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论文范文1
信仰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认同感，它在道德人格的塑造、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更为强烈、更为持久的作用。祭祀活动则是通过种种方式制造了合适的场合，创造了一定的氛围、情景来勉怀先贤先祖，从而竖立对本民族固有哲学的信仰之情。当然，在整个祭祀活动中会包括一系列的严格正式的礼仪。这些礼仪加上一些祭品、陈设等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景，它们的功能即是使人们对供祀对象的崇敬之情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体验。让人从对祭祀对象的认同上升到对一种道德哲学价值观念的信仰。这种信仰对社会各阶层都有着相当的影响。有些人会终身以推行民族文化哲学为业，这些将直接成为民间的礼仪、乡规民约的制订与推行者，他们在社会各阶层都有着相当强的辐射力，同时也直接对本地区民族的祭祀文化起着范导作用。比如在黔西南州的很多布依族村落都有着祭祖的习俗，也会有德高望重之人成为维护道德礼义的护道者，村民每逢年节之际会在祭祀的牌位前上香，遇到大事时会举行一些族群性的祭祀活动。人们通过这类祭祀活动，增强战胜自然和困难的勇气，从而对生活充满期望。这些都是为了树立起一个民族共同的信仰。通过群体性的祭祀活动，使人们产生一种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由此升华为民族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布依人在敬天畏地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祖先情节。咸丰兴义府志中有记载:“四时节序如元旦、上元、端午、冬至、除夕诸节，皆祭神祭祖，中元节自朔日始朝暮祀祖，夜焚(木者)衣谓之烧包，十五日送灯于墓，清明祭墓，以纸钱揖墓上谓之挂青。”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三至十五之时也就是俗称的鬼节，当地的民众都会以烧纸钱、点灯摆祭品等以方式去祭奠祖先。每逢大的祭祀活动时，即使在外的游子也会回乡祭祖，这时的祖先是神与人的结合，也是道德标准的化身与监督者，是儒家哲学道德标准的体现。“这些神圣的信念、禁忌规定和行为规范演变而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形成社会的风俗习尚。外在的强制内化为内在的责任，行为上的‘必须’积淀为良心上的‘应该’，这就强化了源于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伦理意识。”布依人通过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的价值源头的终极追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信仰，并以此作为德育教化民众的方式。在先秦儒家看来，天是仁道价值的终极依据，它主要用于解决社会秩序建构的合法性问题，而人性是社会秩序建构的现实依据，主要用来解决社会秩序的合理性问题。儒家哲学将深植于人生命深处的天道性理落实到人间社会，让两种依据在秩序建构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中逐渐融合，使得道德诉求与对祖先的缅怀和对天地的敬畏相结合，共同形成一个能体现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这个制度又反过来滋养着儒家的哲学信仰体系。“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对道德价值取向的认同度直接会形成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性的价值信仰。布依族民间祭祀的源动力是一种朴素的民间信仰，这种朴素信仰是客观世界还未被人把握之前人们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柱抑或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当人类社会往前发展，这种朴素的敬仰之情必会积淀成为一种历史的延续，在布依族民族文化发展当中，布依人对自然的崇拜传统让他们很容易接受以天道性理为基础的儒家价值信仰。人们透过各种祭祀活动祈求祖先的庇护。这里孕育了民族传统与儒家哲学的有机融合，是冲突与碰撞后的和谐共生。布依族人民朴实温和爱好和平，他们的文化是一种外扩式的文化。在与汉族杂居融合当中，布依人的文化与哲学都对儒家哲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在祭祀对象的选择与祭祀的内容上更趋同于儒家的价值体系，这必然也会形成一种新的既带有融合性的又具备民族特性的价值信仰。当然这个价值观的树立直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很大程度地吸收了儒家哲学的价值信仰，也可以说这是儒家哲学的一种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发展。
二、祭祀对象的哲学意义:儒家哲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民族文化的合金性
具有开放精神的布依人在文化大融合中充分的吸收并诠释了儒家祖先崇拜的内涵。传统社会祭祀天、祖的一系列神秘化的制度礼仪，与世俗化、宗教化的政治行政制度力量一同成就了儒学。天道性理被落实到人类社会，儒家的信仰成为具有理性化和超越性的终极关怀，而这种终极信仰极易被民众所认同，也就是说它很容易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去，尤其是对于一种排它性不强的民族来说，极易在儒家哲学的熏陶下形成一种合金性的文化，布依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合金性。
1．传承儒家道统，建立儒家式的伦理秩序祭祀对一个民族来说，可以团聚宗族家庭成员，使他们在祭祀的仪式之下获得重温感情与重整秩序的时机，因此祭祀对象的选择显得尤其重要。但凡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人或物，或有利于文明的保持和发展的人或物，都可以被列入祭祀的对象。对祭祀对象的认定，主要体现的是人文精神的意义，而不是单纯体现着神灵的作用或盲目的崇拜。像在黔西南州布依族的祭祀对象除了“亲”与“祖”位的同时还有“天地”、“君师”位，它在某种意义上对家族、群体起着一定的凝聚作用，对文化起着一个传承功能，抑或说对这一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起着一个调整作用，或者说是对文化的一种整合。同时也为一种新的、被广为接受的秩序的建立与形成作一个铺垫。秩序必须同时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无论是处于哪种社会形态，社会秩序都是人类社会通过规范手段自觉凋节而使人际关系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任何一个社会或是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既定的秩序，如宗教教义、习惯、礼仪、法律、道德等等，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存在方式，或者以一元的方式存在，或者以多元并存的方式存在。当然任何的价值系统都不会依靠自身而自动地实现，“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参照基点是制度化”，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而实现。儒家秩序建构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社会生活的规则与制度建立在何种价值基础之上、以何种价值凝聚社会形成整体的问题。天道作为秩序建构的仁道价值的终极性依据解决了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使得儒家所倡导的秩序具备了某种崇高性和神圣性。在儒家看来，个体生命与国家政治虽然有区别，但也有着相应的关联，如果在一个不利于个体生命成德成圣的政治环境中，儒家心性之学所追求的生命价值与道德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至少要受到许多压抑与委屈。儒家所说的天道、天理、天命、性体、心体、良知、至善都是生命信仰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所谓奉天道、存天理、知天命、见性体、明本心、致良知、止至善都是实现生命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而祭祀则很好的传达了儒家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祭祀对象的选择以及富有人文精神的祭祀礼仪的实行，一直被延续下来，逐渐演变成为后人祭祀的一种精神基础。无论是祭祀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还是参礼者、观礼者对这种人文精神的体验、感受等无形的礼仪，比起固定有形的礼仪行为活动更加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心祭重于形祭。这也是伦理秩序之所经建立的一个根本。李国钧先生曾认为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楷模，感发志向与信念，使学者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8］164。民间祭祀以榜样的直观性，对子孙后代进行日常的濡染，让他们不自觉的就会在实践中弘扬光大本民族的哲学，践行本地区的伦常道德，这在无形之中就开成了一种使命感。与此同时，祭祀也激发着子孙们的社会责任感。十分显然，在当地民众祭祀先贤先祖的行为中，也让有识之士依次为之反省:如何才能为负先贤创设、发展的先祖所寄的期望?如何才能做到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也许这就是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思想的一种最为直接的体现。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融入当地，就直接形成了淳朴的民风、民德，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儒家的伦理秩序。黔西南州虽属偏僻的山区，但这里的民风淳朴，人们性情温和，这与祭祀对象的选择，与儒家的道德哲学的浸染是不无关系的。
2．赋予民族文化新的活力文化的杂糅融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全球化时代哲学反思的质料也只能以世界文明的整合作为基础，对民族文化来说，追求融合是其历史经验的总结，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在固步自封中前进。我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宗族一体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各民族各地区的祭祀便是加强文化构建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层次上分析，各地的民族文化一直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它的价值导向都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家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层次来看，文化本身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概括与升华。儒家文化不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祭祀礼仪的重要性，更随着人理性思维的发展，他们也从生命起源和哲学的高度，探索祭祀礼仪所蕴涵着的深刻的哲学内容。因而儒家的祭祀哲学也是从社会习俗文化中总结而来的，它反过来又对各地方的民族文化起着导向性与制约性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同化的功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一般的民俗文化是自生自在、约定俗成的，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便难以维系，它必须得经过理性的总结与引导从而成为一个共同的准则。一种文化的传承必然会经历许多，作为一个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存在，它注定要接受时代、各种变迁以及外来元素的影响，没有哪种文化可以超然独存于一切之外，具有排它性的文化是不可能长存在于这世间之上的。民族文化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在人群中落实，在现实中展开，我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置在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定上，或则只是封闭于学院里，静处于文字之中。民族文化的合金性在于它与当代社会的完美融合，也是文化得以传世的动力与基础。民族文化本身具有普世价值。民族文化之所以传世，不仅在于它的地方特性，也在于它的融合性，同时还因其具有教化、规范、整合、凝聚、适应等功能。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2
文化哲学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从文化角度看待人类生存问题的一种方法论视角，在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哲学界颇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学者们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相同或不同的思考结果。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生存方式和问题，对文化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促使我们对文化哲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期学术笔谈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哲学的思考和阐发，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一
我国整个人文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对文化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起，对“文化”的研究就被作为一种以整体论、主体论的“哲学方法”解读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思路。自此起近百年间，这种研究借鉴和吸收了不少西方学者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构架，同时也承接和延续了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形成了自身的哲学特色，诸多先贤的这种努力已有累累成果。现在回头静心细读，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当具有“重新装备”和“重新奠基”的意义。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文化眼光”考量社会现实，以“文化战略”筹划社会发展，已经蔚然成风。正是上述两种历史性的文化学术条件，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新起的研究潮流中，各家的“学科”依据不尽相同，视角和方法也各有异样，但大多都注重从哲学层面对国人当代十分复杂的思想情绪和文化执着进行学理分析和心理“制引”，确也显出有效有益的业绩。各家论著的被引用和被关注或是明证。
面对目前我国社会的文化思想态势，我认为，文化哲学研究者的学术任务，应该主要着力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文化哲学形上建构的进一步探索；另一个是对解决当前文化现实问题的探索性的哲学式尝试。
在前一个问题上，我们似乎还是应该“再一次地”回到我们的核心主题词——“文化”上，对它进行新一轮的“哲学复述”。
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不必再重复泰勒等的几百种“文化学”的（其实大多都是“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文化定义。从哲学的高度，我们可以以对象化的思维方式直觉到文化是一种“存在着的”精神“氛围”或者“弥漫”。而对于“他在”的观察者来说，我们（作为刚才的观察者）实际上也是他（周围“场”中）的氛围和弥漫。我们与他者的“共在”就这样在互置和互融中构成一个统一的“场”。这就是我们与他者共同形成的“更大的我们”的“存在”之场。这“存在”包括了下述五个“领域”（或者组成部分）：1、作为我们的“原初的氛围”的自然界；2、我们在自然界养育下所创造的“文化的物质世界”；3、我们在自然界的昭示和支撑下所建构的我们的“社会”（即各个级别、不同规模和不同模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4、我们不断培养和教化着的人的“自身的身体和心灵”；5、人类不断扩展着的共同的整个精神世界。这个存在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它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所依”，也就是我们“生命自身”。这个“存在”就是“我们的文化”，或者说，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哲学”就是“文化哲学”：就我们的生命本身及其氛围而言，没有任何“存在”不具有文化的性质；没有任何存在在我们谈及它的时候可以不谈到文化。文化就这样“覆盖着”我们的生命，它就是我们的“存在之场”。它就是“存在”。
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其具体内容上把形上的存在开显为“此在”。此在就与生存（或者“实存”）在“形”的层面具有了同样的意义。所以，文化本身兼具存在与此在的两种性质。它既具“生之变道”，又显为“万象之形”。
所以，以文化哲学对形上的研究，导致对“存在”的进一步解释。存在就是生命；而生命具有两个相互制约、而不可对任何一方做任何弃舍的方面：“生命之动”与“生命之形”。
“生命之动”就是生命活力。它就是生命由于“生”（“活着”并“活得更好”）的欲望和追求所表现出的“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样子。它是一切人的（民族的）文化运动和“存在”样式变动不居的“原动力”。人（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正是人（民族）的活跃着的“生命力”在创造历史；如果人（民族）的生命力萎缩了、衰弱了，甚至连“活着”的兴趣和勇气都没有了，他就不可能创造历史。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进步的”历史。反之，只有那些具有生命朝气和对生活有更好、更高追求的人（民族），才是文化的人（民族），才能创造历史，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生命之形”就是生命通过自我意识的自我教化塑造自我实体形象和活动的实体制度。也就是说，生命是活动的，而活动必然要落实到“形式上”，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同时，生命活动也必然以外在的形式（质料之物或者符号之物）为其活动的直接目的，或者为其活动的工具。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必然要用“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在严格意义上说，任何生命本身都是“形式的”，个体的生命形式就是“身体”。没有无形式的生命。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力之动”永远在“为自己塑形”，这“形”就是处于历史流变“不定”中的暂时的“定”，由于“定”都是由生命自己规制（建构规则和制度，或者按照生命心灵的外在性活动规则设置）出来的，所以就叫做“规定”。
所以，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人的存在就都表现为人把自己文化（向文雅、文明而变化）的过程。之所以形成连续不断的序列，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欲望和对生活得更美好的从不间断的、且日益强烈的追求；而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是以人类的各种暂时性的制度和“创造物”（形式）的不断新旧更替所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文化活力，另一方面是不断更替的各种各样的实体的文化形式。历史的发展在其实质上就是文化生命力总要以其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力度（在发生学意义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或者（在历史学意义上）否定和摧毁旧有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而创立新的“文化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两种相互联结、且相互作用的特点的表现：以生命力的活跃来推动和实现自己的发展，而以对实体的文明形式的创制来一步步把自己的发展“落到实处”。历史就是人不断鼓舞、激扬自己的生命的“文化活跃性”并同时也就以此来为自己创建新的“文化形态”、文明的总体过程。
二
生命力的活跃和旺盛，靠的是人（民族）以一种“狂欢”和“冲动”的态度来激发自身。中国文化的“乐”中包含了这种态度，而西方文化中的“酒神精神”直接就是这种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狂欢的态度伸展人（民族）的可能的“自由”程度，冲决一切对人（民族）的“生命优化”欲望的限制性形式。这就是人（民族）的“文化创造精神”，它是一种相对于固定成型的文化形式来说的否定性力量、批判性力量。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活跃性来不断发展和提升自己的。
而生命的形态化（即文明化），靠的是人对制度和符号的自我创设能力。这种创设在最初的意义上有两种方式：被动的创设和主动的创设。被动的创设结果就是“禁忌”的形成，这就是人为自己规定“不应该做什么”；而主动的创设结果就是图腾的形成，这就是人为自己规定“应该做什么”。在此基础上，文化史形成了这两种创设的漫长系列。泛而言之，中国文化中的“礼”与“教”和“为”与“不为”，西方文化中的“阿波罗精神”和“理性”精神等，都与这种创设能力及其成果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创设能力建构人（民族）所赖以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界（天地）环境“框架”、社会（共同体）“制度”、人（民族）自身的行动和思想“规范”，以及人（民族）的精神生活“境界”。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创制能力来筹划、落实自己的人生愿望和理想。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3
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为人们反省全球范围内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总体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态模式”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这一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与现代西方以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图式、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类社会不断“增长”为基本理论特质的文化生态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所谓平衡性，即将万物走向和谐看作是一个趋向于生机平衡即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并形成相对稳定、协调之均势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间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们均是由既相区别又相渗透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均势的两方面即阴阳构成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阴阳二气的产物。阴阳二气又是互相渗透的。阴阳互渗互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需、调协而生化万物，成为中国哲学世界图式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身即是相互渗透的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被看作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亦体现为阴阳之间在相互对待的平衡中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过程。换言之，亦即将事物的变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国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在作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观念框架的“阴阳五行”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三，就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中”，即构成事物的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状态。《周易》开启了中国哲学“尚中”的价值取向，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学说和理念。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话，那么，“中庸”则至少包含了为人处世以“适度”（无过无不及）为原则、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随时而中（时中）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其中所追求的，不仅是有机的平衡，而且是动态的平衡。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1-0100-01
社会生活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使得英语及其英语教学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高。国际交流沟通的质量和对最新信息的获取能力和一个国家的外语掌握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掌握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人才培养规格的确立。这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英语教学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一、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概述
所谓“大学英语”是指对高等教育非外语专业学生开设的英语教育教学课程，是对“collegeEnglish”的直译，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听到的公共英语。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名称的转变，大学英语的称谓逐渐取代公共英语称呼。此后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大学英语”逐渐成为非外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的英语课程，是一种与专业英语专业学生所学英语相对应的高等教育英语教学课程。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是一个合成性质的汉语词汇，第一，学学英语的主体是广大高校学生，不是小学学习，也不是中学学生，而且，这个主体还必须是学习非外语专业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第二，是“英语”，由于学习非外语专业的学生未必都是学习英语的学生，所以这里的大学英语学生是指非外语专业而且是将英语作为语言科目的学生。因此，本文将大学英语界定为学习非外语专业的普通高校学生所学习的，且以提升人文素养、外语技能和外语应用能力为目的的英语课程。
二、从文化哲学角度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的必要性
1.国外教育改革的发展诉求社会主导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使得国外高等教育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外高等教育教学逐渐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高等教育面临问题的研究，重视提升广大高校青年学生的文化素养。世界各国不断进行高等教育问题探索和改革，逐渐将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进而让每个学生在未来社会中都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作为基本的人才培养目的。这就需要不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问题发现和思考能力、问题分析和处理能力、持续学习和创造能力；不断培养他们的诚实、互助、积极、自信、坚韧、批判和创新等优良的个人品质。2.教学文化研究范式变化的基本需要教育教学的发展与变革，使得教育教学研究的取向价值逐渐由追求“技术兴趣”向追求“实践兴趣”方向，进而向“解放兴趣”方向转变；相应的教育教学文化研究也由“工具论”向“本体论”的研究范式转变。交流和沟通是文化生成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人类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是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行文化交流空间和实践拓展，因此，在当今跨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大趋势下，大学英语教学应从工具论的理论取向不断向人文性和工具性互相结合的方向进行教育教学转变。
三、文化哲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思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跨文化交流领域的持续拓展，社会主导文化逐渐由单纯的理性文化与伦理文化，经理性科技文化，向文化多元化发展。国外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相应的进行了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教育问题审视，并力求实现大学生社会综合应用知识存储的提升。同时，教学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教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实体文化。对于教学的研究不再单纯的是为寻求教学规律和教学本质，而是直面教学状况，进行教学问题处理。基于人文的视角进行教学论问题探究成为当今教学论研究的新趋势。本文通过文化哲学的视角对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进行审视，对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探讨，探究大学英语教学文化哲学视角下的理论框架构建。对普通高等教育英语教学目标的研究，传统的教学目标比较重视语言教学的工具性，对语言教学的文化性注重不够。当前，在教学目标的具体方面，认知目标重视语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共同获取，技能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强调他们英语思维能力、英语思维习惯和英语语感的培养。而情感方面的教学目标则强调学生英语文化的领悟和英语人文性精神的熏陶，注重学生知识挖掘和逻辑推理人性的培养，使学生具备感悟人性和文化深处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能力。这对提升大学英语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进而提升大学生在将来的社会中的英语运用和领悟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哲学视角内的大学英语教学提倡英语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构建，文化哲学视域内的普通高校英语教学研究有助于大学英语教学主体性和教学本质的把握。同时，文化哲学视角内的大学英语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观念的构建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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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论文范文5
欲探讨会计哲学观与会计文化的关系， 首先就必须明确会计文化的涵义， 而其关键又在于对文化这一概念的把握。
虽然对于文化这一概念， 迄今为止人们仍未达成共识，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文化是一个没有严格定义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 不同学者、不同学科赋予了不同的范畴。”但这一概念所涵括的内容大体上可区分为“ 可感觉”和“ 可理解”的两大层面或由三个层次所构成的复合体， 则是基本公认的。所谓的两大层面， 就是显形和隐形的两个方面的文化， 前者即为行为、行动的结果， 是可观察到的感性文化， 如艺术品、建筑设施、工具器皿、组织结构、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 后者即为行为、行动的原因， 通过行为行动的结果才能反映出来的理性文化， 如哲学观、价值观、道德观、行为准则、宗教信仰、动机、情感、信念等。所谓的三个层次就是将两个层面的文化总体划分成物质、规范、精神三个文化层次， 前者即为载体文化， 是物质基础层； 中者即为制度文化， 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规范中介层； 后者即为意识形态文化， 是精神核心层。
二、会计哲学观与会计文化的关系及其在会计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以上三个会计文化层次， 由于物质是第一性的，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 因而会计物质文化是会计文化的物化形态， 其他两个会计文化层都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会计规范文化由于是为了协调会计活动和会计人员的行为而形成的会计组织制度文化， 其既以会计物质文化为基础， 又以会计意识形态文化为指导， 介于两者之间， 因而会计规范文化是会计文化的制度形态， 是会计文化的中间层。会计精神文化由于是意识形态文化， 虽然是对会计物质文化的反映， 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 “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其不仅反作用于物质文化， 而且亦能能动地影响和指导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规范文化， 因而会计精神文化是会计文化的观念形态， 是会计文化的核心即最高层。
而所谓的会计精神文化层次中的会计哲学观， 就是人们对世界上的一切会计事物、对于整个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其内涵极其丰富和深刻， 其命题是普遍和一般的， 它和其他会计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会计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 而是整个会计世界的包括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一切有关会计事物的最普遍性的问题。由于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全部的科学和人类的意识形态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配和影响下进行的， 都得接受哲学的支配， 哲学在其中起着方法论的作用。因而会计哲学观对会计精神文化、规范文化、物质文化亦都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 尤其是蕴含在会计哲学观中的思辨性， 是会计哲学方法的精髓。因为这种思辨方法对会计文化与会计科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开拓作用， 如果没有超验的思辨性观念， 许多会计的重要发现和规律、理论是不会被发掘和开创出来的。其不仅能对传统的会计文化及其会计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和作出相应改变， 而且能对新的会计文化及其会计理论方法确立其应有的位置， 它的功用主要就在于能弥补经验（实证方法） 的不足， 使理性的火花爆发在实践之前。因此会计哲学观的思辨性是会计世界观发挥方法论作用的直接形式， 在一般情况下， 表现为会计文化与会计科学活动中的理性原则。具体表现在：
其一， 会计精神文化即会计意识形态文化是对会计存在的反映， 是人们对会计环境、会计自然过程、会计社会关系等整个会计世界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因而会计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方式（内容） 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哲学观、会计政治法律观、会计价值观、会计道德观、会计艺术观、会计思想、会计理论等等。而这一切会计意识形式都离不开会计哲学观的支配和影响， 不与唯物哲学观相联系， 就必然与唯心哲学观相联系， 因为会计哲学观是对整个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 人们的会计价值观、会计思想等有关对会计存在的反映和对会计世界的各个方面的认识， 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驭下进行的， 都得接受会计哲学观的支配。
其二， 会计规范文化即会计制度形态文化在客观上是对会计存在（物质）、主观上是对会计意识（精神） 的反映， 是人们对会计活动过程、会计社会关系、会计人员行为等各个方面进行组织与制度上的规范与约束。因而会计规范文化中的会计组织机构的建立、会计法规制度与会计行为准则的制定、会计道德规范与会计惯例的形成等等都得接受会计哲学观的支配和影响， 有什么样的会计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会计组织机构和会计准则、制度。
其三， 会计物质文化即会计物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 是会计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会计物质文化中的会计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设施、工具等， 都会受到世界观的影响。在不同民族（如阿拉伯民族和盎鲁撒克森民族）、不同社会（如奴隶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层（如资本雄厚的跨国公司总裁和手工操作的小作坊主） 所具有的不同会计哲学观下的会计物质文化是有区别的。因为， 虽然存在决定意识， 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不同存在环境决定他们具有不同的会计哲学观， 但这种不同的会计哲学观又会反作用于会计存在， 即又能能动地影响和作用于会计物质文化。
由此可见， 会计哲学观是指导会计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仅统驭和支配着会计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 是会计精神文化构成内容中的灵魂和最高层次， 而且亦支配和影响着会计规范文化和会计物质文化。又由于会计精神文化本身又是会计文化的核心和处于三大会计文化层的最高层， 因此， 会计哲学观无疑是会计文化的最高层次， 对整个会计文化都具有支配和影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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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三、会计哲学观的主要特征与内容
由于会计哲学观是对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 是引导会计文化与会计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而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抽象性-以认识会计世界总体为己任的会计哲学观， 因其所涉及的不是会计局部的、具体的、特殊的问题， 而是有关会计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 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2、思辨性-会计哲学观虽然亦要求以经验为基础， 但又必须超越经验， 以普遍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与方法来反映会计世界， 具有强烈的思辨性。
3、不够确定性-会计哲学观对具体问题的探求不像实证法那样可得到精确的、单义的、确定的结论， 而是可作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人虽然采用同一哲学观， 仍可得出不同的结论。
4、难以检验性-会计哲学观对问题的解释不可能像实证法那样在可控条件下对具体结论可进行实验的直接检验， 因其检验必须通过大量的、长期的实践活动的总和方能奏效。
另则， 会计哲学观是会计意识文化的构成部分， 因而它的形成除却与会计科学一样主要依源于会计存在（会计实践） 外， 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各种会计意识文化如会计价值观、道德观等通过长时期的对会计人员的熏陶， 潜移默化到他们的头脑中， 逐步形成了指导会计人员行为的哲学观念， 因而它的内容亦就有了狭义与广义之别。所谓的狭义会计哲学观的内容就是会计哲学观的内涵所具有的会计世界观、会计方法论和会计认识论， 因为哲学就其本质而言， 就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科学。而广义会计哲学观的内容除狭义的会计哲学观外， 还包括会计价值观、法律观、道德观、思想、信念等， 实际上就是囊括了会计意识文化的内容。
笔者认为， 虽然一切会计意识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内容） 都得接受会计哲学观的支配， 甚至可以说会计价值观、会计思想等会计意识文化内容的形式都离不开会计哲学观的辐射与影响； 反之， 会计意识文化的其他内容的发展亦会促进会计哲学观的更趋完善与成熟。但如就以此将会计意识文化的内容作为广义的会计哲学观的内容， 却未免有些不符逻辑。因为一则， 虽然会计哲学观是会计意识文化的构成内容之一， 但却统驭和支配着会计意识文化的其他内容， 是会计文化的最高层次， 会计意识文化的其他内容在会计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与之并列； 二则， 会计哲学观与会计意识文化中的会计价值观、会计思想等内容， 毕竟是不同的概念， 如将这些内容作为会计哲学观的内容， 则在内涵上不相一致。所以以狭义的内容即会计世界观、会计方法论与会计认识论作为会计哲学观的内容， 不仅更符合会计哲学观的自身规律， 而且亦更切合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针， 其三大内容的具体构成如下：
1、会计世界观。会计世界观是会计哲学观最根本的观点， 主要包括会计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运动是会计物质的根本属性、空间与时间是运动着的会计物质的存在形式共三个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观点， 是研究和解决一切会计问题的起点与基础。会计唯物观认为会计所反映和利用会计信息的管理活动过程是一个物质运动过程， 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会计就是以货币为计量手段， 通过对价值运动（具体表现为资金运动即企业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活动） 的事前预测、决策， 事中控制、监督， 事后核算、分析， 然后对外进行会计反映和对内进行会计管理的物质活动。因而客观性即真实性原则就成为了指导和规范会计业务活动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第一原则。会计的运动观认为， 一切会计事物尤其是会计对象的资金（价值） 始终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 其不仅有量（存量与流量） 和结构（来源与占用） 的运动变化， 而且还有静态（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和动态（利润= 收入-费用） 的运动变化， 因而配比性、权责发生制、一致性等原则就成为了指导和规范整个会计运动的原则。会计的时空观认为一切会计事物包括会计信息管理活动过程都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 会计运动的空间就是会计核算、报告的范围（空间位置）， 会计运动的时间就是会计核算、报告的期间（时间界限）。因为会计信息管理活动既是一个有一定空间范围又是一个有一定时间顺序的运动， 离开空间与时间的会计活动是不存在的。因而会计主体假设、会计持续经营和期间假设， 就成为了会计运动的前提和会计实务处理的基础。
2、会计方法论。会计方法论是会计哲学观的揭示会计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 主要包括会计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规律， 为会计科学理论研究和会计工作提供了方法的总原则。会计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任何会计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 而是同周围的其他会计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由此形成会计的统一整体才能存在和发展的。因而在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工作中， 必须正确处理好会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全国通用的会计准则和各企业内部的具体会计制度） 的关系、会计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如重要会计事项和一般会计事项的核算与信息的揭示） 的关系、会计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如会计分配上的国家、企业、个人利益） 的关系等。会计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任何会计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以及会计事物的量变若突破一定的“ 度”（界限）， 就会引起质变。如历史成本？面值货币单位会计核算模式， 在物价变动不大的区间内是可行的， 若发生了持续性的严重通货膨胀， 物价上升指数超过10% 或15% 这个“ 度”， 则会计核算模式就必须发生质变， 即采用现行成本？固定货币单位等通货膨胀会计核算模式才能适应。会计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任何会计事物的内部都有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 一般而言， 在会计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 经两次否定-由肯定到否定， 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 即否定之否定， 会计事物的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 从表面上看好像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但在实质上是更高级的新东西， 这说明了会计事物发展的迂回曲折性。如关于会计属性的研究， 50 年代伊始就有人提出会计只是文字和数量相结合的技术性工作， 到了60 年代， 尤其是“ 文革” 时期， 则完全予以了否定， 一边倒的观点是会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后经拨乱反正， 产生了会计具有阶级性和技术性的两重性的综合观点。至90 年代， 会计理论界通过反思， 逐渐否定了会计的阶级属性， 重新提出了会计具有技术性和社会性或技术性和中立性的双重属性观点， 较50 年代的单重技术性观在会计理论研究上显然是一大进步。
3、会计认识论。会计认识论是会计哲学观中认识会计世界和改造会计世界的科学武器， 会计认识来源于会计实践， 在初级阶段产生感性认识， 随着会计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发展成为高级阶段的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反过来又回到会计实践， 如在会计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目的， 证明理性认识是正确的， 则就完成了一个具体过程的会计认识运动， 这亦就是会计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无疑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传统的按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经营方式制定的财务会计制度已愈来愈不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会计实践的需要， 伴随着十多年的会计实践的发展， 在会计界已形成了必须重新制定不分行业、不分所有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适用于我国境内所有企业的新的财务会计制度这一共识， 经反复不断的会计实践和会计科学理论的探索研究， 终于出台了由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 并于1993 年7 月1 日起在全国试行。通过这几年的会计实践检验， 证明这一新的基本会计准则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又在逐步制定和推行具体会计准则。因而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推行这一过程， 就是对会计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最好应用。
主要 [ 1 ] 胡军： 《跨文化管理》，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 2 ] 郝振平： “关于会计文化研究的几个方面”， 载《四川会计》1997 年第1 期。
[ 3 ] 《列宁全集》第38 卷， 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
[ 4 ] 夏基松： 《现代西方哲学教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 5 ] 刘大椿： 《科学哲学通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 6 ] 刘明辉： 《走向21 世纪的现代会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文化哲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指通过哲学的方法，从哲学的角度，对文化的特征、本质及发展规律进行的研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当前总体战略布局的重要方面。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基于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为文化事业科学、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确定正确的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生命的诠释
马克思在其哲学研究中，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其关于自我意识的学说就来源自于黑格尔。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自我意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我意识存在的矛盾推向了生命文化的高度。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文化哲学，他希望通过文化哲学，摆脱人在精神世界中的欲望，以及实现这些欲望所需的现实性与必然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价值生命、感性世界及人的创造活动与实践关系的肯定，对其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探讨，这种探讨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针对哲学史关于偶然性认识论的规定进行了明确。他通过研究分析，确定了偶然性在本体论方面的意义。该意义的确定，标志着两种哲学思想上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即伊壁鸠鲁将偶然性确定为本体论范畴，而德莫克里特则将偶然性确定为认识论的范畴。它的意义在于，在哲学研究的模式上强调了偶然性的本质、本体属性，必然性则是偶然性的外部条件，而且需要不断地被否认。其次，马克思在哲学研究中，对伊壁鸠鲁哲学中的伦理学原则进行了吸收与改造，把人确定为一种价值生命在现实中的存在。马克思赞同伊壁鸠鲁的一种观点，即将伦理学的原则贯穿于哲学中，将哲学作为人享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境界。马克思认为，伦理学是哲学体系中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获得人的价值生命，也就等于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同时，马克思并不认可伊壁鸠鲁的悲观主义思想，致力于消除其哲学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对感性生活赋予能动性的创造，将感性生活当作人的价值生命创造性的体现。最后，马克思借鉴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观点，对感性世界中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探讨，从而对实践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说的矛盾在于，其未将应有的原则，即将精神生成方面的辩证法贯穿于哲学体系之中，这就使体系和原则产生了矛盾。该矛盾表明了黑格尔对其提出的原则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关于宗教的批判，仅从表面上消除了哲学原则与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未从根源上解决这种矛盾。马克思认为，哲学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实践，实践是哲学内在的规定性与世界的历史性。人的感性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实践的力量决定着感性的世界要沿着人性自我完善与自我创造的轨迹发展，人性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创造的过程，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人的价值生命实现的过程。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实践在文化方面的内涵，也确立了其哲学性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表现，而不是反映。反映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表现则是对生命价值的体认。人们为了实现生命价值，通过创造的感性世界和作品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现象。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是本体，人们所创造出来的感性世界以及外部世界是一种现象。
根据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在研究感性世界和对价值生命的确认上，在对创造活动与实践的关系进行肯定上，都融入了文化哲学精神，在其研究的思维方式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学说及近性主义学说。因此可以确定，马克思通过对偶然性范畴的厘清和改造，创造出了实践哲学的范式。该范式因为运用了文化哲学思维，因此也可以被称为实践文化哲学范式。[1]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原则
马克思对实践进行了历史与理论考察，在考察生命活动中确立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即文化哲学历史主义的原t。他提出，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即为人的类特性。这个诊断对生命创造中的能动性进行了阐释。
所谓类特性，指一个物种整体的特性以及种群的类特性。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群整体的特性，决定于生命活动中的性质，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把生命活动化作自身意志与自身意识的对象，是人自我意识的建立活动。在此活动中，人的精神实现了双重化，即生命自身与生命意识。双重化的活动是抽象能力实现和意识分离的过程，而抽象和分离能力又是进行文化创造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人的文化创造能力的一种。人之所以具有文化并创造文化，是因其生理上本来就具有文化创造的本能。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生命活动的区分，本质上肯定了人创造文化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看成是一种天赋。二是通过实践改造无机界、创造对象世界，证明了人是具有意识的、类存在的物种。
在对实践进行历史研究中，马克思指出，对实现手段进行异化的本身即为实践。[2]该论断以异化劳动的观点，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性进行了说明。在马克思将人类的抽象能力与分离能力当作人类的特性时，其中就已经包含了异化劳动观点。抽象与分离即为异化劳动，二者意义相同，其不同仅体现于运用的范畴上。抽象和分离从静态的视角对人的生命活动特性进行了说明，异化劳动从动态视角对人类生命活动特性进行了说明。此外，异化劳动还蕴含现实生产活动的内容，这也是历史性活动的一种。马克思认为，这种活动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与自然世界、外部世界相异化，指的是物的异化；二是人和自身生命的活动相异化，指的是人自身的异化，也称自我异化；三是人和自身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与人的异化。这几种关系表现了人类生命活动外在的实现与内在的发展。前两种是人类生活外在的表现，后两种是人类生活内在的发展。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事实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前面两种异化导致后面两种异化，然而，根据人类特性，从人内在欲望与自我实现要求来看，二者的关系则相反。也可以说，后二者是前二者内在必然性和目的，前二者是后二者的外在表现与实现的手段。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中文化发展的规律
对于历史规律的研究，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理论，一是资本主义理论，二是东方社会主义。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马克思通过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揭示出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规律。在对东方社会主义研究中，马克思着眼于不同民族在各自文化发展过程的特殊道路，对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规律进行了探讨。
马克思认为，各个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特殊道路，是生产方式发展变化不同的表现形式，是生产方式变化在各个民族中的独特面貌。所以，东方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道路，也是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指不同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碰撞而引发的历史进步。马克思考察了俄国与亚非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东方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一种方式是，西方殖民者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对东方公社制度进行了改造；另一种方式是，在现代化压力下，东方社会主动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对传统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发展自己民族的资本主义。[3]不同的方式所带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殖民者的方式，其效果是负面的、消极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生产都是社会得以进步的根本性动力，消费与生产相匹配，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果社会消费超出了生产限度，就会使社会产生萎缩效应。如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破坏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建立起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兴起了奢靡之风，由此可知，社会在形态上的改变并未给印度社会带来活力与进步。再以俄国为例，该国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改革，使其生产方式逐渐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1] 陆扬.重读马克思：文化也是社会存在[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2] 刘文杰，周向军.马克思文化思想渊源探析[J].齐鲁学刊，2015.
[3] 马宏亮.马克思文化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