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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研究范文1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近现代音乐史；启发
从目前来看，我国音乐学趋于将各个分支学科进行整合，同时逐渐融合与之有关的其他学科，因此民族音乐学对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从音乐史的发展趋势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族音乐学与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互相推动、共同发展，关系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等方面上逐渐渗透、融合，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中，我们能够得到许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启发。
一、民族音乐学的内涵
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刚新兴起来的学科，包含了世界上众多优秀的音乐理论，针对各个民族的音乐进行详细研究，与区域的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在发展过程中，民族音乐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借鉴其他学科的同时，又不丢失本学科的优势，不仅持续对研究方法进行改革创新，还不断进行批驳思辨，寻找更适合、更实用的研究方式。我国地域广阔，有着众多的民族，因此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也有着属于我国独有的特点，从中能体现丰富的民族元素。许多音乐家们针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民族音乐进行分类，与众多相关联学科相互渗透，并整合成一种系统，逐渐完善发展成为了现在的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有着许多特点。首先，民族音乐学有着多种多样的研究对象，例如人物和环境等都可以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对于民族音乐学而言，会更加关注作者创作的原因和背景，一个时代的人民群众以及环境会对音乐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民族音乐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这都属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这也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其次，民族音乐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会尝试通过多样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并使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应用。第三，民族音乐学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对于外国学者来说研究我国音乐时，是处于什么样的视角呢？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会使用国外的研究方法还是我国的呢？这也是研究的不同角度。然而过于刻意地追求新方法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我们应当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渐扩大研究的视角。第四，现如今的民族音乐学越来越注重对文化意义的研究，每个民族的音乐都能够展现出各民族独有的特点。同时，音乐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逐渐成为了一个整体。第五，民族音乐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矛盾，那就是应当保持独立性还是借鉴其他文化。只有相互借鉴才能够持久发展，但在借鉴其他文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我国独有的民族特点。直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很难定夺的问题。第六，目前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点，那就是民族音乐学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学科研究与人类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要从社会中取材，又要将研究后的结果贡献社会，因此我们就要处理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从不同视角出发，推动我国音乐学科发展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西方艺术音乐还是非西方艺术音乐，是民族传统音乐还是现代流行音乐，在民族音乐学中都有所涉猎。民族音乐学现在依旧在不断完善发展，而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在研究中会出现许多全新的问题，为音乐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在各种类型的音乐之间建立起联系，促进其共同发展。民族音乐学中有着许多我国音乐史可借鉴的地方，例如我国近现代音乐史想要专门深入研究某一方面的音乐，那么民族音乐学就起到重要的作用。民族音乐学十分重视各种学科的联系，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优势，并应用于自身发展。就拿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来说，也在不断发展和变革，如果以研究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我们就可以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获得许多新的启发。各种类型的音乐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联系。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对其整体进行研究，但这样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够详细深入，因此我们便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各个部分都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进而产生出不同的音乐学科。我们在进行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时，既要从整体出发，拓展我们所要研究的范围，也要注重局部，找到新的研究突破口，从而进一步得到发展的启示。
三、采用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
在对民族音乐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研究方法。例如，我们可以从不同相关学科中获得启发，利用研究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针对不同的对象和情况，应该及时调整研究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转变方式，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生搬硬套方法。现如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展逐渐复杂、多元化，因此需要更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既需要史学研究方法，也需要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光是音乐学就有很多方面，例如传统音乐、流行音乐以及西方音乐等，研究方式相互联系但又不尽相同。只凭借其中一种方法并不能够完全进行深入研究，例如我国现在发展快速的流行音乐，其中包含的不仅是音乐元素，还有着商业化的特点，适合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此时就不能够照搬照抄传统音乐，而要和时代特点相结合，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方法。现如今各种内容之间有着逐渐融合、渗透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内容中得到一些启发。例如许多的欧美音乐家会将女性主义的内容应用到音乐中，从而打造出一些具有女性主义的乐章，这一点我国的摇滚乐也曾经借鉴过，并获得了不小的收获。有许多音乐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种类的音乐放在一起研究，分析他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这种方法对于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也适合。又如诸多利用数据进行研究的方法，像是调查问卷等，可以更好地了解大众喜好，使得研究更加全面。当然，对于不同的音乐家来说，他们所做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有的人会着重使用其中一种方式，有的人会多种方式相结合进行研究，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也会有针对性地选取研究方法。对于音乐史这一内容，既可以对于某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也可以从整体出发，开阔视野，从面到里都能兼顾到。音乐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把其中某个时期单独拿出来进行研究，这是不科学的。毕竟古今发展都是一个整体，没有曾经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时，要将其与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把它放到整个音乐发展历程中来研究，了解它发展背后的原因，找寻其发展的总体趋势与规律。只有把握住发展规律，我们才能够不断创新，产生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产生更多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再是僵硬的，而形成了一整套更加科学、客观的方法论。
四、民族音乐学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借鉴意义
民族音乐学不仅有利于本学科发展，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虽然在不断发展，可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像现如今这种以各种方式进行研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兴趋势。在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发展过程中，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让我们从多个方面了解音乐，还便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近现代音乐史。例如口述史这种民族音乐，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口述音乐是以口头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的，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常常通过音乐记录下来。因此通过对音乐进行研究，人们也能对历史做深入了解。由此可见，音乐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着重要的文化特色。口述史正是通过这一点，将生活与音乐相结合并灵活运用，不仅通过乐曲展现日常生活，还将音乐更好地融入生活。随着这种民族音乐的不断应用，现如今已经可以通过录音形式进行还原了，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减少错误的产生，拓宽了音乐的发展范围。
五、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发展策略
我国地域辽阔，有着许多民族。每个民族的生活条件与文化环境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音乐，有着不同的特点。音乐发展方向逐渐多样化，我们在对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过程中，要多借鉴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方法。
1、注重对我国音乐的保护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快速，不可避免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音乐发展过程中，我国音乐家应该十分重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逐渐形成一种意识。但保护本民族文化并不是不发展，而是适应时代变化，找寻新的发展契机，拓展发展空间，在保护我国音乐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的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使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保留其本来的民族特点。现如今的21世纪是网络发达的时代，各种音乐形式层出不穷，如果不注重保护，就容易造成我国优秀文化的流失，甚至可能会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要正确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创作新音乐时注重借鉴，将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我国有着丰富的民族音乐形式，汉族的代表是安徽的花鼓灯，蒙古族的代表是草原“呼麦”，都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政府加强对民族音乐的重视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规章制度，更加重视我国的民族音乐，从法律层面上保护我国的民族文化。联合国曾经发表过声明，呼吁号召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民发展自己独特的民族音乐，这也能看出我们对民族特色共同的重视程度。中国在这点上有着先见之明，早就有意识地重视民族音乐，在整个世界的音乐领域中独树一帜，在现代流行音乐新兴的同时，不忘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各大音乐家们，政府也非常重视其发展和创新，给传统的民族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政府始终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应当高度引起重视，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逐渐渗透与融合，彰显我国的民族文化，实现文化自信与自强。
3、教育机构重视音乐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研究范文2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研究， 是世纪之交兴起的区域文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中，地域文化研究，与区域民族史、专门史研究，是互为伯仲的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史研究的第一要素， 它积淀了一个地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文化蕴涵，同样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 而在孙先生的第九个问题“关于文化”一节中，并没有提“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我认为，谈到东北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无论就社会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其中首要的问题， 应当是如何界定和划分中国东北大的地域文化类型。2006 年 10 月，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流域文明”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流域文明》论文集。会上许多人均认为“黑龙江流域文明”，是中国东北代表性地域文化之一。③会上我亦应邀首次发表了 《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论》。这篇与大多数与会者视角不同的论文， 在 “编者的话” 中这样评述：“王绵厚先生学养深厚， 眼界开阔，其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从宏观上梳理了黑龙江流域文明与中国东北其它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切中了我的初衷。我的本义，并不是否定存在“黑龙江流域文明”，而是意在探讨如何从宏观上界定中国东北应有几个大的地域文化。 因为在此前后， 学术界已有东北地区“五大流域文明”、“浑河文明”、“凌河文明”、“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鸭绿江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的命题。这些提法如果就一个局部的地区看，似乎每一个“区域文明”都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明”是一个难以量化的载体。但广义博大的“地域文化”，显然并不应局限于一条河流或一个民族区域， 而应是一个有着广阔的自然生态链条和传承有序、 特色鲜明的社会人文(民族)内涵的大区域文化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和确认“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我认为，其形成至少应具备五大文化要素。
其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系统。如“长白山文化”区，无论从山系和水系上，都具有以山川、林泽为特征的独立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在中国东北还是在东北亚都独具特色。西部的“草原文明”区，亦无不如此。
其二，具有不间断的“文明起源”或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以“辽河文明”为例。在“辽河流域片”的上、中、下游，连续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本溪庙后山、28 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 十几万年前的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旧石器文化，以及从 8000年前的兴隆洼、7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沈阳新乐，5000 年前以 “牛河梁遗址” 代表的 “古国文明”和 4000 年以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的“方国文明”。这是迄今为止，除黄河流域连续发现从百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到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内蒙古河套，到陕西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河南等地的龙山文化外，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地区，无可比拟的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它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先导性， 显然不是同处东北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其他“流域文明”可以比肩的。
其三， 具有稳定的、 显明地域特色的经济形态。上述所举的辽河文明区、长白山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前者是公认的东北亚前沿、环黄渤海北岸的以“汉文化圈”为主的农耕文化区；后二者的东部山林和西部草原经济形态，则亦十分凸显。这三大经济形态区的形成， 既不是靠一条河流的局部资源独立形成，也不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朝代)短期形成，而有其深邃的长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大的地域文化区的深刻经济基础。
其四，依托大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发展谱系。 仅举历史上民族系统最复杂的“长白山文化”区为例。十年前我在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考古编”中，略举了长白山南系的“南貊”系统的高句丽等民族，长白山北系的肃慎、 挹娄等民族， 长白山东系的“东秽”和沃租等民族，长白山西系的“北秽”和夫余等民族。这些举略可能并不完备，但其各族系有一个公同特征： 这些民族在长白山区系的发展演变中，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土著文化影响，至今仍有余绪。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流域文明”难以实现的民族文化传统，体现了“长白山文化”区， 作为东北亚大区域民族文化体系的连续性和广博性。
其五， 具有跨区域的特征鲜明的独立地域文化形态。以本文所举的“草原文化”为例。在这一东北西部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区， 几千年来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区”。从匈奴、东胡、鲜卑，到契丹、室韦、蒙古，尽管草原民族谱系的演变时有更替，但“草原文化传统”，却跨越山系和水系文明一直延续下来， 构成了东北亚地区连接中亚独立的地域文化区。
总括上述所举的五个主要文化要素， 即构成本文所说中国东北 “三大地域文化”———“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条件和稳定的文化要素。 当然在这种大地域文化下分别存在的“子文化系统”， 无疑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近来临江市依托鸭绿江上游的地缘优势，成立了“鸭绿江文化研究会”，我认为就是“长白山文化” 大区域文化范围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研究机构。 这些小区域文化的研究， 不仅有其自身特色，而且可以为大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丰富资料，而且是大地域文化研究“海纳百川”的重要分支和补充。
#p#分页标题#e#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古民族研究， 是东北史研究的一个老课题。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开始，以“汉———肃慎、挹娄———夫余、高句丽———东胡、鲜卑”四系的东北古代民族谱系一延续至今。④当前需要加强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对宏观的东北民族史分布体系， 是否应有新的认识和调整。二是对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民族谱系的审慎研究； 三是对研究薄弱的民族应加大研究力度。前者如笔者 2004 年在《东北史地》第 5 期发表的《先秦时期东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遗存新论》，提出传统的西部“东胡—鲜卑”系民族之前，从当代考古学和先秦文献，“肃慎、燕亳吾(商周)北土”的记载看，在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应有一支更早于“东胡”的“燕亳”民族———即考古学上的覆盖面广阔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样东北民族分布辽西地区的早期民族谱系， 似应调整为 “燕亳———东胡”族系。其中“燕亳”是存续了一千年以上，是上辽河流域重要的土著“方国文明”。当然类似的问题，必然存在不同看法，任何一种提法，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后者，对一些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如至今尚缺少一部系统的东北“秽貊民族史”、“槖离、夫余民族史”和“鲜卑(三燕)民族史”等。 这显然与已有一个世纪的中国东北史研究极不相称。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东北史研究与东北区域考古学， 以往如孙进己先生曾提出的， 多数注重地方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比证问题。 此次文章中， 孙先生在第十节“关于考古文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从东北史与考古学的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仅如此。诸如东北史研究中的区域文化与考古学类型的对应或演化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东北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区系变迁的关系。 还有如何看待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与宏观的区域考古学分区的关系，如何审视处于东北亚腹心地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是否具有相应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再如重要的山系和水系在东北区域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标志意义等。对后者，我最近在《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一文中，⑤曾经探讨性提出，在东北地区目前可认定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应各有纵横二条山系，更具有文化座标意义。 其一为纵向的南北分列的医巫闾山和张广才岭，其二为横向的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 两者在东北考古学文化研究分区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前者医巫闾山为辽西古文化 (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古文化(高台山文化和辽东大石盖墓、石棺墓文化)，直至秦汉辽西郡和辽东郡“汉郡文化”的明显分界线。后者张广才岭则是“长白山北系”牡丹江流域以东，包括“莺歌岭文化”和三江平原的“凤林文化”，与岭西松花江流域的“槖离沟文化”和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的天然分界线。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笔者与李健才先生，为考察东北古代交通，曾对牡丹江流域和松花中游部分史迹进行调查， 即后来李健才先生在《东北史地考略》第一辑中确认的“夫余(西团山文化)东与挹娄结界之地，当在今张广才岭”⑥。即张广才岭，在“长白山北系”的“北秽”域“肃慎”系考古文化分区中，具有分区标志意义。对上述各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性质，虽然目前仍有不同看法。如新近的“凤林古城”代表的汉魏文化，多以“挹娄”文化属之，笔者倾向为《魏书》等记载“豆莫娄”及其先世的考古文化。但仅举上述“二纵二横”重要山系的文化分区标识，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断得以俾证。
其二，横向的辽吉两省考古文化分区，我认为则以千山和龙岗山脉(包括哈达岭)为代表。前者千山山脉横亘在辽河入海口和鸭绿江入海口之间，是辽东半岛沿海文化与辽东半岛腹地辽东“两江”(鸭绿江、浑江)和“两河”(太子河、苏子河)的以“石盖墓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分界线，亦即辽东高句丽文化起源的核心文化地区。后者龙岗山脉，包括吉林哈达岭，属长白余脉的松辽分水岭。其明显地划分了辽东青铜文化与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的南北两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同属东北“秽貊系统”的“南貊”与“北秽”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分界线。即辽东的“貊系”文化，与松花江流域的“北秽”文化，应以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为分界。诸如上述看法，可能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趋同：以医巫闾山和龙岗山脉等代表的山系，在东北地区， 其南北考古学文化上显现的区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差别， 越来越得到考古新发现的佐证。
东北史研究与各专门史研究的关系
中国东北史与各专门史的关系， 实际上体现的是作为整个中国史组成部分的东北区域史与东北地区各社会专门史的纵横关系。 即中国东北史的体系， 总的必需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为基础。而各个专门史都应在这个基本框架内，横向展示各个门类、系统的专门发展史。诸如：东北生态发展变迁史，东北地域文化史，东北各民族专史，东北建置、疆域、交通发展史，东北人文领域的文化艺术史等。 其中还没有包括已从历史学科独立出去的新的一级学科东北区域考古学。 这其中从整个东北史体系来考虑， 过去除了东北民族史相对发展比较活跃外， 许多专史至今研究单薄或尚属缺环。如至今尚无系统的东北生态文明史、地域文化史、部族方国史和完整的民族、疆域、交通史等。至于总结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编著一部系统的东北区域考古学，也在人们的期待中。这里尚不包括具细的东北区系各民族史(如秽貊、槖离、夫余、鲜卑)和各东北断代史等。对整个中国东北史和各专门史研究存在的瓶颈问题， 首先是在确认东北史研究宏观分期、文化体系、基本民族分布体系和主要考古学类型分区的基础上， 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分类文化学上，总结梳理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此基础上，协调组织具有研究基础的团队，进行不图眼前功利、不带“时限指标”的系统深入研究，其中团队的专家领军人物至关重要。如此，方能以期获得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成果， 否则只能停止在议论中。#p#分页标题#e#
民族史研究范文3
引言历史研究，以其探究事物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溯求根本，成为人类全面认识世界的基础步骤。戏曲音乐的历史观察是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架构基础。戏曲是一种以文学、音乐、表演为核心形态要素的综合艺术形式。戏曲音乐的历史学研究并非仅有音乐而孤立其他，而是从音乐入手，观察在音乐制约之下的文学、唱腔、念白、板式、曲牌、器乐等。历史研究是以史料作为结论的提取素材，戏曲音乐的历史关照，其文字性史料，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剧本、戏词，辑录于各类文献中相关“演剧”景况的描述性文字。曲谱属于符号性与文字性共有的史料。此外，演剧图像史料、文物、遗演剧址等实物，都可以作为论证过程中重要的论据。另有口述传说，也可作为相互作证而用。本文所论，侧重在文字性史料及乐谱史料的关照。音乐研究是不能脱离曲谱的，戏曲音乐如是。但戏曲音乐直接相关的乐谱史料，比其文字性史料来说，数量匮乏，地方戏曲更是难见晚清以前的曲谱存世。因此，戏曲音乐的历史研究，进展缓慢，目前只能在形态学上进行曲体结构分析、表演艺术上进行唱腔分析等研究角度有所积累。本文所指历史研究，即立足史料，对某剧种或其下属某声腔、某板式等结构单位的音乐形态进行其风格、特色的历时性动态的演进，观其变化等学术论证。本文仅提出“构想”，因广西戏曲音乐以文字史料和曲谱结合进行体系化研究尚未形成，遂提出构想及论证，呼吁未来有更多同仁关注研究并参与其中。广西曾可见有桂剧、壮剧、彩调剧、邕剧、丝弦戏（剧）、采茶戏（剧）、牛娘戏、牛歌戏、鹿儿戏、客家戏、文场戏、唱灯戏、师公戏、壮师剧（戏）、侗戏（剧）、毛南戏（剧）、苗戏(剧)、鹩戏、仫佬戏①等20个戏曲剧种。目前，在广西区图书馆的文学书库、地方文献库和广西地方报刊库进行史料搜集工作所获史料所记载的信息，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剧本、音乐曲谱、演剧情况、源流、戏俗、科班艺人等，下文将对此进行简要陈述。
一、文字史料与曲谱概述
（一）剧目剧目即剧本。现有桂剧、彩调、邕剧等剧种的传统剧目汇编书籍中，如1963年的《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共64集），包含了彩调、桂剧、邕剧三个剧种上千个剧目。这些剧目剧本，描述故事并有简单提示演员的动作、走位。其他剧种的剧本，主要在《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如苗剧、仫佬剧等建国才产生的剧种。现刊行的剧目，基本为故事讲述的戏剧台本，少见曲谱随附。在广西上世纪50-80年代的期刊，如《广西艺术》、《广西文艺》、《广西戏剧通讯》、《漓江》，这些期刊选登有粤剧（当时分为小型粤剧、新粤曲）、彩调（当时1955年前称调子戏）、桂剧、采茶剧的剧目剧本。《广西文艺》仅在1954-1956两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个剧目剧本。另外还有专门刊登某一剧种剧目的刊物，如《彩调丛刊》（1-6）《桂剧丛刊》（1-4）。这些刊载或有重复，但剧目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还有大量的单个剧目成册出版。
（二）唱腔收录及曲谱汇编现有唱腔曲谱以彩调、桂剧最多，其次有采茶戏、壮剧；其他剧种较少。主要集中于《彩调常用曲调集》（1964）《桂剧音乐》（1961）等书中，有一小部分则见于《广西文艺》等期刊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两部大型集成，收录了上述彩调、桂剧等广西可见的，相对成熟①的所有剧种。戏曲唱腔因流派风格有异，演员传谱有异，常见同一唱段有多个版本记谱，体现不同艺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记谱。不同版本记谱，会有旋律片段、唱词上的差别。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特点，也可给研究带来困难，但也是比较研究的宽广空间。地方性剧种，如桂南采茶戏的曲目曲谱，则曲谱比较多且集中。在广西艺术研究所编写的《桂南采茶音乐》（1985年）一书中，就有广西各地区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调）、曲牌、锣鼓音乐的曲谱，此辑曲谱的学术性较强，记谱者不仅尽量再现音乐及歌词原貌，甚至顾及到方言的差异，体现地方戏音乐的核心特色：地方语言与音乐的结合。
（三）记载演剧、戏俗的志书在《广西戏剧史料集》（下文称《史料集》）和《广西戏剧史料散论集》（下文称《散论集》）中，《史料集》收录私人著作中相关广西戏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广西戏剧活动的各项文件和启示、艺人墓碑碑文、各地区历代县志中描述戏剧的片段摘录。《散论集》有编者对一些文字史料及口述史料的对照论述以及部分桂剧科班史料。志书、笔记、游记中所录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剧，这类文字如远观异事，一言带过。唐宋时期，此地多见为傀儡、傩等属于民间歌舞戏形态阶段的戏曲雏形、多附在祭祀巫卜这样功能性较强的行为中，其艺术形态较为简单，与现今可见的仪式音乐较接近，音乐性不强。而且史料中所述景况，更多可明确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备了戏曲的必须特性尚不明确。这样的史料记载为今日的地方戏曲研究带来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有些艺术种类，如文场，应归其为戏曲还是曲艺②，在一些后人所编文献的分类中，有将文场归置于戏曲类，也有归置于曲艺类，虽然今天将其视为曲艺的居多，但既有不统一的现象存在，可见学术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还不够充分。在布告所录文字这类史料中，“剧”之针对性就比较强，如《宣传部函知南宁市各戏院听候派员审查戏剧文》，《广西省戏剧审查会为改良禁演桂剧先行试演征求社会公评启事》这样的篇目，前例应还包含了话剧等剧类，而后例就比较明确是针对桂剧所发。此类史料，描述事由、条例等较为周详，甚至还能涉及剧目罗列，但音乐风格、艺术形式等，就不得所见。各地方的县志所录文字中，有各种民间演剧风俗，体现了民间崇拜、节庆、文化联谊等不同层面的演剧模式，大都简单明了的，信息相对齐全。
（四）科班、艺人传略专门将此单独呈现，因这类内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较大，且关于科班的记载，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艺人兼地方文化部门工作者执笔而作，即现今所指“口述史”。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区戏剧研究室或市戏剧研究室研究员，采集于上世纪50~60年代。艺人传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艺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资料为主。如《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剧、彩调、粤剧和壮剧的科班与艺人史料相对要多，主要呈现科班开办时间地点、科班教师、教学情况以及各行当演员。口述史料一般作为佐证而用，也有些专题，只见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须多有佐证，下结论便更为强调“客观”以衡定。（五）《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所呈戏曲“所有事”作为编撰针对性较强的志书，《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下文称《戏曲志》）史料呈分类式辑录。《戏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剧种表、广西地方剧种分布图、志略、剧种、剧目、音乐（声腔与腔调、剧种音乐）、表演（脚色行当体制与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台美术（化妆与脸谱、服装、装扮选例、砌末道具、舞台陈设与布景、舞台布景选例、舞台灯光与效果）、机构（科班、学校及训练班；班社、剧团；业余剧团；作坊与工厂；群众团体、研究机构；演出公司）、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行话、诗词•楹联、传记等18个类项，以及附录中有戏曲会演、调演、摄制电影、录音唱片、磁带名录等。该分类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戏曲研究学术构架，附录的学术参考价值也非常高。《戏曲志》所录史料，虽不尽然齐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义是非凡的。#p#分页标题#e#
二、立足于文字史料与曲谱现状的广西戏曲音乐历史研究构想
从上述史料内容来看，广西戏曲音乐史料虽然不多，但也还未能获得充分利用。如要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构建广西戏曲音乐理论，则需要再提炼出更多的角度。
（一）戏曲音乐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王国维先生为戏曲定义于“歌舞演故事”之时，便体现了“音乐”在剧中的调控中心的地位。戏曲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带有“遗产、传统”这样具有时间、时空代沟的标签，因此，戏曲音乐研究大都与历史挖掘是分不开的。戏曲音乐的历史观察是戏曲音乐研究前提和基础，如寻找剧本的文学叙事与音乐的叙事逻辑相协调的内在机制，要剖析剧本文学的戏剧性设计与音乐发展思维，需要历史研究先解决古典戏曲如元杂剧的曲牌连缀、宫调转换、昆曲的南北合套等规则。还要理解古典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手法以及社会情感价值趋向。再如要分析唱腔、声腔的风格，需要历史研究将戏词中的字位、腔节、五音四呼、辙韵、念白、宾白等专用术语先行考证释名，甚至需要查阅典籍，进行某些字音的训诂、区分好一个剧种里出现几种地方声韵问题；再有，板腔体音乐的板式伸缩原则分析，需要先读懂工尺谱的记谱与符号含义，这需要历史研究汇集典籍中的释文，说文解字之，才能转译为到今日通用乐谱。可见，戏曲音乐的历史研究是如同字典工具书一般，足够全面，才能展开更多的专题探索。
戏曲音乐所隶属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正乘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政府热衷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趋势，地方戏曲也相应有了关注的目光，戏曲如何现代化、如何改革出新，并不是简单的以时代故事为剧本，加上时尚的舞台和装扮、搭配交响乐就能拼贴成功，要将原有的形式深层解剖，找到戏曲艺术的内在核心特性和外部程式，不动核心，更新外部，才能调制出有时代元素却又还保持特色的艺术品。这个对原有形式的探求，就是需要戏曲音乐历史研究才完成的任务。在此之上，才能让地方戏曲音乐，为当今的音乐创作提供更多可选用的参考素材，对歌唱表演艺术的风格借鉴给予有效的理论补充，对音乐鉴赏等陶冶艺术素养的培养丰富了文化美学的类别。这些时代需求，也可以对应成为研究的选题及长期研究的逐步构建。
（二）广西戏曲音乐曲谱史料的历史研究构想
要进行戏曲音乐风格探析，首先要有曲谱所依。现有曲谱多为后人就演员所唱记谱，而建国以前所记曲谱尚待考证。为何需要考虑是否建国前的记谱，尽管“建国前”也仅是指代过往的时期，非特定时期。因为中国传统的戏曲、曲艺、民歌、器乐等音乐形态，在传承上有“口传心授”这样的特点，这与中国传统的记谱法有一些关系。中国传统记谱法有很多种，见于记载歌唱类型的，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①记载南戏、北杂剧、明、清传奇等宫调谱所用的是文字型律吕谱②；其他的，也有用文字与符号共有的戏曲工尺谱③记谱的。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后，才逐渐有以符号为主的简谱、五线谱记谱的应用和普及，如刘天华所记《梅兰芳歌曲谱》④就用了工尺谱和五线谱的对照呈现。无论是那种记谱法，目前都无法尽全记录歌调和歌唱的全部，且现今对记谱法的解读，尚须专门研究考证来解决实践应用问题。于是乎，师徒的口头传承就成为书面记录的一个必须的对照，甚至一度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记谱辅之，遂今日多见剧目而不见曲调谱字。因此，戏曲等艺术形态才具备了“非物质形态”留存传承的特殊性，今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顺势进入历史舞台。鉴于此，乐谱的记载问题也是具备时代性的，也会出现记谱上的差别。现有乐谱资料，能肯定其所代表的记谱时间该年代的剧种唱腔的形态，如要进行历史风格的考察，比如唱腔风格的分析，包括流派的创腔、流派的历史沿革等，那就应该持有多个年代的记谱，方能进行客观的观察。这些角度，在地方性戏曲音乐研究中是属于基础研究，无可规避。这体现在剧种曲调多样化来源的剧种中，而这些剧种又是影响、流传较为广远的。如京剧流传到桂地以后地方化的研究；粤剧中的二黄腔系；采茶戏中的曲调来源；南北路壮剧的比较；桂剧唱腔研究；广西祁剧曲调等，都只能依据乐谱来说话。地方戏在民间生存发展，要吸收多种外来素材为本体所用，且吸收的标准是非常宽松的，历史的优胜劣汰，体现了变化、融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以曲谱进行风格、唱腔、流派等分析，是最具科学性、最具说服力的论证方式。
当然，乐谱史料现状带来的研究构想有两类，第一类即为乐谱本身的研究，此类研究为乐谱符号的释义，也有专门的学术领域关照，如古谱学，工尺谱研究还专门辟有戏曲工尺谱专类。第二类，通过乐谱研究获得唱腔的分析，如曲与词在声韵上的用韵、用字规则，格律字位，板腔体音乐的腔节调控原则等；古典戏曲有不少是元曲、宋词等词调歌曲的遗留，这类音乐的记谱常遗有一些板式上的空白，是留给演员个性化阐释的部分，或长或短，可顿挫可圆连，以此角度探析古典戏曲曲调的构成及创腔模式，可见先人丰富多彩的创作智慧。广西戏曲剧种中，具有多地源曲调结合的桂剧、彩调、壮剧、粤剧，都可以立足曲谱，展开具有深度的音乐风格分析和地域文化传播交融的规律提炼。虽然广西大部分剧种所存曲调、曲谱有限，但在今天，人们也开始重视对现有活态的剧种的曲调记谱，并有数码录制声像等科技手段介入，即便记谱法不够完善，但有相应的声像进行参照，会日趋完善。今日的记录便成为明日的史料，后人可比照，各个时代的活态曲调，如何演进，如何进化，从中获得该艺术种类生生不息的循环规律。
（三）广西戏曲音乐文字史料的历史研究构想
上文所呈现广西戏曲音乐的文字史料，可从戏俗、演剧境况、演员传记等文字提炼得出演剧文化、演剧功能、艺人等方面的专题。这相对曲谱史料来说还算多见，研究模式也普遍。较有地域特色的是少数民族风俗中涉及到的早期歌舞戏时期的仪式过程、演剧故事等；从中可以析出某剧的流播、嬗变、渊源等专题。但还需要侧面多种信息的佐证，包括文物、遗址以及地方志的补充、民族研究的介入等等。这些文字史料对很多地方戏研究来说，还不能成为有力的例证，在民间，剧种自身的命名就比较随意，因此文字记载更是不易准确。渊源辨析，对于今日的文化转换生产力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地方搞活经济所聚焦的文化生态旅游等诸多项目开发，这虽然不乏商业行为，但如果把持得当，也可视为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平台。此类可有所作为的选题，诸如某地有某种戏俗，其源流考释，所得种种细致结论，可作为今日旅游文化生态挖掘之参考。此文不论如何进行后期再操作，但作为史料素材提供给专家进行考证，进行深广的挖掘，进行学术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可开辟为专门领域进行研究。#p#分页标题#e#
少数民族剧种的历史研究、渊源溯考，除了曲谱、上文所示史料、文物等，还是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借鉴民族学研究的视角，如族源考释，包括田野调查、访谈等口述史调查，才能一点点的逆向串联历史的碎片，进而揭示过往的足迹。族源考释等民族学的研究，在广西，以壮学研究为代表，可借鉴的成果还是非常丰厚的，其他的诸如苗族、侗族、瑶族等，都有专门的研究队伍及相当规模的学术成果集中呈现。广西现今的少数民族，作为百越民族后裔，其族系复杂，语言繁多，习俗有融合汉族，亦有群居各族的元素，甚至还有跨省、跨国的民族迁徙。历史上疆域划分也对今日的文化区域形成文化上的多重基因现象。因此，追溯族源，即时文化分析，也是民族历史的重温和修补，以戏曲为载体，最直接关联到信仰、宗教、习俗、伦理、语言等跟民族文化传承息息相关的层面，这些信息，实则为现今文化挖掘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因此，地方性的戏曲音乐研究，不能忽视地方性文化特色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民族史研究范文4
七一1-多年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以江西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政权建设探索，取得了大批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其中中华苏维埃地区轰轰烈烈的体育事业(下称苏区体育)就是“革命战争文化的奇葩”. 因此，苏区体育是中华民族最具革命意义的传统体育，最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本土体育，理应得到当今体育学研究者的重视.江西赣南师范学院的曾视教授对此独具匠心，儿十年如一日，潜心对苏区体育史料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所做出的成就，聚沙成塔，独占鳌头，得到体育史学界和体育史研究专家们的交口称赞. 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时任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田径专业教师的曾飘同志在红色故都—瑞金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时，就敏锐地感到当年赤色体育的巨大生命力，并开始投身对其资料的搜索，整理和研究工作，并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引起中国体育史学界的关注. 1981年，由北京体育学院谷世权先生和杨文清先生合编出版的《中国体育史》一书，编有“中央苏区红色体育”的章节，首次把“赤色休育”编人了教科书.1982年出版的《中国体育大百科全书•体育)，也编撰了苏区“赤色体育”的有关条目，其中不少条目取材于曾飘先生的研究成果.1985年，由曾机先生历经艰辛研究编撰付梓的《苏区体育资料选编》由安徽省体育文史办公室印刷发行.此后的十几年间，曾抓先生不遗余力，在红色体育领域辛勤耕耘，且硕果累累，其中尤以1999年9月出版发行由其担纲主编，作为《中央苏区研究丛书》之一的(中央苏区体育史)(江西高校出版社)倍受学术界关注. 全国十多家报刊对此套丛书发表了报导和书评，其中多篇书评中对《中央苏区体育史》给予了专门评析，较一致地认为:该书不但“首次发表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苏区体育史料，还在理论研究上也有许多新探索，……为过去所不多见.”“在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空白”“该书始终注意了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为现实服务的宗旨，通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难能可贵的是曾奴先生对苏区体育研究虽已是硕果累累，但他满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对红色土地的深情，对体育史研究的执着，始终在这一领域笔耕不止，于20(抖年又推出其自述是“倾注30余年的心血”，实现他的“30余年的愿望与梦想”的力作—《苏区体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抖年12月)全书汇集、整理了各类苏区体育文献和研究资料2(X)余篇，共54万余字. 原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前(体育文史》杂志主编毕世明先生欣然为该书作序，对曾飘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和四年前由其主编的《中央苏区体育史》，集中反映了我国研究苏区体育的主要成果，是对我国体育科学的重大贡献. “不仅会受到我国体育工作者的重视，也会得到各国体育史研究者的关注”，作为一名生在红土地，长在红旗下，在江西这篇老革命根据地工作30余年的体育理论工作者，本人几乎是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将这部大著，一览到底.阅读之后，有以下深刻感悟: 其一，对苏区体育介绍全面，资料丰富详实，编撰思路独具匠心，为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系统研究提供一了有益的借鉴. 其二，旁征博引，深人浅出，对苏区体育进行了较全面的学术研究，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学术研究思路. 其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展现了苏区体育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弘扬中华民族革命传统体育文化莫定’了基础.我们需要在弘扬赤色体育革命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加大研究力度，与时俱进，使赤色体育这一典型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曾飘所著的(苏区体育》是为集赤色体育之大成，不负作者长年累月，用心良苦，向世人展示了赤色体育的宏伟画卷.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责任感、大力提倡和开展体育运动，并在此后的长征路仁、抗日革命根据地、各解放区，直至新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对当今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大影响.
民族史研究范文5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从期刊发文量来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和2019年达到顶峰（图2）。研究方向上，乡土建筑史最多，其次是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而理论探究和实践总体较少。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研究中，建筑教育史在期刊论文里仅关注于外国建筑史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而在口述史文库中大量论文是围绕老八校前身的建筑教学教育史展开口述研究的；建筑师口述史工作重庆大学做得最多；建筑机构和项目口述史与建筑系高校的建设、发展及其设计院项目紧密相关，以清华大学研究最多。在乡土建筑口述史层面中，史料挖掘最关注建筑的时空演变、建筑格局或建筑特色及建筑相关的人物纪事；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中关注使用主体对空间的理解及其活动，并考证相关村落、建筑与文物的历史渊源，近年来对项目修复历史和三线建设历史的考证成为热点；在营造技艺口述史层面，聚焦于相关传统地方民居、地方特色建筑和建筑艺术与装饰的研究。最后，口述史方法应用层面研究较少，除少量的成果综述外，仅有一篇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较系统的口述史操作指南[2]。根据文献研究对象，统计其在中国各省份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中部和东部居多而西部和东北部少的分布情况（图3）。省份中属福建（以华侨大学为主）最多，其次是陕西、广东等地；沿海省份整体研究较多，而内陆地区集中在川甘以东、内蒙古以南、广西以北和豫皖赣以西的区域。建筑学高校中以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重庆大学研究最多。2008年起，建筑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相对密切，人文地理学、考古学、美术学等专业可见口述史方法在建筑学框架下的应用。如从经济学下的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社区微改造[3]；从博物馆学视角探讨口述史在丰富展览内容、辅佐场景复原等方面的优势[4]。在地方少数民族和工匠技艺研究中较重视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使用，如有倡议整合人类学方法对工匠族群所在环境的整个营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5]；也有实证研究通过此方法了解到了浙西南一带清代民居特殊构件的程式化体系[6]。在口述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当中，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民间文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关系被大量探讨[7]。近年来建筑口述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研究，对于区域建筑学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建构大有裨益。
2.2建筑教育、建筑师及项目机构口述史
中国近代建筑史在史料类型及其运用和研究方法上，都根本区别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8]。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已呈现出从研究样式演变和为设计提供指导，演进到根据一手资料重现历史场景之趋势，如通过研究设计和建造过程还原出大量有张力的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性与国家建构等理论问题[9]。建筑史研究中，已往社会背景层面的细节和盲点经由口述史被大量发掘和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学之外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完善了近现代建筑历史的脉络。建筑教育口述史方面很多工作的开展，都与各高校或各单位开始重视自身历史谱系、自身传统或配合校庆宣传有关。极少部分研究扎根于建筑教育史的整体研究，以学者武晶为代表，在口述史基础上梳理了自1903年国内建筑学科建立至今的外国建筑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弥补了建筑史学的研究空白[10]。绝大部分研究还是以个人或项目、机构的历史为对象。学院教育史和建筑师历史的研究，大多以高校院系的教师为统率。以重庆大学为例，2012—2015年有三篇硕士论文分别完成了对本校老一辈建筑学家李先逵、杨嵩林和尹培桐学术历程的研究，同时期该校的教师们又先后对唐璞、赵长庚、辜其一教授的学术人生做了研究。2018年，一篇硕士论文梳理了作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前身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2—1966年的建筑教育历程。近年来以龙灏教授为首的青年教师们正对重庆大学老一辈知名教师们的生平历程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史记录，并着手研究院系的发展历程。在城市规划领域，李浩教授在大量访谈业内老专家的基础上完成了《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该书对规划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弥补、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在建筑机构史层面，21世纪初即有对营造学社发展历程的研究，2009年始有对高校研究院机构发展及创作历程的研究。2018年，华霞虹教授主编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年》问世，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为该高校设计院发展脉络的厘清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清华大学以刘亦师老师为首，通过口述史方法对清华大学设计院历史及学校建筑系的教育史和发展史进行考证。在建筑项目史层面，研究侧重于一些知名建筑项目的历史演变和修复过程，涉及的访谈对象也和建筑师学术生平及教育经历密不可分。除了大的断代史和编年史之外，学科里面靠口述史和整理出来的其他的一些侧向证明的研究史也很重要③。就四本口述史文库关于近现代建筑教育、建筑师和项目机构历史的口述成果而言，研究涉及早期国内外相关建筑教育教学课程细节、不同设计思潮在项目上的碰撞，以及一些重要的建筑师、学者和著作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等等，已呈现出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的口述史料。
2.3乡土建筑口述史
陈薇教授曾于世纪之交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以乡土建筑研究为突出倾向的从中心移向边缘的特征；二是从研究层面的中观，转向研究广度与深度兼备的林木互见的特征；三则是从旁观转向深入心态和人的、将心态史和社会史与建筑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11]。2016年学者刘军瑞对近十年来乡土建筑研究中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陈薇的观点进行了对比论证，肯定了这一史学研究趋势同样契合时代的特点[12]。近年来建筑口述史研究已深入到地方的乡土营造、少数民族的文化溯源和物质空间的解构中，2010年之后研究明显增多。学者们应用口述史方法逐步开展了深层次的研究，视野也逐渐上升到较宏观的高度，可谓林木互见。如将匠师口述传统中的模数与比例的营造制度，向下关联到地方语言的转译与生成的机制中，向上剖析其与中华营造理念中宇宙观的关系[13]。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对于个体之于环境的感悟愈发重视，并会带着更多设身处地的同理心去采集这些个体的所思所想。学者崔勇从21世纪初便提倡在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与逻辑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统一去探寻前辈们的心路历程[14]；亦有通过口述史访谈揭示古镇民众在文化景观保护上与政府冲突的根源是两者保护意识的不对位[15]。现代口述史学在配合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更多地从“自下而上”角度“书写”历史，有利于实现历史学科的通俗化[16]。建筑口述史同样深入乡野，在地方建筑的史料完善、营造技艺的记述、遗产保护和村落保护的探索等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理论建设在此层面研究中普遍被淡化，着重于史料的搜集，遂将乡土建筑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及相关论文数量汇总如下（表1）。除国内乡土建筑研究涉及口述史以外，跨境的华侨建筑史研究同样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口述史工作。以华侨大学为平台依托，陈志宏教授统领了两项闽南地区华侨建筑和聚落的研究课题，对马来西亚特殊的海上桥屋的营建过程、华人坟墓的形制设计等都有相关的口述史研究，使得早期面临传统技术断层、业主古迹保护观念匮乏等问题的华侨建筑得以展现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总体而言，近二十年来口述史在地方建筑的各层面研究广泛，多集中在村落、古镇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也在此层面体现得最多。研究论文数量在2010—2014年增长明显，2016—2019年增长更为显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地域建筑的史料探索，这种深入乡野的研究为地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物质空间的优化重构及地方记忆工程的建设推动巨大。
2.4建筑口述史方法应用的研究
2.4.1重视访谈对象的遴选口述史方法与传统文献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异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的认识过程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一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受访者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17]。而口述史又是对亲眼看到并参与过去事件中的人的采访，目的是要重现历史[18]。因此口述史研究前期访谈对象的遴选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叙述历史的可靠性、完整性及访谈过程中对有效信息的挖掘。对象的遴选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定向性的，研究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对象的选择多围绕个人本身、亲友及有过共同经历的同事等；其二是非定向性的，研究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个人或群体，多用到人类学的调研和取样方式。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对建筑师历史、建筑项目或机构的历史、工匠技艺营造和传承等口述史研究中。如研究辜其一先生的人生历程及学术概况，就访谈了与之共事过的白佐民、邵俊仪教授及其女儿陈义蓉[19]。对于华侨地区的华人大会堂而言，其设计风格的定型源于不同原乡背景的华人共同的协商结果，因此当地的华人社团是了解该项目历史最好的访谈对象④。设计院近年来在建筑口述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体现在其提供的设计作品集、设计院院志等，对于对象的遴选有很大的参考作用。此类访谈对象的确立，也涌现出一些创新的方法。例如，有通过CiteSpace分析高校教师的合作关系及发文量以确定受访学者[20]，也有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宣传报道确定受访的传承人[21]。非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村落保护和遗产保护、社区营造等。如就胡同整治更新研究的访谈人选确定，以对象所处空间的参与度和作用力强度为首选，选出了作为北京独特胡同文化塑造者的养鸽人和种花人、从事文艺创作的大妈等[22]。对于口述者本身专业技能的甄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质量和后续研究的深度。就乡土建筑匠师本身技能水平的评估，刘军瑞指出可分为人员推荐法、技艺评测法和自我评价法三种方法[23]。2.4.2关注访谈方式及访谈过程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采用的方式也会有差异。以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为例，涉及较明确、具体和系统的工艺步骤、技术技巧等访谈内容，受访对象较内向或缺乏受访经验时，采用结构性访谈；而研究内容主要为个人生活史、村落传说故事、公共文化活动等时，则采用非结构性访谈[2]。从近年来大量附带访谈稿件或访谈问题的论文来看，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是根据实际情况相互交织的。在访谈之前，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能提高访谈效率，少走弯路。制定问卷调查表或信息记录表等已成为建筑口述史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共识，尤其在访谈对象为匠师时：其一能避免因个人因素造成访谈过程难以进行或偏离主要问题而失控的情况；其二减少了访谈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障碍等导致的沟通问题。在《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的访谈之前，李浩教授让专家们仔细阅读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报告和相关成果，对受访者的回忆起到了有利的引导作用。在访谈过程中，碍于一些个人原因或相关发言立场的正确性，会存在受访者回避或不愿讲述的情况。如当访谈内容涉及工匠群体的核心技术时，传统工匠们由于重实质、轻表述的职业局限和自己的权益立场，会在访谈时表达不清或不愿透露营造细节[24]。访谈中采用录像时，业界学者会由于面对镜头精力无法集中，或碍于一些立场欲言又止，要求停止录像[25]10。这些均是对于整个访谈流程记录造成阻碍的难点。访谈之后的补充与回访环节也很重要，其一方面能在与受访者更好地建立信任感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入访谈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能校正、核对初次访谈时所获得的口述资料。李浩教授在口述史应用于规划领域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城市规划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应当采取一种专题性、互动式、研究型的实施方法与技术路线，即一要有明确的访谈主题，二要为老专家的谈话提供充足的条件，三要立足于规划史研究的工作目的[26]。这种整体式的口述史实施方法与路径可作为参考，在访谈的前期工作中确立下来，成为贯穿整个访谈过程的原则和意识。2.4.3对于口述资料真实性的考证口述史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在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也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重述历史是产生集体认同感、身份感的重要途径[27]。而群体访谈对于建构一个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消解因时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叙述失真意义重大。会议上李浩、彭长歆、黄怡和钱锋均提及了群体访谈的形式对于增强口述真实性的重要性。此外，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而言，学者们建议，一是明确授权概念，给予受访者一定压力，促使其重视访谈质量[25]10；二是访谈前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带去访问求证，能够更精准地纠偏⑤。一些问题在会议中被提及，如在专家访谈后部分会审改，存在着改动稿件频繁和审改较多的情况⑥；对于访谈资料二次加工后的史料可信度，同样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华中科技大学团队通过对十堰市二汽专业厂的工业考古学式的实地考察，校验了受访者口述情况与遗存情况的差异性和一致性[28]。这表明实物调查对口述真实性的考证也具有一定意义。多次访谈及回访的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受访者的坦诚讲述。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曾写道：“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需多次访谈来建立起亲密关系，这能激励受访者的直言不讳，且能避免不诚实的告白。”[29]对口述资料的求证，研究者限于个体经验也会有难断真伪的时候。在整理口述资料时，同一事物出现多种观点且一时难分真假时，应保留口述史料的原始性，让其并存并作注释说明[30]。
3结语
民族史研究范文6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作层面的“政治”则异化为诸如反恐、环境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一类与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质的政府行为。在这样的变化语境中，西方史学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则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整个民国38年，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彼岸不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在此岸却一直是国人期待解决的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已然温饱的西方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不包含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固无可指责，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学者的学术关怀为时尚，以年鉴学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张作为思想及学术食粮，不关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风，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一风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致使民国政治史特别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在全部民国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与其重要性不成正比。以历史学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为例。12年间该刊登载涉及民国史的各类文章共计471篇。其中政治类86篇，外交类34篇，思想学术类58篇，经济类53篇，社会类51篇，军事类22篇，教育类11篇，宗教类4篇，学术综述109篇，书评36篇，其它7篇。在全部民国史的文章中政治类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仅8篇，占政治类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从数量和比例上看，虽然较之政治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18．3%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但与同期其它类别的研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优势。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偏少。民国在大陆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时期15年，已占到将近40%的时段，但在民国政治类所占的比例仅有9．3%，这是极不相称的比例。这样的比例显示，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在整个民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极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国南北对峙，以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经不多的情况下，中共党史这一本属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因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科分类法划到政治法律类，又进一步减少了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比例。即便从纯统计学意义上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国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学科分类法已使许多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在学科认同上“异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也很难进入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所以今后中共党史研究要得到历史学的学科承认，也还有个重新确定自己学科认同的问题。杨奎松教授曾呼吁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具有“整体史”抱负的民国史研究学人而言，不重视政治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民初及北洋时期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时期，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如果不从这一时期开始探寻，将根本不可能说清楚。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而“党国”的嬗变，而军队也随之发生由“皇军”变成“民军”再变成“党军”后来则标榜为“国军”的衍化?为什么自清季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践不过10余年的工夫便被宣布死刑，而代之以带有“狄克推多”(Dictador)色彩的政党式集权统治?为什么从长时段观察，外交上徘徊不定的英美路线、日德路线、帝俄路线最终被赤色的苏俄路线所取代，且国、共两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选择苏俄军政体制来改造中国?为什么被描绘得最为黑暗、最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最具成效的时期，近代中国很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以至由外国人所作意存挑剔的法权调查亦承认北洋政府这方面的成就?为什么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最为自由多元的现象，就是影响至今的揭橥“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只是(甚至只能)在这一时期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的研究，惜乎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着力太少。#p#分页标题#e#
然而数量少还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才值得担忧。就民国史研究的现状而言，很多重要的政治史问题缺乏严格的事实辨证，就连一些被视为常识的历史问题亦存在诸多疑窦。比如民初根本法，通常认为《临时约法》是一个革命的、民主的宪法性质文件，而1923年的宪法是猪仔议员在接受贿赂的前提下制定的，激进人士早以“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②为由，将其废弃。如果撇开“熟悉化”认知，改以比较宪法学的眼光审视则可看到，《临时约法》不仅设计的是足以导致利益冲突甚至引发战争的畸形政治体制，也未必能体现民主宪政精神，而1923年宪法无论在国体还是政体设计上，都更加符合民主宪政的原则，尽管也存在国体设计上不能很好处理“统一”与“联邦”关系的缺陷的问题。③再比如“曹锟贿选”，几乎成为人们的历史常识，被写进了中学和大学历史教科书。但作为刑事控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却存在明显瑕疵，其最大问题在于指控曹锟以五千元“贿选”的时候未考虑国会议员历年欠薪已达同等数额这一因素，未思考给国会议员开具的五千元支票是否带有补发欠薪的性质，也忽略了支付款项的决定是邀约各党派(包括异党)协商的结果。④换言之，贿选指控能否成立都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而迄今却未见任何基于事实或逻辑的质疑。⑤类似问题尚多，兹不赘举。
民国政治史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原因，除了人为的禁区设置使学者不愿轻易涉足这一领域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之外，也与学者的研究取向变化有关。很多优秀学者和学生在新史学的诱导下都去做已成时尚的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以至最近20多年面世的民国政治史著作(主要指北洋部分)整体水平甚至不如1949年以前。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意谓历史研究均包含学者的当代认知。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政治史研究尚能反映当时国人对民国政治史的“当代认知”，那我们今天究竟有没有对于民国政治史的“当代认知”?如果有，其思想和学术水准究竟如何?作为当今学人的一员，我不能随意菲薄今人及其学术成就，但要我举出几个在宪法研究上可以比肩王世杰、钱端升及陈茹玄，在国际政治(外交)领域可以抗衡蒋廷黻，在国会政治领域可以赶超顾敦鍒，在政党史研究方面可以傲视谢彬，在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可以俯瞰鲍明钤的大陆学者，确实非常困难。就是横向与台湾学界相比，能与张朋园、张玉法相伯仲的政治史学者及真正有分量的民初政治史研究成果，亦不多见。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既有的民国史研究被条块分割，不成统系。研究北洋时期经济的不研究同期政治，研究北洋时期教育的可以置政治于不顾，至于社会史研究，更好像与从总体上建构了民国“社会”的国家无关。一切专门的研究都没有统摄，而“专门史”的学科设置似乎还给这样的研究状况提供了合理依据。多斯(Fran?oisDosse)曾批评第三期年鉴史学呈“碎片化”状态，其实“破碎化”在西方未必真正成为问题，因西人比较讲究理论分析，任何具体的历史论说都要寻找或创立一种理论来统摄，但凡有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统摄，看似孤立的东西也就找到了与“他者”的联系。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历史学者本来就相对缺少抽象思维训练，又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研究领域一旦变得狭小和专门，也就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碎片化”在一些学者看来可能不成其为问题，王笛教授就曾撰文告诫国内学人不必为此介意。我揣摩王教授的用意，要解构既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统系，先使之破碎到“化”的程度或许是一聪明睿智的选择，亦符合“合久必分”的逻辑。但既经解构之后如何重新整合五花八门互不统属的孤立研究领域的工作却应予以高度重视。罗志田教授曾提出从破碎走向系统即“以碎立通”的研究思路，这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①历史学家要想不沦落到只能向宏伟学术工程提供建筑材料的供应商的可悲地步，就应该自己将被人视为建筑材料的历史“碎片”组合成在普遍联系中具有明确位置的完整的学术大厦。但整合之道却应该考究。近代中国的转型曾经被区分为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据说是“由浅入深”的递进层次，但孰为关键却很少有人深入思考。陈独秀曾把道德伦理层面的新知称为“吾人之最后觉悟”②，这样的认知当然有其道理。但民国史研究却很难寻循着道德伦理的思路去寻求问题的“总的解决”，因为道德伦理并不具备统摄或涵化其它历史因子的功用。但政治却有这样的功用。对民国史研究而言，虽然“碎片”状态的专门研究永远不嫌其多，但三个层次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政治(及制度)史研究却可望成为连接其它领域研究的纽带，成为一条可能将民国史各个部类加以系统整合的研究进路。
中国的现代化属外生、后发类型③，过去我们熟悉的那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往往很难适用。例如在民国的制度建构上，就殊难体现本土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尽管如此，新制度一旦引进建构，却能够对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以宗教为例，儒教在民初曾经多次企图上升为“国教”，为此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曾领导发起多次国教请愿运动。但国民“信教自由”的约法规定，以及国会对于国教议案乃至修正案的否决，使陈焕章等人的努力化为泡影。④其中体现的是政治对于宗教的限制规范而不是相反。教育也一样。近代教育家总是呼吁“教育独立”，但教育却从未真正独立。民国一建立就有“国民教育”或“军国民教育”，国民党貌似“统一”之后又推进“党化教育”。蔡元培一度主张兼容并包，甚至鼓励学生运动。但他的兼容并包也是有政治指向性的，至少其部分目的是要北洋政府允许学校内不同党派及学派存在，这样自己在北方的生存空间才能维持;而他支持的学生运动，多半属反对北洋政府的类型，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后他就改变立场，对激进学生说“不”了。周作人曾讥讽他“晚节不保”①，其实他此前的“气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所在政党立场制约的，这诠释了民国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经济亦同此情形。过去人们总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于是出现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期”。其实这样的解释并不得要领。外资的部分退出当然有利于本国资本的发育，但真正成为中国工商业发展动力的是北洋政府制订的包括公司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有利于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一系列法规，为民族工商业发展营造了相对适宜的内部环境。“二次革命”发生后工商业者普遍不支持可能再次打乱秩序的孙中山而基本站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一边，亦与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的经济秩序对其有扶持之效有关。经济法规的制定属政治行为，可证民国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此外，政治还与军事、外交、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就连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也因系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它时段历史发展中不一定存在的“政治先决”作用在民国历史中却体现得异常明显。#p#分页标题#e#
作为客观存在，历史可以包括一切既有。将历史从“单数”变成“复数”，甚至将时间区分为自然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分别研究，或许正是新史学对历史研究范式转移的巨大贡献。但历史书写不应将一切研究对象等量齐观。从心理学立场审视，历史书写不过是一种选择性记忆，记忆的强度取决于刺激的大小和留下心理痕迹的深浅。无论怎么强调多元因素的作用，政治在民国历史发展中给当时、当事人的刺激都最为强烈，对政治投入更多关注乃理所当然。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时代局限的传统史学亦可提供有益的借鉴。上文提到，新史学因强调多元而否定传统，批评传统史学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就内容而言，中国传统史书的历史记述是全方位的。曾经对传统史学持批评态度的梁启超后来修订《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似亦觉悟当年之偏颇。②盖就内容而言，传统纪传体史书有“纪”(《史记》为“本纪”)记帝王事迹及王朝兴革，有“传”和“世家”记不同层次的人物活动，有“志”(《史记》为“书”)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自然、社会的演变等。但传统史书并未将所记一切同等对待，其叙事系以“本纪”为重心，而“本纪”就是政治史，因“家天下”的时代，皇帝的“家政”就是国政。某种意义上，纪传体史书是以本纪为“纲”，以其它类别为“目”，暗含了“政治是纲，纲举目张”的认知。传统史书有体系重章法，经纬万端，内涵周至，没有沦落为断烂朝报，“本纪”的纲维作用至为关键，而“纲”的位置彰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如果我们希望从传统史学获得某种现代启示，其它朝代我不敢说，至少民国史研究可以通过走“以政治史为纲”的路线来整合其它专门史或系列史的研究。这不是与标榜多元化的新史学对抗，而是因为政治在民国历史中是一个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极端表述法，我们也可以用“全部民国史都是政治史”来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①或有人会责难说，民国时期不是有接连不断的“革命战争”存在吗?确实如此。但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也是政治，只是采取了流血的形式而已。②还有人会说，因为西方强势，外交已成为中国历史的决定因素，与其用政治来整合民国历史，不如选择“冲击———反应”的认识模式，从外交切入。其实，外交只是内政的延伸，在近代中国外交与内政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③的语境中，根本没有脱离了内政的外交。所有类此责难，其实均证明了政治史对于民国其它“专门史”的涵化作用，抓住政治史，也就获得了解开民国全部历史密藏的锁钥。而我之所以在呼吁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时特别强调民初及北洋政治史研究，是因为在民国38年的历史中，头15年是各种制度的发轫期，种下了很多政治“后果”的“前因”。胡适说，历史研究的方法是“祖孙的方法”④，强调因果关联，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说法，就没有理由忽略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的研究。
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政治史学者可以坐享前人的恩惠而不思进取。这些年来政治史在文化史、社会史来势汹涌的进攻下退避三舍，溃不成军，研究者囿于传统，作茧自缚，实有以致之。从国外学术范式的转移来看，最近30余年逐渐兴起的“新政治史”或许预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希望。国外“政治史”翻“新”是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实现的，注重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研究范围，克服传统政治史偏重精英及事件的倾向，将关注点拓展至基层社会及民众，在研究政治事件时注意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是形成中的“新政治史”的特征。伴随着自身的艰难蜕变，经历了学术寒冬的政治史在西方开始露出一线生机。⑤中国的政治史学者(包括从事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学者)应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民族史研究范文7
民国史的研究以往主要着眼于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重要性，强调与皇权制度的断裂，但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前后的延续性问题，学界开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从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角度强调民国与清朝之间的延续性。他认为，民国时期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从帝制时期汲取了许多资源。比如“大一统”的观念，对民国沿袭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义，使其国家体制表现为一个特殊的混合体:对内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对外则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又比如政教关系，传统的科举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结合成一体，结合成中国特有的政教系统和国家治理技术，未入仕的士绅在地方社会通过教化，使政治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弥补正式行政系统的不足，而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改变了这种政教一体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国的合法性危机。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断裂和建设新的国家制度这一面，还应该更多把眼光放在与前清内在传统的无形、微妙的联系上，把清朝和民国国家治理的方式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这种强调历史延续性的观点。他指出，虽然政治史强调“民国史”的范畴，思想史家却常把晚清民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来讨论，社会史学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与民国的史料，因为在他们看来两个时期并没有结构性变化。这使他反思现在以“问题”为核心的史学研究可能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时间边界，忽视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延续性。因此，他也主张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国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学生们不应该囿于学科分际，不修明清史的课。他甚至认为，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民国史”的概念应该淡化，甚至消失，民国38年的独立性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的研究视野从政权更替转移到其他领域中去的时候。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叶文心归纳了历史中承续的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续，有些机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识和权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结合以维系某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如果旧机制断裂(比如科举制的取消)，就会有人努力把它重构，以保持这种功能的有效运作。二是路径依赖的承续，但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续，比如军阀割据的时候以“民主”的旗号，行封建之实。三是国家的延续性，国家作为一种权力场域的稳定性，可能超过了群众运动在一时之间能释放出来的变革动力。桑兵补充，还有一种是人员的承续，北洋用晚清的官员、国民政府时期用北洋的官员，都会带来隐性的承续。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志田则强调民国时期激烈变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国，往往是社会精英在主导并鼓吹激烈变革，使得过去认为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家庭问题、农村问题。他进一步提出在“建国”问题上的断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达成的是“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肇兴后，面临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共和”问题，民族问题淡出，建国问题凸显，重新界定和确立“国”与“民”的关系成为关键。罗志田还指出，很多近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觉中渐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变态被看作常态，反而遮蔽了不少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奎松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共革命史的专家，他更多地观察到1949年的断裂，许多民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国后就断裂了，比如在法律领域。对一些社会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显的断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东农村调查，对于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有差异的，1950年代的调查较前出现了大量阶级分化和压迫的内容，这种变化到底是因为调查者的缘故还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变化?需要更多更细致的微观研究去反映各个地方具体的变化脉络，在空间多元性的基础上，整合出社会变迁的总体大势，否则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维的影响，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过于狭隘、固化和片面。叶文心在讨论中也强调1949年的重要性，她认为现在我们研究民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发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到底有何种意义。
民国史的关键词:革命
王奇生认为，对革命史的研究至关重要，但不应将革命史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他认为，近代的革命是多元的、多层次的革命，不是单一的革命。实际上以后，从北洋政府溃败到国共两党，到青年党，到第三党，到国民党改组派，实际上都在“革命”的语境中成长。所以，他认为应该把民国史放在革命的系统里讨论。民国的38年其实发生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混合了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和中共的社会革命，两者先合作后分裂。王奇生指出，就这些革命的具体目标而言，其实都算是胜利了，但是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后不久，又都出现了“革命失败”的看法，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应该更深入地反思对革命的历史追述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黄克武指出，“革命”与“反革命”的说法中隐含着价值判断。整个近代史如果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就是革命党革了清朝天下，然后共产党革了国民党的命，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新正统的建立及其对旧正统选择性的扬弃。黄克武认为，此处可以看到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事实的连续性与应然的不连续之间的张力。换句话说，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清朝到中华民国、从民国到共和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续性，但在应然的层面上，历史人物认为不应该有连续性，应该把清朝的余绪割裂，把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的东西除掉。历史叙述在应然的不连续性之下，就成为一个比较单面的书写。因此，他认为，怎样回到一个更复杂的历史叙事，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具体来说，挑战在于把“革命”和“反革命”都当成一个中性的字眼重新分析、重新评估。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认为，从1980年代开始，有个“去革命化”的问题，史学界更倾向于使用现代化叙事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更多地研究社会文化史。但他同时也观察到，从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后，对于“革命”的讨论又重新成为热点。他认为，革命的确是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必须考虑的背景。他指出，民国不仅是个短时代，而且还是个在空间上四分五裂的割据时代，革命正是发生在这些割据的隙缝之中。同时他还提出了变革的组织和领导阶层的问题，革命可以说是边缘阶层兴起后取代旧精英的过程，这样一个权势转换的过程，以及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都值得好好研究。#p#分页标题#e#
复旦大学的吴景平认为，革命对不同人群有不同含义，带来的不同体验，要具体分析;革命中和革命后带给社会和个人哪些新的东西，个人的革命经历和后革命经历，包括他们留下的文字和口述史料，都应该好好研究，而不仅仅限于概念层面的讨论，或囿于僵硬的叙事方式。杨奎松则表示，在研究革命的时候，他最关心的还是人的命运，关心革命对个体的影响。他希望带着一种人性关怀去反思中国革命的历史，以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角度。
研究视角的探索:空间、概念和碎片化
学者们还对民国史的各种研究视角进行了有建设性的讨论。首先，叶文心提出史学研究需要有空间思维，空间思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从人的感受出发，考察人在空间中流动的可能性，以及透过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第二是从物化的空间形态出发，观察空间的格局秩序、建构逻辑，以及空间结构对人的空间经验所产生的制约。她指出，空间思维并不限于城市研究、地域研究等等，而是在广义的方法论层面上，把空间结构中的变化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理解空间结构所代表的权力以及资源关系的分配，从而把历史人物的空间经历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民国史的研究领域中，这类作品似乎还不算是很多，因此，她认为，空间思维进一步的开发，或者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讨论中，学者们也涉及了各种与空间相关的议题，比如民国时期城乡关系结构性的变化，中的“在乡地主”与“不在乡地主”的区别及其在历史实际中的意义等等。
其次，学者围绕历史中的概念和概念史也有热烈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黄兴涛强调，概念以及与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民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民国史的重要性。比如唯物史观讲阶级分析，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如何兴起和发展的，到底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就很值得研究。他还提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主流以外的观念和认识，有些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是主流的思想，当时也许是主流，有些在当时也不是主流，但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主流思想。杨念群则提出，还必须考虑到在多元的族群背景下，少数族群对概念认知的不同理解。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清指出，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中国史研究中经常会出现“有”和“无”的问题，比如中国是否有公共领域、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有些西方学者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用西方的“有”作为观察中国历史的标准，因此他提出用“发现在中国的历史”来代替。而且，事先存在的“有/无”判断往往会成为选编资料时的取舍标准，又进一步强化了学者的预先判断，比如在整理刘鸿生档案的时候就会留下大量与经济史相关的材料而略去其他生活、日常交往的资料。更需要反思的是，学者所论证的“有”，有时建立在不具正当性的假设之上，比如阅读《新青年》和青年参加之间的联系，就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紧密，这就是挑战了流行刊物“有”影响力这一假设。相反，有些被舍弃的“无”，倒可能包含丰富的信息。因此，章清建议通过对“有/无”问题更为敏锐的反思和更多元的解释，拓宽近代历史的叙述架构。
南京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孙江认为，可以从两个视角研究民国史:一种是在意义层面上的解读，即概念史的方法，还有一种是在社会层面上的解释，也即社会史的方法。从概念史的角度有三个切入点:一是概念作为词语的历史，二是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被赋予了怎样的社会政治内涵，三是这种社会政治内涵在实践的过程中怎么被运用，这三个层面必须有整体的考虑。从社会的发展历史看，社会史的路径则一贯有一种挑战主流叙事的内在自省和批判精神。孙江指出，两者的结合能打破词与物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构成一个相对可靠、又足够丰富的历史言说。在讨论中，黄兴涛也强调了对概念的研究要虚实结合，比如，农民是如何理解的，共产党又是如何用动员农民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都需要把概念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做动态的分析，才能有深度。
“碎片化”也是学者反思的一个重要话题。黄克武提出，大陆史学界近些年的研究，放弃了原来的一些宏大叙事，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碎片化问题。他希望能在细碎化和宏大叙事之间找到一个中层叙事的可能性，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互补。比如大陆学者偏重于研究的失败，而台湾学者偏重于讨论的成功之处，把两方面拼在一起，或许就能获得对比较完整和真实的判断。许纪霖也同意过去的研究的确大多受某种叙事框架指导，或者是革命史框架，或者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但是这类叙事框架现在似乎都被虚无化了。个别研究虽然已经有非常大的进展，但对于整个民国史而言意义在哪里却不清楚，就好像没有地图就找不到位置在哪里。因此，他认为，对碎片化的反思并不是重新再回到宏大叙事，而是对民国史要有个整体想象，要从国际视野、民族国家视野、区域视野等不同空间尺度出发，聚焦整体。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茅海建则认为，碎片化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成为一个有思维的碎片，或者说带着关怀去研究细节。杨奎松从自身研究经历出发，认为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微观研究是解决宏观问题的必要基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汪朝光在讨论中也提出，不应忽视历史过程中的个别性和偶然性，尤其是在复杂的人与人之间、派与派之间的网络关系中，往往一个关键人物的偶然行动就可能影响整个局面，而这样的情况只能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去发现。然而，王奇生则对此表示疑虑。他认为，微观个案无穷，做到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做总的结论呢?因此，历史研究的整合问题还是有待解决。
史料的开发与使用
吴景平提出，要加强海外民国人物个人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比如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等处的民国人物个人档案。他介绍了几种史料价值较高的档案，比如台湾“国史馆”的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胡佛档案馆的孔祥熙档案、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的陈光甫档案和顾维钧档案、胡佛档案馆的史迪威档案，日本的近卫文?档案等。有些档案的保存状况不太好，因此他正在致力于这些档案的数字化和进一步开发利用。同时他也强调，不要受档案本身的分类限制，每种个人档案除了本人的信息外，还包含有大量相关人士的史料，有些涉及当时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而这类史料的利用开发还不充分，需要学者多加注意。#p#分页标题#e#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介绍了近代史所正在进行的“海外藏近代中国珍稀史料征集整理”项目。这项由中国社科院资助的项目，计划征集或复制海外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重要史料，并在近史所设立档案馆，将这些史料整理后向国内外学者开放，便于学者研究利用。近代史所还将与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合作编辑出版民国文献丛刊，使学者能更方便地使用档案史料。黄克武介绍了台湾民国史研究近年来在史料整理上的进展，民国史研究的大量史料都在台湾，而且台湾在开放史料的时候已经逐渐消解了过去的政治禁忌，比较全面地开放，为学者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曹必宏介绍了二档馆藏档案的电子数据化工程及其出版情况，强调了电子数据化的必要性。中国政协文史资料馆的许水涛也介绍了新落成的文史资料馆的馆藏和资料利用。他中肯地评价了文史资料馆所藏的各地已出版的文史资料和大量未刊手稿的价值，一方面是蔚为大观，另一方面也可谓鱼龙混杂。文史资料工作从1950年代末开始，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很大，在内容和结构上有很大的偏向性，重政治、军事，而文教、科技、工商、经济、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方面的史料就较少，而且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史资料本身就有政治上的倾向性，甚而也有歪曲事实的问题。因此，他指出，学者固然应该使用文史资料作为难得的口述史料，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史资料的局限性和先天不足。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谦平呼吁史料利用的国际化。他认为，外文史料的使用会大大加强史学研究的国际化视角，将民国史置于国际背景下的考察，将有助于发现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从海关和汇丰银行的档案中可以发现，辛亥革命后为了保证汇丰银行对清政府的外债能由海关支付，英国政府不断对袁世凯和孙中山施加压力，迫使南北议和尽快完成。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牛大勇也强调对外文史料的利用，并希望学者能够克服语言障碍，最好能精通两门以上的外语，否则研究三边关系乃至更复杂的国际关系，就会力不从心。
孙江提出，现在的史料虽然量多，但是太单一、内容重复，因此需要对史料做更深入的解读，发掘更多元的文献。罗志田也提醒学者注意，虽然现在的近现代史研究多强调档案史料的运用，但必须意识到档案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如实呈现史实，档案形成的过程会引入偏见和想象，因此有时候也需要用个人经验和档案史料相验证。人民日报社的李辉多年来一直从事传记文学的写作，也采访过大量现代文学名人，在他看来，这些经历过民国时期的人物往往有很广泛的社交网，能提供大量研究民国史的可用素材，而且民国时期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的大量新闻报导、外国人在中国的游记等等，都可以成为史料，增加历史研究的丰富和多元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学通强调需加强影像史料的发现和利用，近代史所的栾景河则提醒学者多注意利用俄文史料。
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认为，民国史研究要超越史料发现，应着眼于如何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但新问题不应该是从西方的理论、观念、架构中衍生出来，而是应该从材料本身发现问题。他认为，现在以专门研究为学术组织和考评的标准限制了研究视野，在这种越来越窄小的专门研究中追求“发现”，不过是在“钻空子”。因此，他主张超越简单的“填补空白式”的研究，要能贯通新、旧史料，在史料解读上多下工夫，同时要对史料有整体把握，尤其在数字化的时代，不能仅靠检索功能“挑着”看史料。
民国史的未来研究方向
日本信州大学的久保亨指出，中华民国史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中华民国本身的历史”，另外一种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中华民国本身的历史”，包括其成立的过程、国家机构、国家政策等等，但它基本不包括1912年到1945年的台湾历史，1931年到1945年的东北历史，以及1937年到1945年的沦陷区历史。而“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不是以政权而是以时间来划分研究对象，包括1912－1949年期间在现在中国疆域内的其他政权的历史，也即“中华民国本身的历史”所不包括的内容。他认为，应该重视“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1912－1945年的台湾史、1931－1945年的“满洲国”史、1937－1945年的沦陷区史，以及中国与东亚和世界关系历史的研究。换句话说，必须注意到同时性中的空间异质性，考虑到同时代各政权之间的交互关系。而且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对于理解1949年前后历史的延续和断裂也有重要意义。
黄克武提出，两岸对民国史的关注点不一样，使用的历史概念也不尽相同，比如大陆所称的“解放战争”，在台湾以前被称为“剿匪戡乱”，而现在两岸史学界都倾向于使用意义比较中性的“国共内战”。在未来，两岸的不同观点可以进一步互补。王奇生也指出，最近几年来在民国史研究上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两岸学界互动的结果，有对方的提示，去思考对方的想法，就会反思自己的立场，然后逐渐走向一致。这一趋势最近十来年非常明显，现在两岸学者坐在一起讨论民国史，不能说完全没有分歧，但这种分歧是学理上的分歧，不是两岸的分歧。
茅海建认为要重视制度史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制度史最关键的要求是准确、完备，唯此才能成为其他相关研究坚实的基础。吴景平也指出，去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里没有传统史书里常见的“志”，这是一个缺憾，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目标加以弥补。汪朝光认为，近年来扎实可靠的民国人物传记或者年谱比较缺乏，也应该有所加强。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杨天宏认为，要加强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北洋政治史的研究。他觉得既有的研究不令人满意，很多史实都没弄清楚，因此也就很难突破北伐以来国民党对北洋政府的判断。其实北洋时期并不像我们以往理解的那么糟。比如在经济方面，大部分的立法是北洋时期完成的，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性的法律保障。又比如北洋政局的混乱，多次府院之争，不仅仅是北洋军阀的昏庸无能，更是因为政治制度设计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民族史研究范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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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3 人口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4 人口学刊 吉林大学 5 社会：社会学丛刊 上海大学 6 人口与经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7 人口与发展 北京大学 8 南方人口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9 西北人口 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民族学与文化学（14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民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西南民族大学 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广西民族大学 4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中南民族大学 5 中国藏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6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央民族大学 7 广西民族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8 西北民族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9 世界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 贵州民族研究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11 青海民族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 12 民俗研究 山东大学 13 文化遗产 中山大学 14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民族大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15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编辑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2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3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中科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 5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6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中国传媒大学 7 出版发行研究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8 编辑之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出版科学 湖北省编辑学会、武汉大学 10 科技与出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1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报社 12 中国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 13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14 当代传播 新疆日报社、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 15 现代出版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 2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高校图情工作指导委员会 3 情报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 4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5 图书情报知识 武汉大学 6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等 7 图书与情报 甘肃省图书馆 8 国家图书馆学刊 国家图书馆 9 情报科学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吉林大学 10 图书馆建设 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黑龙江省图书馆 11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 12 图书馆杂志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图书馆 13 图书馆论坛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4 情报杂志 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5 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学会 16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7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协会等 18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等 19 档案学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20 档案学通讯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3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2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3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等 4 电化教育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西北师范大学 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6 开放教育研究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上海电视大学 7 中国电化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 8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9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10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 11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等 12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 13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14 教育研究与实验 华中师范大学 15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16 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17 远程教育杂志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18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19 教育科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 复旦教育论坛 复旦大学 2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2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23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24 现代大学教育 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中南大学 25 高教探索 广东省高等教育协会 26 江苏高教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27 现代教育技术 清华大学 28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29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30 中国大学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31 中国特殊教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32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33 现代远距离教育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等 34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35 大学教育科学 湖南大学、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 36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37 研究生教育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体育学（1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3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 4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 5 中国体育科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6 体育与科学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7 体育学刊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8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 9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武汉体育学院 10 体育文化导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统计学（4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2 数理统计与管理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 3 统计与决策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4 统计与信息论坛 西安财经学院 心理学（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3 心理科学进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4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5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6 心理与行为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7 心理学探新 江西师范大学 人文、经济地理（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2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等 3 城市规划学刊 同济大学 4 人文地理 西安外国语大学 5 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6 旅游科学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7 地域研究与开发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环境科学（5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等 2 资源科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3 自然资源学报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等 4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等 5 环境保护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综合性社科期刊（5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开放时代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3 学术月刊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 社会科学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5 文史哲 山东大学 6 社会科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7 学海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8 江海学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9 江苏社会科学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10 甘肃社会科学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11 浙江社会科学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2 读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 求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14 东南学术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5 贵州社会科学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16 学术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7 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18 天津社会科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 19 南京社会科学 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 20 浙江学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21 江西社会科学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22 江汉论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3 广东社会科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4 学习与探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5 东岳论丛 山东社会科学院 26 社会科学战线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27 东疆学刊 延边大学 28 人文杂志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9 思想战线 云南大学 30 河北学刊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31 云南社会科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32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福建社会科学院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34 科学与社会 中国科学院学部等 35 学术界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6 探索与争鸣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7 北京社会科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38 山东社会科学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9 中州学刊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40 学术论坛 广西社会科学院 41 宁夏社会科学 宁夏社会科学院 42 社会科学辑刊 辽宁社会科学院 43 河南社会科学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4 天府新论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5 学习与实践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46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47 湖南社会科学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8 江淮论坛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49 青海社会科学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50 新疆社会科学 新疆社会科学院 高校综合性学报（7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 2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大学 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 4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华中师范大学 5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清华大学 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师范大学 7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南京大学 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 9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吉林大学 10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复旦大学 11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师范大学 12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师范大学 13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厦门大学 14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湖南师范大学 1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川大学 1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科技大学 17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交通大学 18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河南大学 19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湘潭大学 2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南开大学 21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师范大学 2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农业大学 23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陕西师范大学 24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北大学 25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海大学 2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重庆大学 27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地质大学 28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天津师范大学 29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北师范大学 30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师范大学 3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 32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东大学 33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南大学 3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 35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安交通大学 36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兰州大学 37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南师范大学 38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农业大学 39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工商大学 40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中科技大学 41 求是学刊 黑龙江大学 42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连理工大学 43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暨南大学 44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大学 45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东北大学 46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南大学 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四川师范大学 48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都师范大学 49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北大学 50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福建师范大学 51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西大学 52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新疆师范大学 53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北大学 54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南师范大学 55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安徽师范大学 56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安徽大学 57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深圳大学 58 北方论丛 哈尔滨师范大学 59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郑州大学 60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武汉大学 6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2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同济大学 63 齐鲁学刊 曲阜师范大学 64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烟台大学 65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东理工大学 66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理工大学 67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海洋大学 68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海南大学 69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藏大学 70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新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