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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论文范文1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2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综述研究灾害与文学，首先应考虑灾害对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迁徙造成的影响，其次是是灾害对作家本人的影响，包括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其次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对灾害的具体表现，包括文学特色、文学思想等。应以灾害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为中心，以中国古代“天谴论”与“反天谴论”为暗线，以文学性最强的古代诗歌为例，兼顾古代文章与叙事性小说，分析灾害给作家带来的影响、给文学本身带来的影响，进而分析灾害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作者：栾玉博 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3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4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5
一、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不断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代人，已经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瑶、薛绥之、田仲济、俞元桂、任访秋、单演义为代表，他们是建国前即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建国后在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基础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从事新文学史研究。他们是这门学科的“前驱者、奠基者”[2]（P484）。前，他们的学术思想大体已经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在学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虽然王瑶是正会长，田仲济和任访秋是副会长，但这时第一代学者都年事已高，当时王瑶是66岁，唐?是67岁，单演义是70岁，任访秋是71岁，田仲济是73岁，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具体事务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瑶的指导下，由严家炎和樊骏负责具体事务工作的。（这里可以从王瑶给几位学者的书信中确认：王瑶在1980年4月26日给王德厚的书信中说“我从未过问《丛刊》之事，只是挂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瑶致任伟光的信中也说“我能够从未参加具体编辑事务”。[4（]P313）王瑶、唐?健在的时候，樊骏是他们的得力助手。樊骏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瑶、唐?、田仲济、陈瘦竹、单演义（单演义去世后，据单演义的儿子单元庄给樊骏的回信说，纪念文是由王富仁转给他的，待查）五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重要学者去世后，他都及时地就他们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数篇沉甸甸的学人研究论文，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指出他们学术的得与失。他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学者“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5]（P5），对于这些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不必感伤，处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说些溢美之词，也不应该离开当年的实际，轻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与这些沉重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5]（P5）。
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一个特色是处处体现了鲁迅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方法论、原则）。王瑶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论的意义讲，五四时期研究传统文学最有收获的应该说是如鲁迅后来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这是估定价值的依据，也是一种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6]（P189）。樊骏据此推论出王瑶推崇鲁迅的“知人论世”的原则，其实“知人论世”的原则也是樊骏自己在评述各位前辈学者的学人系列研究时始终坚持的原则，也体现了樊骏的“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在论王瑶时，就明确地意识到了“学者与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同的风格与派别，同样存在着人与文之间的内在联系”[5]（P46），需要结合学者的人生经历（当然学术经历是主要内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学者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学术风格。这可以说就是“知人论世”原则（方法论）在樊骏的学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分析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点时，明确地意识到了王瑶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研究方法等对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在论述唐?时，也是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从他如何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开始解读的，意识到唐?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往往带有“杂”的特点，应该说都是和他自学中形成的杂览的习惯、格局直接相关的，也意识到唐?是从以文学创作为主逐步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这种作家和学者身份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创作实践中磨炼而成的艺术才能和积累起来的艺术修养，使得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细的鉴赏力，“艺术感觉极好”，同时樊骏并没有把作家学者化的论述流于一般化，同时指出唐?的独特性所在，他作为作家，除了创作，他还多方面地参与了文学工作文学运动，与其中众多的人和事有过深浅不等的关系（尤其是与鲁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坛的一些纷争，也就是他的研究领域正好是他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并结合唐?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着这一因素的影响作了具体阐述。在论陈瘦竹时，先从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尤其是戏剧研究的现状入手，结合陈瘦竹戏剧创作体验和对于戏剧理论的长期的系统精深的研究这一人生经历来阐释陈瘦竹的学术优势和学术特点，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同样在论述杨犁时，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对杨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读。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7]（P278-27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骏始终注意到了学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从而有效地对几位已故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特点作了深入解读。他并没有单纯就学术（学术成果）谈学者（学术特点），这使得他在分析学者时从来没有把他们游离于他们所从属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游离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游离于他们的学术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联系着整体来说明每个学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现出来的共性，而由此评论这几位学者在整个的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指出他们各自特殊的贡献。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他在评论各位学者时，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准确地抓住具体研究对象（每个学人）的个体特征（学术风格，学人经历），又启发人们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体（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以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整体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从而扩大了视野，也深化了他对各位学人的具体解读，结合各自学人的得与失，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的成长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p#分页标题#e#
在分析王瑶“我是清华，不是北大”时，并没有局限从感情上找原因，而是结合王瑶的人生经历，并且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作了考察，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高远东在评论王瑶的文章中指出王瑶的“独立的学术品格表现在对于这种非学术渗透的自觉的疏离上”[8]（P239），王富仁在评论王瑶时，把王瑶定位为“学院派的一员，其治学态度属于这个时期的业务派”[9]（P56）。樊骏并没有简单地对这两种学术观点予以否定，而是结合王瑶的学术人生经历以及具体学术成果作了细致分析。他并没有单纯地就王瑶谈王瑶，在解读王瑶的学术人生的同时，他还进而指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没有具体的组织或者名称，不是一个团体，也没有形成派别，但彼此间多有相似之处: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5]（P58-59），指出这个群体与学院派不同，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5]（P59），并进而总结道：“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是这个群体而不是学院派的学术成果”[5]（P59），另外“一些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济等人，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都属于这一群体”[5]（P59）。在意识到这一文化群体的优势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追求志趣并不专一于学术，而且视政治高于学术的心态”给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局限性，认为这是“这个文化群体一个难以超越的难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学术工作未能取得重大成就、达到很高水平”[10]（P113）的原因所在。在论述唐?时，不单纯地肯定了唐?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学术建树和分析了他的学术个性，更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在结合唐?的学术经历，从唐?的作为学者和作为文艺战士的某种“错位”的严峻事实以及由此酿成的苦果来分析和解读“死者（唐?）和生者（后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共有的遗憾”产生的原因。樊骏在具体阐释唐?这一系列的“错位”现象的同时，指出了这一错位的核心所在，则是“有悖于发挥学者的学术才能和专长，有违于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志趣等发展学术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0]（P116）。樊骏在论述王瑶时，引用了王瑶在给乐黛云和吴福辉的书作序时的一段总结，“每个人如果都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11]（P130），并把根据自己的特长“开拓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称为“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的产物”[12]（P141）。“选择学术方向应顾及自己的个性”不仅是王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的，也是樊骏在解读唐?这一系列错位时，所要提示给后来的研究者的，这是“上代人的疏忽（樊骏对唐?这句话也作了纠正，笔者概括为错位引起的遗憾、教训更恰当些），下一辈人的任务”，正如他在文章的结尾所提示道的“共同的遗憾，本来就源于共同的事业，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业的不断发展，（共同的遗憾）才得以逐步消解”[13]（P152）。这是樊骏在分析了唐?学术道路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是樊骏在面对这些学者的“艰难的学术跋涉”，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
樊骏在解读王瑶和唐?时，都注意到了他们的学术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不仅重视“史料工作”，还重视“史识”的文学史家的风格和特点。现在的这个蓝图（是指“传统”）是“在漫长的时间内许多连续不断的传递、继承和再传递所形成的沉淀或混合物，当一个人获得了一种观念后，他就进入了一个行列，在这个行列中，人们的思想都受到了过去事物的指导”[14]（P46），同样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有传统，其中“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传统。王瑶、唐?拥有这个传统，或者说构建了这个传统，樊骏作为他们的学术后辈，同样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学术命题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这一传统（意识）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好象越来越稀薄，也正因为如此，值得我们后来人不断反思我们自己的研究，寻找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不让这一传统衰微下去。樊骏在论述陈瘦竹的学术研究时，着重指出了陈瘦竹建立戏剧理论体系、形成学派的梦想和遗愿。他在简要分析了陈瘦竹所带的学生的学术成果后，认为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和明确的宗旨，分散四处，各自为战，更不一定都有建立体系和学派的自觉要求；但共同的精神纽带和美学志趣，仍然把他们联结成为虽然松散、若有若无，细细品位却又具有一致的或者相近的特色的”[15]（P162）学术群体。为此他在作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判断的同时，指出有待解决的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倡导“建立不同学派”。他所谓的学派，是指“共同的基本主张、理论体系、治学方法等为纽带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学术群体”，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仅仅靠打出旗号的自我标榜，或者是你那派我这派的相互封赠所能确立的”，需要“建立独立的学术体系，在重大问题上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或者共同形成鲜明的学术风貌，并为学界普遍认可，才算构成了学派”[16]（P522）。对此，他首先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指出“过去，由于现代文学研究处于幼稚年轻的阶段，整个环境又缺少自由发展学术的氛围，建立学派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进入新时期以来，“开始有人议论这个问题，也流传过关于不同学派的一些说法，有以地区划分的，有以校名或者人名命名的，但没有见诸正式文字，更谈不上同行间的普遍认可”。“无论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王瑶，还是治学撰文极其讲究风格的唐?，虽然分别被人视为不同学派的带头人，文章与口头似乎都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学派这个意愿的是陈瘦竹”。#p#分页标题#e#
但他同时指出，我们的学科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学术风格的学者，一些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虽然都还“只是个人的而不是群体的共同特色，却是形成不同学派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有些学者陆续培养出为数众多的硕士、博士，“有的在学术志趣与取向上又多有一致之处，也为组合不同的学术群体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各种自成体系的文学史观的建立，特别是重新建构学科的探索的展开，人们对这段文学历史的认识评价，从微观的剖析到宏观的把握，从观点到方法，都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不同的价值标准，还有各自的取舍与侧重，越来越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不同的体系与格局”[16]（P523）。“不同的学科建构也将为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同学派，提供广阔的天地。”他认为“可以说建立不同学派的主客观条件正在逐步具备中，今后还会不断得到完善充实”，“只要有志于此，加上持续努力，是可以水到渠成的”,“不同学派并存与争鸣，既是推动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从来是学术界企盼的美好境界”，将在“学科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事实。学科的形成就是“将思想、文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知识，成为体系化、规范化的学术与精神资源的过程”[17]（P198）。同样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有传统的，是“需要一代代学人前仆后继，不断将新的生命信息夹杂着时代信息带进学术传统”[18]（P449），使学术传统丰富起来。“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擦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19]（P380）樊骏及时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学人的学术传统进行及时地总结，并且自身也在自己的学术以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响应了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参与构建这一学术传统。他以自己掌握的大量事例，旁征博引，援古证今，精彩论述了几位前辈学人各自的长处和独特贡献，同时指出了他们所留下的“死者和生者共有的遗憾”的原因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同代学者
樊骏、严家炎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不仅自己不倦地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专注于自己个人的学术领域的开拓，著书立说；他们不仅协助王瑶、唐?等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本人的学术工作，而且积极地为同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健在的时候，是协助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培养和引导后辈学人，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去世后，是自己继续承担起来了学术队伍培养的重担，借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务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刊工作不断为新人创造条件和机会。越到后来（尤其是第一代学者故去，独自承担这学术队伍培养的重担的时候），越重视学术后辈力量的培养，所以花费的时间和心血越多。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支克坚在他的《周扬论》后记中为我们讲述了樊骏与他在1998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太原）的往事“：他（笔者注：指樊骏）强调研究周扬理论的重要性，而我这时忽然‘大彻大悟’：通过研究周扬，不正可以回答上面说的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本来要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的问题吗？于是我又转而写《周扬论》。”他还说樊骏是“一位他尊敬的朋友”，“无论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还是我对周扬的研究以及这本《周扬论》的写作，都曾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着眼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不带任何私心，高标准地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毫无保留，是樊骏同志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最令我尊敬的地方。”
[20]（P368）我们可以通过举樊骏为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这一例子进一步说明支克坚所总结的樊骏的特点“不带任何私心，高标准地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成果，并且只要有可能，在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毫无保留”。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樊骏作为黄修己这本学术专著的特约审稿人。“书稿送到北京时，樊骏刚刚出院，又恰巧有紧急任务，还兼乔迁大忙，但他在七八月暑天里，在健康状况并不正常的情况下，不但细致地审阅了书稿，而且非常认真地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21]。在文章的正文开始之前，他就点明了他撰写本文的态度“虽然谈的大多是这部著作，目的却是以此为例，探讨学术史的编写原则”[22]（P165）。他在通读了这部书稿后，指出黄修己“无论从他关于这门学科所积累的学识修养，还是他为编写本书所花费的心血精力来衡量，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得更为完美，并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这就使人在钦佩赞叹的同时，不免夹杂着几分惋惜”，因为在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同时，花费了更多的笔墨分析这些“惋惜”以及总结导致“惋惜”的原因。他在行文中用了“不都是无懈可击”、“仍有明显的缺漏”、“这一脱漏，实有失当之处”、“都不能不说是种偏差”、“失之粗疏”、“绕开一些直接相关的基本事实，另从更远更广的范围去寻求答案”、“用心可谓良苦，却实在举例不当，使人读了哭笑不得!”“作者显然并不是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足和错误，或者不认识它们的消极性、危害性：但他的确是在回避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偶或触及到了，也总是在一些微妙的问题面前犹豫踌躇，不是望而却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缩小、淡化”[22]（P187），“既人为地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空白，也放弃了一些总结历史教训的良好机会”这些词句表达了他对黄著的“惋惜”，当然在“惋惜”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这种“惋惜”存在的思考。比如黄修己在谈到《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7年），在编写体例上采用“作家论型”取代原先的“文体分类型”时，主要结合与社会生活中干部的“评级定薪”、军队“实行军衔制”等联系来阐释这一原因，樊骏对此首先否定了这一解释的科学性，并从中国文学批评的两条路线着手作了详细解读。[22]（P183）难怪黄修己在读了樊骏的审稿意见后，在《后记》中写道：樊骏“审稿格外认真负责的精神，同行中是有口碑的”，“毫无疑问，现在这部书，也溶着我这位尊敬的学长（指樊骏）的心血，他对本书稿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评价的标准太宽，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21]#p#分页标题#e#
支克坚和黄修己对樊骏的评价可说是知人之论。樊骏自己在一位年轻友人的书信中也对自己作了分析“：我的顾虑在于我为人苛刻，爱挑剔（有人称我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法官’，就是形容我的严酷）。”①因此“我自己因此文章写得很艰苦，也很少。这活该，自作自受！”“但如果因此挫伤别人的积极性，那就太不好了。”“事实上，一再发生过使我摇头的文章，却得到别人赞赏的例子。前年所里办了一个进修班，二十多名学员由所里同志分别辅导。结业时导师所作的评语中，只有我指出了所辅导的学员的缺点（这是事后听别的学员说的，他们彼此之间将多人的评语都传阅了），而事实上我所辅导的学员恰巧是全班学习成果最突出的（所写的两篇论文都在中央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其中就有一篇我认为尚须修改充实，严家炎都认为已经可以发表，并且可放在刊物的第一篇）。”“此事使我震惊，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过分苛刻了，为此，我常对相互之间还不怎么熟悉却又尊重我的意见的年轻人说：我自己没有多大出息，如果谁完全听信我这一些，也不会有说明出息的。”连一项被称为“严加严”②都认为“已经可以发表，并且可放在刊物的第一篇”的文章，樊骏还认为“尚须修改充实”。严家炎在给樊骏的信中写道“《新月》三卷一期我去查了，结果比你已查到的还要失望：这里竟是1931年2月10日出的第三版。我劝你只好别那么认真了！”③钱谷融在给樊骏的信中这样分析樊骏“我欣赏你办事认真而并不热衷，这样的人在现在是不多的，不要说象你这样真有才能的人，即使在并无真才实学的人中，也是很少见的。你嫌自己太苛细，或者说太苛察，这确是你的一个毛病，但同时它也正是你的优点，是由于认真而来，是由于一种精神上或说是心智上的洁癖而来。而一般说来，你心地还是比较宽容的，因此，这并不构成你的真正的缺点。”，同时钱谷融建议“当然，今后如能稍加控制，那就更好了。”④
可见樊骏的治学态度的严谨，也许有的人认为这只说明他对别人苛刻而已，他自己不见得就能自己做到。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几篇文章的说明作一番说明。《在遗憾和欣慰之余——重评小说〈四世同堂〉引起的思索》，原载《文艺报》1985年12月7日，收入本书（1992年11月出版）时，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字数，无异是重写了一遍。《关于讨论近一百多年文学历史分期的几点理解》，樊骏说明道“1986年9月，有关学术团体和单位，在北京专门举行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有个简短的发言”，但“本文并非那个发言的整理稿，而是在听了与会的不同学科的同志的发言，又阅读了有关材料以后，另行写成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产生撰文讨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及其得失的念头，始于1983年春”“，1987年8月动笔”，“得知有的同志对之所抱的希望超出原定的计划”，为此，“不得不中断写作，从头做起，扩大阅读取材的范围，增加思考、讨论的方面”，于是，“原先准备用两三个月时间写篇两万字上下的文章，实际拖了两年写成近八万字的长文”，收入本书时，又“增添了若干例子”。《论罗淑》从1983年10月写到1987年7月。《认识老舍》1986年5月写出发言稿，1996年7月至9月写出书面稿，2001年12月再次修改，历经15年之久。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樊骏从事学术工作接近40年后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发表时间是从1983年——1990年，仅收了11篇论文，出版前他又对这本学术论文集的一些文章作了补注，涉及达16处之多（第23页，第26页，第50页，第55页，第76页，第82页，第116页，第135页，第187页，第196页，第234页，第236页，第246页，第270页，第305页，第310页）。2003年他突患脑血栓，最初失语，行动也有困难。据严家炎所说“为了便于人们阅读、研究樊骏先生的学术成果，也为了在学界弘扬他高尚可贵的品格和学风，朋友们一致认为应将他分散于各处的论著编印成集”，“所收篇目完全由他自定”，“朋友们原先建议他多收一些文章，但他本人不同意”①，最后仅收了27篇论文，这是他从事学术以来50年的学术成果的一次结集，大约还不到他全部学术成果的三分之一（详见笔者所编的樊骏的著作目录）。对于樊骏在自己编选这本论文集将大量写于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陈平原表示遗憾，认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早期文章其实“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23]（P223），说樊骏在学术上有“洁癖”，同时评论樊骏为现代文学界的“学术警察”[23]（P223）。
对于陈平原的遗憾，我们可以从樊骏与田仲济的一件往事寻找答案。田仲济生前曾经多次约他去山东，或者为研究生讲课，或者参加山东同行的学术活动，对此樊骏说“我懂得他的好意和信任，但我没有系统地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对这段文学历史缺少全面深人的了解。我所能讲的，只有自己思考过、研究过的少数几个‘点’，而它们大多已经写成文章发表了，别人也已经看到了，不宜再照本宣科作为讲课的内容，所以真正可以作为专题来讲的实在少而又少。”[24]（P20-21）这也印证了樊骏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王信的话“樊骏的文章不等于其全部的思想，樊先生的为文风格是不打擦边球，不说似是而非的话，因此，一些不适合公发表的话或者不成熟的思考他就不会放在文章里，这也是他自我要求严格的一面”[25]（P223）。樊骏从来不出专著，只出论文集，一生也只出了这2卷3本的论文集，所以在把论文入集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在1992年出版《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樊骏在前言中就表示过对自己文章的不满“出版这样一本论文集，从与出版社商定到最后编成，给我拖了好几年。主要原因是我对这些文章不甚满意；越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是明确强烈，因此对于编选出版的事，心中总有些踌躇。”[26]（P18）这一切都是因为樊骏“我把‘正业’（‘正业’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看得很神圣，不能轻易写文章”[27]（P376），“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生命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28]（P144）樊骏不仅一直反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且把自己也作为清理评判的对象。这一点可从一则注释说明。在他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写的序言中，樊骏在一则小注中这样反思道“在回顾这门学科的历史道路，对过去的失误进行剖析清理时，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也是这样跋涉过来的，是当年那些迷误者中的一个，因此也始终把自己作为这种清理评判的对象之一。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明确表白这一点，比如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也曾写过题为《从〈求爱〉、〈在铁链中〉和〈平原〉看路翎怎样通过作品进行反革命勾当》。只要看看题目的用语提法，就不难想象这会是怎样的一篇文章。”[26]（P16）他提到的这篇文章写于1955年7月，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这期刊物上第一篇是何其芳写的《胡风在文艺理论方面的破坏活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作为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每次运动到来，必然要表态，樊骏作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是当时所里重点的培养对象，并且在反右斗争以前，一直为何其芳等人所欣赏，当时樊骏作为一个25岁的青年写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45年后专门提到这件事情，也是可赞的。表明他内心中一直在记着这件自己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也时刻在反省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的得失。#p#分页标题#e#
三、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三代、第四代学者
赵园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曾经庆幸当时文学所的那种散漫的非组织的状态，因为这使得真正“个人化”的工作以及“书斋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感叹道“要知道前于此，我的所内的同行，常常被组织在‘大兵团作战’中：大项目，集体撰写。我相信不少人的学术潜力，就在这过程中被耗掉了”[29（]P38）。樊骏就是曾经被组织在“大兵团作战”的一员，自从大学毕业到结束，一直经历着各种运动，自己是在苦难中艰难跋涉而来的，他自己意识到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对一个人的学术成长的至关重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樊骏、严家炎等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工作，比如清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左”和右。“也许从学术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工作并不具备长远的价值，但是，它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前提。如果这一步工作不做好，其他的一切恐怕就都谈不上。”[30]（P260）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赵园等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是在“这门学科留有特别多的生荒地”，又面临着“文学观念、方法大变革的时代”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以至于钱理群当时充满自信地说“在现代文学研究的任何领域，只要我们肯下力气，大胆探索，就能有丰硕的收获，建立起拓荒的功业”[31]（P115）。刘纳曾感慨地对解志熙说“他们这一代研究者当时出名太容易了——只要发表一两篇像样点的学术论文或出版一本看得过去的学术著作，就一夜成名，一纸风行，轰动天下，引人注目——关注的人远远超出了狭小的学术圈子”[32]（P108-109）。可见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由于社会时代原因造成的“荒芜”，还有一大片“学术处女地“有待开垦。这批人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出现的一批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差不多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创办成长同步，其中有些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即爆发前后，已经完成了文学专业的学习，十年动乱使他们无法开始正常的学术工作，直到结束以后，经过两三年的进修充实，才正式走上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就年龄而言，这些人更接近于中年一代，只是因为上述的耽误，才使他们在学术资历上划入年轻的一代。更多的还是七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开始接受文学教育的年轻人”[33]（P432-433），“新时期生动活泼的社会气氛和人文环境，加上年轻人善于吸收新思潮的特长，使他们的思路和思考所得都颇多新意。虽然有的因为缺乏历史感，论断失之片面和偏激，但就整体而言，给丛刊和学科带来了生气，推动了整个工作”[33]（P433）。当樊骏、严家炎在一段时期内作了大量的“拨乱反正”性质的“扫除障碍”的工作后，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这一批“年轻人”的学术成果后，他们是欣喜的，他们意识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了“新人”，有了“传人”。鲁迅曾说“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34]（P46）而他们就是“催促着，奖励着（第三代学者），让他们走在现代文学的康庄大道上”，当他们遇到波折、困难时，他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35]（P140）。
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者的支克坚也意识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中,打出旗子,引领风骚,不是第二代学者的事”[36]（P274），这种清醒的意识让他们对第三代学者的出现格外重视。早在1983年樊骏就注意到“对于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对于他们给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工作带来的新气象，却很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肯定和赞扬了”，为此，他专门撰文“赞文学理论队伍的新人”，正如他自己说的，作为提出一个新的命题，这里“不可能对于他们中间某个人的文章或者他们在某门学科某个领域的成绩，进行具体的剖析和估计”，而只是“对于他们的共同特点和他们带来的主要变化，作个初步的粗略的估计。”[37]（P132）1994年所写的《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第四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三代主要学者的学术风格与特点都作了一一点评，指出赵园“可能是最富有学术个性的一位”[16]（P493），指出王富仁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16]（P494），对陈思和、王晓明、刘纳、赵园、钱理群、王富仁、杨义、吴福辉、蓝棣之、温儒敏、凌宇、李存光等分别通过分组比较加以阐明分析各自的学术特色。同时也对对陈平原、汪晖、解志熙三位当时的文学博士作了比较分析。1999年他在《跨世纪学人文存》出版座谈会上，对王富仁、赵园、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汪晖六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学术风格不再分别作具体解读，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他们学术内在的一致追求和共同的步伐”[38]。1999年人民出版社为杨义出版了七卷十册的《杨义文存》，樊骏参加了《杨义文存》出版座谈会并发言，又专门写文章，联系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其中的经验教训，分析杨义的治学的一些特点与由此提供的有益经验，并说及他“想得最多的还是杨义今后的学术之路”[39]（P297）。
赵园曾说“群体意识不必蓄意造成，但集束的成果推出，有助于将新的姿态带进学界，——这或许出于我所属的一代人的经验。‘新时期’的十几年间，将一代，一批研究者作为一种力量介绍给社会，这种工作，是由一批富于远见与事业感的学术刊物，出版社承担的。”[40]（P3）“我以为十几年间的学术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出版家参与组织的，未来的学术史将会如实记录出版界在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出版业在特定时期发挥的特殊功能。我只祈望年轻者能有我们一代所曾有过的幸运。尽管商业大潮的冲击已使我们的处境与我们当年大为不同，我仍愿意相信会有乐于发现，扶植新人的出版家，以丛书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将年轻者作为‘代’而推出，如上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率先做过并在继续做着的那样。”赵园这里主要是阐述出版社对发现新人，组织学术力量以至“引导”，推进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其实樊骏在积极促成了出版社与新人的联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p#分页标题#e#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书信是写给熟人的，而文章则主要是写给同代与后代的陌生人的，这不同目的的文字才构成一个人人生的完整的记录。”[41]（P186-187）从我在樊骏的书房里整理出来的书信中截取的片断也可以知晓一些樊骏对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提携之用力。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余仁凯在给樊骏的书信中写道“帮我们组织陈涌同志的论文集（据笔者翻查，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了《陈涌文学论集》为名的论文集），为我们推荐近年来涌现的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人——王富仁、赵园、钱理群、刘纳、吴福辉——又使我们向他们组织到了几部较有特色的稿件”①，宋建元在给樊骏的信中也提到“海南打扰，大连求助，你慷慨热情的关怀与支援使我深为感激，直爽，利落的风度尤给我以极深的印象。…接你信后，我即向刘纳、赵园、吴福辉、郭志刚发了约稿信，刘稿已寄来，吴稿也来信愿写。赵、郭尚未见消息，想来有你的推荐是不会有问题的。对此，我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你谢绝当顾问，但实际上你已是我们有力的顾问了。”②赵园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之路时，也提到“记起了朱成甲讲修改意见时的情景——我那篇文章是经樊骏介绍到《中国社会科学》这家在当时学院气十足的刊物的。”[42]（P125）李志强在给樊骏的信中提到“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在你和严家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出版了十部。从社会反映来看，基本上是有的。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丛书能否得到社会承认，关键在于选准作者”③，据笔者翻阅樊骏的书信，得知一些作家评传的作者都是编辑采纳樊骏的建议约稿的。朱栋霖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及“人文社出版我这样年轻人的著作，之前尚无先例。因此我是很感激的。后来我听说，是樊骏先生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樊骏先生是有很深学养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学术界都很敬重他。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其实我和他接触很少，只是有几次在学术会议上聆听他的报告。…樊骏先生一向很关心后学，提携年轻人，像我和杨义、许子东、刘纳、赵园在当年刚走上学术道路时都得到他的鼓励。”[43]他还积极地促进现代文学博士点的申报工作，比如河南大学的博士点就离不开他的支持和援助。
四、樊骏与王瑶学术奖、勤英文学研究奖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6
在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此次印发的是调整后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关儿童文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发展，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动了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些经验，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学科设置问题做一番探讨。 首先，从国内外设置儿童文学学科的状况和发展情况来看，儿童文学学科是关系到民族阅读能力提升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 在我国国家标准GB/T13745—19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中国儿童文学”是“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在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下的二级学科。 近些年来，我国每年也都会有若干儿童文学研究的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例如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涉及儿童文学研究的，分别是“中国儿歌的审美艺术与现代演进”、“现当代美国少年小说类型研究”、“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现当代美国科幻文学研究”、“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等。 在美国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目录》(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简称CIP)中，儿童与青少年文学(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编号为23．1405)是英语语言及文学(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学科门类下，文学(Literature)一级学科中，与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美国文学［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学［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国及其他英语文学［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级学科。它的宗旨在于“关注儿童及青少年文学的学术研究，以促进教师、图书馆员、出版者、图书经营者和写作者的专业工作，也包括对某个时代、某种体裁的文学研究，作家论，文学批评，以及对各种文学文本、对书籍装帧设计者、对儿童电影的研究”。同时，还在图书馆科学(LibraryScience)门类，图书馆科学与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级学科 下专门设置了儿童与青少年文学服务(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编号为25．0102)的二级学科。这一国家行为，足以彰显美国对儿童文学发展、对儿童阅读的高度重视，也显示出了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长远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警醒。 在我国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儿童文学学科的存在。因此，长期以来，在实际儿童文学研究生培养中较为通行的办法是挂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之下进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师范大学自主设置儿童文学二级学科、下设儿童文学研究和科幻文学研究两个方向外，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还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招收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就是在现行学科制度中，我国儿童文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方卫平认为，“这一安排既为儿童文学学科在主流学术制度设计中争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在事实上也维系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在各项学术指标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最基本的学术体面”，但是“从儿童文学研究的内部知识构成和学科组合上看，它同样包括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等分支领域”［1］。因此在总体定位上，笔者认为，包含儿童文学研究与儿童阅读推广研究等内容的儿童文学学科，应该成为“中国语言文学”(0501)或“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等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 这样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虽然不能排除儿童阅读成人书籍和成人喜爱儿童文学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在艺术上没有相通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现代儿童文学的预设读者首先是儿童。在学科设置中没有儿童文学的存在，实际也就是对人生旅程中十几年的阅读生命的漠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可以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目录》(CIP)中，要在文学(Literature)、图书馆科学与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两个一级学科之下设置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二级学科，也可以从中体会到美国从国家总体战略的层面对儿童阅读的重视程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认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体系”这样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为职业发展需要参加成人教育和培训，以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样的功利性目的。而学习和阅读作为一种享受审美愉悦的过程，一种人生的姿态，当然也是一个国民素质培养、造就和提高的过程。《纲要》指出“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养合格、健全的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而阅读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时美育、阅读也是与“生命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等命题息息相关的。儿童阅读能力的提升对儿童的成长，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所面临的事关民族未来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中国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正是从这个方面讲，从与世界比较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儿童阅读整体上还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届21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郑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在世界的景象中，属于贫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学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开始了，进行着，而更多的地方，还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旧贫穷。很严格地说，中国儿童的文学阅读，童话阅读，捧在手里的，是经得起抚摸、珍惜的，书页中飘出的味道是纯正的真快乐、真智慧、真诗意的，仍旧很稀少，很零零落落。这照样还是贫穷。所以，请注意，我们要认识‘贫穷’这个词，我们要很真实地看着它，要继续行动。要热情持续，行走持续，大声疾呼持续，大声朗读持续，娓娓讲述持续”。事实上，阅读习惯的养成，更多的依赖于童年时期的阅读习惯和体验，也仰仗于儿童文学学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认为，儿童文学不仅仅是阅读而已，其实它是一门学科，应当从学科的角度认识它的作用，给儿童文学以学科的地位，对于儿童阅读的推广具有深远的意义。［2］#p#分页标题#e# 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探讨儿童文学学科设置问题，有些杞人忧天，好像现有的状况，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来讲，产生的也许并不都是负面影响，就像韦勒克所说的比较文学学科中“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完全可以弥补缺少多年专门研究的不足”［3］。但是，从中国教育事业的宏观角度来看，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学科设置和目录常常是各个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是对国家发展全局在教育层面和人才培养层面的“顶层设计”。我们在看到儿童文学学科现有的发展水平的时候，还是需要想一想，这是在儿童文学学科多么被忽视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全局来看，儿童文学学科在极少数高校取得的长足发展的同时，在绝大多数高校中，对这个第2期齐童巍:中国儿童文学学科设置研究11预设读者的年龄跨度达十几年、对培养一生的阅读习惯和人生姿态十分重要的学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视。这不能不说是学科设置中的一个缺憾。《纲要》指出:“加强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实际上，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教育理论问题，儿童文学学科设置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和提升国民素质的“顶层设计”。有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名目，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学术土壤中得到良性发展，也能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环境。因此，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来，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实际发展中，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相对明确的研究方向。 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中，因势而为，在不同高校已经取得了不同情况的长足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立的学科知识系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出现了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当代儿童文学思潮、图画书研究等领域众多的研究成果。［1］ 从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来看，“儿童文学是具有自己独立学科体系的，它包括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文体学、中国儿童文学、外国儿童文学、民间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学等”［4］。而学科知识的积累、学科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学术建设在视野、话题、方法、知识生产、学科推进等方面，显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学位的儿童文学研究学位论文中也有体现，如《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1999年)、《“训诫”到“交谈”———中国新时期童话创作发展论》(2003年)、《儿童文学的童年想象》(2004年)、《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2004年)、《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2004年)、《植物与儿童文学研究》(2005年)、《中西童话的本体论比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与儿童主体的生成》(2005年)、《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2006年)、《轻逸之美———对儿童文学艺术品质的一种思考》(2006年)、《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2006年)、《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研究》(2006年)、《荆棘路上的光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06年)、《成长之性———中国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的文化阐释》(2006年)、《论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以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为个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2007年)、《女性创作与童话模式》(2007年)、《马克•吐温青少年题材小说的多主题透视》(2007年)、《格林童话的产生及其版本演变研究》(2008年)、《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译介学视野下的晚清儿童文学研究》(2008年)、《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来影响———以安徒生童话为个案》(2008年)、《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2008年)、《中韩现代儿童文学形成过程比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国的图画书》(2009年)、《当代儿童文学的十年———1966—1976年儿童文学史研究》(2009年)、《类型视野中的儿童幻想电影研究》(2009年)、《伪满时期的蒙古族儿童文学研究———以伪满洲国蒙古文机关报为中心》(2009年)、《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2010年)、《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2010年)、《另一种现代性诉求———儿童文学中的图像叙事》(2011年)、《日本儿童文学中的传统妖怪》(2011年)、《论安徒生童话里的“东方形象”》(2011年)等。这里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个年份授予学位的儿童文学研究博士论文，而没有列举出所有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积累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近年来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史、比较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教育等各个研究方向上的广泛而深入的掘进，已使得儿童文学研究呈现出日渐丰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趋势与面貌。 第三，社会对儿童文学学科有很大规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这些年，儿童图书出版事业飞速发展，其码洋在整个出版业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高，成为出版业中增速最快的业务。“中国少儿出版在经历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环比高速发展后，2010年继续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领涨’中国出版业”［5］。行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儿童文学专门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儿童文学专业“毕业生大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还有用人单位已经向明年毕业的儿童文学研究生‘订货’了”，因为“全社会关注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长的相关用人单位，学校、少儿出版社、报刊杂志、影视传媒动漫等，都急需懂得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儿童心理的专业人才”［6］。另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列入了语文课程的学段目标之中，并在“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列出了“童话，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叶圣陶《稻草人》、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谣、儿童诗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小说”等等。［7］#p#分页标题#e# 这对小学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师资培养中，重视儿童文学学科知识的传授。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儿童文学和那些预设读者并非儿童的文学是血脉相通的。儿童阅读习惯和兴趣的培养，对整个语文教学都有着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认为现在没有把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教是一个突出问题，其根源与儿童时期缺少人文性的阅读有关。［2］ 第四，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开始于1979年。 方卫平指出:“1979年，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在中国当代大学的人才培养体制中首次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强在东北师范大学以学位论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位以儿童文学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台东大学先后招收并培养了多名儿童文学博士研究生，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高端人才的培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2008年开始，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又创新地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培养儿童文学研究生。这些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实践也为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壮大、成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2009年9月“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项目获得了教育部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和个人，在总体上代表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儿童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进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显示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儿童文学学科积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依据《关于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1〕12号)，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学科作为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三个一级学科的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在教育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进行了公示。根据该论证方案，我们看到该校儿童文学学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将进一步细化为中国儿童文学、比较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三个方面。这也是二级学科设置自主权交给高校的新形势下，儿童文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工作要点》指出，2011年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工作包括“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编写一级学科简介，编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目录》”。但是根据《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研厅〔2010〕1号)，今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的二级学科目录将不再是体现国家权力的指令性目录，而是根据各个高校设置的二级学科进行统计汇编而成，是指导各个高校设置二级学科的参考性目录。［8］ 这既意味着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自主设置的儿童文学二级学科有可能进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但同时也表明今后我国儿童文学学科设置主要还是依靠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的自主意识，依靠社会对于儿童文学学科的自觉、主动意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儿童文学学科由于发展历史等原因，在我国主要还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当中，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但儿童文学学科却成为了这些学校的特色学科。《纲要》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儿童文学学科的现状其实正符合这样的办学要求。因此，当前，儿童文学学科既可以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9］的切入点，同时也是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所面临的重要机遇。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7
学术写作课程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研究与学术写作能力，帮助研究生了解本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使他们学会如何阅读、评判、分析与利用资料，掌握科研论文写作的技巧、方法与规范。众所周知，科研论文作为一种书面交际形式，在任何学术环境中，人们最为追求的语言及思维的能力都希望在其科研论文中得到最好的体现［1］。因此，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提高其科学研究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学术写作课程教学改革的理念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对学科发展的动态和趋势、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与现象有敏锐的眼光，使自己站到学科研究的前沿，这是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同时，开展科学研究需要研究者善于学术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问题，或者对研究领域的发展作出理性的思考、分析、评价和预测，这需要研究者具有敏锐的思维和眼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们认为，对于研究生来说，科学研究与学术写作能力是研究生的必备素质，其核心是要具备高层次思维能力(criticalthinkingskills)，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应以培养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为理念。 近二十年来，高层次思维能力被西方教育界广泛关注并被列为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我国有学者将“criticalthinkingskills”译为“批评性思维能力”。此译法易被曲解，难以完整准确表达原义，而译成“高层次思维能力”更为贴切，更适合我国国情［2］。根据Paul与Elder的论述，从词源上讲critical来自于希腊语的两个词根:一个是kriticos，意为“有眼力的判断”(discerningjudgment);另一个是kriterion，意为“标准”(standards)。二位学者认为“高层次思维”(criticalthinking)可定义为“为了决定某东西的真实价值或优劣，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明晰的思考，以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其中包含三个维度:分析(analytic)、评价(evaluative)、创造(creative);作为高层次思维者，分析思维是为了评价思维，评价思维是为了改进思维［3］。由此可见，高层次思维源于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投入，是以改进自己的思维为目的，通过分析与评价，对自己思维进行系统的监控，发现并提出问题，研究未知，在思考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对研究生而言，其学习的核心是“研究”，研究的关键就是“创造”，即“创新”，高层次思维能力是学术创新的原动力。 二学术写作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实践 (一)学术写作教学以文献阅读为依托 学术写作是学术语境中为从事学术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课题申请书、科研论文、学位论文等特殊写作目的服务的一种写作方式，与文献阅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二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就学术写作教学中的文献阅读而言，关键是要任课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指导研究生查阅反映国内外本学科或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观点和最新成果的文献，这是研究生尝试学术研究的根本保证，也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学术写作能力的最基本途径。所以，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要有助于培养提高研究生查阅文献、分析评价资料、吸取学科或研究领域前沿知识的能力。钱伟长曾指出，研究生学习阶段要着力培养以下能力，这样就永远不会落伍。第一是会找资料，找你需要的资料;第二是自己会读这些资料，能很快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最核心最有用的东西;第三是要有眼光，能够从中发现、提出问题，看到进一步发展的景象［4］。通过教师指导下的文献阅读，强化研究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敏感性，促使研究生追踪学术前沿，充分发挥研究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 (二)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设计 Grabe和Kaplan指出，写作能力非“自然习得”(natu-rallyacquired)，而是学校或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传承”(cul-turallytransmitted)，写作是一门技术，是必须通过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才能掌握的技能［5］。目前，英语写作教学似乎还没有固定的模式与行之有效的方法，写作教学与研究有着较大的探索余地和空间［6］。所以，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应根据研究生培养的自身规律，着眼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有计划、分步骤地对研究生在学术写作的基本特征、研究设计、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训练，使他们学会如何阅读、评判、分析与利用资料，掌握科研论文写作的技巧、方法与规范，有效提高他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学术写作水平。 1．采取模块式教学 根据课程的教学改革理念，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写作课程采取模块式教学，教学内容主要由六大模块组成，充分体现本课程教学内容的个性特征。这六大模块是:第一模块“学术写作的基本路径”，介绍学术写作中必须考虑的“受众———目的———结构———文体———语言———表达”等问题与策略［7］;第二模块“选题研究”，介绍科研论文选题的技巧与策略，论文题目的选择、写作与提炼。第三模块“文献阅读与综述”，介绍文献阅读、资料占有与处理方法，文献综述的类型与特征以及文献综述的写作技巧;第四模块“研究设计”，介绍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第五模块“学术写作规范”，介绍科研论文的具体格式，写作中的拼写、标点符号等写作基础，夹注、参考文献等开列的格式与规范以及运用缩写形式的具体做法;第六模块“学位论文写作”，介绍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结构、具体格式与写作要求，致谢、摘要、引言、结论等部分的写作方法。 #p#分页标题#e# 2．革新传统授课形式 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注重科学思维方式与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坚持“以学生为主”的教学原则，革新传统授课形式，在教学方法上侧重研究性教学，主要采用课堂精讲、师生对话、小组讨论、实例分析以及研讨课(semi-nar)等授课形式，并定期举行学术论坛，将个性化学习和合作性学习相结合，要求学生全程参与，实现有效的交换思想与学术对话学习。莫雷指出:学习不是孤立的、抽象的、程序化的活动，它是基于沟通的社会过程。与其他个体对话、交流的学习是完整学习体系的一部分［8］。由于学术写作课程涉及面广，课程阅读量大，研究性强，要求学生课前阅读，课堂参与，课后研究，做到课堂教学与课外研究相结合，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从着力培养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出发，注重培养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探索精神以及实践研究与创新能力。 3．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在教学手段方面，学术写作课程充分利用多媒体与网络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以更丰富的形式与途径呈现教学内容，倡导教学方法的改革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力求传统教学手段与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做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料网络化，在增加课程教学容量的同时增加课程教学的趣味性和可操作性，做到网上作业评阅与答疑，实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和课外研究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总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体验、参与、互动、对话、论坛的方式，注重科学思维方式与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帮助研究生了解英语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使他们学会如何占有与分析资料，掌握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技巧、方法与规范，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促进他们研究能力的发展与科学素养的提高，达到着力培养研究生科学研究与学术写作能力的目的。 4．举办学术论坛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知识是发展的，是内在建构的，是以社会和文化的方式为中介的。学习者在认知、解释、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知识，学习者在人际互动中通过社会性的协商进行知识的社会建构［9］。我们认为，定期举行学术论坛并使之制度化、常规化，就是给研究生创立一个交流思想、建构知识、培养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学术平台，作为研究生课堂教与学的延伸与深化。在课内外的文献阅读过程中，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如作者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这项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其研究发现是什么，这项研究的优缺点在哪，对所读文献进行批判性阅读，然后按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写出论文在学术论坛上以报告形式进行交流。研究生在师与生、研究生与研究生、研究生与文献作者、研究生与文献引证作者等进行多维互动的对话与交流，思想的火花得以多层碰撞，在人际互动中建构知识的同时，扩大了学术视野，升华了发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并提高了自身的高层次思维能力。 三新理念下课程教学改革的优势和特色 1．多学科视角下的学术写作 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结合语篇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修辞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写作与文化差异、写作与交际能力、写作与语篇互动等方面来指导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的学术写作，尤其注重文化间修辞学理论对学术写作的指导。跨文化修辞模式研究表明，对于特定的语言社团来说，写作修辞模式是与其文化紧密相连的，尽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西文化在碰撞中的融合将进一步加强，但英汉修辞偏好与文化差异仍是存在的。学术写作亦不例外，因此，多学科视角下的学术写作有助于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更好地掌握学术英语的修辞特征。 2．学术写作规范国际化 学术写作课程采用《MLA科研论文写作规范》［10］(MLAHandbookforWritersofResearchPapers)作为参考教材之一，介绍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MLA)的科研论文写作规范。让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掌握MLA格式规范，使自己研究成果的载体――论文在新世纪，尤其是在当今的因特网时代，更加符合国际规范，以避免剽窃等不端学术行为，严守学术操守，加强学术道德修养。 3．采用原版教材，教学内容个性化 学术写作课程的参考教材以美、英国家的原版教材与著作为主，这样更能针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的学术培养。而且将教学内容分为六大模块，个性化的教学内容反映了英语学术写作领域的最新成果，突出了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体现了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写作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指导性和开放性。 4．开展研究性教学，授课形式多样化 学术写作课程在方法上采用研究性教学，坚持“以学生为主”的教学原则，注重高层次思维能力培养，采用课堂研讨等形式多样的授课形式，同时定期举行学术论坛，强调学生的全程参与，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与研究的兴趣与积极性，在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动手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 5．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料网络化 学术写作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料网络化，将部分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料在学校局域网英语平台上运行，既扩充了教学信息量，有利于研究生的自主学习与学术成长，又建立起了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的更为便捷的信息通道。 四结语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一个研究与探求未知的创造过程。研究未知，探索新事物，不断探索着逼近真理，增加新知识，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义务，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状态，甚至具有一种使人得以永生的神圣性［18］。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写作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以培养高层次思维能力为理念，依托文献阅读与模块式教学，试图构建起“文献阅读———研究方法———课堂研讨———实例分析———学术论坛”五位一体的课程教学体系，做到教学内容个性化、授课形式多样化、教学手段现代化、学术写作规范国际化，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突出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体现本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指导性和开放性，培养研究生在思考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在不断提高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学术写作水平之同时，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能力。#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8
0总述 儿童文学翻译与其它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要考虑中西文化差异，还需考虑成人与儿童在价值观、理解、和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忽视。笔者对十年间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进行分析，以归纳出其中变迁。 1研究方法 笔者对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发表的共69篇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其中期刊论文39篇，硕士学位论文30篇。 2分析与讨论 分析数据显示出以下两点：（1）儿童文学研究的数量有所提高。（2）儿童文学研究覆盖各领域。 2.1总体趋势 在1999年至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数量大幅提升，笔者以五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在前五年，仅有2篇期刊论文涉及该题材，而在后五年则有37篇，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期刊论文总数的93.78%。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前五年，仅有1篇学位论文涉及该题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发表，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论文总数的96.67%。据统计，95.65%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均在后阶段完成。 2.2研究内容 笔者将所分析论文归为五类：时段研究、译者研究、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个案研究、总体描述，其中个案研究与其它分类偶有交集。数据显示：大部分学者关注于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其次为个案分析。 2.2.1时段研究 着重于儿童文学翻译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较。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是以成人标准进行，并非以儿童为受众，但这时期引入的国外儿童文学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吴雪珍，2007；陈丽娇，2007；赵国春，2006）。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真正引入国外儿童文学是在五四之后，这时的儿童文学翻译开始注重儿童的兴趣、价值观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荣华，2007）。还有学者对五四前的儿童文学翻译内容和技巧进行了比较（张道振，2006；桂念，2006；杨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译者研究 一些学者对知名儿童文学译者展开了研究，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研究从译者角度展开，如译者眼中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认为儿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认为更应关注儿童语言（张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译理论和策略 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应用了多种翻译理论和策略对儿童文学译作进行了分析，如美学和接受美学、接受理论和儿童本位等。鉴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受众是儿童，译者需要更多去考虑儿童的视角，学者们多从儿童认知、智力和价值观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在翻译策略方面，学者们关注翻译的异化和同化，基本上认为同化更为适合儿童文学翻译。秦君和应承霏认为异化应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则用于语言（秦君，2006；应承霏，2007）。 2.2.4个案研究 数据显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个案覆盖不同国家和时期的作品，其中《爱丽丝漫游奇境》的译本最受青睐，其它被研究的经典儿童文学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快乐王子》等，也不乏现代儿童文学译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尽管具体的研究译本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译、儿童本位等(秦君,2006;杨丹屏,2006,张代蕾,2006)。 3结论 在1999-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在后五年尤为明显，2004-2008年间的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占研究总数的95%以上。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翻译，包括时代变迁、译者、翻译理论和策略、个案分析等，但个案分析的对象范围较窄，多为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儿童文学翻译有着其独特的属性和价值，通过上述研究能够对当下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