.7%。
2.3信度与效度分析
知识流入方面的问题条目主要参考了Miller、刘帮成等的研究成果；企业创意方面的问题条目主要参考了Im和Workman、Amabile、陈艺超等的研究成果；创新绩效方面的问题条目主要参考了Atuahene-Gima、刘宇等的研究成果。
关于量表信度的分析，根据项目相关度分析，剔除项目相关度小于0.4的问题条目，对具有相似性的指标进行了净化，利用Cronbach's α系数对问卷的整体信度进行检验，一般而言，Cronbach's α系数在0.6以上即可接受，0.7以上为较高信度，大于0.8则表示信度非常好，在量表的效度分析中，内容效度与构造效度是反映量表效度的两个重要方面，由于本文的量表是在参考以往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且问题条目设计过程中大量参考了权威期刊的相关文献，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因此，我们将主要对问卷的构造效度进行分析，根据主流的量表构造效度分析方法，利用KMO样本测度和因子载荷量来检验量表的构造效度，本文测量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测量结果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本研究测量量表的问题条目相关度均大于0.4，且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6，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而KMO样本测度值均在0.7以上，且因子载荷量的比例也都在50%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3 研究结果
3.1整体模型分析
在实证检验中，我们首先构建了直接影响模型（Model 1）来检验企业知识流入和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然后构建了中间变量模型（Model 2）来检验企业创意在知识流入和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在中间变量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企业规模（Model 3）与研发投入（Model 4）对三者关系的影响，图2是未加控制变量的中间变量模型的分析结果。
3.2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企业创新实践过程中，企业规模大小是影响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企业研发投入对于企业创意形成、企业创意付诸创新活动等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结合数据搜集实际以企业规模和企业研发投入作为控制变量来进一步分析知识流入、企业创意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当前理论界关于企业规模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划分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中企业规模的大小是依据调研对象对于自己所在企业与同行企业相比较来判断的，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大规模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3种类型，而关于研发投入的划分标准，我们在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时发现，以研发投入为6.9%作为界线进行分组获得的两组数据较为均衡，因此，在研发投入控制变量分析中，我们将样本企业划分为研发投入为0～6.9%和6.9%以上两种类型，然后对上文的理论模型进行再一次验证，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表2，我们发现上述实证模型的结果在不同规模和不同研发投入的企业模型中有极大的不同。
从表2可以看到，拟合指标中x2/df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1.78（Model 1）和2.46（Model 4），处于1～3之间，达到理想水平；GFI的最小值为0.888（Model 2），接近0.9的最低理想水平；CFI的最小值为0.931（Model 2），高于0.9的最低理想水平；TLI的最小值为0.903（Model 2），高于0.9的最低理想水平；RMSEA最大值为0.059（Model 1），小于理想水平0.08，最小值为0.041，大于理想水平0.01；因此，推测本研究所有模型的拟合指标都达到了理想水平，可以用来检验各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系。
在Model 1中，知识流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53，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因此，H1成立，在Model 2中，知识流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与企业创意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1和0.41，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01，并且企业创意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38，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因此，我们认为，企业创意在知识流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而在Model 3中，我们发现小规模企业中企业创意并不在外部知识流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同样在Model 4中，企业研发投入少则企业创意在外部知识流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没有中介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知识流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企业创新实践来说，关键是流入企业的知识要能够切实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高效展开，这一发现揭示了致力于提升创新能力的企业应该将知识管理的战略重心从知识获取成本控制、知识获取渠道拓展等转移到有针对性地获取、吸收有利于企业产品创新与市场潜力挖掘等方面的外部知识上来。
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商业组织；外部知识源；创新能力；创新绩效；结构方程
一、 引言
自Burns和Stalker提出企业层面的创新能力概念以来，创新能力的构建和组成要素以及创新能力对提升企业绩效的影响已被学术界和业界广泛研究。尤其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创新能力更是企业茁壮成长的重要驱动力。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助于中小更好地认识自身的创新潜力、提升创新管理水平、完善创新机制，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保障和方向指导。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RBV），构建了从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外部知识源，到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再到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明确了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
二、 文献回顾和假设
1. 基于资源基础观视角的创新。根据RBV，技术创新能力是一种具有因果模糊属性的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资源，包括新品研发、流程创新和高效操作设备的能力。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众多有关创新类别的分类中，经合组织（OECD）于2005年提出的创新四分法：产品创新、流程创新、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获得了广泛的接受。本文研究除营销创新外的其他三类创新。根据OECD的定义，流程创新是指部署一项新的或能够显著改善生产或交付的方法。产品创新是指引一项新的或对其特性、预期用途有显著改善的产品或服务。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从外部获取有用的信息是一种简便而高效的途径。Souitaris将企业为建立知识流渠道和联系的努力分为两类：（1）扫描或审视外部信息；（2）与外部组织进行协作。创新源来自第一手外部知识的获取，这其中包括技术报告、使用专利数据库、参加会议和查阅科技出版物。在上述第一手外部知识中，专利被视为在技术层面对潜在创新最有用的知识源。使用专利数据库能够帮助企业了解具有潜在价值的研究领域的相关有价值知识。
第二类创新源来自与外部组织的合作。如我们常说的校企合作、研企合作等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机构（KIBS）就是企业通过外部科研机构和咨询机构获取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的常用途径。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机构与企业获取外部知识源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a：外部资源与流程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外部资源与产品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3a：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机构与流程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3b：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机构与产品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生产过程中，流程创新通过降低提前期或减少运营成本来改组织生产和交付产品的模式。流程创新通过效率内部导向，促进企业采取成本领先策略，促进生产创新提升企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流程创新能力与产品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 组织创新。Armbruster等将组织创新分为两个维度，分别是组织内维度和组织间维度。组织内维度的组织创新发生在独立法人企业内部，而组织间创新则发生在相互独立的法人企业之间，包括跨越组织边界的新的结构或流程的组织创新，如签订合作协议等。
3. 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与创新绩效。Camisón与Villar-López的研究认为组织创新对产品创新起着积极的作用。关于组织创新与创新绩效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将技术创新作为输入或结果，研究技术创新绩效或技术创新努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类研究基于RBV，将创新能力作为组织技能，研究它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类，即研究流程创新能力和生产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与生产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略有不同，流程创新能力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首先，诸如物流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绩效；其次，生产工艺改进能通过诸如降低成本、提升产量等生产创新对企业绩效间接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Camisón-Zornoza等的研究表明，处于复杂环境下的企业，其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力较弱。在此，本文引入环境不确定性作为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变量。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环境不确定性在流程创新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H6b：环境不确定性在产品创新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引入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作为工具变量。
至此，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如图1示。
三、 研究方法
1. 样本。本文的研究样本取自长三角地区，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小制造型企业。企业规模属性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此次调研，共计发放2 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 010份，回收率为50.5%。
2. 统计分析。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作为研究方法，运用SPSS 19.0（常规统计分析）与SmartPLS 3.0（结构方程建模）作为分析工具对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3. 测量变量。
（1）组织创新。本文采用OECD、Camisón与illar-López的定义对组织创新进行测量，将组织创新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业务实践中的组织创新、工作场地组织创新和与外部联系中采用新的组织方法。
（2）产品创新。本文采用OECD对产品创新的定义，并使用Menguc与Ozanne的量表，包含5个题项。
（3）流程创新。本文采用OECD的定义及Tuominen与Hyv？inen的量表对流程创新进行测量，共包含7个题项。
（4）企业创新绩效。任何创新的成果最终都需要通过财务指标进行衡量。财务指标可以测量一项创新是否对市场有效或最终取得成功。销售绩效可以通过最近三年，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产品或改进产品占企业总销售收入占比表示。这一指标被创新研究广泛采用。
（5）环境不确定性。根据Simchi-Levi等的风险定义和分类，影响企业运行的环境风险主要来自供应链风险，可测和可控程度是划分供应链风险的主要标准。而风险的可测和可控程度与供应链运行环境密不可分。相同的风险管理措施，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因此，本文考虑两个条件变量，环境的动态性和环境的复杂性。
四、 研究结果
1. 内容效度和一维性。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问题在实证研究中非常重要，关系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因此，需要多角度对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表1）。
首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运用方差最大化旋转。由KMO和Bartlett检验可以看出，KMO为0.886，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显著性为0，表明检验可以接受。
其次，本文所研究的10个一阶构念，均不存在因子交叉载荷现象，即构念内的因子载荷大于0.4，且不存在交叉因子载荷现象。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1.327%，说明调研结果满足数据一维性要求。
最后，在信度方面，Cronbach's a为0.972，高于0.7门槛值，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较好，即信度好，该问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2. 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从表1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汇总可以看出所有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6，说明模型的内在质量理想。根据平均方差抽取值（AVE）的结果可以看出，各构念维度的AVE均大于0.5，聚合效度质量理想。根据构念维度的因子载荷大小，所有构念维度的测量指标在本维度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且在其他维度的因子载荷均小于0.3，表明不存在因子重叠。通过检查各构念维度内的AVE是否大于各构念维度间的决定系数，可以判断构念的区别效度，从表2可以看出，本文各构念的区别效度良好。
3. 主模型分析。通过使用SmartPLS 3.0，可以得模型的路径系数和显著性（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本文的4个内生变量的决定系数R2分别为0.874、0.551、0.638、0.718，均高于临界值0.10，且达到中或强水平，表明各构念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在所有假设中，除H3a拒绝外，其余假设均得到了支持。调节效应方面，环境不确定性的路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产生的创新绩效越弱。另一调节效应，组织创新的路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组织创新越强，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产生的创新绩效越强。本文的两个控制变量对研究未产生影响。
4. 异质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异质性问题源于调查数据中存在的亚群，参考Dong等的研究方法，采用分层聚类对样本按照供应链复杂度的高度程度进行分组，然后对路径系数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两类调节效应的作用不尽相同，环境产生逆调节效应，即环境复杂性越高，流程创新与产品创新所产生的创新绩效越弱。组织创新则相反，即组织创新越强，流程创新与产品创新所产生的创新绩效越强。这一点可以从路基系数差异上看出。
五、 结论
本文以资源基础观为基础，通过对1 010家中小制造型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知识密集型商业组织、外部知识源、企业流程创新能力、企业产品创新能、企业创新绩效以及两个调节效应环境不确定性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机构对外部知识源的获取产生正面影响。说明企业应重视借助外部科研机构获取科技情报，利用第三方组织帮助企业及时获取前言信息，提高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
其次，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机构对产品创新产生正面影响，外部知识源对流程创新与产品创新产生正面影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善于与外部机构协作，通过外部机构提供的知识源，提高流程创新与产品创新能力。
再次，流程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是为众多学者研究所证明的，表明只有创新才是企业保持基业长青的源泉。同时也表明，作为中小企业，不应盲目做大，而应将眼光放在做强上，只有高质量的规模才能持久保持。
最后，环境不确定性与组织创新对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的调节效应说明，企业在创新和将创新转化为绩效时，应重视环境和组织创新，适时地通过组织创新对环境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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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开放式创新；企业竞争力；知识动态能力；伙伴机会主义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07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029-05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among Open Innovation，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tners Opportunisms
YAO Yanhong ，OUYANG Xue ，ZHOU Huiping
（Business School，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From the inside capability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ossible mechanism between ope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71 valid sampl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open innovation including inbound open innovation and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mediates complet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partners opportunisms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open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partners opportunisms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封闭式创新已无法满足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任何实力雄厚的企业都不可能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技术和资源，因此开放式创新已成为学术界和商业界的主流导向。如研发网站InnoCentive作为互联网公共平台，将外部科学家与公司内部亟需解决的问题连接起来，与全世界拥有不同研究背景的科学家共同解决问题。
Chesbroug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是动态环境中驱动企业创新成功和维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1]。学术界认为开放具有管理挑战和内部互补性，为成功调动和应用内外部知识来源，企业需要更高阶的管理能力以协调外部知识流入和炔看葱禄疃。但已有研究更强调企业跨界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的需求，强调开放式创新对提升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2]，较少涉及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研究。同时，现有文献更关注企业外部因素对开放式创新的潜在影响，忽略了内在因素的支持作用。动态能力是对资
源基础理论的补充，相关研究已表明动态能力有助于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3]，而知识动态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在开放式创新中，企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嵌于创新网络中，因而基于组织间关系的知识产权保护、伙伴关系等行为，对开放式创新产出和竞争优势的影响有待深入验证。
据此，本文从企业内部能力和伙伴机会主义两个角度，探讨知识动态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理；验证伙伴机会主义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影响，为企业增强知识动态能力，规避合作伙伴的消极行为，推进开放式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
1理论与假设
11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Chesbrough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在管理领域颇受关注。开放式创新分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且两者不相互排斥[4]。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整合外部知识资源进行创新和商业化的过程，包括合作、聚合等方式[4]，如宝洁的联合与发展模式。现有研究强调内向型创新对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的作用，如Chesbrough等的研究显示内向型创新通过整合外部知识源，丰富企业的知识基础[5]。而外向型创新是企业将内部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输给外部组织，由其他组织进行商业化的过程[4]，包括外向许可、剥离和出售互补资源等形式。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将外部知识和创意整合到内部进行应用。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和能力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驱动因素。首先，企业通过知识流入获取的互补性资源能促进新产品创新、提升技术先进性。例如，内向型创新促使宝洁的研发效率提高60%，并从外部获取了超过1/3的新产品资源[6]。其次，内向型创新驱使企业及时获知、理解与把握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动，提升企业在创新路径选择以及资源配置上的科学性，降低产品成本及风险。故提出以下假设：
H1a：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更强调企业内部知识或技术的外部应用。当组织能生产比竞争对手更具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能够完全部署或使用独特的、不可模仿的资源或能力时，将形成竞争优势[7]。企业通过提供技术许可、特许经营等新型商业模式，促进内部资源重组与利用，使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快速商业化，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8]。如德州仪器多年来50% 的净收入均来源于技术授权交易[9]。另外，由内向外的知识溢出，增强企业在产品和技术市场上的领先地位，获取巨大的战略收益[8]。如特斯拉公司开放其全部专利，以形成以特斯拉的电动车电池技术路径为基准的行业标准，扩大绿色电动汽车的创新与市场空间。故提出以下假设：
H1b：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
12伙伴机会主义的调节作用
在交易费用理论中，机会主义被定义为使用诡计的自利行为和不完整的或扭曲的信息披露，尤其是误导、歪曲、伪装、混淆，或其他迷惑方式导致的后果[10]。一般信息和知识是机会主义风险的关键来源，即一方参与者的知识被复制、剽窃或泄露给另一方参与者，甚至是竞争对手[10]。已有研究表明机会主义对信任和长期导向等关系结构产生负向影响[11]。
开放式创新过程存在较大的知识泄露风险。由于大量参与者涉入企业创新过程，并接触企业的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这引入了合作伙伴对关键战略核心资源的知识占有风险[12]。在内向型创新中，企业希望通过合作和技术购买协议等多种方式获取外部合伙伙伴的知识资源。为维持自身知识产权的稀缺性，外部伙伴可能存在不遵守合作f议的行为。显然，与投机取巧的合作伙伴维持关系需花费大量的成本进行协调。因而企业对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控制会消耗外部知识搜寻的资源投入，不利于知识资源的整合以及资源优势的形成。在外向型创新中，企业的知识资产及其收益难以有效保护。一旦合作伙伴存在搭便车或投机取巧等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的关键资源可能外泄。这不仅增强了对手的实力，也会降低企业知识资产的稀缺性和专有性。故提出假设：
H2a：伙伴机会主义负向调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H2b：伙伴机会主义负向调节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13知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知识动态能力的相关研究，当前多涉及知识动态能力的类型、维度与知识管理、网络结构以及与绩效的关系等[13，14]。Wang明确提出了知识动态能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企业动态应用和调整企业知识库来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13]。Han 等将知识动态能力定义为组织通过动态应用和调整企业知识库并系统解决问题的潜力，包括知识感知能力、知识利用能力和知识再配置能力3个维度[14]。本文采用Han等对知识动态能力的定义进行研究。
内向型创新增强企业对内外部知识的感知。跨界知识搜寻驱使企业对内部资源现状进行盘存，清楚内部知识基础优劣，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搜寻。同时，知识搜寻是一个积极融入外部市场的动态过程，企业需主动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辨识市场机会和威胁，搜寻互补性的知识资源，丰富企业知识库的种类和数量。此外，通过跨界知识搜寻，企业获取有价值的知识资源，促进内外部知识的有效结合，有益于提升知识利用率。另外，持续的知识流入给企业现有知识库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企业资源的柔性和灵活性，增加知识重新组合的可能性。
在外向型创新中，由内向外的技术活动刺激企业开放其组织边界，接触其他企业的技术产品，有利于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感知力和敏锐性，从而激发企业的技术灵感[15]。而且，企业通过出售知识产权和技术诀窍等无形资产能促进内部知识重组与利用[16]。同时，在对外知识输出的过程中，企业可观测环境变化、发掘市场机会和识别顾客的需求变动，及时调整资源配置或组织结构，增强知识再配置能力。
动态能力作为一种高阶能力，能及时捕捉新机会，重新配置和保护知识资产和技术以赢得持续的竞争优势。Wang等提出知识动态能力是企业通过动态应用和调整知识基础以实现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13]。Teece认为感知能力强的企业，能更好地了解市场变化以及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及时推出新产品和技术，从而增强自身的技术优势。此外，企业的知识利用和配置能力越强，越能降低其在创新过程中的试错率，保证其在行业内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知识动态能力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H3b：知识动态能力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1数据搜集
数据搜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预测试，通过MBA和EMBA课堂现场发放问卷100份，得到有效问卷90份，对题项及因子进行分析并调整；然后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湖南、广东、辽宁等多个省份的企业进行数据采集，委托企业以现场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发放问卷。行业涉及制造、汽车和生物医药等。调查对象主要为工作年限较长、熟知企业产品流程和市场状况的基层和中高层管理者，以及研发、技术等类别的核心员工。本次共发放问卷400份，剔除无效问卷129份，得到有效问卷271份，回收率为6775%。其中，男性占713%，女性占287%；高级管理者占2565%，中层管理者占1391%，部门经理占2609%，核心员工占3435%。
22研究变量
除控制变量外，其他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各测量指标均在国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由2名熟练掌握中英文语言的研究人员通过翻译、回译和调整的方式进行编制。
开放式创新采用Hung和Chou开发的问卷[2]，包括内向型和外向型2个维度，各包含5个题项。
企业竞争力借鉴Yang等人开发的量表[17]，该单维度量表在Wu等相关量表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括5个题项。
知识动态能力在借鉴Han[14]，Wang [13]等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含7个题项。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显示该量表适配度指标为χ2/ df=1725，RMSEA=0048，CFI=0994，IFI=0994，TLI=0989。因此，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良好。
伙伴机会主义在参考Stefan和Inge[18]等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包含5个题项。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该量表适配度指标为χ2/ df=1449，RMSEA=0048，CFI=0992，IFI=0993，TLI=0985。因此，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良好。
本文引入5个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是由于年限较长的企业可能缺乏采取开放式创新所需的灵活性。同时选取企业规模、市场动荡、技术动荡和竞争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这些变量在先前文献中被证实能影响开放式创新的绩效结果。
3实证分析
31信效度分析
数据搜集后，对构念进行信效度分析。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的结构效度。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610388，df=314，χ2/ df=1944，RMSEA=0059，CFI=0933，IFI=0933，TLI=0925。参照判断标准，所有拟合指数都较为理想，该模型拟合度较好。此外，Cronbach α和CR都大于08，表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其次，因子载荷大部分都大于07，每个潜变量的平均提炼方差AVE都大于05，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内聚效度。且各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该模型表现出理想的判别效度。
32描述性y计与相关分析
表2为相关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各变量显著相关，且均处于中等相关水平，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33伙伴机会主义的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多层回归分析检验变量间的交互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将控制变量进入方程与企业竞争力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后引入自变量得到模型2，再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得到模型3。最后，将所有变量与交互项都放入方程得到模型4。结果显示内向型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显著正相关（β=0198，P
为进一步解释上述结果，本文绘制出不同程度的伙伴机会主义与两类开放式创新的关系图，如图2和图3所示，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
34知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AMOS18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潜变量路径分析，拟合方程的相关参数如表4所示。可知模型一是最佳匹配模型，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拟合度最理想。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得到表5的最优拟合模型中的路径系数结果及路径图（见图4），由于完全中介模型的3条路径系数均显著，因此，知识动态能力在内向、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间均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支持H3a和H3b。
4研究结论与展望
41结论与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组织内外部因素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内向型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均正向影响企业竞争力。这一结论与Chesbrough的观点一致[1]。现有文献强调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对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间关系的研究仍不足。本文的结果支持内向型和外向型创新不相互排斥的观点[8]，两种创新均有助于形成竞争优势。这表明在企业实践中需结合自身的能力特点，注重两种创新活动的均衡。
（2）知识动态能力在内向型、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该结论丰富了知识动态能力观念和资源基础理论在开放式创新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多聚焦于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产出的直接影响，及外部资源的重要性和可获得性，忽视企业战略、文化、知识基础等内部因素。研究表明动态能力有助于培育企业的竞争优势[3]，但知识动态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本文发现知识动态能力在两类开放式创新与竞争力的关系中均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为企业培养知识动态能力，推进开放式创新提供了新依据。
（3） 伙伴机会主义负向调节两类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由于搭便车和知识剽窃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企业的知识资产及收益难以有效保护。本文检验了机会主义行为在内向型、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中的负向调节作用，该结果解释了实践中因担心强大的竞争对手，许多公司不愿意转让技术的行为。在市场化水平较低、商业伦理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如何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更好地管理开放式创新，值得进一步探讨。
42管理启示
本文对企业创新管理实践的启示：首先，开放式创新不同维度对企业竞争力均有正向影响，为管理者开放企业的创新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由于内向型、外向型创新在企业竞争优势上均能产生积极影响，企业应整合内外部资源，以实现两类开放式创新的协同作用；且企业应利用其组织能力来管理开放式创新环境以培育竞争优势。
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4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企业战略性资源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第一个提出知识资本概念的是加尔布雷思，之后有斯维比、布鲁金、埃德文森等对知识资本概念进行了研究，至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概念。但从文献资料可总结出知识资本具有无形性、无限增值性、不可量化等特性。刘谷金和盛小平在其文献《论知识资本价值的测量》中提到斯图尔特提出的关于知识资本的H－S－C结构模型，即知识资本是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顾客资本构成的。Bontis则将供应商、竞争者、大学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引入知识资本中，将顾客资本发展成关系资本———不仅包括顾客，还包括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6］。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知识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其作为企业一组无形资产，对企业创新能力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人力资本是知识资本系统中最重要的、具有能动作用的要素，企业内部知识的创造与外部知识的获取均源于其能动作用;结构资本指存在于组织之中的保证企业正常、有序运转的知识因素，如企业结构、企业惯例、企业文化等，能为企业员工工作和交流提供一个和谐的大环境;关系资本指其所拥有的关于市场渠道的知识和所建立的关系网络，有利于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促进内部知识的积累。
二、社会网络、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模型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不断聚集知识的过程。依据知识资本理论，如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应当考察企业所拥有和一定程度上由组织所控制或能为企业所用的知识要素，而企业的社会网络是企业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社会网络、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三者的有效整合，为如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重要思路。本研究同时考虑社会网络与知识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所持的基本假设是:社会网络除了能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之外，还能够促进知识资本的形成、积累及其作用的发挥，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这为分析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具体来说，内外部社会网络对企业技术、制度创新和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既有可能对企业技术、制度创新有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同时，也有可能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技术、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社会网络、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一)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能力
内外部社会网络可能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内部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体现在:(1)高效的企业内部社会网络有利于企业培养共同价值观、营造高度信任的文化氛围，指明企业整体战略方向，组织创新活动，提升企业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Uzzi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社会网络影响企业技术、制度创新，验证了内部社会网络的成员会因为经常交流感想而提高获得资源许可的支持，并会改善信息的收集能力，从而加强在复杂环境中的竞争优势［7］。(2)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良好的关系可以带来相互的信任、尊重，内化共同目标，促使员工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从事企业并未明确界定的任务，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还推动企业进行制度方面的创新。(3)内部社会网络的规模能为企业带来非线性效益，网络的密度会影响到员工、部门、团队的态度和行为，网络的中介中心度可以确定企业里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会促使企业组织制度创新以提高员工满意度，发挥核心者的桥梁作用，进而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外部社会网络中各个主体具有各种不同的资源、信息，前后一致的、紧密的外部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成功地达到目标。基于外部网络视角，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如何构建、保持和扩大外部社会网络的规模，合理、有效地利用外部社会网络。Nerkar和Paruchuri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能否从其他行为主体获取信息与资源，并有效实现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网络关系［8］。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政府部门、大学与科研机构、金融与中介服务机构等的联系越紧密，企业创新的来源就越丰富，其创新方式也越多，进而会加快企业技术、制度创新的速度。外部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和中介中心度会影响到企业运作的惯例和流程，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汪蕾等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外部社会网络的某些特征通过创新资源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企业通过外部社会网络获取创新资源，形成自身独特的、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竞争优势，从而能持续不断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9］。
(二)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
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企业家的成就动机关系到企业创新行为、方式选择以及对创新的态度;管理团队的风险认知能力直接关系到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关键员工团队的胜任特征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效力。结构资本是知识资本的基础设施，在知识资本运营过程中与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相互作用:是激励人力资本的根本力量，是企业吸收、整合、转化一切要素资源的根本保证;在为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的充分利用创造条件的基础上与它们共同作用，形成企业的创新能力［11］。而且结构资本能使企业高质量、有序地运转，最大程度地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企业惯例和战略综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使企业获取、吸收、转化并开发知识，进而实现企业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其存量直接关系到创新的高度、并影响企业先行优势的取得，组织学习能力则关系到企业后发优势获得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关系资本管理的目的是推动企业积极从外部获取知识，促进知识积累，从而实现企业内部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同时Reed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关系资本对人力资本起杠杆作用［12］。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体现在:供销商满意度、市场声誉位次、公司信用等级的提高会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产品的盈利能力与产品市场的竞争关系之间的矛盾及企业上下游客户关系的相互制约创造企业创新的外在动力或压力，企业内部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产生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或压力，企业通过把所感觉到的压力传导到其创新神经中枢，再由神经中枢做出对来自内外部压力的反应，促使企业组织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活动。
(三)引入社会网络分析知识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资本的广度与深度，而社会网络正是影响知识资本广度与深度的重要因素。LandryR等提出知识是包含在网络与社区中的［13］。陶海青和薛澜认为社会网络中联系的力量、网络规模、网络位置、以及网络范围与种类均会影响知识的传递，不同类型的知识需要不同的网络路径以便实现有效传递［14］。社会网络对知识资本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体现在改善知识资本的质量。社会网络是个人知识与个人知识、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组织内外部知识的交流与沟通的重要途径，能够促使各类知识之间不断发生线性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使知识资本产生放大效应与整体涌现效应，各类新知识被不断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体现在影响知识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作用的发挥。社会网络关注如何通过人际关系的创造和维持来获取稀缺的资源，有助于促进知识的传播;基于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可以消除成员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心理，降低技术学习的交易成本;社会网络中成员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会及时地进行信息共享与传递，提高技术学习过程中的透明度;关系网络中合理的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及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知识资本转换及共享的效率。企业的内部社会网络，为知识转化、共享及个体、团队与组织三个层次主体之间知识的重组与重构创造机会。具体来说，企业营造的高度信任的文化氛围和加强建设的知识共享文化有助于员工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信任和关系互动，有助于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的积累;企业在内部培养的共同价值观、建设学习型组织有助于提高主体间知识转化、共享的效率，直接影响了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的增殖及其作用的发挥。整合后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会对企业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企业外部社会网络的最大作用在于增加关系资本。与顾客、合作伙伴等的知识共享是企业的市场反应，可以拓宽知识共享的广度，将对关系资本的放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单个企业难以实现知识资本的积累。Jarillo认为企业外部社会网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交易成本+外部化价格＜内部化成本”，促进知识资本被网络中的行动者吸收［15］。为了获得互补性的知识资源，外部社会网络包括企业及其各个利益相关者，使得各方能够实现知识共享。与利益相关方进行的合作和沟通，促使彼此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这种信任促进了关系资本的放大;随着知识交流与合作程度的加深反过来再次促进了关系资本的积累，最终形成知识联盟。因此，外部社会网络使得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及时、准确地传递知识，从而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企业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搜寻和关注于对特定问题相关信息的识别，获取的外部知识能够丰富自身的知识。对企业来说，为了接收新知识，需要改革其惯例和流程使其能够接触到新知识的源泉，之后才能发生消化新知识，并把新知识与现有知识整合，使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在自组织的情境下不断地进行优化。因此，外部社会网络通过影响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而推动了企业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综上，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形成、积累、增值及其作用的发挥，并对企业技术、制度上的创新产生更显著的作用。
三、结论
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5
内容摘要：本文在产品创新及知识管理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认为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与不同知识的运用、产品开发战略、各种市场条件、知识吸收能力及知识支撑结构密切联系，并且认为良好的产品创新绩效源自对知识流系统的管理。
关键词：产品创新绩效 知识管理 竞争优势
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宏观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刺激经济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态势则变得更为严峻。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让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企业的竞争优势从传统的条件和要素如资源、资本等方面转移到技术、人力资源和知识等方面，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多地关注多样化、创新性及产品和服务的及时交付。在企业内部，只有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与复制的经验、技术等隐性知识才能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企业必须保持创新以维持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失去创新，企业将无法取得技术进步、无法满足顾客的要求，并最终丧失自己的竞争优势（Schilling， 2002）。
Utterback & Abernathy（1975）将产品创新定义为，企业以各种方式开发全新的产品或服务（与先前的产品或服务有明显的区别），从而满足顾客的需求。虽然许多企业能够从产品创新中获取竞争优势的来源，但即使是大企业要开发一种在商业上切实可靠的新产品非常困难（Dougherty & Hardy，1996）。新产品是否取得市场的成功往往用产品创新绩效指标进行描述，具体包括销售额的增长、利益率及顾客满意度等方面。许多关于产品创新绩效的文献分析了与新产品开发成功相关的因素。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拥有各种不同的知识（包括市场与技术信息、营销技能、市场与竞争对手的情报等）以及与获取这些知识相关的各种活动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Parry & Song，1994；Souder et al.，1997；Ottum & Moore，1997）。
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企业在产品开发中的知识组合（即各种不同来源的知识流的集合）、以及其与外部环境（即市场条件）的互动机制、战略动机、知识能力和知识支撑结构等内容，从而分析其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一个分析产品创新绩效的框架，以描述在企业产品开发过程中管理不同知识流的重要性，并反映不同知识流之间的互相关系。
产品创新中的知识管理
（一）知识管理的界定
企业的知识被视为一种关键资源以及竞争优势的来源（Kogut & Zander，1992；Grant，1996a）。知识是指人们从经验和学习中领悟并掌握的内容（Schulz，2001），它由信息、工艺技术、技术诀窍、技能等组成，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大类（Grant，1996a；Polanyi，1967）。所谓知识管理，是指“为了实现公司的目标，在组织内部对知识的明确控制及管理”（Van der Spek & Spijkervet，1997），它反映了“为提高组织的绩效，对知识进行创造、获取和使用的过程”（Bassi，1999）。知识管理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刘常勇等人（2002）根据Porter（1985）的价值链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知识管理价值链模式。他们认为，由于企业价值链上的每一项活动都涉及知识的获取、创新、保护、整合及扩散等过程，因此会直接受到知识管理绩效的影响。知识管理除了与企业内部的各项基本活动及辅助活动产生密切的互动外，还会影响企业价值链上总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的驱动因素，特别是影响那些经由知识的学习、扩散、外溢及链接关系。本文将沿用Van der Spek & Spijkervet（1997）的观点，将知识管理定义为对不同知识流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明确控制与管理。
Schulz（2001）提出了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三种主要知识类型。第一类为技术知识，即关于产品创新的技术工艺、信息和技能，包括制造、工程、信息系统及产品技术知识等。第二类为顾客知识，即关于顾客（包括顾客行为等）、市场营销及销售（包括公共关系、广告、定价、渠道、产品与品牌等）等方面的技能、信息与专用技术。第三类为竞争知识，即与竞争环境相关的知识，包括关于竞争强度、供应、产业标准、规则等方面的知识。
（二）产品创新与知识管理的整合
众所周知，产品创新在本质上与知识及知识管理有密切关联。从最初的概念到最终的商品，一件新产品反映了创新与知识在企业内部融合、内化、社会化及外化的各种发展过程（Nonaka & Takeuchi，1995）。事实上，产品创新是利用技术能力与顾客能力的结果，包括物质与非物质资源两方面，如制造的专有技术及对顾客需求的理解等等。通过研究组织能力对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Kusunoki等人（1998）发现，制作能力在以系统为基础的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日本企业进行产品开发的核心能力；这种制作能力产生于各种知识的动态互动过程，对产品开发生产率、产品质量及创新性有着重大影响。Corso等人（2001）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认为对产品创新中相关知识管理的研究学派可概括为两个维度：一是由知识创造的产品创新系统范围；二是对知识管理过程的强调。在第一种维度中，他们认为学者们的关注点从同一项目中新产品开发（NPD）阶段的知识整合，随着时间推移转向不同产品创新（PI）项目，最后转向超越产品开发传统边界的内部与外部参与人。在第二种维度中，他们指出对知识管理过程的分析从仅仅强调信息与知识共享，发展为强调知识的编码与存储再用，然后演变为强调知识创造与管理的整个过程。
因此，随着对单一产品创新的重视转向产品组织及其与企业外部行动者的关系，对知识管理在产品创新中的研究也正日益系统化和综合化。从企业的视角出发，产品创新绩效模型至少应该包含知识管理的作用、期间战略的影响、组织结构以及其他组织因素。
产品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
尽管知识在产品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公认，但仍可通过将知识管理研究与创新研究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现有研究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采用更为系统性的方法，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审视产品创新绩效，从而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因此，如果模型能够将知识管理及其与其他知识关联因素的互动作用相结合，则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产品创新。另一方面，可以设计一个知识使用模型，全面说明不同的知识流如何根据战略方案或外部市场环境调整知识的利用情况。在产品创新及知识管理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得到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
图1中的圆形代表企业，图中的双向箭头意味着各种因素之间是互动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模型左边的五个方框分别代表与产品创新相关的变量类型，包括战略方案、市场条件、知识能力、知识流以及知识支撑结构。因此，根据图1的分析框架，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与不同知识流的利用、产品开发战略、不同的市场条件、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及各种知识支撑结构相关。该分析框架表明，良好的产品创新绩效取决于对知识流动体系的管理，其中包含了知识流与上述各项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产品创新绩效与知识流
由于产品创新是重大的组织成效之一，是组织重建的主要方式，知识流有可能对产品创新绩效产生影响。首先，知识流作为新产品成功的重要资源会影响绩效。其次，知识流通过持续的产品优势影响产品创新绩效。某些知识的特性（如编码可能性、附着性或复杂性）可以阻止竞争对手的模仿，从而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最后，知识流通过形成某些产品开发能力或协同效应提高新产品的市场绩效。企业通过整合，可以避免由于“小过失”（即缺乏知识共享）所造成的额外支出，并进一步改善自身的绩效。
（二）产品创新绩效与其他因素
战略方案。适当的产品开发战略能够为特定的产品开发制定计划和配置资源，从而可以影响产品创新绩效。
市场条件。能够将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和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条件相匹配，则更可能开发市场的协同效应，从而改善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
知识能力。知识能力是与适应创造及利用相关联的动态能力，能够提高企业获得并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它可以确保创新过程中所需知识的学习与吸收，从而产生更有效益的结果。
知识支撑结构。它包括文化、运营及技术（特别是IT基础设施）等因素，通过为新产品开发过程的有效管理提供必要的支持，从而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知识支撑结构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可以与新产品开发的具体环节联系起来。
（三）战略方案、市场条件与知识流
不同类型的产品创新会对资源（包括知识）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如果在特定的时期内特定项目的战略重点存在矛盾，企业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各种知识流。而通过为知识利用或开发提供机会，市场条件也会对与知识相关的活动与绩效产生影响。
（四）知识能力、支撑结构与知识流
知识（吸收）能力是指学习能力及解决问题的技能，能够帮助企业消化吸收知识；或者是指一系列技能，能够用于处理和修改所转移知识的默会成分。这种能力发展和建立在原有相关知识之上，使企业能够利用那些有助于创新的新出现的外部知识，从而推进新产品的商品化。
知识支撑结构不仅可以为知识整合提供必要的协调机制，而且可以为促进知识创造搭建框架。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知识共享和自治的组织氛围，通过为知识交换和获取创造环境，对知识的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建立IT方面的能力，该结构还可以促进信息共享、知识的获取、扩散、整合与创新。
此外，在特定时间内，当知识流与知识吸收能力及知识支撑结构进行互动时，可能会相应出现与知识相关的协同效应。因为企业对知识流的使用与其知识吸收能力和支撑结构之间的组合可以提高信息获取效率，从而改善产品创新绩效。
结论
西方国家很多企业30%-40%的销售额都由最近5年所制造和生产的新产品来实现（OECD，2006），创新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最近几十年来，企业界和学术界都致力于揭示产品创新中的知识管理过程，以深入理解企业对知识流组合的管理如何提高新产品开发的绩效。本文通过回顾产品创新与知识管理的相关文献，提出了一个产品创新绩效分析框架，试图解释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相关知识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分析模型从战略视角出发，列出产品创新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为管理企业的产品创新系统提供了研究的方向，由此，也可以在一般企业中采用。然而，由于知识系统的复杂性，该分析模型只是纯概念推演的结果，且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引发这些对管理和营销领域中尚未研究问题的关注。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于对该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更为严密的方式用数据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各种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Corso, M., Martini, A., Paolucci, E. and Pellegrini, L.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Product Innovation: An Interpretative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3)
2.Grant, R.M.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
创新与知识的关系范文6
根据网络联系是否跨越地域边界可将创新网络分为区域内联系和区域外联系，受Dicken空间尺度划分的影响[9]，也有的学者将创新网络细分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创新网络，而且不断分化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曼彻斯特学派，重点关注全球生产网络，代表学者有Jeffrey Henderson、Peter Dicken、Martin Hess、NEil Coe以及Henry Wai-Chung Yeung等；二是北欧创新学派，重点关注区域创新系统，代表学者有Philip Cooke、Kevin Morgan以及Peter Maskell等；三是全球-地方创新网络（Glocal Innovation Network）研究，重点关注全球与地方相结合的创新网络。实际上，从经济地理学思想演变来看，创新网络理论可追溯到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论和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基于距离的经济地理学传统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关注地方空间尺度，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基于关系的经济地理学思潮开始成为主流，主要关注全球空间尺度，并逐渐向全球-地方（Glocalization）综合空间尺度转变，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10]。因此，本文重点从全球、地方（包括国家和省/市层面）和全球-地方三种视角探讨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的关系。
由于构建区域创新网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有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个体通过在创新网络中可获得知识流动、外溢效应，从而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资源[11]。众所周知，知识与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创新能力大小可直接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成败，而区域创新能力主要由区域内知识流动及区域内主体构成的网络所决定[12]。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关系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这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大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厘清当前研究最新进展、存在不足以及有待研究的新方向，从而促进经济地理学者更好地开展创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
1 知识流动研究的兴起
知识流动的概念最早由Teece于1977年提出，他认为技术的国际转移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知识积累，OECD在1997年发表的《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指出知识流动主要指发生在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流动，同时还包括创新人才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13]。由于考察对象的不同，知识流动相关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与知识流动相关或相近的概念，如知识溢出[14]、技术扩散[15]、知识扩散[16]、知识可达性[17]、联系[18]。刘燕华等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交流与扩散的空间过程是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创新系统的重要方向[19]；曾刚等基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案例研究，主要探讨了技术扩散的过程及影响因子[20]；马铭波等则以国内乐器制造业为例，认为行为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可形成知识网络，知识通道则是知识流动及知识网络的保证[21]；李国平等分析了我國省际创新活动，证明了知识溢出的存在性和空间局限性[22]。
知识流动通常被经济地理学者认为是创新活动的基本形式，且知识流动的实质是促进创新要素的有效组合[23]。同时也有学者将创新看作知识流动的结果，不同知识的流动和学习整合则是创新的关键[24]。知识流动能有效促进创新，这在学界已有共识，但有关不同类型、不同渠道知识对创新影响的差异尚存争议。知识一般包括隐性、可编码化、科学、技术、文化、美学、表述和符号等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维持了地方集群内企业的竞争优势，并有助于提升经济竞争力[16]，其中隐性知识和可编码化知识在学界应用最为广泛，二者间在表达形式、交流方式、转移难易程度、地理空间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25]（表1）。Bode以西德1990年规划区为例，对不同经济区域的知识溢出的空间形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知识对区域创新的贡献较低[26]；曾刚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欠缺，更加偏重于对外部科技知识的吸收，但仅仅停留在本土企业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与模仿上[27]；Liu、Buck研究表明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28]。
知识流动是发生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任意两个或者多个参与主体之间的活动。实际上，作为创新的核心主体，企业创新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多少，创新主体可从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中获益[8]，但他们也需要建立区域外部通道获取自身匮乏的知识[18]，知识的流动方式一般有创新合作、技术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29]，而企业主要通过与合作伙伴构建创新网络的形式获取知识，企业的研发人员或发明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发人员在知识流动过程中，直接促进了知识流动[30]。根据知识流动先后关系，可将知识流动分为知识搜寻和知识转移两个阶段，知识存量较高的主体与知识匮乏的主体达成知识转移共识，知识匮乏主体对知识进行消化吸收，经过多次知识传递、吸收、反馈和调整，知识需求双方的知识存量发生改变，从而完成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31]。
2 全球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對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幅提升。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商品链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跨国联系，国家政府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重塑了全球生产格局，出现了地方性产业集群和生产中心，形成了治理范围较大的诸多超国家集团。Dicken[9]和Coe[32]基于这种日益强化的跨国联系，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的概念。Yeung、Coe对全球生产网络假说进行了优化，提出全球生产网络2.0版，将最优化成本-能力比、市场需求、金融规则、风险控制等对行为者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以厘清不同产业、制度、区域对全球生产网络组织与运行的影响[33]。Ernst对ICT产业全球转移与技术升级过程进行研究后发现，旗舰企业（Flagship firm）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知识资源，与区外的客户、供应商、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了正式、非正式的创新合作网络关系[34]；杜德斌等学者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RD网络进行了分析研究[35]；王琛对珠三角地区企业创新活动进行了系统实地调研和分析后发现，企业所有制及其全球合作计划对全球创新网络具有重要影响[36]。
不论是全球生产网络还是全球创新网络，都是一种跨地域边界形成的跨界网络，而跨国网络则是跨界网络中最为重要的形式。跨国网络结构能有效降低知识流动成本，提高知识流动效率[37]。Gupta根据知识流动程度和流动方向，将跨国网络结构划分为全球和地方创新者、知识整合者和执行者四种角色[38]（图1）。Kogut、Zander对跨国公司内部和外部的知识流动进行研究，发现知识的可编码化程度越高，知识向外部的转移则较为容易，反之则只能向内部子公司转移[39]。TEigland等研究指出企业价值观、个人知识以及岗位轮换等可有效促进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流动[40]。Ahuja研究发现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都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结构洞对于后续创新产出既具有积极也具有消极的影响，但在国际协作关系网络中，不断增长的结构洞对创新有负面的影响[41]。另外，Cowan等研究发现小世界网络对产学研知识的流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42]。张云伟以张江与新竹IC产业为例，对跨界产业集群网络的演化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43]。
综上所述，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较好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供应商之间基于产业链的知识交流，较好地解释了后发区域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的原因。然而，全球生产网络忽视了不同空间尺度作用机理的差异，认为跨国公司对创新的贡献远远高于地方中小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3 地方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关注地方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马歇尔式产业区、创新环境学派、创新发展空间、集群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44-45]。20世纪80年代，中小企业创新积极性逐渐增强，其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幅上升，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活跃的创新活动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Cooke[3]和Maskell等[46]率先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有效载体和形式，区域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了经济地理学者的长期跟踪研究，且多从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出发。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会影响知识在主体间的流动和吸收，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47]。毋庸置疑，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知识联系强度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且这种网络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以Coleman为代表的强关系学者们认为，网络成员间联系紧密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获取知识[48-49]，联系较强的网络可加快知识在创新主体间转移，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50]。而以Granovetter为代表的弱关系学者则认为，强关系网络可能会造成知识和资源的冗余，带来关系嵌入性的问题，而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远距离且不频繁的联系）可有助于企业获取新知识和新信息，更加有利于网络创新水平的提高[51-52]。对于这一争论，也有学者指出如果创新网络规模较大，强联系和弱联系都能促使企业从网络中获得创新所需的知识和资源[53]。
随着创新网络研究的深入，网络结构被认为是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42，54]。近年来，有关知识流动的网络研究多以知识网络研究为主，Beckmann以科学家为单元对学术性知识流动的经济结构模型作了探讨，并首次提出知识网络的概念，认为知识网络是进行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机构和活动[55]。之后，国内外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汪涛、曾刚综述了知识网络的研究进展，认为在知识网络的地理空间尺度、非地理距离的定量计算及知识网络的演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理论难点和技术瓶颈[56]；TerWal以德国生物技术知识网络为例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演进，生物技术知识网络内地理邻近的重要性不断下降[57]；李丹丹等以生物技术的知识溢出为例，在探讨不同时空尺度上知识溢出网络拓扑和空间结构演变特征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溢出的影响因子[58]。
综上所述，地方創新网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基本形式和载体，近年来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注，也较好地解释了开发发达地区地方科技创新资源、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促进区域发展的现象和途径，但对创新资源禀赋条件短缺地区的现实重视不够，对地方高校、研究机构、区域政策等对区域创新的贡献有所夸大，忽视了国际知识流动、科技合作，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地方创新的推动作用[59]。
4 全球-地方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区位要素也逐渐向技术创新要素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地理学者强调全球和地方两个空间尺度创新要素互动的重要性，对全球和地方空间尺度的创新网络开展了大量研究[9，60-61]。Hennemann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评估了中国科学知识生产系统融入全球的情况，研究指出知识网络受到内部和外部动力的共同影响，内部动力为精英高校的主动融合效应，外部动力为全球知识系统的涓滴效应[62]；Lorenzen、Mudambi以印度孟买电影娱乐产业集群和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为例，对于集群网络的研究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即构建了集群内外部联系理论分析框架及运用了社会网络理论[63]。基于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创新网络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如赵建吉、曾刚构建了技术守门员分析框架，以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为案例，研究发现技术守门员是集群实现全球地方联结的重要管道，技术守门员便于集群实现更为迅速的技术流动[64]；由于产业集群可看作是创新网络的形成基础，集群创新网络是创新网络的扩展，能够有效地解决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的问题[65]。Bathelt等认为集群与知识距离之间的通道越多，本地集群内公司受益于本地蜂鸣的质量和价值就越高[66]。
20世纪90年代，Robertson首次引入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并指出全球-地方化可能会替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概念[67]，目前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研究尚不多见，Bathelt在提出本地传言-全球通道模型以来，又对本地创新主体与全球创新主体的知识交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区域发展受益于本地知识与全球知识的交互作用[9，68]；Huggins等将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结合，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效测度的网络资本概念，并建构了本地与全球网络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发展路径理论分析框架[69]；苗长虹基于全球-地方联结视角对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过程进行了分析[70]；司月芳等学者则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全球-地方联结下创新网络的概念，并对其研究理论渊源、研究进展及未来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们指出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是指特定产业、技术领域内，分布在世界各地并具有相关关联的创新主体为追求创新而建立的地方和全球网络合作联系的总和[71]。
综上所述，经济地理学者已经意识到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中知识流动的差异，且关于全球创新网络、地方创新网络的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在解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但是，虽然学者们对创新网络的空间尺度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索，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概念描述，缺乏对不同空间视角下的创新网络主体的结网过程和机理、知识流动机制的探讨。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对全球、地方、全球-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创新网络已成为经济地理学者近来关注的核心领域，同时创新网络也是各创新主体知识转移的重要载体，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获得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创新网络研究的全球-地方新趋向来看，现有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知识流动能较好地解释创新过程，是近年来创新领域逐渐兴起的研究热点之一。知识流动有助于实现创新，但有关知识流动的研究侧重于知识创新主体之间的流动，缺乏对知识流动的规律性特征进行总结和归纳，未来可以基于较为成熟的技术空间扩散规律进行知识空间扩散规律的研究。另外，知识流动与创新绩效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纵观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于知识流动的讨论多是如何提高流动效率进而提高创新绩效，对创新绩效提升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效应涉及不多。
第二，作为知识流动的载体，近年来关于网络的讨论呈现空前的繁荣，包括知识网络、创新网络等。研究发现经济地理学者们多集中在网络结构及特征，而对于不同阶段的网络演化动力及机制研究尚少，尤其缺乏研究不同网络间行为主体如何通过知识转移来提高网络整体的创新能力。创新合作结网的本质就是获取区域或企业自身难以获取的知识，通过结网创新主体可以在网络内转移知识，并促使创新主体实现创新，可以判定知识流动是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核心方式。然而，由于知识类型不同，往往会造成知识转移的方式与效果的不同，已有研究多认为知识可分为编码化与隐性知识，并认为缄默知识在本地范围内较易传播，而编码化知识更加有利于非本地范围内传播，对于隐性知识如何在非本地的网络内流动及机制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