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近代传统文化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1
本文主要就近代天津中西合璧建筑的背景、形式特点、设计方法等三个方面法来阐述近代建筑对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
中西合璧；天津；近代；融合；建筑环境设计
1天津近代建筑环境设计的背景
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由于九国租界在天津的设立，使其成为近代史中特殊的城市。此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留洋归来的建筑设计师，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首先，处于近代的天津建筑，正值国际建筑的发展。此时城市建设因租界也发生改变，英、法租界形成古典主义银行建筑风貌，法租界劝业场一带形成新的商业中心，自成体系的意租界成为住宅区等等。中西建筑风格杂糅直接影响近代天津形成独特建筑风貌。其次，在这一时期内，西方各国建筑还基本上都处在由传统向现代主义过渡的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古希腊建筑、古罗马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古典复兴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可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折中主义建筑等。中西建筑元素融合，是形成独特建筑风貌背景的关键原因。
2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融合的建筑形式及装饰特点
2.1近代建筑的主要形式
较短时期内各种类型、风格的西式建筑一起涌入天津，与以往的建筑形式互相交织到一起形成新的建筑风格，主要的建筑形式有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为主的建筑，不同历史时期样式的结合的建筑，异国传统建筑，中西合璧的建筑。
2.2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融合的建筑装饰特点
（1）建筑装饰以雕刻为主，简洁实用。
（2）延续西方建筑的简化、折中、抽象.
（3）中西方建筑装饰艺术的杂糅融合。
（4）本土文化受南北方各地习俗的影响。
3近代天津建筑环境的主要设计方法
3.1西式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有机结合
东莱银行是典型的欧洲折中主义与中式元素交融的作品。建筑顶层塔楼西式攒尖顶，将西洋尖顶与中国传统的圆锥形屋顶相结合。其建筑入口的柯林斯柱廊与中国方形回纹图案柱头相搭配，西式建筑的建筑风格中带有中式元素，装饰纹样十分丰富。
3.2西方建筑形式与传统本土建筑材料相结合
疙瘩楼是本土建筑材料与西方建筑风格融合的杰作。其建筑外壁采用琉缸砖，并因其斑驳凹凸得名，老百姓称之“疙瘩砖”或“过火砖”。建造师运用琉缸砖材质营造出肌理变化的建筑立面，达到了天津传统本土建筑材料与西方建筑风格的统一，在气氛上加强了西化建筑在当地的自然性与融合性。
3.3天津本土装饰元素在西方建筑在的运用
大清邮政津局是当时中国邮局的心脏。在建筑艺术史上，是西方建筑与天津传统砖雕石刻艺术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建筑外墙采用中国传统建材青砖砌造，配以美丽的砖雕花图案。窗户大部分采用弧形拱券，窗间搭配精美的砖雕纹样，并用传统的砖雕技术雕刻西方纹样，立柱采用罗马券柱式，使建筑显得连续而饱满。
4近代天津建筑环境设计对当代设计发展的启示
4.1近代建筑对现代建筑发展的有利之处
第一，有利于打造城市文化地标。中西杂糅式的建筑装饰手法在天津近代建筑中被充分表现。第二，影响城市建筑的装饰手法。“中西交融”与“中国本土建筑形态”的结合对建筑业产生了极大地启迪。
4.2近代建筑队现代建筑发展的弊端
第一，削弱城市建筑本土特征。天津的西方建筑形式，在给天津城市带来新风貌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建筑本土特征。第二，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运用。西化的文化模式会导致中西审美的趋同性。
4.3由近代天津建筑对现代建筑环境设计发展产生的建议
第一，注重本土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环境设计中的运用。带有地域特点的本土传统文化，是当今社会呼吁保护的。让中国更多地建筑在时展的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成为具有本土文化特点标签的象征。第二，沿袭城市发展脉络，保护城市特色。在进行现代建设的同时，也要保护好原城市独特风貌。用新技术新材料去修复老建筑，维护好城市建筑发展的脉络，对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具有重要意义。
5结束语
传承中国带有区域性的传统文化元素，使本土文化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沿袭城市发展脉络，对现代建筑环境设计设具有极大的意义。
作者：赵亚 钟意 单位：山东建筑大学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2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在“西学东渐”下得悄然变化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资产阶级经过革命、失败，再革命，再失败，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开始反思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与此同时，这时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为此时西学东渐的主流，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名家，诸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开始时，他们主要以报纸杂志为阵地，通过小说、杂文、评述等形式批判陈旧的传统文化，并撰文对比中西文化之优劣，通过不断的宣传，便使得接受西学的社会阶层进一步的扩大，如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对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介绍和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鲁迅的白话小说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宣扬等等。在这一阶段，西学东渐最大的贡献便是将马克思主义介绍进了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许多仁人志士看到了些许曙光，此后，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尽管封建纲常伦理观念还浓厚的存在着，但是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平等共和等思想文化越来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去糟粕，取精华
西学东渐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填补了许多中国文化原本没有的元素。自然科学中的声、光、化、电、医学等科学技术随着西学东渐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并且通过具有先进思想之国人的学习与研究，中国本地的近代科学也开始形成并且逐步发展。不仅如此，关于近代科学的分类也渐次趋向专门化，形成比较系统的领域。近代的中国随着西学东渐在发生着改变，新式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改变了中国古老的思想文化领域，新领域的开拓和新科学的建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结构。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3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对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无庸讳言，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现代压制传统的问题，本文想就古代文学研究教学中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古今之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哲学史家冯契曾说：“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1]这里的古今中西之争其实可以简化为古今之争。 因为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认为中西之分实际就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于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这个区分里面蕴含着价值判断，表现为“今”是先进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都陷在古今之争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大势就是以现代改造古代、解释古代的历史。 大体说来，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况且，现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因此，总结百年来这一学科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后的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迪。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来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过程的得失，值得我们审思。 现代我们熟知的学科分类，比如文学、史学、经济、法律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类，当然不会是这样，而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也与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传统的学校是私塾和书院，教授的主要是诗词歌赋和五经四书之类，侧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教育制度无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结果。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也就没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没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学问。虽然“文学”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然而五四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概念，却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截然不同。中国传统讲的是一种泛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论学，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 其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所谓学文，对力行而言。中国五四以来所采用的文学概念，是沿袭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与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开始的。1759年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才初步赋予“文学”一词以现代意义。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一文，标志现代意义“文学”的真正确立。当代美国学者米勒也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2]学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学”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构了，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逐渐建构起来了。这个建构的途径，就是采用“反向格义”，对传统文学里的诗文评和文苑传进行改造。所谓格义，是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为了便于理解，学者们拿本土的老庄思想来解释外来教义的一种方法。由此看来，格义只是一时权宜之计，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式微了。晚清五四以来，中国学人自觉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文本和思想，这种方法就是“反向格义”。[3] “反向格义”说穿了就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观念为依据解释中国的传统。 也就是说，通过“反向格义”，我们用西方近代的“文学”替换了传统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渐以抒情者衡文学，于是诗歌、小说、戏曲被视为文学，而史传、论文之类被排斥在文学之外，传统的泛文学观被改造成了狭隘的现代文学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根本性的转变？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史，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的文化谱系开始转变，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观念为核心重新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来自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新文学的成功，这些理论自然成了读书人的常识，它的欧洲血统反而被遗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国古代文学史逐步建构出来了。 二、“古为今用”，古代成了现代的奴婢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为核心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势必成了一堆没有灵魂的东西了。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成了论证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材料了。 为了服务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国古代文学被无情地阉割、改造、重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各自从古代文学里挑选适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深受启蒙运动影响，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语言上也要摆脱高雅的拉丁语，主张民族的日常用语。这一思潮对五四新文化人影响深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显著代表。此书极力为五四新文学张目，认为白话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渊源的；且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有价值的都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在胡适看来，白话的，通俗的，大众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兴》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历来被广泛称颂的古典作品，简直是难懂的诗迷，全无文学的价值。#p#分页标题#e# 五四之后出现的其他文学史虽没有胡著《白话文学史》这么明显的偏颇，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则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来，还有所谓的“整理国故”，这里的“国故”当然包括古代文学，那又该如何“整理”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关键就在“输入学理”，说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找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找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找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找出一个真价值来。”[4]在新潮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简直是一团漆黑，毫无价值。其实，“国故”一词已经给传统文化定了性了，表示这些都是老古董，没有生命力了。 对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胡适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配眼镜”。他认为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理论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镜，看问题会看得更清了。其潜台词无疑是说中国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视眼。然而，胡适给国人配的不是近视镜，而是各式各样的有色眼镜。比如他本人就学会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不但用它建构了中国第一部哲学史，还用它来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 然而，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古代势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样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派、反映论等等近代西方理论充斥着中国古代文学史。 所以，尽管胡适也强调要回到历史中去，“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小说还给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历史，然而，戴着各种有色眼镜看到的历史，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在整理国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适的意见：“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正宗，小说、戏曲都是玩物伤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6]国故被这样“整理”之后，它的灵魂必然变成近代西方的。 纵观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概而言之，为“五四”新文学服务，为时代的新思潮服务。不但自由主义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国以来，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古为今用”，即古代社会的一切思想资源都必须为当今社会服务。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古为今用”理应包含对话的意识，但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大多数人偏向于简单的理解，即单向的古代为现代服务，而不是双向的对话交流。 三、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出现的偏颇 这种以西方近论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为“五四”以来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务。时至今日，封建制度与文化断无复辟之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思路走，其偏颇之处日益显见。总结“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偏颇，大致如下： （一）一味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忽视了作家和作品的主体地位 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偏颇，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现代”彻底压制，被剥夺了发言权，“古代”于是变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现代”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阉割改造。对人文学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为现实服务当然有其道理，只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显得太过牵强，太着痕迹。 《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和《长生殿》在过去被称为五大名剧，尤其是《西厢记》和《琵琶记》，更被称为双璧，对明清的戏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变化，五大名剧变成了四大名剧，《琵琶记》被从中剔除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很简单，《西厢记》和《牡丹亭》可以解读为宣扬反封建的爱情作品，《桃花扇》和《长生殿》也可解读为爱情作品，其中还有现代读者可以接受的家国之思、兴亡之感。唯独《琵琶记》，它的内容是宣扬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不能和五四以来宣扬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学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挤出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学史上，我们赞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潜台词就是认为他们的作者具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级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反封建。然而，王实甫和汤显祖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们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思想吗？ 《西厢记》《牡丹亭》宣扬的是爱情吗？ 古人从没有这样解读过。现代所谓的爱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础之上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出现，封建社会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场合给青年男女去谈恋爱。于是，不少戏曲作品都不得不虚构一个后花园，让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爱。对于这样的叙述，当作庄生之寓言来解读是比较恰当的。然而，五四以来受过西学训练的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用反映论来解读，于是，他们在虚无的后花园里发现了“真实”的爱情。 总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读为“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做法，是现代人的发明，完全没有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合理性应当受到质疑。 （二）过分地强调斗争的层面，而忽略了和谐的层面 #p#分页标题#e# 中国传统的思路是强调和谐，比如阴阳这一对范畴，看似矛盾对立，但在落脚点上却是归于和谐。所谓阴阳和合，化成天地。对这一观念，张载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达：“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来我们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传统的思路全然抛却，开始用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了。于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成了充满斗争的历史。 比如，文学史上讲戏曲小说等叙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方面必讲矛盾冲突，好像离开矛盾冲突我们就无法讲文学了。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冲突的，他们一样能把《水浒传》《西厢记》和《三国演义》解读得生动传神。 再比如，文学史对明代诗文的流变一般都归结为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焦点集中在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竟陵派之间。好像复古派是反动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进步的一方。然而，人们想不到复古派却是提倡民歌，反对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导师李贽却是对八股文大加赞美的。这真叫人大跌眼镜。历史是复杂的，貌似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试图用分清敌我的斗争理论来厘清历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劳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读偶记》试图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种以理论强行剪裁历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三）机械硬套，简单比附，极力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 由于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是“以西释中”，即以近代西方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因此，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简单比附，必然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惯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他成了浪漫主义诗人。其实，古人自有一套话语评价他，如“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严羽《沧浪诗话》）然而，这一套话语被现代人视为笼统模糊，基本舍弃掉了。 李白诗多用神话，想象奇特，好像与浪漫主义诗歌颇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当然，我们不否认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审视李白，自然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但被遮蔽的东西同样很多。概括地说，这一做法把古人给现代化了，我们看到是一个西装革履的李太白。这无论是对李白还是对浪漫主义都是伤害。 现代学者的“以西释中”往往是把“相似”当作“相同”，荒诞可笑。黑猩猩和人类很相似，基因组图谱相同更在98%以上，难道会把黑猩猩当作人，好像没有人会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然而在更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中，类似的错误却比比皆是。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嘛，要尽可能让外国人看明白我们的古典文学。 然而，现实却让人难堪。有德国汉学家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平原，“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看我买的是什么，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我需要，理论我们自己有，眼光见识我们自己有，我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料。”[7]我们不是说要和国际接轨么，要和西方对话么，可西方的学者甚至汉学家连我们写的书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实，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为我们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对这一套东西，人家比我们熟悉，看你的书干什么？四、“古今对话”，构建古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依然处于“以西释中”的简单比附阶段。中华民族要复兴，绝对不仅是物质的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与更新。因此，我们要重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以中为主，融会中西，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其中“忠实的传承者”这一提法颇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继承”。其实，只有传承，才能谈得上弘扬和发展。而所谓传承，就要尊重古人，对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们应该逐步由“古为今用”转变到“古今对话”的思路上来。要按照历史的脉络理解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找材料为当代服务；要把古代文学当作源头活水，而不是把它对象化、工具化；要还古代文学以尊严，还古代作家以尊严，把他们当作有生命的对话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随意摆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该如何构建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觉，重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看法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8]这说明端正心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一种温情，充分了解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才可能增强文化转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二）逐渐摆脱“反向格义”即“以西释中”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不但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会误用和乱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国传统文论是如何评价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类不伦不类的说法就可以避免。 #p#分页标题#e# （三）古今对话，激活传统。这种作法不是回归，也不是复古，而是传统与现代相遇之后，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禅宗和宋明理学就是佛教思想与本土文明相互对话的结果。 （四）具体到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上，也应作适当的调整。较为空洞的文学史应该压缩，古代经典作品的比重应大大加强，引导学生直面古代经典，增加感性认识。另外，关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论的层面，最好对近代西方文学思想方面的关键词进行知识考古，梳理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了解它，这样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只有教师的观念转变了，对传统的理解加深了，对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进了，这才可能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形势下激活传统，最终形成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新局面。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4
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无疑是一种引进型的形式。在谋求富强的功利意识的指导下难免出现许多偏差，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来看，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强势的态度对中国文化进行排挤，最终的传统文化甚至到了被清理和筛选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所造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渗入到了当时社会形态的各个领域，包括西方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直接的接触、纷争与融合。在这段时期武术出现了两种形态表现：一种是以孙氏武学体系为代表的民间武术的自身整合与发展，它是在西方文化强势压迫下，传统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自己精华一面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另一种便是以中央国术馆的国术体系为代表的近代武术的转型，它是本土体育与西方体育交流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体育形态，可以说是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它是具有西方体育形式的本土体育。两种武术形态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及指导意义。
2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拳与道合
清末民初，外强凌入，叛乱四起，内忧外患的动荡社会为武术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土壤，民间秘密组织的发展，村社民团的成立，对武术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西方火器的传入，渐渐弱化了武术在军事战场的实用性。1900年的“庚子拳变”标志了在热兵器时代武术彻底的从战争被淘汰。此时盛行于民间的武术，摆脱了纵向秘密发展的束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发展，各门各派开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许多优秀的拳师“各家拳法兼而习之”形成了自己的武术体系，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孙禄堂的孙氏武学体系。孙禄堂先生自幼习武，天赋异禀，在深得太极、形意、八卦三拳的奥妙之后，深参诸子思想，继承前人的武学研究下，合三家为一家，曰：内家拳。结合自己一生的武术实践创立了武、道结合的武学体系，孙氏武学体系以《周易》《丹经》为理论依据，参以儒、释、道三家学说对武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把武术与传统哲学中的道相结合：万势起于“无极”而终于“一”，提出了武学的“三层道理”“，三层功夫”“，三层练法”。其中最高层次的“炼神还虚”，“洗髓”，“化劲”或是“金丹”都旨在“本良知良能面目，复还先天”，养一身之正气，也就是儒家孟子的“浩然之气”。通过意识和形体的练习，以完善人的品格，达到儒家所提出的“仁”的境界。而这种术与儒家修身哲学的融合确实能从中西文化交流中找到根源。在《形意拳学》自序中孙禄堂先生说到“然富强之道，在乎黎庶之振作，振作之主义在精神，若无精神则弱矣。人民弱，国何强？欲图国强，须使人民勿论何界，以体操之不可缺之一科。”这一段话中民强则国强的观点，来源于19世纪初的“国民主义”的思潮，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许多的先进份子已经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即国民是一个国家的有机构成分子，国民的强弱承载着国家的强弱。而以传统儒家修身哲学来增强国民精神又是当时“国学”“、国粹”在武术中的展现。庚子事变以后，顽固守旧派彻底瓦解，一度出现了“无人敢谈中学”的情景“，全盘西化”的论调猛然兴起，正如起初顽固派们提及的“变夏为夷”的忧虑一样，许多怀揣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们感到了中国文化生存的危机，他们在西方思维的影响下，不再是像顽固派那样固守传统文化，而是提倡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认为中西文化均有优劣，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对人民进行的奴隶教育的“伪儒”知识，而先秦诸家的思想和儒家修身哲学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特别是一战后西方各国出现的经济危机，让更多信奉西学的人都冷静了下来，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们为了资源和利益野蛮的进行争夺，丝毫没有文明可言。严复也尖锐地批评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而此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重情义、重和谐的思想正是西方物质文明所欠缺的。“以中国救西方”的思潮把儒家文化的修身育德，探求人的良知良能的人伦哲学推向了高潮。孙禄堂先生饱读各家之经典，深得诸家之思想，而最终把术与道合的道归于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文化交流下，传统修身文化顽强展现自己的外在表现，也是热衷与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们为求传统文化生存做出的努力。
3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近代武术的转型
虽然中西方文化在交流与磨合时期充满了坎坷，一度出现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现象，但文化的交流还是产生出了可喜的成果，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兼顾中西，相互融合，而又不同于中方，也不同于西方，却更适合时代的发展，这个过程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阶段，而以武术为主的传统体育也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走向转型，其结果便是运用西方体育来构建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体育”。近代武术出现了三次次序性的转型尝试，第一次尝试是1911年左右，马良创立的中华新武术，它的主要贡献是把门派众多，拳术繁杂的传统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等几个科目，又把摔跤纳入新武术，其主要形式是模仿德式体操，在当时北洋政府的助推下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开展。其次是具有民间性质的武术组织———精武会。其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它对武术的传播以套路演练为主，提倡包括民族舞蹈、音乐和西方体育及音乐等多元化文化形态。最后便是兴盛一时的中国国术馆的国术体系。1928年3月中央国术馆在南京成立，由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之江发起并担任馆长，以“发扬武术国粹，增进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训练师资，统一教学，研究改进，务求普及，以达明耻教战，强种救国之使命”为宗旨，成功总结并推行了包括马良新武术和精武会的成功经验，对民间武术进行整理改良，编排成统一教材，出版武术书籍及刊物，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习练与传播。在西方竞技体育的标杆下，推出了散手、短兵、长兵等最初的竞赛武术，并在1928年与1933年举行了两次国术考试，编排和实践了最早的武术竞赛规则，开设教授般、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学博通、文武兼修“为教学原则，教授了一大批技术全面的武术人才，其中大多都成为了近现代武术发展的中流砥柱。在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代表团以精湛的武艺震撼了西方世界，从而把武术推向了世界。中央国术馆国术体系，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渗透到体育范围中的杰出成果，与马良新武术和精武会相比，它是武术现代化转型相当成功的案例。马廉祯教授对国术体系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具有现代体育特征的民族体育体系”。虽然国术体系在民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确实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民族危机让每个稍有民族意识的人都感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国强兵，保家卫国是指导国术开展的重要原因，而这是完全与西方的体育相违背的。国术体系虽以体育的标准来改造，却不是以体育的形式来开展。
4对两种武术形态的评价
以孙氏武学体系为代表的传统武术，是民国时期武术大发展一个代表，它是传统文化延续的产物，也是武术与传统文化交流的结果，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在1968年的“”时期，全然不顾安危，上书力陈保留孙禄堂先生的《拳意述真》等武学著作，可见它浓厚的文化价值。对孙氏武学把实用性的武术归于修身的一种形式，许多人仍持质疑的态度，武术的实用性到底如何从庚子拳变已经体现出来，而且实用性的武术中并不能明确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重伦理，重道德的农业社会中，武术与传统思维，传统哲学的结合已成必然，从早期的苌氏武技中以初见端倪，只是这种结合要经过像苌乃周和孙禄堂这样的文人才能完成。从一种民间的“俗文化”到士大夫们趋之若鹜的“雅文化”，孙氏武技穿越了这条鸿沟，但这仍然只是个开始。以中央国术馆国术体系为代表的近代武术的转型，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体育文化形式，它借助了西方体育模式来组建本土体育结构，虽然这只是一次尝试，而且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问题，但依然对未来武术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5小结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5
“跨越性批判”是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比较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认识。跨越性批判在延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认识基础上，强调这种辩证批判的动态性和立场的传统性。从跨越性批判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文化观，不仅传承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同时通过对批判立场的转换回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的实践困境，开创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观;马克思方法论;跨越性批判;批判继承;文化自信
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较发现，马克思自称为辩证法的学术批判方法，其实质是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转换的动态性“跨越性批判”。从跨越性批判这一方法论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观，我们可以发现的传统文化观既是对“批判继承”原则之合理性内核的理论传承;同时，又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衔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确认，实现了批判继承的立场转换，从而回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之实践困境的学理原因，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
一、从破到立: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百年巨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侵扰。为摆脱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现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国人遍寻救国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包袱到时期的“四旧”，最后回归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变。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阶段。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武器，拉开了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开，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启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中体西用”实践失败的现实刺激，更有经严复结合中国现实需求而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潮的学理支撑。在进化论的思维范式下，空间意义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读为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国的没落也由此被用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过时性。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历史阻挡力量。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孔孟儒学则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基于此，留日归来的吴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口号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将批判孝道、鼓励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为改造旧社会、重塑国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对抗文化传承的历史惯性，胡适等人还曾提出废除汉语等全盘西化计划。实际上，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但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1］然而，李贽、戴震等人对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真伪或从儒学道统与政统的区分层面来进行的内部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乏思想启蒙意义，但其宗旨还在于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一旦把对儒学的批判纳入进化论框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只剩下存废与否的零和选择。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这一批判的深层逻辑，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力图通过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视作空间并存、各有优劣的文化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承续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艰难呵护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谓挣扎。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新儒家的原因吧，毕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中自沉湖底。正如严复译作《天演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先锋也面临着成长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冲突与逻辑困境。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企盼中国走向新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自尊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阶段论同时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实存性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认肯，也为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发，提出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然而，建国后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实践中沦为有批判无继承的全面“破四旧”运动。文化的时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观标识，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对象。不难想象，孔孟儒学、乃至孔府、孔庙本身在时期会有什么命运。改革开放后，面对长达八十余年的反传统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学界和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时间，诠释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蔚为壮观，并与新一轮的译介西学思潮颉颃并存。然而，真正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方法的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传统文化观。由此，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变。
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困境的方法论分析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此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辩证看待并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并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成为指导包括当下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何以在同样坚持“批判继承”原则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会走向“厚今薄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极端境地，以至于在实践中沦为形而上学的有批判无继承、只否定不肯定。最终一场波及全国的“破四旧”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瑰宝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让在曲阜座谈会上无法忘却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今天，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以便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传统文化，就不能简单将“批判继承”这一理论的辩证法实质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矛盾归因为当时的“左”的思潮等外在因素，而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分析传统文化观困境的内在学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继续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并推动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具体而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和内容:首先，从继承历史文化的必要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都需要了解和利用自身历史文化。正如恩格斯警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3］124从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那些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不懂中国历史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4］602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635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不断试错之后被选择的。因此，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历史，“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只有从自身历史文化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真正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从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决定了对待传统文化既要辩证看待，又要批判继承。一方面，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的。说，古代文化遗产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尊重并非颂古非今，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需要按照“人民性”这个标准来甄别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并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造以达到推陈出新，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辩证法精神。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本为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实践中滑向形而上学式的单向批判?正如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所说，哲学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领域之间捕捉到的，哲学通过永恒的奋力追求在张力中画出自己的人生。［5］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辩证法渊源有自。它不是从固有的立场对对象一分为二的解读，相反更像是一个“无知者”从对立双方的互相批判中获得自身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举例说明:1845年“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63因此，当我们从中国式“一分为二”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固然也反映了辩证法强调既否定又肯定这一特质，却忽略了西方语境中辩证法的动态立场。一旦我们以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和批判标准，运用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从逻辑上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文化遗产，总结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无非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规律，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适用或者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6］既然我们对规律有了正确的认知，传统文化就只剩下充当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素材佐证价值，而且往往是作为反面典型来使用的。令人唏嘘的是北京故宫和主张“抽象继承”传统文化的冯友兰就是作为反面教材才被“保护”下来的。实际上，抛开批判继承的立场固定缺陷，单从情感心理学和文化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继承”将批判作为逻辑在先，也无形中使继承蒙上了心理阴影。中国传统文化“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它通过“旧瓶装新酒”实现了文化的自然过渡或嫁接，不至于产生“橘生北国则为枳”的尴尬。当然，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特殊时期的偏差并不意味着原则本身不再有效，它只是说明该原则尚存在走向流弊的学理漏洞。因此，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来补充完善，而这本身也正是“批判继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观的理论传承与创新
文明的失序，总是从最细微处开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尝不是如此?［7］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甚至断裂，不仅造成乡愁和精神家园无处依顿，而且使道德虚无主义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利益驱使下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建设方案和具体规范，然而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甚至低于60分的“及格线”的调查结论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道德建设的实施力度和社会道德水平现状呈现极大反差的尴尬现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要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过分依赖理论的推演和舆论的宣传。正如恩格斯在总结西方思想启蒙进程中传统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3］118只有将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风尚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契人心并发挥实质性的规范作用。基于此，在党的十八大后专程到山东曲阜参观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意义的孔府，开宗明义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8］更在其后的论述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持文化自信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前提，并具体指出继承传统的方法路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意味着不仅自觉传承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今天，我们要自觉承担交代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任务，就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再认识，才能真正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创新，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以黑格尔为参照来完成的。这种以黑解马的解读模式不仅为区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强化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同时，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立，容易让人们误认为马克思是从固有的唯物史观立场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既否定又肯定的辩证批判，却忘了马克思用以批判的立场本身也是批判的产物。沿着这一逻辑，当我们顺利到达马克思主义之岸后，过河拆桥，黑格尔思想乃至其他学理资源自然没有任何继承的必要，甚至连批判也显得浪费时间。对此，恩格斯曾专门提醒，“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12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规律则需要从批判对象或具体的实践中去寻找，“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122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学术研究方法的比较发现，类似于康德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间不断位移中形成康德的理性批判体系，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和论述同样产生于不断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所产生的强烈的视差，柄谷行人把这种批判命名为“跨越性批判”。［9］柄谷行人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跨越性批判解读，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既不是基于某种安定的第三种立场对其他各种思想的分别批判，也不是对对立双方观点各取所需式简单综合;而是在后思想的接受中对前思想形成批判，同时用批判过了的前思想对后接受思想进行再批判。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质就在于马克思不仅是学成的，而且是学无止境的。从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建设自然不可能是历史虚无的全新建构，也不是无批判的历史复古。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精神进行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为了彰显新文化的先进性，而是在批判中完成新文化，也即所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则在于“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这种传承在先的传统文化观就从根本上承认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从学理上推翻了新文化运动和期间之所以反传统的逻辑前提。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马克思也曾在比较近代中印两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时的不同表现和命运时感叹，印度无为顺从的民族文化注定了它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则确保了中国人民必定会发起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让任何觊觎中国的列强无法像吞并印度一样把中国作为顺从的战利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曾强调传承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出于“革命性质决定了革命任务”这一判断，忽略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赖以扎根生长的民族文化土壤。根据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马克思如果在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应该会反过来从黑格尔的立场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完善。而这一点也一直是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耿耿于怀的:“(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127这里所说的“历史因素”自然也包括由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把文化自信作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本前提。
四、结语
正如所讲，“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0］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几经变迁，每个中华儿女渴望国富民强的爱国之心都是一样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核心理念。如果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确制定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从而使传统文化能够有幸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新一届领导人则在坚持和发扬批判继承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和根基，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主从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
作者：刘玲玲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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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统文化范文6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族整体主义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以家族利益为最高目标。在家族企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视为“一个小家族”，如果对“整体意识”加以改造和利用，保留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所强调的“爱人”思想也对企业管理有积极意义。“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学问必须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一方面要积极入世，既重视人生理想，也重视现实；另一方面是朴实无华的民族性格，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吃苦耐劳、勤奋的员工。同样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美德，在企业发展中需要员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不断在自我追寻和发挥价值中促进企业的繁荣。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仁义”含义除了生生不息、伦理道德之外，还有制度的意思。通常所说的“仁政”就反映了这一点。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早就提出“儒商”的理想人格追求：智慧与道德相交融，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相统一，在商业活动中坚持“守信与重义”上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就渗透到各个领域并被灵活运用，到近代乃至现代，中国商人一直深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讲究以义取利，合义取利，义利并举，不赚不义之财。企业发展中积极吸取这些精髓促进企业科学管理。
二、中国企业文化的内容
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算起，中国企业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中国企业文化冲突现象大量存在，没有形成稳定的模式。但是在民族文化、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伦理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
1.实业报国、服务社会的理念。
近代知名企业家范旭东和侯德榜创办经营的六大精盐长、永利制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构成的企业集团，坚持并公布了这一理念，使得当时很多企业受到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理念更是让很多企业以及员工极其具有社会责任感，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2.艰苦奋斗、勇争一流的精神。
辽宁朝阳重型机器厂鼓励员工争行业第一，倡导“唯旗是夺”的最佳精神。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力。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企业文化理念逐渐被一些激励机制所取代，为了更好的争第一，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就需要站在员工的角度考虑，员工生活中最需要什么，怎么才可以实现？而这些只需要告诉他工作勤奋、努力发挥个人最大的价值，提高业绩那么你就将得到丰厚的回报，让你个人价值最大化，让你的家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世界五百强企业华为就是在管理中把艰苦奋斗、永争第一的精神通过实实在在的激励机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企业神话。
3.讲人和、重亲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细数中国历来知名企业，大凡有成就的都秉性“人和”“亲和”的理念此外中国企业也重视人才、讲究用人之道和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等优秀文化。这种文化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慢慢演变为对员工的人和、亲和，因为只有员工感受到企业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关爱与温暖，他才能够把这种正能量传递给服务对象，从而使企业收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员工必须要热情饱满极度热情的服务客户，只有自己工作的热情被激发才能发自内心的服务工作。海底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4.善于容纳百川巨流的传统。
中华民族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文化，首先容纳了各民族的文化。民族融合汇聚成多种文化的国家，在企业文化中更是每个企业吸收采纳适合自己发展的文化。
三、企业文化中的缺陷
任何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缺陷，而这些缺陷同样也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下的，例如我们国家的企业文化中情感性太强，凡事讲面子，缺乏理性；同时伦理性强，往往用亲疏关系替代规范，不讲求统一标准，管理中具有随意性。求稳性强，缺乏变革精神；政治性强，容易把政治与经济准则相混淆；社会性强，容易把社会职能与企业职能相混淆；追求虚假业绩等等。这些缺陷都是在企业管理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也是企业发展中不断纠正的问题。想要使得企业在传统文化的跟根基下快速发展，就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从而推动企业发展。
四、对于中国企业文化的思考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7
关键词：包豪斯设计理念;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借鉴;人文关怀;中国特色
引言
包豪斯是20世纪最为著名、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学院，它改变了现代设计理念的格局，对于中国建筑设计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作为现代设计的摇篮，包豪斯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校，它很好地解决了艺术与设计的关系问题，为后来的工业发展以及建筑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近代建筑受近代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变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包豪斯理念在中国的风行给中国近代建筑史留下了别样的风采，而包豪斯传达出的设计理念也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将时间限定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时期、1902年到清末的新政时期、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的民国初期以及成立之后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国传统建筑入手认识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分析包豪斯理念对于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启发和影响。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受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影响研究RESEARCHOFTHECHINESEMODERNARCHITECTURALDESIGNWHICHISINFLUENCEDBYTHECONCEPTOFBAUHAUSDESIGN
一、包豪斯设计理念
（一）包豪斯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历程
包豪斯于1919年成立，1933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最终解散，可以说政治、经济、社会对包豪斯的影响深远。由于生存在动荡的年代，包豪斯的改革理想产生了多样的变化，同时内忧外患使得它不断变迁地址，理念上也不断地跟着发生改变。1.第一阶段（1919—1925年）魏玛时期：由格罗皮乌斯任校长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崇高理想，包豪斯在此阶段开始了一段理性的、带有构成主义色彩的科学探索。2.第二阶段（1925—1932年）德绍时期：迫于财政压力，包豪斯在德国德绍得以重建，并进行教学调整，以适应工业界的需求。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了包豪斯校长的职务，由瑞士建筑师汉内斯·梅耶（HANNSMEYER）继任。包豪斯在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建筑师的带领下，将包豪斯原本的艺术激进逐渐扩大到了政治方面。最后梅耶也于1930年辞职离任，由密斯·凡·德·罗继任。密斯·凡·德·罗虽然竭尽全力维持着学校的运转，但是由于来自纳粹势力的压力，终于包豪斯在1932年10月纳粹党占据德绍后被迫关闭了。3.第三阶段（1932-1933年）柏林时期：密斯·凡·德·罗将学校迁移至柏林的一座废弃的电话制造厂中，试图将学院作为一所私人机构维持下午去，但是随着希特勒的纳粹政府上台，包豪斯的理念无法与之融合共存，密斯终于于该年8月宣布包豪斯永久性关闭。1933年的11月包豪斯被封闭，历时14年的包豪斯宣告瓦解。
（二）包豪斯的设计教育观念
1.包豪斯的原则：艺术虽然超越了一切方法，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它自身是不能被传授的，但是技术可以被人传授而掌握，所以要坚持艺术和技术的统一。其次设计的目的应该是人，而不是单纯的产品，艺术设计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一味强调工艺的作用。最后设计的进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原则，否则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设计。2.包豪斯的核心观点的内容及含义：艺术与技术的统一是包豪斯的核心观点，有第三个基本要点：一是要把艺术家和传统手工艺工匠结合在一起；二是要把美术和工业化大生产结合在一起；三是要让设计变得更加大众化，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地为少数贵族服务。包豪斯提倡简洁，这样更便于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
（三）对于包豪斯的定位、局限性和评价
包豪斯不是一种风格，也不是一种流派[14].这一点在格罗皮乌斯的文章《新建筑与包豪斯》中有明确说明。总的来说，包豪斯应该是一种观念，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如何发展的艺术设计的观念，当然这种观念需要继续发展，继续完善。包豪斯对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巨大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包豪斯风格是一种国际主义的风格，是一种工业发展的产物，是对于传统工艺的一种颠覆。但是由于他没能很好地注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他过分讲究建筑的功能性和实用性以及产品的经济效益，以至于导致了工具理性主义在建筑领域的泛滥。一些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建筑遭到破坏，一些极具特色的人文建筑逐步被瓦解，到处都是包豪斯建筑样式的几何方块。可以说包豪斯带给人们方便和经济效益，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一些本应该存在并发展下去的城市地方特色主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国在吸收包豪斯理念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本国的建筑特色，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思想也受着功能主义泛滥的影响在悄悄改变。我们应该要深刻思考这个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国情的关系以及中国艺术设计界对于包豪斯研究的不足，势必存在中国对于包豪斯的负面评论，但是大多负面评论都是针对包豪斯理念中的国际主义风格的。田自秉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对包豪斯国际主义风格中缺乏人性化与情感设计的机械主义风格作为包豪斯的主要缺陷而单独列出。在如今日星月异的单位产品的复制年代，建筑的复制必然导致文化和思想的单一性，阻碍了民族多样性的发展，更限制了艺术多样性的延伸。
二、中国近代建筑设计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问题及发展过程
1840年作为近代建筑史的起点，对于终点，为了更好地了解包豪斯与中国近代建筑的关系，将近代史的终点截止到1977年。从1864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到1900年清廷改革（建筑事业肇始）到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建筑界第一次实践期开始）最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筑界第二次实践期开始）。
（二）中国近代重要建筑作品
根据建筑作品来说，中国近代建筑大致有两种类型：延续型和影响型。一种是承袭中国传统建筑的模型，如图1、2，而另外一种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如图3、4。西方外来建筑对本土建筑的冲击、融合与交叉使中国现代建筑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依据创作主体的不同，中国现代建筑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近代国外建筑师在中国创作的作品，另一类是近代中国建筑师的创作作品。目前，国内外学者根据各自国家的需要，对建筑的研究重点也有所不同，较突出的有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对日本建筑在中国建筑的研究以及华纳对德国建筑在中国的研究。在中国方面较突出的是张复合对北京许多重要建筑的研究以及刘凡对南京中山陵的设计竞赛和建造过程的研究。
（三）Artdeco风格在中国的兴起
ArtDeco风潮在上海的兴起充分体现了西方建筑对中国建筑的深刻影响。1923年的汇丰银行大、1929年的沙逊大厦如图5是上海最早的ArtDeco风格的高层建筑，这些建筑用几何图形代替了繁复的装饰，线条开始变得简练，但是也有类似古典建筑的一些特征。上海的沙逊大厦、国际饭店、锦江饭店以及衡山路上的很多高级公寓就是“ArtDeco”的典型代表。这种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古典主义，同时也借鉴了工业革命时期兴起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可以说ArtDeco风格是古典主义到包豪斯理念的一个过渡，它体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新的高度。
（四）中国近代建筑思想
19世纪70到80年代，早期改良派就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要坚决反对顽固守旧并鼓励人们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19世纪末，守旧派和激进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守旧派认为西学的传入对本土的发展没有好处，坚决的反对向西方学习，但是激进派则认为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的制度。张之洞所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严复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体用是就一物而说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于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建筑师开始效仿西方建筑的设计造型，但是在“民族主义”和“中国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建筑师们没有单纯地模范西方建筑，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和西方建筑进行融合，尝试将西方建筑本土化。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逐渐融入到中国近代建筑设计中，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要属包豪斯理念了。它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使中国的近代建筑也逐渐地朝这方向发展，很多适应于工业化社会需求的建筑拔地而起。
三、包豪斯对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影响
（一）包豪斯和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历史渊源
“包豪斯与中国设计界的关系非常独特，因为它已不是包豪斯在中国的简单移植，而是演变成中国设计界在20世纪追求提高生活质量和设计水平的自觉努力。”——中国文联副主席、清华美院名誉院长冯远。[11]在时间上来看，中国近代建筑始于1840年，而包豪斯思想的产生是在19世纪末，在1919年包豪斯学校的成立之后才正式地被校长格罗皮乌斯提出来。但实际上在包豪斯流传到中国之前，中德两国之间就已经有了交流历史，可以说有200年的时间之长。明末清初之际，德国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就将很多东西方的科技知识传入中国，如《大统历》《侧日说》《几何要法》可知。之后德国的传教士编纂了最初的汉德字典，更加推动了中德的文化交流。其后更多的哲学家和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和著作表达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20世纪中叶，中德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东亚博物学会和民俗学会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后去的留学生也日益增多，他们在包豪斯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突出的主要有陈之佛、庞薰琴、雷圭元和郑可等，他们回国之后很好地实践了工艺美术的创作，为中国近代建筑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基石。此后，包豪斯理念被逐渐介绍到中国各大艺术院校中，教育体系的传播使得中国的建筑设计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包豪斯之核心观点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包豪斯的引入逐渐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中国的传统理念是“天人合一”，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的艺术设计没有很好地处理传统理念与包豪斯理念的关系，以至于随着近代建筑的日益发展，设计师们开始盲目的追求现代主风格，而忽略了传统设计的发展和融合问题。包豪斯理念传入中国，可以说给中国建筑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建筑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1.积极指引：包豪斯先进的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设计理念给予了闭塞1“承续型”之贵阳北天主堂图2“承续型”之广东开平碉楼图3“影响型”之青岛火车站图4“影响型”之哈尔滨江畔餐厅图图5沙逊大厦的近代中国强有力的一击。在一定程度上，包豪斯设计理念使中国工业化时期的设计符合大工业化的需求，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中国紧跟上了历史发展的潮流。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逐渐展开了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建筑逐渐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此阶段的中国的历史道路非常崎岖。紧随其后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民积极建设计划也逐步启动，建筑事业也日益步上正轨。包豪斯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活跃了中国近代建筑思想和活动，使得中国近代建筑逐渐摆脱狭隘和闭塞，而开始走向开放和兼容。其“艺术与手工艺相结合”的理念顺应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消极影响（1）被冲淡的人文主义：设计本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设计作品应该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关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同志特别强调，要贯彻“以人为主，物为人用”的原则。但是包豪斯理念过于强调功能主义，而忽略了最基本的人本主义。中国传统主义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古到今，中国一直承袭着这种思想，可以说这种思想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自然主义，很多的生活用品或艺术作品都离不开自然主义。它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代表的是中国的独特的人文魅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成就。然而在包豪斯的影响下，人本主义似乎渐渐被冲淡，全世界的建筑趋于统一，个别的独特文化建筑形式没有很好地被保留下来。包豪斯强调艺术和工艺的结合，工艺即是结构和功能综合运用，如此说来功能就是美，因此自然主义的美反而被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功能主义。（2）艺术设计教育的模式化：包豪斯理念的传入使得中国艺术教育部的意识形态教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艺术设计的教学仿佛被蒙上了特定的结构模式，课程确实更加规范和全面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束缚了学生的艺术发挥。一方面模式化的好处是使得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大纲更加规范全面有效，使学生和老师的考核有了一定的标准制度，给公司人员入职提供了一定的评价体系。对于整个设计教育的大环境来说是有成效的，便于统一化的管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模式化也有其缺陷。这不仅束缚了学生的思维还扼制了创意的产生。设计教育教学走入范式化和程式化并不利于创新设计的产生。学生和老师再这样的模式系统下很容易走入死胡同，这也许是人才的损失和浪费。因为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被范式化和程式化的，而艺术设计中必然含有艺术的成分，艺术和设计本就是不分家的，设计又是超出美学的，所以艺术设计同样也不能被完全地模式化。（3）传统活力和人文关怀的遗失：包豪斯的诞生就是为了要适应日益发展起来的工业化社会，它强调现代文明设计，漠视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认为传统是阻碍建筑设计发展的不利因素，一味鼓励设计师们摒弃传统，重视设计的功能性和实用性。但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没有文化传统特色的积淀和借鉴，建筑设计是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的。丢失传统文化的建筑缺乏其应有的活力和人文关怀。中国艺术设计历史悠久，虽然主要是通过手工业的规模发展起来的，但是期间的各种艺术作品无一不体现着中华民族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性元素的存在才能让设计大放光彩，而没有人文关怀和民族特色的建筑设计终究是冰冷的和活力缺失的。
四、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现代主义之路
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书与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大变革是其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中国近代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现代主义建筑一些批判性的思考，是现代主义建筑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它强调功能主义，提倡“形式服从功能”；它强调新技术的应用;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观点，并不提倡兼收并蓄的复古思潮和繁复的装饰;空间应结合环境进行合理组合。那么要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现代建筑设计呢？1.承认本国传统文化优势、重视人文价值：我们应该要主动看到中国传统特色建筑的优势，继续挖掘传统的精华，将之合理地运用在中国现在建筑设计中。中国的现代建筑设计的发展显然不能也不应该离开传统文化的字样，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要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它。“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此观点由国际著名设计大师乔治·亚罗提出。我们在进行现代设计的同时，要善于发现中国文化的内涵，加深对中国文化多元化组合的理解，以便更好地创作出有传统文化内涵同时又符合现代化主义的好作品。2.结合包豪斯设计理念和中国国情：首先要继承包豪斯理念的精华部分，继续保留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优点，同时也要会晤到包豪斯理念给中国建筑带来的消极的一面。要在中国建筑设计汇总糅合进包豪斯的精华部分，并加之以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其次要让设计更人性化，逐渐以人的需要作为服务宗旨；将传统建筑元素和现代艺术风格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依旧坚持科学性和艺术的融合；坚持结合中国国情，同时要富有创意和激情，这样才能做出好的建筑设计。
五、结论
近代传统文化范文8
【关键词】京剧；小学音乐课堂；深层意义
引言
我国的新课程改革一直提倡教育创新，但对于创新的定义却很模糊。其实，教育的创新并不仅限于外来知识文化上的创新，更应该将我们逐渐被遗忘的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为课堂教学注入真正的新鲜活力。而“京剧进课堂”正是教育创新这一目标的具体表现。
一、京剧走进小学音乐课堂的教育意义
（一）丰富小学音乐的课堂内容
在传统的小学音乐教学中，一般以教师范唱、学生模仿、知识创编为主；教学内容也多为儿童民谣或发声训练等单一教材，这使得课堂气氛变得异常枯燥，极大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效率。而将京剧引入课堂，能有效缓解这一尴尬的局面。京剧包含“唱、念、做、打”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曲目也极为丰富，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多样化，也能让学生在赏析的过程中对京剧产生浓厚兴趣，激发其学习热情。如在京剧的基础知识学习中，教师可以给学生介绍脸谱，通过对红脸、白脸、黑脸等各具特色的脸谱进行图片或实物展示，能够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使学生产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1]，让师生在寓教于乐中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
（二）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
京剧是我国近代传统文化戏剧的代表，也是对多种艺术文化的集中体现，其内容包括了音乐、舞蹈、历史、美术、文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特点。将京剧引入小学音乐课堂，教师可从多角度对京剧知识进行传授，使学生在学习京剧的过程中，对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有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同时，学生在对京剧产生兴趣后，还会主动对相关知识进行深入探究，如此一来，学生的艺术文化素养就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巨大的提升，实现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例如，在给学生们欣赏著名曲目《空城计》时，他们不仅要对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学完后也对《三国演义》这一文学作品产生阅读兴趣，这对历史、语文等学科的学习也有着很大的益处。
（三）塑造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对于任何学科来说，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都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关系到教师的教学效率，也涉及到学生的学习质量，而“京剧进课堂”对塑造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京剧属于舞台艺术，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进行频繁的师生互动或学生间互动，这很好的锻炼了学生自主钻研的习惯，又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使学生在活跃的课堂氛围下学习，教学质量自然也会得到提升；其次，京剧学习属于比较新颖的教学内容，学生受好奇心驱使，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在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进行教学，学生很容易就能投入到学习中来，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养成专注学习的好习惯，对以后各科目的学习也有着有很大帮助。
二、京剧走进小学音乐课堂的社会意义
（一）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西方文化受到大多数人的推崇，传统文化却遭到了“冷遇”。为“挽救”我国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传统文化元素已是迫在眉睫，而京剧走进小学音乐课堂则是传统文化教育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形式。京剧是传统文化的具现，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其中很多经典曲目不仅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记录，也表达了我国传统思想道德观念。学生在学习京剧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由好奇逐渐转变成热爱与认同，使学生从幼年阶段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这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广是十分有利的。如在教授《铡美案》这一课，我对“抛妻灭子”这一违背道德与法律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同时也揭露了陈世美为名利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给学生树立罪恶行为终将得到严惩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观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二）激发学生们的爱国情怀
课堂注入京剧活力，不仅具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更能够激发学生们的爱国情怀。首先，京剧中的很多曲目均以赞美民族英雄、颂扬民族大义为题材，如京剧唱段《满江红》《文天祥》《抗金兵》等，这些题材中表达的民族大义，能够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对于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大帮助；其次，在解放后涌现的许多现代京剧曲目，如《梦回疆场》《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迎来春色换人间》等，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的近代战争或历史事件为题材，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人物进行了赞美，片段中的历史事件显得尤为真实，现代题材也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共鸣，使学生在学习京剧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三）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目前，我国教育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发展还比较薄弱，对传统文化的教学也渐入瓶颈。很多家长将传统文化的学习理解为练练毛笔字、背背古诗词等简单记忆或技能学习，这样就很难使学生真正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乐趣，甚至有可能产生反作用。而京剧的学习则不同，一方面，京剧学习以正规音乐课教学为形式，在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上与兴趣爱好的学习有较大的差距，在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上能够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2]；另一方面，日常的课堂教学方式也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不会占用过多的课余时间，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能够逐渐深入、循序渐进，这对于教学效果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帮助。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有了更高的接受度，传统文化也就能够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从而在基础教育中得到真正普及，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希望的源泉。而京剧走进小学音乐课堂，则正是这一系列目标的典型突破与创新发展。
三、结语
总的来说，京剧作为国粹，其文化底蕴是其他学科和娱乐活动所无法媲美的。京剧走进课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体验京剧的美，更是一种传承、一种认知，是单一的美育走向全面素质教育的一种试验，是学生通向另一个精神世界的钥匙。这一举措不管从教育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讲，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种打破思维定式的教育创新行为也对今后小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潘文俊.万紫千红总是春——从“京剧进课堂”浅谈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戏曲教育[J].新课程(上),2016(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