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范文1
关键词：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 ；建筑保护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18（5）
笔者暑期到川西某个传统民居与街区保存相对较好的乡镇调研，遭到一位当地人的诘问：“这些破旧的老房子住起来既不方便，又没什么旅游开发价值，还保护它干什么？”其实，与此类似的诘问在我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以不同程度、不同立场一次又一次被提及，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与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建筑遗产保护价值理念方面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与加强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扩展建筑遗产保护的范围至更广泛的建成环境，那么我们必须追问：这些理由也即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要素究竟是什么？它们为何重要？
1 建筑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对其价值认识的变迁
按照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界定，“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期规划则指出：“文化遗产”可以被定义为全人类过去由各种文化传承下来的所有物质符号的集合——不管是艺术性或者是象征性的。[1]由此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并没有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与广义的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相近。
建筑文化遗产是指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不仅包括历史建筑物和建筑群，也包括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英国城市规划学者纳撒尼尔·利奇菲尔德（Nathaniel Lichfield）提出的文化建成遗产（Cultural Built Heritage）概念，则更为宽泛地界定了建筑文化遗产的内涵。他认为：“CBH涵盖了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对象，诸如考古学上遗址、古老的纪念性建筑、单个的建筑物或建筑群、街道以及联系一个群体的方式、建筑物周围的场所、单独耸立的塔或雕像等等，甚至还能扩展至本身具有遗产价值的整个地区，或者说，它们本身没有遗产价值，但因靠近具有遗产价值的地方而使其成为有重要意义的区域。”[2]
对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属性。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遗产，因而极为强调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在本国范围内，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建筑遗产才值得保护，才具有保护的理由与合法性。
“一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史，其实也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史。”[3]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长期以来人类建筑保护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是各种价值观念不断变迁与相互较量的结果。
在神学性思维支配的古代社会以及中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主要与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崇拜和教谕功能、传递宗教记忆相关联，受到保护与修缮的建筑遗产往往是那些视作神圣的遗物或神的居所之类的建筑遗产。而且，由于人们重视的是建筑遗产的精神膜拜价值而非完整的物质实体形态，因而建筑遗产即便成为废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方面，作为揭开现代欧洲历史序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一种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除了给予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尤为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视历史的演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认为“现代”是过去各个时代进步累积的结果，于是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古代的优秀遗产，这为遗产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16至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开始用多种价值观来衡量前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并逐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许多有关建筑遗产的价值观念都要受到理性逻辑的考察，不再纯粹基于一种美学上的价值，获取有关详尽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价值追寻的目标，历史性建筑的修复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此，“对建筑遗产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的推崇从19世纪末开始占据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舞台，而且至今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证言性质的建筑遗产才是值得保护的，而且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历史证言的真实性，故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将建筑遗产‘木乃伊化’、‘标本化’。”[4]
强调遗产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的价值观，经过不断的细化与完善，得到1964年通过的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公认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的贯彻，强调传递原真性的全部信息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职责。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简称《巴拉》），则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引领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价值观转向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遗产价值观念的变化，建筑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展，对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的讨论也颇为活跃。
2 多重价值呈现：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专家尤嘎·尤基莱托（Jukka Jokilehto）说：“现代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5]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价值类型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尤其是当代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价值认识已有了多方面扩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历史价值要素
遗产的本义是指已经过世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这一基本意义上看，以时间性要素为前提的历史价值是遗产固有的“存在价值”，时间属性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是构成建筑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只有历经几个世纪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6]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说的这句话不无道理。
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流逝的岁月印记，以延续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物质性表征的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遗产作为存储和见证历史的具象符号，藉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对此，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曾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和活的民族所写的及纯洁的大理石所承载的相比，历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图像又是多么毫无生气！——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7]《威尼斯》开篇也说：“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历史活的见证。”[8]
在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价值要素，是所谓“年代价值”或“岁月价值”（age value）。明确提出“年代价值”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 Riegl）。他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文物的多重价值要素。他首先将文物的价值要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纪念性价值与现今的价值（present-day values）。其中，纪念性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年代价值和有意的纪念价值。李格尔认为，研究纪念性价值，必须从年代价值着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价值”，“年代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年代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 。[9]关于文物的历史价值（historical value），李格尔认为，它“产生于某一领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状态越是真实可信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解体与衰败损害着它的历史价值。”[10]由此可见，年代价值主要来自建筑遗产上的岁月痕迹，是时间流逝所衍生的一种价值，本质上是审美性的情感价值，“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11]不需要联系建筑遗产本身的历史重要性、真实性来衡量。但是，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则要求其能够真实可信地代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瞬间或历史阶段，尤其是强调其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
2.2 艺术价值要素
几乎在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法规和相关文件中，除了遗产的历史价值，被反复强调的一个价值要素便是艺术价值。1890年意大利罗马成立了文物古迹艺术委员会，该协会将文物古迹定义为：“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无论始建于任何时代；或者任何遗址，只要它具有明显的重要艺术特征，或存储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就属于古迹范畴。” [12]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第三条强调提升文物古迹的美学意义，《威尼斯》第三条则指出：“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13]
艺术价值如同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的核心价值，对于判定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至关重要。无论从艺术起源的角度，还是艺术功能的角度，建筑确凿无疑的是一种艺术的类型，而且它在“艺术大家庭”中还扮演着不同凡响的角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各门艺术的体系之中首先挑选建筑来讨论，这就不仅因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质）就理应首先讨论，而且也因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14]作为一种艺术的建筑，具有艺术价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建筑遗产保护中所指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遗产本身的品质特性是否呈现一种明显的、重要的艺术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较为典型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感染力。奥地利学者B·弗拉德列教授认为，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艺术历史的价值（最初形态的概念、最初形态的复原等）、艺术质量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古迹自身建筑形态的直接作用与古迹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间接作用。）[15]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与艺术价值要素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美学价值或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往往会通过点、线、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结构法则，使人产生美感，并使建筑达到或崇高、或壮美、或庄严、或宁静、或优雅的审美质量，这便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尤其要强调的是，理解建筑遗产的美学价值不能将建筑遗产从其现实环境中孤立出来，还应考虑其周围的环境与氛围，只有两者和谐时，才能共同呈现出更大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Allen Carison）说：“对每座建筑、每种城市风景或景观，我们都必须根据存在于建筑物内部以及该建筑物与其更大环境之间的功能适应关系欣赏，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会失去许多审美趣味与价值。”[16]
实际上，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问题。从广义上看，建筑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范畴。
2.3 科学价值要素
科学价值如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样，是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准则和相关文件中普遍强调的重要价值要素。1931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不仅重视提升文物的美学意义，也强调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一向重视遗产的科学价值。2000年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三条明确指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所谓科学价值，主要指建筑遗产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同时代的建筑遗产一定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理念、建造方式、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而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成为人们了解与认识建筑科学与技术史的物质见证，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被誉为我国国宝建筑的晋祠圣母殿，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构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中“柱升起”、“柱侧脚”和“减柱法”等建筑技法，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其实，从更广的视角看，建筑遗产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过是建筑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对遗产科学价值的理解必须联系其历史价值，因而科学价值实质上是历史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2.4 文化教育价值要素
文化价值本身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文化价值的不同体现。1987年颁布的《的实施守则》中，提出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四要点，即原真性、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包括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的、建筑艺术的、城市景观的、地景的和生态学的、科学的等九个方面。[17]
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价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遗产所提供给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会教化价值、文化象征与文化叙事等方面的价值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建筑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遗产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更为丰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而在形形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遗产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尤其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直观的物质环境。因此，《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说“建筑遗产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言过其实。同时，建筑遗产还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让建筑遗产能发挥“载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价值。
2.5 经济价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遗产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若按照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遗产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即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18]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要素看成一种内在价值，显示了文化价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简单说它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与其他价值的联系或促进其他价值的生成而显示其重要性。
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从而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紧密联系在一起。
关于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要素，荷兰学者瑞基格洛克（E.C.M. Ruijgrok）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居住舒适价值（housing comfort value）、 娱乐休闲价值（recreation value ）和遗赠价值（ bequest value）。[19]而埃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迈尔·萨瓦格丁（Ismail Serageldin）则进行更为细致的界定。他将遗产总的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在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个选择价值（Option Value）[20]。萨瓦格丁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要素的理解颇为宽泛，不仅包括由遗产之使用而直接产生或间接产生的收益，如居住、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直接收益和社区形象、环境质量、美学质量等间接效益，以及未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还涵盖了存在价值、遗赠价值等非使用价值。其实，严格说来，萨瓦格丁所说的使用价值中的间接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属于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应指其直接的使用价值。
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衍生性价值，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只有当遗产存在文化价值时，才能衍生其经济价值，例如旅游经济价值。
3 结语：价值要素的共同考虑与区别对待
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多层次的综合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厘清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陈志华所说：“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是从这里派生而来。”[21]
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要共同考虑，但又要区别对待。所谓共同考虑，即综合分析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各种价值要素，既不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认为存在强制性的理由来保护某些价值要素。所谓区别对待，指的是在多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应确定建筑遗产价值要素的优先序列，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别的权重。一般而言，遗产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其外在价值，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因此，当地方政府与遗产经营者追求遗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应让位于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提升。因为，从根本上说，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内在价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经济价值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衍生物，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
总之，通过分析与阐述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多重价值及其构成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思罗斯比所说：“如果这种方法（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对文化价值构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它就为实际运用文化价值概念带来了前进的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其相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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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转引自Georges S. Zouain. Cultural Heritage and Economic Theory[EB/OL]. http：///Admin%5CDownload%5CCH.pdf.
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范文2
[关键词]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45-0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承载着历史的印记，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非遗濒危趋势日益严重，保护任务十分繁重。目前，非遗保护方式主要有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立法性保护四种。生产性保护是指在不违背传统手工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保证其本真性、整体性、手工核心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的前提下，使传统技艺、传统医药药物炮制技艺、部分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保护，①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生产性是这类非遗项目的共有属性，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体现，只有在生产实践中，这些非遗的传统工艺流程、核心技艺等才能实现保护、传承和弘扬。在生产与经营流通等环节，非遗项目得到有效、健康的发展，从而达到科学保护，这是生产性保护方式的终极目的。
一、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探索
甘肃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非遗。自2004年开展非遗普查以来，经甘肃省非遗保护中心统计汇总，全省共普查到非遗线索27075条，初步确立非遗项目4133项，囊括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手工技艺、医药等十六大类，②在全省86个县区90%以上的乡镇、街道均有分布。兰州太平鼓、环县道情皮影戏、庆阳香包绣制等61个项目先后被选入国务院公布的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甘肃省政府公布了三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335项，各市（州）公布名录805项，县（区、市）级名录项目达到了2422项，③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非遗名录体系。这些非遗项目是华夏文明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反映了5000年华夏文明在甘肃这片沃土上绵延生息的全貌和主要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肃省充分利用丰富的非遗资源，鼓励各类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和项目传承人及相关企业积极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目前已形成产业化的非遗项目主要有庆阳香包、环县道情皮影、甘南洮砚、酒泉夜光杯、临夏砖雕、天水雕漆、兰州太平鼓、保安族腰刀、甘南藏族唐卡、裕固族传统服饰等。2011年，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中心（皮影雕刻）和庆阳祁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庆阳香包绣制）入选，标志着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积极推动非遗项目与本地特色旅游相结合。如酒泉市把夜光杯雕产品与敦煌彩塑、敦煌剪纸、瓜州皮影等文化产品引入旅游市场，年经济效益达20余万元。
其次，组织举办各类节庆活动。每年各级政府都要根据本地民俗习惯，组织各类节庆活动，如“文化春节”、“中国庆阳端午香包民俗文化节”、“中国环县道情皮影民俗文化节”、 “武威天马艺术节”、“甘南香巴拉旅游文化节”等，各类非遗项目扮演着节庆活动的主角，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再次，为搭建展销平台穿针引线。各级政府及时掌握信息，帮助企业联系参加国家和各省举办的非遗展销活动。先后参加了中国非遗保护成果展、成都国际非遗节、浙江文化博览会、深圳文博会、西部文博会等相关非遗活动，宣传展示了甘肃省非遗项目普查成果。
最后，部分非遗项目产业化已形成一定规模。庆阳市从事香包刺绣、剪纸、皮影、石刻等民俗产品开发的专业人员达15万人，年生产量900多万件，产值1.5亿元；1000万元以上的香包绣制民俗文化产业5个，“企业+农户”的各类生产销售公司154个，产品达20多个种类5000多品种，远销全国56个大中城市及美国、日本、欧盟、东南亚、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深圳、西安、上海、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设立庆阳代办处、代销点、展览馆235处，组织参加旅游景点零散直销的达上万人（次）。④环县从事皮影演出和雕刻的艺人有400多位，皮影产品从单一的工艺品向多样化产品迈进，已经开发出皮影戏光碟、桌历、挂历、画册、扑克、口杯、书签、地毯等10大系列600多个品种5万多件。现有的4家文化产业公司，年创收320万元；50家民间皮影戏班，表演艺人285人，年演出突破5000场次，创收300多万元；皮影雕刻艺人达到200多人，年创收200万元。⑤甘南州成立了卓尼洮砚协会，通过协会开展技术交流、对外宣传、联系业务等工作，30家洮砚厂、500余名技术人员，年总产值达3000多万元，纯收入近千万元。⑥保安腰刀以传统生产工艺为主，不断研发新品种、新工艺，目前已有近百人从事腰刀制作，生产20多个品种，年生产工艺刀1万件左右。酒泉夜光杯年产量12万只，产值达300万。临夏砖雕从业人员4000多人，年产量4万平方，产值达1.8亿元，利润3000多万元。⑦兰州太平鼓每年演出400余场，太平鼓制作销售从业人员1000余人，年销售额达600多万元，纯收入120万元。⑧
二、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忽视了非遗的精神价值
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劳动，一方面，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以机器为代表的大工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象征；另一方面，大工业生产很快显现出它的负面效应，产品单一、趋同，缺乏个性，没有特色，人们的生活品质实际上呈现出下降趋势。甘肃一些非遗项目的开发，从狭隘的物质利益角度考虑，忽视其精神价值。如庆阳香包刺绣产业发展初期，对这种“物质—精神”协调很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但近年一些生产企业为追求精品，开始引进苏绣技术，依赖电脑技术设计制作，破坏了陇绣原有的文化生态结构，将会对这一“朝阳”产业带来损害，值得警惕。
（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丧失了非遗产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一些地方一味地追求产品数量、经济效益，甚至大肆开发非遗产品，以满足人们强烈的物质欲望，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些行为完全忽视了对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忽略了非遗项目的手工艺生产实践环节，从而也丧失了非遗产品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如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印刷品唐卡就是典型事例：一些价格低廉、工艺粗糙、加工生产又很快捷的印刷品唐卡在市场上频频出现，严重冲击了传统手工绘制、以珍贵的天然矿物质作为原料的唐卡艺术品市场。前者的特点是周期短、成本低、生产快，但毫无收藏价值；后者则周期长、投入精力很大、成本高，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特别是手工绘制的唐卡，在绘制前画师们要举行祭拜、洗礼等仪式，同时在绘制过程中体现着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虔诚之心和敬畏之感。这一点恰恰是唐卡艺术十分重要的民族文化内涵，也是它作为非遗代表性项目最核心的价值，更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中最应值得珍视和关注的地方。机械生产下的唐卡则完全丧失了这些文化意义，彻底沦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如果我们对这样一种现象熟视无睹，不加以制止并及时予以规范，必然会影响唐卡这一古老而技艺精湛的藏族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背离了非遗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保护的初衷。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此处不再详举。
（三）非遗产品包装单一、简陋，缺乏新意和民族特色
一个好的产品需要有独特的个性化包装来装饰，这是文化产品进入现代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人类社会消费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甘肃省的不少非遗产品内容很好，但缺乏好的包装和艺术点缀，与内容很不相称，因而严重影响了非遗产品的市场。尤其是一些生产性项目的产品包装工艺普遍落后，层次较低，就单一、简陋，缺乏新意和民族特色，严重影响了产品的效果。如庆阳的香包、环县的皮影雕刻、兰州的刻葫芦、酒泉的夜光杯雕、甘南的洮砚、保安族腰刀等技艺，在生产过程中很好地坚守着项目的传统技艺，产品精美，但由于包装相对单一、简陋，缺乏民族特色和个性化色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发展，产品的经济价值也未能达到理想的程度。
三、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策略
（一）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发展需要立足于传统，融入当代生活元素
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发展首先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保护，这是这些项目能够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根本和基础。但是这些非遗生产性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必须与当下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非遗保护才能具有广泛的基础，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传统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合理利用基础上融入或引进现代设计理念，关注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和观念。在思路上，一方面坚守传统，一方面面向现代。在保留传统非遗产品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设计研发一些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气息的产品，赢得年青一代人的喜爱，从而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参与市场交换、具备经济效益的项目，一方面，复兴其原有功能，激活其在市场中的活力，实现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转化其原始功能，提升价值。在技艺类项目中，剪纸艺术最具有代表性。剪纸是甘肃民间社会流传广泛的一种传统手工艺，也是节日里装饰环境的必用品，配合各种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旧时，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人们或自己动手剪刻，或购买剪纸作品，用来装饰家居，烘托喜庆气氛。因而，剪纸作品也在民间自发地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审美也发生变化，传统的剪纸艺术对他们逐渐失去吸引力。要使这些传统技艺传承、发展，一方面，要激发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记忆和情感。随着这些传统习俗、节庆、礼仪的复兴，人们对剪纸等民间艺术品的情感也会逐渐复苏，从而为传统技艺的发展、振兴提供了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努力开发民间艺术品的审美功能，从而提升其额外价值。在剪纸艺术领域，许多艺术家将剪纸艺术带离民间社会，走向世界艺术殿堂，使这一植根民间的技艺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代表，剪纸作品的价值也随之提升，可以与其他各门类艺术品相媲美。
再就表演艺术来说，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游艺、杂技等类项目，自古以来即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旧时，这些表演艺术通过在梨园、戏院、茶舍等娱乐消费场所的表演实现经济效益。现在，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改变，休闲娱乐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但这并不阻碍人们对传统娱乐方式的怀念，如北京的老舍茶馆、江浙的评弹茶舍等，都印证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追忆和情感。甘肃省的传统表演艺术的生产性保护，亦可以通过倡导复兴传统的娱乐消费方式，恢复它们的原有功能，实现经济效益。另外，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实现其审美价值，实现艺术升华，从而提升其经济价值。
这实际上涉及传统技艺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一方面，手工技艺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我们的祖先一代代传承积淀下来的，它代表着我们今天创造与技术的精华，需要继续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手工技艺需要根据当代的现实需要，寻找它在当代社会发展的环境。否则，完全脱离现实需要，就不可能继续生产，也就无从保护，这也正是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内在含义的要求。
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总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中，在别人的赞扬中才能够唤起劳动的喜悦和成就感。所以，工匠在今天要重新获得自信，获得一种社会的成就感，就必须要考虑产品对路适销，即产品的适用性和针对性。保安族腰刀作为古代战争的利器，在和平年代，其武器功能逐渐削弱，于是工匠增加大量的花纹，使其功能朝着装饰性转换，同时满足中国人祈求平安、镇宅避邪的心理需求。提倡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就是要使手工艺参与当代物质财富的创造，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表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的目的。
对于因时代变迁在当代社会逐渐失去生存土壤的非遗项目，可通过转换功能，实现其价值。生产性保护可以为某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为有效和实际的保护。但是，生产性方式并不是非遗保护中放之四海而皆可的准则。如民俗类项目中的岁时节令、婚礼习俗、祭祀祭典等，是不可以进行生产的，更不可以创新。
（二）关注生产过程，坚持手工制作的核心技艺
在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中，一定要坚持非遗项目的手工制作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这是开展此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的基础。同时，应更加关注生产过程，关注蕴含和体现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环节。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如果项目的制作工艺完全机械化，被现代工艺所取代，那将会丧失其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实际上，一些纯体力性质的工作可以交给机器去做，但是在一些跟人的情感紧密结合、造成其差异性的部分及人的智慧可以有所伸展的部分，应该高度保持它的手工性。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不去手工操作的话，手工的优点、人的智慧、能力都得不到体现，那么它本身也就丧失了作为手工劳动的价值。
手工技艺往往要运用工具，随着技术的进步，工具的运用也应该越来越先进。手工技艺并不排斥工具，也不需要强调百分之百“纯手工”。自古以来，手工技艺都要借助工具，比如玉器制作。所以，我们强调守住手工技艺核心技艺。所谓核心技艺，是最能够体现劳动者的创造力、智慧、能力，以及它的文化历史积淀的，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产品的“赋形”阶段。在产品的原材料准备上，可以借助工具生产，减轻对劳动者肉体的伤害和体能的消耗。如甘肃夜光杯雕、刻葫芦、洮砚制作、金饰和银饰的打造必须依靠手工。所以说手工的好，是因为它将传统精华的东西都聚积在那儿了，而不是简单地说只要是手工的就好。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内涵，使得手工技艺制作凝聚感情，实现了人与人的交流与勾通。
因此，基于非遗资源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不能仅局限于工业生产力的进步，更不能简单地按经济规律来计算生产效率。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关注非遗生产性保护的生产方式，必须对传统技艺的技术传播方式和特点加以区分。基于创意的手工生产，仍然属于劳动密集的产业，不能以机器生产的标准化来过度开发，应尊重其自身发展规律予以扶持，尊重传承人的个性化创作和生产，通过市场的集聚和现代流通传播手段，推动劳动者个体手工生产的发展，使非遗项目的技术传播、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环境得以实现转换。
（三）坚持非遗的本真性、完整性及人文性保护与传承
保护非遗，是要让非遗回到原有的生态中。这个生态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中，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体系。我们要努力恢复这种循环体系，而不是将其剥离出来，偏执化、片面化地进行发展。所以，要避免将生产性保护单纯地向市场经济追求商品化发展，不考虑其社会内涵、社会生态环境，使之旅游化、表演化、商品化。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学的概念和立场已经扭曲了一些人类文明的概念，比如生产性，它不只是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性生产；它不只是客观的、外部世界的改造，还有自我的创造和改造；它不只是属于经济学的，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所有的人类文化、文明的价值，都应该包含在这个体系中。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强调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质。这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理论中的一个完整概念。现代经济学把所有生产概念、劳动概念都转换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即生产性就指商品生产，这是错误的。在非遗保护过程中，要充分地把握生产性保护中的人文内涵，将生产性概念的人文内涵充分地揭示出来，以此来避免生产性保护实践过程中的片面化、偏执化。
（四）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非遗整体性概念的生产性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遗进入整体性保护阶段的产物。它是指以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依托，以活态传承的非遗为核心，实现非遗和与之相关的物质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的区域。在2008年1月和11月通过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中，将生产性保护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方式之一，指出采取生产性方式对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改善传承人生活，对非遗项目加以保护和扶持，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经济资源，修复自身传承的内在活力。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的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由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控制性保护转向对保护区整体功能的振兴，突破非遗项目的独立保护。所谓控制性保护即关注维护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遗产本身的历史特性。而生产性保护更注重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未来，注重对其历史功能的修复和振兴。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历史文化遗产的功能逐渐衰退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非遗及其相关的物质遗产相对集中的活态社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随着其历史功能的衰退而产生的与当代需求的不协调。面对这种境况，一味的控制性保护只会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变成一座开放式的博物馆。这种“博物馆式”的保护模式，由于无止境的公共管理责任造成政府财政压力，最终可能随着政府无力承担而流于形式。生产性保护旨在使非遗融入民众的现实生活，找到传承与发展的活水源。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对非遗经济价值避而不谈是不切合实际的。采取生产性保护，充分发挥非遗作为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不仅能为其持有者和所在地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为非遗可持续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五）积极培育非遗项目的骨干企业，鼓励本真性生产和技术进步
对成长性好、市场潜力大、具有出口创汇前景的民营企业，政府要给予政策扶持，鼓励其非遗本真性技艺传承的生产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自身发展实力，壮大企业规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对不适宜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手工技艺项目，要对传承人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改善其生活、生产条件，为产品的宣传、推介提供便捷有效的信息服务。符合条件的要积极向国家申报设立生产性保护基地，同时研究设立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的标准和评审办法。
[注 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演讲》，2012年1月7日新浪财经讯。
②甘肃省文化厅厅长邵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几点思考》，2011年12月23日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③甘肃省文化厅：《2012年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总结》。
④《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概述、措施及成果》，2012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官方网站。
⑤《环县道情皮影 黄土地走出的世界级“非遗”》，2011年12月26日西部商报网站。
⑥《卓尼县洮砚产业保护发展调查》，2010年9月6日中国甘肃网。
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范文3
【关 键 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 价值观
在2003年10月联合国的第32次会议上，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了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第三年，也就是2005年，中国公布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人们开始把关注点投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2月全国人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标志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成为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探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加强我国文化建设，提升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前文提到的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定义是指被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群体和金恩及其相关的工艺品、实物、工具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了口头传统、民俗活动、传统表演技术礼仪、节庆等；传统手工技能、相关表现形式的文化空间；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它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且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学家，往往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找出其根源性、本质性的价值。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文化相比较，为什么是具有价值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民俗学家还没有找到充分的答案。
有些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是具有价值的。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依据也可以是民族性、民族的认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手册》中有句话这样说：“它蕴藏着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传承，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人类另一种伟大的精神创造”。此处它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对于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容质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有：
（一）历史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价值，这是由于它承载着丰富而久远的历史，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让我们了解和认识到历史。它反映了民族的生存状况和世界观，有助于人们了解久逝的社会群体状况，文化及历史。
（二）精神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产品，这些民族基因通过世代相承，从而形成了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这些民族文化观念包含了群体意识，是民族的价值，是民族的核心及灵魂。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民族精神的作用与重要价值。
（三）科学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而言，前者具有十分可观的科学文化价值。它跨学科、跨领域，同时具有文化属性。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和反映了人类的创造能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状况。传承这些遗产，也是后来的人们获取科技信息和科技资料的重要途径。
（四）教育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这些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个体教育、社会价值的重要内容，是知识教育的重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教育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途径之一。学校可以通过在课程里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教育以及创办相关的适合学生的体验时间活动，从而达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传承和教育。此外，专家和学者在学校与社会中讲的一些非物质遗产知识也是其教育价值的体现。
（五）传统文化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了不同种群、不同民族的创造和聪明才智，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每一个民族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反映着民族的特色，呈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价值。不同种群、不同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成就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性也呈现了多样性。当然，文化的多样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一个重要特征。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和谐价值、精神价值，经济价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重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就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例子，来探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观。
（一）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花园中的一个鲜花的品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其优秀基因，养育出更娇艳的花朵。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多样性，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启发人们的智慧。当今流行的动漫产品，它的素材，历史题材的创作以及创造先进文化，其源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需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集体奋斗。作为中国人，无论在何地生活，都始终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并以此为自豪。近年来，不少在海外的华人，不远千里，回到自己的祖国虔诚地拜望黄帝、炎帝陵等，一心只为寻根。回望近代史，即使在那样艰难困苦、内忧外患的年代，中华儿女仍然紧紧团结在一起。这种力量生生不息，绵延不断。五千年来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中华儿女的心系在了一起。
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迅速而猛烈，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遭受着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在这关键时刻，充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才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三者相互协调的社会。也就是说，不但要搞好物质建设，还要搞好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搞好文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首先，现在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民族的价值观，民族的精神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是把人当作载体的。而传统文化经过代代相传，传承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本身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民族精神、民族的价值观等。例如我们讲民歌、跳民族的舞蹈等。剪纸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当时经常用作供品的装饰物。而现在更多地用于装饰如窗花，象征着吉祥和幸福。中国的剪纸艺术名扬海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中国结艺历史久远，如意结、吉祥结、同心结等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来人们对中国结艺的关注和喜爱越来越多，无形之中传承了民族悠远的文化。从这些可以看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文化价值有助于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是一种天然的资源。
其次，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包含了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有神话、传说、艺术，有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手工生产技术、传统工艺等。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文化价值如此多样，那么，如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四、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动态工程。对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原则是学界、社会人士关注的热点之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扶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物质保障和坚强后盾。而文化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应该充当主脑的角色。这是因为文化学者们的知识积累深厚，价值立场很少有偏见，这样他们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的建议就具有更多的学术性和人类性，更少的功利性。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角色应该由民间来充当，如果离开民间文化，缺少民间力量，将难以继续发展下去。然而高校学生也是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在传承非物质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以河北科技大学为例，该大学是国内第一所较为系统地引进民间传统文化的学校，也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校。许多学生利用假期的时间，学习井陉拉花，常山战鼓等民间传统技艺，为校园吹进了一股民间文化之风。
以近些年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为例。大赛设置了“原生态民歌”的奖项。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把边缘文化请上主流文化的舞台。通过全国电视这个媒介，让全国人民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这是从宣传力度、榜样的力量、舆论上有效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类似的政策和方式都值得提倡。如果这些边缘化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走上主流文化的舞台，就能使这些文化的承载者拥有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同时还能够使全社会人民重视和爱护并且珍惜，从更有效地保护传承这份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肥沃土壤；优秀的传统艺术是我们文化创新的动力。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最终达到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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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范文4
论文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研究，可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转换机制和转换形式，拓展文化资源的内容，增加文化资产的实力，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服务。
当前，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热门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许多的价值，如：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等等。其中，对于其经济价值的认识和研究，对于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研究，可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转换机制和转换形式，拓展文化资源的内容，增加文化资产的实力，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服务。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中，56个民族创立和传承了门类齐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齐全，有各具特色、绚丽多彩的雕塑、绘画、剪纸、杂技、戏曲、舞蹈等艺术创作，有源远流长、独具一格的中医、厨艺、酿酒、制陶等特殊技艺，有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民俗、民风、节庆、礼仪、游戏等固定仪式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作为以文化价值为核心而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贮藏的巨大经济价值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如何更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经济价值进行研究、挖掘、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挑战，中国人家喻户的“花木兰”故事被美国人改编成电影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发行，获取经济利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高度重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提升到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高度，对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和挖掘，认真研究和分析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和转化机制、转化方式，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范围，为中华民族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为未来的文化经济竞争取得资本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特点中，其区域性是最重要的一点。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UESCO）第三十二次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6日颁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在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重新做出了“中国式”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两个定义都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群体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内，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传承方式不同，导致了其差异性，显现出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如中国的民族歌舞，由于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新疆的歌舞热烈奔放，内蒙的歌舞辽阔雄浑，的歌舞高远空灵，东北的歌舞轻盈飘逸，西北的歌舞苍凉凝重，江南的歌舞清新典雅，等等。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民族性和区域性，使之在从文化资源转向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转换下过程中也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
具体讲，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影响过程分为三个区域：原发区、影响区、消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展现也会根据区域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层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原发区表现得最充分，影响区区次之，消失区更次。我们以一些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说明。如属于技艺的重庆火锅，是源于川江流域（即现重庆市所辖长江流域，因重庆市在成为直辖市以前属四川省管辖，故称川江。）。
在当下，重庆火锅已成为重庆名片，是重庆市饮食业最重要的支柱，产生了响誉全国的“小天鹅”、“德庄”、“秦妈”、“骑龙”等大型火锅企业。顺川江而下，在湖南、湖北等辐射区，火锅的制作技艺开始有所改变，其经济价值也开始下降，只有一些小规模的火锅产业，再向下，到上海等华东影响区，火锅的影响就更小了，基本上没有规模化的产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区域性特征，使我们在转化其经济价值的时候，不要轻易提什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口号，当然，作为一种文化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但要转化为一个产业，就一定要考虑其区域性，考虑市场，考虑消费者。因此，利用产生于某一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中的经济价值，并通过各种有效的产业途径和产业方式，实现这种经济价值的转换，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营，就可能形成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样式出来。
一、发展特色旅游业
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来源于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独特风格。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是非常明显的优势。“旅游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旅游业的成功取决于不同文化与社会区域中的差异认识和促进。”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旅游的形式还是内容都必须突现出文化的特点，才能吸引旅游者，才能促使他们产生消费的冲动，从这个角度讲，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旅游者通过旅游应该感爱到另一种文化和生活的体验，获得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需求。
各地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利用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开发中，挖掘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或旅游项目。从旅游者的心理来说，区域差异越大、文化差异越大，就越能激发其好奇心和主观想象，从而引发旅游的兴趣和动机。例如：国内盛行的新疆旅、旅，出了对两个地方自然风光的想往外，对其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往也是不可缺的因素，“丝绸之路”的文明、“雪域高原”的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绝不能忽视的资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各地及旅游景点或项目中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等等。有独特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得好，就会一个地区带来独具特色的旅游业。
二、发展特色加工业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样式，通过对与地方特产相联系的特殊技艺的整理、研究、挖掘，我们不难发现老祖宗传下来的特有技术和技能所制作的产品（如工艺品、生活品），仍然具有市场，仍然能为我们带来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利用经济杠杆的强大内在动力去发扬光大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生活技能，对其产品进行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形成一个地方的特色经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面讲，这种经济开发，也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正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只要我们引导得当，注意不要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经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有利的。对于中国而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利用民间特殊技艺、民间美术、传统工艺，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提业支撑，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以重庆为例，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合桃片制作工艺、纸扎艺术，荣昌夏布、陶瓷、折扇制定工艺、永川豆豉酿造工艺、蝴蝶画制作工艺，铜梁龙制作工艺，梁平年画、竹帘制定工艺，大足石雕工艺、小五金制作工艺，以及遍布重庆的山城火锅等等，都可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加工业。目前，大足的小五金制作，已形成规模，成为大足县的重要产业。伴随着大足石刻的开凿而诞生的大足龙水小五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现在，龙水小五金有12个门类，200多个品种，2000多个规格型号，年产值达到亿，产品畅销全国及东南亚和欧美市场。龙水已建成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五金专业市场。又如：“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浏阳烟花“始于唐，盛于宋”，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在，经过挖掘和开发，已有13大类3000余个品种，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6000多万美元，国内市场占有率40%，国际市场占有率60%。已形成一个年销售额达20余亿元的现代化产业群和产业集团。
三、发展特色演出业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珍珠样散落于中华各民族和各地之中，存在许多具有极高观赏性和娱乐性的表演艺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表演艺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可以增加文化娱乐的方式使人们获得精神的享受，同时还可以使某种表演艺术得以再生，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文化产品的营销，获得经济收益。以东北“二人转”为基础的“东北小品”已成功地走向了市场，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方面做出了范例。
对于“东北小品”风靡的原因，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任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这些有鲜明地域性的传统表演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面临着被消亡的可能，但是，东北的一批民间艺术家们，迎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没有退却，以满足大众生活情趣为目标，适应市场需求为动力，在继承和发扬“二人转”的表演形式和表演手段的基本上，创作出了东北方言小品，赢得了市场的青睐，满足了大众休闲文化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多元化文化条件下的平民化文化需求，为“东北小品”的火爆提供了背景、机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表演形式“二人转”的平民化、地域性表现形式，为“东北小品”的火爆提供了基础和来台。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在今天仍然具有市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把它推向市场。现在，许多地方已开始有这种设想。如“中国龙都”—重庆市铜梁县政府提出了：“扎实推进龙灯舞展演，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创新展演形式和内容，占领重庆市场，做大市外市场，拓展境外市场，打造和提升‘铜梁龙灯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战略设想。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和整理和挖掘，使其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更有其重要意义。
四、发展特色医药业
通过对传统医药学知识的挖掘，可以形式独具特性的医药产业。中国医药学知识是中国境内各地、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形成的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医药学知识。作为国宝，中国医药学知识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丰富的宝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色医药产业，我们大致可以从三条路径出发：一是生产销售。生产又分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传统医药材料的种植（或饲养）。如山东郯城，开展大规模的银杏种植，被誉为“中国银杏之乡”，也成为郯城的重要支柱产业。重庆市石柱县，在600百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中药材黄连，1954年，石柱黄连被定为国药和一类农副产品。2006年，全县在地黄连5.1万亩，产量1800吨，产量占全国的68%，产值1.3亿。因而，石柱被誉为“黄连之乡”。二个层次是传统医药成品生产和销售。如六味地黄丸、云南白药等。二是治疗。利用传统医疗技术，来为病患者服务。如：针灸及针灸刀、刮痧等。三是保健。这个方面包含着传统医学知识的丰富内容和经验。全国各地一大批利用传统中医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健身、健体企业应运而生，相应的产品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如工作之余，进入洗脚城、健身房放松，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选择。
发展中药产业，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3月21日，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16个部门联合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纲要》提出，未来15年我国中医药要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和中药产业技术水平，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及医疗保健模式，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提高我国的医疗保健和重大疾病防治水平。《纲要》提出了“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四个方面的基本任务，指出了优先发展“中医临床、中药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创新体系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的基本路径。从现实的角度看，发展特色中药产业，有利于我国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培育以中药为基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健康产业，将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市场份额，同时，发展中医药材料农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扶助贫困地区，保持生态环境，调整医药产业和产品结构，并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综合带动作用，形成特色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五、发展特色餐饮业
饮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件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餐馆能遍布世界各地，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与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菜由宫廷菜、官府菜、各地方菜系组成，每种菜系中都深藏着中国饮食文化的精神内涵的文化。因而在今天，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挖掘散落于各处的传统厨艺，发展出具有特色的餐饮业。从回报角度看，餐饮业是一个投资小，风险小，回报快，回报高的产业。如：起源于“明未清初”的重庆火锅，是由码头文化衍生出来，由码头而进入高雅之堂，现在已成为重庆的名片，市外人一提重庆饮食，首提必是重庆火锅。如今重庆火锅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精加工+营销网络+物流中心”的完整产业链条，做到集产供销于一体的社会化大物流配送。重庆火锅协会会长何永智说：“重庆火锅的发展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说它的生产加工基地，凡是做火锅的，汤料都已经工厂化生产，而工厂化生产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就是农业，我们的海椒基地、花椒基地、农副产品基地、相关的豆瓣，大蒜、老姜之类的，因此重庆火锅近几年的发展带动了重庆的知名度，也成了我们重庆的一张名片。”目前，重庆火锅在全国连锁经营户达11200多家，年创产值150亿元，年上交税收8亿，解决了5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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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范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卡；游客感知和态度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唐卡（ThangKa）是第一批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美术，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谓唐卡即为卷轴画。在《藏汉大辞典》和《历史文化词典》中，唐卡被定义为“卷轴画，画有图像的布或纸，可用轴卷成一束者”；“唐卡指流行于藏区的一种宗教卷轴画，通常绘于布帛与丝绢之上，是地方绘画的主要形式之一”[1]。唐卡以表现藏传佛教为主，题材涉及社会历史、生活习俗、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和藏医藏药等，被誉为“藏族的百科全书”。
随着旅游业的大发展，欣赏唐卡、购买唐卡成为旅游活动内容之一。但是，游客在走马观花的旅游过程中，难以对唐卡的艺术魅力，历史、文化和宗教内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如何利用旅游这一方便之门，提高游客对唐卡鉴赏能力和传承、保护意识，是目前学界十分关注并积极探讨的问题。
1 有关唐卡的研究综述
在笔者掌握的有关唐卡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唐卡以及唐卡的传承和保护进行了研究。
1.1 唐卡的起源与特点研究
谢继胜从唐卡语源、唐卡与汉幡的关系两个方面，探讨唐卡的起源[2]。黄春和从汉文文献、藏文文献、现存早起唐卡和印度布画的比较、从宗教修行看唐卡和印度布画的关系，对唐卡的来源进行研究[3]。叶星生不仅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唐卡的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2]，而且对唐卡的起源和形制，以及唐卡的题材和特点进行了分析[6，7]。关却呼尼玛从线条、色彩、构图、画面整体等方面，对唐卡艺术的审美特征进行了研究[4]。宁世群从唐卡中的佛像、构图、人物造型、线条等方面对唐卡的宗教特点进行了研究[5]。
1.2 唐卡的价值和保护研究
张小燕从宗教艺术作品的两大基本属性（宗教性、艺术性）出发，分析了唐卡的宗教艺术作品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8]。康・格桑益希从唐卡的宗教传播功能、艺术表现力等方面，探讨了唐卡的保护[9]。胡海燕等以勉萨派唐卡为例探讨了唐卡保护的模式[10]。杨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运用“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分析得出唐卡保护的内容和基本框架[11]。
1.3 唐卡在旅游中的作用研究
不少学者肯定了唐卡和旅游的互动关系，明确了它们之间相互的促进作用。梁玉金认为：唐卡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马多尚等从民族文化艺术与旅游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12，13]。王亚欣在分析唐卡的积极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唐卡对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14]。杨桂红等从宗教旅游商品的开发设计上，提出应开发不同档次的唐卡，着重体现唐卡艺术性和宗教性的结合[15]。马雨睛等在总结热贡唐卡在产业链、监管融资以及人才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方法和对策[16]。胡海燕等通过对勉萨派唐卡的调研，认为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应坚持走精品道路[10]。
1.4 唐卡的旅游开发和保护研究
吕海荣以热贡唐卡艺术产品为例，提出必须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艺术产品开发和合理利用、发展地域经济（旅游业）三者的关系[17]。凡建秋提出应传承唐卡技艺，保护唐卡的文化内涵，淡化唐卡艺术的商业属性[18]。
尽管学者们对唐卡已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多从唐卡本身的特点出发进行定性的分析和阐述，缺乏从游客出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视角，对唐卡进行较为客观、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2 案例区、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数据的获得
本文选择的拉萨作为案例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2012年7月在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哲蚌寺等主要景点周围，随机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当场发放问卷、回答问卷、回收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210份，有效问卷202份。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采用Alpha信度系数法，通过计算克朗巴哈信度系数（Cronbach’α）①，得出结果为0.730，大于0.7，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从受访者的身份特征来看，被调查游客以女性偏多，占55.9%；年龄以中青年为主，年龄在15岁～44岁的占87.1%；民族以汉族和藏族为主，汉族占45.5%，藏族只占38.1%；学历层次比较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54.4%；职业以学生、经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分别占21.3%、13.9%和18.3%；客源地以非藏区略多，占52.5%（表1）。
3 游客对唐卡感知状况及分析
为了获得游客对唐卡的感知，从唐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卡的艺术特点、唐卡的价值、唐卡的游客吸引力、购买唐卡的动机等方面，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第一，唐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不高。在被调查的202位游客中，知道唐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游客仅占一半多。这反映出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不够，宣传的方法过于单一。在百度新闻中，输入“唐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3730篇相关信息；输入唐卡和“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仅获得788篇相关信息。在百度视频中输入“唐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92条结果；输入“唐卡”和“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获得2条结果。
第二，对唐卡画面的象征意义不够了解。调查发现，占53.0%的游客对唐卡画面的象征意义不清楚或不了解（表2）。唐卡具有以直观形式表现复杂文化内涵的特点。一方面，唐卡的题材以宗教为主。“作为唐卡范本的绘画……是绘在布帛上的一种宗教画。这种绘画常常用作宗教仪式，宣扬教义，信徒用以积累善业公德（如擦擦tsha-tsha）”[1]。唐卡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侧重于表现各种神灵，旨在演示佛教基本教义内容，图解佛理，是宗教膜拜艺术的典范[19]。另一方面，唐卡是通过画面讲故事和表现人物的传统民间美术[5]。由此可见，唐卡是在藏民族文化底色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渲染而成的艺术珍品，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艺术鉴赏力，很难理解画面背后的象征意义。
第三，对唐卡价值的认知度比较高。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游客对唐卡价值认知依次为宗教价值、收藏价值、艺术价值和纪念价值（表3）。这是因为唐卡的题材以宗教类型为主。在众多的唐卡店和唐卡画室内，陈列的多是佛像、菩萨、度母、护法神、坛城等。这样很自然地使游客获得对唐卡宗教价值的感知。但是，游客对唐卡所要表达的敬佛、拜佛、积善祈愿的宗教用途；方便礼佛和讲经释法的宗教传播功能；绘制中遵循“三经一疏”②的宗教规范等深层次的内容并不了解。游客对唐卡的收藏价值的感知与近年兴起的唐卡收藏热有关。市场经济的大范围参与，导致人们对唐卡经济价值、收藏价值的认知不断提高，甚至有人称唐卡为挂在墙上的“股票”。比如，原来预估价位8000万港元的巨幅明代永乐御制红阎摩敌次秀唐卡，就最终以3.48亿港元的拍卖价格成交，创下中国艺术品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20]。
收藏热在扩大唐卡影响的同时，也引发过度商业化问题。“过去，绘制唐卡要先焚香沐浴，念经祈祷，静心入画。而现在心态和目的都变了，变得极不严肃、极不老实，甚至流水作业，一人面对多幅唐卡，同时绘制某一部分，剩余部分又转入其他人完成。而师傅只画最重要的部分。还有颜料上，以前的矿物质颜料由珠宝、 珊瑚、绿松石研制而成，色泽持久，常年保持鲜艳不掉色；而现在许多新唐卡绘制时常常混入廉价的广告粉，而导致大批量低劣、粗俗、廉价的唐卡进入市场，大大降低了唐卡的质量和神圣的形象”[21]。第三，唐卡作为极具特色的艺术品，对游客极易产生视觉冲击力。但是，唐卡在构图上的严谨，线条的细腻，色彩的渲染，颜料的考究，画工的精湛，画面的整体美等，绝非一般游客可以鉴赏和审美的。第四，唐卡的纪念价值偏低，是由于唐卡的宗教价值、收藏价值、艺术价值过于显现以及与一般的旅游纪念品相比，唐卡的价格不菲有关。
第四，对唐卡艺术美感的认知差异大。游客对唐卡艺术美感认知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色彩、画面、材料、画工，四个方面所占百分比相差不大（表4）。对唐卡艺术美的感知，一方面取决于唐卡本身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取决于鉴赏者审美水平和审美偏好。唐卡设色浓重，对比强烈。色彩的审美是第一性的，唐卡的色彩不仅是艺术美感的展示，更是藏民族性格的外显。“（唐卡）在色彩的运用上多用单色、间色、大红、金色作画，自由地增减配合，巧妙地大胆应用，使整个画面在不调和中求得和谐统一，显出热烈明快，金碧辉煌，非常华丽的艺术效果。这种色彩的多运用构成的整个艺术色调正是藏民族勇敢坚强、智慧勤劳、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所形成的审美情趣的艺术表现”[4]。其次，以宗教题材为主，画面以佛为中心。“在唐卡的中心通常是一尊大佛像，称为主尊像，而把一段故事，从唐卡的左上角开始围绕主尊像，顺时针布满一周”[5]。唐卡用材考究，“颜料是用矿物或植物茎等加工而成，有透明和不透明两种。矿物颜料有事情、石绿、中黄、红、黑、黄、白等，这些颜料建工全是手工操作，过程慢而复杂，但颜料纯度高、质量稳定、覆盖力强，画面效果厚重艳丽，因唐卡的色彩保存千年不变”[5]。绘制唐卡最关键的是勾线条和上色。一个唐卡画师的培养，光打线条这一道工序，要学7年，上色要学4年③。对唐卡画工的鉴赏并非一般游客能达到的艺术水准。
4 游客对保护和传承唐卡的措施的认同及分析
4.1 游客对“多元参与”的保护模式表示赞同
为了获得游客对“多元参与”模式的态度，从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画师、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唐卡的传承和保护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提高唐卡的旅游吸引力等方面，设计问题对游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4.1.1 游客对保护措施都给予较高的认同
目前对唐卡传承和保护采取的是政府主导、传承人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参与”模式，游客对此给予高度认同，对各项措施认同度的平均值都较高，在3.78-4.05之间（表5）。
4.1.2 对保护、传承中人的力量给予很高的认同
传承人和画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主体。游客对开设培训班、发挥传承人的作用、提高画师的素质三个方面的措施给予更高认同，平均值分别为：4.05、4.04和4.04（表5）。这说明游客对唐卡传承中，对“人”的作用更为重视。在传承的真实语境中，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感情，掌握独特的技艺和行业信仰，所以作为主体极其重要；画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者，其素质水平的高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认识的程度，决定着他们的态度和决心，因此画师的素质是关键。
4.1.3 对政府的主导作用给予肯定
调查发现游客对政府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提高传承人的津贴、为唐卡的商业化提供条件、在中小学中开始唐卡兴趣课等措施给予了肯定，平均值分别为3.78、3.89、3.87、3.88（表6）。这说明，游客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主导作用给予认同。这是因为政府不仅颁布和实施了相关的法律政策，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而且能够整合人力、财力和知识领域等多方力量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4.2 对提高唐卡旅游吸引力的方法表示赞同，但有分歧
为了提高游客对唐卡的了解和鉴赏力，强化保护意识，我们在问卷中提出增强唐卡旅游吸引力的方法：第一，针对观光游的特点，通过增加导游的讲解，出版有关光盘、书籍、杂志，提高游客对唐卡的认识和理解。第二，针对体验游游客的特点，开设唐卡绘制观摩室，增强游客对唐卡的绘制方法、绘制过程的了解；增设唐卡专卖店，提高游客对唐卡的鉴赏和辨别能力。第三，针对唐卡艺术有特殊需求的游客，开发唐卡艺术文化专项游产品，满足深度了解唐卡艺术的历史文化，掌握唐卡创作的基本方法，提高唐卡艺术的审美和鉴赏能力的需求。第四，针对传统唐卡画面突出宗教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问题，提出增加反映传统故事和新生活的题材。第五针对唐卡作为旅游纪念品价格比较高，提出采用现代印刷方法和现代绘画材料、画技。游客对上述方法的态度如下：
第一，游客对提高唐卡旅游吸引力的辅助措施表示赞同。游客对提高唐卡旅游吸引力的方法认同度都比较高，平均值在3.66-4.06之间（表6），特别是游客对发行光盘、出版相关书籍和杂志，开设唐卡绘制观摩室，开发唐卡专项旅游，增加反映新生活的内容等的赞同度更高，平均值均在4.04以上。这表明：第一，对唐卡的宣传不够，宣传方式比较单一。游客希望借助相关媒体扩大对唐卡艺术的宣传，提高知名度；第二，由于唐卡旅游以观光为主，不能满足游客对唐卡深层次的消费需求。增强唐卡艺术的展示方式，开发体验和专项旅游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第三，尽管传统唐卡具有很高宗教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但是由于游客构成的复杂性，导致旅游消费需求具有层次性。因此，在唐卡画面设计中兼顾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开放性。
第二，游客对改变唐卡的传统形式有较大分歧。从调研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尽管游客对批量印刷唐卡画和采用化学颜料绘制唐卡的认同度也比较高，但是标准差比较大，分别为1.110和1.096（表6）。这说明，在能否批量印刷唐卡画和采用化学颜料绘制唐卡的问题上，游客间的分歧比较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历史文化价值以及艺术特点等认识和理解不够，导致在如何保护唐卡的原真性问题上认识不够清晰；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旅游纪念品价格普遍比较低廉，较之它们唐卡比较昂贵，一些游客希望以此降低唐卡的价格。
5 结论
第一，旅游为唐卡的“活化”提供动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和传承性的特点。把唐卡艺术纳入到大众旅游消费中，不仅有助于扩大唐卡的社会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而且使唐卡的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宗教价值的体现，从而激发起藏民族以及全体中华民族对唐卡艺术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唤起人们传承、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通过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为唐卡的传承和保护获得资金。
第二，唐卡提升了旅游的品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和智慧才能的文化产品。唐卡不仅拥有强烈的艺术美感和感染力，而且包含着丰厚的思想内涵。唐卡的艺术美是画师对历史、文化、宗教的认识、评价，把自己的内心感受、思想倾向、爱与憎的情感态度，甚至自己的意志、冲动等熔铸于画面之中。因此，一幅好的唐卡是画师思想、情操的外现，是民族精神、文化精髓的展演。但是，从游客对唐卡的感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游客对唐卡的认识、理解和鉴赏仍都处在相对肤浅的层面。为此，如何使游在获得感官上的冲击和心理上的享受的同时，在思想和精神上获得启发和教育，为工作、生活集聚正能量，是唐卡旅游面临的最现实和重大的问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第三，“动态本真”是唐卡旅游遵守的原则。《威尼斯》十分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和《关于本真性的奈良文件》中把“本真性”视作定义、评估和监控文化遗产的一项基本原则。与此同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它是靠人的语言和行为来表达；另一方面，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变异和创新。为此，唐卡旅游应以“保护性开发”理论为指导。对唐卡形制，颜料、技法等保持不变；宗教题材的唐卡，应严格依照宗教的规范和程序。对传统唐卡所表达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思想等，应结合当代的文化需求，做出科学、合理、恰当解读，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为满足当代人的文化需求和艺术审美要求，适当增加反映当代文明的艺术题材和画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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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范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指标体系；高州木偶戏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253-03
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不同地域、民族、时代人们的生活风貌、文化及价值观，具有独一无二的魅力和特色，是一种很有开发潜力的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开发是当前利用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但并不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旅游开发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价值的评估，是实现非遗传承和旅游开发共赢的基础。
高州木偶戏，也称“傀戏”，是一门融合了雕刻、服装、表演、剧本、音乐等诸多要素的民间戏曲艺术，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及地域特色，具有极高的工艺性和艺术性。2006年5月，高州木偶戏被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在强势经济及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观众剧减、演出市场萎缩、木偶艺人收入微薄、后继乏人，高州木偶戏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亟待保护和传承。作为传统的表演艺术，高州木偶戏是否适宜旅游开发，这就需对其旅游开发价值进行评价。本文通过构建非遗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对高州木偶戏的旅游开发价值进行定量评估，为其相关旅游开发活动提供依据。
一、高州木偶戏旅游开发价值评价过程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评价一般应从资源的内部特性和外部开发条件来进行评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稀缺而脆弱的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和传承”应贯彻于整个旅游开发过程。基于旅游开发和非遗传承共赢的原则，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1-3]，本文从非遗的资源条件、旅游开发条件、保护和传承三大方面来构建旅游开发价值的评价体系（见表1）。
1.资源条件是其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价值所在，是旅游开发的基础。衡量指标中的遗产等级和传承集中度能反映非遗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地域非遗文化氛围，非遗等级和传承集中度越高，旅游吸引力就越大。而遗产物化多样性和游客体验性两个指标是基于体验经济视角提出来的。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游客消费模式已从被动观光转变到主动参与，非遗旅游资源作为一种活态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无形，需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及精湛的工艺转换成形式多样、体验性强的旅游产品，才能满足游客参与性、个性化的体验需求。所以遗产物化多样性与游客体验性越高，其旅游开发潜力越大。
2.遗产地旅游开发条件是决定非遗旅游开发价值的外部条件，通达的交通、发达的经济及广阔的客源市场能为非遗旅游资源提供良好的开发环境。如果遗产地具有类型丰富的旅游资源，会有利于非遗资源跟相邻旅游资源的捆绑式开发，既能提升区域旅游开发的内涵和层次，又有利于非遗旅游产品的推广，提高其旅游开发价值。
3.资源保护和传承是非遗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保证。文化原真度反映了非遗的传承现状；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政府保护支持度和民间保护意识直接决定非遗资源保护和传承的大环境。
（二）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专家打分法与AHP法。[4-5]权重计算使用9级标度法，根据专家打分结果，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和构建判断矩阵，权重计算过程采用yaahp层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所有判断矩阵的，说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从而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值W，计算结果见表1。从表1可见，资源条件在三大条件中所占的权重最大（0.625），直接决定了非遗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从各指标权重的排序可知，影响非遗旅游资源开发价值的主要指标依次是遗产物化多样性、游客体验性、客源市场、遗产等级、遗产原真度等，其中遗产物化多样性（0.3305）即非遗资源的旅游产品转化能力，是影响其旅游开发价值的最关键因素。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赋值
单个指标的评分依据参考前人的研究[1-2]，并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的相关评价标准，采用模糊数学五分制记分法，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综合专家打分和自己的研究分析，对高州木偶戏的各项指标给予分值（见表2）。
（四）综合评价结果的确定
式中：E为综合得分值；Qi为指标i的得分值；Wi为指标i的权重；n为指标个数。非遗旅游价值评定结果参照国标（GB/T18972-2003）中的旅游资源“计分与等级划分”标准评定其等级结构，并按照综合得分分为五级（见表3）。通过计算得出，高州木偶戏的综合得分为7.52，属于第四级非遗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二、结语
作为表演类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州木偶戏历史悠久，艺术性和工艺性强，可从木偶的制作、剧本、表演等方面转换成体验性的旅游产品，资源条件较好，加上高州市日趋完善的旅游开发条件，高州木偶戏旅游开发价值很高，很适宜进行旅游开发。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意：一是重视与区域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提升区域旅游的整体竞争力；二是重视旅游产品的设计及宣传，提升知名度，扩大客源市场；三是重视木偶戏的保护和传承，政府与旅游企业合作，通过旅游开发来提升民众对高州木偶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民众的保护意识，同时要加强对木偶传承人的培养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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