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范文1
现在，需要问的是：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GDP第二大国之后，为什么中国距离一个创新国家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以及贸易地位相比，在创新领域和经济地位极不匹配：在国际创新领域，中国仍然属于追赶型阶段，除了个别领域，中国在绝大多数创新领域仍然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第一梯队，也落后于英国、以色列、韩国等第二梯队。
从科技研发投入的强度看，中国近几年来投入力度逐渐增强，并且在2011年达到创纪录的1.84%，但与美国的3.07%相比，仅相当于美国的60%，研发经费支出规模也只有美国的23%。全国研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美国的12%，韩国的17%和日本的10%。
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已经是一个科研大国，但在创新领域，仍然处在非常尴尬的地位，与真正的创新国家有很大的距离。研究中国如何成为真正的创新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决定未来命运的大话题。
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看，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为下一次的经济跃迁酝酿着巨大的创新动力。那么，一个国家的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伯恩斯坦认为，1820年以来，人类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关键的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大爆发。他将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交通以及通信技术的改善。在他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显然，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至于交通和通讯，更是成为时下热议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话题。
然而，时下的中国除了交通和通讯，其余的三个条件极其残缺。以金融和资本市场为例。中国封闭僵化的金融系统不仅难以为创新战略提供强大支撑，反而因其落后和某种程度的垄断成为中国创新战略的巨大阻力。回看阿里巴巴纽交所上市，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遗憾。暂且不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能够撑起这个巨无霸，在推动创新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真的完全落伍。
有点黑色幽默的是，过去30多年，金融大多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服务，但政府主导的绝大多数产业在创新领域几乎完败，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和最近的光伏产业。
互联网企业兴起之初，因其巨大的风险和烧钱效应，国有资本被严禁进入，不仅如此，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也是不允许给互联网公司融资的，这样的结果反而逼得很多互联网企业到海外融资，并为了以后海外上市的方便而通过设立离岸公司的模式使自己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一家外国公司。
如果不是寻求海外融资，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下，阿里巴巴不要说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活下来都可称奇迹了。这次阿里巴巴的上市选择，事实上再次印证了中国金融竞争力的短板。
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都是经济大国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创新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契机。从2008年至今，发达经济体在手忙脚乱应对眼前的危机的同时，几乎都出台了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反观我们，因为错失结构调整的良机，试图通过房地产的繁荣和廉价的信贷来度过危机，实在令人痛心。
更令人痛心的是，经济每一次下滑，我们都重复一次过去的错误。当下是要避免重蹈覆辙，绝不要再次出现房地产的泡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高技能、高才智的劳动力才是维持经济竞争力的基石。
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就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一定会抑制创新，因为“房地产吸纳了本可以投资在生产力提升、创新、医药技术、软件或可替代能源领域的资金，而这些领域，能够在未来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复经济活力，再次实现增长，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房子的酷爱。”很显然，这种真知灼见更适合当下被房地产绑架了的中国。
创新中国范文2
34岁的王巍极具艺术家气质，从蓬松的头发到独特的衣领都显示着他的个性，这肯定会让一些刻板守旧的人看不惯。但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人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创新者，而王巍为外国贵妇设计的时髦衣裙表明，他恰恰符合这一标准。
创新主旋律
中国现在有无数的青年人在拷贝别人的发明，或者只是承担技术含量较低的组装任务。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现在是中国人拿出自己的创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推销给外国人的时候了。能否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发明创造的摇篮的转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这个转折决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能否满足13亿中国人的需求，也决定了中国能否保持大国的国际地位。
经济创新已成为中国的新口号。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总是呼吁国民发明新产品，使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中国领导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技术创新滞后所带来的问题。《中国日报》刊登的一幅漫画，把中国经济描绘成一辆准备全速前进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却因为一个标着“技术”字样的木头车轮而停在了起跑线上。
武汉理工大学产品创新管理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胡树华(音)说：“创新是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总体战略。当前应该是我们的创新时代。”他指出，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始终在进口别国的技术，“如今，我们具备了创新的经济和技术基础”。
作为汽车设计创新领域的专家，胡树华抱怨说，中国道路上的汽车数量猛增，但都沿袭了外国的设计，是与外国企业合作制造或直接进口的。
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
对于创新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是个障碍。中国的谚语说：“枪打出头鸟。”数百年来，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要学习顺从和尽力成为集体的一分子。
中国的学校仍强调集体活动，纪律严明，反对形成个性。学生的表演大多是穿着相同的服装，用一致的动作挥舞彩旗。就中国的教育来说，教育体制、教育管理、教学大纲、考试方法全国划一，而且长期稳定，基本不变，统一考试、统一命题、统一答案，一切都像工厂生产“标准件”一样，几乎没有差异。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另一种传统价值观，那就是重视等级名份，崇尚权威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死记硬背是他们经常采用的方式，他们在背诵时并不向老师提问，考试时机械地照搬背诵的内容。这种方法造就了高分，但缺乏创新。人才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人创新的最佳年龄阶段是青年，有人曾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做过统计，如果把35岁以下的称为青年科学家，那么这些青年科学家获奖的人数的比重为：物理学54．1％，化学34．9％，生理学和医学26．2％，体育、艺术人才的创新年龄则更小。这表明中国创新的希望在青年，后生可畏。然而重“权威”轻“后生”的传统价值观，却严重阻碍了青年人才的成长。38岁的上海时装设计师张达(音)说：“中国人接受的教育是为了让他们一模一样，如果他们与别人一样，会觉得比较安全，这就是问题所在。”
张达说，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品位缺乏自信，而这种自信在时装创新的过程中必不可少。他说，直到不久前，中国的新贵们穿衣时还保留着西装袖口的商标，以便让别人看到他们买的是名牌。他说，路易・威登箱包在中国的流行也体现了这个想法，因为该公司的起首字母显眼地出现在箱包的表面，令人一眼就能看到。
胡树华在接受采访时极力淡化这些忧虑。他指出，传统文化在一千年前并没有妨碍中国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高技术国家，反而推动了火药、陶瓷、指南针以及航海、印刷和丝织等技术发明。他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现代的中国学童也许不像西方孩子那样外向，“但创新与外向不是一回事”。
不过，中国特殊的国情也确实影响到国人的创新意识。虽然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普遍顺从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种氛围中，创新精神在现代中国并不是很普遍。
另外，在中国获得研究经费的难度仍很大。尽管中国郑重表示，到2020年，要侧重依靠科学技术实现增长，但中国各机构投入研发工作的资金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1％；日本和美国的比例则分别为3．2％和2．6％。
模仿到原创的旅程
王巍的父亲是画家，他自幼随父亲学国画创作，他用来布置教室的作品得到过老师的表扬。13岁时，他代表上海参加了全国艺术比赛，坚持把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创作主题。他说：“这是遗传。”
1980年代的西方文化冲击对王巍和他的同学们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听的是“滚石”乐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但对崔健等人的本土摇滚缺乏兴趣。而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时装界的影响一直在持续。大多数富有的中国女性喜欢“香奈儿”等知名品牌。大多数中国设计师仍在借鉴西方时装的特色，而不是在中国特征鲜明的传统服饰中寻找自己的主题。
毕业后，王巍在一家香港时装公司工作了两年，生产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西方设计时装。离职时，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略有了解，也大致知道了怎样向自己的长远目标迈进。1997年，王巍开始为画家陈逸飞工作。这位成功的画家把自己的知名度扩展到了利润丰厚的时装界。王巍在陈逸飞身边工作了6年，帮助其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开设了100多家店面，专门销售女式成衣。
王巍培训了80名裁缝按照欧洲时装品牌的规范制作成衣。与此同时，他向欧洲客户供应丝绸和其他商品，耐心等待他的时装设计事业取得突破。他的一些设计带有颓废的味道，比较迎合西方口味。这些时装与上海的传统旗袍毫无共同之处，更不必说中山装了。
2003年，王巍准备独立出击。他说，他的目标是高级时装，他认为自己已准备好征服巴黎、伦敦和米兰。完成一批设计后，他于去年前往欧洲各国首都，尝试宣传自己的作品。他应邀参加了伦敦时装周的展示，还将于今年9月参加巴黎的一个时装展。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设计并没在国际市场引起强烈反响。他说：“我到那时才明白，我还没作好准备。”
张达说：“中国时装界的模仿痕迹仍很重。目前，我不能说我的服装能百分之百地实现原创，因为它们仍然显现出欧洲和日本设计师的影响，但我在摸索自己的风格。”
创新中国范文3
先跑出去的亚洲企业，他们的运营模式是什么？其实和一些大型的欧美企业没有太大区别，原因是他们本来就是他们的外包商。还有一点他们很多的经营者、管理者都是在欧美的教育体制里受教育，所以他们的思想和文化都受到影响，因此很重视两点：第一，重视研发；第二，很重视创造品牌。
我们出去是希望争取更好的资源，相对来讲是现在比较便宜的科技等等。很多企业跑出去，希望把这些购买下来之后，让我们的价值链特别是行业价值链能够有一个提升的机会。
我发现相对成功的亚洲企业很重视经营战略及人才策略的整合。三星的成功在于它不停地在价值链角度提醒自己，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从它的白色家电到数码技术，还有智能电话等等，它接下来要做原创科技希望能够走到医疗和绿色能源领域。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本身没有这些材料，三星就请了很多前苏联顶尖的科学家及本国精英，开创原创性技术，从白色家电向蓝色数码电子业转移。它能够面对苹果， 和苹果打官司，因为很多都是它自己原创的技术。
这个差异性还在于抢占市场空间。我注意到南韩和中国台湾的企业里面，之所以能接到那么多的外包订单，是因为它具有更低廉的成本，能够为你创造更好质量的产品。它在为自己创造空间，这是运营方面的一个才干。
三星成功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重视使用本地人才，注重怎样去创造这种多元化的管理团队。他设计了一个跨地区人才培养制度，在中国请了精英，不在中国市场运作，而是先派去首尔，住在那里工作两三年。这期间，他不但会派高层过来，还会派中层干部、年轻精英过来，为什么？就是要跟你一起生活，学习你的文化，理解你的客户需求，所以他能够看到你所需要的产品。而被派去首尔培训又回到中国的精英，几年以后已经不但是一个中国人，更已经是受过三星文化影响的一个中国人。三星团队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把全球员工纳为己用，你不是代表什么国家的人，你代表的就是三星的一个成员。
我自己开发了几个理论架构，希望能够总结我过去这几年特别是今年总结的一些想法，一些规律。第一个规律就是说亚洲企业不一定要走欧美企业发展的模式。欧美是一个创新，我们不要一步到位，我们也不可能一步到位，特别是创新。现在我们在理论课堂里会听到很多干扰信息，说我们要颠覆性的创新，但是我们没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经验，为什么要颠覆呢？我们要不停地提升新的理念，因此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创新。只要我们不断创新，就不会比他们差。
创新中国范文4
就在2006年的早春2月，中国国务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和“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具体目标。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全球赢得竞争优势。
中国的前进脚步使美国精英们开始有了被人赶超的危机感。但是，“中国远远落后”的惯性思维使他们对中国能否建成创新型国家将信将疑，他们特别提出了以下5个问题：
中国试图通过自主创新来建立创新型国家，还是打算依靠其他国家来达到这个目标？
科技创新的大方向是来自决策者（即自上而下），还是来自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即自下而上）？
国家对研究开发的投资是为中央政府的重点服务，还是为当地政府的首要目标服务？
政府的科技规划如何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之间分配经费？
在中国的创新过程中，技术的商品化将起什么作用？
USCC：“冷战”性质的监测机构
针对上述5个问题，美国国会首先积极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
USCC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背景下，美国国会为了监测中美贸易交往对美国经济与安全的影响而于2001年特设的独立咨询机构。因为当时尚未摆脱冷战思维的美国国会担心，中国这样一个非市场经济大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成为一种威胁。该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他们由国会领导层任命，但他们均来自私有部门，而非现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
尽管该委员会经常针对中国国情提出诸多质疑，但该机构与美国国会内部的所谓“反华鹰派”并不相同。从2001年开始，该委员会每年都要向美国国会提交并公开发表一份评价中国国情的年度报告。以前，年度报告主要论及经济领域中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但近年来其范围逐步扩大，例如，2011年的报告除涉及美中经济关系（包括中国国有企业不断增加的影响、知识产权违法情况和对华技术转移等问题）外，该报告还详述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问题。
2012年，鉴于中国不断出现“上天入海”（神舟载人飞船对接和深海潜水器）等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重大成就，使美国感到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突飞猛进的压力，于是，USCC决定2012年的报告要加入有关评价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容。
2012年5月10日，为了调研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状，USCC召开了听证会。听证会分为四个部分：（1）中国与创新；（2）中国创新的基础结构；（3）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创新；（4）国防工业的创新。提供证言的专家共有9位，有的是来自信息技术和创新领域智库的负责人，有的是来自著名高等学府和军事院校的教授，有的是来自IT技术公司的负责人，有的是来自著名国家实验室的领导。听证会的内容十分丰富，其记录文件长达178页。专家们除讨论一般的创新体系建设外，还就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云计算技术和国防工业等方面的进展进行了具体评价。为了撰写年度报告，USCC的成员还在5月份亲自来华，访问了北京、常州和苏州等城市，与中央部委（特别是科技部）和地方政府的官员面对面地讨论了中国科技创新体制的问题。
6个月以后，2012年11月14日，USCC发表了2012年度报告。一共只有六章的报告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论述该委员会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现状的评价。可见，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创新”已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白了，因为中国创新撞了美国的腰，他感到有点痛了！
中国对创新投入巨大
首先，上述报告不得不承认，至今中国在达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中国已通过大量向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制造业在从生产简单的消费品向应用高技术转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事实证明，中国对创新的投资已得到了回报。
在某些领域，成绩是巨大的。例如，中国科学和工程学类的研究生学位已从2001年的30320人增加到2009年的172336人，增长率高达468%（在美国，与此同期的增长率仅为8%）。这项进步来源于中国科技类大学的显著增长，从2000年的239所增加到2010年的834所。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创新的计划，最著名的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以及“十一五”、“十二五”科技发展计划（USCC的报告对这些规划和计划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对于其他的
部级的研发计划，如“863计划”和“973计划”的内容，报告也不厌其详地作了介绍。
报告认为，在最近几十年里，中国政府的规划者一直在研究中国的科技工作独立于西方国家的程度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中国总的方向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试图在关键领域做到自力更生。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官员在要求做到高度自力更生、高度评价自力更生战略的同时，也引进了不少的外国技术和国际智力资源。但是，中国至少在目前仍然强调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自主创新”，即力争自主控制核心技术能力。
报告还对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资源作了长达3页的详细介绍。特别对中国用优惠条件延聘外籍专家作了介绍，并引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国家安全事务的一位专家的话说：“中国特别成功地招聘了来自国际科学资源和国外大学的学者来为其军民两用型创新的雄心服务”。
“中低级”创新成就
但报告认为，中国有些方面的创新努力尚未获得成功。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努力步履蹒跚；通过建立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化的银行金融体系来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目标也未实现。中国的科学和工程学人才培育的质量和教育制度的成效受到质疑：看重死记硬背胜于创造性；偏重抄袭国外技术而不是崇尚创造发明。
乔治亚理工学院“国际事务与管理”专业的一位教授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已找到了创新的“捷径”。这个捷径不需要注重原创性、不需要为生产独一无二的新产品而投入大量资金。中国真正的创新竞争力在于掌握了“第二代创新”（Second -generation Innovation）的技巧，其中包括把成熟的技术与产品结合产生新的解决方案。中国的重点是改进美国开发的技术、实施商品化并付诸实际应用。他甚至说，不必在乎中国赶超硅谷模式的企图。报告还引用美国对华贸易官员的话指出，中国中长期规划的重点完全集中在“增量型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至今，中国的创新大都是以“以工程为基础的创新”、“第二代创新”或“创造性仿制”等形式来取得中低等级的创新成就。
报告认为，总的来说，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较少。虽然基础研究经费的额度有了迅速增长，但实际上在总的研发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却在下降。据欧洲商会2012年8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申请的专利大都是外观设计（占32%）和实用新型（占36%），而真正的发明专利仅占32%。
中国创新对美国的影响
与此同时，报告不顾事实，用“中国”的老调对中国的创新战略进行了攻击和指责。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的对外互动聚焦于为中国的利益汲取技术。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制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市场障碍，扭曲了市场。中国有时在引进外资时，强迫对方转让相关的专利技术或技术秘密（Know-How）。有时自主制定了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的中国标准。例如，在智能手机领域，外国竞争者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必须费时耗材来修改原本在全球兼容的手机。中国政府还鼓励中国企业申请与尚未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的技术相似的实用新型专利。这样就有可能迫使竞争对手为外国公司发明的技术向中国拥有的这类专利支付使用费，并以此来吓退竞争对手。
报告认为，如果继续执行这样的“创新战略”（报告中用了“创新重商主义”这个新名词），中国就会破坏整个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特别是当发展中国家开始相信“北京共识”（即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和替代进口的贸易政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时，这种战略将把国际贸易变成“零和游戏”，而使遵守WTO 自由市场规则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在这样的情绪下，不幸的是该报告得出了扭曲的结论——除非中国放弃非法获取美国技术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美国将在下列重要的出口产业领域承受收入和就业机会减少的痛苦：商用软件、电影、通信、信息处理硬件、音乐和娱乐软件、航空航天和许多制造业，如机床、交通设备等。中国领导人期望在2040年使中国的产业达到“跨越式创新”的高峰。中国这种战略的成功将影响美国在全球的科技地位、经济业绩以及当前和未来的安全态势。
多极化世界
创新中国范文5
据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11月30日报道称,中国主张经济增长重心从数量转向质量。
中国仍将是最大的世界工厂之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从过去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体系转向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中国企业正在力争实现技术飞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与外国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的大品牌竞争。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逐步悄悄地成功收购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尖端技术和通信设备。
中国不但学会了很多东西,而且速度很快。中国对研发的投资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并拥有了一批大型创新型企业。在电信领域最为突出的当属华为和中兴,而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则是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这份名单还很长。在中国的大型跨国企业成功变成全球技术领先者的时候,中国也将成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决拥护者。11月2日,中国自主研制的C9型客机在上海总装下线,该机型将在世界航空领域对波音和空客飞机形成竞争。
中国仍在遵循过去日本、韩国和台湾走过的工业发展模式,如今它们都已发展成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但中国巨人还坐拥一笔巨大财富:超过13亿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所具有的消费潜力,其中55%为城镇人口。消费目前仅占中国GDP的40%,随着工资水平的提升,这一比重还将增加。经合组织国家的消费占其GDP的60%。中国中西部省份正在出现的中高收入阶层也将拥有更多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不过中国还需要跨过一道文化障碍:中国人更倾向于将相当一部分收入存进银行,以支付未来国家无法覆盖的各种社会需求。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
中国已修改了人口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2012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正在让劳动力逐步减少。不过,很多工作岗位已被机器人或机械取代。由于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企业在经过测算后决定投资机器人,特别是一些没有把工厂迁出中国的跨国汽车制造企业,因为中国是它们最大的销售市场。工业机器人已开始进入浙江和广东等地的一些制造领域,并正向内陆工业城市推进。苹果的供应商富士康公司计划5年内在其中国大陆工厂实现30%的自动化。机械也正在快速进入服务行业,一些新职业都需要更大程度的专业化。
创新中国范文6
我们所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标志的是一个新发展阶段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在演变过程中看到市场预期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阶段转换的“新”大家已经清楚，但是“常”还有待实现。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新”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常”是要在出现“告别高速”的阶段转换之后完成一个探底，然后使整个增长态势企稳，企稳之后对接的应该是一个时间段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跟着“中高速”强调“结构优化”。在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之后，这个“常”要落到增长状态最为关键的结构优化上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质追求在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落到人本主x立场上，就是要使社会成员、老百姓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可持续。这第二个关键词，显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结构优化谈何容易？市场怎么样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中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处理好。
把结构优化问题处理好，就要延伸到第三个关键词――“创新驱动”。服务于新常态的“常”如能够形成，需要依靠现实的创新驱动，完成供给侧的要素优化重组和新旧动能的转换――只有创新才能对冲下行压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稳的过程中间，只有创新才能达到结构优化，形成打造升级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组合。新的动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对冲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而且使结构优化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解放，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上，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潜力、活力的释放，使整个宏观发展态势带有升级版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