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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论文范文1
0总述 儿童文学翻译与其它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要考虑中西文化差异，还需考虑成人与儿童在价值观、理解、和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国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忽视。笔者对十年间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进行分析，以归纳出其中变迁。 1研究方法 笔者对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发表的共69篇相关论文进行分析，其中期刊论文39篇，硕士学位论文30篇。 2分析与讨论 分析数据显示出以下两点：（1）儿童文学研究的数量有所提高。（2）儿童文学研究覆盖各领域。 2.1总体趋势 在1999年至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数量大幅提升，笔者以五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划分。数据显示，在前五年，仅有2篇期刊论文涉及该题材，而在后五年则有37篇，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期刊论文总数的93.78%。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前五年，仅有1篇学位论文涉及该题材，余下的都在在后五年发表，占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论文总数的96.67%。据统计，95.65%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均在后阶段完成。 2.2研究内容 笔者将所分析论文归为五类：时段研究、译者研究、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个案研究、总体描述，其中个案研究与其它分类偶有交集。数据显示：大部分学者关注于翻译理论和策略研究，其次为个案分析。 2.2.1时段研究 着重于儿童文学翻译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前，后，以及前后的比较。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是以成人标准进行，并非以儿童为受众，但这时期引入的国外儿童文学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吴雪珍，2007；陈丽娇，2007；赵国春，2006）。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真正引入国外儿童文学是在五四之后，这时的儿童文学翻译开始注重儿童的兴趣、价值观和理解能力（秦弓，2004；夏丹，2007；夏丹，2004；伍荣华，2007）。还有学者对五四前的儿童文学翻译内容和技巧进行了比较（张道振，2006；桂念，2006；杨丹屏，2006；容怡，2007；王勇，2006）。 2.2.2译者研究 一些学者对知名儿童文学译者展开了研究，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研究从译者角度展开，如译者眼中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周作人认为儿童本位是最重要的，而任溶溶认为更应关注儿童语言（张道振，2006；王珊珊，2008）。 2.2.3翻译理论和策略 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应用了多种翻译理论和策略对儿童文学译作进行了分析，如美学和接受美学、接受理论和儿童本位等。鉴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受众是儿童，译者需要更多去考虑儿童的视角，学者们多从儿童认知、智力和价值观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在翻译策略方面，学者们关注翻译的异化和同化，基本上认为同化更为适合儿童文学翻译。秦君和应承霏认为异化应用于跨文化元素，而同化则用于语言（秦君，2006；应承霏，2007）。 2.2.4个案研究 数据显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个案覆盖不同国家和时期的作品，其中《爱丽丝漫游奇境》的译本最受青睐，其它被研究的经典儿童文学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快乐王子》等，也不乏现代儿童文学译作，如《哈利.波特》和《小公主》等。尽管具体的研究译本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中亦有共性，如跨文化翻译、儿童本位等(秦君,2006;杨丹屏,2006,张代蕾,2006)。 3结论 在1999-2008年间，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在后五年尤为明显，2004-2008年间的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占研究总数的95%以上。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翻译，包括时代变迁、译者、翻译理论和策略、个案分析等，但个案分析的对象范围较窄，多为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儿童文学翻译有着其独特的属性和价值，通过上述研究能够对当下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2
兰台纵横lantaizongheng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精通12国语言。 在语言学、佛教学、印度学、文化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诣，研究翻译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2006年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其国学老师，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著述颇丰，著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中饱受折磨，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时间里，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结束后，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 十年风雨、十载心血，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巨著。 《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 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并译著出《弥勒会见记》，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一是教授，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一次是来自印度，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著，达是忠于读者，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就是上等，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则是中等，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就不叫翻译。#p#分页标题#e# 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 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 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 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 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韵脚灵活，音韵协调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 季羡林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罗摩衍那》的音译上。 为了保持忠实于原文，能准确地选择译音，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实践与翻译文化，基本上使用过去中国和外国和尚翻译经文时使用的对音方法，尽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羡林所主张的直译，在信的基础上，还在汉语习惯以及文法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当引进一些外国语法中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使汉语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从而更适应需要。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观颇有相似之处。但与鲁迅不同的是，季羡林反对重译，即不通过原文而对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类必要时可以进行重译，文学作品则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来形容重译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季羡林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无法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正因为翻译的重要性，季羡林十分重视翻译职业的道德，主张翻译行业的工作者，应该多学几门外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时改革大学外语学法，大力培养职业翻译家，建立保证翻译质量机制，并再三公开请设国家翻译奖，足见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切与注重。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3
印度佛教经历漫长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别：即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这三大派别，在中国都有良好的发展。相对说来，汉传佛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习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学性强的汉译佛典，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最受世人欢迎，产生的影响也最大。若就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总结，则可归纳为两大范式：一曰本体研究，二曰影响研究。而且，二者还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外学人，于此概莫能外。遵循《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笔者拟对本体研究加以回顾与展望。 就本体研究而言，学术界用得最多的概念是佛典翻译文学和佛经文学。发其端者，在中土而言，当推梁启超民国九年撰出的《翻译文学与佛典》，是文对佛典翻译文体形成规律及其影响的宏观揭示，至今仍具有示范意义。鲁迅于1923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比较系统地揭橥了汉译佛典及其思想观念对中古小说创作的孳乳之用。稍后，胡适出版于民国十七年的《白话文学史》，又综合二者之优长，专设两章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它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汉译佛典本身纳入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指明了其在白话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这种做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新模式，即大家都毫无例外地要讲述一下佛经翻译或佛教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高观如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前半部分所谈虽名曰佛教文学，重点却在讨论历代佛经翻译文学及其影响，眼光也相当敏锐。周一良发表在1947－1948年《申报•文史副刊》第3－5期的《论佛典翻译文学》，则从纯文学、通俗文学和语言史的角度分析了佛典翻译文学的特色所在。 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汉译佛典文学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有一些著名学者在高等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如陈寅恪曾在清华国学院、中文系及北京大学开过佛经翻译文学与佛经文学课，后来季羡林、周一良之所以走上佛教文学研究之路，陈氏的影响至关重要。此外，当时的教内人士，也呼吁要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巨赞法师于民国三十五年就发表过《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演讲，经整理后刊登在《佛教公论》复刊第6期。 民国学者重视佛典翻译文学的做法，在建国初期仍有所继承和发扬。如顾随在1954年编撰出《佛典文学翻译选———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并指出佛典中文学的价值是二重的，即：“佛书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学的价值，此其一；译出之后，则又成为翻译文学，此其二。”且要求研究者应超越“专从宗教的观点”，而从“文学美底认识”来检讨佛典翻译文学。凡此，仍有振聋发聩之用。常任侠则在1957年编了《佛经文学故事选》，他从汉译佛典之本缘部中精挑细选了78则既有文学趣味又富于思想教育意义的故事，注释简明，极便读者。李嘉言刊载于《开封师院学报》1964年第1期的《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很可能是“”到来之前大陆地区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佛典文学之专题论文，虽说作者因受时代因素的制约，对胡适的研究结论大加讨伐，但仍有一些思想的闪光点，比如点出了宫体诗与佛教的关联。相反，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则一直未中断相关研究，且有不少力作问世，如柳存仁发表于香港《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上的《?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饶宗颐发表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册上的《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台静农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3卷第1期的《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 进入新时期以来，相关的成果日渐增多，可以说佛经文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显学之一。这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系统的资料整理，学术价值较高的有王邦维《佛经故事选》，陈允吉和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孙昌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等。二是扎实的研究论著（含论文集）之问世，如侯传文《佛经的文学性解读》、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及《续集》、王立《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丁敏《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梁丽玲《汉译佛典动物故事之研究》等。三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不少硕、博士学位论文都选择了佛经文学来做专题研究，重要的有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梁丽玲《〈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及《〈贤愚经〉研究》、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温美惠《〈华严经•入法界品〉之文学特质研究》、周敏惠《〈金光明经〉文学特质之研究》、林韵婷《〈杂阿含经〉譬喻故事研究》、李昀瑾《〈撰集百缘经〉及其故事研究》、苏世芬《汉译佛典佛陀与佛弟子的诞生故事研究———以阿含部、律部为中心》、陈蓉美《〈法句譬喻经〉的叙事研究》等。这些研究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了汉译佛典文学性的阐发，呼应了前述顾随先生的主张；二是注意融合、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及故事类型学等研究模式来做汉译佛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性研究。 反思近百年来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史，我们会发现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是凡取得杰出成绩者，大多具有扎实的国学根柢与国际性的研究视野，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莫不如此。而且，相关课题的提出，常常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此例甚多，在此仅举两个人作为代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及佛典及佛教观念影响中古小说创作时，其结论与日人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大体相似，但鲁迅给出了实证，如指出阳羡书生故事源出《旧杂譬喻经》、《观佛三昧海经》等。而常任侠之所以编选《佛经文学故事选》，按其自序的交待，是因为受了法国汉学家沙畹教授研究汉文与佛经，曾著“佛经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册之壮举的感召。二是就研究方法言，最重要的是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讲，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其根本属性就是比较文学，故而其两大方法———平行比较和影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当然，就比较的范围而言，可以有华、梵相比，华、华自比，梵、华、日之比之类；就层次而言，则有文体、语言、语体、主题、受众、文学形象、创作方式、传播途径等方面的异同。但个人认为，即使是比较，也是综合性的，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比，而非单一和片面之比。对此，陈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童寿〈喻?论〉梵文残本跋》、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季羡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等精彩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实绩，最能说明问题。其间，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交互生辉，综合性、多方位的视角已完全超越了纯文学的范围，因其广泛涉及到中外（印）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三是学人的关注中心在汉译佛典中的叙事作品，因为人物、情节、故事类型之类的实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比较容易发现。陈引驰即深有体会地说：“佛教进入中国，在文学中的最为显著的影响应体现在叙事文学。”#p#分页标题#e# 对于今后汉译佛典文学的研究重点，笔者认为有四个大的方面工作必须加强： 一是有必要拓宽汉译佛典文学的研究对象，从狭义说回归到广义说。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汉译佛典中那些文学性不强的经典，其实也有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者，如《心经》、《金刚经》、《中论》、《十二门论》等；二是从早期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而言，欧美学术界在研究印度学时，都把所有佛教教典作为印度文学的种类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立场上加以讨论，著名者如温特尼兹的《印度文学史》。这种做法提示我们研究汉译佛典文学时，既要把全部汉译佛典视为研究对象，又要注意汉文化对佛典翻译的制约作用。果真如此，则我们关注的汉译佛典范围会宽广得多。 二是有必要加强汉译佛典文学的本体问题研究。对此，首先应注意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印语言文学传统的异同。众所周知，印度文学的传承重口诵（在佛典汉译中的主要表现是口译）、内容多以神话传说为主；而中土重书写（文言）与历史（史学尤其发达）。而这种差异对佛典汉译的影响如何？当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在梵汉比较，甚至梵、巴、汉、藏等多种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方可能认识得更深入。其次，汉译佛典的主体是大乘经典，而自成体系的大乘佛教之十二部经（十二分教）是如何来的，它们的文体特征、文学表现与九分教的联系、区别如何？都是有待检讨的领域。复次，本土固有的文学思想、审美趣味是如何促成汉译佛典文体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的？这也是重要的本体问题之一。 三是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影响研究的范围，注意影响的途径及效果。前文已言，过往的研究聚焦点多在叙事文学作品（如本生、因缘、譬喻等经典）的研究。其实，非叙事类佛典，也多有值得探讨的文学问题，比如“论议经”这一特殊文体，它具有动态和静态的双重特性，它的辩论原则、组织结构及伎艺化的表现，对中国讲唱文学实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就目前影响研究最需拓展者，窃以为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曰仪式性佛典的文学研究。因为在宗教的组织结构中，仪式与仪轨的形态最为稳定。汉传佛教仪式性佛典的来源，无非两大类：一是佛典翻译，比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的西行求法，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土戒律思想的印度原典，而律典的根本属性在于仪式、仪轨。二是汉土佛教依据现实需要并结合汉译律典而新撰者，如至今仍然盛行的梁皇忏、水陆道场、法华忏、金光明忏、药师忏、八关斋文、授三归五戒文等，悉属此类。但无论哪一类，其施行、信奉都有特定的对象和场合，不同对象授受的经文及接受的途径、方式不尽相同，至少有在家、出家之分，有比丘、比丘尼之别。二曰疑伪经的文学研究。疑伪经是相对于真经（翻译经典）而言的，虽说其来源不一，且多不入藏，但它数量相当惊人，如唐人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至唐时有疑伪经392部、1055卷，而入藏的真经为1076部、5048卷，两两相较，可以看出当时疑伪经流行的盛况。而且，有的影响力并不比译经低，如《盂兰盆经》、《十王经》、《金刚三昧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它们在中土民俗佛教信仰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但是，就目前的文学研究而言，学人们关注的重心也仅仅集中于这少数的几部疑伪经上，而绝大多数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四是有必要超越文学研究本身，最好能把文学研究、艺术研究融汇为一体。因为印度佛教及汉译佛典的传播，除了利用文学这一根本手段外，也运用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方式，所以，汉译佛典产生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对此，前辈学者已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如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二文贯通诗画，令人耳目一新；饶宗颐《南戏神咒“?哩?”之谜》一文从音乐角度，揭示了戏曲神咒及其和声与梵语四流音的关系，王昆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则系统地梳理出了印度佛教音乐对中土佛教音乐文学产生影响的途径与方式；康保成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则是近年研究佛教东传与戏剧之关系不可多得的力作，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研究模式很值得借鉴。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4
近三十年来，在多样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开放的社会形势之下，俄罗斯文学汉译在译介选题、译介趋势、译介版本、译介方式、译介主体以及翻译理念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丰硕而系统的成就，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为中俄文学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
（一）译介选题多样化
随着政治因素对文学译介干预的逐渐减少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思想解放，俄罗斯文学翻译在选题内容上愈加开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不同艺术手法、不同表现方式的文学作品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文坛，并在相当范围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1980年代，先前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的当代俄罗斯文学，重又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纽克、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拉诺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别洛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甫图申科、艾特玛托夫、阿尔布卓夫、罗佐夫、舒克申、万比洛夫等作家，以及过去受冷落、边缘化、被批判、被打击的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巴别尔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译介过来，甚至出现了多个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国读者欢迎、对中国作家创作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他与海明威、马尔克斯、卡夫卡被认为新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之一。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开本《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册）收录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长于百年》也于1990年代译介成汉语。这一时期，文学译介对象较多集中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近万种俄罗斯文学译作中，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约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已大多译介为汉语，当代俄罗斯文学则相对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时代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创作体验，对封闭国门多时的国人具有相当吸引力；其三，苏联当代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健康心态的追寻，对杂色生活底蕴的开掘，对改革趋势的深刻揭示，对当代人性的多侧面描摹，契合着彼时彼刻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和社会历史的时代话语。
19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南北联手，合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罗斯文学名著占据很大比例。为了弥补丛书下限过早（截至一战）的不足，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袂，编辑出版“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其中包括不少苏联文学作品。自1987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佳作选”小型本丛书，其中第一辑包括《黑桃皇后》、《舞会之后》和《圣诞树与婚礼》。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单独编辑出版了《苏联文学丛书》、《外国文艺丛书》，其中既有苏联当代文学，又有俄国古典作品，诸如十七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诃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莱蒙托夫文集》、五卷《冈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关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尔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长期遮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也被译介到中国：1998年，朱希渝翻译的该书中译单行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2010年，余一中和董晓复译的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既让人看到高尔基对文化建设的高瞻远瞩，也让人触摸到高尔基多样而鲜活的形象。这种大规模译介现象和出版行为，对于中国读者补充因1960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学交流阻滞造成的封闭无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俄罗斯文学的一贯重视。不过，不加选择地译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经典作家于不顾，会造成翻译成本的低下和翻译成果的浪费，不利于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整体发展。
（二）译介趋势丛书化
就整体而言，近三十年来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呈现出比较突出的从书化和规模化的趋势，表现出比较明显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俄罗斯文学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不同思潮、各类风格、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作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及时的翻译。在各种单行本大量出版的同时，翻译文学丛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有关研究者统计，自1978年至20世纪末的二十余年间，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各类翻译文学丛书近二百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的综合性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翻译名家主译，注重翻译质量，颇具学术性和权威性。该丛书从1980年代初即以陆续出版，到2000年已出版作品逾百余种，其中大多数作品均是长销书和畅销书，在读者界享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和极高的文学声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着眼于20世纪外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文学成就，系统地翻译出版了多种名家名作和新人新作，极大促进了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发展的了解和文学创作技巧的借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以小开本典雅装桢的形式，陆续推出18—20世纪世界各国文学名家名作译本几十种。译林出版社的《译林世界名著》系列丛书，专门组织翻译家对多种世界文学名著进行复译，以较高的译文质量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和青睐。译林出版社的《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著丛书》紧跟世界文坛，翻译推出了一系列雅俗共赏、畅销卖座的作品；该社推出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首译和新译十几种世界各古老民族的英雄史诗，《伊格尔远征记》即是其中之一，不仅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审美价值，而且包含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除以上几类综合性的翻译文学丛书之外，还有从不同角度选编翻译的各类翻译文学丛书，其中俄罗斯文学几乎都是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比如从获奖文学角度编辑翻译的《获诺贝尔奖作家丛书》（漓江出版社）、《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工人出版社）等；从文体角度出发出版的翻译文学丛书，诸如《世界神话珍藏文库》（北岳文艺出版社）、《诗苑译丛》（湖南文艺出版社）、《域外诗丛》（漓江出版社）、《外国名家散文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十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囊括所有文学体裁和文学主体的翻译丛书，诸如《外国畅销小说译丛》、《海外名家诗丛》、《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世界民间故事丛书》、《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散文译丛》、《外国游记书丛》、《世界五大洲寓言精选文库》、《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世界神话童话传奇系列》、《二十世纪著名随笔译丛》等。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文学包含着众多类别，其中均涉及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从文学类别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有《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外国古典长篇小说选粹》、《外国中篇小说丛书》、《世界短篇小说精华》等；从国别和地区出发编辑成册的翻译文学丛书，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俄国短篇小说选》、《苏联短篇小说选》，以及《英国／法国／德语国家／日本／东方短篇小说选》等；从地域和国别的角度出版的翻译文学丛书，有作家出版社的《白银时代丛书》等；从性别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有外国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丛书《蓝袜子丛书》（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从主题、题材等类型学角度出发编译的翻译文学丛书，有《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14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三）译介版本复译化
近三十年来，以世界经典名著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学，大多出现了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新译本，由此形成译介版本复译化和多样化现象。诸如汝龙的翻译的《复活》，刘辽逸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力岗、查良铮翻译的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均是译者不断修订、重新打磨的佳作。这些久经磨砺的译介佳作，在提升译作质量、忠实原文的同时，也体现出译者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与此同时，有相当数量相似度较高的文学译本，先后出现在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中。仅以2005年俄罗斯小说为例，《复活》有三个版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四个版本，《童年》有六个版本，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原有版本的重印。这种大规模的复译现象，不仅存在于俄罗斯文学译介中，而是存在于整个翻译文学的共有现象：“大规模、大范围的复译现象，成为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之一。其中的是非功过，也引起了读者界的关注和文学翻译界的热烈讨论。”如何理性而客观地评价文学复译现象，无疑是值得密切关注和学理深思的。
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状况，文学经典的复译行为并非没有合法性和裨益。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德里达曾经指出：“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可以说，翻译是原作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延伸、衍生和复活，充分体现出跨文化的对话精髓和文学阐释的可能限度。也有学者指出，与时俱进传达时代精神的优秀复译作品，既是一种合法的文学经典的当下阐释和文化建构，也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积累和传承行为。与此同时，诚如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所言，“说诠释（‘衍义’的基本特征）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对任何文本的诠释和建构都有一个相对性和有限性，不能超出文本界定的大致范围；否则，过度诠释将导致解读的无限性和建构的任意性，从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走向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应该承认，大量彼此雷同的译本的推出和传播，会导致文学译本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正的精品名译会身处迷雾，被莠草遮盖，由此既使作品感染力大打折扣，也部分使翻译者蒙羞受辱。俄罗斯文学名著大量复译版本的不断出现，使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出现一种非理性的繁荣景象。虽然众多复译版本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复制粘贴式粗制滥造的复译作品却会降低读者的阅读期待。这将不仅扰乱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的整体事业，而且会破坏文学的译介生态，侵害翻译家的合法权益，其原因与出版社或书商们的利益追逐、图书出版市场利益的分化组合和译者的利益诉求等方面不无一定关联。
（四）译介方式系统化
伴随俄罗斯文学译介在数量上提升和质量上的深入，在共时性的拓展和历时性的跟踪，近三十年来，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的翻译逐渐从单行本扩展到选集或全集，从小说和诗歌延伸到书信和随笔，从文学作品拓展至理论著述，由此形成逐渐系统化的总体特色。
近三十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口碑良好的出版社团，在俄罗斯文学译介系统化方面成就卓著，功不可没。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普希金全集》（十卷）、《果戈理选集》（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七卷）、《屠格涅夫选集》（十三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七卷）、《高尔基文集》（二十卷）、《肖洛霍夫文集》（八卷）、《纳博科夫小说全集》等系列化作品，读者界反映良好。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推出《普希金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托尔斯泰文集》、《契诃夫小说全集》等重要作品，备受读者好评。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90年代先后推出“世界文豪书系”，其中包括《普希金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等系列，该系列丛书规模宏大、制作精良、装桢精美，可谓填补了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中的不少空白。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普希金全集》，译林出版社完成《法捷耶夫文集》等作品，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读者界中也有着相当的影响。
可以说，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名家汉译全／选集的相继推出和不断面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价值。就译介传播而言，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更加理性而客观，愈加审慎而积极，在一定程度上已开始步入一个总结阶段；就文学研究而言，这种系统化的文学译介，既包蕴着高度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学理意识，也为学理研究和学术承传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就译介主体而言，丛书化的文学译介体现出不同与俄罗斯学界的中国立场和民族特色，即不仅重视人文精神建构，密切关注域外经典文学，而且紧跟社会时代脉搏，服务中国文学发展。
（五）译介主体专业化
伴随译介事业逐渐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翻译家译文集或论文集陆续出版问世，既显示出社会和文化界对翻译家工作的肯定和认同，对译者文学和学术地位的重视与褒扬，也凸显出译者作为译介主体的专业化、自觉化和学理化。
《瞿秋白译文集》、《巴金译文集》、《汝龙译文集》、《戈宝权译文集》、《卞之琳译文集》、《曹靖华译文集》等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的文集，纷纷编辑出版问世，成为1990年代翻译文学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仅如此，在大量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也陆续展开，显示出学术热情和学术理性的结合。此一时期，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叶水夫等中国俄罗斯文学译研事业的奠基人仍在笔耕不辍，留苏一代学者重归岗位，将一腔热情倾注到文学译研之中，新一代学人相继踏入学术研究行列，三代学人构成近三十年中国俄罗斯文学译研主体。全国性的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建立起来，各种专题的研讨会不断举行。由此，学者队伍的形成、学术组织的成立、学术刊物的创刊等各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空前繁荣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纷纷面世，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译和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已然得到基本扭转，一如著名学者陈建华教授所言：“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领域明显拓展。这一时期所取得成果既展现在数量上（在数量上已超过了以往全部成果的综合），也表现在质量上（研究的视角、角度、方法和规模都有了明显的突破）。这些成果或全面剖析苏联文学思潮，或以文化为大背景来研究俄国文学，或从新的角度切入重新考察经典作家，或认真探讨‘白银时代’文学，或特别关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或系统梳理中俄文学关系的发展历程，或深入评述巴赫金等思想家的文化理论，或多方位思考俄国文学史问题……”从吴元迈、薛君智、倪蕊琴到任光宣、吴泽霖、刘文飞等众多学者的系列著作，基于大量文献史料，从各种学术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呈现出俄罗斯文学意涵的复杂性和构成因素的多元性，引起俄罗斯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共同关注。这些体大精深而旁征博引的学术著述，不仅让读者看到俄罗斯文学不同于其他欧洲文学的特质，挖掘出令世人深感陌生而震惊的问题，而且引发俄罗斯文学何以深刻影响、如何影响20世纪中国等诸多重大问题。
（六）译介理念滞后化
较之文学翻译的空前繁荣和一派大好形势，翻译技巧理论、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呈现出译介理念滞后化特征。虽然戈宝权、曹靖华、草婴、高莽等名家的翻译体验、文化随笔和译介随感先后问世，但成体系、有规模、有特色的论述译介理念的著述却较为鲜见。进入1980年代后，《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和《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等数种论文集先后出版，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进行筛选和整理，并为此后翻译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提供了基本资料。《翻译通讯》（前身为《翻译通报》）于1979年的复刊，在1986年更名为《中国翻译》后，学术自觉性和学理深度性逐渐增强，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许钧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对俄、法、英、美、德等国的翻译理论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评介，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广度。此外，郑海凌和黄忠廉探讨文学翻译和翻译机制的系列力作，诸如《文学翻译学》、《译理浅说》、《翻译变体研究》、《变异理论》、《翻译方法论》等著述，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当代俄罗斯文学译介理念的不足。
结语与展望
概而言之，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取得丰硕的成就和经验，表现出多元化和复调性的总体态势。在译介选题上，近三十年俄罗斯文学译介不仅涉及古典、现代、当代、当下的俄罗斯文学，而且兼顾主流文学、域外文学、边缘文学、白银时代、回归文学等多种文学层次，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在译介趋势上，近三十年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对象几乎遍及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不同思潮、各类风格、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作品，呈现出规模化和从书化的趋势；在译介版本上，在日趋自由化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俄罗斯文学经典名著出现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汉译版本，形成典型的文学复译现象，引起不同的翻译评价和文化交流的争议；在译介方式上，在市场化和学理化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出版界先后推出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的选集或全集，形成比较典型的译介系统化特点；在译介主体上，诸多翻译名家的译文集、心得随笔的陆续出版问世，彰显着社会对译者的翻译水平和学术地位的重视与褒扬，表现出翻译主体的专业化特色；在译介理念上，较之文学译介的繁盛，翻译技巧理论、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文学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5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6
1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必要性
有人认为：当今世界上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通用语种就是英语，中文期刊不符合国际化期刊的基本特征，论文语言的障碍和平台的限制是中文学术期刊的天生缺陷，无法改变。那么，中文学术期刊是否就理所应当仅仅只局限于国内，固步自封，完全不考虑国际战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从论文作者的角度出发，我国的学术研究工作者需要将自己的最新学术成果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希望自己的论文能显示在世界学术研究交流平台，并得以全球范围的传播，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科技文化创新事业更快地进步和发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中文就要在各个领域拥有相应的国际地位。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当今世界上科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首选语种是英语这个现实，但同时也需提醒自己保持民族文化自信心，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失去自我，英语霸权的现实不可能是永远合理的、长久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国内优秀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期刊或者只是考虑用英文来推介中国的学术成果，中文学术期刊只会越来越被边缘化［9］。作为中国学者和期刊人，有责任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交流之中，努力让国际学术界和期刊界更了解中国［10］。中国的学术论文有国际推广的必要，同时，坚持中文传播也是发扬中华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所在。若能在遵循国际学术期刊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文学术期刊特点，把优秀的中文学术期刊推向世界，则可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进而使中国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掌控力［11］。这是昂首挺胸走出去的姿态，更是一种主张自我的自信表现，这才是在推动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所应该推崇的。因此，中文学术期刊应在立足本土的同时，有必要努力走向世界，打通国际传播途径。
2中文学术期刊实现“国际传播”的办刊策略
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真正实践起来面临的状况较复杂。例如：国际传播，显然不是单纯的在互联网上全文上载和开放阅读，因为期刊单独上网在网络上的显示度非常低，容易成为信息海洋中被淹没的一粒尘埃；另外中文语言的不通用、中华文化的差异性宛如一座座高墙，使得中文学术期刊在国际传播过程受到重重阻碍，即使非常优秀的学术成果也很可能被忽略……由此可见，中文期刊的国际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口号式的倡导，空泛的坐而论道。于是，笔者通过办刊实践以及调研了一系列“中国优秀国际影响力”（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遴选）中文期刊的办刊策略，针对提高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能力，总结出以下几点在办刊实践应用中的可操作性措施：
2．1出版内容国际化
中文学术期刊“国际传播”，首先最为关键和本质的一点就是要在出版内容上面向世界：虽然出版语言是中文，但刊登内容和学术质量应紧跟国际前沿并具备国际学术水准。意思就是说，虽然期刊语种是中文，但刊登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视野下研究本国实际的问题，或者从本国实际出发研究全球性的问题。例如《资源科学》在办刊宗旨上就明确提出了上述要求，建议作者以国际视野研究我国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所提出的资源科学方法理论紧跟世界前沿热点，因此该刊逐步发展成为一本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中文优秀科技期刊。另一方面，在当前国家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五部门发出“联手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通知的大背景下，这对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发展是个较好的契机，中文期刊的编辑们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邀稿、组稿，努力争取好稿源，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使得期刊所发表的科研论文能代表该领域的国际前沿进展。事实上，在各种翻译工具如此强大的今天，语言障碍不是大问题，中文学术期刊只要拥有的国际一流水准的出版内容，即使是非中文为母语的读者也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到他们需要的论文内容和数据。对于中文期刊的传播内容，全球的读者一旦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获取，那么中文期刊的国际传播能力显然会大幅提升。
2．2充分利用国际数据库平台
中文学术期刊上刊载的论文被国际文献数据库出版平台收录，实现国际传播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作者的迫切需求。建议尽可能地实现开放获取（OA）出版，同时对期刊每篇论文进行数字唯一标识符（DOI）注册，这样一来，使得无中文输入法的国际读者更容易搜索和定位到期刊论文。另外，努力申请加入可收录中文学术期刊的国际数据库，如国际著名的OA期刊文献检索系统（DOAJ）、Elsevier旗下的Scopus索引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等等，通过各种手段，扩大传播广度范围，使得刊载的论文被更多国际学者检索到，这样中文学术期刊才能逐步站稳国际学术传播平台。笔者所在的期刊《波谱学杂志》采用绿色OA出版，并对每篇刊登论文进行规范的DOI注册，期刊被DOAJ国际数据库收录后，通过分析期刊网站访问数据以及论文DOI解析数据可知，来自国际IP的访问量明显增加，期刊论文的国际被引率也有所提高。
2．3必备项目的英文对照
中文学术期刊实现国际传播，应充分完善论文中一些必备内容项目的英文对照，其中英文文题、关键词、以及英文表注、图注等这些基本项目应注重符合学术论文国际规范并与中文内容严格对应。而英文摘要则建议采用长摘要“onepage”规则。因为，中文摘要版幅上一般有所限制，若英文摘要与之严格对应，则国外读者（母语为非中文的读者）从中获取的关键信息有限，这不利于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因此建议每篇文章附英文长摘要，详细介绍成果的创新性和亮点，甚至可附上关键研究方法说明和结果数据，这样不仅有利于国外读者了解论文学术成果相关内容，同时也有利于期刊被国外检索机构收录，扩大国际学术界的可见度和关注度。事实上，国内已经有较多的优秀中文期刊就非常重视英文摘要的写作，例如已经连续6年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的《中国农业科学》、《旅游学刊》等等，在期刊投稿指南中明确规定：“提供长英文摘要，要求比中文摘要更详细具体，其内容需提供比中文摘要更丰富的信息来展示成果的主要内容”，这些期刊的英文摘要平均篇幅达500字以上。
2．4优于国际期刊的出版服务
中文学术期刊应提高出版和传播效率：尽可能地通过在线发表、网络首发、绿色通道等手段使得中文期刊的出版及传播效率优于国际期刊，以优质的出版服务吸引更多优质稿源，这样才更有竞争力。例如：《物理学报》特别对下述两类稿件进行约稿———（1）希望抢先快速发表的优秀科研工作；（2）被PRL、Nature、Science等拒收或者拖延审稿的优秀科研工作。另外明确说明：最新前沿研究工作可在期刊“研究快讯”栏目快速发表，不影响作者将更详细的研究成果投往国外刊物。同时期刊还建立快速发表绿色通道，针对知名专家或期刊编委推荐的优秀文章和作者自荐经专家评审优秀的文章进行快审快发，最快2周内网上发表。中文学术期刊上优质学术内容的传播效率有了显著提升，必然会促进中文期刊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
2．5中文参考文献的英译准确性
中文学术期刊还应充分重视参考文献的英文对照。目前较多中文期刊对稿件文后中文文献的英文对照比较忽略，遗漏错误较多，其实这一条也十分重要。中文参考文献也只有英译后，才能被海外读者快速地追踪信息并准确定位至所关注到的中文文献，从而便于他们更进一步地解读和引用相关研究，继而关注到该研究论文相关的中文期刊。因此，中文期刊的被引信息（期刊名缩写、年卷期等）的英译内容必须准确规范，同一篇被引文章的英译应尽可能统一（唯一性），便于精确查询。这需要整个中国学术期刊共同遵循，每本刊都做到规范互引，并正确提供中文参考文献的唯一英译，这样才能达到共赢。
2．6期刊英文网站建设有侧重点
中文学术期刊可以通过建设英文门户网站，打开这一重要对外窗口，并将其作为主要展示平台吸引国际读者和作者的关注。中文期刊英文网站上的学术内容可通过深度开发中文论文中的核心内容来实现，传播内容上可内外有别，有侧重点。例如提供部分中文论文的英文网络出版，即把经过遴选的优秀论文成果的核心内容，结合国际读者的思维习惯，翻译为英文再次发表，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刊载在中文期刊的英文网站。这种用英文详细介绍部分中文论文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和亮点的做法，不仅让国外非中文母语的读者了解优秀中文论文的学术价值，也有利于被国外检索机构收录，更好地拓展中文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例如《经济研究》的英文网站上的学术内容就非常丰富、完备，它将每篇稿件提炼并翻译为约4500英文字符的英文梗概（Summa－ry），以方便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较完整、准确地了解论文的精华与贡献，提高论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英文梗概内容包括了：“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主题与思路、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经验数据及来源、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重要创新与贡献（包括与以往文献的区别，对未来研究扩展的意义）”。其英文网站上的内容更多地考虑到国外读者的阅读及语言习惯以及知识背景等，特别针对有关中国特殊国情的概念及背景信息，进行了恰当介绍。
2．7媒体融合、增强出版
中文学术期刊应充分重视媒体融合发展，努力实现媒体、平台和内容的互融互通来提高中文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力。可以利用增强出版来打破语言障碍，利用全媒体来丰富出版形式和传播手段：比如通过视频演示、动画等形式，将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以网络在线出版展示出来，这样更加简洁明了，更有展示度，让国际读者完全不用受语言不通的限制，显著提升读者对于论文内容的理解程度，从能够快速而清晰地获知中文学术论文中的创新研究成果。笔者所在的《波谱学杂志》正在逐步推行增强出版，将部分论文的重要内容和创新结果的相关资料以数据附件或视频动画的方式进行随文在线网络，例如：利用flash动画演示神经元精细结构标记，利用作者语音讲解和操作视频来辅助进一步介绍论文中所开发的新软件的使用，等等，受到了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2．8通过集群网站或学会支持实现精准传播
中文学术期刊针对相关学术领域分类读者群的精准传播是提高国际传播效能、加强传播深度的有利手段。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推进传播方式创新；再利用集群网站或所在学科领域学会的支持为实施精准传播提供有利条件。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期刊集群网站的英文页面或所在学会的各种学术活动来建立对口专业的国际受众网络。例如：中国化学会期刊集群、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的英文网站，就包含了较为完备的各隶属期刊英文介绍、以及投稿、浏览等周全的服务功能，建立期刊刊群的英文网站这样的形式，可以避免单刊小、散、弱的劣势，而通过集群优势，创建一个精准、高效的国际传播平台。还可以通过所在学会的各种学术活动，特别是相关领域的国际会议中进行期刊宣传，并充分利用学会专家智库资源组稿、约稿，优化出版内容，加强期刊对于国际读者受众的针对性，从而来提升期刊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关注度。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7
一、中文期刊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
（一）中英文摘要不一致
从国际学术惯例来看，摘要是体现学术论文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研究意义的核心段落。中英文摘要的区别仅在于语言形式的区别，在内容上应当保持一致，以防止因信息增减导致的认知差异。然而，通过对中文期刊英文摘要案例分析，中文期刊学术论文仍然存在着大量中英文摘要不一致的情况。其中，篇幅过短是最为突出的一类问题，即英文摘要的字数和内容并没有完全展示与中文摘要同等的意思，往往只是通过一些概念性的字句，简要翻译了中文摘要，缺乏对结论、过程的准确阐述。如中文摘要中帮助读者更深入理解内容的案例实证过程，在英文摘要中往往不被重视。此外，英文摘要也存在内容过长的现象，有些英文摘要没有忠于中文摘要，而是增添了一些辅助理解的“简单句”——由于中英文语法差异，英文摘要使用简单句过多而带来的篇幅过长问题较为普遍。
（二）词类误用
与中文一样，英文作为一种讲究语境、语气和语法的语言，同样需要考虑词类使用的场景、状态和顺序。中文期刊学术论文的作者虽然是具有一定英语表达能力的研究者，但是其在英文文献阅读和英文学术写作方面还较为薄弱，用词不准确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英文摘要撰写过程中，作者往往通过翻译软件或者基于个人词汇储备进行直译，忽视了其实际使用语境，因而极容易导致读者的误解。如在我刊录用的某论文摘要中，有“经费保障机制”一词，作者原稿译为“financialsupportmechanism”，但是根据语境，“mechanism”常用来表达实体的机械装置，并不适用于管理学中的“体制”“机制”。最终建议作者将“mechanism”修改为“policy”，这样就能够较为贴切地表达出中文的含义。又如英文中有大量的形容词，在翻译中需要选择最为准确的词汇才能实现有效表达，否则就容易产生误解。在中文中常用的“解释力”一词，许多作者翻译为“interactive”，意在体现能够有效交互，但是这一词汇常用于社交场合，而在学术领域，则常用“responsive”来表示较强的解释力。
（三）语法表达不规范
英文表达有一套完整的语法表达体系，不恰当的语法表达会产生病句，会大大影响读者的理解。在摘要翻译中，最常见的是双谓语的语法错误。在英文语法中，一句话只能出现一个谓语，或者通过连词连接，其余的动词可通过伴随状语或不定式的形式出现。但是，由于中文摘要中常常存在单句话多个动词的现象，就容易导致英文直译过程中的双谓语或多个动词的现象。
二、中文期刊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存在质量问题的原因
（一）作者英文水平参差不齐
中文期刊学术论文英语摘要的质量直接反映了论文作者的英语水平，英文摘要存在的种种问题体现了作者在教育层面、学术层面、思维层面所存在的不足。（1）在教育层面，我国传统的英文教育以单词记忆和大量的阅读理解为主，其注重对英语文本的分析和理解，但是对于语言的地道表达和精准的词汇运用不够重视，灌输式教育方式使得学术人才的英语输出能力较弱，尤其是在英文书面表达上容易出现词汇、语法、结构等方面的错误。（2）在学术层面，中文期刊是我国学术成果发表的主要平台，研究人员虽然会通过英文文献了解最新的前沿成果，但是与容易获得的中文期刊而言，阅读中文期刊仍然是较为便利和有效的选择。在英文文献阅读量较少的情况下，作者就难以对特定的名词、句式等产生直接的认知，在英文学术内容撰写的过程中就容易脱离英语语言范式，出现中式的英文表达。（3）在思维层面，职称评审和研究生要求，迫使科研人员需要开展高效的论文写作，因此其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往往只关注中文内容的论据、语言和格式，而在英文摘要撰写过程中只是进行机械的翻译，许多科研人员并没有注意到英文摘要对于学术成果国际化和学术质量提升的重要意义，仅作为一项形式化的工作呈现，这种思维模式也是导致中文期刊英文摘要存在质量问题的原因之一。
（二）期刊编辑部重视不够
期刊编辑部是对英文摘要把关的核心主体，也是拥有学术权限的重要机构。从当下我国期刊编辑部的运行模式来看，其在流程层面、个人层面、环境层面均存在忽视英文摘要的现象。（1）在期刊编辑部用稿的流程中，论文的中文部分始终是最核心的内容，编辑部会通过初审、复审、外审等形式进行极为细致的内容评价和校对，以保障论文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但是，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对英文摘要建立起专项的评审机制，往往是某个编辑通读一下便了事了。这种粗放管理、缺乏多主体评审监督的方式，极易导致大量不规范的英文摘要出现。（2）期刊编辑部的英文编辑大都并非英语专家，其在进行英文摘要审阅时，也只能够通过自身的理解和能力来评价英文摘要。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个人的不专业就会导致评价失真，进而产生英文摘要的常识性错误和不规范现象。（3）期刊编辑部除了日常稿件刊发外，还承担着期刊质量提升和影响因子提高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任务。为了提高影响因子，期刊必然更偏向于中文内容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更注重文章整体对于后续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在这种选稿用稿的导向下，英文摘要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削弱。
（三）相关规范不明确
从制度视角来看，我国英文摘要相关规范还不够健全，对于英文摘要撰写规范、英文编辑从业规范、审查规范等存在机制上缺陷。（1）在撰写规范上，作者或期刊编辑部可参考《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中所提出了“英文摘要一般要英语中文内容相对应”这一条规范，但对于其他类型的论文，例如行业类期刊论文、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等，尚未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这种撰写规范的真空，导致科研人员和期刊编辑部对待英文摘要呈现出较为宽松的态度，“规范缺失”对我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传播是极为不利。（2）在英文编辑从业规范上，只有《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外文期刊应当配备专职的外文编辑，但对于其他类型的期刊而言，仅需要满足国家对于期刊出版从业人员的基本资格就能够参与编辑出版工作，并没有对英文编辑提出具体的从业要求。（3）在审查规范上，并没有针对英文摘要专项审查的规范，在期刊论文出版的过程中仅存在部分排版和版权方面的核查规范，英文摘要作为文章的从属内容，在实践中对文章审查结果并没有决定性作用。
三、中文期刊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质量控制对策
（一）提高学术论文作者的英文输出质量
中文期刊论文的作者大都为学历较高的科研人员，其本身具备较强的英语学习能力，因而通过恰当的引导，完全有可能输出更高质量的英文摘要。编辑部可通过征稿提示、鼓励引用英文文献、英文摘要规范案例等方式进行引导。（1）征稿提示。编辑部在征稿公告中就要提出编辑部对英文摘要的基本要求，如应当明确提出“英文摘要应当与中文摘要相一致”“英文摘要要表达准确规范”等，从而使作者能够对英文摘要保持足够的重视。（2）鼓励引用英文文献。作者进行较多的英文文献阅读能够提升其对英语语境和学术英语的认知能力，有助于其更加准确的英文表达，编辑部可以鼓励作者增加英文文献的引用，从而提升英文摘要质量。（3）英文摘要规范案例。编辑部还可以通过单独的版面进行英文摘要的案例解析，让作者了解优秀英文摘要所涵盖的要素和特征，从而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大学期刊社还可以通过课程、研讨等形式提升在校师生的英文摘要撰写水平，例如开设《学术英语写作》课程、举办“英语论文大赛”等，从而提升师生的学术英语能力。
（二）编辑部要把关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质量
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不断深入，学术论文英文摘要将成为衡量中文期刊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因而，编辑部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1）在论文的评审过程中，应当注重对英文摘要质量的把关，除了基本的评审流程之外，应当专门增设英文摘要评审环节，通过专业的人士或外国专家对论文的摘要进行评审，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或不恰当的地方，切实提升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质量。（2）在组织建设上，中文期刊编辑部应当弥补自身在英文人才方面的短板，一方面，期刊编辑部应当通过专项培训、内部分享、组织交流等形式，不断提升编辑部工作人员的英语水平，鼓励其通过阅读专业的英文文献，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等来提升英语编辑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招募具备较强英文审核和学术英文写作能力的专业编辑，对稿件的英文摘要评审，并根据英文摘要存在的问题，向作者反馈，通过互动交流提升录用稿件的英文摘要质量。（3）从期刊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化传播是国内期刊发展的趋势，中文期刊必须要注重英文摘要质量，并将英文摘要作为国际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以提升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编辑部应当将英文摘要的质量纳入自身发展的评价体系之中，通过评价来推动质量提升。
（三）加大对中文期刊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质量监管
在期刊出版规范的建设方面，应当加大对中文期刊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质量监管，建立起涵盖内容质量、从业资质、阶段审查的质量监管体系。（1）在内容质量监管上，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出台较为具体的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质量标准和要求，并对全部中文期刊采用统一的质量评价，将英文摘要质量的评分纳入“国家期刊奖”“双效期刊”“全国人文社科学报优秀奖”等各类奖项的评选中，通过奖项激励、过程评价、处罚，引导期刊编辑部更加重视英文摘要的质量。（2）在英文编辑从业资质方面，要明确期刊编辑部在英文摘要评审中的审稿人员资质，建立恰当的外文评审编辑从业考核体系，进一步规范外文编辑的从业要求和技能储备，从而切实提升编辑部的团队能力。（3）在阶段审查上，应当加强对期刊出版的事前监管审查、事中报备审查和事后评估审查，将英文摘要的审查贯穿到审查过程的全方面，对于英文摘要中出现的错误、问题，应当反映在审查结果中，并对不当的行为和作风予以纠正，构建面向国际化和科学化的学术环境，不断提升中文期刊的英文摘要质量。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8
关键词:机器翻译；在线翻译网站；工具子能力培养；学生译者
1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自1946年开始产生，经历了五个时期，即萌芽期、创立期、冷冻期、兴盛期复兴期和兴盛期。学者们普遍认同从90年代开始，机器翻译从基于规则的方法向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发展。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包含实例和统计两种形式，后者更趋主导。机器翻译研发团队将基于统计的方法作为核心规则。2006年谷歌公司推出的谷歌翻译（GoogleTranslate）在线翻译网站，其免费的翻译服务为众多用户带来便捷。谷歌翻译网站的运行标志着数据驱动的统计机器翻译活动成为商务机器翻译系统的主流（赵应吉，2019:113）。2016年以来，谷歌翻译的新一代端对端神经翻译系统研究技术突飞猛进发展，成为行业标杆，其翻译的准确性和高效性远远超过统计机器翻译。国内的几大商用在线机器翻译网站紧跟时代潮流，以神经机器翻译为核心技术，研发出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在线翻译网站，提供便捷的机器翻译服务。国内较为知名并在业界占领重要地位的机器翻译网站如百度翻译、搜狗翻译、360翻译和有道翻译等。国际上除了谷歌翻译占据显著的地位，微软研发的必应翻译也获得较好的口碑。
2机器翻译与学生译者工具子能力培养的关联研究
国际上针对工具子能力培养研究较为突出的是西班牙PACTE研究小组的翻译能力培养理论和奥地利学者提出的“翻译能力发展”（TransComp）项目。PACTE小组有关于工具子能力的定义是如何使用一些翻译资源更好地为翻译服务的能力，包括查询词典和使用网络搜索引擎等能力。TransComp项目总结为工具和研究能力，类似前者的工具子能力，是译者使用纸质和电子参考工具的能力，但也注重译者的研究能力的提升。（朱玉彬，2015：34）马会娟（2013）提到翻译能力培养中，工具能力培养特别是译者工具查询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针对职业译者而言，学生译者是区别于职业译者的一类特殊人群，未来计划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比如口笔译方向，活跃在文学或是非文学翻译领域的翻译。对于高校中翻译专业、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和翻译硕士等群体都是学生译者的培养群体。纵观机器翻译的发展，机器翻译分为全自动机器翻译、机助人译或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Translation）、人助机译三类。就国内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学生译者培养过程中，翻译能力培养的子策略之一——工具子能力的培养来看，国内大多数的院校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简称CAT。学者对于机器翻译和翻译教学的研究多聚焦在CAT领域。所以机器翻译在进入第五个翻译阶段即兴盛期时，仍无法脱离人工翻译的审核和纠正，完全实现自动化，并将人工翻译取而代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机器翻译的发展越发成熟，作为学生译者，特别是未来有志于从事翻译职业化工作的学生来说，学习必要的机辅技术、翻译工具，学会使用在线翻译网站和相关翻译软件，尤为重要。
3翻译专业学生机器翻译体验报告的生成及分析
本研究以某高校翻译专业二年级两个班级共57位同学提交的机器翻译实践报告为材料，汇总、分析学生译者体验国内外六大在线翻译网站的评价。学生译者根据不同翻译网站生成的译本，并结合自己对语篇的理解和翻译，探讨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机器翻译特别是免费的在线翻译网站免费在译文生成的时效、译文质量以及译文存在的不足等重要问题方面展开讨论。根据纽马克对文本类型的划分，非文学作品属于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text）主要用于传递信息或者客观描述事实，采取直接的表达方式而不通过具体描写形容的方法来呈现风格问题，但往往有其固定表达方式，一般较少涉及审美的活动。本次提交的学生译者机器翻译实践报告均选用非文学文本，可以是科技翻译、新闻翻译、法律翻译、旅游翻译和政宣翻译等文本材料，不少于300字以英译汉作为实践形式。学生译者可以使用由教师推荐的国内外六大在线翻译网站，即谷歌翻译、微软必应翻译、百度翻译、搜狗翻译、360翻译、网易有道翻译。均是国内外知名的、免费的在线翻译网站。73%的同学选择科技类文本进行机器翻译实践。翻译科技类文章，需要先了解科技文体的类型和受众群体。科技文体包括科技专著、科学论文、科普读物等，涉及自然科学、生物、物理技术等专业题材。其中，以科学论文和科普读物来说，科学论文要求专业、严谨和精确、科普读物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大众读者传递有效的科学信息，译者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语言表达上尽可能化繁为简，但又不能任意删减，使信息缺失。一定要做到逻辑上严密，语言表述上精准。本次机器翻译实践报告共57位学生译者参与体验，男女生比例为9:48。教师建议学生译者在实践报告中加上自己的翻译部分，加深对原作的理解，对照机器翻译的几个译本。自我完成作品的时候可以使用相应的翻译工具，比如英汉词典。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者，对于纸质工具书的使用率呈下降趋势，过分依赖网络在线查词或APP查词软件。纸质工具书查阅能力、在线查词能力和APP词典使用能力等都是工具子能力培养的范畴。有些学生译者只是简单寻求词义，而非将词汇、短语等表达带入具体的语境中，进而研究词或短语的具体含义。在网络连接时，一些较好的在线词典或者是查词软件还是具有强大的词库功能，提供的例句释义非常适合翻译专业学生学习，掌握具体的词汇或是短语在句型中的表达含义。
4学生译者工具子能力培养和机器翻译使用反馈
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以短语为翻译的基本单位，神经为基础的机器翻译则以句子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大大提高了翻译的准确度，对于句子翻译的整体把握比之前的机器翻译跃升了一个新台阶。有研究表明，当句子中单词超过40词时，长句翻译情况不容乐观。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翻译模型在解码时，搜索算法更倾向于选择短句生成最终翻译。句子为翻译单位有其局限性，尽管当代翻译学理论普遍认可句子作为翻译活动的基本单位，但不少翻译家提出了应当以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保证上下文理解的合理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流畅性。目前的机器翻译技术达不到以语篇翻译为基本单位的标准。在学生译者提交的机器翻译实践报告中，85%的学生提到机器翻译在长句翻译方面问题将较为严重，主要体现在句型语义理解错误、语法结构失误等。从提交的57份机器翻译实践报告中得到评价，就机器翻译而言，反馈最好的几点内容如下：1)在线翻译网站最便捷之处在于词汇方面的完成情况，特别针对专业术语、专有名词的处理非常迅速。2)机器翻译因其强大的数据库和语料库等检索功能为支撑，能较好地完成翻译的初稿。3)机器翻译速度非常快，从文本复制进入对话框，到文本生成基本1-2秒瞬间完成。这是人工翻译无法比拟的。4)就非文学翻译文本完成情况来看，总体正确率在70—80%左右。读者满意度较高。5）专有名词的处理，大多数完成情况较好，省时省力。从提交的57份机器翻译实践报告中总结存在要存在的问题如下：1)长句翻译问题最大。如英文原文本中的定语从句和状语从句，在翻译过程中，机器翻译处理得过于冗长，晦涩难懂，逻辑不清。2)无法结合上下文语境，灵活地翻译某些词汇的意义。词汇在语境中的意义发生转移，没有考虑语境意义，产生错误。大多数直接使用常用语义。忽略熟词生义。3)译文缺少一些相关的连词连接，特别是表示逻辑关联的词语缺失。导致可读性差，也使读者理解产生偏差。4)遇到英文长难句的时候，没有适当添加标点符号，读者阅读困难。机器翻译并未关注标点符号等细节问题。5)逐字逐句翻译，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生硬刻板，语义不通或者不符合表达习惯。6)漏译、误译等问题比比皆是。7）文本中缩写形式的处理，经常漏译，错译。相关科普类词汇翻译得牛头不对马嘴。
4.1长句翻译和机器翻译的处理
这是一篇研究激光的科技类文章，第一句是长句，在线翻译网站有两种翻译处理方法，第一是直接切分开，第二是置于句中做修饰语。有道翻译的译文：研究人员用一种可以从华盛顿特区延伸到巴尔的摩的光纤展示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激光器。百度翻译的译文：研究人员用从华盛顿特区延伸到巴尔的摩的光纤展示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激光器。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不足，直接切分开，会使原文的逻辑结构断裂，而置于句中做修饰语，使得修饰语过长，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且阅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4.2语境意义表达不足和机器翻译的生搬硬套
在一篇和经济类新闻报告相关的应用文本中，对于原句里两次出现的斜体字Doingbusiness表达，谷歌翻译在译文中两次均处理为《营商环境报告》，这是准确的。其他的机器翻译也基本做到了至少一次的正确。只有360翻译，在语篇处理时，都翻译为“做生意”。在另一篇学生译者选择的有关信号传输的科技类文章中，出现了“duringthetrip”这一表达，由上下文可知，trip是指在信号传输的过程，而大多数网站都直译为“旅程”。同一文本另一处，“offerahugeimprovementforvoiceanddatatransmissionsoverlongdistance”。多数机器翻译处理为“该技术为远距离语音和数据传输提供巨大的改进”。生搬硬套，译文不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360翻译译为“该技术可以极大地改善语音和数据的远距离传输”。处理得较为得当。PRL,在某一科技类文章中，指的是《物理预告快报》（Phys⁃icsReviewletters）期刊，没有一个翻译网站处理得当，全部是直接写出缩写形式PRL。
4.3标点符号等细节问题在机器翻译中“不受重视”
百度翻译的译文：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之间散落着漂浮着的飘飘绰号“太平洋大垃圾”补丁。有道翻译的译文：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之间，到处都是漂浮物，被称为太平洋大垃圾补丁。谷歌翻译的译文：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之间——因此散落着漂浮物，它被称为太平洋大垃圾补丁。搜狗翻译的译文：其中最大的位于中间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之间到处都是垃圾绰号“太平洋垃圾”补丁。360翻译的译文：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之间一直都是垃圾绰号大太平洋垃圾补丁。五大网站的翻译对于指示代词these都没有翻译出来，可见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的机器翻译，无法联系上下文，实现篇章的完整分析。五个在线翻译网站对于该句中3个常见单词的语境意义把握失误，如patch都翻译成“补丁”，明显是错误的，应当理解为“pieceorareaofland”。另一处“nickname”直接翻译为“绰号”，不够准确，文中应理解为“becalled被称为”，有道翻译的处理较好。原句只有一处标点符号，即破折号，一般是对上一句的进一步说明，五大商用在线翻译网站处理不同，三个在线翻译网站生成的译本中没有任何标点，只有有道翻译划分意群，加上三处标点。另一处保留破折号。古代文献中多没有标点符号，后人为了方便阅读加上了标点符号。对于中国人阅读来看，标点符号的加入至关重要，特别对于长句断句、意群划分、方便阅读起到重要作用。以上的机器翻译完成情况不够理想。
5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