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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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建筑论文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1

2013年,浙大王竹教授学术团队发表《建筑学视角下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解析》及《国内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聚落研究综述》等文章(下统称浙文),对国内近三十年来传统聚落主要研究内容与现状进行述评,是目前学界关于此方向最新的专题研究,本文将以这些文献作为分析展开的相关参照。

1.1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整体考察

浙文以“聚落”为题,对1979年至2012年11月1日时段内CNKI资料源进行文献检索与分类统计,本文遵循与之相似的检索路径,将检索时段延长至2014年6月1日,并将检索结果与浙文进行比对,两次检索数据的差异表明传统聚落价值及其对现代环境建设的启发意义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上述整体呈现的研究热度与深度不足以反应聚落因地域及类型不同而存在的个体研究差异,因此,海洋聚落考察需在明晰其类型本质基础上做专题性分析。海洋聚落是人海互动关系下“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共同成员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它的形成源自两种动力:一是以取得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二是依赖海上交通以获得地区间商品交换为目的,海洋商贸聚落形成即源自后者。由上述界定可知,“海洋”是此类聚落发生发展的核心介质,相应成为其最具价值的限定语,因此,本文首先选取“海洋聚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进而将“海洋”、“沿海”、“濒海”等词语与“聚落”并置组合补充检索,各次检索均将范围由“题名”扩展至“主题”,希望通过不同路径的海量查阅,实现对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的整体把握。此外,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聚落逐渐取代民居成为学界研究主流,考量主题转换造成的研究滞后,本文以“民居”取代“聚落”重复上述步骤,并对“港市”、“港城”等相近主题作检索补充,以保证考察结果的客观有效。合并多次查阅所得,剔除重复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本文大致梳理出目前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三个主要方向:聚落个案 研究,如以蒲壮所城、港里古村、台湾“鼻头”等为个案,探讨特定海洋文化制度下聚落生成、发展及变迁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归纳聚落形态特征(罗一南,2011;萧百兴,2012;张钰,2010);聚落类型研究,基于海洋文化发展与构成视角,探讨宋代港市、胶东沿海聚落、明代海防军事聚落发生机制、演变脉络、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谭立峰,2012;金月梅,2009;李政等,2005;卢山,2005);其他研究,主要以民居单体、公共空间、宗教建筑为考察对象,研究海洋文化视角下营造技术、装饰风格、建筑材料等特征(陈舟跃,2011;林翔等,2010;王治君,2008;姚舒然,2007)。

1.2浙东传统海洋商贸聚落区域考察

浙江是海洋大省,近海则言商,历史上浙东因地处东海中心、内河航运良好、社会经济发达等优势成为中国海洋贸易发轫最早的地区之一,至明清仍久禁不绝。贸易发展推动聚落生成,浙东相应形成以宁波为中心,北有乍浦、澉浦,东有舟山,南有象山、石浦、温州、台州的商贸聚落群以及散布其周数目繁多的卫星港镇,“宁波三江地区濒海聚落和城市出现较早,而且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其中,港城的发展历史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在上述整体检索结果中加入“浙江”、“浙东”等限定语进行考察,依研究对象梳理出浙江省域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方向:海防建筑,主要考察海防建筑整体及明代卫所个案现状与保存策略(赵欣,2008);营造技艺,主要考察浙东民居在海洋环境影响下的营建技术、营建习俗及形态特征(梁文会等,2009;王海松等,2012);特定类型,主要考察浙东石拱廊桥、宁海石窗等(高明赞等,2011;华炜,2004)。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浙东典型港城(镇)进行个案检索,明晰其各自在研究角度与热度上的现状,结果如下:乍浦、澉浦迄今仍缺乏建筑学层面关注;石浦倾向聚落保护与灯塔研究(杨溪等,2012,杨晓龙等,2012);温州以楠溪江乡土聚落为研究侧重;台州虽然研究成果较多(郑琦,2009;杨如茵,2010),但多数缺乏海洋意识,研究角度与一般聚落无异。

1.3宁波传统聚落个案研究考察

宁波唐称明州、宋称庆元,明以“海定而波宁”之意命名,足见这座城市与海洋休戚与共的关系。如果说浙东曾经构筑过一张庞大的贸易网,实现东至东瀛、海东,南经南洋,西达西洋等广大区域的商贸往来,那么宁波就是这张网最初的编织点,是整个商贸体系得以运作的核心动力。作为浙东名城,宁波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本文分别将“宁波”与“聚落”、“民居”各自组合为关键词进行题名检索,考察宁波传统聚落研究趋向如下:整体性研究,即以“聚落”为题,视角虽各有侧重,但研究路径都是在调查分析基础上对聚落演变规律、形态特征进行解析(蔡丽等,2011;王荟荟,2008;陈怡,2007);特殊时段研究,主要以近代为对象,考察中西文化作用下宁波建筑形成发展、规划建设、典型类型与街区形态特征(饶晓晓等,2012;陈益龙等,2010;张文宁,2008;王跃强,2007);形态保护研究,依托数字化技术对城市肌理、历史建筑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保护更新策略(毛逸源,2011;汤雪璇等,2009;刘丽丽,2009;邱枫,2007);其他类型研究,在更广泛聚落视野下考察,宁波海港、市镇、教堂、卫所等仅作为佐证案例支撑相关分析(程蕾,2012;黎培杨,2012;杨洁,2007)。在宁波传统聚落检索结果中加入“海洋”、“濒海”、“沿海”等限定语,未能获得相关文献。

2国内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解析

浙文在对聚落研究现状考察基础上得出“近十年以来,(聚落研究)逐渐受到多学科以及科学化手段的影响,研究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更多元、更富有深度”的结论,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是21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传统聚落与海洋文化研究的双重热度依然无法遮蔽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的缺失。

2.1传统海洋聚落整体研究薄弱

从文献数量看。表二显示,随“海洋”等词语对“聚落”、“民居”限定的由远及近,以及检索范围的由大(主题)及小(题名),所获文献数目呈锐减态势,这表明“海洋聚落”、“海洋民居”尚未作为专有名词引起学界关注,相应缺乏关于此类主题的专项研究。虽然“海洋+聚落(民居)”、“沿海+聚落(民居)”两种路径检索文献较多,但这类关键词仅说明聚落与海洋两者存在某种关联,与专有名词特指的聚落类型有着本质区别。从研究分布看。研究区域不平衡,现有研究看似覆盖福建、胶东、辽东、潮汕、浙东南等主要区域,但大部分成果以胶东、闽台为考察对象,其中尤以闽台等南方海域研究最为深入系统,其他地区则多为寥寥个案;研究深度不平衡,宗教信仰下的探索较多,如妈祖文化视野下宗教空间分布、形态特征、景观要素等,其他内容则研究泛泛;研究类型不平衡,对广州、泉州、宁波等核心聚落关注较多,而对卫星港等基础层级海洋聚落关注较少,且个案分析较多,类型整体性考察较少。各类片段式研究难以形成系统强劲的信息实现对传统海洋文化内涵的深刻解读。

2.2浙江传统海洋聚落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从经典文献看。浙江民居研究成果众多,但在《中国民居研究》以及2007年版《浙江民居》等经典著作中均缺少传统海洋聚落考察,仅2009年版《浙江民居》述及“濒海聚落”,然温州瑞安等地案例选择仍是基于地理环境考量,而非海洋贸易运作关注的结果。从研究团队看。近年以浙大为代表的本土团队虽对浙江传统聚落多有涉及,但研究对象倾向浙江聚落整体发展或个案保护研究,在所检索的浙大近年博硕士学位论文中,仅罗一南《明代海防蒲壮所城军事聚落的整体性保护研究》对海洋聚落加以关注,但该文只将蒲壮所城界定为历史村镇范畴下一般性防御聚落,所提出的保护理念与更新策略与一般聚落并无不同。从区域及类型分布看。本文对浙江各区域传统聚落研究进行题名检索,总计文献38篇,其中,浙西19篇最多,浙东4篇位列最后,浙东文献仅方贤峰《浙东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研究》将“濒海岛屿”民居作为典型类型加以论述。就类型看,现有研究多依地理环境进行类型划分,如山地聚落、滨水聚落、运河聚落、古镇聚落等,海洋商贸聚落几无涉及。海洋文化认知缺乏导致浙江传统海洋聚落在学界的集体失语。

2.3宁波个案缺乏海洋商贸文化整体视角的考察

从文献分布看。众多研究只是将海洋商贸文化作为宁波文脉背景简单略过,关注较多的是近代商帮文化与建筑形态特质之间的关联,本文以“海上丝绸之路”、“明州”、“庆元”等特定历史词汇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所获建筑文献仅李容准《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1篇。历史是一条延续的线索,忽略近代以前海洋商贸文化与城市形态变迁的逻辑关系,近代之后的论述难免存在偏差误读。从聚落关系看。历史上舟山长期作为宁波外港存在,“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其研究区域绝不完全等同于某一行政区域或自然地理区域,而应该是逻辑上的研究区域”,这意味着海洋商贸文化视野下宁波、舟山应进行一体化研究,然而,当前两者存在明显的各自为政的研究趋向,前者侧重近代开埠后的建筑文化,后者关注海岛民居、城市空间发展等多元领域。浙东海洋商贸文化整体性考察视角缺失导致聚落个案未能得到客观解读。

3海洋聚落研究不足的原因探索

3.1正统史学偏差

长期以来,“在中国历史文本中和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社会仍然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在这种陆地历史结构和权力体系中,中国海洋史发展的种种事实,都被诠释为中国农耕世界与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农业文化的海上延伸”,基于历史文化之上的传统聚落研究不可避免受此误导,在大陆看海洋的偏见中漠视着海洋聚落的存在。表二中“沿海”关键词下所获文献最多,“沿海”一词广泛介入恰恰说明“以陆域为中心,海洋为附属”观念在建筑界的根深蒂固。

3.2研究时间短暂

综合数次检索可知,绝大部分文献发表时间在2005年以后,尤其2010年前后是文献发表密集区,“中国学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觉’地将“海洋文化”纳入学界的学科视野进行系统的研究阐述,始自20世纪90年代末,”这验证了传统海洋聚落因应于海洋文化展开的客观事实,且现有成果分布亦与中国涉海史“重南轻北”(杨国桢语)研究趋向相吻合。因此,可以说建筑学视野下海洋聚落研究正处于拓荒探索阶段,短暂的积累无法消除萌芽状态的种种不足。

3.3学术团队的忽略

绝大部分检索路径下相关文献数目远多于建筑学文章,这表明其他学科对海洋聚落关注远甚于建筑学,其中历史学领域尤为显著。当前,厦大杨国桢、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宁波大学刘恒武等团队对东南港市、闽台海商聚落、宁波港城多有研究,在聚落生成及演变机制的纵向梳理、海洋社会构成横向剖析等方面均有深入探索(吕小琴;2012;林昌丈,2009;郭延杰,2008;蓝达居,2000;唐勇,2008;陆敏珍,2007)。与历史界人声鼎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筑界的死水微澜,浙文曾对学界主要团队地域性研究倾向进行梳理,结果海洋聚落并非这些团队关注内容,历次检索亦证实,除天大张玉坤团队对沿海军事聚落关注以及东南大学张十庆团队《基于东亚视角对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建筑史》研究外,传统海洋聚落目前仍缺乏团队层面的系统探索,研究力量薄弱自然无法形成有热度的研究现状。上述原因归于一源,即以王朝“正史”为核心的传统史学对海洋文化价值的长期忽略,这一史学偏差导致海洋聚落始终未能获得与陆地聚落相等的研究地位。

4结语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2

关键词: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中西文化;融合

鼓浪屿地处厦门岛的西南一角,该岛屿深受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世界遗产地。鸦片战争后,随着闽南地区厦门通商口岸的开埠与鼓浪屿租界的建设,西方国家为满足其殖民扩张需求不断将西方文化输入闽南地区和鼓浪屿,在这个面积仅有1.88平方公里的岛屿上形成了中西文化融合的近代私家园林,其中独具特色的景观与人文风情离不开富有浓郁西式园林特色的建筑。今天,鼓浪屿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历史风貌建筑和园林景观,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特质,共同构成了鼓浪屿特色的空间结构和内涵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目前,学者对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研究成果极少,缺少系统性区域的综合整体的分析归纳。通过实地调研、现场勘查和归纳分析对现存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案例进行探索分析和归纳总结。根据调查,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数量众多,留存至今的大都为华侨园林,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建筑装饰和喷水池等带有西方园林的特点,呈现中西文化的融合趋势。

一、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发展背景及概况

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的传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园林的发展。《南京条约》签订后划厦门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洋园林亦进入闽南地区。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屿,鼓浪屿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渔村,但后来鼓浪屿被划定为租界,西方文化的涌入深深影响着鼓浪屿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面貌,使整个村落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碰撞交汇的重要区域。两种文化的交流也极其明显地反映在园林营造的变革上,鼓浪屿至今还留存一些受外来园林风格影响的私家园林。19世纪末期,鼓浪屿在外国人眼中已经“像欧洲南部的城市一样”呈现出“一幅悦人心目的图画”[1]。兴建一座园林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清末民初,归国华侨在开创中西文化融合下的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归国华侨在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就,以期报效故土,在鼓浪屿兴起私家园林的建设风潮[2]。在这种情况下,鼓浪屿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近代私家园林。辛亥革命后新鲜的西方事物更如潮水般涌入鼓浪屿,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也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近代西方园林元素。“造园之艺,已随其他国粹渐归淘汰。自水泥推广,而铺地叠山,石多假造。自玻璃普遍,而菱花柳叶不入装折。自公园风行,而宅隙空庭但植草地……”[3]。在这些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的有菽庄花园(港仔后路7号)、黄家花园(晃岩路)、观海别墅、容谷别墅(旗山路7号)、番婆楼花园(安海路36号)等。

二、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分类及代表作

通过对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实物进行实地调查、归纳分析研究和梳理,可将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从整体上分为三个类型,即“中国传统文人”私家园林、“仿外来西式”私家园林、“中西合璧式”私家园林。

1.“中国传统文人”私家园林

菽庄花园,位于厦门鼓浪屿的港仔后路7号,是清末民初的古典园林,1913年9月落成,面积为2万多平方米,注重诗文,属于“中国传统文人”型私家园林,是鼓浪屿最重要的私家园林之一。菽庄花园园主为林尔嘉,于1913年写下《建造菽庄记题刻》记录了菽庄花园建造的经过:“癸丑孟秋,余于屿之南得一地焉。翦榛莽、平冀壤,因其地势,辟为小园,手自经营,重九落成,名曰菽庄,以小字叔臧谐音也。”整个园林经过精心的布局和设计,在有限的不到十亩的坡地,创造出无限的广阔空间,把周围的景色全纳入园林的怀抱。整个园林共有景点十个,包括顽石山房、眉寿堂、小兰亭、观潮楼、壬秋阁及十二洞天等。在具体设计上,菽庄花园借鉴传统园林设计中的“欲扬先抑”手法,先把海“藏”起来。进入园门,前面为一照壁,挡住了视线,见不到海,回头一看,只见门楣写道:“藏海”。绕过月洞门,走过竹林,顿然视野开阔,平台宽广,大海扑面而来。位于海中的“观潮楼”,可以欣赏美丽的滨海景色风光,只可惜后来被台风吹到而销声匿迹。1922年,建造壬秋阁,这座阁有粉墙、琉璃、翘脚、飞檐,整体风格玲珑雅致,阁中还有苏东坡像,为吴石卿所刻,吟侣们以此为题吟诗作赋。从壬秋阁过去便到了一个园中园。园中有一水池,池中有一小岛,岛中立一座1924年落成的小兰亭,据说是效东晋王羲之修禊了三次。主人在《菽庄小兰亭征集录》中写:“纳山海之景于一园,集园中之胜于一亭”,可见此亭在他心中的地位。亭的旁边有两座桥,一为仿竹节的拱桥,一为台北板桥别墅的小板桥。亭子、驳岸也都仿竹节。水池北面筑有一大假山,按地支分裂称“十二洞天”,采用多色砂岩、砾岩等海礁石做成,为闽南少见的碎石堆砌式大假山。山的构思独特,有十二洞,分别以12干支和12生肖编序,洞洞相联,让孩子们去追玩,显出跳动出没的动景。安卧的长桥、浮动的海潮一静一动,岸边花木扶疏,园内亭台楼阁精巧雅致,各种园林要素淡雅高洁,与周围的滨海景观和天空浑然一体,使得整座花园更有闽南园林的风情。

2.“仿外来西式”私家园林

黄家花园建于1919—1925年,位于晃岩路25号,其主人是印尼糖王黄奕住。黄家花园处于鼓浪屿中心位置,在石勘山之麓坡地上台地,地形上有天然的优势,主要有中楼、北楼、南楼、附属建筑和一个占地广阔的花园所组成,整体园林环境十分幽雅。由于园林的主人受西方审美意识影响较深,所以整体私家园林充满欧式风情。黄家花园积极借鉴西式园林要素,将西式园林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是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不可多得的“仿西式园林”的经典之作。黄家花园的总体园林平面图为不规则形状,布局上采用对称式中心轴线进行布置,从体育场、环状园路、长方形的欧式风格园林节点、环状园路、中楼建筑的台阶和平台、建筑内部的大厅和后花园构成了该庭园的主要轴线。号称“中华第一别墅”的中楼位于中心位置并比两侧附楼后退20米,两侧为对称的南楼和北楼,居高临下俯视底下的体育场,视野非常开阔,气势宏伟。三幢建筑围合的绿化空间为长方形的欧式风格园林,布局规则,布置修剪整整齐齐的绿化植物,正中间设置有极有特色的西式景观喷水池,中间有装饰精美的圆形喷水盘,其下面有一根欧式柱。整个喷水池装饰有许多精美的纹样和装饰线条。水池的旁边便是供人散步的景观步道。四周都环绕特色的欧式栏杆来围合空间,有四根欧式灯柱。左右两侧为半圆形的休息区,摆放室外家具供人休闲所用。置身其中,掩映在高密的榕荫之下,非常幽静。从庭园的右侧主入口门楼进来以后,扑面而来的有欧式的花钵、灯柱等园林小品,然后看到了半圆形的大广场上种植一株茂密榕荫的大树,往前行就到了长方形的欧式风格中心园林节点,延伸到南楼前的绿化景观,构成了该庭园的次要轴线。黄家花园不论从设计的精巧、环境的选择、建材的质量等方面来看,还是从景观的配置方面来看都是上佳的,当年被誉称“中国第一别墅”并不夸张。即使90年后的今天,纵观厦门众多高楼或别墅,尚且没有一栋别墅可以望其项背。

3.“中西合璧式”私家园林

第一,以黄荣远堂私家园林为例。黄荣远堂私家园林建于1920年,位于鼓浪屿福建路32号,是鼓浪屿近代“中西合璧式”私家园林的优秀代表作之一。菲律宾华侨施光从是黄荣远堂最初的主人,该园也是依其图纸所建设的。1937年,黄仲训将其买下作为办事处总部新址建筑和私园。黄荣远堂近代私家园林的面积虽然不大,但能利用有限空间充分结合园林建筑、山石、水池、绿化植物等园林要素,把西式园林和中国传统园林和谐地融合起来,创造出无限的空间,是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不可多得的中西合璧园林的精品之作。整体庭园平面图为不规则形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位于用地的最北部,留下开阔的南面场地作为园林营造地,气势宏伟。宽敞的庭园位于主体建筑的南面,整体布局上采用轴线进行布置,是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常用手法。依据由南至北的轴线,从正大门的门楼、中心椭圆形的西式水池和环状园路、主体建筑大门的台阶和宽敞平台到建筑内部的大厅构成了该庭园的主要轴线。在中心椭圆形的环形园林节点设置一双圆形的景观水池和环形的绿化植物,采用“障景”的造园方法在正中间独置一座中国传统园林的大石头作为遮挡,避免正大门口外面的“对冲”。庭院的东南地方处理为绿地,西南地方则结合地形沿着围墙堆砌山石,有曲径通幽和开敞悠闲之感。中式假山舒缓的轮廓毫无峭拔雄奇之势。在山石平台上面布置有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造型各异、尺度宜人的西方景观亭。景观亭都装饰以西洋风格的柱式,小巧而精美。整体庭院主轴线的正大门楼、椭圆形的景观水池和独置的假山石、主体建筑大门口的宽敞台阶和平台;次要轴线的中式假山和西式景观亭,以及园路和花草树木等园林景点,构成了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最为常见的中西融合的园林景观效果。第二,以李清泉别墅私家园林为例。1926年开始,旅菲华侨李清泉建造其私家园林——李清泉别墅私家园林,该园位处鼓浪屿旗山路7号,同样是鼓浪屿近代园林中独具特色的代表性园林。李清泉别墅私家园林中有西式喷水池、假山石、景观亭、南洋杉等绿化花木,把西式园林和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和谐地融合起来,是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不可多得的中西合璧园林的代表作之一。在别墅主体建筑门楼和屋顶平台可以远望厦门岛,很适宜闽南地区气候的生活起居。整体私家园林的面积不是很大,平面为不规则形状,采用南北轴线的形式布置整体布局,从大门入口、景观台阶、外方内圆的中心节点的西式水池和环状园路、主体建筑大门的台阶和门厅到建筑内部的大厅构成了该庭园的主要轴线。从入口大门进来,沿着景观台阶而上,在右边则是小假山和一个半圆形的养鱼池,左边是利用堆土形成的大假山,两座假山上分别建有一座观景亭,在亭上可远眺对岸厦门的优美景色。松散的布局与稚拙的形态轮廓是园内假山的基本特点,然而该院周围群列自然巨石,以借景的形式提高园中假山的观赏性,将海岛地区的叠石造山特点充分展现出来,符合因地制宜的造园原则[4]。园林中心节点形状内圆外方,并设置有欧式园林喷水池、景观雕像和修剪成规则的几何形状绿化植物和彩色花岗岩卵石铺装纹样小径。喷水池旁的圆形小路铺装有蝴蝶形、卷草形等许多传统吉祥意义的图案。这些精美的彩色图案使整个私家园林显得更加秀美。在中心节点的左侧有大面积的果树与绿地,并设置一座西式景观六角亭。整体别墅私家园林在绿化植物配置上较为自然,许多盆景植物、攀缘植物、灌木和高大的乔木组成了舒适宁静的别墅私家园林环境。主体建筑的左后方则有一个半圆形养鱼池,让人感觉庭院深深。第三,以番婆楼私家园林为例。1927年开始,福建省菲律宾华侨许经权建设番婆楼花园,该园位处鼓浪屿安海路36号。虽然整体面积不大,但将因地制宜的造园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灵活而巧妙地运用假山、戏台、乐池等园林要素组成高低错落的景观。番婆楼花园中的一个大门楼属于西式风格,该门楼有着独具匠心的立面造型,两只金丝鸟的雕塑立在门楼顶部两侧,取富贵吉祥的涵义;地面的植物纹样铺装也是独具特色。平时西式大门不开,大多从旁边的小门出入,数十层石阶贴墙而置,两侧的围墙设有中国古典园林中常见的中式漏窗、镜洞和诗词照壁。围墙用浮雕来装饰,植物叶子的浮雕为整个花园增光添彩。而栏杆上的浮雕题材则为中国花鸟山水。在假山的堆叠营造上,番婆楼花园对中国传统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进行充分利用,假山形似天然溶洞,体现出中西合璧混搭之美。住宅建筑装饰风格也是中西文化图案的相互融合。戏台、通道及乐池位于住宅前部。花园假山有以下几个特点:(1)富有变化。假山因地就势,加上一些浮雕、诗词照壁的艺术处理,更显精心。(2)模仿自然。从局部到整体,假山的构造与纹理形象模仿自然,与自然接近;尺度虽小,但已把山的空间形象集中表现在有限的空间内。(3)精致精心。假山结构严密,不论是片状,还是条状,甚至不规则形状,其细部与整体融为一体。此外,笔山路5号的林文庆别墅园林、笔山路9号的亦足山庄、康太路5号的梅园、鹿礁路的美园、福建路的怡园、了闲别墅园林等也都是鼓浪屿近代较为典型的私家园林。

4.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特点

园林只有尊重当地的文脉才有生命力[5]。通过对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类型和代表性案例探索分析和归纳总结,可见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一些特点。第一,园主人的爱好、学识、修养等深深影响着园林的风格。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园主多为归国华侨,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思想上也比较开明、豁达,对西方新事物接受程度较高,融合中西园林文化之精髓,其营造的近代私家园林展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历程。明代造园大家计成曾道:“造园是‘三分匠七分主人’”,尽管园林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主持园林规划和工程的人,但园主的雅俗却直接影响造园的风格。第二,这些园林在平面设计、建筑小品、假山叠石等园林要素上既继承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美学意识,又对西方园林的审美理念、造园技术及造园材料进行积极借鉴,如引进西方现代的喷泉、喷水池、整形花坛、花架廊等,其中的一些经验和技法到现在仍然值得人们学习和研究。第三,这些园林因地制宜,采用闽南本土的建筑材料,使用闽南本土的建筑工人及其他的一些闽南本土的地域性特征,使得这些私家园林在园林造型及风格上呈现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第四,这些园林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近代中国遭受战争的荼毒已久,造园匠师流离失所,对中国古典园林造成极大的破坏,在当时的环境下很难维系传统的造园体系。而西方造园体系的引进对我国造园匠师的缺失进行了很好的弥补,西式园林的造园手法被应用到近代鼓浪屿私家园林中,深刻改变着鼓浪屿园林建筑的整体风格和细部做法,包括砖过梁、窗套等[6]。

三、从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发展得到的启示

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中西文化融合的装饰风格是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中的特色和亮点。这些近代私家园林在继承我国古典园林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对西方园林的审美理念、造园技术及造园材料进行积极借鉴,融合中西园林文化之精髓,展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历程。深入探析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类型实例,总结其特点,其中的一些设计思路和艺术理念至今仍然值得园林营造者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陈经纬.鼓浪屿的建筑风格及其文化背景探析[J].福建建筑,2006(5).

[3]童雋.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4]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鼓浪屿文史资料集(第五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5]张志雄.从鼓浪屿园林看中西园林文化的交融[J].艺术生活,2008(6).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3

关键词:建筑;风水;文化;学术史

风水是依据向阳、风向、交通等条件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从而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学问。其范围涵盖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哲学和美学等诸多方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风水文化是人们通过对自然规律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按某种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风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环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与建筑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环境的最理想状态。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对中国乃至汉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深深植根于社会民俗之中。

1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概览

自近代列强叩关以降,随着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加之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对各种传统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学全盘替代本土学术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大多把风水乃至中医等传统文化视为“迷信”“巫术”,完全无视风水在中国传统建筑学、景观学和规划学中特有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渐明显,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引起了发达国家有识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随着量子物理、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开始由近代的机械宇宙观向强调宇宙整体性、联系性的有机自然观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与新科学观的相通之处引起了物理学家玻尔、卡普拉等学者的重视[1]。中国传统风水文化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文化也开始被一些欧美学者所关注,尹弘基的《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1976)[2]、利蒲的《中国地理学》(1979)、米切尔的《大地精神》(1975)、罗斯贝奇的《风水:中国的布置艺术》(1984)、斯肯尔的《风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国建筑风水文化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国内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了“文化热”,欧美日韩等国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这些国内外因素促使我国学者重新审视风水在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价值。天津大学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学的于希贤教授、东南大学的研究生何晓欣等学者首开先河,他们从建筑、历史、地理、生态环保等不同侧面对风水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渐趋成熟,分学科的细致研究和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同时展开。1990年于希贤先生从地理学视角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科学的探究[2]。1994年韩增禄先生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东华门特殊门钉数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时出于风水学择吉避凶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编的论文集《风水理论研究》出版,其学术成果几乎遍及了后来风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学科。1995年何晓欣、罗隽的《风水史》也从历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个维度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综合性研究。本世纪的头十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将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与之相伴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也一波胜过一波,由此引发了全民的“风水热”,与建筑风水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风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学科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化细化外,还出现了比早期探索更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甚至出现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的趋势。于希贤先生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和《现代住宅风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由于风水学的“过热”,一些完全从市场功利出发迎合民众迷信心理的作品将风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热日趋降温,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回归科学和理性的学术性探索的趋势也在逐渐增强。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学和风水的著名专家响应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除肯定建筑风水文化的经济价值外,又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对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学术探讨。于希贤先生在《风水的核心价值观》(2016)一文中认为传承城市文脉,建设有中国个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风水的核心价值观,而《周易》则是风水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5]。唐明邦教授在《风水文化的久远魅力和当今价值》(2016)一文中指出风水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不但可以发挥经济效益,更能产生促进社区安定、工作顺利、人际和谐的社会效益[6]。易学专家胡焱照在其论文《易学风水文化与生态文明》(2016)中,从“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动作为这三个易学风水文化视角,分别阐发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7]。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包罗万象,涉及到当今诸多学科领域,以下试从哲学内涵、科学原理、历史文化、建筑美学四个不同维度对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的当代学术史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2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索。王复昆认为“道”、“气”、阴阳、五行、八卦等传统哲学范畴构成了风水理论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这一风水理论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传统风水学难以彻底排除迷信的思维局限性[8]89-105。韩增禄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中国建筑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把传统建筑风水文化的哲学内涵归纳为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崇尚和谐、趋吉避凶、唯变所适五个方面,并列举了不少典型实例予以佐证[9]。于希贤在其2010年出版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中,从中西学术系统比较的视域,指出风水的理论基础包括易经、五行生克、天人感应、建筑规划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统有机循环观”等多方面的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建筑文化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体系[10]。中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也如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皆是如此。风水中的阴阳观念包含着对立统一思想的萌芽,五行与天人合一观念体现了一种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朴素辩证思维。与局限于传统话语和思维范式的古代学者议论风水不同,我国当代学者已深受唯物辩证法的熏陶,他们敏锐地发现了传统风水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并以现代哲学话语予以新的阐释和充分肯定。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在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客观差距,以及在历史传承中流派演变带来的牵强附会,使得传统风水文化在蕴含合理性内核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层迷信的外衣。

3从自然科学视角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在当代建筑风水文化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注重探索其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努力探究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力求对风水这一传统文化从科学、理性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上世纪90年代初,徐苏斌在其论文《风水中的心理场因素》中研究了风水的心理空间,他认为传统建筑的风水文化中包含了符合心理学规律的合理因素;并发现风水学中的“气”与物理学的地磁场、量子场具有相似性[8]107-116。史箴认为古代堪舆家的建筑规划和选址活动对指南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做出了贡献,因此传统风水术具有科技史的研究价值[8]214-231。韩增禄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建筑与养生》中,发现传统风水文化在建筑的自然方位、环境的水土质量、住宅的气流状况等方面的认识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并揭示了其中包含的科学原理[11]。鄢泽兵、万艳华(2003)认为风水文化在理论上强调人与自然相互对应,和谐共处,这与现代生态学的思想是相通的;风水文化在“实践中注重对微观生态要素进行考察和对居住地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估,从而选择适宜的居住场所,并加强居住地自然环境保护”[12]。古代社会并不存在近现代社会较为严谨的专业及学科划分,科学技术等许多人类活动是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混杂在一起的。我国当代学者将科技因素从纷繁芜杂的传统风水文化中剥离出来,对于深化和拓展我国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而我国学者对风水文化蕴含的养生学、生态学等科学元素的挖掘,也有助于促进当代科技朝着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4从历史文化维度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历史文化维度的研究是当代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成果最丰富的一部分。王其亨教授1986年发表的《清代陵寝地宫金井考》是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中首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除了从建筑学角度考察地宫金井在选址、设计、施工中包含的科学性,他还揭示了地宫金井体现的风水文化因素[13]。上世纪80年代末,何晓欣较系统地研究了“风水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东南地区两大流派的理论特点”[14]。同时,她分别从村落、城市、宗教建筑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风水对东南方域传统建筑的影响;并就“风水为什么在中国长期流行以及现代建筑如何吸收借鉴风水中的有益成分等问题展开了研讨”[15]。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发现在建筑选址中,西方文化表现出对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偏好,而中国文化偏好隐藏与遮蔽性结构。他通过考察中国与欧洲文化定型时期的地理环境差异,指出中国文化定型时期的生态经验对风水文化中的景观吉凶意识和理想景观模式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俞孔坚教授尤其强调我国商周时期,周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状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深层文化心理构成了传统风水文化的原始观念[16]。于希贤教授(2010)在其著作《人居环境与风水》中,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洛阳、咸阳、西安、南京、北京、昆明、苏州等历史文化名城建筑规划中蕴含的风水文化元素,并且以风水文化视角考察了华盛顿、维也纳、莫斯科等国外历史名城的城市设计[17]。林臻辽(2014)通过对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宅篇》的研究,发现战国至秦时期的相宅术已经确立了后世风水术的基本取向与原则,“与后世阳宅理论有着直接的源流关系”[18]。风水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深入到中华民俗文化的很多方面,其中不乏合理性因素,但也夹杂了不少主观附会、以讹传讹的内容。对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风水这一文化现象得以产生和变迁的客观历史条件,认清其社会根源,从而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这种传统文化,既不牵强附会将其神化,堕入迷信;也不对其全盘否定,陷入。

5从美学视角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

史箴是较早发现建筑风水文化美学价值的学者。在《山水画论与风水过从管窥———兼析山水画缘起》一文中,史箴分析论证了山水画及其创作理论同风水密切相关的史实,指出与风水地理相关的古代景观地理图实际是传统山水画的先声;并认为重新审视具有显著美学价值的风水理论与实践,对于深化认识中国山水文化具有重要学术意义[8]198-212。万艳华(1997)发现传统建筑风水文化遵循五个基本美学原则:山水相依,刚柔相济;均衡对称,和谐统一;天人感应,喝形象征;曲屈生动,回顾有情;形势兼备,以势驭形。同时,万艳华认为作为我国古代关于城市、建筑基址选择与规划设计的环境艺术,风水文化具备四项美学特征:即创作对象的自然性、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象征性和地域性[19]。孟涛、郝赤彪(2006)则认为传统建筑风水文化具有对称美、和谐美、象征美、人文美四方面显著特征[20]。庄馨雨认为传统风水在建筑美学上体现出“自然和谐、比拟象征、曲屈生动、均匀对称”四个主要特征[21]。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风水文化的建筑美学特征是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和谐、阴阳平衡、道法自然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在展现。

6总结和展望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4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

西方第一部关于辽代的通史性著作是《辽史》(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IndependenceSquarePhila-delphia6)。该著作出版于1949年,是由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A.Wittfogel,一译魏复古)和中国学者冯家?合著的,也是首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王朝断代史。该书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地阐释了辽代的社会功能[8]。用人类学中“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解释了契丹族的中国化过程,称辽为“征服王朝”。该著作的主体部分论述了辽代的经济史,次要部分解析了辽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最后才叙述辽代契丹王系的政治史。该书借鉴和采用了中国《辽史》中的部分史料,但决不是简单的翻译和照搬,而是经过大量的实证和分析之后的再利用。该书结合大量的考古发现,收录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主题多变,论述范围极广,从畜牧业到帝王陵寝,从辽代官印到长达55页的哈喇契丹的专题性述论,无所不至其极。在概述部分,主要介绍了辽王朝的历史地位,辽代文化的双重性以及10世纪以来在被中原王朝征服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同化的新途径。该著作也有一些瑕疵,作者认为辽朝文化很少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事实上辽代文化的双重性是非常明显的。再如“高丽”应是写“Koryǔ”,而不是“Korea”,“县”应译成dis-trict,而非等同于“County”。此外,书中关于女真一词,有时用Jurchen,有时用Nu-chin,交叉使用极易误导读者。

法国学者韩伯诗在其《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法国科学院金石文艺院会议报告集》,1953年)中开始尝试着破解神秘的契丹文字。匈牙利学者卡拉•捷尔吉发表了《谈谈1150年的契丹文字碑》(《布达佩斯大学学报》语言学分册,1975年);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赫福伯是研究辽金史的专家,他的《论辽朝的语言关系》(载《中亚研究》1969年第3期)一文,详细分析了辽代契丹语的起源、派生关系及流向,同时从契丹语言文字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辽朝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及西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黄振华将其译成中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5集。该论文引起了中外学界同行的瞩目,德国学者道尔弗将阿尔泰学家对福赫伯的评论写成了一篇综述,即《阿尔泰学家评福赫伯的〈论辽朝语言关系〉》,大致介绍了阿尔泰学界对福赫伯契丹文研究的评析和争议。德国学者门格斯《通古斯与辽》(《东方学术论丛》38卷第1期,1969年)则是从通古斯语和辽代契丹语的语系联系中寻找通古斯族与契丹的族系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辽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的出土文物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自1954年开始,辽宁法库县叶茂台镇发现了20多座辽代墓葬群。特别是1974年5月发现的7号墓葬,出土了“棺床小帐”,绢轴画“深山棋会”、“郊原野趣”等辽代罕见文物;1976年4月发现的辽代北府宰相萧义16号墓葬,其墓志详细记载了萧义的生平。1986年,在位于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发现了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该墓是迄今惟一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皇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器和敛葬用具。1993年,内蒙古赤峰市宝山区发掘了耶律阿保机之子德勤墓及其妃子墓,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壁画。特别是1975年,两具保护得极其完好的辽代装饰银鞍在美国展出,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辽代艺术和文化的瞩目。这些文物为世人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建筑、民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辽代壁画及出土文物上丰富的色彩图样、巧夺天工的造型引起了西方学者强烈的探求欲望。#p#分页标题#e#

这一时期有关辽和契丹研究的著述主要表现在结合最新考古发现集中对辽代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研究。美国学者走在西方辽史及契丹民族史研究的前列①。在考古发现方面,罗伯特•潘恩的《一个辽代的王冠》(ACrownoftheLiaoDynasty[907-1125],BulletinofMuseumofFineArts,Vol.62,No.328[1964]pp.44-47)记述了1956年发现于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村的一个辽代早期的王冠(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远东精品艺术博物馆)。洛舍•莱德罗斯(LotharLedderose)在亚洲研究协会1992年的年会发表了《辽代大量生产的佛经石》(“MassProductionofSutraStonesundertheLiao”)。他指出,佛教时代趋向尾声也是推动河北房山区云聚寺佛经石刻大量出现的原因。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是研究辽代考古和建筑的专家。她的《辽代考古:中国北部边疆的坟墓和思想》(“LiaoArchaeology:TombsandIdeologyalong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theJournalofArchaeologyforAsiaandthePacific,Vol.37,1998.)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北部发现的辽代遗址和墓葬文化。罗伯特•阿尔布莱特(RobertAlbrightRorex)《吉林辽代墓壁画与辽帝国公主的婚礼仪式》(TheWeddingCeremonyforanImperialLiaoPrincess.WallPaintingsfromaLi-aoDynastyTombinJilin.ArtibusAsiae,Vol.44,No.2/3,1983,pp.107-136)一文分门别类地论述了1972年在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发现的四座辽墓中的壁画。作者从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穿着打扮、生活场景等入手分析了辽代社会的政治阶层、经济水平、文化娱乐和风俗习惯等多项内容,特别结合大量中方文献重点论述了辽代公主的婚礼仪式和婚姻生活。同时,针对辽墓室的装饰和修建风格揭示了辽代墓葬文化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对中原文化的吸纳过程。罗伯特的另一篇文章《辽代墓壁画与中国画中蔡文姬故事之胡人形象》(“SomeLiaoTombMuralsandImagesofNomadsinChinesePaitningsoftheWen-chiStory.”ArtibusAsiae,vol.45,nos.2-3,1984),重点通过对吉林省哲里木盟库伦旗发现的辽墓壁画、河北宣化的辽墓壁画以及美国波士顿精品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蔡文姬与胡笳十八”相册页的比较,论述了以蔡文姬为代表的契丹民族在服饰、艺术、建筑及风俗习惯上与中国文化的异同。

美国学者扎奇斯钦(SechinJagchid)是研究蒙元学的专家。他对辽代城市和建筑也有所涉猎。其《契丹与他们的城市》(“TheKitansandTheirCities,"CentralAsiaticJournal25,nos.I-2,1981)论述了契丹人的生活习性及其城市形成的原因、特点、分布等自然情况,指出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元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有关辽代建筑文化研究的大家应该是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在内蒙赤峰宝山墓壁画出土后不久,她发表了《辽代建筑传统》(Liao:AnArchitecturalTraditionintheMaking,ArtibusAiae,Vol.54,No1/2,1994)。该文主要论述了身为半游牧部落的处于定居社会边缘的契丹人,一直笃信萨满教,从未有过寺庙中的神,也从未在城市中居住过,在与中国式文明接触以前从未用砖室墓埋葬过先人。然而契丹在与中原文化接触后改变了。作者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中国文献记载,从建筑、宗教学的角度对山西应县木塔、辽宁义县奉国寺的大雄宝殿等现存的辽代建筑进行个案研究和分析,阐释了契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借鉴、转换、采用、适应、或是形式上和象征上的关系。她的另一篇论文《石室:与阿保机在祖州相关的石头建构》(Shishi:AStoneStructureAssociatedwithAbaojiinZuzhou)着重讨论了在耶律阿保机的世居地———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边境上所发现的一处石头房子。作者先综合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这座石室的隶属关系、功能用途、设施构造、方位位置、历史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观点,然后结合大量的中西方文献论述了契丹与中国石质房屋建筑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而推测出该石室的建筑时间、功能和意义。

南希的专著《辽代建筑》LiaoArchitecture(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是在其《辽代建筑传统》一文上扩充和拓展而成的,是有关辽代皇室建筑、宗教建筑、民俗建筑、墓葬建筑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首先概述了辽代9位帝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生平,提及丧葬习俗、佛教建筑和一些政治事件。然后结合前述提出了辽代建筑为何发生变革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南希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点论述了辽代五个都城(上京、东京、南京、中京和新京)的建筑。从辽代建筑的木框架传统、辽代丧葬传统和辽代建筑遗存等三部分论述了契丹建筑文化的特征,指出辽代契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有的继承、借鉴、改变与适应等关系。她指出:“辽代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部分,在建筑文化同化的过程中,辽代成为中国传统概念的一个参与者和保护者。”[10]该著作还从建筑学的角度讨论了契丹的族源问题,指出契丹建筑文化还可能是从中国派生型建筑模式(如高句丽和渤海建筑等)中获得了经验。因而契丹建筑师可能源于高句丽或渤海国。南希的著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美国学者蒂耶特•库恩(DieterKuhn)针对南希的《辽代建筑》一书发表了长达38页的书评:《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6,Fasc.4/5,2000)。库恩首先肯定了南希著作的开创性、艺术性和丰富性。之后就南希对契丹民族的族源问题、辽代建筑受中原文化影响问题、史料运用问题、建筑术语的翻译问题等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书中图片缺乏独创性和清晰度、参考书目有遗漏等缺陷。蒂耶特还发表过有关契丹坟墓外形构造的论文《契丹如何重塑了中国圆顶形墓的传统》(“HowtheQidanReshapedtheTraditionoftheChineseDome-shaped,Tomb.”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8)。对于库恩的质疑和意见,南希在其《回复蒂耶特•库恩:〈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AResponsetoDieterKuhn,“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7.Fasc.4/5(2001))中一一作出了回复和解释,并对库恩的评析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体现了西方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学术交流态势。#p#分页标题#e#

有关辽代与北宋关系的著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梅尔文•斯里克兰•安(Mel-vinThlick-lenAng)《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Sung-LiaoDiplomacyinEleven-andTwelfth-Centu-ryChina:AStudyoftheSocial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ForeignPolicy.),是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论。该论文结合大量的中方史料和中国宋辽史专家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宋朝与辽契丹之间在11世纪的战争、盟约背后的社会、政治、军事等综合因素,同时对于双方长期的和平贸易、朝贡外交体制作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是一部较有深度的博士学位论文。莫里斯•罗斯比(Morris,Rossabi)《在对手之间的中国:中国与其在10-14世纪之间的邻居》(ChinaAmongE-quals.The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rs,10th-14thCentu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系统论述了中国与辽、金等邻国之间的关系。该著作揭示了宋朝时期的中国打破了历代王朝奉行“天朝上国,四夷宾服”以朝贡体制为主的外交政策,首次把辽、金视为平等国家对待。虽然源于军事和国力上的羸弱,却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和弹性。戴维•瑞特(DavidWright)《从战争到外交对峙:11世纪中国宋朝与辽契丹之间的外交关系》(FromWartoDiplomaticParityinEleventh-CenturyChina:Sung’sForeighRela-tionswithKhitanLiao.Leiden:BrillAcademicPublishers,2005.)详细论述北宋与辽之间的战争起因、经过、外交谈判及“澶渊之盟”的订立等内容,分析了北宋与辽、契丹之间特殊外交关系的形成与对峙原因。戴维还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对峙、世系与和平:宋朝使辽的外交使团》(《宋元研究》1996年第26卷)、《宋朝与契丹在1004-1005年的战争以及“澶渊之盟”》(《亚洲历史学刊》JournalofAsianHistory32,No.1,1998)。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Schwarz-Schilling,Christian)《1005年澶渊之盟的和平及其对中国与辽契丹帝国关系的影响》(DerFriedevonShan-yuan[1005n.Chr.: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Diplomatie.AsiatischeForschungen1.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59.])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澶渊之盟上。相关论文还有安东尼•威廉姆•塞拉帝(Sariti,AnthonyWilliam)《关于北宋时期外交决策的制定》(“Noteo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intheNorthernSung,”SungYuanStudies8[1973]:3-11.)。扎旗斯钦《契丹反女真入侵的抗争》(“KitanStrugglesAgainstJurchenOppression:NomadismVersusSinicization.”ZentralasiatischeStudien16[1982],pp.165-185.)系统描述了辽朝末期契丹人与女真人之间的数次战争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分析了辽王朝覆灭以及金女真崛起的原因。

综合性著述中涉及到辽和契丹的外交及贸易类的著述主要有费正清(Fairbank,JohnKing)《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剑桥中国史》第6卷;《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译为《辽西夏金朝史》,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该著作详细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揭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论述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塞本•达布令豪斯(SabineDabringhaus)和罗帝雷克•蒲塔克(Rod-erickPtak)合著的《中国及其邻居:边疆、中国眼中的他者,10至19世纪的对外政策》(ChinaandHerNeighbours:Borders,VisionsoftheOther,For-eignPolicy10thto19th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中也有很多关于辽代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的描述。书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北宋时期外交政策改变的综合因素,指出军事实力的羸弱和国内政治纷争频发是导致中华帝国外交政策和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根本动因。扎旗斯钦《和平、战争与长城沿线的贸易:游牧民族与中国两千年的互动》(Peace,war,andtradealongtheGreatWall:Nomadic-Chineseinteractionthroughtwomillenni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9)则是一部概述性质的外交编年史。书中重点讨论了两千年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外交。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有贸易的地方就没有战争”一说,指出贸易和战争时常是并存的,而且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汉斯•别伦斯坦(HansBielenstein)《汉人世界里的外交与贸易,589-1276年》(DiplomacyandTradeintheChineseWorld,589-1276.Brill.2005.)按地域关系系统介绍了589年至1276年之间东南亚的交趾、乌孙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北亚的日本、朝鲜、高句丽、渤海、西突厥、辽、金、党项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中原王朝建立的外交或贸易联系。托玛斯•巴菲尔德(ThomasJ.Barfield)《危险的前线:游牧帝国与中国》(ThePerilousFrontier,no-madicempiresandChinaCambridge,BlackwellInc.,1989)论述了包括契丹在内的游牧民族如何强大起来,建立独立国家并与中国产生边境疆土纷争的史事。

对于辽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进行个案研究的著述有詹尼弗•霍姆格林(J.Holmgren)《辽代契丹统治者的婚姻、血缘与继承(907-1125)》“Marriage,KinshipandSuccessionundertheCh'i-tanRulersoftheLiaoDynasty(907-1125)”(T'oungPao,SecondSeries,Vol.72,Livr.1/3,1986)。该文考察了辽代婚姻系统的起源、在辽代每个王者身上的实施情况以及其与辽代血缘和继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辽代的姻亲系统对其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Franke)《中国非汉族政权的政治组织:魏、辽和元的帝王角色》(“PoliticalOrganiza-tionofNon-HanStatesinChina:TheRoleofImpe-rialPrincesinWei,LiaoandYüan.”JournalofOri-entalStudies,25,1987,pp.1-48),该文概述了宋元时期与中原王朝相对的政权组织及其中国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非汉政权的更迭与各方军事实力的消长等。琳达•库克•约翰逊(LindaCookeJohnson)《论契丹的文字体系》(美国《蒙古研究》第10卷,1986-1987年)论述了契丹的文字体系。#p#分页标题#e#

赫伯特在《满洲的森林人:契丹与女真》(TheForestPeoplesofManchuria:KitansandJu-rchen.InSinor1990.)中,充分利用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论述了契丹、女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再从契丹、女真史的角度入手,论述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及契丹和女真之间的领土、利益纷争及其承接关系。简奈特•麦克莱肯•诺威(JanetMcCrackenNovey)《余靖:北宋政治家及其关于契丹当局的文章》(YuJing,ANorthernSongStatesmanandhisTreatiseontheCh’i-tan,Bureaucracy),系其在印地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充分利用大量中方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北宋重臣余靖的遗作《武溪集》,论述了余靖三度出使契丹,直言敢谏,致力于宋辽和平的史事及其意义。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西方关于契丹及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WesternInformationontheKitansandSomeRelatedQues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15,No.2[Apr.-Jun.1995])论述了契丹名称的起源、契丹历史的演变及其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5

 

作者:王高峰1,孙升2     单位: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2.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   工业遗产主要文献研究内容分析   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发现,目前大部分对工业遗产的研究是基于建筑科学与工程和旅游服务领域的。论文引用频率最高的是2002年深圳大学传播系李蕾蕾发表在《世界地理研究》的《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4],它同时是国内第一篇关注工业遗产的文章。之后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发表在《建筑学报》的《中国工业遗产初探》[5],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李林的《国内外工业遗产旅游研究述评》[6],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的《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7],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伯英的《工业遗产的构成与价值评价方法》[8],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卢永毅、杨燕的《化腐朽为神奇———德国鲁尔区产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9],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徐逸的《都市工业遗产的再利用》[10],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李小波的《古盐业遗址与三峡旅游———兼论工业遗产旅游的特点与开发》[11],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邢怀滨的《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12],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谢红彬、高玲的《国外工业遗产再利用对福州马尾区工业旅游开发的启示》[13],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阙维民的《国际工业遗产的保护与管理》[14]。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先生2006年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15],文章对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几部分,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内涵。此后,单霁翔先生又就工业遗产保护问题陆续发表近11篇文章,对工业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工业遗产的利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显示出我国官方机构对工业遗产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有关工业遗产的3篇博士论文,也尽可能多地采用多学科理论视角试图去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研究框架,现有研究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所提出的关键词,绝大部分涉及几个方面:工业遗产旅游、保护与再利用、工业遗产改造、工业景观和旅游开发及模式等方面。   “IndustrialHeritage”的另一个翻译是“产业遗产”。以“产业遗产”为名进行检索,共有22篇文献目录。虽然翻译不同,但研究内容并无多大差别,其中主要是建筑学科与工程类文章。国家图书馆馆藏关于中国工业遗产的书籍有10本。2007年出版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文集》[16],其开篇即为《无锡建议》,这对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刘会远,李蕾蕾的《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17]建立在以往工作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扩展与深化,主要介绍了德国遗产型工业旅游地发展的经验。刘伯英,冯钟平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18]从规划角度考虑,主要对工业用地如何进行利用与更新进行了探讨,其次对国外一些相关的土地再利用进行了介绍。聂武钢,孟佳的《工业遗产与法律保护》[19]对我国工业遗产现阶段的保护和开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问题及进展进行了探讨。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20]主要是对相关国家以及天津市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的介绍。此外,建筑文化考察组、潍坊市规划局、潍坊市坊子区政府编著的《山东坊子近代建筑与工业遗产》,白青锋等人的《锈迹:寻访中国工业遗产》,陈燮君主编、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汇编的《上海工业遗产实录》和《上海工业遗产新探》,姜平、张廷栖的《唐家闸:工业遗产的瑰宝》均为对工业遗产进行简要介绍性质图书。   讨论   总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遗产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到的是:工业遗产吸引着各方面的注意,其往往会形成景点从而造就旅游业。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其面对经济转型与文化建设的矛盾更为突出。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外理论和实践的跟踪研究;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情发展和实际需要,在工业遗产保护理论构建以及价值传承方面开展深入的探讨。   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   从国外对工业技术品的兴趣开始,再到最终TICCIH形成工业遗产的定义,可以发现,“工业遗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空间,也同样适用于早期工业和手工业技术、工艺过程以及各种技术产品。只有建立在对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工业遗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机构(组织)及人员   不少发达国家已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也有TICCIH、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COHTEC)与国际联合劳动博物馆协会(WORKLAB)等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协调下不断进行探索。工业遗产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研究对象,自然处在多学科交叉点之上,建筑、规划和景观设计与技术史以及旅游科学等不同背景研究者的融合,是提高工业遗产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遗产研究需要融合人文学科理论和自然学科理论和实践,以获取更多的研究支持。   研究方法   国际上,研究者在对工业遗产核心概念的把握上,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工业遗产进行研究、实践和探索,如社会文化、技术发展、区域和环境问题等。其具体研究方法,从最初重视技术发展研究而缺乏对城市化的关注,再到深刻认识工业化的主题不完全与技术和消费的变化有关。国内的研究重点在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p#分页标题#e# 只有植根于详尽的资料调查以及对技术工业发展的深入研究,再结合工业化带来的生产消费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个基本研究方法的思想,才能积极地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建立学科交叉体系进行更恰当的研究。而非仅仅着眼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结语   中国的工业遗产研究起步较晚,从开始到现在只有短短10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工业遗产研究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注意,试图从学科自身视角出发,去进行相关的解读和研究。在可借鉴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工业遗产研究的发展特点,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充分对工业遗产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和研究目的加以明确的同时,需要扩展视野,了解国际上对于工业遗产领域有关学科交叉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关心如何发展适于中国发展现状的工业遗产研究理论,并对其加以改进,促使其能够解决社会发展和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实际问题。在重视理论和实践改造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如何充分研究工业遗产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技术价值,并积极地利用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从期刊发文量来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和2019年达到顶峰(图2)。研究方向上,乡土建筑史最多,其次是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而理论探究和实践总体较少。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研究中,建筑教育史在期刊论文里仅关注于外国建筑史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而在口述史文库中大量论文是围绕老八校前身的建筑教学教育史展开口述研究的;建筑师口述史工作重庆大学做得最多;建筑机构和项目口述史与建筑系高校的建设、发展及其设计院项目紧密相关,以清华大学研究最多。在乡土建筑口述史层面中,史料挖掘最关注建筑的时空演变、建筑格局或建筑特色及建筑相关的人物纪事;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中关注使用主体对空间的理解及其活动,并考证相关村落、建筑与文物的历史渊源,近年来对项目修复历史和三线建设历史的考证成为热点;在营造技艺口述史层面,聚焦于相关传统地方民居、地方特色建筑和建筑艺术与装饰的研究。最后,口述史方法应用层面研究较少,除少量的成果综述外,仅有一篇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较系统的口述史操作指南[2]。根据文献研究对象,统计其在中国各省份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中部和东部居多而西部和东北部少的分布情况(图3)。省份中属福建(以华侨大学为主)最多,其次是陕西、广东等地;沿海省份整体研究较多,而内陆地区集中在川甘以东、内蒙古以南、广西以北和豫皖赣以西的区域。建筑学高校中以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重庆大学研究最多。2008年起,建筑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相对密切,人文地理学、考古学、美术学等专业可见口述史方法在建筑学框架下的应用。如从经济学下的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社区微改造[3];从博物馆学视角探讨口述史在丰富展览内容、辅佐场景复原等方面的优势[4]。在地方少数民族和工匠技艺研究中较重视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使用,如有倡议整合人类学方法对工匠族群所在环境的整个营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5];也有实证研究通过此方法了解到了浙西南一带清代民居特殊构件的程式化体系[6]。在口述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当中,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民间文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关系被大量探讨[7]。近年来建筑口述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研究,对于区域建筑学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建构大有裨益。

2.2建筑教育、建筑师及项目机构口述史

中国近代建筑史在史料类型及其运用和研究方法上,都根本区别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8]。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已呈现出从研究样式演变和为设计提供指导,演进到根据一手资料重现历史场景之趋势,如通过研究设计和建造过程还原出大量有张力的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性与国家建构等理论问题[9]。建筑史研究中,已往社会背景层面的细节和盲点经由口述史被大量发掘和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学之外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完善了近现代建筑历史的脉络。建筑教育口述史方面很多工作的开展,都与各高校或各单位开始重视自身历史谱系、自身传统或配合校庆宣传有关。极少部分研究扎根于建筑教育史的整体研究,以学者武晶为代表,在口述史基础上梳理了自1903年国内建筑学科建立至今的外国建筑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弥补了建筑史学的研究空白[10]。绝大部分研究还是以个人或项目、机构的历史为对象。学院教育史和建筑师历史的研究,大多以高校院系的教师为统率。以重庆大学为例,2012—2015年有三篇硕士论文分别完成了对本校老一辈建筑学家李先逵、杨嵩林和尹培桐学术历程的研究,同时期该校的教师们又先后对唐璞、赵长庚、辜其一教授的学术人生做了研究。2018年,一篇硕士论文梳理了作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前身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2—1966年的建筑教育历程。近年来以龙灏教授为首的青年教师们正对重庆大学老一辈知名教师们的生平历程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史记录,并着手研究院系的发展历程。在城市规划领域,李浩教授在大量访谈业内老专家的基础上完成了《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该书对规划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弥补、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在建筑机构史层面,21世纪初即有对营造学社发展历程的研究,2009年始有对高校研究院机构发展及创作历程的研究。2018年,华霞虹教授主编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年》问世,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为该高校设计院发展脉络的厘清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清华大学以刘亦师老师为首,通过口述史方法对清华大学设计院历史及学校建筑系的教育史和发展史进行考证。在建筑项目史层面,研究侧重于一些知名建筑项目的历史演变和修复过程,涉及的访谈对象也和建筑师学术生平及教育经历密不可分。除了大的断代史和编年史之外,学科里面靠口述史和整理出来的其他的一些侧向证明的研究史也很重要③。就四本口述史文库关于近现代建筑教育、建筑师和项目机构历史的口述成果而言,研究涉及早期国内外相关建筑教育教学课程细节、不同设计思潮在项目上的碰撞,以及一些重要的建筑师、学者和著作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等等,已呈现出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的口述史料。

2.3乡土建筑口述史

陈薇教授曾于世纪之交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以乡土建筑研究为突出倾向的从中心移向边缘的特征;二是从研究层面的中观,转向研究广度与深度兼备的林木互见的特征;三则是从旁观转向深入心态和人的、将心态史和社会史与建筑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11]。2016年学者刘军瑞对近十年来乡土建筑研究中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陈薇的观点进行了对比论证,肯定了这一史学研究趋势同样契合时代的特点[12]。近年来建筑口述史研究已深入到地方的乡土营造、少数民族的文化溯源和物质空间的解构中,2010年之后研究明显增多。学者们应用口述史方法逐步开展了深层次的研究,视野也逐渐上升到较宏观的高度,可谓林木互见。如将匠师口述传统中的模数与比例的营造制度,向下关联到地方语言的转译与生成的机制中,向上剖析其与中华营造理念中宇宙观的关系[13]。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对于个体之于环境的感悟愈发重视,并会带着更多设身处地的同理心去采集这些个体的所思所想。学者崔勇从21世纪初便提倡在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与逻辑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统一去探寻前辈们的心路历程[14];亦有通过口述史访谈揭示古镇民众在文化景观保护上与政府冲突的根源是两者保护意识的不对位[15]。现代口述史学在配合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更多地从“自下而上”角度“书写”历史,有利于实现历史学科的通俗化[16]。建筑口述史同样深入乡野,在地方建筑的史料完善、营造技艺的记述、遗产保护和村落保护的探索等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理论建设在此层面研究中普遍被淡化,着重于史料的搜集,遂将乡土建筑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及相关论文数量汇总如下(表1)。除国内乡土建筑研究涉及口述史以外,跨境的华侨建筑史研究同样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口述史工作。以华侨大学为平台依托,陈志宏教授统领了两项闽南地区华侨建筑和聚落的研究课题,对马来西亚特殊的海上桥屋的营建过程、华人坟墓的形制设计等都有相关的口述史研究,使得早期面临传统技术断层、业主古迹保护观念匮乏等问题的华侨建筑得以展现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总体而言,近二十年来口述史在地方建筑的各层面研究广泛,多集中在村落、古镇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也在此层面体现得最多。研究论文数量在2010—2014年增长明显,2016—2019年增长更为显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地域建筑的史料探索,这种深入乡野的研究为地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物质空间的优化重构及地方记忆工程的建设推动巨大。

2.4建筑口述史方法应用的研究

2.4.1重视访谈对象的遴选口述史方法与传统文献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异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的认识过程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一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受访者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17]。而口述史又是对亲眼看到并参与过去事件中的人的采访,目的是要重现历史[18]。因此口述史研究前期访谈对象的遴选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叙述历史的可靠性、完整性及访谈过程中对有效信息的挖掘。对象的遴选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定向性的,研究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对象的选择多围绕个人本身、亲友及有过共同经历的同事等;其二是非定向性的,研究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个人或群体,多用到人类学的调研和取样方式。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对建筑师历史、建筑项目或机构的历史、工匠技艺营造和传承等口述史研究中。如研究辜其一先生的人生历程及学术概况,就访谈了与之共事过的白佐民、邵俊仪教授及其女儿陈义蓉[19]。对于华侨地区的华人大会堂而言,其设计风格的定型源于不同原乡背景的华人共同的协商结果,因此当地的华人社团是了解该项目历史最好的访谈对象④。设计院近年来在建筑口述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体现在其提供的设计作品集、设计院院志等,对于对象的遴选有很大的参考作用。此类访谈对象的确立,也涌现出一些创新的方法。例如,有通过CiteSpace分析高校教师的合作关系及发文量以确定受访学者[20],也有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宣传报道确定受访的传承人[21]。非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村落保护和遗产保护、社区营造等。如就胡同整治更新研究的访谈人选确定,以对象所处空间的参与度和作用力强度为首选,选出了作为北京独特胡同文化塑造者的养鸽人和种花人、从事文艺创作的大妈等[22]。对于口述者本身专业技能的甄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质量和后续研究的深度。就乡土建筑匠师本身技能水平的评估,刘军瑞指出可分为人员推荐法、技艺评测法和自我评价法三种方法[23]。2.4.2关注访谈方式及访谈过程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采用的方式也会有差异。以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为例,涉及较明确、具体和系统的工艺步骤、技术技巧等访谈内容,受访对象较内向或缺乏受访经验时,采用结构性访谈;而研究内容主要为个人生活史、村落传说故事、公共文化活动等时,则采用非结构性访谈[2]。从近年来大量附带访谈稿件或访谈问题的论文来看,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是根据实际情况相互交织的。在访谈之前,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能提高访谈效率,少走弯路。制定问卷调查表或信息记录表等已成为建筑口述史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共识,尤其在访谈对象为匠师时:其一能避免因个人因素造成访谈过程难以进行或偏离主要问题而失控的情况;其二减少了访谈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障碍等导致的沟通问题。在《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的访谈之前,李浩教授让专家们仔细阅读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报告和相关成果,对受访者的回忆起到了有利的引导作用。在访谈过程中,碍于一些个人原因或相关发言立场的正确性,会存在受访者回避或不愿讲述的情况。如当访谈内容涉及工匠群体的核心技术时,传统工匠们由于重实质、轻表述的职业局限和自己的权益立场,会在访谈时表达不清或不愿透露营造细节[24]。访谈中采用录像时,业界学者会由于面对镜头精力无法集中,或碍于一些立场欲言又止,要求停止录像[25]10。这些均是对于整个访谈流程记录造成阻碍的难点。访谈之后的补充与回访环节也很重要,其一方面能在与受访者更好地建立信任感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入访谈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能校正、核对初次访谈时所获得的口述资料。李浩教授在口述史应用于规划领域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城市规划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应当采取一种专题性、互动式、研究型的实施方法与技术路线,即一要有明确的访谈主题,二要为老专家的谈话提供充足的条件,三要立足于规划史研究的工作目的[26]。这种整体式的口述史实施方法与路径可作为参考,在访谈的前期工作中确立下来,成为贯穿整个访谈过程的原则和意识。2.4.3对于口述资料真实性的考证口述史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在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也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重述历史是产生集体认同感、身份感的重要途径[27]。而群体访谈对于建构一个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消解因时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叙述失真意义重大。会议上李浩、彭长歆、黄怡和钱锋均提及了群体访谈的形式对于增强口述真实性的重要性。此外,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而言,学者们建议,一是明确授权概念,给予受访者一定压力,促使其重视访谈质量[25]10;二是访谈前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带去访问求证,能够更精准地纠偏⑤。一些问题在会议中被提及,如在专家访谈后部分会审改,存在着改动稿件频繁和审改较多的情况⑥;对于访谈资料二次加工后的史料可信度,同样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华中科技大学团队通过对十堰市二汽专业厂的工业考古学式的实地考察,校验了受访者口述情况与遗存情况的差异性和一致性[28]。这表明实物调查对口述真实性的考证也具有一定意义。多次访谈及回访的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受访者的坦诚讲述。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曾写道:“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需多次访谈来建立起亲密关系,这能激励受访者的直言不讳,且能避免不诚实的告白。”[29]对口述资料的求证,研究者限于个体经验也会有难断真伪的时候。在整理口述资料时,同一事物出现多种观点且一时难分真假时,应保留口述史料的原始性,让其并存并作注释说明[30]。

3结语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7

1千山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

辽宁科技大学位于辽宁鞍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临千山风景名胜区。千山是集自然、人文、古迹、佛道两教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其历史价值极为丰富,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她以其俊秀的身姿和脱俗的气质为鞍山这座历久弥新的老工业基地营造了一个天然的洞天福地。千山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更有与之完美统一的人文景观;她的宗教文化、建筑石刻、楹联诗词、神话传说等也绽放着夺目的人文盛景。针对当地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辽宁科技大学在“建筑美术写生”课程中一直保留着到千山写生这一特色课程。在两周的美术写生实习周中,学生与老师寄住寺庙中,吃斋饭,睡通铺,颇有苦行僧的感觉。这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学生们是从没有过的生活体验。千山除了具有优美的四季自然景色外,其人文景观,如建筑寺庙、山门、佛教雕塑及纹饰,甚至是楹联、诗词及神话传说都深深吸引着学子们无限向往,并成为写生的元素。到千山进行美术写生实了能给予学生真实的写生素材外,还潜移默化地吸引着他们对千山宗教文化的探索。这对于学生学习后续的专业课程,如中国建筑史和乡土建筑赏析及生态与可持续建筑等课程,都有很好的抛砖引玉的作用。例如,千山的佛寺建筑的山门与建筑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佛寺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一楼一阁一砖一瓦都有着自身的价值和内容,就像一种教学道具,启发学生思索。无论进入到哪一座寺院,最先遇到三门。因寺院大都在深山所以三门又俗称山门。三门常常建成殿堂式,因此,又叫三门殿[3]。对于这些在中国建筑史课程中较为晦涩难懂的知识,学生在实地参观后马上豁然开朗。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知识的掌握起到了融会贯通作用。从2009年到2011年,建筑系老师将相关课程与学院申报获批的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千山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课题相结合,使学生们通过千山实地考察和调研将千山文化与建筑设计课程联系起来,达到产学研一体化的效果。产学研结合对于保护及探索千山文化、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精神、提高本地区文化积淀提供了机遇及成果,是很好的教学实践。在建筑学专业的相关课程讨论中,师生通过围绕千山佛寺建筑及其宗教内涵进行探讨与研究,最终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对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校园传统文化特色与建筑课程结合

大学历史和文化需要依靠校园作为载体,体现着特定背景下校园所特有的场所精神和历史文化底蕴。当今,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大学传统校园的更新改造势在必行,直接影响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产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全国各大学的更新改造建设如火如荼之时,如何使更新改造既能传承和保留传统校园的历史文化印记,又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和塑造出充满活力与特色的校园环境;同时使学生能时刻感受到校园文化氛围和创新活力。这既是当前大学改造要亟需解决的问题,也一直是将校园传统文化和特色与建筑课程结合的难点。辽宁科技大学始建于1948年,其前身鞍山钢铁学院是中国较早组建的冶金高校之一。经过60多年的风雨历程,学校已由原来单一的工科院校发展成为多科性综合性大学,并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和校园传统文化。由于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有的校园更新改造势在必行,2000年,学校对校园进行了置换建设。新校区以高新区分校为主体合并周边三所中专重新规划扩建而成[4]。由于是在原基址上改造、扩建部分建筑和新建大部分建筑,必然涉及新旧建筑的协调关系问题。辽宁科技大学新校区对新旧建筑的协调处理得较为恰当,新老建筑结合完美,和谐共生,使新校园既具有完整统一的效果,又充满时代气息;既具有冶金文化特色,又不失清新优美的环境;是大学校园更新改造建设中新旧建筑协调的典范。如何将特有的校园文化和特色融入到课程中使学生们深刻理解和掌握成为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在不同课程中,建筑系尝试用不同方法引导学生将二者结合得更加完美,以期使他们能从不同角度理解校园传统文化特色的魅力所在。例如,在“建筑造型”课程中,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作业:在科大校园中寻找新旧建筑协调的具体运用手法及其达到的实际效果,并要求将其整理成论文提交。学生针对本校历史文脉及环境特色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对调研能力以及总结归纳和撰写论文能力起到很大的提升作用。“建筑设计原理”课程为使学生掌握建筑色彩运用的多样统一原则,要求学生以校园新旧建筑的色彩协调为题目,对科大的各个主要教学楼及图书馆等进行实地考察,写出校园新旧建筑的色彩是否协调的调研报告。教师对提交的调研报告进行讲评,同时鼓励学生针对自己和别人的调研报告进行总结和评论。通过讲评学生们知道:现有的校园整体建筑色彩之所以以浅灰色调为主,间或有黑白灰黄等调和色组合,是为了体现出工科院校沉稳严谨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主色调也是从科大校园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出发来确定的。正如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新建建筑色彩要严格受控于传统建筑色彩,才不会破坏历史整体的色彩协调。通过对身边的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并总结研究得出结论的做法,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书本上枯燥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将其融会贯通地应用到实际的设计工程中。

3钢铁冶金工业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

辽宁科技大学位于钢铁工业名城,祖国钢都———鞍山市。基于工业城市的鲜明特色,学院在高年级开设的“建筑设计”课程中安排了工业厂房建筑设计题目。目的是为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到工业设计院承接厂房项目设计打好基础。课程开设有助于学生尽快适应工业设计院的工作,及早独立承担工作任务。课程设计前期调研过程中,安排学生实地参观和考察鞍钢大型厂房的调研活动。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使学生们对于书本上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如钢结构建筑节点设计有了较清晰的感性认识,加深了理解,对于课程设计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景观设计原理”课程中,为了使学生从校园景观中找到最好的切入点,更好地完成景观设计题目,在校区扩建时特意在科大新校园规划建设中开辟了“工业文明园”景区,鞍钢退役的冶金设备,如铁水罐,切割机,变压器,飞轮,齿轮,电机,火车头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些工业设备变成了景观、雕塑静静地融入校园环境中,它们既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缩影,也是老一辈工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的见证,使学生们既新奇又兴奋。鼓励同学们奋发向上,学习老一辈人的奋斗精神,在见证历史的同时展望未来,引起学生们向更深层次思索,同时也能呼唤社会对历史建筑和构筑物以及老工业设备的保护和改造意识。当前,全球化进程仍在不断推进,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和建设趋同化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和建筑逐渐取得了人们的共识。犹如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及文化底蕴对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一样,对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校园,其历史文化传统及文化内涵的传承更是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辽宁科技大学工业文明园景观的创意和建设正是秉承了辽宁科技大学“立足冶金”的校园文化传统,突出体现了鲜明的冶金文化特色和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提醒人们对于历史及文化内涵的保留不应只停留在单纯对历史及文化的完整保留及追忆上,而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思维方式赋予建筑和环境以新的内涵。新旧建筑协调相处,甚至达到同一建筑一样的共生共长。整新如旧,新旧建筑和谐共处的同时延续历史的记忆。

4结语

近代建筑论文范文8

关键词:近代物理实验;实验教学;教学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模式

实验教学作为培养学生探究精神、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等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近代物理实验属于面向物理学广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实验课程,该课程拥有非常广的物理学知识面,综合性与技术性非常之强。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摒弃传统教学的弊端,积极对近代物理实验进行教学改革,这不仅能够使教学效果不断提升,而且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近代物理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内容安排脱节

在近代物理实验课程当中,囊括了整个物理学发展所有领域的内容,拥有极强的专业性,在开展实验教学之前需要学生对相关理论基础知识有着较好的认识。[1-2]近代物理实验当中大部分的实验内容属于物理学专业在进行基础知识学习过程中涉及的经典实验,而进行试验教学所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的便在于使学生能够对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能够使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然而,目前本校在开展近代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实验教学内容和基础理论教学内容并不能实现相互对应,甚至存在部分理论课程教学滞后于相应的实验教学内容的情况,造成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节现象,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便是学生在尚未对基础知识进行有效学习的前提下,便要开展相应的学科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学生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近代物理实验当中存在的原理,仅仅是简单地按照实验教师的说明完成相应的步骤,得出最终的实验结果便可以了。

(二)教学模式与方法单一

在近代物理实验课程当中所开展的实验都是基础物理学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些实验,部分属于诺贝尔学奖获得者所做的实验,这其中涉及大量较有深度的物理理论知识,这便对物理实验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3-5]物理实验任课教师不仅需要拥有实验指导方面的能力,同时也要对有关物理学基础理论知识有良好的掌握,可以向学生清楚地介绍与解释实验原理,使学生物理思想与实验能力均能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从我校近代物理实验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依旧存在如下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一便是近代物理实验教学的任课教师需要对不同实验同时进行教学与指导,这就造成实验教师在对实验原理与内容进行讲授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仅仅是对实验步骤与目的进行简要的说明。这就导致学生无法对实验目的与步骤有清楚的认识,只能按照教师说明的步骤进行试验,无法对实验过程进行创新思考,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创新发展。其二便是部分教师在对近代物理实验进行讲解过程中,主要对实验步骤与仪器操作进行重点介绍,这和近代物理实验课程的开设目标存在很大程度的背离,最终造成的结果便是学生对物理学知识无法做到有效的认知,实际的教学效果也并不理想。

(三)教学条件有限

受到本校经费的制约,对实验设备投入存在一定的不足,造成学校实验室的教学设备相对较少,实验设备无法满足教学的需求。因为实验器材受到限制,导致教学条件相对有限,在进行试验过程中只能通过增加循环次数或者是多人一组进行试验。其中增加循环次数会使实验教师的工作负担显著增加,比方说在全息照相等一系列电磁学实验当中,实验中一共只有10套实验设备,每次有20名学生开展相应的实验,而每年上物理实验课程的学生会在1400人左右,如果要想使所有学生全部完成全息照相这一系列的电磁学实验,便要循环70次左右,这会显著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但是如果采取多人分为一组进行试验的话,又会出现只有1~2个学生真正在做实验,而其他学生只是记录或者是观察,导致学生真正动手的机会相对较少,根本无法达到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长此以往便会导致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无法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进行有效的培养,也就无法使学生实现探究性与研究性的学习。

二、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改革对策与举措

(一)精选教学内容

对于近代物理实验课程而言,其教学目的主要在于对学生观察与分析物理现象方面的能力进行训练与培养,使学生能够了解物理实验对于物理学来说处于何种重要的地位,能够对新物理概念出现、发展与形成整个过程做到正确的认识,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的作风,并且在实验过程中需要对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进行一定的锻炼与培养。[6]根据上述目标能够看出,在近代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应该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近代物理课程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其次是近代物理所包含的主要研究领域,最后便是近代物理课程当中普遍采取的实验技术。根据上述思想便可以对实验内容进行精细的挑选,其中应该包括经典近代物理实验,诸如光电效应、塞曼效应以及弗兰克-赫兹实验等,而且也要包括能够对近代物理主要领域与实验技术加以全面体现的,诸如核磁共振、声光效应应用、核技术实验、太阳能电池综合测试、激光实验、超声实验、电子衍射实验以及红外扫描实验等。上述实验内容已将原子物理、核物理、磁共振、光信息处理、现代光学、激光与微波技术等近代最为重要的物理实验领域囊括到实验教学当中。[7]此外,对于实验数据采集与处理过程应该应用现代化处理方式,比方说CCD数字图像处理、智能化数据采集等,这样可以保证学生在经典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能了解当下较为先进的数据处理设备与仪器,对学生后续参加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能使教学过程更加便利,教学效果更加突出。

(二)教学模式的改革

传统近代物理实验教学当中,全体学生均按照教师安排完成相同的实验内容,同时实验课时也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课程内容极易受到一定的制约,如果学生对实验室当中开设的某些实验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实验室并未对其进行开放,这势必会对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造成打击。[8]对此,有必要对现阶段单一的实验教学模式进行改变,采取必做实验与选做实验结合这种多元模式开展实验教学工作。这样既能够完成相应的教学计划,同时也能满足学生对于物理实验的个性化需求。本校在2016级开设物理实验课程的专业中进行了教学实践,学生对此教学模式普遍欢迎,并且实验课堂反映非常良好。因为部分实验项目与内容具有自主选择性,部分学生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实验项目进行选择,部分学生也会根据未来考研方向对实验项目进行具体的选择。通过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实验项目数量出现一定的增加,进而使教师工作负担有所增加,但是学生在近代物理实验课堂当中的积极性也更高,部分学生会在完成自身实验之后,依旧留在实验室和下一批学生对其他实验进行探究与学习。通过对教学模式的改变,学生实验积极性与主动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求知欲得到满足,知识面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大,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起到了良好的培养作用。

(三)教学方法的改进

本着将教师作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这一教学理念,在近代物理教学实验当中,将讲解式与灌输式等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转变,采取启发式、讨论式与互动式等全新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到“授人以渔”,同时引导学生之间逐渐形成“一帮一”这种灵活的学习方式。在进行教学过程中,需要将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对物理实验进行探索与实践。而学生作为实验教学当中的主体,使学生从以往的被动接受逐渐转变为主动探究,能够真正地对物理现象进行体验、探索与实验,在此过程中能够体会物理思想与规律,最终掌握物理研究所应用的方法。同时在实验教学过程中,也要重视对学生思维进行引导,由以往的验证实验逐渐向探究实验方向进行过渡,由重结果改变成重过程与重分析,这样才能对学生的科学思维、独立能力以及实践水平进行有效的培养,这对学生未来参加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教学实验考核的改革

要想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科学的评价,便要对近代物理实验的最终考核方式进行改革,改变传统主要以实验报告作为评价方式,而是采取综合考核的方式,学生实验总成绩当中主要构成部分改为平时成绩,对各项成绩进行综合计算得出总成绩。总成绩最终应该包含三个主要的部分,即实验预习成绩、实验操作成绩以及实验报告成绩,三者在总成绩当中比例分配分别是20%、50%和30%。实验报告当中不仅包含每个近代物理实验课堂取得的实验成果报告。在学期末还需要提交1篇以上的实验研究报告,实验研究报告是以科技论文形式进行书写,这样能够为学生的毕业论文撰写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采取这种实验考核方式可以对学生实验过程表现进行全面的考查,而且能使近代物理实验所取得的教学效果得到显著的提升。

三、结语

本文对本校近代物理实验存在的教学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通过对其进行实践应用,取得效果也是较为理想的。学生在实验课中的表现也更加积极主动,并且实验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对实验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同时通过改革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的实验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等均起到较好的培养作用。

参考文献:

[1]彭勇宜,李宏建,郭光华.基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研究[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6,7(1):122-125.

[2]杨国春.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方法改革新举措[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6,18(8):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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