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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1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意义重大，目前传承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较少，将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与语文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旨在传承和发展大别山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同时，将大别山区红色文化资源有目的性的运用到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中。
1红色资源在大学语文中开发与利用的背景
1.1高校重视公共课课程改革
大学语文作为非中文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课，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学校的关注，近年来，大学语文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承担着培养大学生文化艺术素养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双向义务，越来越多的学校以及学校在校教师，投入到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工作中，认为传统的大学语文课堂已经不能满足现如今的大学语文教学目标。为此，我们可以顺应高校公共课课程改革热潮，尽大可能的发挥大别山区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语文课堂上的作用，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1.2国家重视革命传统教育
革命传统精神是我们无数中华儿女所特有的精神财富，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称。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当代大学生贪图享乐，不愿吃苦的作风日益滋长，因此加强革命传统教育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例如现如今很多纪念馆都采用了现代信息手段，让学生置身其中，感受当年革命先烈们英勇奋战的战斗场面，能够感同身受，比较容易认可这些精神，从而养成艰苦朴素，踏实求学的传统意识。1.3红色资源是优秀的教育资源红色资源是优秀的大学语文教育资源。第一，大学语文旨在培养学生文学艺术修养和传统文化素养，而红色资源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人文精神，能对学生产生正面的影响。第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包含革命传统文化。把红色资源纳入语文课程中，有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第三，可为大学语文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大学语文的课堂组织形式往往是传统的讲授法，红色资源为教师展开各式各样的语文实践课提供保障。例如可带领学生参观位于信阳市的鄂豫皖革命苏区博物馆，让学生边玩边学，寓教于乐。
2开发与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研究大别山区红色资源在大学语文教学的应用，应该找到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大别山区红色文化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打下基础。首先，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和走访当地学校老师和学生，来了解目前大别山区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的利用情况，其次，依据调查数据，客观分析现阶段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利用情况，最后分析得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2.1红色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现状调查
2.1.1红色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调查分析（教师篇）（1）红色调查内容、对象、方法、时间调查内容；教师对开发利用红色资源的态度；教师使用红色资源的情况调查对象：大别山区大学语文老师20人调查方法：问卷法及访谈法调查时间：2019年2月28日（2）问卷调查结果及数据分析图2.1语文教师对开发利用红色资源的态度差异图2.1显示，大别山区大部分大学语文教师在“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是否有必要开发利用”的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80%的大学语文教师认为有必要，20％的大学语文教师认为有非常必要。2.1.2红色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调查分析（学生篇）（1）调查内容、对象、方法、时间调查内容：学生对红色资源的需求态度；学生对地方课程的参与意愿调查对象：信阳农林学院在校学生245人调查方法：问卷法及访谈法调查时间：2019年2月28日（2）问卷调查结果及数据分析图2.2显示，大别山区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在“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是否有必要开发利用”的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差异，64.1%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8.6％的大学生认为非常必要，20%的大学生认为不知道是否有必要，7.3%的大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开发利用大别山区红色旅游资源。图2.3显示，大别山区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在“那你认为你有开发利用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的潜力吗”这个的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差异，39.6%的大学生表示有开发潜力，11.8%的大学生认为没有开发潜力，35.5%的大学生表示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另外13.1%的大学生表示并不知道是否具备开发潜力。图2.4显示，大别山区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在“你喜欢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吗？”这个的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差异，14.7%的大学生表示非常喜欢，53.5%的大学生表示喜欢，还有28.2%的大学生表示具有一点喜欢，另外3.7%的大学生表示并不喜欢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从总体数据来看，大部分学生还是有兴趣参与到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去的。
2.2红色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題
研究与开发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地方高校语文的重要内容势在必行，可是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团队，使得无法从纵向和深入推广此项研究。虽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高校语文老师觉得有必要或者非常必要研究和开发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作为高校语文的课程内容，但是由于高校老师力量薄弱，无法将这一想法事实推广，大部分老师无法成为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的主体。大学语文作为非中文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课，越来越多的高校大学生要学习大学语文这门课，虽然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表示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感兴趣，但是有小部分学生并不想了解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加之学习大学语文的学生大多数为理科背景，对于人文历史了解甚少，不了解就无法感兴趣，还有部分学生由于学习专业课程花费时间较多，无法系统而深入的完成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课程研究。从和教师们的访谈中可以看出，课程的实施主体语文教师查阅资料时主要依靠的是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可是通过搜集整理而得出的结果并不准确，存在无法验证其真假的现象。现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让很多老师无法脱离网络世界而组织教学内容与活动，地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还是需要每位教师实实在在的从身边入手，去调查研究才能开发出真实可信的资源。
3大别山区红色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途径
3.1提高教师的地域性红色文化素养
信阳地处河南省最南端，只有四所本科院校，与本省其他兄弟院校虽交往甚密，却也没有地理优势，相对闭塞，导致部分教师观念陈旧，教学方法落后，创造意识薄弱。教师可充分利用一些高校培训交流机会，拓展见识，丰富自身的红色文化底蕴，也可利用课余时间走访周边，了解熟知我们周边的红色文化，提高自身的红色文化素养。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重庆 民族传统体育 保护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101-03
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十分丰富，重庆是我国唯一一个直辖市中有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地区。重庆也是我国发达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多的城市。重庆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为主，土家族人口比例占了整个重庆地区人口比例的80%之上。土家族的民族文化内容在重庆多彩的民族文化之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土家族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十分丰富，有近40余项体系较为完整的体育项目，其中包括了摆手舞，高脚马、土家族武术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体育项目。重庆是整个西部地区中发展较为迅速的区域，受到了国家政策的扶持，重庆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把发展的重心放在了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下，重庆地区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跃进式的发展，重庆现代化特征愈发明显。重庆已经向着现代化的城市迈进。在重庆地区现代化进程中，一些传统的东西正在逐渐的消失，这其中就包括了蕴含了着重要民族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本研究从重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所面临的困境入手，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来探讨如何在新时期下对重庆地区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进行合理的保护。
1 重庆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的困境
1.1 现代体育项目的冲击
高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外来新鲜事物逐步进入到了重庆周边以往较为封闭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都有着自身一脉相传的文化内容与生活方式，但是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就必须让一些外来的文化进入少数民族较为封闭的体系之中。但是随着外来事物的不断涌入，少数民族自身受到了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内容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最为明显的就是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外来体育如：篮球、足球、田径等外来项目进入了民族地区地区后，特别是学校体育课堂之中，人们逐渐的就开始接受其运动形式，慢慢接受着运动背后的文化内容。最后被外来体育所吸引。人们在从思想上和形式上接受现代体育后，就把自身原有的传统体育项目所丢弃，这样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流失。
1.2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力
现今重庆地区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力是民族体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通过研究发现，重庆地区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没有提出如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具体方案与措施。在政府层面因为近几年大力发展竞技体育而忽略了民族体育的存在地位，这造成了部分民族传统体育的濒临流失的危险。在个人层面，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没有对于身边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给予重视，特别是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人方面，因为没有得到政府或者周围人群的重视和关注，他们都开始逐渐的放弃自身传统体育技能。还有就是在研究层面，重庆区域内的许多专家学者仅有少数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给予了相应的关注，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成果偏少，这使得在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过程中，缺乏理论基础。总之，没有很好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是造成了重庆地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不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1.3 缺乏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认知
要传承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就是对其进行认知。在整个重庆范围内，无论从政府还是到地方，再到个人层，对都缺乏一个对于本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正确认识。笔者通过对重庆地区的城镇进行走访调研时发现，许多被访对象对于传统体育缺乏认知，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重庆地区还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存在，还有一些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落后的事物，重庆地区作为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在现今重庆高速发展的时期里不应该去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而被问及传统体育文化时，人们更是知之甚少。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存在于城镇，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源与流传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自治乡，其中人们对于传统体育的认识也是十分有限，许多村民都不知道本地区与本民族有哪些传统体育项目。在政府层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其中文化的重要性缺乏有效的了解造成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认知的偏差。
2 重庆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
2.1 编撰重庆地区民族体育志
志书的编纂，是对于一项历史事物的保护有着重要的价值。为了保护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传，让文化遗产在当今这个外来文化冲击的背景下能被人们所认知，现今我国对于许多重要的文化内容都进行了志书编纂，这位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自从建国以来，我国就认识到了志书的重要作用，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由国家牵头编纂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志书中对于我国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了收录，并对体育项目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其中图文并茂，为人们了解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民族体育志书中除了介绍现存的体育项目之外，对于已经消失的体育项目也有了较好的叙述。民族传统体育志的编纂对于保护与发展我国传统体育项目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客观了证明了志书对于传统体育的保护的重要价值。重庆要想对其本地区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保护，可以编纂一部关于重庆地区民族传统体育内容的《重庆民族体育志》。由重庆市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组织重庆地区内民族传统体育相关专家学者与民间研究者对搜集、挖掘、整理重庆地区范围内的民族体育项目，并根据其民族、运动形式等特点进行划分，按照志书的方式进行编纂，并邀请全国知名度较高的民族传统体育学者对于志书编撰进行指导。编纂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志，首先可以对于一些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其次可以让一些已经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现在的人们认知和了解。最后，编纂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志有着十分浓郁的区域情感色彩，通过志书可以使人们对于本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产生一种归属感，提高人们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视程度。
2.2 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近些年来，受到了我国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实力的影响，我国正逐渐的形成了“申遗”之风。许多我国优秀的无形文化纷纷申请各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从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性出发，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内容根据其重要性分别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甚至是区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大批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许多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而且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给予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高度的重视。尤其是一些被列为省级以上遗产的传统体育项目，其自身的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拓展。基于非遗对于传统体育发展的重要性，存在与流行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积极的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据调查发现，现今重庆地区的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然也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但是存在着级别过低的问题，即便是省一级的也是寥寥无几。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申报者或者申报单位没有对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很好的整理，没有突出该体育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现实存在意义。在未来的发展中，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研究者与传承人应该对一些较为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资源进行整合，深入的挖掘其文化价值进行重点的打造，争取申报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样既能起到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又能提升相关部门及其民众对于传统体育的重视程度。
2.3 加强重庆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科研力度
借着国家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重视的春风，国内许多研究者都投入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去，无论从科研著作、研究课题，还是到学术论文，都得到了跃进式的发展。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查阅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科研论文发现，大部分的科研成果都集中于近10年，而且在论文方面，学术含量高、具有现实价值的高质量学术论文都集中于近十年中。而且在近十年里也涌现出大批民族传统体育的优秀学者。正是在科研上的努力，才能树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才能让人们以学术的角度对审视民族传统体育，这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重庆地区有着优质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但是对重庆地区关于研究民族传统的情况来看，不容乐观。重庆地区有着许多高校的资源，西南大学、重庆文理学院等高校的许多专家学者都专注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对于重庆地区的摆手舞、铜梁龙等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很好的提出了这些民族体育的保护与对策，为这些珍贵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重庆市给予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重视还存在不足之处，体现在了课题立项的方面。代表着重庆市社科最高水平的重庆市社规划课题，几乎看不到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课题立项，而且在重庆市中各种地厅级的课题中，也看不到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科研课题立项，这足以说明了重庆地区的科研政策方针没有对民族传统体育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中，要加强其科研力度，鼓励高校或者社会民间学者专注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做出一些高质量的民族传统体育成果，发表于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上，可以进一步提升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影响力。在课题方面，放宽民族传统体育科研课题的立项范围，并提升课题的资助额度，只有这样，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2.4 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产业化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如果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现今重庆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各项事业照比以往都有明显的提高其中，其经济产业化结构十分明显。在这种重庆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环境中，民族传统体育要想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就必须努力突出其自身的经济产业价值。现今许多地区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发展中已经走在了前列，让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获取了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重庆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自身的情况来着重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如：打造重庆地区内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设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培训机构，增强民族传统体育的竞赛水平，推广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产品等策略来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产业化发展。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77-02
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经济与社会价值。在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是进行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举。
一、文化安全视域下的传统村落
根据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的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续与传承。从2012年我国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始，至今已经评选三批，共有2 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与通常所称谓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国景观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区别。古村落是人们对建村年代久远、具有一定数量村落历史的村落的总体称谓。学术界通常认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体现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区域的地域性上。与此相伴的是村落社会、民俗等村落历史文化的厚积。传统村落也被俗称为古村落。当前，古村落的称谓当前通常用在社会活动中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因此，古村落虽然具有一定年代的历史与一定数量的文化，但在规模与文化的传承上都不能与传统村落相媲美。在我国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都通过申报入选了传统村落，进入到国家认定与系统保护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经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传统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传统村落厚重的文化积累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凸显出文化安全的紧迫性。
二、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情况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我国“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国文化部于2007年开始组织实施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程，至今已经在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处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的传统村落，由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强，村民具有很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保存较好。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自197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经建立了300多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资源独特和丰富的地区，以原地保护、动态保护、居民参与的原则建立的文化保护形式。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观点对于处在多数或统治地位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的活标本。1995年，我国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大陆最早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四省区建立了16座生态博物馆。
从整体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同的理念与价值目标，都是意在以原生态的方式从整体上对文化形态进行动态的保护。从微观处进行区别，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负责监管;文化生态博物馆则关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主要由国家文物局进行监管。严格讲，对文化进行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监管，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为动态与原地保护文化资源而进行的尝试。
三、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独特性与丰厚性两大基本特征，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仅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和16个生态博物馆，这从数量上与我国为数众多的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以及丰厚的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不相符的。当前，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村落的数量也呈下降之势，而且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将面临无人继承与保存发展的状态。一些传统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时期的留存，是人类先祖在完全适应与依靠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从现代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古旧民居等已经不是最适宜的人居场所。加之现在对此进行保护而实施的“修旧如旧”的原则，村民在古旧民居建筑中继续生活具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如云南大理的诺邓村，整个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村庄。从进村的路口到村内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台阶，现代化的摩托车、农用车等都只能停在山脚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马驮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顶的民居中，这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显得极为不协调。
当前学术界对村落保护的研究一致认为，活态保护――即保留与传承当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迹，认为这是活体保护的最好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村落的青壮年人口的逐渐流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开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数量众多的传统村落已经开始成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节期间顿时热闹和拥挤起来，一派生机景象，但是这种热闹最多持续半个月。之后，随着春节过后的农民工返城潮的到来，村落又恢复了一年中最漫长的寂静景象。另外，众多村落在历史生成上主要是与自然相依相存，古旧民居建筑即便是维修坚固，原来的设计也已经不再适应今天舒适人居的标准与水平。综合以上两点，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预测今后的村落变迁，我们更多的焦虑是村落文化的传承人问题。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数字化保护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运用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对村落文化进行活体保护之外，还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以保障对民族地区村落的文化资源进行还原性、全景性的再现。以此，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全息还原与保护，构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柬埔寨吴哥所实施的“世界的记忆”的项目。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宫是我国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最早受益者。数字化保护文化资源不是通常所说的运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技术，而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过保存、还原、处理以及再现的形式对文化资源进行真实性与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变迁处于永不静止的动态过程中，放眼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变迁，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村落的缩减依然在继续。在村落总体数量以及村落人口数量都在呈绝对的下降之时，在民族地区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以及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潘守永认为，当前，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不足，如目前的数量、规模距离我国民族村寨、工业遗产和古村古镇等保护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生态博物馆发展规划，也没有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的“行业标准”和机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目前的30多个生态博物馆需要在功能和层次上提升;生态博物馆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人们虽然对生态博物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确理解，个别知识精英甚至缺少“宽容态度”。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作用越来越突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变革的社会中面临着传承危机，因此，适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在村落文化安全构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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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4
论文关键词：]:三门峡民间戏曲，前景，生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门峡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我们祖先繁衍生息、创造发明的神圣之地，是一块积淀深厚的文化沃土。三门峡地区戏曲艺术种类繁多，且源远流长，至今有据可查的戏曲种类有扬高戏、道情皮影戏、蒲剧、眉户等，传统剧目有数十个。其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思想内容之丰富，是其他民间艺术不可相提并论的。而这些艺术瑰宝的生存、发展和繁荣与它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有着必然直接的关系。
自然生态需要保护，同样，这些戏曲赖以生存的人文生态也需要保护。作为珍稀“物种”之一的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理所应当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科学有效的抢救和保护。令人高兴的是，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面临失传的境地，近年来不断地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所有这些重视和努力，都会让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传承和发展拥有灿烂美好的前景。同时，我们对于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及生态环境，也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视角。
一、用生态保护的理念来保护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及其生态环境
生态，指生命的存在状态或一个生命系统内所有生物共同组成大家庭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1]我们可以理解生态是在地球上一定时空区域内所有生命存在与运动的客观。而生态保护理念，“是指运用对已经变得恶劣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建设和保护的思想，使生态环境能恢复到良性循环状态。”[2]所以有学者认为，越是闭塞的地方越容易保存“文化传统”的纯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就是这个含义。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不断觉悟和认识，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借用，“ECO”这样一个前缀词被运用到了许多领域，包括了生命与非生命，物质与非物质等诸多领域。[3]对于像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这样的人类口头与非遗的生态保护理念应是：遗产、地域、居民、记忆、公众知识的综合，保护的对象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是文化遗产遗存的区域，加上社区居民融入参与管理的方式，这里强调文化的主人为社区居民，确定这种对文化遗产在未来延续和发展的方法，并将此模式作为保存和理解某种群体整体文化内涵（当然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长效工作方法。
为此，对于三门峡民间传统戏曲的生态保护，首先应该包括与三门峡民间传统戏曲相关的物质文化元素和非物质文化元素中国论文网。其中物质文化因素有：民居（窑洞和天井院）、钟鼓楼、花轿、门楼戏楼、牌坊、戏坪戏台、禾晾、禾仓等；非物质文化因素有：语言（当地的方言）、地方戏、戏款剧种、戏词、节日活动、婚丧习俗、农耕稻作等。这样以来，不仅民间传统戏曲有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其他传统文化也与之一并形成了互补共滋的文化生态，从而构成当地人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相守共生之道。因此，在对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进行生态保护时，应重视其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维护与保养，保护传统三门峡地区的整体自然生态环境和具有典型性的与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生态相关的物质文化元素和非物质文化元素。其二：通过实施技艺保护工程和传承保护工程的保护方式，建立相应制度、组织、舆论、经费、人才、资料和交流保障机制等，建设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具体通过各地区方言文学、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手工技艺、民俗、传统体育竞技、民间信仰、消费习俗等十大主要保护项目，全面系统地保护好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文化。其三，要让人人参与使文化遗产再次走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人为载体，具有活态性，依靠人来继承和宣传，同时依存于一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离开了区域中居民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失去存活的土壤。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将这些文化物种更深刻地植入居民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中。比如保持一些建筑特色、生活习惯、传统服饰、古老的风貌等等，这就为本地的文化遗产提供一个适合其生存的大环境，让这些文化遗产更广泛地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目前陕县、灵宝、湖滨区等地的群众自发的“戏迷协会”的复苏，就与传统文化生态得到保护、从而陶冶了大众对其仰慕的文化情怀有关。所以，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不论其现在“濒危”与否，如果不关注其文化生态的保护，它们就难以长久，更遑论发展。
二、传承载体的变化可以促进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广泛流传
“非物质文化是活态文化，也就是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它们是被学者发现并表述出来的那部分日常生活，它们被选中是因为它们符合特定的体裁或文化形式。非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4]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机、录音机、DVD、电脑等已经成为当今人们娱乐传承的重要载体，民间传统戏曲的各种采风人员可以提着录音机用以搜集戏曲曲目，就不用像过去那样靠大脑记忆和手记曲谱的方法来进行传承；随着录音机、影碟机的增多，戏曲唱师们可边录边唱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既能达到很好的教授效果，又能达到长期保存和传承的目的；一些著名的演唱人员和戏班将所演唱的曲目，也可制成磁带和光盘在各地广泛流传。
三、培养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专业创作人才和演唱名人，凸现名人效应
求新立异是人的本性，特殊调式的旋律往往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激起聆听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就具有这样的特征，被誉为“畅悦心灵的声音”。然而，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传唱至尽，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专业创作人员。另悉，在本地区流行的河南豫剧、曲剧等戏曲，因为强大阵容的专业创作人员，他们运用专业的创作技法，结合河南广大地区的民族区域特点和民风民情，创作出了不少经典的剧本，在专业演员的舞台艺术表现中一炮走红，并被广泛传唱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也需要在群众性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特点，各级政府部门应及时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措施，使民间优秀唱手脱颖而出。如制定民间优秀唱手、优秀唱师、优秀戏曲班奖励条例，给民间优秀唱手、优秀唱师、优秀戏曲班授予荣誉称号等等，使这些人物和团体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认可，以激发人们学习民间传统戏曲的热情。在这方面，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应向豫剧、曲剧等戏曲音乐学习，豫剧、曲剧等戏曲与扬高戏、灵宝道情等民间传统戏曲都曾流行在本地区，但扬高戏、灵宝道情等民间传统戏曲与豫剧、曲剧等戏曲相比，发展却天壤之别，豫剧、曲剧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而蒲剧、眉户、灵宝道情等民间传统戏曲却相形逊色，市场化程度太低，且缺乏名人效应。豫剧、曲剧有多种流派、多位造诣深厚的大师级人物宣科，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有很高的声望，对旅客特别是外宾，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诸如扬高戏、灵宝道情皮影戏，该剧种目前已极为罕见，只有几个老艺人会表演，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就更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塑造。最关键是为他们提供成长和传承的条件，重视培养、宣传他们，使本地、全省、全国了解和尊重他们，从而达到名人效应激励人们传承和发展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目的。
四、对三门峡民间传统戏曲走进高校音乐鉴赏课堂的认识与定位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亦有了空前的丰富和变化。“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表演艺术出现多元化态势，戏曲统领城乡文化娱乐的盟主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戏曲艺术不仅逐步退出城市舞台，在农村的演出市场也日益缩小，一些剧种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5]在传统戏曲的生存与发展成为一种严峻现实的今天，如何保护和传承戏曲的丰富性，如何实现民族民间戏曲的自救与他救这个难题，便摆在了我们炎黄子孙的面前。令人欣喜的是：“我国昆曲艺术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 [6]，而作为三门峡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对象――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该如何曲径通幽？
时下，受中西文化再次碰撞的影响，广大中青年习惯欣赏通俗歌曲和民族音乐，备受衷情的流行音乐更是占尽了风头，青少年学生由于不懂得欣赏戏曲，又没有机会直接面对真正的民间戏曲演出熏陶，所以对传统戏曲文化不感兴趣，总的趋势是三十岁以下的这一代人不爱戏中国论文网。还有认为是，现代生活节奏快，老戏落伍不合拍，青年观众不能够接受这种他们看起来有些过时的东西，所以没人看。
由此，重建断代工程已迫在眉睫。各类高校应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影视艺术的日益普及，经常组织学生收看电视、电影，看戏、读剧本，甚至参加文艺演出。特别是高校音乐教师更应当在学期教学计划和课外活动中适当增加学习传统剧目和地方剧种的内容。重视和加强戏曲教学，通过戏曲教学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观，增强他们辨别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这是振兴传统戏曲文化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总之，振兴传统戏曲文化不仅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更重要的是要争取青年观众，培养他们的兴趣，不断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从而让他们发自心底的喜爱地方民间传统戏曲文化。只有这样，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才会迎来繁荣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五、成立以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为载体文化产业结构
对于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成立以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为载体文化产业结构应该成为首要工作。
在商品社会中，文化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民间传统戏曲的演唱者们不能空着肚子唱戏，他们要吃、要穿、要谋生，而且希望自己的物质生活能也得到逐步改善，就需要有一定的回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能只为别人义务唱戏、演出。从这个层面看，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确实需要走向市场，因为，同样是地方戏曲音乐，豫剧和曲剧、越调等戏曲艺术已经有了较为广大的爱好者和追随着，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参与群体。蒲剧、眉户、灵宝道情、扬高戏等民间传统戏曲为什么就不能走向市场？所以，像蒲剧、眉户、灵宝道情、扬高戏等民间传统戏曲也可以借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东风，成立自己的戏种活动中心和演出公司，将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演出活动纳入本地区文化产业的构建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提高演唱者、唱师艺人们的报酬和待遇，一方面，通过商业运作，使戏曲爱好者、艺人演唱者能有机会在不同地区乃至全省巡回演出，不断提高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只有这样，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才能得到更好地生存和不断地传唱下去，不致濒危。
总之，三门峡民间传统戏曲为群众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食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当地几百年的历史文化氛围，也为民间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今天全世界对非物质遗产保护、继承，从思想到措施计划，都有重要发展。通过对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前景和生态保护思路进行研究，我们应更好总结经验、教训，以提升对传统戏曲音乐宝贵价值的认识，更好保护、继承和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
参考文献：
[1]百科名片.《生态－百度百科》.来自百度网.WWW. baike.baidu.com
[2]司马云杰.《文化生态学》.来自中国百科网.WWW.chinabaike.com
[3]申茂平.《侗族大歌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及其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2006，4
[4]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2
[5]刘文峰.《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来自百度网.WWW.cache.baidu.com
[6]人民网people .《中国昆曲艺术获联合国殊荣》.来自人民网.www.people.com.cn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5
关键词：湘西；传统图形符号；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应用研究
0 引言
地域文化特色化发展，离不开其本土化自觉性唤醒和对外来文化的理性批判与运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浪潮下，为了有效提升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竞争力，增强其地方发展特色，需要重拾独具特色的地方性传统文化魅力。我国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语言、图形以及文字符号。在当前旅游业兴盛发展的情势下，强化湘西地区传统图形符号在当地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该地区传统文化，提升湘西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1 我国湘西传统图形符号相关内容简析
传统图形符号立足于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发展而发展，是我国先辈古人生活行为的记录方式。我国传统图形符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不仅有古典神话传说图案、部落图腾图案、民间谚语图案，还有祭祀器皿图案和佛教字符图案等。在我国的湘西地区，主要聚居着土家族、苗族、壮族以及维吾尔族等50多个少数民族，多民族的长期居住生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图形符号，传达了不同的民俗信仰。
1.1 我国湘西地区传统图形符号典型代表分析
在我国湘西地区，传统图形符号众多，炎帝、祝融、盘瓠、舜帝、飞山神、傩公傩母以及白虎神等都是人们颂扬的对象，并对其行为进行了图形符号刻画，形成了独特的湘西传统文化。我国湘西地区传统图形符号的典型代表主要有土家织锦、苗绣、蓝印花布、扎染、蜡染、印染、传统祖神图形、传统自然图形、传统民族图形以及传统象征图形等。这些典型的传统图形符号代表有着不同的来源和艺术特征发展形式，当地居民依据其不同的来源与艺术特征将其运用于不同的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形成了地方特色浓郁的创新经济发展点，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旅游产品和旅游业发展。
1.2 我国湘西地区传统图形符号审美因素分析
“审美”是一个抽象的词汇，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观察具有不同的效果结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湘西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打造了迥异的人文环境。该地区在语言文字、民族信仰、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以及审美情趣、审美心理等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影响湘西传统图形符号审美的因素主要有色彩、线条、意蕴和形式。湘西地区对传统图形符号色彩上的审美追求是热烈浪漫、亮丽绚烂、清新可喜，线条上的审美是飘逸流畅、回旋曲折、长短随意、气势磅礴、线随形动，追求对称、均衡、节奏韵律的传统图形符号形式之美以及虚实相生、隽永含蓄、巧拙浪漫的意蕴之美。在这些审美情趣的诱导之下，湘西地区的传统图形符号具有了别样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为湘西地区地域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特色支撑。
2 湘西传统图形符号在当地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依据湘西地区传统图形符号的特色和当地居民的审美情趣，利用传统图形符号对当地旅游产品进行包装设计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2.1 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应与湘西传统图形文化相契合
利用湘西传统D形符号进行当地旅游产品包装设计，需要将扎根于湘西的传统图形符号文化与产品包装设计理念进行高度融合，以设计出独具湘西地方特色的产品包装形式。湘西传统图形符号在历经岁月洗礼之后，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坚韧的生命彰显力。在设计当地旅游产品包装时，需要将传统图形符号的内在因素注入实物载体，才能提升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商品气质，赋予其更多内涵，并促使其散发出湘西地区特有的文化气息。与湘西传统图形文化相契合的旅游产品包装，能最大限度地彰显湘西地域文化，并对其旅游产品包装进行图形符号解码，增强其地域性特色和感染力。例如，针对古丈毛尖茶叶的包装，就应当突出其茶叶的“绿色”特点，将湘西地区的传统图形符号融入其中。湘西土家族中，存在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各式各样的图案形式，这些形式都在抽象符号中表现了出来。例如，土家织锦的“四十八勾”“牛头纹”“九曲江河图案”等。若是将这些图形文化融入毛尖茶叶的包装中，就可以在旅游产品包装上体现出湘西地区的传统文化风情。
2.2 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应与湘西传统图形符号功能相契合
基于湘西传统图形符号的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不仅要展现当地传统图形符号的内在魅力，还要整合其信息传递和实用便利功能，突出包装产品的功能作用。图形符号作为一种展现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工具，是一种独具一格、别有意味的艺术表现形式。将湘西传统图形符号的功能作用于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可以最大化地以描绘形式来展现和领悟湘西的文化特色，传递湘西地区的情怀和别具一格的审美形式。例如，在湘西文化中，有着表达“凤戏牡丹”“三阳开泰”“连年有余”“和合二仙”以及“富贵平安”等意义的传统图形符号。这一系列符号都可以，并且也应当运用于当地的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例如，姜糖的包装、黄金茶的包装、酒鬼酒的包装、根雕艺术品的包装等，都可以用到这些传统图形符号，借以表达湘西地区人民对于生活的追求和愿景。
2.3 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应与湘西传统图形符号所蕴藏的情感相契合
情感的共鸣是产品包装设计灵魂的升华，将湘西传统图形符号作用于当地旅游产品包装设计，需要契合二者所蕴含的情感交流。湘西传统图形符号记录了该地区人们多年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悟，只有设计出与传统图形符号所蕴藏情感相契合的旅游产品包装，才能给予包装实物的情感体验，达到以情动人，引起人们情感共享，进而促使其产生购买欲望与购买活动的目标。
此外，基于湘西传统图形符号的旅游产品包装设计还应该与传统图形符号的审美相契合。要给予人们一定的视觉体验效果，激发并深化人们的审美感悟，进而增强其产品包装的吸引力，彰显地方特色，丰富产品包装内涵。
3 结语
地域文化特色化发展，离不开其本土化自觉性唤醒和对外来文化的理性批判与运用。在新常态经济发展形势下，重拾传统图形符号文化，大力发展地域性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地方经济的竞争力，推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湘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样化的民族生活方式给予了其地方特色。将其传统图形符号作用于当地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能够有效带动当地旅游产品和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彭涛.湘西传统图形在旅游产品中的应用研究[D].湖南大学，2010.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6
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学,是指在历史长河中产生于民间,在传承过程中被用文字记录成文本之后,仍然以口头形式在民间流传和变异着的民族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在传承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文字记录文本出现。同时,它还包括没有文字的民族长期传承着的民间文学。彝族传统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及其记录本以及传统经籍文学两大部分。
⒈口头文学。彝族传统文学中的口头文学,是至今仍然流传在民间的活文学,包括数量众多的歌谣、故事,其中有韵文体,也有散文体。而在记录下来的文本中,却又是以韵文体为主,散文体文本很少。就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全球化和现代传媒力量的影响,彝族民间口头文学逐渐消失,渐趋湮灭。所以,长久地讲,彝族口头传统文学将会逐渐转变成文字文本保存下来。
⒉传统经籍文学。彝族传统文学中的传统经籍文学,以文字文本为主。这是因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是由彝族从事祭祀、宗教和传统文化传承的毕摩所创制和传承,应该是最早将口头祭祀、宗教言辞记录下来的文字,由于其特殊的功用和地位,变异较小。因而传统的经籍文学是彝族传统文学固定性较强、变化性较小的文学。但是研究家和文学史家的著述中,往往把传统的经籍文学等同于作家创作的文字文学,而没有把它列入传统文学之中,这是一个错误的分类。
二、彝族传统文学研究情况与研究的难点
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彝族文学史论著作中,单篇研究的论文中涉及较少,即使是一些论文,多数都局限于对个别文本的研究,而没有整体的系统研究,因此从中很难看出对传统文学总体上的认识和区分。无论是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二卷本,还是沙玛拉毅主编的《彝族文学概论》,罗曲、李文华的《彝族民间文艺概论》,主要的篇幅都是关于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①这些史论著作与其他的文学史论著作一样,在涉及传统文学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传统文学的文字文本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中就反映出了传统文学文本形式的多样性的麻烦,也反映出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⒈文学分类之难。这主要体现在口头文本与文字文本的混同一体,纠缠不清。口头文本一旦记录在案,往往又叫口碑文献,逐渐形成文字文本。而上一个历史阶段与下一个历史阶段之间、此地方与彼地方之间、这个传承人与另外一个传承人之间都存在差异性,变异是永远存在的问题。体现在彝族传统文学上,其特别突出的问题,不单是口传文本与文字文本的差异性永远存在,尤其明显的是口头文本以散文体居多,而文字文本却以韵文体居多,在文学形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散文体更体现传统文学的变异性,而韵文体文本往往更具有艺术性,更能体现彝族传统文学的特征。
⒉文学史断代之难。传统文学断代之难,是文学史家公认的一件难题。因此,从事文学史的著述,对传统文学形成的年代、基本定型的年代,都必需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无论这一事情是多么的难以符合事实。这样,传统文学中文字文本的价值就突显了出来。我们难以判断今天仍然流传在群众口头的民歌与《诗经》中的民歌有怎样直接的联系,单是从其四言句式为主到现在的以七言句式为主,从形式上都难以想像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传统文学中固定为文字的文本给我们提供的价值。所以,在彝族传统文学研究中,判断其历史年代的难题的存在,只能在其它民族的历史著作和文学史著述中去寻找参照。
⒊与主流传统文学评价区别之难。这里所说的主流传统文学,是传统文学中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中已经成为文字文本的形式,这些形式已经定型,其评价又经过许多年许多人的反复研究和评价之后,形成了定论,容易让人接受。比如汉族传统文学中的《孟姜女》、《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娘子》等。彝族传统文学,由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才逐渐为外界所了解、所研究,就是本民族的文化人和专家学者,真正了解彝族传统文学的人是相当少的。以在彝族地区流传最为广泛的《支嘎阿鲁》的故事为例,就是经过彝族自己的专家学者收集、整理、翻译的文本,滇、川、黔地区都有很大的不同,连基本定型都还达不到,研究起来就更加困难。②因此,彝族传统文学与主流传统文学的评价相比较、相区别,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⒋与其他民族文学比较突出特质之难。由于彝族传统文学既具有口头文本作为活态正在流传,其变异性特征仍然很大。加上这些民间文学又有文字的记录本作为参照,而且各个区域、各个记录者所记录的文本又有明显的区别,在没有抓住其主体、特质的时候,拿出任何一个文本与其他民族文学作比较研究,都难以比较出某个彝族传统文学形式的特质,这一点也许是最大的难题,也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难题,它的困难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用彝族传统文学作比较研究,除了国内少数研究者将个别文本与汉族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作品作些简要的比较,③以及已经翻译到国外的《阿诗玛》曾经被日本、韩国的一些专家用以与本国的传统文学作过一点粗浅的比较之外,④目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三、彝族传统文学研究的突破
彝族传统文学研究有与其他民族传统文学研究共同存在的难点,更有其独有而其他民族传统文学研究所没有的难点。找到了难点问题所在,可以进一步寻求克服困难的路径和方法,以寻求突破。
⒈收集、综合与归类。彝族传统文学由于作品众多,在传承中变异是其口头文学部分的主要特性。对于口头文学部分,可以进行大量的统计和分类,尤其是综合基础上的分类工作意义重大,可以让彝族传统文学有一个基本的面貌或者说是骨架。一些研究家对此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普罗普、哈恩、拉格伦、阿尔奈、汤普森等都有其杰出成果,其中的哈恩—拉格伦归类方法,阿尔奈—汤普森(A-T分类法)的分类方法都有其各自的优长之处。A-T分类法是一个很好的分类工具,在大量收集彝族传统文学口头记录文本的同时,运用A-T分类法进行分类和归纳,抽取其基本的部分、共同的母题,用A-T分类法梳理定型彝族传统文学中口头文学部分的骨架和基本面貌。这是一个由分到总的过程,把众多口头文学记录文本进行综合,突出其共性的特征,寻找其基本的特质,综合其基本面貌,反映其总体情况。
⒉辨别与区分。传统文学的变异特征是永恒的,只要它以口头的形式流传就会无法避免。研究传统文学,要对同一母题的各个变异文本进行比较,辨别它们之同,区分它们之异,这对于认识同一母题作品在什么时代加入了哪些内容,在什么地域有什么不同的内容,哪些地区流传的内容在减少,哪些地区流传的内容在增加,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一母题作品形成不同的新作品的差距,这些构成作品新因素的内容对作品的价值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同一语支民族之间相同或相似作品的辨别和区分,有时对认识民族同源异流、或者同流异源会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作为活的传统有时比外民族不可靠的文献记录具有更为重大的研究价值。所谓“六经皆史”这种大史学眼光,将其延伸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方法论的意义。仅此而言,对于彝族传统文学变异文本有研究,作为一个由综合到分辩的过程,进行由总到分的文本研究,还可以延伸到彝语支的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学领域,参照“六经皆史”的方法,无论是对民族学或者文化学研究,都是一个有重大价值的认识论的转变。#p#分页标题#e#
⒊甄别口文头学与文字文学特别是经籍文学的差异。甄别口头文学与文字文学特别是经籍文学的差异,是彝族传统文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彝族传统文学中,口头文学与文字文学同时并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数量之多也是各民族文学所罕见,因此工作量是巨大的。在文字文学中,经籍特别是毕摩经书,占据了文字文学的绝大部分,而这部分经籍往往又不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这就需要重新定位彝族传统文学研究的领域,寻找新的视角,认真对待这些经籍的文学价值。口头文学与文字文学的甄别,可以认识文学流变的长河中,在哪一个时段上,口头文学被记录和重视,文字文学从文本流传到民间,其间的转变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在口头文学转变为文字文本后,其口传的历程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特别是像支嘎阿鲁这样对彝族历史文化影响深远英雄、神王形象的文学流变,有许许多多的口头文本和文字文本,而且文字文本中,除了一般的文学文本意义上的作品,还有许许多多毕摩经籍中都有关于支嘎阿鲁的记述。这些形式众多的文本,除了毕摩经籍相对固定而外,支嘎阿鲁的故事,在历史上、在今天都还产生着变异,不论是作为个别现象进行研究还是结合彝族历史文化进行综合研究,都有其非常重要的价值。目前,西昌学院虽然已经成立了“支嘎阿鲁研究室”,但是研究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支嘎阿鲁研究是如此,其他彝族传统文学的研究同样如此。
⒋结合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进行断代。彝族传统文学是在彝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流传并且发展着的。对彝族传统文学形成的时代进行断代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不单是彝族传统文学具有民族民间文学的普遍的变异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彝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普遍存在,四川的凉山地区被认为是处于奴隶社会时期,贵州地区处于封建农奴制度时期,而云南则已经普遍进入封建社会时期,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这就决定了对彝族传统社会历史断代的复杂性,虽然可以用中国历史发展主流即中原王朝更迭的历史作为主线,但这样确实难以符合彝族社会历史与社会发育程度不相统一的事实。所以在已经正式出版的两部彝族文学史中,李力本把彝族文学史划分为原始社会时期文学(?~公元前205年)、奴隶社会时期文学(公元前205年~公元1279年)、封建社会时期文学(1279年~1949年)、社会主义时期文学(1949年~1986年)四大编,[2]基本上没有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痕迹。这也是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选择。左玉堂本则根据彝族社会历史的分期对彝族文学史进行了分期,即分为远古文学(公元前?~公元前770年,远古至西周)、上古文学(公元前770年~公元907年,春秋至南诏国)、中古文学(907年~公元1840年,宋至鸦片战争前)、近代文学(公元1840年至~1949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当代文学(1949年~2000年)。[3]这个分期已经有明显的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断代特征,其一是把约公元前770年彝族六祖分支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纳为文学分期的重要根据;其二是把彝族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南诏国时期作为文学分期的重要根据,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政治事件的历程,更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被收入《全唐诗》的南诏王骠信的汉语文诗歌《星回节》。但是,还可以进一步结合彝族历史文化的进程进行断代。例如蜀汉时期彝族地方首领已经接受王朝封赐建立方国进行统治,[4]同时彝族母语文学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已经产生,[5]这在文学史上无疑是重大事件,可以考虑对其进行断代。又如清朝初年在彝族地区进行的大范围的“改土归流”、“改土设流”事件对彝族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必定造成彝族传统文学的转轨和转型,甚至对运用母语进行创作都是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的,因此,这一时期作为文学史的断代亦具有其必要的关键节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