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论文范例

1基于文献检索的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考察

2013年，浙大王竹教授学术团队发表《建筑学视角下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解析》及《国内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聚落研究综述》等文章（下统称浙文），对国内近三十年来传统聚落主要研究内容与现状进行述评，是目前学界关于此方向最新的专题研究，本文将以这些文献作为分析展开的相关参照。

1.1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整体考察

浙文以“聚落”为题，对1979年至2012年11月1日时段内CNKI资料源进行文献检索与分类统计，本文遵循与之相似的检索路径，将检索时段延长至2014年6月1日，并将检索结果与浙文进行比对，两次检索数据的差异表明传统聚落价值及其对现代环境建设的启发意义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上述整体呈现的研究热度与深度不足以反应聚落因地域及类型不同而存在的个体研究差异，因此，海洋聚落考察需在明晰其类型本质基础上做专题性分析。海洋聚落是人海互动关系下“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共同成员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它的形成源自两种动力：一是以取得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二是依赖海上交通以获得地区间商品交换为目的，海洋商贸聚落形成即源自后者。由上述界定可知，“海洋”是此类聚落发生发展的核心介质，相应成为其最具价值的限定语，因此，本文首先选取“海洋聚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进而将“海洋”、“沿海”、“濒海”等词语与“聚落”并置组合补充检索，各次检索均将范围由“题名”扩展至“主题”，希望通过不同路径的海量查阅，实现对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的整体把握。此外，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聚落逐渐取代民居成为学界研究主流，考量主题转换造成的研究滞后，本文以“民居”取代“聚落”重复上述步骤，并对“港市”、“港城”等相近主题作检索补充，以保证考察结果的客观有效。合并多次查阅所得，剔除重复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本文大致梳理出目前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三个主要方向：聚落个案 研究，如以蒲壮所城、港里古村、台湾“鼻头”等为个案，探讨特定海洋文化制度下聚落生成、发展及变迁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归纳聚落形态特征（罗一南，2011；萧百兴，2012；张钰，2010）；聚落类型研究，基于海洋文化发展与构成视角，探讨宋代港市、胶东沿海聚落、明代海防军事聚落发生机制、演变脉络、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谭立峰，2012；金月梅，2009；李政等，2005；卢山，2005)；其他研究，主要以民居单体、公共空间、宗教建筑为考察对象，研究海洋文化视角下营造技术、装饰风格、建筑材料等特征（陈舟跃，2011；林翔等，2010；王治君，2008；姚舒然，2007）。

1.2浙东传统海洋商贸聚落区域考察

浙江是海洋大省，近海则言商，历史上浙东因地处东海中心、内河航运良好、社会经济发达等优势成为中国海洋贸易发轫最早的地区之一，至明清仍久禁不绝。贸易发展推动聚落生成，浙东相应形成以宁波为中心，北有乍浦、澉浦，东有舟山，南有象山、石浦、温州、台州的商贸聚落群以及散布其周数目繁多的卫星港镇，“宁波三江地区濒海聚落和城市出现较早，而且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其中，港城的发展历史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在上述整体检索结果中加入“浙江”、“浙东”等限定语进行考察，依研究对象梳理出浙江省域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方向：海防建筑，主要考察海防建筑整体及明代卫所个案现状与保存策略（赵欣，2008）；营造技艺，主要考察浙东民居在海洋环境影响下的营建技术、营建习俗及形态特征（梁文会等，2009；王海松等，2012）；特定类型，主要考察浙东石拱廊桥、宁海石窗等（高明赞等，2011；华炜，2004）。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浙东典型港城（镇）进行个案检索，明晰其各自在研究角度与热度上的现状，结果如下：乍浦、澉浦迄今仍缺乏建筑学层面关注；石浦倾向聚落保护与灯塔研究（杨溪等，2012，杨晓龙等，2012）；温州以楠溪江乡土聚落为研究侧重；台州虽然研究成果较多（郑琦，2009；杨如茵，2010），但多数缺乏海洋意识，研究角度与一般聚落无异。

1.3宁波传统聚落个案研究考察

摘要：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鼓浪屿营造了一批优秀的私家园林。鼓浪屿至今还留存一些受西方园林风格影响的私家园林，这些近代私家园林在继承我国古典园林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对西方园林的审美理念、造园技术及造园材料进行积极借鉴，融合中西园林文化之精髓，展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历程。从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发展背景、概况及类型实例角度来分析，总结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特点，其中的一些设计思路和艺术理念至今仍值得当代园林营造者学习和研究。

关键词：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中西文化；融合

鼓浪屿地处厦门岛的西南一角，该岛屿深受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世界遗产地。鸦片战争后，随着闽南地区厦门通商口岸的开埠与鼓浪屿租界的建设，西方国家为满足其殖民扩张需求不断将西方文化输入闽南地区和鼓浪屿，在这个面积仅有1.88平方公里的岛屿上形成了中西文化融合的近代私家园林，其中独具特色的景观与人文风情离不开富有浓郁西式园林特色的建筑。今天，鼓浪屿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历史风貌建筑和园林景观，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特质，共同构成了鼓浪屿特色的空间结构和内涵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目前，学者对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研究成果极少，缺少系统性区域的综合整体的分析归纳。通过实地调研、现场勘查和归纳分析对现存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案例进行探索分析和归纳总结。根据调查，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数量众多，留存至今的大都为华侨园林，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建筑装饰和喷水池等带有西方园林的特点，呈现中西文化的融合趋势。

一、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发展背景及概况

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的传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园林的发展。《南京条约》签订后划厦门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洋园林亦进入闽南地区。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屿，鼓浪屿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渔村，但后来鼓浪屿被划定为租界，西方文化的涌入深深影响着鼓浪屿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面貌，使整个村落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碰撞交汇的重要区域。两种文化的交流也极其明显地反映在园林营造的变革上，鼓浪屿至今还留存一些受外来园林风格影响的私家园林。19世纪末期，鼓浪屿在外国人眼中已经“像欧洲南部的城市一样”呈现出“一幅悦人心目的图画”[1]。兴建一座园林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清末民初，归国华侨在开创中西文化融合下的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归国华侨在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就，以期报效故土，在鼓浪屿兴起私家园林的建设风潮[2]。在这种情况下，鼓浪屿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近代私家园林。辛亥革命后新鲜的西方事物更如潮水般涌入鼓浪屿，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也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近代西方园林元素。“造园之艺,已随其他国粹渐归淘汰。自水泥推广,而铺地叠山,石多假造。自玻璃普遍,而菱花柳叶不入装折。自公园风行,而宅隙空庭但植草地……”[3]。在这些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的有菽庄花园(港仔后路7号)、黄家花园(晃岩路)、观海别墅、容谷别墅(旗山路7号)、番婆楼花园(安海路36号)等。

二、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分类及代表作

通过对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的实物进行实地调查、归纳分析研究和梳理，可将鼓浪屿近代私家园林从整体上分为三个类型，即“中国传统文人”私家园林、“仿外来西式”私家园林、“中西合璧式”私家园林。

摘要：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我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在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下，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一度衰微。改革开放后，国外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开始影响中国，这促使国内学术界从科学、理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古老的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当代学者从哲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化、美学等不同领域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该文对此进行梳理回眸，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基础。

关键词：建筑；风水；文化；学术史

风水是依据向阳、风向、交通等条件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从而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学问。其范围涵盖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哲学和美学等诸多方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风水文化是人们通过对自然规律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按某种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风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环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与建筑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环境的最理想状态。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对中国乃至汉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深深植根于社会民俗之中。

1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概览

自近代列强叩关以降，随着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加之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对各种传统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学全盘替代本土学术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大多把风水乃至中医等传统文化视为“迷信”“巫术”，完全无视风水在中国传统建筑学、景观学和规划学中特有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渐明显，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引起了发达国家有识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随着量子物理、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开始由近代的机械宇宙观向强调宇宙整体性、联系性的有机自然观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与新科学观的相通之处引起了物理学家玻尔、卡普拉等学者的重视[1]。中国传统风水文化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文化也开始被一些欧美学者所关注，尹弘基的《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1976）[2]、利蒲的《中国地理学》（1979）、米切尔的《大地精神》（1975）、罗斯贝奇的《风水：中国的布置艺术》（1984）、斯肯尔的《风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国建筑风水文化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国内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了“文化热”，欧美日韩等国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这些国内外因素促使我国学者重新审视风水在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价值。天津大学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学的于希贤教授、东南大学的研究生何晓欣等学者首开先河，他们从建筑、历史、地理、生态环保等不同侧面对风水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渐趋成熟，分学科的细致研究和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同时展开。1990年于希贤先生从地理学视角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科学的探究[2]。1994年韩增禄先生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东华门特殊门钉数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时出于风水学择吉避凶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编的论文集《风水理论研究》出版，其学术成果几乎遍及了后来风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学科。1995年何晓欣、罗隽的《风水史》也从历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个维度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综合性研究。本世纪的头十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将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与之相伴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也一波胜过一波，由此引发了全民的“风水热”，与建筑风水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风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学科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化细化外，还出现了比早期探索更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甚至出现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的趋势。于希贤先生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和《现代住宅风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由于风水学的“过热”，一些完全从市场功利出发迎合民众迷信心理的作品将风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热日趋降温，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回归科学和理性的学术性探索的趋势也在逐渐增强。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学和风水的著名专家响应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除肯定建筑风水文化的经济价值外，又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对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学术探讨。于希贤先生在《风水的核心价值观》（2016）一文中认为传承城市文脉，建设有中国个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风水的核心价值观，而《周易》则是风水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5]。唐明邦教授在《风水文化的久远魅力和当今价值》（2016）一文中指出风水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不但可以发挥经济效益，更能产生促进社区安定、工作顺利、人际和谐的社会效益[6]。易学专家胡焱照在其论文《易学风水文化与生态文明》（2016）中，从“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动作为这三个易学风水文化视角，分别阐发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7]。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包罗万象，涉及到当今诸多学科领域，以下试从哲学内涵、科学原理、历史文化、建筑美学四个不同维度对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的当代学术史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2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索。王复昆认为“道”、“气”、阴阳、五行、八卦等传统哲学范畴构成了风水理论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这一风水理论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传统风水学难以彻底排除迷信的思维局限性[8]89-105。韩增禄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中国建筑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把传统建筑风水文化的哲学内涵归纳为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崇尚和谐、趋吉避凶、唯变所适五个方面，并列举了不少典型实例予以佐证[9]。于希贤在其2010年出版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中，从中西学术系统比较的视域，指出风水的理论基础包括易经、五行生克、天人感应、建筑规划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统有机循环观”等多方面的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建筑文化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体系[10]。中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也如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皆是如此。风水中的阴阳观念包含着对立统一思想的萌芽，五行与天人合一观念体现了一种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朴素辩证思维。与局限于传统话语和思维范式的古代学者议论风水不同，我国当代学者已深受唯物辩证法的熏陶，他们敏锐地发现了传统风水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并以现代哲学话语予以新的阐释和充分肯定。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在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客观差距，以及在历史传承中流派演变带来的牵强附会，使得传统风水文化在蕴含合理性内核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层迷信的外衣。

1145年，安条克公国派出的使节于格(Hugh)向罗马教皇讲述了“约翰长老(耶律大石)的事迹”，“当约翰长老的传说远播到西亚和欧洲的时候，十字军正处在极端的劣势之中，一个又一个堡垒陷入穆斯林手中，绝望的思想开始在军中漫延”。而“上帝派来的同盟军‘约翰长老’打败了最强大的敌人苏旦•桑加尔(SultanSanjar)”的消息对十字军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军中士气一时无比振奋。他们把挺进东方寻找契丹，与“约翰长老”会师联盟当成了终极理想。然而东西方之间横亘着的穆斯林势力却阻断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

摘要:以第四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对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基于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建构了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的论述框架，并简述其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对口述史在两种不同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发展情况、各自的特点及整体方法应用上的注意事项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后续该方法在建筑学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作者：王高峰1，孙升2     单位：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2．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   工业遗产主要文献研究内容分析   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发现，目前大部分对工业遗产的研究是基于建筑科学与工程和旅游服务领域的。论文引用频率最高的是2002年深圳大学传播系李蕾蕾发表在《世界地理研究》的《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4］，它同时是国内第一篇关注工业遗产的文章。之后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发表在《建筑学报》的《中国工业遗产初探》［5］，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李林的《国内外工业遗产旅游研究述评》［6］，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的《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7］，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伯英的《工业遗产的构成与价值评价方法》［8］，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卢永毅、杨燕的《化腐朽为神奇———德国鲁尔区产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9］，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徐逸的《都市工业遗产的再利用》［10］，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李小波的《古盐业遗址与三峡旅游———兼论工业遗产旅游的特点与开发》［11］，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邢怀滨的《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12］，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谢红彬、高玲的《国外工业遗产再利用对福州马尾区工业旅游开发的启示》［13］，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阙维民的《国际工业遗产的保护与管理》［14］。国家文物局前任局长单霁翔先生2006年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15］，文章对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几部分，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内涵。此后，单霁翔先生又就工业遗产保护问题陆续发表近11篇文章，对工业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工业遗产的利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显示出我国官方机构对工业遗产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有关工业遗产的3篇博士论文，也尽可能多地采用多学科理论视角试图去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研究框架，现有研究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所提出的关键词，绝大部分涉及几个方面:工业遗产旅游、保护与再利用、工业遗产改造、工业景观和旅游开发及模式等方面。   “IndustrialHeritage”的另一个翻译是“产业遗产”。以“产业遗产”为名进行检索，共有22篇文献目录。虽然翻译不同，但研究内容并无多大差别，其中主要是建筑学科与工程类文章。国家图书馆馆藏关于中国工业遗产的书籍有10本。2007年出版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文集》［16］，其开篇即为《无锡建议》，这对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刘会远，李蕾蕾的《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17］建立在以往工作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扩展与深化，主要介绍了德国遗产型工业旅游地发展的经验。刘伯英，冯钟平的《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18］从规划角度考虑，主要对工业用地如何进行利用与更新进行了探讨，其次对国外一些相关的土地再利用进行了介绍。聂武钢，孟佳的《工业遗产与法律保护》［19］对我国工业遗产现阶段的保护和开发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问题及进展进行了探讨。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20］主要是对相关国家以及天津市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的介绍。此外，建筑文化考察组、潍坊市规划局、潍坊市坊子区政府编著的《山东坊子近代建筑与工业遗产》，白青锋等人的《锈迹:寻访中国工业遗产》，陈燮君主编、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汇编的《上海工业遗产实录》和《上海工业遗产新探》，姜平、张廷栖的《唐家闸:工业遗产的瑰宝》均为对工业遗产进行简要介绍性质图书。   讨论   总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遗产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到的是:工业遗产吸引着各方面的注意，其往往会形成景点从而造就旅游业。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其面对经济转型与文化建设的矛盾更为突出。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外理论和实践的跟踪研究;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情发展和实际需要，在工业遗产保护理论构建以及价值传承方面开展深入的探讨。   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   从国外对工业技术品的兴趣开始，再到最终TICCIH形成工业遗产的定义，可以发现，“工业遗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空间，也同样适用于早期工业和手工业技术、工艺过程以及各种技术产品。只有建立在对工业遗产概念和内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工业遗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机构(组织)及人员   不少发达国家已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也有TICCIH、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COHTEC)与国际联合劳动博物馆协会(WORKLAB)等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协调下不断进行探索。工业遗产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研究对象，自然处在多学科交叉点之上，建筑、规划和景观设计与技术史以及旅游科学等不同背景研究者的融合，是提高工业遗产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遗产研究需要融合人文学科理论和自然学科理论和实践，以获取更多的研究支持。   研究方法   国际上，研究者在对工业遗产核心概念的把握上，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工业遗产进行研究、实践和探索，如社会文化、技术发展、区域和环境问题等。其具体研究方法，从最初重视技术发展研究而缺乏对城市化的关注，再到深刻认识工业化的主题不完全与技术和消费的变化有关。国内的研究重点在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p#分页标题#e# 只有植根于详尽的资料调查以及对技术工业发展的深入研究，再结合工业化带来的生产消费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个基本研究方法的思想，才能积极地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建立学科交叉体系进行更恰当的研究。而非仅仅着眼于建筑、规划和景观，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变化。   结语   中国的工业遗产研究起步较晚，从开始到现在只有短短10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工业遗产研究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注意，试图从学科自身视角出发，去进行相关的解读和研究。在可借鉴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工业遗产研究的发展特点，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充分对工业遗产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和研究目的加以明确的同时，需要扩展视野，了解国际上对于工业遗产领域有关学科交叉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关心如何发展适于中国发展现状的工业遗产研究理论，并对其加以改进，促使其能够解决社会发展和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实际问题。在重视理论和实践改造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如何充分研究工业遗产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技术价值，并积极地利用其潜在的经济价值。

在1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始终注重培养学生对鞍山地区传统建筑文化及本校校园特定文化内涵与建筑学专业课程的结合与应用上，利用本地特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不断向学生输灌建筑学专业的学习应与传统及当地文化特色相结合的理念。学生毕业后在各设计院或其他单位工作后的反馈情况表明，学校毕业学生基础素质较好，创作手法多样，没有当今很多建筑设计师的浮躁之风，能扎下心来做设计，并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源泉。这与学校多年来进行的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将当地建筑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的教育密切相关。

1千山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

辽宁科技大学位于辽宁鞍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临千山风景名胜区。千山是集自然、人文、古迹、佛道两教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其历史价值极为丰富，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她以其俊秀的身姿和脱俗的气质为鞍山这座历久弥新的老工业基地营造了一个天然的洞天福地。千山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更有与之完美统一的人文景观；她的宗教文化、建筑石刻、楹联诗词、神话传说等也绽放着夺目的人文盛景。针对当地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辽宁科技大学在“建筑美术写生”课程中一直保留着到千山写生这一特色课程。在两周的美术写生实习周中，学生与老师寄住寺庙中，吃斋饭，睡通铺，颇有苦行僧的感觉。这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学生们是从没有过的生活体验。千山除了具有优美的四季自然景色外，其人文景观，如建筑寺庙、山门、佛教雕塑及纹饰，甚至是楹联、诗词及神话传说都深深吸引着学子们无限向往，并成为写生的元素。到千山进行美术写生实了能给予学生真实的写生素材外，还潜移默化地吸引着他们对千山宗教文化的探索。这对于学生学习后续的专业课程，如中国建筑史和乡土建筑赏析及生态与可持续建筑等课程，都有很好的抛砖引玉的作用。例如，千山的佛寺建筑的山门与建筑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佛寺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一楼一阁一砖一瓦都有着自身的价值和内容，就像一种教学道具，启发学生思索。无论进入到哪一座寺院，最先遇到三门。因寺院大都在深山所以三门又俗称山门。三门常常建成殿堂式，因此，又叫三门殿［3］。对于这些在中国建筑史课程中较为晦涩难懂的知识，学生在实地参观后马上豁然开朗。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知识的掌握起到了融会贯通作用。从2009年到2011年，建筑系老师将相关课程与学院申报获批的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千山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课题相结合，使学生们通过千山实地考察和调研将千山文化与建筑设计课程联系起来，达到产学研一体化的效果。产学研结合对于保护及探索千山文化、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精神、提高本地区文化积淀提供了机遇及成果，是很好的教学实践。在建筑学专业的相关课程讨论中，师生通过围绕千山佛寺建筑及其宗教内涵进行探讨与研究，最终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对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校园传统文化特色与建筑课程结合

大学历史和文化需要依靠校园作为载体，体现着特定背景下校园所特有的场所精神和历史文化底蕴。当今，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大学传统校园的更新改造势在必行，直接影响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产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全国各大学的更新改造建设如火如荼之时，如何使更新改造既能传承和保留传统校园的历史文化印记，又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和塑造出充满活力与特色的校园环境；同时使学生能时刻感受到校园文化氛围和创新活力。这既是当前大学改造要亟需解决的问题，也一直是将校园传统文化和特色与建筑课程结合的难点。辽宁科技大学始建于1948年，其前身鞍山钢铁学院是中国较早组建的冶金高校之一。经过60多年的风雨历程，学校已由原来单一的工科院校发展成为多科性综合性大学，并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和校园传统文化。由于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有的校园更新改造势在必行，2000年，学校对校园进行了置换建设。新校区以高新区分校为主体合并周边三所中专重新规划扩建而成［4］。由于是在原基址上改造、扩建部分建筑和新建大部分建筑，必然涉及新旧建筑的协调关系问题。辽宁科技大学新校区对新旧建筑的协调处理得较为恰当，新老建筑结合完美，和谐共生，使新校园既具有完整统一的效果，又充满时代气息；既具有冶金文化特色，又不失清新优美的环境；是大学校园更新改造建设中新旧建筑协调的典范。如何将特有的校园文化和特色融入到课程中使学生们深刻理解和掌握成为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在不同课程中，建筑系尝试用不同方法引导学生将二者结合得更加完美，以期使他们能从不同角度理解校园传统文化特色的魅力所在。例如，在“建筑造型”课程中，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作业：在科大校园中寻找新旧建筑协调的具体运用手法及其达到的实际效果，并要求将其整理成论文提交。学生针对本校历史文脉及环境特色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对调研能力以及总结归纳和撰写论文能力起到很大的提升作用。“建筑设计原理”课程为使学生掌握建筑色彩运用的多样统一原则，要求学生以校园新旧建筑的色彩协调为题目，对科大的各个主要教学楼及图书馆等进行实地考察，写出校园新旧建筑的色彩是否协调的调研报告。教师对提交的调研报告进行讲评，同时鼓励学生针对自己和别人的调研报告进行总结和评论。通过讲评学生们知道：现有的校园整体建筑色彩之所以以浅灰色调为主，间或有黑白灰黄等调和色组合，是为了体现出工科院校沉稳严谨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主色调也是从科大校园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出发来确定的。正如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新建建筑色彩要严格受控于传统建筑色彩，才不会破坏历史整体的色彩协调。通过对身边的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并总结研究得出结论的做法，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书本上枯燥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将其融会贯通地应用到实际的设计工程中。

3钢铁冶金工业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

辽宁科技大学位于钢铁工业名城，祖国钢都———鞍山市。基于工业城市的鲜明特色，学院在高年级开设的“建筑设计”课程中安排了工业厂房建筑设计题目。目的是为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到工业设计院承接厂房项目设计打好基础。课程开设有助于学生尽快适应工业设计院的工作，及早独立承担工作任务。课程设计前期调研过程中，安排学生实地参观和考察鞍钢大型厂房的调研活动。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使学生们对于书本上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如钢结构建筑节点设计有了较清晰的感性认识，加深了理解，对于课程设计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景观设计原理”课程中，为了使学生从校园景观中找到最好的切入点，更好地完成景观设计题目，在校区扩建时特意在科大新校园规划建设中开辟了“工业文明园”景区，鞍钢退役的冶金设备，如铁水罐，切割机，变压器，飞轮，齿轮，电机，火车头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些工业设备变成了景观、雕塑静静地融入校园环境中，它们既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缩影，也是老一辈工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的见证，使学生们既新奇又兴奋。鼓励同学们奋发向上，学习老一辈人的奋斗精神，在见证历史的同时展望未来，引起学生们向更深层次思索，同时也能呼唤社会对历史建筑和构筑物以及老工业设备的保护和改造意识。当前，全球化进程仍在不断推进，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和建设趋同化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和建筑逐渐取得了人们的共识。犹如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及文化底蕴对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一样，对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校园，其历史文化传统及文化内涵的传承更是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辽宁科技大学工业文明园景观的创意和建设正是秉承了辽宁科技大学“立足冶金”的校园文化传统，突出体现了鲜明的冶金文化特色和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提醒人们对于历史及文化内涵的保留不应只停留在单纯对历史及文化的完整保留及追忆上，而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思维方式赋予建筑和环境以新的内涵。新旧建筑协调相处，甚至达到同一建筑一样的共生共长。整新如旧，新旧建筑和谐共处的同时延续历史的记忆。

摘要：近代物理实验作为物理实验教学当中的重要组成，在其培养学生综合实验能力与科研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实际近代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依旧存在诸多的问题，对教学效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近代物理教学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改革思路与方案，以期对相关教育工作者有所参考价值。

关键词：近代物理实验;实验教学;教学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模式

实验教学作为培养学生探究精神、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等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近代物理实验属于面向物理学广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实验课程，该课程拥有非常广的物理学知识面，综合性与技术性非常之强。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摒弃传统教学的弊端，积极对近代物理实验进行教学改革，这不仅能够使教学效果不断提升，而且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近代物理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内容安排脱节

在近代物理实验课程当中，囊括了整个物理学发展所有领域的内容，拥有极强的专业性，在开展实验教学之前需要学生对相关理论基础知识有着较好的认识。[1-2]近代物理实验当中大部分的实验内容属于物理学专业在进行基础知识学习过程中涉及的经典实验，而进行试验教学所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的便在于使学生能够对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能够使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然而，目前本校在开展近代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实验教学内容和基础理论教学内容并不能实现相互对应，甚至存在部分理论课程教学滞后于相应的实验教学内容的情况，造成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节现象，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便是学生在尚未对基础知识进行有效学习的前提下，便要开展相应的学科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学生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近代物理实验当中存在的原理，仅仅是简单地按照实验教师的说明完成相应的步骤，得出最终的实验结果便可以了。

（二）教学模式与方法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