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范文1
同时大别山精神研究的前提“不是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与中国革命实践、与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和活动紧密相连的。大别山地区28年的革命实践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历史存在”。对于大别山精神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刘国胜还提出“应从实践路径开展大别山精神研究，注意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整体研究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2012年，河南省组织了“大别山精神”研究组，对大别山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最新研究成果。研究组将大别山精神内涵概括为“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在这16字的内涵中，“坚守信念”指大别山军民凭借坚定的信仰，在白色恐怖和困境下，百折不挠，坚守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凝结出对党忠诚、威武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核心所在。“胸怀全局”指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为了革命全局，大别山军民从全局出发，用自己的牺牲为全局胜利创造条件，凝结出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风格的体现。“团结一心”指在开创和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大别山军政、军民团结一致，为扩大人民军队，保证战争胜利和政权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凝结出热爱军队、服务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根本保证。“勇当前锋”指大别山根据地不仅是中共创建的全国最早的根据地之一，而且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大别山军民都处在最前沿的地位，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凝结出听党指挥、英勇善战、勇字当头、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革命品质。现如今，大别山精神时代价值在于:高举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必须坚守的信念;站位高远、视野广阔、胸怀全局，是需要继续发扬的风格，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团结一心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也是根本保证;勇当前锋对经济欠发达、发展相对落后的革命老区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
红安精神是中共革命精神在大别山地区的更为具体的地方表达。湖北省红安精神研究课题组认为:红安精神的内涵是“万众一心，为党为民，朴诚勇毅，不胜不休”。“万众一心”指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而这种团结是在党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的结果。“为党”指胸怀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为民”指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私地奉献。“朴”指朴素实在，艰苦奋斗，求真务实。“诚”是忠诚诚信，忠心耿耿，顾全大局。“勇”指敢于斗争，勇于创新，勇于献身。“毅”则是坚毅顽强，坚韧执着，自强不息。“不胜不休”指为夺取革命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矢志不渝，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概括而言，就是一心为人民，一心跟党走，一心干革命，一心夺胜利。而“一要三不要”，即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一图两不图”，即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这种舍生取义、无私奉献的情怀，构成了红安精神最重要的品质，也是红安精神最显著的标志。
对此，亦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李良明认为红安精神应概括为“朴诚勇毅，一心向党，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不胜不休”，它蕴含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根本宗旨、思想路线与革命作风，具有乡土气息，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红安民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此外，有学者还探究了大别山红色财务精神。陈荣芳认为大别山红色财务精神，“是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语境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人民，结合革命斗争发展的区域实际，制定并实施合理有效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以保障革命能够顺利进行，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革命财务精神。”其本质特征是“官兵平等、军民一家，公正廉明、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保障有力、效率优先”。弘扬大别山红色财务精神，具有利于反腐倡廉的文化建设、干部群众素质提升、财务管理制度创新、节约型财务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价值开发
(一)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政治价值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与组成部分。何晓坚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含有“实事求是作风及为人民服务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而弘扬与传承大别山红色文化“有助于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阐释其地域特色，有助于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物质基础。”刘喜元则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存在，对革命战争，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它具有鼓舞革命斗志，满足民众精神生活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见证革命历史等作用。
(二)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红色文化含有丰富的廉政教育资源。居继清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是加强廉政教育的宝贵财富，有助于坚定党员干部的党性原则，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观念，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法制观念，有助于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形象。红色文化资源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张威认为充分利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大学生理想教育，有利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同时，将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校园文化以及实践教学三元对接，在传承与发扬大别山精神同时，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江峰指出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的六大教育价值，即认知深化的多维透视模式，契合互动的主体参与模式，直觉感悟的具象体验模式，渠道畅通的信息传输模式，主题突出的文化创新模式，资源整合的文本建构模式。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加以综合开发利用，可以为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案例，为思想政治课教学提供富有价值的特色教材，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效果，强化教学实际效益;可以帮助大学生深入大别山红色文化之中，体验革命艰苦，感受革命精神，接受红色熏陶，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建构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江峰、李小莉还具体研究了红色歌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大别山红色歌谣是“大别山地区人民在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竞相传唱的革命歌谣，以及人民群众沿袭这些革命歌谣的内蕴而后续创作的新歌谣。”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红色歌谣具有心理导向功能:第一，心理意识导向，历史责任与使命感驱动;第二，心理情感导向，革命豪情与柔情交错感应;第三，心理境界导向，心灵净化与美化的律动;第四，心理接受导向，立意自然与通俗的内外催化。蔡新职则阐述了红安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成才的启示和精神支持:第一，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第二，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积极开创成才道路新局面;第三，不计名利、安于奉献，置个人成才于民族复兴的大局之中;第四，与时俱进、勇于进取，争做新世纪新时期的创新人才;四五，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努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第六，早立志，立大志，用远大志向激励自己。
(三)大别山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对于大别山红色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魏继萍提出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大别山红色文化拥有构建和谐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三大功能，其实现路径是政策积极扶持、打造红色文化精品以及加强宣传与教育。大别山红色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互联系，应该努力找出二者的结合点，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这样“既推动大别山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又大力弘扬了大别山红色文化。”柯珍堂通过研究，认为充分开发利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其作用体现在:农村“生产发展”得以实现;实现农民“生活宽裕”;促进农村“村容整洁”;树立“乡风文明”新风尚;推进农村“管理民主”。利用红色文化加快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一是突出乡村旅游特色，合理定位，做好旅游规划;二是加大旅游宣传，提高知名度;三是突出旅游重点，科学选择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四是整合资源，合理开发，突出乡村旅游文化内涵;五是强化旅游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塑造乡村旅游特色。
三、大别山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红色文化产业实际上是红色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开发与利用，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红色旅游产业的相关研究。
(一)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存在问题余维祥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分布广、重点遗迹和遗址相对集中的特点”。由于红军等革命力量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红安、安徽金寨和河南新县三个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革命遗存和纪念建筑相对集中。而大别山除了红色旅游资源具有独特优势外，自然生态资源、历史人文资源和风土民情资源也颇具特色。刘汉成从大别山拥有众多有形和无形的红色旅游资源角度，阐释了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他认为在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中，大别山地区拥有2条，一是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一线，二是合肥———六安———金寨———霍山———岳西———安庆一线。在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安徽六安有5个，河南信阳有5个，湖北黄冈有4个。黄佩则从大别山的区位优势探究了大别山红色旅游开发的有利条件。他认为大别山地处武汉、鄂州、黄石、九江、安庆等大中城市群和庐山、黄山、九华山、鸡公山、九宫山、黄鹤楼等旅游景点群之中，具有“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得中独厚、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并指出湖北省东部旅游发展存在巨大契机，即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已涵盖湖东部地区。此外，安徽、河南省内大别山旅游系列产品发展较早，已初具规模，湖北应与安徽、河南大别山区形成联盟，进行联动开发，共同构建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在有着众多优势的同时，大别山红色旅游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刘汉成认为主要问题有:一是各自为政与利益本位主义严重;二是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景区缺乏吸引力;三是在产业发展中，旅游企业的主体地位不突出;四是未能与其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江峰认为“文化创新形成的良好文化发展背景、多方协作构成的强大社会推动合力、红色网站创造的优势资源整合条件、研究中心提供的坚实学术研究平台”是保护与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正向影响因子。而“观念陈旧、资源分散、融资艰难、机制不活、人才短缺”则是保护与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负向影响因子。只有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正向影响因子的作用，克服负向影响因子的障碍，才能实现保护与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理想价值目标。
(二)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对策如何促进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充分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成为学者探究的焦点。刘汉成认为要推动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就必须深化大别山区域旅游合作，构建红色旅游共同体;同时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人文内涵，积极培育与扶持跨地区的大型旅游企业，整合区间各种旅游资源。黄佩提出可以从发展战略、思想认识、资源整合、产品策划、市场营销和管理机制六个方面推进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打造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积极争取国内市场，并努力拓展国际红色旅游市场。而发展的重点则在于协同合作，以“红色圣地，将军故里”为核心，从三省范围对整个大别山进行开发，塑造和提升大别山整体形象，打造红色旅游精品，建立红色旅游产业集群。与此同时，积极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旅游体验系列产品，深度挖掘特色功能性旅游产品;建立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合作和联动开发，增强大别山红色旅游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王制军则提出了大别山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八条实施战略:第一，交通基础设施优先战略;第二，红色、绿色和古色等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战略;第三，精品战略;第四，政府主导，多渠道促销，多手段宣传的市场开发与营销战略;第五，体验性、参与性开发战略;第六，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七，多元化投资战略;第八，区域联动战略。余维祥认为要加强资源整合，“打造红色名片”，“与井冈山、延安、韶山等红色旅游区不同的是，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不是在一省区域内，而是散布在鄂豫皖三省六市”，因此大别山红色旅游只能走三省合作之路，合作的第一步是从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整体出发，聘请专家、学者精心设计品牌旅游路线，而旅游路线的设计要尽量做到“红”、“绿”结合，历史积淀与风土民情兼顾，重要景区与一般景点呼应，彰显大别山区域特色。以上可见，加强区域合作、整合资源、打造品牌成为学者的共识。对此，刘宏明强调，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旅游价值的开发，要加强六安、信阳、黄冈三市合作，以交通区位为枢纽，遵循产品互补、客源互流、利益共享的工作原则，建立具有特色的旅游新网络。
四、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一)以应用研究为主，对基础研究和理论探索不足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而对于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内涵、存在形态、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还稍显薄弱。而即便是应用研究，也多集中在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研究，即大别山红色旅游产业的研究居多，而对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探讨还是较少。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范文2
1引言
省际边界区域由于远离各省行政、经济中心，受到经济辐射程度较弱，开发程度低而得以保留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地域文化，成为旅游资源禀赋优质、旅游发展潜力雄厚的旅游资源密集带。同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让边界区域被“冷落”，旅游资源的开发受到极大局限。大别山作为典型的省际边界区域，一方面其山地资源、水体资源、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等生态旅游资源和茶文化、禅宗文化、红色文化等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经济落后，贫困面广量大，贫困程度深。笔者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从国家层面和安徽一省的角度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对策和保障措施能够保证对策的全面性，增强可行性。
2发展对策
2.1加强区域合作，实现旅游资源一体化发展
大别山处于三省交界地带，三省对于大别山都有自己的开发方案，有各自的定位。正因为如此，广大游客对于大别山的印象也是比较混乱的；而在旅游资源方面具有一定同质性的旅游景区往往因此产生不必要的竞争。将大别山以旅游业崛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三省对大别山旅游资源实行共享，对大别山旅游业发展实行统一规划，是使大别山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有效保障。通过统一宣传，提高宣传效果、降低经营成本，实现多方共赢[1]。
2.2加强区域旅游建设，完善旅游产品体系
（1 ）突出重点，大力开发休闲旅游产品。结合当地文化打造主题休闲旅游。大别山自然旅游资源禀赋优质，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将具备当地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与休闲旅游结合，形成不同主题的休闲旅游产品。如：以源远流长的古六安茶文化为主题打造休闲旅游，以亲身体验采茶、学习茶道等方式让游客在茶文化的熏陶下得到身心的放松。
（2）全面发展，打造特色旅游产品组合。大别山所覆盖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优势，可以利用大别山的这一优点，大别山的不同地带走不同的路线，从而让大别山的各个景区成为一个整体，又各自发挥自己的特色，满足不同的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为了更好地实现以旅游发展带动老区人民早日脱贫致富，应引导企业研究开发和生产以当地特色山货、农产品为原料的山地绿色食品和工艺品，实现特色农林资源的增质增值。
2.3培养旅游人才，不断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1）重视教育培训及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加强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教育培训机构的合作，根据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展望提出对新型旅游业人才的要求，培养研究型和专业性旅游人才，建立旅游业人才传输通道。
（2）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旅游业是在人们生活质量与文化品位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快速发展的产业，旅游活动本身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所以旅游业从业人员不论是高层管理者还是基层工作者在历史、地理、政治法规、心理学、美学等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程度的了解。
（3）建设良好的旅游企业文化。围绕“服务意识”、“文化意识”、“个性化”、“以人为本”四方面，联系企业自身特色建设企业文化，并将之体现在企业开发的旅游项目中，让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让游客在旅游项目中能够从细节中感受到不同企业文化的特点，根据不同企业文化识别企业，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直接体验者和受益者。
2.4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1）加强政策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大别山作为我国未来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其中旅游业是重点发展产业，在旅游业加大资金投入能够带动旅游产业链上的交通、餐饮、酒店、休闲娱乐设施的发展，还关联到农业、建筑、金融、保险、通讯、广告媒体等辅助产业的发展。安徽省大别山开发程度低，潜力大，需要得到政府在资金投入上的大力支持。
（2）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大别山周边交通条件大为改善，但腹地交通设施建设仍然滞后。主要景区往往只与所属行政经济中心相连接，形成一些断头路，造成大别山内部交通不畅[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使游客更好地感受当地的文化，有利于提高游客体验满意度。加强区内道路、供水、电力和通讯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耗资巨大，而且其总体布局要服从自然环境安全和生态安徽建设大局，这些设施宜由政府主导投资建设。
2.5加大市场宣传力度，推进旅游市场建设
（1）运用多种宣传渠道。大别山的营销应该利用各方面的渠道和手段，尤其是网络信息平台的应用。全球化和网络化给旅游业带来了机会，也发出了挑战。灵活运用网络媒体等现代化宣传渠道，打开年轻一代游客的市场，是大别山旅游业快速发展不可多得的机遇。
（2）实行省内旅游“一卡通”策略。旅游业对于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主要不是通过景区门票收入来发挥的，而更多的是通过游客在景区当地的其他连带消费，例如购买纪念品、食宿等等，所以在景区门票上我们可以采取一卡通策略，即只要游客购买了我们的大别山一卡通，大别山境内的所有景区一定时期内都可以随意游玩，一卡通的价格要给予充分的价格优惠，从而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有效带动当地旅游产业链上各产业的发展。
3保障措施
3.1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平衡三方利益诉求
在大别山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过程中，安徽、湖北、河南三方行政主体之间应建立“大别山旅游开发联席会议制度”。在联系会议制度下，双方能够本着协商的原则，在对旅游资源的统一规划、景区景点开发、旅游设施建设等方面共同商定[3]。一方面，对于三方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可以平衡三方的利益诉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各地为争夺同一旅游资源而采用恶性竞争手段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对于大别山的旅游资源，三方政府的统一规划遵从了旅游资源系统完整性的原则，使得大别山的旅游资源规划、开发工作能够从资源整体性出发，避免出现“无人规划”和“扎堆开发”的失衡现象。
3.2设立协调小组，监督开发全程
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确立边界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但并不能解决旅游资源合作开发面临的所有问题，如旅游景点营销形象的确立，对旅游景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维护修缮工作等，这种由三省自主协商仍存在分歧的问题需要其他方协调、监管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为此，应建立具有监管功能的“大别山开发协调小组”，主要由国家旅游局领导、三省领导及相关专家组成。协调小组应具有独立的监督职能，全程监管大别山的开发过程，负责协调股份合作过程中的相关事宜，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3.3加强政府主导，统筹旅游资源开发
（1）国家政府牵头，实行统筹规划。将大别山纳入旅游开发的上位规划中，并突出其重点地位，是这一边界地区旅游资源能够得到全面平衡开发的保障。国家政府在开发过程中的主要职能包括充当边界“共有资源”开发的牵头者，引导制定大别山旅游发展的规划和有关政策、规范，保障边界地区开发过程始终以长期利益最大化为重点，对资源相对贫乏，旅游设施建设困难的地区予以扶助[4]。
（2）在省级旅游开发层面，各省政府也应起到主导作用。一方面针对本省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规范，确保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引导相关企业积极参与。
3.4积极引入资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大别山作为中部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尚未形成较好的旅游投资氛围，资金投入有限，影响了旅游发展速度。要确保安徽省大别山旅游业的稳健发展，就要采取相应措施引入资金，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有力保障。
（1）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各地区要根据当地旅游业发展要求及发展规划，做好财政预算。同时研究制定旅游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旅游产业及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投资。
（2）进一步发挥银行融资主渠道的作用。最大限度执行优惠贷款利率，降低贷款门槛。加大银企对接力度，扩大信贷资金供给总量，加强信贷投放的引导作用，积极向确定的重点项目进行倾斜，引导社会投资进入国家政策鼓励进入的重大项目建设领域[5]。
3.5加强宣传力度，消除群众排斥心理
（1）大力宣传三省共同开发的优势。在政府网站正式三省共同开发大别山的决定及专家对此决定的看法和分析，帮助群众更好地理解政府的决策，同时鼓励群众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及建议。在景区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媒体、当地社区等渠道让群众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景区开发的真实动态，宣传景区开发对当地经济的拉动效应。
（2）对当地居民实施“景区促销”。在边界地区旅游景区建设期间，向当地居民提供“景区优惠”，如当地居民可凭身份证领取五折优惠券，或定期免费开放的凭证。一方面可以在景区建设期间起到宣传作用，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减弱居民对边界旅游共同开发的排斥心理[6]。
3.6提高环保意识，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1）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实现旅游资源与生态文化的协调发展。加强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严格贯彻落实《旅游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随意破坏环境、毁坏古迹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充分利用不能再生的有限旅游资源，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合理划分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优先次序。要保护好旅游资源，特别是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旅游景点和文化遗产。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合理开发和高效综合利用为基础，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共同提升。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范文3
摘要：我国有着辽阔的地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变迁中，不同区域逐步形成并拥有别具一格的文化资源优势。只有积极挖掘、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好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大文化资源产业化创新力度，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转换。
关键词：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财富。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挖掘和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利用和发挥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怎样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如何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区域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决策遇到的难点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视角，试图对区域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源产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前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路径选择做些分析探讨。
一、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内在关系。
区域文化资源与产业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有助于彰显区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产业价值，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宣传、保护和传承优秀区域文化。
1.文化资源产业化：彰显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重要方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人们对于文化的产业化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并认为它将在今后的整个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1]区域文化资源是一定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区域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和灵魂。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则是实现区域文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区域文化产业一旦离开区域文化，就会失去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现实竞争力。当今社会，文化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底蕴和持久动力，而且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新焦点和新亮点。
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所产生的文化力已经开始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差异越大，区域性文化产品的特色就越鲜明，也就越容易受到文化消费者的青睐，区域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价值也就越明显。
此外，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还通过文化产品凸显其宣传效应，更好地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故土、热爱民族和热爱祖国的情怀。区域文化产品折射出的优秀传统观念和人文精神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进社会和谐也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文化资源产业化：保护区域文化资源的有效手段。
“就一国内部而言，许多国家都是多文化、多民族的，维护文化多样性主要在于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尊重。”[2]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资源保护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切。区域文化资源保护可以通过立法途径进行强制性保护，也可以通过普查、建立数据库、复制等传统手段进行保护。然而对文化资源最好的保护方式莫过于文化资源产业化。通过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而且可以使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中得到保护和升华。区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不是简单地为抢救而抢救、为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各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在其刺激下，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民俗馆的修建使一些濒临绝迹的生产、生活用具得到保护和再现，地方特色文化节目的表演挖掘了当地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大量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开发，使当地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开发利用，于无形中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3.文化资源产业化：推进区域文化互动的独特途径。
“多样文化的共存是一种包容，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只有平心静气地看待一个多文明并存和文化互动的世界，才能实现求同存异。”[3]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要求区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在多样性文化的互补共荣中吸取营养，不断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特质赋与其文化产品某种特别的文化内涵。文化产业化过程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借助于文化产品的销售，使某种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在潜移默化的文化消费中，得到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传播。一些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正是凭借其具有强势地位的文化产品，传播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如美国的电影业不仅赢得全球市场，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在传播美国文化、输出美国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当人们通过文化产品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差异的时候，其本身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一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每个前来观光的游客深深地领略到当地文化的独特韵味，从而激发游客对当地文化产品的极大兴趣，并通过他们将当地的文化和文化产品带回自己的家乡。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在无形中碰撞、交流、互动与融合。
二、当前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之路，文化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已经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增长极。毕竟，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和解决。
1.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认识不足。
在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产业优势的转换问题上，上到党政机关干部下到普通群众，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不足甚至误区。一是守着区域文化资源金矿当乞丐。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有的甚至还是文化资源的富矿区。这本来是文化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不少人不是认识不到就是无视这种优势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整天守着文化资源优势不去动脑子、想办法。其实，文化资源优势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这个转化过程不仅需要投资、需要技术，而且需要创意。二是抱着文化资源优势到处炫耀。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政府到处宣扬甚至炫耀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却不知道文化资源是非独占性的。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而不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开发利用，就完全有可能随着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而被别人异地开发，最终使当地文化资源由优势变成劣势。三是盲目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一提到文化资源优势转化问题，有的人就不顾当地现有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完全不顾经营性文化资源和非经营性文化资源的区别，对那些不能产业化或还没有条件进行产业化的文化资源也不加选择地提出要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成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一些概念性的地域文化、部分宗教文化以及部分历史名人等，所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形象价值、宣传价值和教化价值，难以转化成直接带来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
然而，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最大化，在文化产业发展热潮的推动和刺激下，丧失应有的理智和清醒，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把一切与文化沾边的东西都弄成能够立足市场的拳头产品，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忙于做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划，盲目上一些很难看到市场前景的项目。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既造成大量浪费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的文化资源造成了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大大挫伤了人们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2.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能力不强。
我国不少地方虽然拥有相当丰富的区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将区域文化资源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能力还不强。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不足，文化产业基础薄弱。投入不足一直以来就是制约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创意人才缺乏。人才资源是全球化时代首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性资源。现在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真正懂文化产业的人才不多，创意人才更少。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向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愿意到偏远的地方去创业。三是文化产业市场机制不健全。文化产业管理上存在着政出多门、交叉管理、多头管理现象，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政府大包大揽，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混为一谈，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管理机制依然未能得到彻底有效地改观。四是文化资源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的文化资源产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偏远地区仍然是守着资源睡大觉。中西部地区无疑是我国文化资源的富矿区，尤其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更是令人艳羡。但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条件和基础还不够坚实。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实力就难有实质性的提升。
3.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过程中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
在现代化生产技术、高科技手段和创意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文化资源只能是粗放式的、简单的、低水平的开发利用，由此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大多只是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这样必然会对一些市场潜质极高的文化资源造成浪费甚至埋没，并且有可能失去再度开发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资源开发的短期行为，从而对文化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许多古迹、文物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失去了古迹、文物的原貌；许多民间舞蹈、仪式、风俗习惯被庸俗化、简单化，失去了原有的神韵；不少地方的古迹、文物在开发名义下遭到严重破坏，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保护的掠夺式开发，无异于竭泽而渔，最终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神奇独特的古迹只有保持原汁原味，才能吸引更多喜欢异质文化的游客。时下，不少地方为了招徕游客，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打造旅游景观，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伪文化”的侵蚀。“伪文化”的泛滥不但降低了人们的审美水平，使人们的文化追求变得廉价和肤浅，而且对真实的文化失去了一种自我维护的抵抗能力。这显然不利于文化资源保护。我国许多城市中新建的大量的微缩景观主题公园，采用现代化的复制手段，把一些世界各国著名文化遗产加以拷贝，浓缩在公园中。这种所谓的文化资源开发，开发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为了商业目的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文化幻象而已。这是“伪文化”思潮泛滥的表现。因此，保护文化资源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引导人们去体验真实的文化内涵，在真实的文化情境中去了解历史。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保护文化资源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防止被庸俗化。
三、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的路径。
产业化是将文化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只有改革创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才能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有效转换。
1.改革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赋与新的时代内涵。文化资源的动态性特点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牢牢把握其发展变化规律，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种开放的目光和创新的意识，不能墨守成规，要善于把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由于不同区域的区位、地理环境、民族、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区域，其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点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要对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评估，区别对待；要允许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最适合自身资源类型和特点的开发利用模式，绝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套用固定统一的开发模式。最后，要整合当地优秀文化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往往最初来源于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比较优势。要想上规模、上档次，一方面要将本地区相关文化资源打包；另一方面，还要与当地的地理资源、生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捆绑，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综合优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文化资源也逐渐丧失其独占性，成了文化再造的资料。在当地缺乏历史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照样可以发展文化产业。美国人利用中国的花木兰传说和恐龙蛋化石加工创造出动画片《花木兰》和《侏罗纪公园》就是典型的例子[4]。总之，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过程中，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2.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
为有效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瓶颈，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首先，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规。法制保障是国外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用法制化手段来约束和规范文化资源开发行为，也就是说，要根据文化资源开发行为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文化资源开发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保护条例和政策，但大都是一些宏观性的政策或法规，缺乏可以阶段性实施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细则。这样，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往往出现急功近利、盲目上马、随心所欲、无序开发等非规范，不仅破坏了文化生态，而且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其次，要优化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机制。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集多种要素于一体的综合行为，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政府管理部门与开发者之间的协调、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宣传教育之间的协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协调、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协调、外来投资收益与当地社区利益之间的协调、区域之间特别是行政区划之间的协调等。只有建立和完善各种协调机制，才能有效避免文化资源开发的雷同及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最后，要建立和完善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互动机制。尽管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循环利用、反复开发，但同样存在保护的问题。为此，确立科学的开发利用观念，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形成保护与开发并举、以保护为重的良好局面。同时还要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强调“谁开发、谁受益、谁保护”的原则，把部分开发收益应用到资源的保护上。
3.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
文化产业新业态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糅合传统的文化艺术因子，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加入文化内容和科技成分的一种新的生产与盈利模式。要想尽快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发展瓶颈，积极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其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老框框，树立“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理念，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拓展文化产业主营业务；突破陈旧经营管理方式，树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开拓进取、敢想敢试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力发展新兴特色文化产业。其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准一两个有地方特色和发展前途的文化产业项目，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开发规划和相关配套措施，从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税收减免等政策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和重点突破，以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来培育和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其三，打破长期形成的文化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树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理念，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科技手段如文博、动漫、游戏、网络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其四，强化人才支撑体系。
一是建立和创新用人机制。对现有文化创意人才的利用要突破资历、职称等限制，根据个人素质、能力和业绩量才选用。二是建立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人才培训基地，定期组织开展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学习，从中选拔优秀骨干到高校进修。三是建立和创新人才按需流动机制。采取公开招聘、客席聘用、签约等多种形式，从基层选拔和从省外甚至国外引进高级经营和管理人才，建构梯级人才队伍。四是制定文化创意人才的奖励措施，营造培养和吸引文化人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其五，拓宽融资渠道。一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逐步取消已经产业化的国有文化单位享有的特殊政策保护和垄断地位，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种种限制，真正实现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二要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途径吸引民间闲散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兴文化产业。允许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直接上市、与上市公司合作成立子公司或收购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三要不断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政府可以安排专款、采取银行贷款贴息办法支持金融机构参与动漫、创意等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并对各种投资行为加以规范，以确保我国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29.
[2]吴汉东。文化多样性的、人权与私权分析[J].法学研究，2007（6）.
[3]钟淑洁。文明对话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N].人民日报，2005-12-22.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财富。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挖掘和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利用和发挥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怎样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如何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区域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换？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决策遇到的难点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视角，试图对区域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源产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前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路径选择做些分析探讨。
一、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内在关系。
区域文化资源与产业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有助于彰显区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产业价值，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宣传、保护和传承优秀区域文化。
1. 文化资源产业化：彰显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重要方式。
“进入20 世纪后半叶之后，人们对于文化的产业化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并认为它将在今后的整个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1]区域文化资源是一定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区域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和灵魂。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则是实现区域文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区域文化产业一旦离开区域文化，就会失去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现实竞争力。当今社会，文化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底蕴和持久动力，而且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新焦点和新亮点。
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所产生的文化力已经开始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差异越大，区域性文化产品的特色就越鲜明，也就越容易受到文化消费者的青睐，区域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价值也就越明显。
此外，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还通过文化产品凸显其宣传效应，更好地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故土、热爱民族和热爱祖国的情怀。区域文化产品折射出的优秀传统观念和人文精神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进社会和谐也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文化资源产业化：保护区域文化资源的有效手段。
“就一国内部而言，许多国家都是多文化、多民族的，维护文化多样性主要在于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尊重。”[2]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资源保护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切。区域文化资源保护可以通过立法途径进行强制性保护，也可以通过普查、建立数据库、复制等传统手段进行保护。然而对文化资源最好的保护方式莫过于文化资源产业化。通过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而且可以使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中得到保护和升华。区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不是简单地为抢救而抢救、为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各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在其刺激下，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民俗馆的修建使一些濒临绝迹的生产、生活用具得到保护和再现，地方特色文化节目的表演挖掘了当地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大量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开发，使当地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开发利用，于无形中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3. 文化资源产业化：推进区域文化互动的独特途径。
“多样文化的共存是一种包容，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只有平心静气地看待一个多文明并存和文化互动的世界，才能实现求同存异。”[3 ]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要求区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在多样性文化的互补共荣中吸取营养，不断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特质赋与其文化产品某种特别的文化内涵。文化产业化过程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借助于文化产品的销售，使某种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在潜移默化的文化消费中，得到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传播。一些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正是凭借其具有强势地位的文化产品，传播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如美国的电影业不仅赢得全球市场，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在传播美国文化、输出美国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当人们通过文化产品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差异的时候，其本身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一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每个前来观光的游客深深地领略到当地文化的独特韵味，从而激发游客对当地文化产品的极大兴趣，并通过他们将当地的文化和文化产品带回自己的家乡。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在无形中碰撞、交流、互动与融合。
二、当前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之路，文化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已经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增长极。毕竟，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和解决。
1. 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认识不足。
在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产业优势的转换问题上，上到党政机关干部下到普通群众，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不足甚至误区。一是守着区域文化资源金矿当乞丐。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有的甚至还是文化资源的富矿区。这本来是文化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不少人不是认识不到就是无视这种优势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整天守着文化资源优势不去动脑子、想办法。其实，文化资源优势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这个转化过程不仅需要投资、需要技术，而且需要创意。二是抱着文化资源优势到处炫耀。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政府到处宣扬甚至炫耀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却不知道文化资源是非独占性的。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而不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开发利用，就完全有可能随着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而被别人异地开发，最终使当地文化资源由优势变成劣势。三是盲目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一提到文化资源优势转化问题，有的人就不顾当地现有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完全不顾经营性文化资源和非经营性文化资源的区别，对那些不能产业化或还没有条件进行产业化的文化资源也不加选择地提出要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成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一些概念性的地域文化、部分宗教文化以及部分历史名人等，所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形象价值、宣传价值和教化价值，难以转化成直接带来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
然而，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最大化，在文化产业发展热潮的推动和刺激下，丧失应有的理智和清醒，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把一切与文化沾边的东西都弄成能够立足市场的拳头产品，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忙于做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划，盲目上一些很难看到市场前景的项目。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既造成大量浪费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的文化资源造成了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大大挫伤了人们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2. 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能力不强。
我国不少地方虽然拥有相当丰富的区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将区域文化资源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能力还不强。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不足，文化产业基础薄弱。投入不足一直以来就是制约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创意人才缺乏。人才资源是全球化时代首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性资源。现在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真正懂文化产业的人才不多，创意人才更少。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向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愿意到偏远的地方去创业。三是文化产业市场机制不健全。文化产业管理上存在着政出多门、交叉管理、多头管理现象，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政府大包大揽，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混为一谈，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管理机制依然未能得到彻底有效地改观。四是文化资源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的文化资源产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偏远地区仍然是守着资源睡大觉。中西部地区无疑是我国文化资源的富矿区，尤其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更是令人艳羡。但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条件和基础还不够坚实。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实力就难有实质性的提升。
3. 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过程中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
在现代化生产技术、高科技手段和创意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文化资源只能是粗放式的、简单的、低水平的开发利用，由此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大多只是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这样必然会对一些市场潜质极高的文化资源造成浪费甚至埋没，并且有可能失去再度开发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资源开发的短期行为，从而对文化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许多古迹、文物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失去了古迹、文物的原貌；许多民间舞蹈、仪式、风俗习惯被庸俗化、简单化，失去了原有的神韵；不少地方的古迹、文物在开发名义下遭到严重破坏，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保护的掠夺式开发，无异于竭泽而渔，最终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神奇独特的古迹只有保持原汁原味，才能吸引更多喜欢异质文化的游客。时下，不少地方为了招徕游客，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打造旅游景观，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伪文化”的侵蚀。“伪文化”的泛滥不但降低了人们的审美水平，使人们的文化追求变得廉价和肤浅，而且对真实的文化失去了一种自我维护的抵抗能力。这显然不利于文化资源保护。我国许多城市中新建的大量的微缩景观主题公园，采用现代化的复制手段，把一些世界各国著名文化遗产加以拷贝，浓缩在公园中。这种所谓的文化资源开发，开发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为了商业目的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文化幻象而已。这是“伪文化”思潮泛滥的表现。因此，保护文化资源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引导人们去体验真实的文化内涵，在真实的文化情境中去了解历史。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保护文化资源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防止被庸俗化。[]
三、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的路径。
产业化是将文化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只有改革创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才能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有效转换。
1. 改革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赋与新的时代内涵。文化资源的动态性特点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牢牢把握其发展变化规律，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种开放的目光和创新的意识，不能墨守成规，要善于把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由于不同区域的区位、地理环境、民族、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区域，其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点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要对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评估，区别对待；要允许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最适合自身资源类型和特点的开发利用模式，绝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套用固定统一的开发模式。最后，要整合当地优秀文化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往往最初来源于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比较优势。要想上规模、上档次，一方面要将本地区相关文化资源打包；另一方面，还要与当地的地理资源、生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捆绑，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综合优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文化资源也逐渐丧失其独占性，成了文化再造的资料。在当地缺乏历史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照样可以发展文化产业。美国人利用中国的花木兰传说和恐龙蛋化石加工创造出动画片《花木兰》和《侏罗纪公园》就是典型的例子[4 ] 。总之，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过程中，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2. 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
为有效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瓶颈，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首先，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规。法制保障是国外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用法制化手段来约束和规范文化资源开发行为，也就是说，要根据文化资源开发行为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文化资源开发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保护条例和政策，但大都是一些宏观性的政策或法规，缺乏可以阶段性实施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细则。这样，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往往出现急功近利、盲目上马、随心所欲、无序开发等非规范性行为，不仅破坏了文化生态，而且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其次，要优化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机制。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集多种要素于一体的综合行为，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政府管理部门与开发者之间的协调、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宣传教育之间的协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协调、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协调、外来投资收益与当地社区利益之间的协调、区域之间特别是行政区划之间的协调等。只有建立和完善各种协调机制，才能有效避免文化资源开发的雷同及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最后，要建立和完善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互动机制。尽管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循环利用、反复开发，但同样存在保护的问题。为此，确立科学的开发利用观念，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形成保护与开发并举、以保护为重的良好局面。同时还要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强调“谁开发、谁受益、谁保护”的原则，把部分开发收益应用到资源的保护上[天下]。
3. 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
文化产业新业态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糅合传统的文化艺术因子，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加入文化内容和科技成分的一种新的生产与盈利模式。要想尽快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发展瓶颈，积极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其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老框框，树立“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理念，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拓展文化产业主营业务；突破陈旧经营管理方式，树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开拓进取、敢想敢试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力发展新兴特色文化产业。其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准一两个有地方特色和发展前途的文化产业项目，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开发规划和相关配套措施，从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税收减免等政策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和重点突破，以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来培育和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其三，打破长期形成的文化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树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理念，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科技手段如文博、动漫、游戏、网络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其四，强化人才支撑体系。
一是建立和创新用人机制。对现有文化创意人才的利用要突破资历、职称等限制，根据个人素质、能力和业绩量才选用。二是建立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人才培训基地，定期组织开展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学习，从中选拔优秀骨干到高校进修。三是建立和创新人才按需流动机制。采取公开招聘、客席聘用、签约等多种形式，从基层选拔和从省外甚至国外引进高级经营和管理人才，建构梯级人才队伍。四是制定文化创意人才的奖励措施，营造培养和吸引文化人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其五，拓宽融资渠道。一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逐步取消已经产业化的国有文化单位享有的特殊政策保护和垄断地位，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种种限制，真正实现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二要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途径吸引民间闲散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兴文化产业。允许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直接上市、与上市公司合作成立子公司或收购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三要不断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政府可以安排专款、采取银行贷款贴息办法支持金融机构参与动漫、创意等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并对各种投资行为加以规范，以确保我国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29.
[2] 吴汉东。文化多样性的主权、人权与私权分析[J ] . 法学研究，2007 （6） .
[3] 钟淑洁。文明对话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N ] . 人民日报，2005 - 12 - 22.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范文5
（黄冈师范学院旅游文化与地理科学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要：通过分析大别山旅游扶贫的现状，评价其旅游扶贫效应，并结合大别山区域资源特色提出了农家乐、旅游名村、生态休闲农业、景区带动和文化创意产业园等5种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提出必须构建社区参与赋权机制、培育社区参与意识、加强知识技能培训和完善评价反馈体制来保证社区可持续参与旅游扶贫。
关键词 ：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大别山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7－1766－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7．059
大别山片区包括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36个县（市），2011年12月，国务院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其列为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本研究涉及的湖北大别山片区具体包括红安县、麻城市、英山县、蕲春县、罗田县、团风县、大悟县和孝昌县，下辖106个乡镇，3 507个行政村，国土面积15 547 km2，片区总人口550．07万人，其中乡村人口446．66万人，城镇化率为31．66％。2010年，该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4 061．1元，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68．4％，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的农村贫困人口109．12万人，贫困发生率22．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32个百分点。据调查统计，每年因灾、因病等原因返贫人口约有5．6万人，贫困人口有持续扩大的趋势［1］。
国内许多贫困地区与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是高度重叠的，大别山地区也不例外，它集山区、老区与库区为一体，生态系统完整，境内旅游资源主要以“革命圣地，将军故里”红色旅游资源、“华中主峰，天堂秀水”生态旅游资源，“名人荟萃，源远流长”文化旅游资源等为主。近年来，随着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加快建设，其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增长，但由于处在省域边缘地带和经济塌陷区内，脱贫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1 大别山旅游扶贫实践
旅游扶贫活动是在不断克服传统资源观和产业观的束缚中发展起来的，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如表1所示。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开发起步较晚，是在湖北省“九五计划”明确提出“将建设旅游大省的奋斗目标与实施扶贫攻坚措施相结合”的政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2］，主要集中在2000年之后，大量的农家乐不断兴起，通过开设家庭旅馆、提供土特餐饮等方式，农户在旅游旺季获得了可观的收入。2011年，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工作迎来了全新的时机，湖北省政府成立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并制定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旅游产业推进工作方案》［3］，明确了把试验区建成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基地和特色鲜明、全国知名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湖北省大别山旅游扶贫由此全面展开。2011年底，建成了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串联区内38个景点，惠及沿线23个乡镇230万群众；建成了以红安七里坪镇、罗田九资河镇、大悟宣化店镇、孝昌小河镇等为代表的旅游名镇；乡村休闲旅游异军突起，农家乐发展到2 600余家，年接待游客规模达300余万人次，经营总收入3亿余元，带动就业人数2．3万余人［4］。
2 大别山旅游扶贫效应
旅游业的乘数效应使其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开发实现了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如表2所示。但国际社会近年来的研究直指旅游扶贫更应该关注贫困人口的利益增长。由于处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弱势地位，贫困人口必然在旅游业的利益链条中处于末端，不能同步实现旅游利益的分享，反而还要承受旅游发展带来的价格上涨、环境拥挤、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工作已然存在着旅游经济漏损，许多农家乐的经营者是外来城镇租户；景区的开发由外来开发商控制，并未惠及当地居民。因此，探寻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实现大别山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3 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模式
传统的旅游扶贫泛化了贫困人口的范围，更加关注的是旅游目的地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而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将焦点直接对准当地贫困人口，既要谋求当地居民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更要实现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经济脱贫”和“观念脱贫”。结合大别山旅游资源的特点，当地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有以下几种。
3．1 农家乐模式
发源于四川成都的农家乐，是依托优美的田园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提供“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乡村旅游项目，由于其开发成本低、收效快，在旅游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备受推崇。大别山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广袤的乡土资源，农家乐接待点已有2 600余家，其中不乏高星级农家乐，如五星级代表麻城清远山庄、红安九龙吟；四星级代表团风詹家湖休闲渔村、英山九龙山庄等。为了规避同质化竞争，实现大别山农家乐的可持续发展，可依托资源发展多种农家乐类型（表3）。
3．2 旅游名村模式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2009年湖北省旅游局、省发改委、省建设厅联合启动了湖北省旅游名村评选活动，评选村域范围内具有特色农村风貌、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体验、特色农产品等旅游吸引物，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区位条件优越，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明显的旅游乡村。截至2013年，大别山共有旅游名村12个，包括红安的对天河村、长丰村；麻城的杏花村、龟峰山村；英山的吴家山村、乌云山村；蕲春的西角湖村、李山村；罗田的九资河镇圣人堂村；团风的林家大湾村；大悟的江冲村和孝昌的熊畈村。
3．3 生态休闲农业模式
生态休闲农业是以农事活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经营为特色，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自然环境，结合农牧业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生活等内容，吸引消费者前来观赏、品尝、购物、劳作、体验、休闲、度假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它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拓展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民就业有着重大作用。大别山地区的板栗、茶叶、药材、油茶、甜柿、花生、天麻、山野菜等，已经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此基础上可形成集生产、加工、体验、销售于一体的休闲农业模式。如罗田是著名的板栗之乡、甜柿之乡、茯苓之乡，目前全县共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325个，其中示范点106个，年收入500万元以上规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25个［5］。
3．4 景区带动模式
景区带动型是指在开发效益及前景良好的景区，充分利用景区知名度和游客市场，带动周边村镇参与景区的建设、接待、经营、管理，并从中获得旅游收益，达到景区经济效益最大化［6］，这种模式适合大别山区域的2个4A级景区，即麻城龟峰山风景区和罗田天堂寨风景名胜区。景区在建设开发阶段，应该给予当地村民一定的生态补偿；经营管理过程中应该吸纳当地村民，对有能力参与经营的农户实行政策倾斜；加大对村民的技能素养培训，使其参与到景区的经营、维护中来。
3．5 文化创意产业园模式
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意转向”已经成为各地旅游发展潮流，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锻造旅游产业链［7］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大别山区域有着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戏曲文化、禅宗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创意形式多样。如依托苏东坡、李时珍、毕昇等历史文化名人，着力发展名人文化创意园，园区集名人广场、名人公园、名人建筑、名人街区、名人学校、名人影视制作品、名人文化论坛、演艺娱乐、出版发行、文化会展、广告于一体，扩大宣传，吸纳周边居民就业，并通过名人文化效应带动周边村庄在社会、经济和环境上的全面发展。
4 基于社区参与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实现机制
旅游扶贫战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反贫困的优选手段，但大量的实践结果表明，旅游业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将更多的隐性成本转嫁给了当地居民。为了避免“旅游飞地”现象，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是真正让旅游区贫困人口受益的有效路径。部分大别山村民借助景区规划时的征地补偿、参与景区开发建设（劳动力）、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品、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等方式获得了经济收益，实现了脱贫。从社区参与旅游的样本来看，普遍存在村民参与意识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人员不平衡和参与的不可持续等问题。大别山的旅游扶贫还处在初级阶段，为了实现旅游扶贫的核心目标——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受益，其社区参与旅游还必须进行多方协同（图1），构建有效的实现机制［8］。
4．1 构建社区参与赋权机制
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发展模式导致旅游区居民习惯执行性地参与当地旅游，要改变这种被动的模式，政府必须加强社区的民主制度建设。就大别山地区而言，首先应该开好村民代表大会，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大会的沟通和监督职能；积极培育村民社区组织，完善旅游开发管理体制，组建村民旅游委员会，为广大村民自觉主动地参与社区旅游提供积极的政策动力，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
4．2 培育社区参与意识
大别山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过低，依靠村民自身素质提高而自觉形成参与意识的过程尤为缓慢，这种情况下对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进行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举办动员大会、分发宣传手册、进行媒体宣讲、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培育当地村民的参与意识都颇有成效。需要说明的是，培育参与意识的对象应不仅仅局限在村民，还可以涵盖旅游发展中的其他相关群体，特别是大别山地区的各级政府、旅游规划专家和旅游企业等。
4．3 加强知识技能培训
作为全国连片特困区，大别山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参与能力不足。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一定的培训与教育，广泛让其认同和掌握旅游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并让其在不断的理论熏陶中萌生操作运用的想法。可组织专家讲座、旅游培训班的形式，向村委会、村小组和有志于加入社区旅游管理队伍的村民传授旅游专业知识；提供导游服务、礼仪接待、客房打扫等从业技能培训，让村民能更快更好地从业上岗并发挥自身的价值。
4．4 完善评价反馈体制
旅游扶贫的最终目的是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但实践证明其在发展过程中常常偏离轨道变成了一项政绩工程。大别山的旅游扶贫应该建立一套长效的评价标准和反馈机制，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公众、媒体、社会监督机构等对当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调查和评价，努力平衡社区的预想成果与其实际体验之间存在的差距，总结旅游扶贫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从而在保证当地旅游业良性发展的同时，使当地村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机会。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湖北省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概况［EB／OL］．http：／／www．hbfp．gov．cn／pggj／pgjg／7201．htm，2012－07－16．
［2］ 郭清霞．旅游扶贫PPT战略及其特征——以湖北省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5）：110－113．
［3］ 王艳明，王少华，焦春海，等．湖北省大别山区科技扶贫工作的成效及发展思路［J］．湖北农业科学，2008，47（2）：238－240．
［4］ 张达华．大别山旅游业驶上发展快车道［N］．湖北日报，2011－08－17（13）．
［5］ 李会琴．基于社区参与的鄂西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以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为例［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1，28（1）：91－95．
［6］ 荆楚网．湖北新增4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点）［EB／OL］．http：／／news．cnhubei．com／xw／jj／201301／t2406504．shtml，2013－01－07．
文化与文化资源的区别范文6
一、牧区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引发的问题
（一）增加了牧民负担
牧区中小学资源的整合增加了牧民经济负担。虽然牧区学费减免后，减轻了牧民的教育负担，但是苏木嘎查的中小学集中到旗里或镇里后，导致牧民为子女负担的费用猛增。一是交通费用增加。几十年的牧区建设过程中牧民定居点集中在苏木或嘎查所在地的周围，中小学搬迁到旗和镇里后，牧民定居点和学校的距离也变远，探望孩子的交通费用自然增加。以东乌旗的满都宝力格镇为例，如果镇里的学校搬迁到旗里（调查时尚未搬），镇里上学的218名小学生都要到旗里上学，不说牧民，就是镇里的人去看望孩子的费用就增加30～50元左右。二是学生生活费用增加了。小学生都是6～11岁左右的孩子，这些孩子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无法住校，只好在旗里租房由父母或爷爷奶奶看管。学校集中到旗里后，旗里的房屋紧张，房租上涨。在东乌旗（旗所在地）30平米的房子，以前一个月租费为60元，租住的学生人数多了后房租涨到100元左右，加上日常的生活费用，学生上学费用大大增加。三是劳动力资源浪费导致牧民负担增加。牧区年轻家庭基本都是两个劳动力，一个看管孩子后，无法参加牧业劳动，在城市也找不到工作，只能看管孩子，因此严重浪费了劳动力。家里只剩一个劳动力，无法维持日常生产，只好雇佣别人。这样无意中给牧民增加了两个劳动力的费用。据调查，东乌旗满都宝力格镇，牧民雇用一个人每个月的支出达到500～800元，雇工和看管孩子的人按两个劳动力来算，每月的支出为1000～1600元。如果雇佣的人缺乏放牧经验，工作不认真，牲畜不能按时抓膘，那么牧民潜在的损失更为严重。雇佣劳动力支出的费用对牧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开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讲也是劳动的严重浪费。所以，牧民教育负担增加是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引发的最大的问题。
（二）淡化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
教育资源整合给牧民带来了“感情”与“教育”的两难选择。据满都宝力格镇的调查，由于学校迁移影响孩子与父母之间感情的人占93%，影响不大的占7%。小学生基本都是7~12岁，由于学校的搬迁只能与父母中的一人或爷爷奶奶在一起，而且父母的探望次数也减少，长期与父母分居，孩子对父母的感情必然会减轻，其身心健康和学习方面必然会受到影响。据国外的研究，孩子经常与父母吃饭玩耍，孩子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学习成绩也比与父母分开的孩子要好。目前，牧区因距离的因素，子女与父母的感情淡化情况已经出现。东乌旗满都宝力格镇的牧民乌云那讲，自己的一个孩子在镇里念小学，由爷爷奶奶看管。“我们经常去看，但是孩子还是对爷爷奶奶比较亲近。有什么问题和心事都与爷爷奶奶诉说，与我们很少交流。”这就造成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如果长时间发展，必然影响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
（三）阻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蒙古族民族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生活生产中“口传”，很多文化资源尚未记录到文本，大部分仍然口头流传在广大牧民当中。而“口传”最重要的条件是人长期近距离接触――就是做到“听、看、做”（“听”就是听有经验的牧民或父母的讲述，“看”就是看他们在生活生产中如何做，“做”就是模仿他们去做）三个环节。如，蒙古族通过观察云和动物的生活变化判断出气候的变化，观察人和动物留下的痕迹（脚印等）判断出其体貌特征等都是在“口传”（听、看、做）中传授，在现代的学生课本中很少见到。所以，这些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需要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以外，最重要的是牧民下一代人的继承。
目前，教育资源整合较早地切断了文化传播的连接线――孩子和父母长期近距离的接触的可能性。因为，孩子到旗里上学，肯定离开父母（其中一个），而且因为距离遥远，父母中陪孩子读书者参加牧区生产生活的机会也减少，父母对子女口传的机会也减少。
另外，孩子从小离开牧区环境，进城镇学习，容易接受新鲜的、流行的事物，对牧区的环境与文化慢慢疏远。牧区生产、民族文化和城镇生活、现代文明之间需要选择时更容易接受城镇的、现代的东西。所以，教育资源的整合虽然加快了现代文明传播，但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像老牧民巴拉钦所说的那样，牧民的孩子接受现代文化是早晚的事。我们觉得蒙古族文化和牧区草原是息息相关的，想把牧区小学留在嘎查苏木，就是想打好孩子的民族文化基础。
（四）给牧民家庭及牧区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牧区教育资源的整合人为地把年轻家庭分为两地，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年轻家庭的生理、感情、关爱的权利。调查过程中牧民对生理方面避而不谈，但是对感情疏远淡化方面基本都有着认可的观点。长期两地生活导致夫妻感情逐渐淡化，可能导致家庭的破裂，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关研究证明，近几年中国离婚率的上升与年轻家庭两地生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牧区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此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二、原因分析
（一）牧民生产生活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了牧民的负担
几十年的牧区建设过程中牧民的定居点基本都集中在所在苏木或嘎查所在地的周围。牧民的子女在苏木和嘎查上学比较近，距离问题在牧民的子女教育上几乎没有大的影响。学校整合后随着学校的搬迁这个距离逐渐拉大，牧民的往来成本也随着增加。虽然把教师、教室、教学设备等资源集中到了一起，做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增加了牧民子女受教育的成本。
建国初期，牧区基本都过着游牧生活，牧民没有固定的住处，子女上学特别困难。所以创办了“马背学校”，解决了牧民孩子教育问题。牧区实现定居后，牧区教育问题虽然得到了逐步解决，但是子女教育与城镇教育相比还是天壤之别。那么，既能够找到牧民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硬软环境，又能减轻牧民的经济负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保护发展民族文化及现代文明的冲突
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是人，就是说蒙古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发展还要靠蒙古族的下一代。蒙古族文化的根源在于牧区，凝聚在牧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及语言之中。孩子在跟父母的交流和参加牧区的生产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蒙古族文化，对这个文化有了感情基础。但是孩子从小离开了这个环境，难以受到蒙古族生活生产文化方面的直接教育，对以后的蒙古族文化发展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牧区的小学生尚未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对外界的一切事物都产生浓厚的兴趣。孩子较早进入城镇后特别容易接受现代文化，从而无法接受或排斥牧区文化。在城镇上学的孩子，虽然用蒙古语上课，实现了“狭义”的文化教育，但失去了学习民族文化的环境。蒙古语言只是成了接受现代文化的工具，失去或减弱了传播民族文化的传播功能。
一个是越来越强大的现代文明，一个是越来越削弱的民族文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两种文化之间的保护与接受、发展与削弱等问题，难免引发一些争议。如何保护、发展、接受、融合不同文化是牧区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引发问题的又一个原因。
（三）高校学费过重，教育与就业不对称
目前，高校学费普遍高，而且毕业后就业困难。这种情况下一些牧民对孩子“上学进城”的期望值下降。加上牧区升学率不高，大部分孩子都考不上学校只好回牧区。据牧民反映，现在牧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牧民的孩子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毕业就待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考不上学校的孩子，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但城里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回去从事牧业生产，只好让父母出钱养活，成了城乡之间的流浪者。类似现象给牧民传递“孩子上不上学都一样”的错误信号，影响了牧民重视教育的热情。
（四）教育政策的无差别性
实施教育资源整合政策过程中没有区别对待牧区与农区、牧区和牧区、偏远地区和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政策的偏差，给部分牧民带来了经济、文化、生活、感情、家庭教育等诸多社会问题。
牧区和农区是不同的。农区一个村和一个村之间的距离比较近，每个村的人口也比较多，而且内蒙古的农区以汉族为主，没有民族文化的差别，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农民负担的成本较低，农民更容易接受。牧区和牧区之间也不同，一些牧区牧民居住分散，另一些居住比较集中，有必要区别对待。政策制定中忽视了牧区和农区、牧区和牧区之间的差别也是引发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
三、对策建议
（一）教育资源的整合过程应遵循就近原则
我区地域辽阔，根据地理位置和人员居住的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不能从上到下、农区和牧区一刀切。应该充分考虑牧民经济条件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保证牧民的每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资源的整合过程中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资源的整合是一个有效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我们应该从提高教师素质和来源上找出路，合理地分配、合理地整合教育资源 。二是提高教育质量的过程中不应该增加牧民的负担。如果提高教育质量而增加了牧民负担，可能导致牧民子女因经费问题失学，最终达不到提高牧民文化素质的目标。
牧区教育资源的整合过程应该遵循就近原则。如：旗附近的苏木和镇的学校应集中到旗里；离旗较远的苏木和镇，应邻近的苏木和镇集中在一起或根据人口密集的情况当地可以保留一所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级的学校；人口少，家庭经济条件差，离集中的学校较远的地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鼓励创办民办小学，并且政策和财政上给予一定补贴，保证牧民子女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以政策引导、鼓励为主
国民义务教育不仅是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科教兴国的基础工程。我们采取一切措施的目的就是使牧民的子女尽量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如果我们采取的方法（如小学全部集中到旗级）过于迅速，牧民难以适应，可能出现新一轮的辍学现象。所以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牧民把子女送到旗里教学条件较好的学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