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1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认同；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G05；D693.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114―03
政治文化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热点课题。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是我国统一政治文化中的亚文化或次级文化，这些亚文化又相互构成一种相对于汉族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并有突出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体系。尽管这种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体系受到主导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它并未因此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而消失，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政治文化建设是政治系统基本的政治功能之一，作为形成政治秩序和维持政治体系稳定的重要内容，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亟待关注的问题。
一、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西北少数民族世居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五个省区，其中维、回、哈萨克、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东乡、保安、撒拉等十几个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藏、蒙古、裕固、土、锡伯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俄罗斯等民族信奉东正教。西北民族地区总面积接近30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2％，近三分之一，总人口接近大约2000万，约占西北地区总人口的20％。西北诸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的态度和认识，其本质是对于国家的认同的感情。要加强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互相离不开的关系，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促进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
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与其历史演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传统型政治文化，它具有宗教性、服从性、封闭性、疏离性等特征。但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政治人格、政治认同、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等方面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政治文化现代性转型的逐渐深入，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也呈现出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进取性、融合性等特征。一个民族凝聚力与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统一，是一切国家认同的前提，也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把西北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西北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基本条件。在此层面有两项内容，第一是对国家代表性形象的认同，对国徽、国旗、国家领导人和一切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家标志的认同。第二是对国家认同。是对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概念的认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和整个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维护祖国的统一安定是各个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是西北少数民族对政治制度认同的基本条件。认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系统。通过政治文化建设，就是要让西北少数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是西北少数民族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认同的基本条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都一律平等，各个民族只有实际发展的先后，没有历史先进和落后之分，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对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本民族应有的贡献。要通过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来完成这些认同，这是克服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高傲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的有效途径。
四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备条件。西北少数民族走改革开放的道路的难度大于东中部地区，既因为自然地理、社会条件、基础设施等硬件较差，也有自身素质欠缺等原因。因此，西北少数民族的改革开放要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捕捉机遇、迈开步子，迎头赶上飞速发展的形势，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其关键。只有这样，西北少数民族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二、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意义
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问题，实质上是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能否正确传递、接受和认同，并进而影响我国政治体系是否运行顺利的大问题，是保障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把握跨学科研究的机遇，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随着西部大开发，我们正处于改革不断深化的重大历史关头，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相关的民族宗教认同、国家和政治认同的问题就凸现了出来。这是与全国其他区域少数民族都迥然不同的。既有民族的共同特点与共性问题，又是包含着不同地区社会和经济、文化特点的局部(区域性、社区性)问题。就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本身而言，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都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有关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周平、王宗礼和丁志刚等人在其政治学论著中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使我们获益匪浅。遗憾的是并没有此方面的专题调研资料，亟须政治学、社会学实地、实证研究的关注。
(二)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践需求，进一步为西北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了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并考虑到西部实际客观的需求，我们必须从中国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具体实际情况来研究、设计它们各自的发展道路，如果不积累和分析这种微观的实证的具体的田野调查资料，而是笼统地研究所谓全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问题，不但不切合实际，而且易流于空洞而无用。任何科研的知识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和实际调查，其成果也要为少数民族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因此，以政治文化角度对此进行具体、实证的调查研究，科学把握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论，以探索、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改善其政治生活，具有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培育少数民族新型公民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人民 的民利，还要使各族人民具备相应的政治文化素质，有计划、有目的、科学地进行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使人民都能够充分享有和正确行使宪法赋予的民利，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不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而且是现代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在民族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直接受益者和价值的当然评判者。如何使少数民族充分明了自己的主体身份，从而能动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并形成相应的政治信念和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加强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是其关键。
(四)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大众化。
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理论，满足了新时期西北民族地区对发展先进政治文化的需要，又对西北民族地区有效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认同与传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社会政治秩序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是具有稳定高效的政治文化，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地区乃至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这对于加速实现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提升区域软实力，为西北地区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软实力”是区域综合实力及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能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高尚的理想情操、创新的价值理念、不懈的创业激情去凝聚人心、激发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能够促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战胜各种分裂祖国的活动。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期间，维持社会稳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十分必要，成功有效的政治文化建设既有助于培养起少数民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进而产生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对国家政策和政权的支持，又有助于形成民主法制的观念和增强公民意识。反之，则有可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比如、等事件的出现。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对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维护这些地区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能促进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的异同，西北地区民族文化虽然多种多样，存在差异，但是超越民族超越利益的共同核心价值观是存在的。“印度学者巴赫拉根据本国‘民族一国家’的发展历程指出，为了使许多民族共同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共享的‘共同文化’，这是历史中各民族长期共享的社会伦理、生活方式和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它能够把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各民族联系到同一个政治实体之中”。对我国来说，这个共享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努力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
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2
关键词： 民族院校 少数民族大学生 中华文化认同
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它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只有实现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才谈得上其他的认同。少数民族大学生是肩负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重任和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是国家和民族地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更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文化认同状况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教育是增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的主要手段，民族院校作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摇篮，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中负有重要使命，本文拟探讨民族院校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路径。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加强中华文化认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大学生需要以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实现高度认同。民族院校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主渠道，加强民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理论思维不仅对国家还是民族都很重要。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让他们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年龄阶段，也是他们良好社会公德、行为习惯和健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多种文化正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这种文化之间的碰撞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影响。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认同的教育，并正确引导他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
（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
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已取得成效，但同时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的功利化等。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少数民族大学生，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他们;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他们，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理想信念，要使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保持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融合少数民族大学生，使他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
（三）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注重培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国主义精神，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要引导大学生在法治轨道上表达爱国热情。要加强对大学生的道德、法制教育，让他们学会科学分析、全面思考，积极引导他们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首先，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态度上认同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践行的积极性。其次，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广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相结合。高校尤其是民族院校可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各民族所共有的传统节庆日，各民族自身所特有的重要节日及学校所开展的特色重大庆典日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各种主题活动、学生的社团活动、各种文艺演出及相关的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等载体贯穿其中，在理论灌输与实践活动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理念
五十六个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成“多元性”的中华文化特点，与此同时，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又都同属于中华文化，也就是“一体性”。因此，在中华文化认同的教育中，如何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当前高校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民族院校要通过民族理论与政策课，构建大学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理念。
（一）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被打上时代的民族烙印，反映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观念。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既有共同之处，又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各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对该民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为各民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不同民族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自己具有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成员的感情寄托，表现为一种民族精神。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各民族相对稳定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及民族素质，共同的文化是维系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精神纽带，也是维系各民族关系的情感依托。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各少数民族在加强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尊重和认同“共性”的文化。
（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
无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必然要根植于包括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价值观念不仅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同时，作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流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对于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形式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要做到“美人之美”。
（三）加强民族文化政策的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文化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从1984年到2009年期间，政府相继出台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这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从而为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营造中华文化认同的校园文化
民族院校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为各民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提供“润物细无声”的环境。
（一）在校园建设中融进中华文化元素。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添加中华文化的元素，如修建中华文化墙，展示优秀的中华文化;在教室或图书馆悬挂经典诗歌等。把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大学校园文化离不开一定的资金投入，学校各项活动的开展及各项载体的建设都要依靠一定的经费支持，确保民族文化进大学校园的必要资金投入。
（二）开展丰富的中华文化方面的活印
社团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族院校要通过社团活动将中华文化浸润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心中，如邀请专家开展中华文化主题讲座，开展古诗词朗诵比赛，组织经典原著读书活动，或利用中华传统节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利用学校校报、广播、电视、校园网等多种媒体，让各民族学生相互了解民族文化，加强对彼此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全力营造既能有效弘扬主旋律又能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加强信息管理，优化校园网络文化环境。
在网络化时代，由于传教者和受教者所具有的广泛性和主动性，使得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面临新的问题。在网络世界中，文化的多重界限正在慢慢消失，由此带来的各种具有自身模糊性的亚文化。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高校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为大学校园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手段和日益丰富的信息存储。另一方面使得负面信息有了市场。加强校园文化主体网站建设，用正确地、健康的文化占领校园网络阵地，加强主旋律在互联网上的正面宣传。同时，加强对学校党报、广播、电子公告牌、校园网、校园论坛、学校沙龙等学校主流宣传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搞好网络载体建设，充分利用各种有效传播途径和传播媒介积极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形成良好的校园育人环境。
（四）加强人文关怀，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高校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有自己的个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教育方面的改革正在进行，出现了某些影响大学生健康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学生的心理压力在加大。由于他们过去成长、生活在本民族地区，在当地及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大多继承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及文化传统，有自己较稳定的民族意识。进入高校后，随着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层次和个人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本民族意识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民族心理会使他们特别关注本民族的语言、传统习俗等能否得到他人应有的尊重。因此，民族院校要营造出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和民族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校园文化，使少数民族大学生亲身感受到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激发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从而使他们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坚力量。
注释：
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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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3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
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4
关键词：青少年 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表征 民族认同感
1 研究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积淀，价值意识里具有强烈的感彩，它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每个民族成员在这种特定文化背景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构建了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政治家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战略主题，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并融一体的民族文化，不同边缘民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透过文化记忆的重组与建构，最后都被同化为中国人。社会表征理论是近20年欧洲社会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该理论界定了群体认同的符号边界，个体内化了本群体的某些社会表征就必然形成群体的社会认同。同一社群共享一种认知结构后会促进一种亲密情感及群体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文化的认同功能在多民族国家显得更加重要，且文化认同是可以跨越民族的。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反映了对其认同状态，它也与中华民族认同感不可分割的。
2 研究方法
自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表》，秦向荣编制《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本研究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问卷292份，回收率为97.33%。同一被试同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表征问卷与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为了平衡顺序效应，有一半被试先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问卷，然后再做民族认同感问卷；而另一半则相反。根据测谎题筛查被试有效数据，将《中华民族认同问卷（EIS）》中测谎题重新赋值，求出测谎项总分范围在0-5之间，根据这个分数来确定剔除被试数据的标准，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74份。主要统计工具为spss11.5和lisrel 8.3，对研究做项目分析、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3 结果分析
3.1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量表各个项目分析
研究分析出各项目具有良好区分度；切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0.8272，一致性良好。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是：“文史文化”是0.7420；“民族文化”为0.7264；“思想文化”是0.6893，分量表有一个维度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其他维度的信度较好。
3.2中华民族认同量表项目分析
分析得知中华民族认同量表的信度量表总体的α系数为0.715，该问卷具有可接受的信度。按照秦向荣所做因素分析，量表分为四个“认知维”、“情感维”、“评价维”和“行为维”。
3.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总体状况
采用单样T检验方法，将平均分与得分中点94.5进行比较，青少年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平均分118.41，标准差为10.355。得分显著高于中点，总体看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都比较强。
3.4社会表征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对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作总体积差相关分析，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存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 =0.467*（*表示 p ＜0.05）。文史文化”和“思想文化”分别与“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维度具显著正相关。“情感”维与“民族文化”没有相关性。
回归分析：一元回归方程分析显著，中国传统文化可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异。
随后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民族文化”没有进入回归方程，“文史文化”与“思想文化”可联合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52.8％变异量（表6）。“思想文化”层面的预测力最佳，解释量为61.5%，“文史文化”的解释量为22.5%。中华民族认同感= 0.615*思想文化+0.225*文史文化
4 分析讨论
研究针对社会表征应用功能即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研究首先证实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状况呈积极正向认同，结果证实社会认同理论，通常个体会以偏好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有必要，但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将传统文化认知置放于民族认同中作以观照，除了“民族文化”与“情感维”无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感其他维度两两呈正相关。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表征中的“文史文化”、“思想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正面因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程度较高，中华民族认同感程度也就越强烈。一直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颇有争议，但是不可以忽视概念本身的三个主要特性：（1）历史性；（2）群体性；（3）影响性。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相关已被证实，但不排除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可以预测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中，“思想文化”和“文史文化”进入回归方程进行解释。其中“思想文化”的系数达到0.615。文学著作、思想智慧、道德风尚等项目属于“思想文化”维度，一直以来，中国节气和爱国主义精神被提倡，这些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昭示着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有径可循，传统文化的教育应立足于核心部分，即“思想文化”的教育力度加大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其项目更多是与我们生活内容息息相关，如民族衣饰、传统佳节、特色食品、典型物品以及风俗习惯等等，青少年对于已经融入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有可能产生笼统无分化的情感。“民族文化”与“情感维”不具有相关性，而“情感维”又恰恰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对于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民情的晕染，当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其中民族情感凸显性的内涵就会减少。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需要通过必要手段，从文化的特性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结构也许会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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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5
[关键词]生物性；社会文化性；家族；民族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22—06
自然-文化，生物性-社会文化性的讨论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和命题之一。早期进化论就试图揭示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内在关联。斯宾塞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提出著名的社会有机体论，用生物有机体的机构来比拟社会的结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需要说”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社会（文化）性二重性的最佳注解。人类有机体的需要即社会的基本生物需要，是文化滋长、发展及绵续的条件，从而形成了基本的“文化迫力”。由于需要形成迫力，这种迫力迫使人们靠着有组织的合作及经济的、道德的观念，而满足生理的需要，之后，又从中生发新的需要，又产生新的文化迫力。[1]（P-24）马林诺夫斯基对禁忌、仪式、巫术和生殖制度等的功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从而用功能论这种研究工具探究人（人的生理机体）和文化（人的创造物）之间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隐含着对人的自然-文化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
家族和民族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单位，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表现形态，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又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然而，学界迄今为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理论阐发和民族志研究的不多。在当今全球化已成为明显趋势的背景下，传统社会文化处于变迁与转型时期，从古典人类学遗产中寻找理论源泉，以生物性-社会文化性二元概念为切入点理解家族和民族的特性，或许我们会对当代普遍出现的诸如文化生产、文化再造、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有新的思考。
一、家族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
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是中国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起点和核心。麻国庆教授曾阐释了家的性质：“家，是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概念。它可以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具体结构表现在姓、宗族和家庭与家户上。家族这一概念，一般是包括家庭和宗族。家族一方面是指这一具体的家与族，另一方面是指由两者间演生出的关系的外在化的一种符号，如家族主义、家族势力、家族影响等。”[2]（P-18）中国传统社区生活是以家族为核心的，韦伯通过对20年代中国社会的观察，认为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族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家族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系家长制的烙印。[3]（P-153）在家族观念的熏陶下，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呈现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到宗族再到族群、民族、国家的层次。
（一）“父子同一”的血缘亲属关系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特点在于其宗族性。宗族关系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主干关系。宗族关系以血缘关系为标准，表现了一种原始的人际秩序。宗指的是亲族之中奉一人为主，族指凡血统有关系之人。[4]（P-371）宗族制度强调纵式的父子血缘关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亲疏有别的观念奠定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准则和伦理观念。在与其他亲属、邻居、朋友等的社会交往中，横向的关系也同样重要。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这种横纵交叉的社会交往格局称为“差序格局”，认为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西方式“一捆一捆清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即以“己”为中心往外推出关系网，并依据波纹的差序处理社会关系。对血缘的强调缘于对祖宗的崇拜，生育繁衍后代，继承祖先血脉是每一个宗族成员的责任。只有血亲生育才能将短暂的个体生命延续为永恒的代代继替。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人是有祖先也有子孙的民族，对血缘的重视是维持纵式社会得以延续的必要手段，也是许烺光先生总结的“父子同一”观念的体现。
宗族的血缘关系是家族存在的内在纽带，是一种生物学的逻辑关系，也是家族的生物性特征，对家族秩序和系统的形成起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而犹如人的生物与文化双重属性，家族还具有另一重要的维度就是其社会文化性。古德在《家庭》一书中讨论了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家庭模式中的表现，辩证地看待家庭的双重属性，认为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相互制约，家庭制度的形成有赖于生物特性。人类解决各种家庭问题的方式却具有文化特性和社会特性，家庭的任务就是将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因此，我们的全部行为都是社会化过程与人类特殊的生物本能交互作用的结果。古德构建了生物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和谐性：人类的社会模式是生物化的；人类的生物特性具有社会意义，并以社会形态出现。[5]（P-24-45）那么，根据古德的观点，社会文化因素对家庭模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对于家族组织同样具有解释力。
（二）社会文化性和建构的家族
首先，家族强调的血缘关系这种生物性逻辑通过社会关系和文化活动表现出来。
王沪宁指出，家族社会化是村落家族的功能之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维系村落家族文化的机制。家族往往通过宗教、礼教、耕教和文教四种方式来达成最大限度的族化。[6]（P-133）在传统家族社会尤其是农村，家族社会化是宗教和礼教的结合，通过一系列家族和社会规范约定的民俗文化活动来实现，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祖先祭祀活动。在笔者曾经调查过的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白花村，当地客家人传承着完好的祖先祭祀仪式。古有四时之祭，客家人沿袭了古代春秋两季祭祀祖宗的传统，春季为家庭近祖扫墓挂纸，秋季为家族远祖祭祀聚会。各个家庭在清明节祭扫各自近祖的墓地，俗称“挂纸”。农历八月初十为做“大众清明”，各姓家族都要举行集体的公共祭祖仪式。以笔者重点调查的的祭祖为例，活动一般为两天，全族成员参加。第一天，四大房各户派代表携猪、羊、鸡、糕饼等祭品，集体坐车至贺街镇丁村的三座祖坟行墓祭活动。祭祖仪式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司仪、主祭、参祭者各司其职。祭祀完毕，以前交通不便时，一日难以往返，参祭者遂搭灶聚餐，现在则回到莲塘，四大房各安排热闹的饮“福餐”活动。家庭祭祖的主要目的是以仪式展演的方式敬宗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关系和家族是构成客家人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础，异地迁徒的历史原因又形成了显具客家族群特征的一村一姓现象。血缘关系和以“孝”为中心的家族伦理强调感恩图报的尽孝义务和慎终追远的祭祀责任，在日常生活联系和社会行为规范中逐步创生了大量被本家族成员集体认同的象征符号，以区别于周围其它家族。祖先祭祀与聚餐活动都基于家族血缘认同，其功用为“因祭祀之酒肉，聚其宗族于宗庙而献酬之，教民以和睦也。”[7]（P-6）
其次，家族中还存在非血缘决定现象和各种意识形态因素。
对于家族的非血缘决定现象，已经有足够的民族志材料证明。麻国庆教授称非血缘性的宗族为“拟制的宗族”：“拟制的家主要指在社会结合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在生理上、血缘上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用与家和亲属相类似的关系来设定他们之间的关系。”[8]（P-55-60）他论述了拟制宗族的四种主要形式：宗族合并与联合；同姓联合；地缘的纽带，如早期台湾移民社会根据方言群和祖籍地的划分建立合约制宗族；收养义子，确保继嗣传递。宗族的拟制性是和中国人的家观念相联在一起的，对其的研究说明了家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伸缩和扩展性质，生物性的家族和血缘均有社会化的倾向。
现代生命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家族的血缘观念。以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为主要内容，以解决不育问题为主旨的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人类几千年的自然生育方式，引发了与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相悖的伦理困惑。传统意义上的亲属是因婚姻、血缘或收养而形成的家庭成员间的社会关系，亲属制度由血缘的自然联结而建立。辅助生殖技术却有可能使自然血亲关系难以为继，因此人工授精 “借种生子”和“母亲”等现象依然受舆论谴责。这些伦理困惑的出现提醒我们反思人类学传统的亲属研究理论，从传统封闭性血缘社会研究而得的理论需要在现代技术背景下加以检视和发展。
家族是一种独特的血缘共同体，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和经济关系形态，家族的凝聚和认同包含了人为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科大卫和刘志伟以华南宗族社会为例，从超越血缘群体和亲属组织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分析了宗族历史发展中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宗族的实践，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推广他们的世界观，在地方上建立起与国家正统拉上关系的社会秩序的过程。[9]（P-3-14）家族意识形态和权利的介入还主要表现在族谱的修撰和名人的攀附上。如客家人普遍追溯先祖为古代名人，以标明自身的“正统汉人”身份，其中隐含的是客家人家族谱系再造和民系建构的策略。
二、民族的实体论和虚体论
由于“民族”一词产生的中西方背景差异，以及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有关中华民族、民族、族群、国族等概念的定义和适用范围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不休的问题。我们今天使用的“民族”一词，并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自然科学概念，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具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含义且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复合型”概念。[10]（P-45）安东尼·史密斯对“Nation”一词的含义和在世界各地的运用有过独到的论述。他提出分析民族现象的中西方两种模式，认为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存在的是一个“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c modal of the nation），也就是西方政治性的“民族-国家”模式。相对地，在东欧和亚洲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族群的民族模式”（an ethnic modal of the nation），它强调的是出生的共同体和文化，是具有相同血统的共同体。[11]（P-146-157）而事实上，很多社会的民族概念是兼有这两种模式或特征的，中国的民族概念就是如此的混合体。在指称56个民族时，既强调他们是血缘和文化共同体，也强调他们是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继而用“中华民族”这个一体来统合多元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理解中国的“民族”，必须与少数民族、族群、民族主义、国族和国家等这些概念联系起来，在各种具体的情境下做出不同的解释，它是一个动态和多层次的概念。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对民族类似于家族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的双重属性-实体论和虚体论的探讨就成为可能。
（一）有机与人工：民族的家族隐喻
吉尔·德拉诺瓦在追溯民族概念的起源时提供了民族和家族二者相似性的洞见，对我们理解民族的两重性有很大的帮助。德拉诺瓦从词根来追溯民族的出处与根源，认为民族概念有三大词源：1）自身，生于自己的父母；2）身份，出生，继承；3）启蒙之后的自我意识，祖籍。他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民族与家族联系起来，揭示出了二者本质性的关联。他认为，民族向家庭借其隐喻，这一隐喻被用于各个层面，如祖国母亲、兄弟姐妹等词语，民族象征着自己从没见过的祖先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在现代汉语里，“民族”一词由两个表意字组成：民和族。民族是人民，按照家庭的隐喻而表达出来的意思。[12]（P-5-6）这一论述比较符合中国的民族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民族是家族的放大和类比。潘光旦先生就曾指出：“儒家思想以为一个人要与身外的世界合而为一，要取得位育（适应）的效果，总得经过一番努力，这努力共有八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步骤，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居于中心，是社会化的起点，治国平天下是社会化的终点。”[13]（P-317）传统社会中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构成都是家族组织的推衍和扩大，诸如家国同构、国之本在家、家天下之类的表述。
德拉诺瓦以开放的眼光评价了民族的各种定义，从有机的与人工的，个体的与集体的，独立的与依赖的，政治的与非政治的等各个层面来梳理民族理论的依据。其中民族的、有机的与人工二维可以用来解释实体论和虚体论的民族现象。1）有机的。在有机体的隐喻中，民族代表着生命，以家庭之树形容民族，隐喻枝叶繁茂，历久弥新。历史叙述将民族的论据奠基于有机体论，使民族具有了生物属性。2）人工的。民族不仅借助有机体，也同样借助建构型的隐喻，最古老的民族都经历过集体锻造的各个阶段。在现代国家建构逻辑中，民族被认为是人的自由创造。民族的想象与民族的政治或历史实体的锻造不可分割，两者互相加强。[12]（P-19-27）民族的有机维度指民族的天然纽带，如血缘、语言、文化等因素，而人工的则指与民族主义有关的政治、创造、“传统的发明”、“想象的共同体”等因素和概念，也就是民族实体论与虚体论之分。民族的这两个维度是对立统一的。
（二）原生与情境：不确定的族群
1980年代以来，“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自西方的引入，掀起了另一轮“民族”与“族群”使用的对话与争论。而无论如何，族群概念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多样性和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尤其是民族中不同支系和未识别民族群体的问题。与民族一样，族群概念也是二维的，西方族群理论中一直存在着原生论与情境论两种倾向，用以解释族群的天然纽带与后天政治属性。早期的研究者多认为族群是一个有着诸如语言、宗教、习俗甚至体质等共同的客观文化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原生论或客观文化特征理论。而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族群主要是一种主观认同和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其形成和维持基于边界，可以称之为主观认同理论，近年来学界则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解释具体的现象。
客观文化论或原生论的主要代表是希尔斯和范·登·伯格，认为族群是人类的自然单位，具有悠久历史；语言、宗教、种族、土地等“原生纽带’使这些自然单位获得内聚外诉的力量和根据；他们认为族群是亲属制的延伸，是在生存斗争中用来达到某种共同目标的工具。这与上述所论民族的有机维度的理解是一致的，强调自然与文化的核心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他认为族群主要是由其成员自我认定和建构的范畴，其形成和维持的决定因素在于边界，而非文化、体质上的特征；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自然地理边界，更是指社会边界，而后者通常都是情境性和建构性的。族群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14]（P-16）巴斯强调的是族群的不确定性随情境而变化，与它族对比中产生的特征。梁启超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5]（P-43）虽然他说的是不同于族群概念的中华民族，但也强调民族凝聚力通常产生于内外有别的边界观念。
（三）文化与国家：民族的政治
马凌诺夫斯基区别了国家-民族和文化-民族，主张将族属（ethnicity）从政治中分离出去。认为由统一的文化原则形成的民族性与部落国家赖以建立的政治原则相对立。马凌诺夫斯基区分了文化方式的整合和政治手段的整合。部落-民族是文明与文化的载体，相反，部落-国家是建立在作为整合原则的政治力量上的，并且具有专门的组织和武装力量来实施统治、征服他人或保卫部落-国家的疆域。马凌诺夫斯基在战争时期的这种理论思考表现出他对战后政治秩序的深层思考，他认为由共同的历史文化凝聚成的民族是一个基本的人类共同体，主张在一个新的、当时正出现的世界秩序中给予弱小的族群和民族强有力的保护。[16]（P-15，27-29，85）
马凌诺夫斯基提到的是一个近年来学术界非常关注的民族和族群的“非政治化”问题，认为必须授予所有民族、种族和其他少数集团最充分的文化自治权利。为了避免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学者们积极探讨民族和族群如何“去政治化”的问题。史密斯的观点与马氏相似，他指出“要想达到非政治化的目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民族的文化层面从国家的政治层面中分离出来，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民族从国家的区域性经济联系中分离出来。”[17]（P-12-13）马戎也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设想来解释中国多民族多族群结构。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21世纪的中国应当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18]（P-122-133）如何看待民族的文化属性与政治色彩，是中国民族研究应当深刻反思的问题。
三、结语
本文试图吸取前人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观察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家族和民族的关系问题，讨论二者从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双重本质属性引申出来的种种现象，并尝试揭示二者的相似性。从这两个层面去看待家族和民族，既避免了封闭的阈于血缘和文化等传统特征的研究，又避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过度突出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而是把这两种传统与现代的因素结合起来。总之，当代话语下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研究，应当放置于家族或曰家文化的背景中进行讨论，因为现代与传统是一脉相承而不是割裂的。反之，家族的研究又必须放在大的民族背景中来探讨，个人、家族、族群和民族的认同是一个递进的层次。在文化多元化和民族矛盾依然存在的今天，家族、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人类学研究不等同于传统的国民性研究，中国本土的研究必须考虑多民族多族群的特征，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浪潮的框架下讨论问题的同时，还应注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家族组织和特性是有所区别的，汉族家族制度对少数民族的渗透，少数民族的攀附求同或文化固守、不同民族的家庭教育模式和个人社会化过程等都是研究民族互动的现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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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6
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创建了独到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被社会大众接受、认可与使用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大众化的措施来完成现实力量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华民族所认可，是中华民族革命、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但应看到不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都是用汉语来表述，并受到来自当地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文化制约，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亟需破解文化层面的束缚，实现文化上的融通与交流。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逻辑
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结合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全面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成为摆在社会大众面前的现实课题，但是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如何突破文化桎梏，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接地气，在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1]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的内在诉求
马克思主义属西方文化，是典型的西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发展壮大，就需要在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并从中汲取养料，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全面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效应。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其都涵盖人类性成分，实际上，人类性蕴含在民族性内，永恒性存在时代性中，普遍性存在特殊性内。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讲，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就需要采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少数民族气派。[2]同时，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人与人直接借助信息化产品，跨越时空交流，不同文化在融合中实现碰撞。少数民族地区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日益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大肆采取各种方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吸收借鉴西方文化有益元素的进程中，如果不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会受到西方负面文化消极影响，进而被西方价值观所诱惑，淡化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政治理念，失去民族精神信仰，对本民族以及国家失去信心，尤其在当前矛盾日益明显的社会发展转型阶段，看病难、看病贵等现实问题时，就会激发消极情绪，这对少数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发展历程。[3]
二、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一）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彼此间相互学习、借鉴，在实行多边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拥有独到的文化，这些文化逐渐发展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财富，尤其是少数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形式，也发展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载体。少数民族原本的习俗、语言、活动等传统文化形式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这一民族性自身的表现呈现出多面性，整体来讲，少数民族地区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媒介、形式以及内容等多个方面，都带有显著的民族性特点。
（二）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密切联系我国改革、建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孤立过程，既是实现知识普及的过程，也是顺应时展的现实诉求，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色[4]。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全面研究出现的新情况，紧密联系国家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同时，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要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实现小康社会建成目标中，并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民生与文化等事业中。只有努力实现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和广大少数民族实际利益加以紧密衔接，才能赢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欢迎与认可，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
三、少数民族文化中束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
（一）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与淡化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要高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处在相对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较为盛行，宗教属于精神层面，对个体的“三观”的形成将发挥直接影响，尤其是在平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所有的内容都融入了宗教印记。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宗教能为广大信仰者提供精神动力，而其消极的一面表现则更为明显，宗教从本质上来讲，崇尚唯心主义世界观，消极性在所难免，尤其是宗教中倡导的神权、宗教以及鬼神等多个方面的理念，都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外来思想明显排斥，这势必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产生较大的阻碍。[5]
（二）低文化素养难产生认同感
一般来讲，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束缚，以及传统理念的限制，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一直处在低端水平。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少数民族群众主要是依靠农业来获得微薄的收入，同时，受到传统理念的制约，教育发展的阶段及发展水平不高。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低，导致其认知水平不高，在对理论的理解与认知上处在浅层，这不利于其自身素养的提升，也就谈不上将知识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再者，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教育的滞后、认识能力低等多个方面的束缚，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群众只会说民族语言，这样与外界交流就存在诸多困难，也不能很好理解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理论，自然难产生认同感。[6]
（三）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隔阂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接受新事物时，容易出现犹疑心理，进而阻碍了对新生事物认知。少数民族群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也存在这一现象。少数民族群众在接触、学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经常遇见多种文化，这样就会遇到不同文化间的转化问题，这一文化转化工作如果不到位，就会出现不同文化间的隔阂，就会形成认同鸿沟，并对当地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倾向性产生一定影响，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不能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早日实现大众化。
四、破解少数民族文化束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举措
（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
保障与改善民生既是全面提升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声望与地位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群众认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重点是受教育权、文化权、社会保障与生存发展权。加快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出发，提高教育、社保、教育等多个方面的保障水平，提高工作效能，并能一起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让其在民生的改善和提升的过程中去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7]并且，也要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与内地相比，仍旧处在相对滞后阶段，出现就业、医疗、分配、教育等广大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能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支持与认同，为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化发挥建设性作用，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可度。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效表明，在民族地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下功夫，满足群众的现实诉求，让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理论的力量，并指导人民群众接受、认可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与理论追求。[8]
（二）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其中
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中，呈现出独到的民族品格与发展历程，长期存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建构了浓郁的宗教氛围。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现象，呈现出多个方面的特点与功能，比如凝聚整合功能、生活习俗功能等，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并使其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宗教多个方面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建多种载体，这样才能激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宣传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三）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基本工具，是文明成果传承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身语言，语言也发展成少数民族重要特征。在语言中往往融入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内容。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背后，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多种文化的对接、碰撞与融合，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逻辑性强的科学理论系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般的群众很难理解其深厚的内蕴。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理解能力、知识储备等的束缚，很难准确、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这需要实现语言的通俗化与大众化，也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少数民族语言载体要贴近生活与实际，用朴实、质朴的语言来演绎深邃的理论，适合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思维习惯与接受能力，进而突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文化诉求。在一定层面上来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突出通俗化、具体化与形象化，成为少数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总之，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与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存在较大差异，语言文化与结构存在差异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底蕴存在明显差异。[9]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如何转变为少数民族语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的第一步，语言的文化转换并不是进行简单的对等翻译，要真正实现文化转化，将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内的文化意蕴能呈现在少数民族语言中。
（四）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
首先，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制约，教育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处于低层次阶段，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也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度。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养，让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科学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为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发展水平，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10]同时，也要探索教育均衡发展机制，推动公共教育优质资源的优化配置，缩小地区差异，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与政治修养，确保少数民族群众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次，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特色，所以需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全面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部分，能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适当增加民族特色方面的内容，组织富有民族风情的活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文化生活中，进一步增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同时，也要注意在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强调方式方法，要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采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适当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开展好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等方面的教育，让其能主动接受并认可马克思主义，进而转化成自身的价值观或思想理念，提高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感召力与吸引力。[11]同时，在民族地区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也是全面尊重其风俗习惯，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优势，在加强开放性文化特质宣传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中，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优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加快大众化历程。因此，必须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民族地区的融通效能。
总之，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发展进程。同时，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点，还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化中束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与淡化、低文化素养难产生认同感以及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隔阂，因此，破解少数民族文化束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奠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础，还要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其中，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最后，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特点，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水平，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效用。
作者：刘艳玲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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