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艺术哲学；服装品牌；广告
一、艺术哲学
关于艺术哲学，研究者对其所界定的概念不一，不过从总的意思来看又有着统一的“说法”。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者民族，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哲学。这话说得很深刻，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力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没有哲学的民族是注定不会有远大前途的。
艺术是人的知识、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特殊产物，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表现。
哲学是艺术的根本思维基础，艺术较之哲学具有更广阔的表现手段和方式，所以，哲学意识决定了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审美趣味，而艺术形式反过来又影响着哲学的发展。而在于哲学借助于文字语言为中介，艺术则不完全是这样。哲学的陈述不外乎一系列文字语言符号的变换过程，所用语言不明确就意味着推理的模糊和松散。通过文字语言的中介，哲学力求使情感概念化、明确化，于是情感在哲学中变成了思想，感性动力在哲学中凝固为理性结构，但艺术则不一定要依赖文字语言这个中介。
哲学通过艺术的手段展示，就有动人心魄的吸引力；艺术包含强烈的哲学反思，自会增添绚丽悠长的光彩。
二、服装品牌与广告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有了很大的改善。“穿衣只为生理需求”的时代早已过去，服装消费已上升为精神文化价值的消费。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而言，本着创百年品牌姿态的服装企业在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服装品牌的竞争日益激烈。新时代的发展使服装企业以服装产品的功用为主要卖点的现象已经“过时”。服装品牌的广告作为一种长期被企业青睐的宣传方式一直没被冷落。新的服装现代广告已是人们生活中衣食住行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现代人在购买服装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那些有广告、有品牌的产品，感觉这些产品比较可靠，有保障，甚至可言穿衣穿的是一种品味。
服装品牌广告的主要作用在于传达品牌文化价值和品牌形象,通常出现在时尚杂志、影视媒体以及户外广告等载体上,色彩丰富,制作精良,视觉表现力强。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服装品牌广告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服装品牌广告基调必须与服装品牌理念相协调，为了清晰地传达特定的品牌理念,一方面需在广告中突出品牌标志和广告语,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相对固定的广告色彩特征。其中广告色彩应用中首先需要巧妙地强调标准色,可以在图像中占据相对固定的位置和比例,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广告画面主体及背景的色彩关系可以具有固定特征,与其竞争品牌保持一定差异。
三、关于服装品牌广告的艺术哲学思考
丹纳是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他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两大理论：一是“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二是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即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前者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后者则强调了艺术批评的客观性。
他以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因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认为在三个因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
品牌是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特别是进入商品经济以后，服装品牌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服装企业主开始打品牌之战以占领更广阔的市场，其中服装品牌广告就是最重要的品牌文化宣传方式之一。服装品牌是因消费者而存在的，所以广告也是面向消费者的。服装品牌广告的文化传达方式同时是受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影响的。从有关于东西方或国内外广告的比较研究来看，因创作主体不同即民族不同，服装广告所表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会有显著的差别。西方的服装广告偏重于用视觉冲击力来达到宣传文化的效果，比较侧重于直观性的表达。我国的广告偏重于利用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比较侧重意境的表现方式。在时代方面，相对同一个国家而言，广告的文化宣传有从服装的功用到服装审美以及服装所代表的精神价值的趋势，到现在注重服装品牌的文化内涵的广告已经越来越受到服装消费者的认同。所以不论是从时代的角度还是从环境的角度，服装品牌广告的发展还是与服装消费者这一服装品牌广告外在的环境核心因素有密切关系的，可以说服装品牌广告各方面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服装消费者为准绳的。
同时丹纳还认为，艺术批评不是随意的、主观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他提出来的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即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若将丹纳的三个尺度与服装品牌广告结合理解，那么这三个尺度应该是服装品牌广告表现服装或服装品牌文化特征的重要程度、服装品牌广告所具有的有益程度、服装品牌广告效果的集中程度。需要首先理解他的“特征”概念。在丹纳看来，艺术家因突出主要的特征要删去那些遮掩到主要特征的东西，重点表现的是具有主要特征的东西。因而，服装品牌广告的目的是要表现服装品牌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来宣传品牌的重要的观念，就是要与其他的服装品牌相区别以让消费目标群长期记住并接受。
“特征重要的程度”在丹纳看来，最稳固、最接近本质的东西，则是种族的特征，因为种族这一因素深刻而持久。所以，深刻而持久的特征对于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服装品牌广告这一方面来言，广告要有个整体的突出特征，广告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为这个主旋律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这个突出特征又受到广告主要宣传对象的制约，服装品牌广告设计师在设计广告前所做的第一步并且必须要做的是要了解广告受众的文化背景、爱好、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所以正如丹纳所说，种族特征是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换句话说，服装品牌广告的文化特征的确定是定位于消费者的，正是消费者消费文化状态的一种外在表现。
“特征有益的程度”则是指艺术所包含的道德教育作用。用丹纳的话说，就是艺术价值在于，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现有害的特征的作品。服装品牌广告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传达的文化在得到目标消费群认同的同时又有着引导作用。一般而言，好的广告不仅让目标消费群乐意接受，还要引导受众的价值观审美观向好的方向发展，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效果集中的程度”是指艺术作品各个方面的元素通力合作去表现特征的程度。因为只有把元素所有的效果集中的时候，特征的形象才格外显著。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效果的集中主要表现在人物、情节、风格三者之间要保持平衡、和谐配置。服装品牌广告是展示服装品牌理念的一种宣传方式。所涉及的人物、情节以及所表现的风
格必须与服装品牌的文化相一致，而且三者又要相互和谐统一来共同塑造服装品牌的鲜明形象。
随着一些经济的高速发展,服装供应日趋丰富,国际贸易交流日益活跃。消费者对忠于服装的品牌形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面对当下服装消费品特别是高级奢侈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服装品牌企业一直将服装品牌形象广告宣传作为向消费者展示品牌形象以达到刺激消费为目的的主要手段。这样,企业的文化渗入消费者的心目中,出现了有关“服装品牌个性形象”的说法。
四、结语
丹纳关于艺术哲学的阐述使我对服装品牌广告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他的艺术哲学观念中可以总结出服装品牌广告分为三个元素，即服装品牌目标消费群、目标消费群所处的时代以及目标消费群的审美大环境。从这可以看出，服装品牌广告只是品牌文化的一种宣传方式，是为服装品牌服务的，关于它方方面面的定位是与目标消费群密切联系的。同时评价服装品牌广告的标准在一定程度而言又是客观的，即以品牌文化为基础的服装品牌广告是否具有鲜明突出的特征，是否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以及是否能使自身内部的人物、情节、风格有效和谐统一起来。
从丹纳的理论阐述中明显得出什么样的艺术品才是好的，所以同时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服装品牌广告是成功的。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服装品牌广告必须具有鲜明突出的特征也就是说广告的内容风格必须得到目标消费群的关注和认可，社会效应是好的，利于服装的销售和服装品牌文化理念的正面传播。服装品牌广告的宣传效果能够提升目标消费群的素质水平已达到社会的进步。服装品牌广告自身的各个元素必须和谐统一以共同实现广告宣传的效果。
艺术哲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艺术的终结；剥夺；艺术史；艺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016-03
1986年，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阿瑟・丹托《哲学对艺术的剥夺》文集问世，其中《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后简称《剥夺》）与《艺术的终结》（后简称《终结》）两篇论文备受关注。前者追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历史，企图从本体论上赋予艺术身份，进而把艺术与哲学分别解放出来；后者则通过对以往艺术史模式的否定，重新处理艺术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让艺术获得真正的解放。两篇文章，不仅是丹托早期“艺术界”思想的投射，也为日后极简主义的艺术定义铺平道路。本文力图发现《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与《艺术终结》间的必然联系，由此追踪丹托早期艺术哲学发展思路。
一、哲学对艺术的剥夺
――艺术哲学产生的必然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通过“模仿说”把艺术定义为无用之物，从而置于体系之外。丹托对此深有体会，直接谈到“艺术史就是压制艺术的历史”［1］（P4）。《剥夺》就是围绕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艺术长期以来的处境是由哲学给其指派身份［1］（P13）。为了清楚地展示艺术与哲学这种古老而又复杂的关系，一种“类似精神与肉体间的关系”［1］（P5），丹托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一剥夺理论做了考古学的研究。
在丹托看来，作为政治家的柏拉图，其艺术理论就是他的哲学，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而压制史正是来自其艺术理论。丹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以来的哲学都是替柏拉图遗嘱添加的附言，哲学本身就是对艺术的剥夺［1］（P8）。柏拉图对艺术的抨击基于两方面：首先，依照“理式”论，他认为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同真理相隔两层，以“影子说”建构了一种排除艺术的本体论。其次，就是用理性解释艺术，通过把艺术看做是与哲学相似的东西从而赋予艺术以合法地位。而这两方面使得艺术要么从本体上被排除，要么成为变形的哲学，自始至终没有独立地位。到了康德，对艺术的态度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然而，这种思想依旧是来自柏拉图，在选择对“形式”赞美与关注时，艺术由于无功利性，而不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从而离开有用领域，远离了人们的关注，从而在整个体系中被中立。之后，叔本华还是继承了康德，认为艺术不会影响世界秩序，艺术仅仅成为了一种把人们带向自由乌托邦的精神鸦片。甚至到了今天的迪基，艺术也只是被动地等待阐释的对象，它本身没有一种哲学自觉性。
通过这种追踪，丹托让我们确信的是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在给艺术指派哲学身份，而哲学最终并不是要处理艺术事物，因此，艺术史就是艺术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历史。据此，艺术、生活与美事实上被隔开了，自柏拉图以来诸如艺术定义的艺术理论，都是服务于某种政治意图，通过揭示艺术在形而上层面的缺陷，从而取消艺术在本体论上的合法地位。而黑格尔的做法则是以认识论为中心，设想精神的发展经过了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阶段，其中艺术是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最终的目标是走向哲学，实现哲学对艺术的取代，是另一种柏拉图对艺术哲学接管的翻版。黑格尔认为“历史的终结”是精神实现了对其精神身份的了解［1］（P18），是对意识的意识，而艺术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于让哲学成为了可能［1］（P18）。
丹托认为杜尚的《泉》正好吻合黑格尔的这种思想，在那里艺术成为了形式生动的哲学［1］（P18），它不是靠某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实现了对其哲学本质的揭示，所以艺术的使命得以完成，它让哲学来接管它自己提出的问题，艺术最终将获得的实现和成果就是艺术哲学。丹托意识到艺术哲学所依据的依旧是属于柏拉图的艺术取代哲学，“艺术的终结”是因为艺术对历史有了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是成为了艺术自身性质的一部分，所以艺术不可避免成为哲学。现阶段，艺术已经被哲学渗透了。丹托再次机警地利用了柏拉图的短暂化策略实现对艺术的辩护：既然传统的“艺术哲学史”是通过或者替代艺术，去除艺术的危险性进而服务某种政治意图；那么，批判艺术无用的哲学，自己也深陷两难的境地，因为短暂化策略试图将哲学强加到艺术之上，从而取消艺术，其最终会质疑哲学本身。而通过本体论上对艺术的恢复，也是可以治愈哲学的。
丹托从艺术界自身来考察艺术的“接管”，暗示着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自身被压迫的帮凶。其目的是为了重新评估艺术的潜力和提出“艺术为何”的本质。艺术史因此可以被解读为艺术逐渐变形为哲学的历史，这一过程伴随着艺术提出它自身本质的哲学问题而结束。需要注意的是，丹托敏锐地察觉到尽管艺术被哲学渗透，然而将艺术视为变形的哲学却是对黑格尔的巨大反讽。所以，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艺术卸下艺术哲学的重担，转向一种自由的存在，而这在《艺术的终结》中得以继续进行。
二、艺术史――艺术终结的必然
在《终结》前言中，丹托给出一个重要的提示即“艺术史模式”代表了一种剥夺“艺术权利”的形式［1］（P92） 。因而，陈述“艺术的终结”必须同“艺术史模式”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其具体的论证也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艺术的终结”来自于丹托所归纳的两种艺术史模式，它们分别是再现的艺术史和表现论的艺术史，代表是艺术被剥夺的两种形式，但也让艺术哲学成为可能。对此，丹托明确分析了这两种模式的局限，丹托认为现阶段艺术发展的现状是符合黑格尔的体系理论的，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反思的，它自身的性质也是它自己的主要难题之一，因此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得艺术哲学成为可能和重要了［1］（P125），而理论本身也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这个历史阶段完成的重要性也正在于艺术提出了关于自身的哲学问题，但不能回答；而哲学虽然能够回答，但它必须依靠艺术来提出这个问题。既然“艺术哲学”已经产生了，那么丹托所谓的后历史时期艺术创作者的目的就不再是创作历史重要性或者意义［1］（P126）， 因为历史本身已经结束了。
其次，“艺术的终结”的目标不是让哲学取代艺术，而是艺术的一种自由实现。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精神的成长模式，丹托认为历史的终结在于黑格尔所说的关于绝对知识的出现时相重合的，艺术家的努力就是为哲学铺平了道路，把关于自身定义的任务交给哲学，这其实正是对其自身的一种解放。在这里，丹托表现出他的黑格尔的倾向，后者认为艺术因为理论而拥有光亮的价值，从而消除主客体间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不用承担受制于历史所要承担的精神任务，可以追求任何风格或形式，标志着一个多元主义时代的到来。最终，艺术的目的远离了历史的范围。“艺术的终结”在很大程度符合黑格尔的关于生活在最高阶段的人的历史解释。但是丹托对此有了更正，认为历史已经变成哲学，并且让艺术继续。显然艺术的终结不是艺术创作已经停止，而是艺术依据某种风格定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历史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是不一样的。丹托为了阐明艺术不是停止而是终结，把艺术看做是进入了一种自我意识，再次成为自己的哲学。但是对后历史时代艺术的“多元主义”模式，丹托没有明确的构想，造成暧昧的态度。
简言之，艺术的终结就是艺术通过提出自身的哲学问题，打破了以往的艺术史模式，达到一种黑格尔式的认知上的进步。
三、艺术的剥夺与终结――艺术的自由之路
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 “艺术的终结”是“哲学对艺术剥夺”论题的继续与扩充，二者共同构建其丹托早期的艺术哲学。
首先，两篇文章围绕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分别从本体论和认识论高度加以讨论，深化丹托对艺术的本质指向。在《剥夺》中，丹托利用了柏拉图的抨击形式，展现了艺术模仿理论利用短暂化的策略把艺术从人们的生活中被区分开来，使之成为了无用与没有危险的东西；不过，哲学在把艺术当成是一个经验而不是本质主义问题时，哲学自身也被解除了本体论上的意义，成为无用的东西，进而动摇了自身的基础。“艺术的终结”也就是艺术哲学的实现。继续表现在《终结》中，丹托勾勒出再现的艺术史和表现艺术史的模式，意识到艺术有历史，但它不是艺术的本质，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能够成为艺术普遍定义的东西只能是依靠某种认识论上的东西，即回到黑格尔那里。根据黑格尔，当精神实现自我的意识，哲学的内在化主体就是精神在艺术形式的历史演变中的内在运动。艺术形式中的精神内在运动伴随着精神外在理想形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沃霍尔那里丹托视为达到顶点。黑格尔关于艺术品精神内部运动的观点同丹托的艺术哲学互相渗透的内在化观点实现了重合。
其次，两篇文章围绕“历史”话题，从艺术哲学和艺术史高度，确认丹托早期关于艺术的历史主义倾向。因为“艺术的终结”丹托被误解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关于艺术的论述他是不同于黑格尔的，尽管其理论体现出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丹托与黑格尔的最大不同在于，作为实质的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是指向某种目的；而丹托是重返分析哲学，认为历史精神并没有消失，历史仍旧继续，艺术没有并入哲学，艺术成为哲学只是片刻与瞬间。《剥夺》中，描绘出艺术被剥夺压迫的历史，直到《泉》的出现，唤醒了艺术的内在自觉性，终结了以往的历史界定。其之前的现代主义又被格林伯格拔高为一种自我定义，认为艺术能实现定义自身，但是在朝向自我批判的进程中，艺术的内容依旧是附属于哲学的［2］。所以，现代主义思潮仍旧保持与之前历史的连续性，不能发现自身本质。正是自觉意识让艺术走向终结，不再承担实质的历史哲学的重担。在艺术把自己从以往哲学的要求中解放出来之后，它就存在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历史之中。这里，丹托与柏拉图的不同在于将艺术同历史结合起来，重视一种历史与过程；同时也放弃了黑格尔的目的论式的预测。
发展到《终结》，丹托把“艺术的终结”推向了艺术史的维度，否定了两种艺术史模式，试图建构一种黑格尔式的认知的艺术史模式。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理性的，历史终结于理性的自我认识或者让哲学通过历史的实现达到目标。艺术是通过它自身诉诸美感或者是较少“直觉”和“想象”的方式加以实现。艺术是认识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因此，黑格尔承认艺术在宗教、哲学之前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艺术通过反思自我而走向终结，艺术哲学正是其终结形式。但是，丹托的模式跟黑格尔不同：他不是让精神成为艺术的主角，而是艺术自身自始至终是自己的主角。因此，艺术与历史就是一种外在关系，“艺术的终结”不再是艺术创作的停止。
两篇文章，前者考察了艺术与哲学的古老关系，从本体论出发，得出艺术哲学存在必然性的结论；后者勾勒艺术史的发展模式，从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观出发，得出艺术终结的必然性的结论。丹托艺术哲学的思路一目了然：艺术史一直在等待艺术哲学，艺术的终结在于认知的需要。这正是丹托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思想纠缠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艺术哲学论文范文3
长期以来，由于艺术理论过多地依附在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门下，以致其自身的独特性被消解或遮蔽。受此影响，大多数艺术理论著述往往侧重于思想史或理论史的逻辑演绎和体系建构，艺术实践和艺术经验往往在这一过程中被稀释蒸发，进而导致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以及艺术经验的断裂阻隔。因此，研究艺术理论的人缺少艺术实践经验，其理论多沦为体系或概念自身的抽象演绎;而从事艺术实践创作的人往往不屑于光顾理论，视理论为空洞的说辞。
美国艺术史家罗伯特・威廉姆斯所著《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一书的出版，使上述现象得以改变。罗伯特・威廉姆斯长期从事艺术史研究，擅长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经验融合的视域阐发艺术理论的诸多问题，表现出与其他艺术理论著作不同的独特魅力。该书将艺术理论与艺术史、艺术实践、艺术经验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既摆脱了以往艺术理论的抽象概念化倾向，又将艺术史、艺术实践、艺术经验赋予理论化、观念化的阐释表达，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艺术史理论著作。
从西方思想传统看，艺术理论的源头离不开古希腊哲学的知识，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哲学思想对艺术理论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罗伯特・威廉姆斯在书中指出：“艺术模仿自然的观念在古代也很常见，而且经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发展，尤其是它暗示的艺术和知识的关系，成为后来关于‘什么是艺术’的思想的决定性因素。”[1]有别于一般的艺术史理论叙事，罗伯特・威廉姆斯从艺术史经验出发反思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哲学理论与艺术理论长期存在的矛盾纠葛，对于我们认清西方艺术史理论在自身发展中始终存在的内在冲突及结构动力，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罗伯特・威廉姆斯从一开始提及柏拉图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众所周知，柏拉图对艺术的态度是出了名的有问题。”并列举了柏拉图对艺术的蔑视与攻击。威廉姆斯的叙述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艺术学知识的确立乃是建立在攻击或蔑视艺术的哲学家观念之上的，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美学史家鲍桑葵也曾评论说：“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完整的希腊艺术理论体系，同时又可以看到一些注定会使它破产的概念。”[2]按鲍桑葵的说法，在西方艺术理论史上，其开端同时也即意味着破产，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许多艺术理论家都注意到这一奇异的开端。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现象的产生无疑来自哲学概念化与艺术感性化之间的天然对抗;从伦理实践看，第一位艺术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反而是对艺术家十分反感的人，以至于在建立理想国时宣布诗人艺术家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柏拉图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深刻地影响着古典艺术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影响对于当代艺术学理论建构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对此，威廉姆斯写道：“柏拉图对模仿性艺术所需要的那种知识的蔑视必须结合他对于‘知识是什么’这一激进又有深远影响的概念来理解。”[3]这为我们进一步反思西方艺术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众所周知，柏拉图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西方艺术学理论的开创者。正如后人所言，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所做的工作都难逃“柏拉图的注脚”的命运，西方古典艺术学理论的命运也大致如此。正是由于柏拉图的影响，西方古典艺术学形成了在哲学、美学的视野中进行艺术反思的坚固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柏拉图关于艺术的思考与其哲学、美学思想紧密相关，也就是说，柏拉图的艺术学思想始终隶属于他的哲学和美学。这一点对后来的西方艺术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之后，几乎所有的艺术学理论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基础，或者构成某种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人们干脆就将有关艺术的理论思考统称为“艺术哲学”。直到今天，人们依然难以想象一种缺少哲学思维的艺术学存在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柏拉图建立了哲学与艺术学、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是他的哲学思维方式奠定和塑造了西方的知识形态，全面渗透和影响了哲学、科学、政治、艺术等各个领域。换言之，柏拉图对艺术理论的影响并不在表层上，而是在建构西方思维方式和知识形态的意义上对艺术理论产生了更为深层的影响。
从哲学的层面上，柏拉图所构筑的知识形态主要是“本质论”，也被后人称之为本质主义。这种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认为本质高于现象，由此规定了知识或理性的任务，即探寻事物存在的本质。柏拉图把事物划分为本质与现象两部分，现象虽然是本质的表象或表现，但由于现象具有芜杂变异性，因此不能直接地显现出本质，有时，现象还极有可能成为迷惑人的假象或幻象。威廉姆斯在书中列举柏拉图关于骑手、工匠和画家究竟谁真的“懂得”马具的论述。在柏拉图看来，制造马具的工匠要比画家更懂得马具，“工匠的知识更胜一筹：他必须对其功用、零件、材料以及如何组装它们有些了解;画家只需要知道成品看上去是什么样。但比工匠的理解更高级的是专业骑手的理解，他明白如何正确使用马具来驾驭马。他把马具放在了一种更综合的知识体系之内来理解。柏拉图因此在三种不同的认识模式、三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之间构造出一种等级关系：骑手、工匠和处于最底层的画家。”[4]显然，这是一个与“柏拉图的床”相类似的例子（“理式的床”“现实的床”与“画中的床”）。无论是画中的床，还是画中的马具，从柏拉图本质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上看，都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柏拉图从本质主义知识论立场出发为贬低艺术的认知功能找到了理论支撑。
在西方艺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本质化”“理论化”“概念化”倾向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因为，文学艺术主要以具象化的审美方式诉诸人的情感心理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较大思想深度”追求的放弃或缺失。也就是说，无论文学艺术如何张扬审美自律性特征，但思想性表达从未彻底远离艺术家的关切。然而，文学毕竟不是哲学理念或政治观念，也不是这些理念或观念的图解，因而思想性之表达如何超越抽象的逻辑概念的有限性，就成为一直以来困扰诸多艺术家的难题。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概念化实质上表征着一种形而上学的顽症。传统形而上学追求思想的单一明晰性，要求思想表达诉诸抽象的逻辑概念，以使人获得某种永恒不变的公理、公式或教条。与哲学或科学相比，艺术以其感性的、形象的、情感的方式而存在。艺术最忌概念化和抽象化，艺术所表达的并非是一种理念、一种概念或一种抽象，它是以感性的方式呈现人类生存的世界。对于艺术来说，个别性、具体性、多样性、生动性才是其具有永久魅力的源泉，一旦取消或忽视了这些艺术本有的特征，艺术势必会丧失掉自身存在的理由。而在柏拉图的哲学理解中，个别性、具体性、多样性、生动性都不过是虚假或虚幻的现象，最高的本质真实乃是概念、逻辑、理念。如此说来，柏拉图最后得出驱逐诗人的结论，无疑是“本质主义”的必然逻辑。
柏拉图之后，另一位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开始扭转柏拉图过于贬抑艺术的倾向，试图弥合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知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分裂状态。威廉姆斯指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将艺术视为对自然的模仿，但他有对模仿的一种总体上更积极的看法，以及对自然――柏拉图非常不信任的那个不断改变的、具有欺骗性外表的不完美的领域――的一种更积极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的理论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强调外表与本质的截然区分，亚里士多德则描述了从我们对某一事物的体验到我们对另一事物的理解逐步发展过程。”[5]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努力为诗辩护，可以说是对柏拉图观点的反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威廉姆斯看来，亚里士多德虽然将艺术提升到一定的位置，但是并未动摇柏拉图奠基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传统。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和知识理想的深层结构依然是柏拉图式的。
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以形式逻辑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在知识论上，他以探究“是之所以为是”或“存在之所以存在”为终极追问，进一步确立了“本体论”或“本质论”的知识范型;在美学上，他提出了美是秩序、对称和确定性等概念，进一步规定了美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虽然努力弥合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分裂，但依然视哲学、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形态。在他的努力下，艺术虽得以跻身于知识系统之中，但依然处于较低的层次。威廉姆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认知的各种方式间创建了一种等级关系，并清楚地界定了艺术的地位。……哲学，正确地说，属于第一类，即最高的一类;艺术属于最后和最低的一类。……尽管亚里士多德将艺术放在了最低的位置，他却坚定地将艺术确定为一种认知方式：柏拉图有意地将艺术与知识分离，亚里士多德则坚持将两者联系起来。”[6]对此，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指出：“对柏拉图来说，艺术既无特别之用（画出来的床并不能用来睡觉），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也无真实可言。亚里士多德为艺术辩护而提出的那些理由并没有对柏拉图的以下观点形成真正的挑战，即所有艺术皆为精巧的以假乱真之物，因而是谎言。然而，他的确对柏拉图的艺术无用论提出了异议。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管艺术是否是谎言，都具有某种价值，因为它是一种治疗方式。亚里士多德反驳道，毕竟，艺术是有用的，在唤起和净化危险情感力量方面有医疗作用。”[7]无论是桑塔格，还是威廉姆斯，既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内在承继关系，又指出其不同之处。总之，知识论立场对古典艺术学的影响依然存在，本质主义知识论哲学的阴影始终覆盖在西方艺术理论前行的道路之上，哲学与艺术理论的纠葛成为一个耐人寻思的理论现象。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古典艺术学，一方面，在柏拉图奠基的哲学思维和知识范式中继续追问艺术的最高本质;另一方面，在亚里士多德所突破的方向上继续为艺术辩护。两者越来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由此规定了古典艺术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艺术的地位越来越高，艺术本质的哲学追问也越来越逻辑化，艺术学理论经由美学逐渐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辟或奠基的路向上，西方世界对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使之逐渐成为一门可登大雅之堂的高深学问，艺术理论方面的著述也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大致可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沿循形而上学的哲学路向，继续探寻美和艺术的存在本原或终极本体。其中，中世纪前后，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代表，将“理式论”引向神秘超验，美和艺术的魅力与上帝存在和光同尘、融通一体，代表性作品有普洛丁的《九章集》、奥古斯丁的《论秩序》等。从文艺复兴运动经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一直到18世纪，宗教祛魅、人性觉醒、理性高扬、科学兴起、寻求美和艺术的理性根据的热情也随之高涨，以美育代宗教，促成美学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正式诞生。如休谟的《论趣味的标准》、伯克的《关于崇高与美两种观念根源的哲学探讨》、鲍姆加登的《美学》、门德尔松的《论美的艺术和科学的基础》、狄德罗的《论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席勒的《美育书简》、谢林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等。美学与艺术紧密相联的传统，达成了艺术与哲学的中介，使其获得知识的合法化身份;同时，也使艺术理论越来越形而上学化，始终在哲学和美学的襁褓中不能独立起来。这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体现得最为充分，黑格尔不仅将美学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美学直接称为“艺术哲学”。黑格尔将艺术和美概括为“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在此，绝对的永恒的抽象理念与现实的历史的感性形象统一在艺术之中。
另一条路径是相对独立意义上的艺术学问题的探索。比较而言，这条路径与始终依附于哲学、神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路向有所不同，它更多地依循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在相对独立的意义上探索艺术诸问题，逐渐丰富了古典艺术学研究的内容，为现代艺术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在艺术学基本理论方面，主要沿循亚里士多德诗学所开辟的道路，试图通过理论建树达到为艺术辩护、为艺术正名的目的。如古罗马时期贺拉斯的《诗艺》;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卡斯特尔韦特罗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锡德尼的《为诗一辩》、布瓦洛的《诗的艺术》、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教化风俗》等。
其次，各门类艺术研究的崛起。随着各个门类艺术创作的兴盛发展，尤其是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的繁荣，诗人称霸艺坛的局面得以改变，出现了一批美术方面的艺术学著述。如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期，弗罗伦萨画家塞尼诺・切尼尼的《艺术之书》（又名《手工艺人手册》1400年之前）、佛罗伦萨艺术理论家阿尔伯蒂的《论绘画》（1435）、达・芬奇的《论绘画（笔记）》（1519年之后）、米兰画家洛马佐的《绘画艺术论》（1584）、《绘画神殿的观念》（1590）、狄德罗的《绘画论》、莱辛的《拉奥孔》等。
最后，出现了艺术家、艺术史、艺术作品、艺术风格、艺术思潮、艺术风俗学、艺术社会学等不同的研究方向。其中，古罗马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开启了艺术风格学研究的先河;意大利艺术家瓦萨里的《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传》（又名《名人传》，1550―1568）、画家祖卡罗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的理念》（1607）、现代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的《现代画家》（1843―1860），确立或发展了艺术家传记思想研究的模式;[8]启蒙运动时期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成为艺术史研究的典范;18―19世纪，维科的《新科学》、丹纳的《艺术哲学》开辟和引领了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崭新方向，等等。真可谓多姿多彩，各领。所有的一切，都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铺平了前行的道路。
注释
[1]罗伯特・威廉姆斯：《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2]鲍桑葵：《美学史》，转引自汝信、夏森：《西方美学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3]同[1]，第15页。
[4]同上，第14页。
[5]同上，第17页。
[6]同上，第18页。
[7]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艺术哲学论文范文4
本文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文艺美学”概念理解较为模糊的现状，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及建设“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现实意义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自我之见。笔者认为当前提出和建设“文艺美学”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即有利于美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有利于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开展对话;有利于从平等的语境中，开展国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 文艺美学;学科定位;反思
“文艺美学”这个概念，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由胡经之先生等提出之后，已经日益为学界所接受。但是，到底什么是文艺美学?它与哲学美学亦即一般所说的美学、艺术学有什么区别?它的提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不少同志、包括我自己心目中还都比较模糊。现在我把对几个问题所作的一些初步的思考在这里谈一谈，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以我之见，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美学是自18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顿提出“Aesthetic”(原意是“感性学”，后王国维根据日人中江兆民的日译而中译为“美学”)之后，在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发展起来、分化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思辨哲学，它们研究美学的动机和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满足它们的哲学旨趣，具体地说，是为了建构它们哲学体系的需要，使它们的哲学体系得以完整。如鲍姆加顿，他根据莱布尼兹的知识可分为“明晰的知识”和“朦胧的知识”的观点，认为以往哲学重在研究“明晰的知识” 而忽视“朦胧的知识”，这样的哲学是不完整的，他提出“感性学”就是为了建立一门与“朦胧的知识”相对应的哲学的分支学科。又如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分别研究了“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之后，感到两者的鸿沟难以填平，因而撰写《判断力批判》，把审美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中间桥梁。再如黑格尔，他把世界看做是“理念”的发展和回归的过程，“理念”的发展可以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阶段，“绝对精神”的最高形式是哲学、次高形式是宗教，那么最低的形式是什么呢?按他的看法就应该是艺术。这样，“绝对理念”的发展行程也就环环紧扣而没有空隙和脱节的地方了。这些事例都足以表明，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不仅美学的性质是属于哲学学科的，而且它的方法也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即演绎的、思辨的、自上而下的，按照培根的说法，是一种“蜘蛛织网”式的方法。
这种从哲学的角度对于美的问题所做的哲学思考自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规定美和审美活动的性质，为我们研究和探讨实际的美学问题包括艺术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但是，不论这种哲学思考的意义多么重要，它与审美活动的实际，包括艺术创造、艺术欣赏等毕竟是有距离的。而我国学界提出“文艺美学”这个概念的目的和意义，在我看来就是要求我们把对美的哲学思考与艺术活动实际经验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使哲学美学更能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根据文艺美学的对象和内容的这一性质和特点，在研究的方法上我认为也相应的应有所变化，应把原来纯属于演绎的、思辨的、自上而下的、“蜘蛛织网”式的方法转而向归纳的、经验的、自下而上的和“蜜蜂采蜜”式的方法开放。
按照这一认识，我认为文艺美学应该是介于美学与艺术理论之间的一门学科，是哲学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它与美学的具体关系是:一方面，美学研究的结论和成果为文艺美学具体研究、阐释和总结文艺实践的经验提供理论的前提，即思想的依据和评判的标准，并使艺术实践的经验经由这些理论前提的整合而更能向规律性的高度提升;而另一方面，具体的艺术实践经验又可以为美学在对美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提供感性材料，并使得这种哲学思考由于有了艺术实践经验的基础获得更为丰富、具体的内容，而不致偏于抽象的论证。当然，这只是我们在理论上对文艺美学学科所作的一种定位，在实际上有时也确实很难加以严格区分的。
一
正如一切理论的概括总是相对落后于经验的描述一样，“文艺美学”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这样。尽管这个概念的提出还不到20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文艺美学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来贬低乃至否定“文艺美学”这个概念提出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为我们确立了明确的研究对象，标志着这门学科的研究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这就是一切学科都只有当研究对象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原因。
我说“文艺美学”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这至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把美界定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灵的外化。这表明心灵性的内容乃是美的一个本质的，所以按照这一规定，自然美也就被排除在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外了。因而他的美学实际上是艺术哲学，或者说是“美的艺术哲学”。稍后，谢林就索性以“艺术哲学”来为美学命名，并由此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开创了与典型形态的“哲学美学”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不同的美学研究的新派系。这一派系和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上世纪中叶先后被介绍到我国的前苏联美学家的一些论著，如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撰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陆梅林等译、三联书店出版)，德米特里耶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概论》(杨成寅译，朝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实际上都不是纯粹的“哲学美学”而是“文艺美学”，是前苏联美学家在探讨哲学美学与艺术实践经验的具体结合所作出的一种努力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具体表现在美学研究的对象上，他们较为一致地界定为:美学的对象是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特别是他的高级形态艺术活动，明确地表明了它的重点应落实在艺术上面。从对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在美学著作中所探讨的大概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艺术的审美特性，艺术形象，艺术发生发展的规律，艺术的阶级性、艺术风格与流派，艺术家等等。对于这些美学著作，我们在承认它们在促进美学与艺术实践结合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同时，也感到似乎不够“美学”，即有点像艺术理论。之所以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没有充分吸取哲学美学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观察、分析艺术现象的理论前提。所以在致思的方式上似乎完全停留于总结艺术经验而不能同时兼顾到对艺术经验的反思。因为经验的普遍性未必都能说明规律的必然性，只有经过批判性的反思活动，我们才有可能既不脱离经验又实现对经验的超越，才有可能向着更高的认识境界和思想境界提升。
反思是哲学的特性，“文艺美学”之所以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而不是一般的艺术理论。我觉得就在于它在吸取归纳、经验、自下而上、“蜜蜂采蜜”式的方法的时候，并不抛弃美学自哲学的娘胎里所带来的这一反思特性。对于这个问题，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前苏联美学家如卡冈、斯托洛维奇等人的著作中，似乎才开始有所注意。前苏联美学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于我们“文艺美学”的研究和建设是值得借鉴的。所以，要建立我国“文艺美学”研究的思路和模式，我认为当我们的思维在克服传统美学研究中的纯思辨的推演的方法而转向对艺术实践的总结的时候，就不能完全排除和抛弃“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和子系统所应该具有的反思的特性，惟其这样，我们才能使“文艺美学”保持美学应必具的哲学韵味，而不至于完全等同于艺术理论。在这方面，黑格尔的《美学》倒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他在谈论艺术美、艺术类型和艺术门类时，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在把反思前提与艺术现象、历史和传统结合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但由于他的思辨的习惯，使得在他那里一切经验的东西都迁就于思辨，无视历史事实存在的客观性，把历史当作逻辑所把玩的东西而完全服从于逻辑的虚构，因而引申出许多有悖于客观事实的主观武断的结论来。因此，要使逻辑的与历史的获得有机的统一，就需要我们把归纳的与演绎的、经验的与思辨的、自下而上的与自上而下的、“蜜峰采蜜”式的与“蜘蛛织网”式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文艺美学”研究的方法才能臻于完善，我们“文艺美学”的研究才能走上真正科学的轨道。
二
根据以上对“文艺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我们今天提出和建设“文艺美学”的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谈到的，是有利于美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克服传统的“哲学美学”那种纯思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找到了美学与实际结合的中介环节。而且，对于美学自身来说，也可以扩大它的视野与领域，使它经由“文艺美学”这一中介，从艺术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增强美学自身的生命活力，更有利于美学自身的发展。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这里就不详说了。
艺术哲学论文范文5
哲学不是宗教，却能够给你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但能够赋予人美感；哲学不是科学，亦能启迪人以真理；哲学不是道德，也能劝导人向善。我很欣赏这一段对哲学内涵富有诗意的诠释。
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自身及其所生活的社会，是自然、宇宙及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事物客观的存在。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性的结论，哲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人思维”的途经和方法，而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从而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真正掌握哲学智慧，不仅需要深思明辨的理性，还需要体会真切的情感，需要丰富深刻的阅历。
要了解一个时代或者民族，必须首先得了解它的哲学。这话说得很深刻，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力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没有哲学的民族是注定不会有远大前途的。也就是说，生而为人，无论社会的发展或者说社会大分工的进程将你推向什么位置，了解了哲学才能了解你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才能了解如何扮演该角色，才能在不断的探求中真正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了解了哲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剖析一下艺术与艺术家。
艺术是什么呢？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形式的不可取代性和必然性，艺术是一种情感性、直觉性思维升华形成的思想，是人的知识、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特殊产物，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表现，并且以某种具体方式体现，比如音乐家或者作家、诗人、画家，当他们情感性或者直觉性思维得到升华时候，就能以某种自身的艺术技巧，以不成规律或者规律的诸如诗画音乐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升华。由于人类的某些经历和情感是难以用一般通常的口头言词来表述的，所以，为了表述这些深存内心的最强烈的感情和思想，人们就使用一种更直接、更敏锐、更精巧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语言可以是一种文字，可以是一种音乐，可以是一种画面，可以是一种肢体动作，可以是一种经过人们加工赋予了丰富内涵的物体，还可能有很多种形式。在讲这些感情和形式联系起来的时候，用到的就是一种联系主观与客观的哲学思维。
艺术家指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娴熟的创造技巧并从事艺术创作劳动而有一定成就的艺术工作者；既包括在艺术领域里以艺术创作作为自己专门职业的人，也包括在自己职业之外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是一个原于自然，发于心灵的艺术作品创作者。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工作者要在思维上有哲学的支撑和指导，要用哲学的思想来洞察到身边事物变化的节奏和规律。这是艺术发展的重要关键所在。
哲学是人们理性的思考，她思辩着人们心灵感兴趣的一切问题，艺术是人们对世界的直观感觉，历史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书写着人的情感。其实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理喻及思辩又同样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哲学与艺术的某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才使得艺术和哲学互相交融，从彼此的根植到彼此的细节，都是互相滋润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艺术内涵的先导，而艺术又同样蕴含着理性的思考，二者是有机、动态的辩证统一。由于哲学包容万物，包含世界所有的事物于在内。所以艺术只是哲学里面的其中一种，这并不为奇。如果是从事艺术方面工作，或者是与艺术有关的行业，都应该先在哲学方面进行学习，用世界观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有了哲学的概念，具备用哲学的思维来理解艺术的能力，才能更好的理解艺术、诠释艺术、表达艺术。因为哲学包含艺术，同时也包含万物！
艺术哲学论文范文6
岭南哲学在岭南画派体系当中所占有的重要分量应该引起重视，因为特别是作为近代社会革命的衍生品，岭南绘画与哲学必然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是，就岭南画派将近一百年的发展轨迹来看，岭南绘画的研究者在重视文化和注重哲学方面就显得不够分量，尤其是自上世纪的中叶以来，岭南画派的第二代画家们普遍泛滥着重技巧、尚写实，轻文化、少哲理的“通病”。如果说，岭南画派的第一代画家如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他们的文化基础好，且有较深的哲学认知的话，那么，他们的后来者相对显得“轻文少哲”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后来者），这应该说是客观的存在。
对岭南画派艺术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是伴随着这个画派的诞生以及发展而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辩论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方人定的文章《新国画与旧国画》于1926年发表在广州的《国民新闻》等报刊。方人定主张改革旧国画，引起以黄般若为代表的“国画研究会”方面的诘难，一时上演了所谓的“方黄之争”。争论的问题在于：主张改革的岭南画派批评主张传统的国画研究会是“模仿”而失去“性灵”；反过来，国画研究会抨击岭南画派只不过是西画“皮毛”。到了上世纪的40年代，争论再次爆发。围绕着中国绘画改革与发展等问题，以岭南地区的画家为主体展开了中国画的“衷中参西”大讨论。以高剑父为主要代表人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中国画改革的文章。高奇峰、陈树人、李育中、王益伦、方人定、罗一雁、胡根天、陈思斗等人参与了讨论和争辩。围绕着诸如中国画是否应该改造，如何改造，中国画的去向如何等论题，都是当时岭南画坛争辩的焦点。
在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即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又曾出现有关岭南画派的研讨。讨论的焦点是关于岭南画派的生存与发展等问题。这次的研讨，一方面是半个世纪以前绘画改革争辩的延续，同时更是对岭南画派在今天新的现实环境中如何演进的关注。很显然，于岭南画派而言，无论前人或今人都做过不少的探索和阐述，应该说这是一个广为熟悉的议题。然而，旧话题却有新思考，这也许就是艺术研究的基本规律。
从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大辩论，到20世纪末与本世纪之初发生的多次争论，以及此期内的各种文字言论，可以看出论辩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1.有关岭南画派的传承与教育。2.有关岭南画派的技法表现。3.有关岭南画派的历史人物研究。4.有关岭南画派的生存与发展。5.有关岭南画派的文献整理。经过一定的积累，应该?f岭南画派的研究到今天已经出现成果比较丰硕的阶段，这是值得称道的一面。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在学术的深层次方面即主要在哲学层面并没有对岭南画派的研讨作出有价值的研究。
二
关于“岭南画派”的简要概述是这样的：
中国现代中国画流派。首创人物是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他们和他们的艺术群体有相似的艺术主张，且都是五岭岭南的广东人，因此得名。1921年，高剑父等人发起举办了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明确提出了革新中国画的主张，并与保守传统的艺术家展开了争论。（《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
上述这段话基本明确了“岭南画派”的革新精神及其发端的时间。
大凡历史上出现的重大的文化艺术研创活动，都应该是历史的结果和哲学的反映，这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透过前人与今人这些大量的文献以及论辩的内容，不可否认，有关“岭南画派”与“岭南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的研究课题是被忽略了，这是岭南画派研究缺乏应有分量的主因。产生于中国近代的岭南画派，无疑是当时剧烈激进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某种反应，其直接受到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尤其是受到当时更为激进的岭南地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变革潮流的深刻引导。因此，应当意识到：要完整全面地研究和认知岭南画派，就不能绕开对于近代岭南哲学的研究。
如果我们再回顾21世纪之初的有关岭南画派的论辩，我们会感到这些争论的确是缺乏了应有的历史深度与哲学的高度。造成这种在认知上缺失的结果，主要还是人的因素，是因为论辩的参与者的研究视域没有触及到哲学范畴，而归根结底是参与者的文化底蕴不深以及哲学素养不高的问题。假如粗略地计算，从诞生至今，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第一代，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是第二代，陈金章、梁世雄等是第三代，林墉、林丰俗等是第四代，之后是第五代、第六代（以上为笔者的认知，如有不当之处，请见谅）。就绘画技能而言，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可谓各有特色，各领风骚。但就文化素养而言，则难免存在每况愈下的事实。作为岭南画派的主创者，高剑父的文化造诣是全面而深刻的，除了在画学上创获巨大之外，高氏于书学、文学、诗学、儒学乃至佛学诸领域皆有研究，尤其在诗学与佛学上功力很深。传统学问是高氏在绘画上求取变革的“本钱”，倘若没有这个“本钱”，他拿什么去变革？
高剑父的哲学理念体现在儒学和佛学的修为上。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儒佛道三家的学术精髓就是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理论。高氏对于域外绘画的吸取并以此来改造国画，凭据的就是他在传统学术上的根底以及对于时代精神的理解，当然还有对于域外绘画艺术的尽心研究吸收。
高剑父艺术的后继者们，大都难以继承他的文化气息与哲学情怀。岭南画派的第二代在画技上有一定的推进，尤其是山水画可谓别开生面，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局部的进步。但是，文化修养显得比较平淡无奇，哲学修养则更遑论。第三代的状况也大抵如此。惟第四代不一样，特别是人物画很有突破，超过了第一代的先行者们，面目一新。这代画家尤其是个别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学养较为全面，文学、书学等诸多方面很有见地。作画笔墨既有传统又有新意，吸古而不唯古。体现在绘画上的文化气息颇为浓厚，时代风貌与哲学情思鲜明，气象宏大，有异军突起的意味。第四代之后的第五代，似乎走到十字路口，他们思想活跃，很愿意接受新理念新技能，但学术底子太浅薄了，所以显出思想比较复杂，绘画风气浮夸。不研究哲学与文学，不深于传统画学和书学，就没有立足之处。是故，第五代与第六代在本质上说是难以摆脱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的，所以，在艺术理念上这无法够得上是中西结合，而应该说中也不是西也不是，艺术与历史定位很模糊。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21世纪之初有关岭南画派的论辩之所以显得粗糙浅薄，没有什么有分量的理论水平，这正好折射出缺乏哲学理念指导的艺术实践的现实状况。参与和主导这场论辩的，主要是岭南画派第五代、第六代的艺术家，他们是现代岭南画坛的主流，是理论研究与技术实践的主力军。
如果仔细研究当代岭南画坛的发展情态，人们也许会把目光注意到第一代和第四代身上。研究者有理由认为，岭南画派的第一代和第四代的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画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为岭南画派的创立者高剑父，他听到了变法维新的呼声，看到了辛亥革命的硝烟。他不仅目睹了沧桑巨变，他还亲自参与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暴动。在高氏的绘画中，观者不难感受到画家所处时代的强烈印记：一种面对颓败的国运发出奋发图强的意象深刻地刻画在人们的记忆中。作为第四代的岭南画派画家，他们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亲历风雨，切身感受现实生活的真义，从现实中体验生活的哲学精神，提取现实中的具有生命特质的艺术形象。深度的生活体悟和绘画创作，促成他们的绘画艺术凝结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艺术形象与时代审美理念。这一代画家，无论在艺术实践、理论探讨、创作成就等诸方面，均大有创获。他们绘画艺术的历史定位是明晰的。
美术史告诉我们，画家可以不是哲学家，但绘画艺术的发展一定遵循着艺术演化的内在规律，不可能摆脱哲学的统领与历史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一名画家或绘画理论研究者，应自觉理解哲学精神在艺术创作与研究中具有引领的作用，哲学精神是什么？是时代性、历史性、规律性所体现的内在必然。
三
近代岭南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折衷”与“革命”。这些思想理念来源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和实践，尤其体现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上。这些剧烈的社会改良与革命?τ诹肽匣?派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催生作用，也是历史政治的能量转化为文化艺术的见证。戊戌维新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声，作为戊戌维新的发起人并且是著名学者的康有为，在其著作《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愤怒指责当时绘画的没落，但他相信会有“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并且“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看来康有为不仅是社会变法的领袖，而且是绘画革命的理论先行者。继后，辛亥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朝，新文化运动以崭新的姿态高擎新时代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岭南地区是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主要策源地，许多的近代进步思想都发源于这里。岭南地区濒临海洋，西方的社会进化思想从此处吹向古老的中原大陆，岭南人的风气之先，他们往往是社会改革与革命大潮的弄潮儿。
因此，近代的岭南哲学表现出折中东西和吐故纳新的思想内涵，这是岭南地区以至于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理论指导与总结，它不仅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深刻影响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宗旨与创作实践，促使这个来自于南方热土，影响全国乃至海外的绘画派别也秉承了东西结合，革故图新的哲学意趣与艺术创作理想。高剑父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了《我的现代绘画观》一文，他强调绘画“要把中外古今的长处来折衷地和革新地整理一过”，说必须要“永远地革命”“永远地创作”“永远地进化”。一种永远激进的精神跃然纸上。
发端于近代激进时期的岭南画派，带有鲜明的自我特色。从岭南画派的历史发展看，它体现了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概貌，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时代性，这是岭南画派的艺术追求。2.革新性，这是岭南画派之所以应运而生的主因以及哲学精神。3.写实性，这是岭南画派的社会功能与艺术特征。4.兼容性，这是岭南画派的哲学内质。5.哲学性，这是岭南画派的时代灵魂。这几个方面是“岭南画派”的本义，自然也是我们研究岭南画派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基本观察点。这也为本文研究的主要思路提供一定的路径。
以上的五个方面，为研究岭南画派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路径。纵观岭南画派在历史上所表现出的文化与哲学发生的关联，有必要探究自近代以来岭南文化尤其是岭南哲学对该画派的影响，以及其艺术特质与艺术表现形态。这是对以往的研究，而对于现在与今后，岭南画派在现今新的现实条件下与现代文化与哲学发生的关联。探究岭南画派在今日的生存与继续延续乃至再度辉煌的抉择。岭南画派面临的问题虽说不少，但主要是哲学理念的重新确立。今日的岭南画派，已不可回避对于哲学问题的认知与实践。在新时期的条件下，要正视新的哲学观念所具有不一般的意义，否则，岭南画派就失去方向失去灵魂。岭南画派的独特本质甚至于岭南画派能否得以存在与扩展，都取决于它的哲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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