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论文范文1
（一）两种金融学研究内容差异
从现代经典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来看，现代金融学其主要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资本市场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现代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在资源配置上是统一的，这也就意味着研究必然以市场均衡和获得和合理的金融产品价格体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标。那么现代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其差异主要表现点值得深入研究，曾经有学者认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分析法和框架。现代经典金融学其主要分为参照系、视角以及分析工具等组成部分，金融研究过程中由于两者研究的问题存在着差异，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具有差异性。当代的经典金融学主要是以继承传统经济学的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并且建立起完善的现代金融学完整体系，但是其在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模型上仍然存在着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注重微观个体的决策行为。两种金融学对于风险和无风险情况下对于人们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其核心价值的心理物理学效应会造成人们柱塞盈利的时候出现反感风险，而且在亏损的时候会出现追求风险。心理物理学效应则成为了人们过分偏执定性可能和不可能事件的主要因素。
（二）现代经典金融学提供了自身参考系
我们以有效的市场理论和理性的人性假定作为参考系，那么在此参考系下并不是要求能够准确的描述现实，而是在金融活动中是否能够建立相应的规矩和标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EMH理论基础上进行理论验证，非有效市场已经成为了行为金融学研究主题，而且传统的资产定价和组合理论均建立在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由于在现实的研究中，总会出现对预期效用理论产生理论上的质疑，因此在此研究过程中就产生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即，我们所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预期效用理论来对技术进行替代和修正；另外还存在着一部分学者独自去寻求对预期效用理论的合理解释，并且出现了两位学者共同创建的期望值理论，而且该理论还获得了长远的认同。如此以来，以市场非有效性和期望值理论作为研究的参照对象，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金融学分析工具介绍
现代经典金融学之中具有一套分析工具，其主要是由不同的数据模型和图形模型组成。其主要通过简单明了图像和数学结构来对繁杂经济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这些除了可以有效的帮助人们进行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而且还可以实现在金融学上的研究突破。由于金融学被一度看作为非实验性科学，但是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却属于经济学，而且是还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而来，使得我们在进行金融学的研究时，更加符合和数据收集。
二、现代经典金融学困境
（一）噪声交易解释困境
为了保全一种完全的竞争状态，引入“噪声交易者”来对整个价格系统进行控制，使得价格均衡，且不会揭示私人信息。往往噪声交易者不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作为非理性或者流动性的交易者则会追求，因此这也会造成在整个现代经典金融理论框架下难以取得理性预期平衡。噪声交易者常常会使用外生变量来对证券的需求总量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在经济学家看来，仍然是理性交易行为。但是没有对噪声交易者和理性预期者的差异进行探讨，由于理性预期交易者对于证券供应成立随机变量，因此不能够使得其确定性的维度增加。因此整个证券价格就会由于随机变量出现，而造成私人信息不能够完全揭示。
（二）不完全竞争困难
所谓的不完全竞争，其主要是在实现均衡价格的同时还具有完全揭示直接获取私人信息的动机。在不完全竞争研究之中，决策者的行为受制于交易者的信念，交易者价值不仅存在于预期时的优势，而且还具有其他交易者对此交易获取信息的猜测。每个交易者在衡量自己是否会对均衡价格的配置产生影响，可以有效反映出具体信息，这就可以有效避免在交易中出现“搭顺风车”的情况。假设，一些股票教育者，在发生交易的过程中，若不去获取哪些隐私信息，那么自己很可能陷入被动，使得自己处于困境之中。从不完全竞争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要求交易者具有理性的认识，在交易过程中不仅需要保持理性的认识，而且需要有意识的决定别人存在的影响。
（三）经典金融学对金融市场研究困境
由于现代经典金融学理论存在着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例如，经典金融学常常会假设一些异性交易者具备同性质的先进理念，这就使得市场有效预期理论处于平衡状态，可以使得证券持有者与交易者均会各自承担风险，使得其分担来自金融经济的风险。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原因其主要由于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这就是同种信息的先验信假设所带来的缺陷。相关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对于证券的收益不同预期应该是证券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同种性质的共同知识先验信念差异主要是由于私人信息的不同，当交易的唯一动机是信息优势的时候，此时属于预期均衡状态，该状态下不会存在着交易。因为理性预期交易者虽然认为愿意承担交易，而且还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信息，不会使得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发生交易。现实股票市场中，交易量非常大，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也会呈现出非理性的交易。现代经典金融学关于投资者在进行个体交易的时候，存在着未解之谜包含：投资股票的倾向效应。
（四）股票溢价解释困境
股权溢价与波动率之间的相关问题一直困扰着金融学家，其中股权溢价主要是由于美国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水平高出了无风险收益率，部分很难是由于消费者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从消费者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研究，消费边际代替率和收益协方差之间绝对了股权溢价，即实际的消费增伤水平比较稳定，高股权溢价隐含了高风险厌恶水平，高风险的厌恶水平与高风险的实际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虽然得出的这个结果与实际的利率水平之间存在和极大的不相符，而且该问题也会看作为无风险利率问题，若假设按照他投资者的期望折现率为常数，则较之价格利比和红利增长率波动应该相似。但是在相关数据整理的时候发现，价格红利比的波动远大于红利增长率的波动。
三、行为金融学的崛起
（一）基于信念行为的金融模型
基于信念行为模型的解释主要是以投资者作为解释的主体，投资者中出现过度自信则可以被看作为过度交易现象，由于过度自信使得人们始终相信自己的信息就完全可以实现对整个交易的掌控，而实际上这些信息对于是否盈利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这种信息对于投资者无疑你一种鼓励，使得其在交易过程中始终相信这些都信息就是其盈利的根本，于是就产生了过度自信交易状态，这种过度交易自信尤其是在男性投资者中更加突出。使得男性投资者交易更加频繁，投资的收益也较低，这就证明了过度自信心理倾向解释。（二）极端股票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股票应运而生，而且均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出现，于是就有许多投资者进行炒股，但是其炒股行为更多是一种极端炒股行为，常常认为这种极端方式炒股主要是因为股票在以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认为利用股票可以获取更高额利润。极端股票行为主要表现在使用可利用法则驱除投资者的关注表现最好或者最好股票。
（三）波动率解释
由于一些人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对私有信息极度自信，使得经典金融理论对于波动率难以作出正确合理解释。首先，如果投资者没有公开信息，那么对于未来资金增长的先验信念进行公开，然后再对收集一些极度自信信息，这样投资者就会高估私有信息对于整个波动率的影响，难以达到准确显示。如果所获取的私有信息属于正面信息，那么投资者很可能将股价推到红利相对较高价位，致使红利价格比波动率快。在对红利波动过小进行解释的时候，其始终属于认知代表，而且始终坚信平均红利增长会比实际的波动率大。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如果看到红利增长，则投资者就会信任红利增长率不断提高，那么就会买入行价格，逐渐将价格推到一个与红利水平不一样的位置。当看到红利下降的时候，投资者会认为红利收入会低于平均水平，那么投资者也会出现抛售现象，将股票抛售使得价格低到与红利相宜的水平。
（四）横切面股票收益率解释
经典金融学对于横切面股票收益率的解释存在着困境，其主要因为我们在对横切面股票收益率研究的时候，主要是以信念模型作为基础，研究过程中将其分为动态和经验模型，静态模型则是根据特定的投资者心态引起心里因素偏差。有专家学者曾经构造了CAPM静态定价模型，而在此模型之中存在着两个交易者。一种交易者为极度自信投资者，一种为风险厌恶理性套利者。CAPM模型结果显示，其主要功能为对资产进行均衡，这种均衡不仅与定位偏差有关，而且与风险因子有关。定位偏差则主要是变量，属于股票市值和价值型的变量。造成这类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当股价上升，BM值下降，此时如发生投资者过度自信事件，则很可能造成过度反应。由于风险厌恶套利者可能会产生消除投资者厌恶套利者的系统因子影响，于是静态模型就会对股票溢价进行解释，那么此时虽然风险厌恶套利者可以消除一些特定的因子下被投资者过度自信，但是其对于系统因子的过度自信影响却难以消除。
（五）溢价之谜解释
溢价之谜，从行为金融学观点进行解释为投资者厌恶可以解释为股权溢价之谜，因为其他投资者不能够明确知晓股票收益分布。如若这种模型的收益部分被公布，那么人们则会做出最坏打算。从Maenhout的实验中不难看出，投资者为了弥补使用错误股票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势必会要求更加高的股权溢价。我们在对股权溢价之谜进行研究的时候，通常会采用BHS模型，该模型从直观上能够轮子损失厌恶程度发生差异，还可以观察股票价格过度中的波动，但是其损失厌恶本身就会使得投资者不愿看到股票下跌，因此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时候势必会要求更高的股权溢价，这样才能够满足投资者的心理平衡。
（六）基于偏好的行为金融模型
对于股票购买者出现倾向效应，其推出了一个基于偏好的解释。如果投资者的偏好是由瘦构架组成，而且符合前景的理论描述，那么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股票价格为50，则现价为55，如果前景理论的盈利和损失以买卖的差价来衡量，那么此时卖出的股票的价格为v（5），投资者选取下一期进行售出。因此，将前景理论运用到股票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之中，而BHS假设投资者的偏好则可以细分两个部分，其一为投资者消费获得效用，其二为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的价值变化所带来的效用。曾经Johnson针对损失厌恶程度依赖、以前的收益和损失之间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认为人们在赢得一次之后，通常不会参与，若输掉之后则会拒绝参与。
四、总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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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现代外科学的范畴
现代外科学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现今，外科医师不但要会做手术，还要研究与外科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病因、病理、发病机制、诊断、预防等。现代外科学的范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1）现代外科学涉及的疾病面越来越广，交叉领域越来越多。单纯只能用内科手段处理的疾病已经越来越少。在几乎所有类型的疾病中，都已可见外科学在发挥影响，两者有逐渐融合的趋势。分科逐渐细化。（2）外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外科学的研究范围就随之扩大，深度也随之增加。这样结果就是外科医师的个人工作范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专业化，分科越来越细。
1．2以微创为突出特点的现代外科学
1987年3月，法国里昂的PhilipeMouret医生完成了世界外科史上首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微创外科手术。如今，微创技术理念已深入至外科学的各个角落，全面服务于人类社会。绝大部分外科医生在面对患者时，会首先考虑如何采用微创手段来治愈疾病，同时附带更小的伤害。微创外科学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以单孔腹腔镜技术、迷你腹腔镜技术、无孔腹腔镜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微创技术层出不穷。因此，有人认为微创外科是现代外科学中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1．3快速发展的机器人与远程微创外科学
对医用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StanfordResearchInstitute，SRI）在军方的支持下率先开始了对机器手臂、远程控制系统的研究。直到1993年，美国的另一个公司ComputerMotion才率先研发出世界上第一个持镜手术机器人系统，并命名为伊索（Aesop）。1995年，SRI推出In－tuitiveSurgicalSystems，并进一步改进手腕式控制系统，于1997年改名为达芬奇外科手术系统。1998年，ComputerMo－tion公司的遥控机器人系统宙斯（Zeus）问世并在2年后获得了FDA认证。2003年，IntuitiveSurgical公司收购ComputerMotion公司，成为了全球惟一一家生产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公司，在线可控外科手术系统也仅剩达芬奇外科系统。目前，达芬奇系统已发展至第3代，即daVinciSi。它由操作平台，机械臂、摄像臂和手术臂组成的移动平台，三维成像视频影像平台三者组成。相对于传统腹腔镜，其优点包括：图像与手柄方向一致，恢复了自然的手眼协调；主刀医生可随意调整镜头，直接看到想看的；真实的直视三维立体影像；放大10～15倍的高清晰影像；仿真手腕具有7个自由度，比人手灵活；可滤除颤抖，比人手稳定等。其缺点主要是无触觉感知，无法判断组织性质；价格昂贵，维护复杂。迄今为止，全球至少有800多家医院开展了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为打破垄断和技术壁垒，我国已有部分单位正在加紧研发国产手术机器人，例如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与海军总医院联合研发的脑立体定向手术机器人系统、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联合研发的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等。2001年9月，美国纽约的外科医生通过宙斯机器人远程系统，为7000km以外的法国患者成功施行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这次手术被命名为“林德伯格手术”（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只身飞越了大西洋）。它的成功标志着机器人技术和远程技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4外科学的未来
外科学是一门整合了电子技术、材料技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远程技术、组织工程、基因工程等等的宏伟学科。科学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确切了解未来的外科学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但可以充分发挥大脑的潜力，想象一下未来的美好情景。例如，未来的手术室可能将手术床、麻醉机、无影灯、监视器等设备、设施整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高度集成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场所；医护人员的数量也会大大减少，他们的工作将部分地被人工智能所代替。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东京电机大学各自发明的机械护士就能接受指令，迅速而准确地将手术器械传递给术者，并收回闲置的器械；越来越多与外科学相关的技术或发明已经或正在涌现。例如，袖珍机器人的初级产品胶囊胃镜已经在临床上获得了成功应用，新一代产品亦将很快问世；各种新型手术系统不断涌现，如水刀系统、人体组织焊接仪系统、细胞激光手术系统等；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材料技术和组织工程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出与人体器官具有相同外形和功能的器官产品将成为现实。
2外科学医学教育模式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每个行业都在变更自己的运行模式。现代医学模式已从简单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外科学也由过去的“cut，thensee”（先切除病灶，再检查病变），转变为了现在的“see，thencut”（先检查，再切除病变），并正在向“combine，see，minimallycut”（联合一切手段，检查并了解病因，再最小创伤地切除病变）模式转变。外科学教育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师徒式教育。例如，100年前，Halsted模式流行于欧美，是培养外科人才的经典模式，但是它也没有走出师徒式教育的范畴。美国于20世纪中叶开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向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PBL）转变。这种教育模式非常贴近现实，它将基础、临床、理论与实践整合，涉及了职业价值态度、行为与伦理、基础知识、临床技能、公共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等诸多方面。许多研究发现，采用PBL教育后，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和学习满意度都得到了显著地提高。日本则重视毕业后的职业教育，建立了医师研修制度的教育体系，以保证人才的培养。1992年，Science杂志提出了“从实验室到临床，从临床到实验室”的医学研究模式，即转化医学的概念，此后探索转化医学模式下的外科学医学教育管理成为了一个全世界热点的问题。近年来转化医学在我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由于投入较少，认识不够，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国家。主要不足表现为培养制度存在缺陷，相关专业人才十分缺乏。例如，我国传统的外科学人才培养模式造成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割裂，搞基础研究的只专注于基础，临床医生也只关注临床，使得能胜任转化医学研究的人才严重缺乏。即便是研究生培养制度，也被人为分为临床学位和科学学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转化医学的理念。而美国国立卫生院则专门成立了临床与转化医学基金，培养了许多转化医学研究人员以保证其能高效率地完成转化医学研究，使美国的转化医学发展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国的传统医学和中医外科学教育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曾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及许多西方国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都曾借鉴、吸收中医外科的理论和教育模式。例如，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引入了中国的汉方医学，许多大学开设了经络学、针灸医学、方剂学等课程，促进了东西方医学教育的融合。近年来，我国的外科学医学教育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新的教育理论、制度模式不断出现。如许多医学院校建立了住院医师轮转培训制度，引进了PBL，引入了转化医学、个性化医学和可预测性医学等新型教育理念，并创立了许多先进的动物实验中心和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为外科医师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总的来说，我国的外科教育水平同欧美、日本等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部分单位仍然在走学衔教育、学位教育和SCI惟上论的老路。笔者认为，闭门造车或者一味跟风都是不可取的。有些国外的先进理念在中国也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不能全盘照收。例如，PBL教学在我国就存在以下问题：（1）我国学生从小接受填鸭式教育，在改为PBL教育后部分学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2）我国医学教育中没有国外的4～5年非医学课程学习的时期，因此学生的知识系统不够全面，在知识体系架构的建立上存在困难。而PBL往往是针对一种问题为核心的，十分不利于学习的系统化，学生虽然所获取了知识，但不会将其组合构建为完整的知识体系；（3）我国教师习惯了扮演“填鸭”角色，而PBL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因此教师的角色部分被学生所代替后，不能适应；（4）我国目前仍缺乏系统的PBL课程教材。因此笔者认为，只有立足于国情，不断融合、吸收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不断改进自身教育模式的缺陷，才能探索出一条最适合中国外科学教育发展的道路。
3结语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3
进入城市后，乡村女性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憧憬城市到走进城市，再到逐渐熟悉城市，乡村女性忽然发现，其实城市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对她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城市里有她们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还有不熟悉的生活规则。在城市中，因为性别因素，在谋生和报酬等方面，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依然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境地，女性农民工力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掌握进入城市的捷径。然而，最终她们只发现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优势。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是最早写女性农民工悲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被称呼为“伊”。她“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她完全是被当做动物的，可以自由买卖。15岁被父亲卖到了夫家，成为劳动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爱子后逃进城里做佣人，但最终在丈夫死后，又被卖掉。她在城里的命运和乡下一样，都是被奴役的。鲁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进城者形象。她逃婚隐瞒身份来到城市做女佣，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儿子被狼吃掉，接二连三的厄运是她很无助。本以为在城市能找到一点做人起码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城里其实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的。城市永远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妇女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乡进城的乡下广大妇女于孤独、无助的漂泊感之外，还要经历着种种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乡村女性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在城市里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我们却很难发现一个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种的不幸。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三、困惑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4
（一）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校实际情况不符
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学校相关领导对现代化信息教育管理技术比较重视，也逐渐开始关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但是由于高校教学管理系统往往由校外软件公司进行设计和开发，程序人员没有高效教学管理的经验，缺乏对管理工作的认识，在设计教学管理系统时，不能考虑到系统的全面性和实用性，使得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效教学管理实际情况不符，很难适应高效教学管理的需求。
（二）落后的管理体制
传统教学管理模式中，学校教务处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教学资源信息，导致院系二级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直接抑制了教学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和教师在资源调度时，流程多而复杂，使教学管理者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重复的工作中，为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多麻烦，教学管理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大大降低了高校教学管理水平和质量。另外，各教学管理岗位相对较独立，教学资源、数据和信息没有实现共享，这些重复数据由不同管理岗位发放和使用，难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直接阻碍了教学信息的有效处理。
二、加强现代信息技术进程中教学管理的思考
（一）更新教学管理理念
若想有效地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就必须转变和更新传统的教学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内容，树立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实现管理理念的创新。因此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应更新教学管理理论，健全教学管理制度，使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认识到现代化信息教学管理的重要性，为其创设出一个人人都会用的管理氛围，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现代化的教学管理工作，实现高效、科学的教学管理目标。
（二）转变教学管理职能和制度
在传统教学管理体制中，教学基层单位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教务部门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大大降低了教学管理质量与水平。因此，应建立以院系管理为主的教学管理体制，将教学资源、信息数据等管理权限下放到各基层中，扩大院系部教学和管理的自主权，完善相关教学管理制度，提高日常教学活动信息的反应和监控能力。通过教学管理职能的转变，教学管理部门从原来全方位、全程式计划管理转变到宏观调控上来，大大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
（三）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平台
近年来，我国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加上计算机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高校深刻地认识到了信息化教学管理是高校发展，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效率的必然之势。因此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学校教学信息管理网站为基础，从教学信息管理平台出发，扩展应用功能，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校园平台，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管理方式方面，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保存、传递等功能代替传统笔写纸记的落后管理模式。同时分配设置多级用户模板使用权限，真正实现学校和学院的二次管理，以便教师和学生能及时获取教学的动态信息。
（四）提高教学管理人员信息处理能力
在现代化高校教学管理中，教学管理人员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懂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思想，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能力，这是确保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学校应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抓好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定期组织他们进行系统操作、系统管理、系统维护等知识的培训，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系统操作指导，编制和印发系统使用手册，重视教学管理人才的引进，确保管理机构反应灵敏、工作高效，提高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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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确定性
与相关的其它学科相比，金融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如何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也可以说，所有不确定的问题都能通过金融学的准则解决，这使得金融学的研究和运用范围逐渐加大，在与金融学没有联系的问题上，例如，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去应对市场价格、产品需求、客户的要求，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都可以通过金融学的思维去合理的解决问题。
（二）时间价值
这是金融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重要之处，在不同时间里，不能够把相同的产品进行比较，一定要把资产带来的风险和补偿考虑其中，事实上，这是一个资源的时间配置过程，在资源配置上，金融学能够具体的解释其原则，并且能够强化个体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的不同能力，即在同等盈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以及在同等风险水平的基础之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
（三）能力
能力问题是金融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金融学家对于能力概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不一样，能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开拓市场、研发技术、更新设备，金融学家认为能力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方面是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在金融学的研究领域里，很多都是以信息拓展开的，所以，最具体体现的代表就是信息的创造；一方面是资产头寸的关系，充分合理的头寸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克服以后的不确定性，这是导致企业兼并的基础，而且也在实践中得以验证。
二、均衡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均衡是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金融学里的均衡和经济学里的均衡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价格均衡问题，在经济学里，主要的标志是供求均衡，金融学里，主要是以风险和收益的均衡为主，这两者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在研究对象方面，经济学以商品，而金融学以资产，商品和资产的不同就是，商品主要是以满足消费者为目的，资产是以持有者具有的增长价值空间为目的，这使得价格均衡力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均衡，风险影响着资产的价格均衡，但是，在这方面，很多学者没有提高重视程度，局限的运用经济学中的价格均衡原理以此解答现实中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的膨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1]。2002年过后，央行不断上调房贷利息，企业想通过此种方式控制极具上涨的房价，最后控制投资房地产的热潮，但是结果却与央行的最终目的相反，这一调整政策没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反而促使房价不断的上涨，使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以往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下的调整政策，但是却败给了现实。事实上，利用金融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此种现象，很容易找到原因，对于金融学的思维方式而言，资产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均衡，而主要是预期和风险的均衡，提高房产的利率，对于买房的消费者，的确控制了需求，但是对于投资房产的人就不同了，主要原因是，商品的价格均衡主要以供求关系为主，但是商品的资产价格主要以投资的预期和风险为主，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的原因不是消费者，而是房产的开发和投资商，控制供求关系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要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应当控制房产开发商，所以对于中央银行的调整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的分析
经济学领域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金融学也是如此，但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方向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角度、依赖程度方面。
（一）角度的不同
经济学主要倾向于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依据此特征，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化的市场、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这种分析模式没有从市场的不断波动划分，而是静止的分析。不确定性是金融学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研究和探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合理的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更加关注对于资源配置的信息来源和效率程度。因此金融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信息化市场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以此为划分标准，金融机构将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效市场，金融学的此种划分，能够使人们深入的了解市场的不断变化，也能表现出金融学对于市场波动的体系进行完整的研究。虽然人们对于有效市场理论仍存在很多的疑问，而且还没有支撑的依据，但是它的存在仍然是金融学里不可缺少的，并且为金融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学具有不确定性的金融价值，也能够及时关注市场环境的外部变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重要的研究体系。
（二）依赖程度不同
在这里，依赖主要指的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科研成果，虽然，经济学也依赖市场，但是同金融学相比，经济学的依赖程度要小很多，主要是微观金融学，原因是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资产的定价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市场的信息确定的，虽然，有效市场理论仍然不能准确的反映当前的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者们更相信市场的真实性，这些足以表明金融学的研究与发展对于市场的依赖。虽然，大部分企业能够掌握主观的定价模式，并且能脱离市场，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所以，也在暗示市场对金融学发展的重要性。
四、理性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理性是其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经济学给予理性的定义是：当收益高于成本时，个体所表现的行为就是理性的。但是这个定义有一个前提，在确定个体的行为是不是理性之前，金融学领域是指导此种做法的，同时，也把现行的成本作为成本的将来价值。但是，利用金融学的角度去分析此前提，很容易发现此前提忽视了金融学所讲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同时忽视了收益和成本的时间价值，事实上，在收益度量上，金融学都是以预期效益为理论基础。在对于理性的解释上，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不相同，金融学家会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个体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使得理性的定义更全面、科学的显现出来，这对于金融学和个体本身都很重要。
五、企业的经营目标
在企业经营目标上，金融学家打破了以往经济学家的理念，虽然分歧依旧存在，但是更加科学和具体化了。以往的金融学家认为，企业追求的经营目标应当是“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财务结构影响市场评估上缺乏理论性的指导。此外，管理者和所有者对于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也存在着争议，管理者对于新的股票发行和市场价值不关心，关心的是公司的财富和融资，所有者关心的是股票所具有的价值，对于管理者感兴趣的持反对态度。总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是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六、金融学思维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虽然金融学在科研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金融学的发展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逐步突破新的技术，在此，金融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破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牛顿力学在经济学里的位置同等重要，它把时间的逆转性作为基础，运用观察、假设和推理的思维模式，使得复杂化的经济领域转化为形象的数理化模型，而且，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学家十分认同。但是这个看起来完美的思维范式自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其严重影响着金融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看起来合理的数理化模型，它是以和现实遥远的假设为基础的，例如阿罗—德不鲁—麦其模型的基础就是资产定价理论，但是这个模型以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与实际状况相差甚远，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做基础，得出的结论不能真实的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例如有效市场的理论，投资者是客观理性的、投资者的预期相同、投资者可以找到替代品等等这些假设都是与现实不同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同样没有支撑的条件，所以，怎样正确的运用数理化的模型手段，是金融学以后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时间的逆转性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却不实用，以典型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为例，为了能够更好的和现实相接近，准确的描述变化量的分布形式，他们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量——标价值波动率。从数学的角度分析，这个量的引入很好，其促使结果有一定的准确性，这一观点在实际上也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个堪称完美的量使得波动率无法正常运用，因为波动率所呈现的是标的价值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是标的信息却不能使我们提前预知未来的变动，提前确认标以后价值的波动，以此也就不能够依据此模型确认某一个标的所期待的未来价值了。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标的未来价值波动率可以依据历史的数据进行推算，但是，此种做法恰好违背了他们方程的建立基础——有效市场理论与无套利原则，在有效市场理论中，对于弱势的有效市场的假设，企业的投资人不能通过以往的历史数据去分析当前的价格，未来的价格就更不可能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遇到的困难又一次警醒人们“时间的可逆性”原则对金融学领域的损害，虽然还是有人执着的对模型进一步改进，以此打破前人遇到的困境，但是不管怎样的新模型，假使不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里的“时间可逆性”原则，对于所存在的困境，仍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在人们的争议下，牛顿主义范式将会被达尔文主义范式所取代，达尔文范式主要强调的是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它和金融学所倡导的时间价值的观点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不能够实现，它非常有可能在金融学领域里率先实现，因为其不确定性的原则和金融学倡导的原则一致。例如，在一些已经开始的行业里的改革，例如金融理论的改革已经开始注重研究对象和思想行为的多样性，其研究领域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倡导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将来，金融学能否完成达尔文范式的思想，是不能够预知的，但是对于在金融领域里面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讲，都是有所期待的。
七、结论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进化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观念;文学创作
0引言
1859年，西方世界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达尔文在这本书中提出生物进化论，认为宇宙万物不是神灵、上帝创造的，是自然发展进化的产物。此外，还提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选择观，以及生物具有遗传和变异性等观点。［1］14美国作家威尔逊在《进化论与生活:我们的思考方式在怎样发生改变》中有两句话简洁地概括说明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一，差异在环境中导致不同的后果，而不同的后果导致不同的命运———存续或是毁灭;第二，如果这种差异能够被传承，那么导致存续的那一种差异就有机会不断传承下去。这就是进化论的精髓。”［2］119世纪下半叶，进化论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思想、社会、伦理、文学等方面都产生影响，并逐渐进入其他国家。
1进化论走进中国文学
早在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之前，斯宾塞已经提出过社会进化论学说。他将进化论运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社会进化论后来也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般意义的进化论是指后来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之后，赫胥黎创作了《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忠实追随者，他反对斯宾塞将进化论运用于社会政治生活，反对社会进化论学说。1896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进化论思想正式进入中国。严复在《天演论》的翻译过程中发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正适合中国当时危难的国情。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完全忠于赫胥黎的原著，而是杂糅了赫胥黎与斯宾塞的观点。他严格区分宇宙过程和人类过程，不反对将进化论运用到政治社会，赞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天演论》的翻译，带有严复的自创成分，当然任何翻译都会带上翻译者自己的主观性。法国思想家、作家福柯在谈到《知识考古学》时强调，对话语历史形成过程的考察实际上就是强调要还原历史现场，他认为综合历史关注的是“系列、区分、界限、层次差异、变异、历时性具体事物、重复的特殊形式、各种可能的关系”。［3］170进化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律、医学、科技等多个方面都产生影响。学者王中江曾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进化主义像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慈善家一样，资助着一切‘事业’。它具有无限的解释力，它本身也在经历着理论上的变迁，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4］42进化论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两方面。
2进化论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
进化论传入中国，对胡适、陈独秀等一大批学者的文学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进化论对当时文学史观念的影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梁启超将进化论思想变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胡适将之变为了一种文学观”［5］194－197笔者在此选择胡适与陈独秀这两位在五四时期较有影响力的学者的文学观，来论述进化论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胡适先生深受西方进化论思想影响，一个最明显的表现，胡适的名字“适之”就是由进化论影响而来。胡适在“五四”时期功绩显著，具体表现在他力倡白话文这一最功不可没的成就。胡适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视为新文化改革的头等大事，认为只有简易、通俗的白话文取代了艰涩、拗口的文言文，人才可以真正表达自己。1917年1月他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的《文学改良刍议》写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绝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6］173胡适认为文学是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记录，社会随着时代变化，文学也随时代变化、发展，我们不能用以前的眼光看待眼下的新事物，否则就是刻舟求剑的行为。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细致解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观点，文学也像世代更替一样，需要时时转换、发展。他还提出章炳麟文学的失败的事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学的改革必须向前进，不能故步自封，否则再有能力与知识的学者也会被时代的车轮丢下。胡适的这种“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的文学观念明显渗透着进化论思想。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还提出:“居今日而言文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6］80胡适力倡当代知识阶级要造出自己时代的文学，既要注意到文学间的顺承关系，又不能完全因袭前代文学，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相应文学特点也应是随时代风貌而有相应变化。胡适除了提出白话文学替代文言文，还提出了文学的“接触进化”［7］74－81，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有停滞，这种时候除非接触新的文学，互相比较，才会有新的发展与进步。这是胡适在“五四”时期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背景，他后来创作的《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谈新诗》、《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等作品都是在以进化论思想为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创作的。陈独秀的文学观也体现出进化论的影响。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刊人，他于1915年1月15日在上海创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其改名《新青年》也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他赞同推陈出新，认为后来的比之前的好，也寓意中国的希望在青年。陈独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他在《敬告青年》中明确提出进化论文学观点:“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8］24，将进化论作为开启思想牢笼的钥匙，使那些故步自封的青年自觉奋斗来救国救民，鼓舞青年要树立排万难而前行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心与勇气。在文学革命运动中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呼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更彻底的革新态度坚定了文学革命道路。他在《文学革命论》中写道:“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义，与中士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8］139。因此，他提出了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8］140，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也都是为了中国新文学引入新的形式与内容，促进文学的新陈代谢，这种文学观念正是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陈独秀提倡新文学、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反对传统思想、宗教主义，倡导新陈代谢，认为新的比旧的好，这都与他受进化论思想影响有关。胡适与陈独秀的文学观念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这种进化论影响的文学观念渗透在他们五四时期以及之后的系列文学活动中。
3进化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进化论不仅对文学观念有影响，对现代文学的创作也有影响。进化论思想不仅包括进化思想，同时也包括退化思想，这种进化与退化思想也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进化论的渗透。这里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曹禺的《北京人》为例作出简要分析。
3．1进化思想
鲁迅作品中的进化思想表现得比较明显，具体可以《狂人日记》为例分析。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鲁迅在致友人徐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成因时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9］11这句话已经清楚地说明进化论对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影响，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9］14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历史都在强调仁义道德，由于仁义道德的束缚，多少人压抑、受苦却无从逃脱。这句话除了表现传统封建道德对人的戕害，同时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中国人还属于未进化的落后民族，还在茹毛饮血，犹如未开化的原始部落民族，落后、愚昧。第二，狂人对大哥说的几句话:“大哥，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9］18这几句更明显地用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将中华民族比作野蛮的人，部分没有进化的人，还有着吃人的习惯，这该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一件事，但是有些还是虫子，还不及鸟和猴子，说明中国人离进化完成还差得远。第三，“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9］18这几句更深刻地概括了中国自周时代开始就已经有食人习惯了，随着时间朝代的变化，传统中国却没有进化完成，甚至在当时依旧吃人血馒头。第四，鲁迅借狂人之口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9］21通过这句话鲁迅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传统中国未进化的劝告，不要满口的“仁义道德”式的作假，要真心悔改。其中猎人和狼子、虫子和鸟，正代表了西方和中国，提示中国人如果不进化便会被消灭。只有早日赶上先进的西方民族，才可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在社会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用挨打、受欺负。《狂人日记》中，仅取这几个句子做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进化思想的影响，类似运用进化思想之处还非常多，值得细细品味体会。
3．2退化思想
进化论思想不仅包括进化思想，同时也包括退化思想。退化思想认为环境的改变会引起习性的改变，习性的改变会使某些器官经常使用而得到发展，另一些器官不使用而退化。社会进化论中也有关于退化的思想，但不再仅仅指器官的退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对于退化思想的描写有不少，曹禺的《北京人》即为代表。曹禺在谈到自己写作《北京人》的动机时说:“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10］216剧本主要讲述一个曾姓的三代封建士大夫家庭的衰败过程，主人公祖父曾皓、儿子曾文清、孙子辈曾霆三代人都是身体孱弱、心理痛苦的弱者形象，他们的退化可以从身体退化、精神退化两方面来刻画。首先，身体方面。曾皓“身体虚弱，黄黄的脸上微微有几根稀落惨灰的短须。一对昏朦而无精神的眼睛，时常流着泪水，只在偶尔振起精神谈话时才约莫寻得出曾家人通有的清秀之气。”［11］438五十多岁的曾皓，却给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特别怕冷，身上没有了火气，走路都需要愫芳和曾瑞贞搀扶着，整天咳嗽，还常常犯晕，俨然一副病入膏肓的身体。曾文清，剧本的主人公，三十多岁，本该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可是“他面色苍白，宽前额，高颧骨，无色的嘴唇，看来异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深色……”［11］399孱弱的身体根本不像三十岁人的样子。曾文清的儿子曾霆，同样瘦的像纸片一样，脸色明显不健康，他十五岁的年龄母亲就给他娶了妻子曾瑞贞，两个十几岁的少年住在冷冰冰的房间。曾家三代人都身体羸弱，他们不爱运动，不锻炼，也不出力气，在身体方面，他们不像原始的“北京人”那样强健有力，他们的身体是退化了的。其次，精神方面。曾皓表现得自私无比。他十五年前就准备了一副棺材停放在家里，每年涂好几遍油漆，现在都上了一百多道油漆了。他时常感叹曾家今非昔比，感叹以前士大夫家庭多么风光、有气势，却没有半点治家策略重振家业;曾文清，从小被母亲溺爱，家庭条件较好，虽然家庭在逐渐衰败，喝茶、读书、画画、下棋仍是他生活的大部分，并且有陈奶妈疼爱照顾，因此养成他“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是一个生命的空壳”［11］400作者对曾文清形象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北京士大夫家庭成长起来的子弟的形象，他身上沾染了过度腐烂的北京士大夫文化，致使其几乎成了精神上的瘫痪，在感情上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心，不能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曾霆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却已为人夫，将要成为人父，但他根本没有真正成熟，他不爱瑞贞，却也得听父母之命与瑞贞在一起生活，最终只落得两人签定离婚书。从精神方面来说，曾家三代人没有大的志向，没有大的抱负，青年一代既没有负起重振家业的重任，也没有挽救祖国的勇气，他们在精神上是退化的。当然，除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曹禺的《北京人》中渗透着进化论思想，还有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带有明显的进化论思想，比如老舍的《老张的哲学》、《猫城记》等，此处不作赘述。
4结语
进化论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进化论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新领域，有了新的主题。进化论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引入，无论对于文学观念还是文学创作都具有全新的开拓性。进化论主题的引入，也结束了以往学者就文学现象研究文学现象的孤立状态，逐渐开始注重文学现象之间历史联系，拓宽了研究者的历史联系的思路和眼光，这也可以帮助他们更清楚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同时，进化论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国人大多形成机械辩证思维，而不是唯物辩证思维。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述总想把文学进化的过程描述为直线的、连续的、前进的，我们看到的文学史总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想要描述的目标一旦确定下来，就一定让它沿直线发展，无法收入到这条直线的就应该摒弃或者看成反对的，例如一些不被放入正统文学史中的边缘作家、流派，文学史中几乎不见他们的存在，从而忽略了一些作家的独特美学风格。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作家与学者的文学活动总会受到每个时代的影响，如果用今天的思想与价值观对当时的作家与学者做判断，是不符合社会历史性的。回望进化论思想在现代文学长河中的轨迹，其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需要后来学者辩证对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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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论文范文7
现象学美学文论是20世纪世界美学文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它用现象学的概念和方法来重新审视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接受和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路径，在文学观念和理论结构上都有突出的创新性意义。而我国对于现象学美学文论的引荐、译介和研究，乃至于具体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上，都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年，我国长期致力于现象学美学文论研究的学者张永清在《罗曼•英伽登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和《问题与思考:国内英伽登文论研究三十年》等文章中，指出了当前国内研究现象学美学文论中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国内学界很大程度上接受的是‘韦勒克化的英伽登’，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相关研究的独立性还有待加强。”［1］他的这个判断，我是非常同意的。 为什么中国对英伽登现象学美学文论的研究视野受到“韦勒克化的英伽登”的制约和局限呢?这是因为英伽登的美学文论的主要著作还没有直接翻译成为汉语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国内读者在没有直接接触英伽登著作原著之时，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对于英伽登美学文论的介绍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对英伽登美学文论思想理解、阐释和把握的“前理解”文化解释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英伽登的美学文论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始于1980年，是年李幼蒸在《美学》第2期上发表《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一文。此文从韦勒克对英伽登的肯定性评价来说明英伽登美学文论的价值。198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林骧华翻译的韦勒克的《西方四大批评家》，这是韦勒克在华盛顿大学所做概括总结20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理论的宏观性论述的学术演讲记录稿。韦勒克根据自己对西方特别是欧洲20世纪前半期文学理论的长期研究，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理论界最有卓著贡献的四位批评家，那就是克罗齐、瓦勒里、卢卡奇和英伽登。［2］ 1984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出版，韦勒克在这一影响广泛的著作中借鉴了英伽登关于文学作品的分层次理论，作为该书第四部“文学的内部研究”的理论框架。而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学界，从1980年到1984年，通过韦勒克等人的介绍，英伽登已经名噪一时，而他本人的美学文论的著作还没有一部、论文还没有一篇被翻译过来。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学界接受英伽登理论的一种特殊状况，“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基本上成为中国学界接受英伽登的知识模式。美国学者赛义德曾经谈论到东方国家、民族在接受西方现代学术理论时所进行的“理论旅行”。赛义德指出:“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的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3］138 英伽登美学文论进入中国的“理论旅行”，是开始于美国学者韦勒克的介绍，中国译介了韦勒克的著作，即通过韦勒克的美国理论的中介实施的。韦勒克确实是在欧美第一个介绍英伽登的人，他说，“我自信是在英语界提到罗曼•英伽登的第一人”。韦勒克之所以看重英伽登，是因为英伽登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弟子。于是，1934年9月布拉格举行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时，韦勒克在其学术演讲中，向大家介绍英伽登是“《文学的艺术作品》这部出色的现象学著作的作者”。［4］686而且，正如王春元在韦勒克《文学理论》的中译本前言中说:“本书作者很推崇波兰哲学家英格丹(R．Ingarden)所采用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这种方法对文学作品的那些多层面的结构做了明确区分。”“本书作者进一步发展了英格丹的研究法，设计了一套用以描述和分析艺术品层面结构的方法。”“作者正是运用这一套分析艺术品层面结构的方法，来系统地构建本书第四部，即‘文学的内部研究’的全部理论框架的。”［5］151980年代的中国，其时，中国文学理论正在进行思想方法上的从单纯的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方面的转型，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内部分析的方法，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于是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一时成为理论界的畅销书，而英伽登也因为韦勒克的推许而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在当代美学文论上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人物。 按照赛义德“理论旅行”的观点，英伽登理论在中国进行的“理论旅行”，是由于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文学观念变化的时代环境，使得英伽登话语的进入有一个发轫的环境，而韦勒克“内部研究”的主张恰好切合中国文学理论“向内转”的契机，可以说英伽登理论是通过韦勒克理论话语的通道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场域的。在这种状况下，“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就是中国学界接受英伽登理论的方向和用法。翻检从那以后一段时间中国学者关于英伽登现象学美学文论的一些研究论著，可以看出，依循韦勒克思路去解读英伽登是相当普遍的。我个人在当时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当代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任何一种理论的全球化旅行的边际障碍都已经消除，我们应该破除理论的中介式旅行的模式，对国际学界的主要理论做直接的引进和评介。理论的中介式旅行实际上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一些误区。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事实上，理解真实的英伽登应该认真阅读英伽登本人最重要的两部著作:1931年出版的德文著作《文学的艺术作品》(DasliterarischeKunstwerk)和1936年出版的波兰文著作《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这两部著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关联密切的系列著作。英伽登在1936年出版的波兰文著作《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就说，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克服各种片面的观点的正确途径是，必须正确地回答两个问题:“(1)认识对象———文学的艺术作品———是如何改造的?(2)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是通过什么程序获得的，就是说，对艺术作品的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它导致或能够导致什么结果?”［6］30《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而回答第二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则是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奠定的。在中国，英伽登回答第二个问题的著作在1988年问世，而且中译本根据波兰文本的英译本翻译。英伽登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则在1988年以后的20年以后，才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这个著作已经不是英伽登1931年的德文版的原貌，而是1960年用波兰文对德文版翻译，并且更名为《论文学作品》(Odz-ieleliterackim)的文本。当然，波兰文本《论文学作品》是经过英伽登本人校阅的，他在译稿中作过修订和补正，英伽登1958年在波兰文版前言中说，“过去坚持的观点我认为一般来说都是对的”，“除了过去的第二十六节的论述现在看来已经站不住脚，需要重写之外，其他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原则性的改动”。由于德文与波兰文在表达上的差异，经过不同语言的翻译，“照我的看法，这个波兰文本有的地方可能比三十年前的那本书好些，有的地方差些”［7］18。#p#分页标题#e# 无论如何，英伽登最重要的两部文学理论著作总算是英伽登被介绍到中国大约三十年后完整地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光进入21世纪，在1980年代出现文学理论的韦勒克热和英伽登热，由于现在文化语境的转换，已经在文学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之后渐次形成的后现代文论的新兴热点面前黯然引退，现在认真重新阅读英伽登这两部著作的人似乎并不多，而在中国“韦勒克化的英伽登”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消解，何时才能还原英伽登本来的学术面貌，则不得而知。 但是我认为，我们中国学界必须认识到，“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并不是真实的英伽登。而我个人认识到这一点是我在读到2009年出版的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七卷之后。第七卷的副标题是“德国、俄国、东欧批评:1900—1950”，在该书十七章“波兰批评”中韦勒克只论述了英伽登一人。这一章的内容像在其他章节的通常写法一样，较为全面地评述所论理论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和缺失。但是，韦勒克将例行论述写完以后，行文至此，突然笔锋一转，说道:英伽登“在第三版《文学的艺术作品》(1956年)里，收入了在某些要点上严厉批评本人的一篇针对性的前言”。于是十分罕见的是，立刻针对英伽登的批评，作了长达7页之多的辩解，对英伽登的批评做了一个反批评。 《文学理论》于1942年用英语出版之际，那时波兰因被外国军队占领，与世界学术活动隔绝多年。英伽登那时没有看到这本书，也不知道《文学理论》对他自己的理论有所借用，更不知道《文学理论》对他的理论有误读之处。而《文学理论》的德文版于1959年问世，几年后英伽登才读到这本书。于是在《文学的艺术作品》第三版德文版出版之时，才写下批评韦勒克的文字。那么，英伽登在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的第三版序言是如何对韦勒克进行批评的呢?现在我国没有英伽登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全译本，我在网络上搜索，发现新浪网上载有张旭曙对英伽登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第三版的选译，而其中正好有英伽登批评韦勒克的第三版序言的全部内容。通过这个网络文本，我知道，英伽登对韦勒克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英伽登认为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进行了整体借用，但是却反过来对英伽登的理论说三道四。英伽登认为，这全然是对他的理论的不尊重和误读。而根本分歧在于，韦勒克没有从现象学理论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论。韦勒克在看到英伽登对它的批评之后，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致罗曼•英伽登答辩书》的反驳文章，而这篇反驳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十七章中对英伽登的反批评。而英伽登在1966年又发表了《雷纳•韦勒克所言的价值、规范和结构》，对韦勒克把他的文学作品层次理论简单地说成是一种“规范”、“规范体系”，离开了现象学理论范畴表示不满。两人的争论一直没有消歇、终止，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从两人你来我往的批评与反批评来看，似乎根本分歧在于，韦勒克并没有从现象学理论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论。 客观而论，英伽登是现象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而韦勒克是美国新批评后期理论的核心人物，韦勒克对英伽登有所误读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他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是美国新批评理论上的一个总结，韦勒克在新批评人群中更有开放性视野，他不拘泥于新批评的固有理论，而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的分层次理论有自己的感受，实属不易。但是他对英伽登理论的解读显然又带有新批评理论的视角，不能说没有误读。这是英伽登特别恼怒的一个原因。韦勒克对英伽登的误读，成就了《文学理论》的创新性理论成就。而中国学界如果依照韦勒克的指引去理解英伽登，则造成对现象学文论研究的误区，却是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 举一个例子，英伽登认为，韦勒克“在《文学理论》里，只有两个地方(第151和156页)提到我的名字。其一是我的文学的艺术品的层次概念，这基本上是点到为止。不过它认为我划分了五个层次，其中就有形而上性质层。这是一种误解。我的确考察过形而上质素，但从不曾将它们当作文学作品的一个层次。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大谬不然了。形而上质素仅仅在被再现的世界的某些事件和生活情境中偶尔现身。倘若构成作品的一个层次，它们就必定属于文学的艺术品的基本层次，并在所有这些作品中都如此。但实情根本不是韦勒克认为的那样。尽管如此，形而上性质在艺术品中的作用却非同小可，它们与同类审美价值关系密切，我正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研究的。形而上质素可以在别的艺术品主要是音乐作品里显现，也可以显现在绘画、建筑等等里面，因而它们往往属于我所认为的作品的‘观念’。所以，它们的显现与作品的文学观相没有关系。倘若人们将其看作文学的艺术品的一个层次，那就忽略了文学的艺术品的一般的艺术品的‘解剖’(anatomical)特征和结构的作用了。”① 仔细研究一下，英伽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对文学作品的层次划分，确实是四个层次，有书为证:“那么，哪些层次才是每部文学作品所必不可少的呢?它们就是———就像我要在下面所说的那样———下面的层次:1．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础上的更高级的语音造体的层次。2．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或整体的层次。3．不同类型的图式的观相、观相的连续或系列观相的层次。最后还有:4．文学作品中再现客体和它们的命运的层次。”［7］49 而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结构的论述是:“波兰哲学家英格丹在其对文学作品明智的、专业性很强的分析中采用了胡塞尔从‘现象学’方法明确地区分了这些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声音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即意义单元的组合层面”，“第三个层面，即要表现的事物，也就是小说家的‘世界’、人物、背景这样一个层面。英格丹还另外增加了两个层面。”这段话说得非常清楚。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另外增加两个层面，当然是五个层面，而并不是英伽登自己分的四个层面。在层面的数量上，韦勒克替英伽登增加了一个。非常蹊跷的是，韦勒克对自己讲的“英伽登另外还增加了的两个层面”展开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两个层面似乎不一定非要分出来。‘世界’的层面是从一个特定的观点看出来的，但这一所谓‘观点’的层面未必非要说明，可以暗含在‘世界’的层面中。”“最后，英格丹还提出了‘形而上性质’的层面(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通过这一层面艺术可以引人深思。但这一层面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可以阙如。可见，他的两个层面都可以包括在‘世界’这一层面之中，包括在被表现的事物范畴内。”［5］158－159#p#分页标题#e# 对照上面两段引文，确实韦勒克对英伽登有严重的误读，甚至可以说是曲解。韦勒克描述的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结构，由四层变为五层，平白无故增加一层。后两层的含义，按照韦勒克的解释应该是“观点”和“形而上性质”。这两个语言表述都是英伽登的书里根本没有的，确实是“大谬不然”。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在接受了英伽登的批评之后，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更改了英伽登文学作品分层理论的层次数量，从五个改为四个。但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迟至2009年才出版，1984年出版的韦勒克《文学理论》中译本在读者中印象已经相当深刻。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关于英伽登文学作品分层理论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似乎都是依据韦勒克《文学理论》中的这种述说。“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实在害人不浅。 找到真实的英伽登必须回到英伽登的著作中去理解他的思想。英伽登是一位现象学哲学家，他的关于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论著都是一个现象学哲学家对审美活动和文学活动的研究。他研究文学作品的目的也是因为他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他的老师胡塞尔讲的纯粹意向性客体。他写作《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动因就是，“要对埃德蒙德•胡塞尔以如此不一般的精确程度，并且考虑到了许多非常重要和难以把握的情况，而建构起来的这种理论表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说明的是意向性客体存在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确，实在客体的结构和存在的方式同意向性客体在本质上不是一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找到了一种毫无疑问是纯意向性的客体，有了它便可不受考察实在客体后所得出的看法的影响，来对这个纯意向性客体的本质结构和存在的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文学作品特别适合于这种研究。”［7］14在英伽登看来，艺术作品总的来说都是意向性客体，但是有些艺术作品，如绘画等造型艺术，在画面的形构上要大量运用物质材料，具有某些实在性客体的因素，虽然“也是意向性客体”但不是纯粹意向性客体，而文学作品则是由词构成的语句，即由语言使用规则构成的话语组成一个客体，是纯粹意向性客体。语言是思维意识的活动工具，语言和意识在活动过程中往往是一体的。语言的使用规则本身就是人类群体意识活动的内在意向性驱使下的约定俗成产物，而在这种规则制约下作家的话语书写也是人的纯粹意识行为，“它们存在的根源和需要的来源是语言造体的意向性———例如一个语词或者一个语句的意义———它们是由想象的行动所创造的。”［7］144词语的书写、传达和接受始终是在意识行为中进行的。当然文学作品的实际存在是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甚至是物质材料的。印在书籍篇页上的文字，它的承载物是油墨和纸张，但是油墨和纸张并不构成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只有词语的组合、句段才是文学作品的真正形式。语言构成的文本不是实体性客体，而是纯粹意向性客体。它是作家意识活动的产物，也只能在读者的阅读中，即另一种意识行为中产生意识的再造活动。 由此，在英伽登看来，必须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必须确定文学作品是纯粹意向性客体的存在方式，必须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确定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我认为这三个必须是我们阅读英伽登著作应该具有的观念。不具备这三个必须的意识，就有可能对英伽登误读。西方文论的作者历来有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区别。英伽登的著作必须用现象学哲学方式读解。应该说，韦勒克在写作《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之时，是接受了《文学理论》误读的某些教训的。而《文学理论》的误读就在于，韦勒克从西方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美国新批评对语言和文学作品的关系上读解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新批评致力于确立文学文本在文学活动中的本体论地位，强调语言和语言运用自身的独立性，把作家和读者围绕文本的意识行为视为“情感谬误”、“阅读谬误”，当然也自成一家之言，不能说没有一些新意。但是如果割断或者稍许忽视现象学关于语言文本与意识行为的联系，就根本不能理解和掌握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 本文就“韦勒克化的英伽登”不是真实的英伽登这个问题做了一点描述，其意在于说明我国对现象学美学文论的研究确实需要重新起步。而且对当代西方文论、世界文论的引进、评述和借鉴，应当摆脱片面依赖美国化理论的学术倾向，直接面对全球文学理论的真实事实，研究各种不同语种理论文本、不同理论流派的特殊理论贡献，书写中国化的西方文论、世界文论论著。
近代文学论文范文8
自1833年近代中文报刊在中国境内出现始，报刊逐渐发展为近现代文学的主要载体、媒介和文本，近代报刊的出现加速了古典文学的变革。正如研究者所言:“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存在就是现代传媒的发生与存在，没有现代报纸期刊就没有现代的文学，这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1］可见，报刊是晚清文学转型研究中至关重要的视角。张天星博士的学术专著《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以下简称《发生》)一书，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课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51072)，已由凤凰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于2011年7月初版。该书54．8万字，以近代中文报刊为视角，研究晚清文学在报刊媒介作用下的近现代变革，全书由文学制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编组成，是一部全面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内外关系的厚重力作。品读该书，笔者觉得其显著特色有如下四个方面: 1．体系宏大、内容丰富 中国文学发展至晚清，从传播媒介上看，与古典文学最显著的不同是，晚清文学传播开始有了近代报刊的参入。多年以前，陈平原先生曾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界日益关注晚清以降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相关论著陆续涌现，且有成为新一波‘显学’的潜在优势。”［2］回顾过去，准确地说，重视近代报刊在中国文学演变中的作用、关注报刊与近代现文学关系的研究兴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于今，确如陈先生所言，报刊与近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不但众多的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正安身立命于此，而且仍有大批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正选题于此，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相关研究论著也洋洋大观，报刊与近代现文学关系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向纵深发展。当前，这门“显学”已经走过了十余个春秋，无须讳言的是，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报刊与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多属于个案研究，即从一种或数种报刊、一种文体、一个或几个作家或一种理论介入展开研究。正如《发生》著者总结的那样“总体说来，现有成果对晚清报刊与文学现代化的研究还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涉及、个案分析的方式展开。”［3］因此，研究界需要一部较宏观、多角度、多层次的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研究，一者反映十余年这门“显学”的研究现状;二者用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深化该项研究;再者，研究之余指明该项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拜阅《发生》一过，认为该书此三者兼备，是截止目前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变革最全面的学术著作。 《发生》全书分为三编，上编“文学制度”四章，考察报刊在建立近现代文学制度中的作用;中编“文学创作”五章，探讨报刊在推动主要文体创作变革中的具体体现;下编“文学批评”三章，考察报刊在晚清文学批评的近现代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全书紧紧围绕报刊在推动晚清文学向近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形成的主要特征展开，体系宏大，为截止目前在关于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所仅见。《发生》著者在《导言》中总结说:“目前学界尚未出现将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作整体研究的专著”、“本书的第一个意义期望能对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化的关系作较全面的研究。”［3］10而《发生》著者这种宏阔的体系布局反映其试图填补该学术空白、将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作较全面研究的努力。 在较宏阔的体系下，《发生》著者对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关系作了广泛的考察、研究内容丰富。例如，在考察文学制度时，著者将投稿制度、文学广告、新闻稿酬、版权制度、派报处、阅报社、读者来信等用专节予以探讨，较全面揭示了近代报刊在建立近现代文学制度中的作用。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投稿制度、新闻稿酬、派报处、阅报社、读者来信等都是以往近代文学研究少有涉及者。再如，以往近代报载文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和诗歌上，《发生》专章探讨的报载文体有寓言、小说、诗歌、散文等，采取人详我略、人略我详的研究态度覆盖了晚清报载的主要文体，梳理了报刊如何推动这些文体的近现代化。复次，近代报刊既是晚清文学批评的主要载体，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在晚清文学批评转型的研究上，目前还缺少报刊媒介的视角。《发生》下编在此方面亦展开了丰富的探讨，如考察的对象有专题论文、文学广告、文艺报道、编者按语、新书(刊)绍介、小说话、剧评、诗话、小说戏曲评点等，阐述了报刊在改造旧的文学批评形式和发展新的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具体作用。 《发生》是一部关于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关系的整体研究，而整体研究很易流于大而无当之弊，但《发生》则不然。宏观体系、开阔视野与微观阐释相结合的研究布局一直贯穿全书，做到了如著者所言“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相结合，以个案专题为主，其中亦作宏观勾勒补充。”［3］16例如，晚清报载小说是晚清文学在报刊作用下演变特征最突出的文体，“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特起者，小说也。”［4］而且，关于晚清报载小说的转型研究，像陈平原、袁进、方晓红等学者早已言之綦详，似乎很难推进，但是作为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整体研究，报刊与晚清小说近现代变革当然不宜付之阙如。《发生》著者巧妙地选择了三个个案来说明报人、报刊与晚清小说变革的关系，这三个个案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关于汪康年出版林译《茶花女》的经过，已有学者研究过，但尚未涉及该刊本在近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发生》著者根据报载等资料细致地钩沉了汪康年铅印传播林译《茶花女》对林译《茶花女》传播及对林纾个人的影响，得出“汪康年铅印并传播林译《茶花女》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晚清翻译文学的进程。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的案例充分说明非小说家的报人亦是推动晚清小说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的结论［3］356。《新闻舆论与谴责小说的兴起》一节细致地探讨了晚清新闻舆论的发展与谴责小说的关系，在常见关于谴责小说兴起四种原因之外，提出新闻舆论是谴责小说兴起的主要动力之一。《时评与短篇小说的现代化———以1904年至1908年＜时报＞为例》，深入研究了时报馆的时评写作与清末短篇小说发生新变的关系，视点特别。可见，尽管目前关于报刊与晚清小说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发生》著者并未退避三舍或综述前人，三个个案对报刊与晚清小说关系研究皆有所裨益。这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的思路和匠心正是这部体系宏大、内容丰富著作的可圈可点之处。#p#分页标题#e# 2．资料翔实、论证细密 近代报刊资料浩繁，馆藏地较集中，虽经频年来出版机构的努力，也主要是整理影印期刊，报纸类仍主要馆藏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图书馆中，给近代报刊与近代文学研究造成极大不便。《发生》著者充分利用求学上海之便利，查阅报刊近百种。翻阅《发生》，给人印象极深的是该书资料之扎实之翔实，字里行间可见著者用功之勤、用功之深。《发生》列举参阅近代报刊近百种，笔者见到以往的近代报刊与文学研究倾向于文艺报刊的梳理和研究，而《发生》著者在顾及文艺报刊之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诸多的非文艺性报刊，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海新报》、《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东方杂志》等等，从这些报刊中搜集翔实的资料论证问题，如第217页至220页《1838年版＜意拾喻言＞与＜万国公报＞所载＜意拾喻言＞篇目对照表》，将《万国公报》所载79则《意拾喻言》篇目题名统计后与1838年版《意拾喻言》篇目对比，用凿实的资料解决了过去对《万国公报》刊载伊索寓言来源上不太清楚的认识。再如第172页至176页《晚清阅报社省区分布举例》，统计出七十余个阅报社在晚清各省区的分布情况，而其来源皆为非文艺性报刊。关于阅报社分布的细致资料自然而然得出“开办阅报社是较普遍的启蒙活动，阅报社是晚清报刊流播的重要场所”的印象，从而论证得出结论:“阅报社在晚清的兴盛普及了晚清报刊传播的同时也在扩大文学传播区域和受众面，拓展了文学消费的空间，促使大批受众在阅报接受新知的同时开始在思想意识上走向近现代化;阅报社开始与近现代图书馆室及新式教育结合，拓展了报刊受众群体，扩大了近现代文学的读者消费群体和作家队伍。”［3］158资料翔实，论证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在《发生》一书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浏览《附录二本书表格索引》所列45个精心制表格即可见一斑，兹不赘举。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资料搜集仅是“术”，最终还要上升到“道”的层面，即运用资料论证阐述问题。在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生》著者条分缕析，严密论证，每一条结论皆是经过详密论证所出，的确做到了著者所言的“不尚虚谈”。例如，为了考察报刊接受稿件后对作者传播观念的影响，著者详细地考察了1878年1月和3月《申报》所刊诗词后作者名号后的附加成分之变化，通过对这些容易被忽视细微变化的梳理、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申报》已经让它周围的作家群改变了传统的传播观念，他们不再是乘兴而作然后投掷书箧以待来日整理，而是以加快创作，迅速发表的方式写作。可见，有了近代报刊的参与，文学作品‘朝脱稿夕印行’的传播方式和理念就会发生”的结论［3］35。像这样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论证问题在《发生》一书可以说是触处可见。兹再举一例，该书第80页《报刊摘录转载对现代版权观念的促进》，分析了晚清报刊摘录转载兴起、泛滥、规范、立法的过程，从报刊编辑出版的角度论证了晚清报刊摘录转载与近现代版权制度建立的关系。可以说，细微的问题，严密的论述，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发生》一书的鲜明特点之一。 3．视野开阔、方法多元 报刊与文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近代报刊又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和载体，像近代西方新闻学、传播学、文化社会学等都伴随报刊传入中国。因此，近代报刊对相关跨学科理论有一定的要求。从《发生》全书看，著者对新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营销管理学、接受美学、现代化理论、统计学等有过较充分的理论准备，该书对这些理论的综合运用基本恰当，所得结论在这些理论的支撑下令人信服。例如，上文提到的《新闻舆论与谴责小说的兴起》一节，在学界认为晚清谴责小说兴起的四个主要原因之外，用新闻舆论解析谴责小说兴起的原因，丰富了晚清谴责小说兴起缘由的视角。再如下编第三章《新闻传播思想与晚清文学理论》，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晚清办报理念对晚清文学批评的影响，诸如《宣传策略对文学批评方法论的促进》和《媒介意识与晚清文体理论的新变》，详细分析了报刊宣传策略与梁启超文学批评方法的关系以及媒介意识与晚清小说戏曲文体提升的关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外，上编对文学社会学方法、全书统计学方法的运用、传统考证方法的使用，都给人影响深刻。 不仅如此，《发生》的一些章节还体现了著者多元方法指导下的理论创新。例如，关于“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学界莫衷一是，多把“新文学”等同于中国文学现代化。尽管《发生》著者说要“避免陷入‘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阐释、纠缠。”［3］11但为了研究的深入切题，对文学的现代化还是作了自己的界定:“第一、支撑文学生产、传播的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第二、形成符合近现代社会要求和需要的文学制度”，“第三、产生反映现代人意识、情感、审美趣味的作品”。［3］12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向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可见著者的理论创新。而这个关于文学现代化的界定就是著者在现代化、文学社会学等理论启发下归纳出的。 4．学术创新、新见纷呈 常言道，学术的生命是创新。如上文言，报刊与近代文学关系研究这门“显学”已走过十余年，相关研究洋洋大观。作为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宏观研究，把握不好，很易沦为“炒冷饭”的学术综述，人云亦云。可贵的是，《发生》著者具有较高的创新意识，做到了著者所言“努力恪守师训，不尚虚谈，采取人详我略、人略我详的研究态度，走资料发现和新理论结合之路。在研究中，对于已经得到充分探讨或形成定论的命题如报刊与职业作家的出现、报刊与近代通俗文学的兴起、报刊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报刊与白话文运动、报章文体演变等涉及报刊与晚清文学变革的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新视角或新材料补充推进，本文将不作讨论或直接引用结论。”［3］16通览全书，章节之间皆流溢出著者的创新意识、新见迭出。在《导言》部分，著者列举了《发生》一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六大方面的创新之处，笔者以为皆属于实事求是之辞。例如上编“文学制度”中对投稿制度、新闻稿酬、读者来信、派报处、阅报社等在建立近现代文学制度中作用和具体体现，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学界较少关注的。以新闻稿酬为例，目前晚清稿酬制度的探讨较多、已成共识，但研究者很少关注早于文学稿酬制度建立而存在的新闻稿酬。《发生》著者经过细致的梳理，得出结论:“中国文学史上稿酬制度的初步建立是在20世纪初，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新闻稿、报刊社论及译稿先后较普遍施行稿酬制度，它们传播和普及了近现酬观念，特别是该时期的报馆引入分等计酬、按字计酬和对文字体例、期限等细则规定，形成了较明确而完善的现酬制度，为文学稿酬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样板。”［3］72这样的新见，令人信服。再如，前人对近代寓言研究成果已多，似乎很难推进。《发生》著者对晚清早期报载寓言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不断纠正了学界对晚清报载寓言的一些小问题上的偏颇认识，而且得出“寓言”作为文学体裁普遍指称产生于1870年代初，并得出报载在近代域外文学译介中起到两个主要作用:“一是媒介作用，报刊是域外文学介绍和传播的主要媒介;二是试验场作用，即国人将吸收的域外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新的文体形式等措诸笔端，形成稿件迅速被报刊刊发传播。”［3］246结论不偏不倚，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关于报刊与晚清散文的研究中目前确如《发生》著者所言:“谈及报刊与晚清散文的发展，言必称王韬之报章文体、梁启超之新文体已成为学界陈腔。”［3］8但报刊与晚清散文发展又是“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这样的论题难以回避的问题。《发生》著者另辟蹊径，对晚清报载游戏文章的萌发、兴起、演变的过程作了细致的研究，毫不夸张地说，《报刊与晚清散文的发展———以报载游戏文章为例》一章可作晚清报载游戏文章史来读，最后得出结论:“晚清报刊和游戏文章的结合是现代杂文的直接源头之一。”［3］340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总之，戛戛独造的创新意识和新见贯穿着《发生》全篇。#p#分页标题#e# 综合上述，《发生》以报刊媒介为视角，较全面地揭示了近代报刊在推动晚清文学演变中的作用及具体表现，是截止目前探讨报刊与晚清文学变革最全面的学术著作。该书体系阔大、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新见纷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一部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转型的厚重力作。《发生》的出版必将为方兴未艾的近代文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