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论文范文1
一、和谐社会管理的要素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社会管理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环节。整体来看，社会管理是通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之间排列与组合，实现组织与团体既定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谐社会管理是以和谐为内在要求的社会管理方式。具体来看，和谐社会管理包括了两方面。和谐社会管理的核心在于和谐理念。与动物作为一种种属的存在相比较，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物，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为此，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支配，具有强烈的被动性。但是，作为有自觉精神与意识的存在物，人能够通过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于其中规律的把握，实现自身的意志，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是说，人们通过真善美这三个环节，能够实现对于世界与运动规律的把握，也能够实现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的认识，更能够在主观能动性的指导下，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的改造，进而，推进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为此，对于一个人类群体而言，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对于具体的、实践的人而言，具有什么样的理念，秉持什么样的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引导作用。从社会管理实践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人性假设，不同的社会管理理念，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管理实践和效果。在社会管理中，自觉坚持和谐理念，不断培育和谐理念，注重和谐理念，才能够推进社会管理实践的和谐方向发展，推进社会管理的和谐性。和谐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和谐方式。现实的、社会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组织之中。为此，现实的人是组织化的人。但是，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采用什么样社会管理方式，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历史性。奴隶制社会所遵循的是“强制性”的社会管理，皮鞭与棍棒是实现社会管理所借助的手段。封建社会所采用的是地租形式的剥削方式。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发展。与机器化大生产相联系，采用的是“以物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关注的是效率，采用的是“机器化”的社会管理方式。泰罗、法约尔等社会管理学学者所积极倡导的科学社会管理理论，是与组织理论相伴而生的。为此，他们的社会管理理论，也是组织理论的先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霍桑试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人本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柔性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终结》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场影响深远的组织转型已经开始了。这种转型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即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管理不能使人们开放自己的心灵及放松自己的精神。这场革命正在试图将僵化的、静止的、独裁的、胁迫的官僚结构，转化为灵活的、逐渐演进的、民主的、合作的和自我社会管理的合作之网。”[1]从发展历程看，与社会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社会管理实践经历了从强制到柔性的发展过程。所谓和谐社会管理，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通过和谐方式来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组织之间和谐，组织与社会之间和谐，最终促进组织良性和谐发展的社会管理。
二、和谐社会管理的效应
作为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管理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协调与组织过程。从整体过程看，社会管理关涉到了社会、组织、个人等三种基本要素。其中，组织是社会管理的载体，也是社会管理活动开展的中介。通过社会管理活动的开始，能够促进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和谐社会管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社会管理能够产生聚变。人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维度。在人与人之间协调的基础上，促进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协调，推进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管理的实质所在。和谐社会管理通过资源的整合和重组，能够有效促进组织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促进组织的优化组合，产生组织的集聚，从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聚变效应，从而，产生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化学中，金刚石与石墨都是由碳分子所构成的。但是，在物理意义上看，两者具有不同的硬度。这是由于碳分子的组合的方式不同，两者内部碳分子的结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物质形态。从人类历史看，人类的努力“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有时由于许多特殊的生产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2]基于不同个体的合力，人们组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平行四边形”的结果。但是，“平行四边形”的具体情形，在于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之间的连接机制。为了不至于出现“零和游戏”，需要借助于这种和谐社会管理。而通过和谐社会管理，能够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各种资源之间的耦合，形成一种正效用，产生一种新的聚变效应。和谐社会管理能够激发创新。和谐社会管理是对人性的弘扬，也是对人性的发展。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3]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在人劳动过程中，通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推进了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运行与发展的绩效。通过和谐社会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组织的活力，激发创新。“共同愿景最简单的说法是‘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正如个人愿景是人们心中或脑海中所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共同愿景也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而使各种不同的活动融汇起来。……人们寻求共同愿景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内心渴望归属于一项重要的任务、事业或使命。”“当人们真正共有愿景时，这个共同的愿望会紧紧将他们结合起来。”
三、和谐社会管理的基点
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管理，需要着眼于人、组织、环境这三个基本环节，通过不断强化其中关键环节，协调三者之间关系，提高社会管理的整体实效，促进社会管理向着更加和谐方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组织的要素，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为此，以人的现实性出发，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管理。“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5]随着现代科技的推动，社会管理实践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但是，人们逐步认识到，“以物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是对于人创造性本质的掩盖为前提的。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社会管理理念。学者汤姆·彼得斯在对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进行评论的时候提出，“理性主义的那套方法把本应是生动活泼形式中的活生生的成分给抽象掉了。……在我们看来，老的理性是与泰罗的科学社会管理学派一脉相通的，他们已经不是一种有用的学说了。”[6]从“物”到“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对人的重新“发现”，是社会管理思想的“回归”。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尊重人的选择，考虑人的独特性，着眼于人的成长，注重人的价值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一种反对严密的分工和机械式的官僚体制的社会管理理论，从组织与社会管理中现实的个人存在与发展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一致性等发展出发，呼唤对于人的发展的关注。这对于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提出了挑战，也是对于“以人为本”社会管理理念的强调。加强组织建设。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组织建设与发展，能够影响与制约社会管理发展的状况。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管理，需要加强以学习型为内涵的组织建设。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看，“学习”与“组织”是“同构”的。“掌握metanoia的意义，等于掌握‘学习’的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学习也包括心灵的根本转变或运作。然而学习在目前的用法上已经失去了它的核心意义。在日常用语中，学习已经变成吸收知识，或者是获得信息，然而这和真正的学习还有好大一段距离。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此一意义的核心。透过学习，我们重新创造自我。透过学习，我们能够做到从未能做到的事情，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及我们跟它的关系，以及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事实上你我心底都深深地渴望这种真正的学习。这就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对这样的组织而言，单是适应与生存是不能满足它的。组织为适应与生存而学习，虽然是基本而必要的，但必须与开创性的学习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在组织内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4]重视和谐文化。二战后，在美国产业发展，尤其是企业发展基础上，日本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迅速崛起。对于其中秘诀，国际一些著名社会管理学家进行了研究。作为研究结果，人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这就是说，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也是社会的文化实体。推进企业发展，离不开企业社会管理。企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良好的企业社会管理。但是，这种社会管理，不仅仅是从生产、技术、销售、市场、物流等方面物质社会管理，也不单纯是对于员工的社会管理，而是对于始终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其重要影响作用的文化社会管理，是对于企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推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家彼得·德鲁克曾认为，“社会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8]从深层次看，文化对于组织与社会管理的意义，是深远的。著名学者米希尔·兰德曼认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9]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管理，需要积极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因此，在社会管理实践过程中，要注重推进组织文化建设，重视文化的力量，不断增强组织的思想道德基础，培养组织良好的行为规范，促进社会管理和谐发展。弘扬和谐精神。“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2
作者主要介绍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和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作者认为，米德在认得互动之间插入了一个符号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的理论依据；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则对于人际传播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初级群体”理论在“二级传播”理论提出后，被重新发现，并在传播学界获得广泛的重视。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和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1864-1929)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早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他们对于后来被称之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所作的深刻理论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日后传播研究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自从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来我国介绍了他认为的四位奠基者以来，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1]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传播问题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诺总结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姿势对话”和“符号互动”
米德和库利是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者，尽管库利并不曾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际互动上，库利的社会互动理论和米德的社会动作理论，为“符号互动论”提供了一些关键性思想。
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人的互动与动物的互动一样，被认为是出自本能的，米德和他所参与的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超出了本能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提出，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成了“有意义的姿势”，即符号。人类互动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通过无意义的姿势，即记号进行互动，而人类既能通过记号又能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正是符号互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语言则是人类独有的一套十分精致的符号系统。米德的学生布鲁默用“符号互动”一词来总结老师的观点时指出：“‘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寓于这一事实之中，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做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他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做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做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了一个解释过程。”[2]
米德认为，记号只能诱导出某种确定的反应。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记号刺激引出的反应是固定的，即某种刺激一旦出现，必有某种反应出现。而符号则不然。对符号的反应必须由参与这种符号互动的人的解释来确定。对那些把从老鼠或其它动物身上获得的某些发现，作为建立论点的唯一论据，并用这些论据去说明人类世界的行为主义者，米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如果行为主义想对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话，它就必须去考察符号行为的性质。
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一些考察对后来的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符号与它所表达的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对应关系。紧握双拳并不总是表示敌意或愤怒，也许是在鼓励加油。“cat”与“猫”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纯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符号行为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人的传播能力要大大高于其它动物，使得人类传播不只局限于此时此地得直接的感觉经验，而且可以传播时空距离很远的目标和行动。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创造出代表抽象的普遍概念的符号，从而把特定的经验客体看成仅仅是它们被划归其中的抽象概念的实例。因此，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看，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来的传播研究者吸收了上述思想，对符号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甚至认为：“对传播中所使用的符号的研究，对运作于这些符号的规则的研究，以及对符号,规则使用者的研究，构成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在这派学者看来，根本“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3]今天的传播研究中，由于广泛吸收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进展。相比较而言，当年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某些观点可能显得浅显，但不管怎样，是米德提请世人注意这方面问题的，而他的研究为后世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
米德在研究中还指出，在符号互动中，刺激所引出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人们并不是对符号本身直接做出反应，而是对符号背后所表示的意义做出反应，所以，这种反应必定要视参加符号互动的人对符号意义的共同理解而定。如果符号意义能够被参加互动的人共同理解，那么互动就会变得有规则或比较容易；反之，互动只能在低水平上继续下去，但在较高水平上将受到限制，甚至出现混乱或完全中断。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视为特殊的个体，他们都根据自己特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来参与传播关系，来使用和解释符号的话“百分之百的传通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符号的使用和解释往往不同，传播自然就变得困难。
提出符号行为的这一特点，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方法论上，它意味着：人类传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加以精确分析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传播研究中，与科学学派侧重于借助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对传播行为作精确分析不同，人文学派更多的运用哲学、文化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理论对传播行为作定型研究。5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的研究，都开始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主观性、选择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到纽科姆的“ABX模式”，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出“符号互动论”思想的影响。[4]“符号互动论”在符号互动过程中插入了一个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转移的理论依据。在行为主义，尤其是本能心理学的影响下，早期传播研究注重对传播者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是以普遍相同的方式感受刺激，所以传播者如何巧妙的设计刺激内容成了传播研究的关键。关于传播效果的“魔弹理论”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魔弹论”受到质疑后，传播研究开始对接受者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传播效果的各种“影响不一致理论”，如个人差异论、社会分化论等。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播并不是传播者传递意义，而是接受者“引出意义的过程。引出的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
关于“自我”的理论
“自我”是占据米德和库利思想的又一个关键性概念。当人们在自我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自我问题上争论不休时，米德和库利坚持认为自我和社会是一个共同过程的两个部分，是同一事物的集合与分散的不同方面，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不研究自我。反之，研究自我也不能不研究社会。米德和库利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来阐明关于“自我”的理论的，其中许多理论经过一些学者的发展，被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直接吸收和采用。
库利认为：“社会是各个精神自我的交织物。我想象你的思想，特别是你对我的思想的想象，和你所想象的我对你的思想的想象。我在你的思想面前表现我的想法，期望你会在我的思想面前表现你的想法，谁若不能或不愿做到这一点，那他就不懂得如何交往。”[5]正是人际间的交往，使所有个性成为有机的社会整体；反过来，在这种交往中，社会也内化为个性精神。
在库利的思想中，一个人的自我多少还带有某些先天成份，米德则认为，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其中并无先天成份。人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体的我（I）与客体的我（Me）之间的互动过程。
如同思维过程以一种内部对话方式构成一样，自我的基础是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定义或身份的潜在指定，这种潜在指定是通过他人对自身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米德把自我概念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模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扮演”其他一些人的角色，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来看别人所期待他的是什么。儿童在这个阶段，逐渐使自己具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对他有意义的人的地位的能力，从而为符号运作能力和传播能力的进一步获得做必要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能够借助想象来扮演他人的角色，进而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游戏阶段”。游戏的参与者不仅能扮演某一特定的他人角色，而且能够同时承担好几个其它角色，并把这些不同的角色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参加游戏的人必须学会游戏的各种规则。儿童通过这一阶段，把自己与周围的人联系起来，从而开始步入最初的社会单位，并感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这时的儿童，其符号运用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开始了解到一些起码的互动或传播规则，并努力遵守这些规则。由此他们开始跨入人类传播的门坎。第三阶段显然是“游戏”的高级阶段，米德称之为“概念化的他人”（thegeneralizedother）阶段。它的特点是，“概念化的他人”不是和特定的人的期待相联系，而是由一般的期待和标准构成，即人们按照一般非人格的群体角色标准来控制他们的互相行为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互动行为计划。至此，自我溶入社会，社会体现自我，两者互为前提或条件，密不可分。
尽管米德和库利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些分歧，但在下述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获得有关自我的概念，自我概念又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际交往，两者相辅相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方不少传播学著作中都辟专章论述“自我概念”或“自我观”，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选择做什么，选择怎样的行为，选择与谁传播，乃至传播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不得不承认这些观点和论述得益于米德和库利早年的研究。
[page_break]
“初级群体”理论
“初级群体”与“镜中之我”是库利学说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库利的理论中，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并从他人的反应中来获得自我概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概念也不断的延伸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种群体中去。他人对我是面镜子，我对他人也是面镜子。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映照过程中，我们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一过程，在库利看来，是在“初级群体”中开始的。他说：“初级群体在我看来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说它是初级的，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的社会性和理想的基础，亲密交往的结果，从心理上说，是个性融合到一个共同整体之中，这样，至少从许多方面来说人们的自我本身就是群体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许最简单的描述这种整体性的方式，就是说‘我们’（we）。‘我们’包含着某种同感和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了。一个人生活在整体的情感之中，并在这种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标。”[7]从“镜中之我”的观点看，自我不过是由许多个他人组成的群体；从“初级群体”观点看，群众则不过是包含他人在内的自我，了解了这一思想，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传播在库利的理论中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范畴了。他是这样为传播下定义的：“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即头脑中的所有信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递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8]施拉姆对于库利从宏观社会着眼人类传播的思想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传播学概念》一书中引用了库利对传播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发挥。
库利把初级群体视为“人性的托儿所”，“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性不是人生出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9]几十年后，经验主义学者通过对“在被隔离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的研究，才开始不断重复库利的上述观点。[10]库利认为，最基本的初级群体包括家庭、儿童游戏群体、邻里或社区群体，正是在这类群体中，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往开始了解整体的最大利益，产生人类的合作和友谊，培养同情心和情感纽带。库利相信，初级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友谊关系而不是利用关系。这当中，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整体利益。尽管这种群体中也存在竞争、冲突和对立，但这些个人主义的冲动最终会被人们之间的同情和理解，会被保证群体团结的共同感情所缓和或控制。从这一思想出发，库利认为，更大的社会单位（如科层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机构），将依赖于初级群体中人际传播过程所形成的共同感情和观念。在他看来，“一种社会制度不过是公众精神的一种规定的和确立的状态在基本性质上与公众舆论没有什么不同。”[11]但构成社会制度基础的公众舆论和情感并不是每个人的意见和情感的简单相加。公众舆论是社会现实产生的新的层次，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公众舆论是通过人际传播产生的，尽管人们将他们的个别部分贡献给整体的公众精神，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观念又是由对他人的意见和情绪的知觉而塑造的。库利对现代民主社会的设想是，整个社会的公众精神应当和一个初级群体中的群体精神一样具有热情和同情心。当库利利用这一思想来观察现代传播媒介时，得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乐观结论：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那种过去只在初级群体中具有的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传播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成了现实。新的传播媒介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心理上的改造，增长了人类在社会整体中表现自我的人性力量，从而为人类进入更人道的社会和开创道德进步的时代铺开一条道路，“他们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权威、等级和惯例。它们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限的可能性。”可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时，库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疑虑之中。[12]但不管怎样，库利对于现代传播媒介作用的研究与思考是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的
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如果说反应的话，起初对这一理论的反应大多是批评性的。直到40年代末，人们才突然“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可以追溯到两组与传播效果研究密切相关的调查上。一组是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的作者塞缪尔·斯托弗等人的调查研究。另一组是被施拉姆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调查。他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选举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写出来《人民的选择》、《选举》和《个人影响》等论著。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发现了初级群体的忠诚性的重大意义。他们都指出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是通过初级群体中的关系的影响尔得以发生的。这样，以“魔弹论”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的直接影响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研究者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发现，大众传播的信息是通过两个基本阶段传递的：第一，从媒介传到经常收看收听大众传播媒介、消息比较灵通的所谓“意见领袖”;第二，从这些“意见领袖”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给那些不那么直接接触媒介、依靠他人得到信息的人。社会上许多人都是这样获取信息的。这一传播过程理论后来被称为“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并不是在库利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但却促成了库利思想的重新发现。从此，库利的许多思想逐渐受到传播研究的重视。美国学者切特罗姆这样评价道：“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作出成功尝试的人。多年以后，经验主义学者们回到了库利关于基本团体（即初级群体，引者注）的主张上，他们发现，家庭、朋友、游戏伙伴及相同地位者的团体的社会内容，与一度广泛流行的现代媒介模式不相符，这种模式会直接而粗暴的干涉被动的个人。今天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尚未被很好的了解，而库利是第一个为探索它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13]
结语
一、米德和库利的主要理论都与人类传播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人类传播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其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
二、从传播研究的发展情况看，米德和库利的许多理论贡献越来越引起西方传播作者的关注。一方面，米德和库利一些关键思想总结而来的“符号互动论”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另一方面，米德和库利关于传播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包括科学学派在内的许多传播学者所广泛引用；另外，后来的社会学家也在米德和库利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其中许多分支理论，如“情境理论”、“标签理论”、“本土方法论”、“拟剧理论”等，又被传播研究广泛吸收，从而大大丰富了传播研究。
三、从研究方法看，米德和库利可以划入人文学派，尤其是库利，他们曾被后世经验主义学者嘲笑为“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然而正是他们的一些思想，被那些热衷于实地调查和实验研究学者们“重新发现”并津津乐道。这一事实本是对长期偏重于科学方法的传播研究无疑是个提醒，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不过是人类在追求真理道路上向前迈步的左右腿，彼此不可偏废。
四、综上所述，施拉姆将米德和库利之后的四位学者视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多少有些欠公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时，其研究重点在大众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上，施拉姆提到的四位学者还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政治学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传播学的影响似乎要来的更直接、更具体些。（二）传播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比较注重实地的调查、内容分析和实验研究等科学方法到了施拉姆着手做“集大成”的工作时，传播学中的科学学派、行为主义仍占据上风，起码拉斯韦尔等四位学者在传播效果研究中采用的时实验、调查等科学方法。（三）从施拉姆本人看，他对自然科学相对要陌生的多，面对传播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流行的学术氛围，他不得不对这一学派的学者及其研究情况给予特别的关注。
[1]①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台〕三民书局，15页
[2]①见〔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本，178页、138～147页
[3]②齐瑞《关于人类传播》，载《传播研究文选》1985年英文版，3～9页，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
[4]①参阅《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26～34页
[5]②库利《生活和学者》，纽约1927年英文版，201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
[6]①T·k·Camble、CommunicationWorks，NewYork，RandomHouse，1984，32～33
[7]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29年英文版，23页、313页，转引自《社会学理论》
[8]①见〔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译本，106页、106～109页、110页
[9]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62年英文版，30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
[10]③同61页①
[11]④同63页②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3
社会管理在我们国家包含着若干复杂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政治学体系中社会管理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进行适当的利益平衡。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管理则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有效统治、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处理，国家对社会角色的有效分配等。在行政管理学中，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则是强化行政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强化政府行政职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等。也许社会管理的诸种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必须回归到法治中来。我们允许学术上有关社会管理理念的多元化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赋予社会管理理念不确定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通过提炼和强化使社会管理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相融合，使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念。
2以行政执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3以行政执法设计和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4
成立相应防雷管理机构，将防雷社会管理职能划归市局防雷办，将防雷执法工作划归市局执法大队，市局法规科负责综合协调和执法监督。按照政事企分开的原则，明确防雷行政管理、防雷技术服务和防雷市场经营等三种不同性质机构的工作职责，并严格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防雷行政管理机构和防雷技术服务机构实行办公场所、人员、账户、印章、机构五分离，从事防雷技术服务的人员不得同时从事行政执法、许可工作。
2加强宣传，进一步营造良好的防雷政策环境
加大对政府部门的宣传力度，争取各级政府发文加强防雷减灾工作，并将防雷减灾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考核，建立良好的防雷减灾政策环境。通过各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雷电灾害案例，及时公布雷击灾害分析报告，提高公众对雷击灾害的认识，并进一步承担起普及防雷知识，唤起全民防雷意识的社会责任，以社会舆论力量监督防雷安全。通过法律法规规章的正面宣传，通过行政处罚案例宣传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通过雷电灾害案例警示防雷减灾工作的重要性，积极营造有利于行使防雷社会管理的良好社会氛围。
3加强部门联动，从源头上把关防雷安全
将防雷行政许可工作纳入当地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并联审批，使防雷审批与建设、规划、消防、环保等行政审批捆绑、并联、同步实施，各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在项目立项论证、选址、勘察设计的同时，必须认真做好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工作，各设计单位根据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做好新建项目的防雷电装置设计，坚持防雷设施与工程项目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的“三同时”制度，防雷设计未经气象部门验收合格的工程项目，不得通过项目总体验收，不得投入使用。加强防雷工程的监管，严禁无资质或者超出资质许可范围承担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或者施工，未经核准的防雷工程和未备案的防雷产品，防雷检测机构不得接受检测申请。
4进一步规范防雷技术服务
要求防雷技术服务机构不断提升科技含量和服务质量，建立服务承诺、首问负责、失职追究等规章制度，规范工作流程，服务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建立统一的防雷综合管理和技术服务平台，开展雷电预警业务，建立与政府、安委会成员单位、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的信息互通机制，实现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加强科研攻关，切实增强防雷技术服务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一步规范雷击风险评估工作，要求未通过雷评业务能力确认机构从事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活动的，其评估报告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一律不予审查确认，没有经过评审确认的雷评报告，不予办理防雷核准手续。
5加强防雷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执法效能
充实防雷行政管理人员，市级气象主管机构从事防雷行政管理人员应达到8人以上，其中专职执法人员3人以上，兼职执法人员若干，各县局专兼职2人以上。分区域组建3个执法分队，从各县局执法人员中抽调，实行集中办公，交叉执法，每年到各县进行集中执法不少于1个月，解决县局执法难的问题。聘请法律顾问，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注重与法院行政庭、执行局互动交流，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强化防雷执法工作绩效考核，提高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保障执法效能。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执行“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的规定，不断完善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做到依法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6完善防雷社会管理模式
坚持防雷监管和依法行政工作常态化。防雷监管的对象具有分散性和多样性特点，监管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目前在人力、物力很难保障的情况下，要求被监管单位建立防雷安全员制度，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防雷协管员队伍。对新建项目采取事前检查、施工中督办、竣工实地审查认可的管理模式进行监管。建立防雷监管检查与执法会商制度，对所有防雷违法违规举报信息，由分管局领导组织法规科、防雷办、执法大队采取会商的方式，通过会议商讨启用监管检查或执法程序，有效化解违法单位的抵触情绪，合理规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提高工作效能。
7重视农村防雷管理工作
做好农村防雷管理工作：一是要对农民加强防雷避险知识的宣传普及，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和乡村气息信息员的作用，增强农民自建房屋安装防雷设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升农民的防雷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二是防雷技术服务机构要主动为农村建筑物防雷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充分发挥好农村防雷示范工程的示范效应，要把地处山顶、河塘边、山谷风口和位于旷野孤立的建（构）筑物作为农村防雷的重点，对于突出屋面的天线、太阳能热水器、金属水箱等设施要安装可靠的避雷装置；三是气象部门要与电力、通信、广电等有关部门联手，重点做好农村通讯信号系统、有线电视、电力设施和线路的综合防雷设施建设。制定《安康市气象部门防雷技术服务客户评价和服务回访办法》和《安康市气象部门防雷技术服务收费若干规定》，要求防雷技术服务机构严格执行收费标准及收费减免规定，收费按照层级进行审批，当服务项目完成，服务对象领取技术报告时，提请服务对象填写《防雷技术服务客户意见征询表》，征询率要求达到100％，有不满意事项的，服务机构应在接到意见后7个工作日内上门走访，对走访中反映的问题，应当及时组织查处，并向服务对象反馈查处情况，查处率和反馈率要求达到100％。市县气象主管机构加强对客户评价回访工作的监管指导，满意率将作为对防雷服务机构及其人员考核、评优的重要指标。
8结语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5
1.1社会保险费征缴不全面、不积极、不主动由于社保基金的缴纳涉及个人、单位、国家等不同主体，且不同主体对社会保险的认知程度不一样，直接导致社保基金的征缴不主动、不全面、不积极。有的企事业单位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补充，国家负担社会保险的大部分费用，小部分由个人承担，而有的单位则由单位和个人按比例共同承担，一般由单位负责大部分费用，而保险无法给单位尤其是企业带来直接的效益，因此有的企业为了少缴和欠缴社会保险费用，就通过伪造变造文件、篡改数据、更改财务报表等方式减少社保基金缴纳，甚至有的企业和职工根本没有被纳入征缴范围，这样不仅不利于社保基金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也损害了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
1.2社保基金监管不到位，信息公开不透明社保基金的监管涉及人社、财政、审计等多部门。一直以来，财政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督，重心都放在对存入财政专户的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上，而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征收、支付环节则疏于监管，也无力监管；其次，财政部门直接参与对社保基金的日常管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丧失了原有的监督地位的独立性，影响了监管的客观、公正。审计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多为事后审计，缺乏事前、事中监督。现行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虽然要求社保经办机构和缴费单位应每年公布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接受社会和职工监督，但对文件公布的范围、指标和方式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多数情况是职工往往需要主动查询，才能了解个人保险相关信息，直接导致保险信息不透明。
1.3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安全管理存在盲区社保基金开设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三个银行账户，各账户都存在相当数量的活期存款，又不能相互调剂、统一使用，无疑增加了资金使用成本，影响了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不能实现基金的效益最大化。现行相关制度对挤占、挪用社保基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对小额多期挪用仍缺乏制约，社保经办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向财政部门虚列用款计划，恶意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利用支出户来挪用社保基金。另外，基金的支付管理也存在一些漏洞，如养老金存在虚报、冒领现象，医疗保险存在冒名顶替、非支出范围的药品列入报销范围，异地报销费用项目难以审查等。
1.4社会保险管理者及财务人员综合业务素质缺乏目前，社会保险管理者大多是“硬专家”，只精于各自的专业，却未必擅长管理，财务管理意识淡薄，忽视财务管理的作用，没有将财务管理纳入社保基金管理的有效机制中。同时，社保机构的财务人员综合素质偏低，专业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管理观念与创新意识不强，理论基础薄弱，知识结构老化，工作质量和效益不高。财务人员缺乏、编制不足，在社保业务成倍增长、工作量大的情况下，人才流失严重，补充来源不足，人少事多，不能实现精细化管理等一直困扰着社保机构的财务建设发展。
2完善社保基金财务管理的对策
2.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征缴方法，提高基金征缴率虽然《社会保险法》已经出台，但相关的配套政策却未能及时跟进，社保基金管理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因此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使社保基金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针对社保基金缴纳不积极的现象，在思想上应该加大对企业和个人的宣传力度，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保险的重大作用。在日常工作中，社会保险部门要做到：进行机构调整，尽快实行保险费的集中、统一征缴；要求企业按照规定的日期提供用人情况、工资表、财务报表等资料，并定期进行基金的核算工作，包括基金的数额、参保人数等；确保基金的完整性；加大基金缴纳、监督、检查和处罚的力度。只有将社保基金征缴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才能扩大征缴面，提高征缴率，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
2.2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和审计，实现社保基金的信息公开人社、财政和审计部门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加强沟通和合作，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共同构建社保基金监管的有效机制。对财政专户的资金支出，应在银行环节设置“双控”程序，既不允许人社部门单方面决定支出，也不允许其他部门单独决定资金去向。由于社保基金数额大，周转速度快，在管理上要建立内部控制、内部稽核、内部审计制度，同时完善定期的外部审计制度，确保基金的安全和完整。另外，应通过媒体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年度报告，将基金征收支付政策、欠费单位及金额、基金结余情况等涉及公众普遍关心关注的重要事项，接受社会的监督，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2.3拓宽基金的保值增值渠道，完善基金安全管理在保证基金正常支付的情况下，人社和财政、金融部门应加强协作与联系，统筹安排，保证基金最大程度的增值。为此需要尽快发行适合社保基金购买的票面利率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定向特种国债，不断扩大证券型的投资规模，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基础上选择投资回报高的项目，实现基金的效益最大化。在基金安全管理方面，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如对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减变动和缴费基数实行网上申报、社保基金网银划款、个人缴费银联刷卡等方式，彻底杜绝社会保险经办人员直接接触现金，同时通过公示、稽核、责任倒查等途径完善管理薄弱环节，认真整改，堵塞漏洞，有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确保基金安全。
2.4提高社会保险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提升财务管理水平首先要建立领导责任制，社保机构主要领导是财务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既是广大投保人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政府职能的管理者，因此需要既懂管理，又要了解财务的相关政策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建立会计主管人员、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职责，把财务制度落实到各级层面、各个岗位；三是着力财务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培训，不断更新知识，加强职业道德和能力培养，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为社保基金的管理保驾护航。
3总结
社会管理论文范文6
（一）基层社会管理的新趋向。
基层社会管理的新趋向，主要体现在：从重行政手段到重法治手段转变；从重个人权威到重法治权威转变。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将社会管理创新工程纳入“法治国家建设”这一大的系统工程，这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管理实践不断推进的同时，国家层面的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各地由于省情、市情不同，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与矛盾以及所要达成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这需要通过地方立法探索，对已有的国家立法进行细化以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将经过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所探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或制度，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保障和巩固创新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提供规范依据。
（二）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挑战的分析。
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对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大环境下，社会管理应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同时，现代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信息化和网络化，采用多种社会管理方式和方法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以监管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也应转变为服务、引导和监管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二、法治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意义
（一）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党的十对我国的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因此，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好坏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二）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是维护百姓合法权益的需要。
这是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要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目标，在于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关注民生、惠及民利、维护民权、保障民安上做文章，以服务促管理，让群众更多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本身的需要。
法治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了合法性、强制性、操作性、反复性。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依据宪法、法律和有关规章进行管理，使管理的程序、主体、依据等都在法的框架下运行，那么也就得到法的保障。既然这种社会管理制度有了法制化，那么同时也就有了法的必然特征。这种特性使社会管理创新有了强制性、可操作性和制度的反复使用性。
三、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
当前面对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结合国外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做法，要求政府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并要通过法治予以规范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
（一）强化政府服务职能。
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我国的公共需求正处于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突出，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转变服务职能，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用以解决每一独立的市场主体所不能解决的公共问题，包括公共政策、公共设施、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保证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协调。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要求基层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社会需求会日益强烈，如果基层政府还把主要精力和财力用在经济建设上，而不是用在提供公共服务上，不但不能推动社会的继续进步，以前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果都有可能毁于一旦。需要注意的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而是要确保党委和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到位。要结合社会管理创新，加快体制改革，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清除体制障碍。
（二）建立公民有效参与机制。
第一，拓宽民意征集渠道，建立矛盾发现机制。在基层社会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频繁的交往中会涉及到利益平衡问题，总会有一方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管理的公共目标。但现实中，不少管理者更多利用自身的管理者身份和强制行政权力，不重视矛盾的协调与利益的平衡，偏重强势开展管理工作，从而导致矛盾激化。因此，要积极拓宽民意征集渠道和建立矛盾发现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协调作用；第二，总结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构建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在基层社会管理过程中，正确解决矛盾纠纷日渐增多的问题，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构建矛盾解决机制，注重回归源头，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寻求用群众智慧解决矛盾纠纷的力量和源泉，积极摸索和谐化解矛盾纠纷，发挥基层社会组织解决矛盾的重要作用。同时，保证公民的有效参与须做到以下三点：处理好公民参与的政治性与科学性关系；保障公民参与实质与形式的统一；探索有效保障公民参与低成本与持续性的机制。
（三）发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
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构建“两新”组织服务体系。一是以党建促“两新”组织发展，通过创新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保障“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合力；通过单建式、联建式、挂靠式、行业式、选派式等不同方式设立党组织，为“两新”组织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二是以“综治帮建”促“两新”组织发展，员工人数在50人以上的设置综治机构，50人以下的设综治员；将规模较大的“两新”组织纳入属地综合治理格局。为此，国家有必要通过法律，开放社会自治空间，如开放社区范围、公益范围、专业领域范围管理事务，并制定社会自治的制度框架，从法律、道德、行规、习俗等方面保障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实现。
（四）支持政协参政议政功能。
构建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民主参与和民主协商机制，以利于充分反映民意、沟通情况、联系感情、相互理解。要充分发挥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参与、参政议政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建立健全参与政府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和协商机制，行政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协商机制，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协商机制；要创新包括听证会、议事会、讨论会、谈话会、网络互动等在内的民主参与、民主协商的有效形式。同时，建立人大代表到选区听取群众意见制度，拓宽人大代表知情知政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并认真实施政治协商规程，确保协商程序得到尊重、成果得到落实。
（五）推动司法职权化社会管理职能。
司法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最后救济途径，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是法律调整的最终阶段，也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紧紧围绕实现社会公正，司法机关要切实做到严格公正廉洁为民司法，理性、文明、规范司法，司法水平和公信力不断提高。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各项部署，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使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更加健全。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坚持遵循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法治原则，进一步强化司法的正义性，切实加强对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的查处、审判、执行和宣教工作，注重将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与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将情、理、法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司法的对抗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的和谐度。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社会管理法律实施的监督检查，保证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依法监督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促进执法、司法机关提高，运用法律手段协调解决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水平，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