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弑父情节”到“弑父情结”
我们先来看看情结原型：古希腊忒拜神话中有这样一个预言，底比斯王在某日醉酒后与伊俄卡斯忒的一夜交合，导致了一个新生儿的降生，刚出生的婴儿被抛到喀泰戎的荒山中。牧羊人发现了这位双脚受伤肿胀的婴儿，管他叫他俄狄浦斯，把他送给没有子嗣的邻国国王波里玻斯做养子。长大后，俄狄浦斯因破解斯芬克斯之谜而受到拥戴，被推选为国王，并娶得伊俄卡斯忒女王为妻。多年后他才发现：在特尔斐神庙争斗中杀掉的那个狭路相逢者，正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所娶之妻则是自己的母亲，由于在不知不觉间犯下了“弑父娶母”的大罪，瘟疫和饥荒降临人间。俄狄浦斯诅咒自己的眼睛竟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便用胸针刺瞎双眼，放弃王位和家庭，万念俱灰，浪迹天涯……公元前431年，雅典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根据这一神话传说，创作了古希腊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成为西方深入人心的悲剧英雄。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将俄狄浦斯为代表的古希腊英雄神话中许多弑父情节加以提炼并转化，他试图从意识、前意识、潜意识三个层次，揭示人性中最接近兽性的一些本能性的冲动，将文学现象归结为心理学现象。弗洛伊德认为，儿童通过父母呵护自己的过程中，而得到满足，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正是在这一阶段产生的。在此情形之下，男孩早就对他的母亲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柔情，视母亲为自己的所有物，而把父亲看成是争得此所有物的敌人，并想取代父亲在父母关系中的地位；同理，女孩也以为母亲干扰了自己对父亲的柔情，侵占了她应占的地位。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语境下，“弑父情节”演变成“弑父情结”，文学人物形象转换成心理学图像。但弗洛伊德仅仅完成了从病理心理学角度分析“弑父情结”的起源，并将其定位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把心灵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19世纪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心灵或人格结构是由意识（自我）、个体潜意识（情结）和集体潜意识（原型）等三个层面所构成。而“俄狄浦斯情结”起源于人性中某种比童年时期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他把这种更为深邃的东西称作“集体无意识”，例如，人类从祖先那里获得一些先天倾向或潜在的可能性，便采取和自己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并作出反应，如：人类对于黑暗的恐惧。从索福克勒斯到弗洛伊德，再到荣格，“俄狄浦斯情结”完成了它一步一步从神话传说到经典悲剧，再到精神分析方法，再到社会文化观的升华和发展，成为西方家族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和西方作家进行叙事和营造悲剧气氛的主要手段，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西方文学创作。
二、“弑父情结”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以后,男性主宰社会，父亲往往成了权力的象征。古希腊神话里的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宙斯等一代代父亲，都是至高无上的天帝，邦国如此，家庭亦如此，享有至上权威的父亲直接象征着秩序，他们居于一个绝对的位置上，对子辈行使统治和宰割的权利。古希腊神话、史诗、戏剧,都有对父权崇高与尊严的表现，我们还可以从西方文学的源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李尔王》，莫里哀的《悭吝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失踪者》《致父亲的信》等不少西方作品中看到父子冲突、骨肉亲情的异化,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中有许多恶父形象,代表着陈腐守旧的力量,,对父权的反抗,就是对权力意志的反抗，父子冲突蕴含着新旧力量的冲突较量。西方文学对坏父亲形象的刻画及弑父情结,实际上表现的是西方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抗争意识，反映了西方年轻人反叛传统的精神。从维持还是推翻父权势力,是保守还是创新的体现。实际上反映了旧势力对新生力量的阻挠、扼杀，往往最终结局几乎都是年轻激情战胜保守陈腐。近现代以来，弑父情结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文学，中国艺术家们以此来洞察、剖析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家庭、人性以及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现代作家巴金、曹禺、台湾导演李安、当代作家余华等。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海洋文明国度奉为经典的弑父情结，受到来自于传统黄土文明的消融、碰撞和改良。受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建立一个安宁的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思想,中国的家庭伦理强调父为子纲,父权至上,父子间本无平等可言，尊父，天经地义。巴金和曹禺应该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与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抗争最为激烈的，然而其作品中仍蕴含着浓重的尊父情结。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反对的是封建家长专制，而绝无心取父权而代之；他重视亲情,揭露礼教,呼唤建立在平等、友爱、信赖的新型家庭关系，甚至表现出对专制家长、堕落子弟的怜悯，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族伦理的首肯以及封建孝道的理解式认同。曹禺的《雷雨》中，三个儿子都有仇父心理，作为子辈的他们都因为软弱而最终选择了放弃，最后儿子们为了满足父亲的权欲，慑于父亲的淫威，违背自己的本性，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正如同梁山好汉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中国的父子情仇，远不像西方作品中那么决绝、激烈和彻底，而束缚在几千年来形成的伦理纲常之中。中国式的俄狄浦斯情结，矛盾焦点在于如何经过斗争、叛逆或是妥协，建立一种平等的新型关系,而不是完全割断或者颠覆这种血缘纽带。
三、从“弑父”与“尊父”看中西文化差异
弑父与尊父，代表着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思维模式和家庭观念。希腊神话认为人类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神是人性化的，人神之间共享理智与情感、优点与缺陷，而中国神话中则是天帝给予了神绝对的权威，讲究伦常秩序；希腊神话中的权力传承依赖破坏与重建，中国朝代更替则是无道昏君和有道明君之间的循环更迭。以此观照中西文化，是耐人寻味的。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比较分析其差异：
（一）价值取向
价值观是人对人、事、物的价值认识与排列，决定你的立场、观点、取舍及行为。西方人认为个人是生存的基本单位，个人高于社会整体，崇尚个人奋斗，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在共同制定的规则下，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来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质量，获取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隐忍、谦让和秩序，注重整体与和谐，不张扬个性，不突出“小我”，个人利益服从群体或者社会利益；道家则提倡“无为、不争、若水、争雌”，“修身”为上，然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价值取向，无疑颇具东方道德美感，但对人的个性发展以及整个社会文明进步而言，又似乎少了点对规则与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
（二）道德标准
作为判断事物与行为对错、善恶、美丑的价值尺度，不同的自然、宗教，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不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评判。西方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建立在契约精神基础上的，包括民主、自由、权利、法律等等；西方奉行“个体本位”，鼓励在规则范围内标新立异，大胆创新；而中国的道德标准以“三纲六纪”为文化精华，“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内心诉求，以“礼义廉耻、忠信孝悌”为行为准则，欲以此来阐明和规范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教化人们恪守伦常，洁身自好，随遇而安，“中庸”无虞。
（三）思维模式
从思维方式上看，西方人重抽象思维，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透过事物的表象而提取其本质，归纳推理，演绎推导，条分缕析，分析实证，甚至建立数学模型，来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西方人作为认识世界，把握事物的最基本的手段和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推动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则是更习惯于以从“体验”出发，以具体形象为基础，以“古人”的经验为参照，从客观世界获取材料并且展开想象来认识世界，把握规律，探求真理，感知万物和自己的心灵。中国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
（四）家庭观念
在西方家庭观念中，长辈与晚辈间多以朋友相处，地位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成人后的子女必须自立，依赖父母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重视家庭、家族、家乡及其文化，在传统社会体系中，以血缘为纽带、以谱序为框架、以家训家规为规范的家庭构成承担着社会基石的作用。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和“听老人言”的传统，长者不仅是威望的象征，也是智慧的化身，最幸福家庭的是“几世同堂”“合家团圆”。尽管在现代社会；家庭结构的扁平化；独立、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多元价值观对家庭内部价值体系形成不小冲击，但是，“家”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其联结个体与社会、历史，凝聚传统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作用，在中国是一时难以改变的。
作者：李拜天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