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史范例

会刊的宗旨是刊载从古到今整个科学哲学史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研究性论文，还有哲学事件、哲学人物、书评等。会刊的目标是希望科学哲学家通过对科学哲学史的思考与审视，揭示与我们关于世界和人性的知识增长相关的主流问题，包括认识论、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伦理等问题。无庸置疑，科学哲学史学会的成立为深化科学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也是科学哲学史研究正式纳入学术视域的典型标志之一。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年鉴的连续出版。自1993年以来，维也纳学派研究院每年出版一本研究维也纳学派学术思想的年鉴，至今出版的16卷分别是：《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Vol.1，1993）、《规范、价值与社会》（Vol.2，1994）、《基本争论》（Vol.3，1995）、《百科全书与乌托邦》（Vol.4，1996）、《博弈论、经验和合理性》（Vol.5，1998）、《塔尔斯基与维也纳学派》（Vol.6，1999）、《关于量子力学的认识论和实验视角》（Vol.7，2000）、《冯•诺意曼与量子力学基础》（Vol.8，2001）、《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Vol.9，2002）、《维也纳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Vol.10,2003）、《不同学科中的归纳与演绎》（Vol.11，2004）、《剑桥与维也纳》（Vol.12，2006）、《纽拉特的语境中的经济学》（Vol.13，2007）、《维也纳学派在北欧》（Vol.14，2010）、《韦斯曼：因果性与逻辑实证主义》（Vol.15，2011）、《卡尔纳普与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Vol.16，2012）。

维也纳学派研究院的宗旨是，致力于促进关于维也纳学派传统中的科学与哲学进步，也关注社会语境中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跨学科研究，重点讨论哲学、逻辑、经验研究和语言分析等问题。年鉴由会议论文汇编而成。在16卷年鉴中，与科学哲学史研究最相关的是第1卷和第9卷。第1卷《科学哲学：起源与发展》主要是围绕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展开的研究；第9卷《科学哲学史：新的趋势与视角》长达440页，收集的论文主要是从历史的视角聚焦了从古到今的面向科学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及其相关论题的深入探讨。

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ScienceStud-ies，下文简称SS）的整合与转向。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为核心的SS研究者在集中出版了大量阐述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文章与论著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也与科学哲学家一样，开始反思他们研究的历史发展，并希望通过历史反思，放弃强纲领，寻找新的出路或转向，其中值得注意的两种转向是：

其一，主张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简称HPS）研究转向跨学科的SS研究。他们倡导这种转向的理由有四：（1）在他们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家提倡把科学哲学研究坚定地建立在对科学史和当代科学实践的理解之基础上，但却对这种联盟的本性没有统一的认识，从而使哲学分析卷入“真”科学的做法事实上已经变革了哲学实践，导致了对下列问题的质疑：科学的统一性是否可能？科学是否体现了哲学家所预期的能够进行“重构”的合理内核？（2）当科学哲学家退回到各门学科的实践中时，滋生了对使科学的哲学研究的自然化战略；（3）当科学哲学家以更一般的术语对哲学分析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企图最终取代关于科学的唯一性、统一性和合理性等哲学信念时，尽管共享了需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的观点，但却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派别；（4）当哲学家反对社会学家的挑战形式，而社会学家坚持他们的反哲学态度时，有一种趋势是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科学哲学家从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吸取合理因素，产生了使科学的哲学研究自然化的兴趣，社会学家则放弃了极端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基础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揭示科学事业的多维度的复杂性，需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共同探索形成SS研究（sciencestudiesre-search）的跨学科纲领，用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术语理解科学，并在这种多学科的交界处，重铸需要分析的问题与范畴，从而完成从HPS向跨学科的SS研究的转向。

其二，主张从跨学科的SS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是对皮克林（AndrewPickering）出版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一书的回应，也是对劳斯（JosephRouse）观点的一种响应，同时，还是基于历史性反思对SS不同进路的整合，其目标是摆脱过分依赖于社会学的知识观的束缚，把科学当作一种论域与文化现象来研究。虽然他们在什么是“语境论”、“话语”、“文化”和“实践”这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上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认为，抛弃科学知识的统一性的信念，放弃基础主义，最终把认识的、政治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等维度混合起来整合到科学文化当中，研究科学家工作的技术细节，是SS研究的未来方向。

2001年，劳斯把上面的两种转向统一起来，统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其目标定位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将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等多学科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认为科学实践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有意义的模式，强调在“科学文化”中定位文化研究，并指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既不是对科学的结果作出说明和理解，也不回答科学是什么的传统问题，而是对科学实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与反思。SS研究者的这些工作虽然不是对科学哲学史的直接研究，但是，他们在探索SS的未来研究方向时离不开对科学哲学史的考察，因此，他们关于SS的转向研究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促进了科学哲学史的研究。

作者：陈鸿儒 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

在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心目中，逻辑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体尊用广。［1］1028可想而知，弄清楚严复的逻辑思想，对于把握其整个思想体系极为必要。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严复在1908年所译述的《名学浅说》重视不够，遂产生了一些对于严复逻辑思想的误解，也影响了对于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把握，比如，本杰明•史华兹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仅仅把严译《穆勒名学》视作“严复综合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2］127甚至认为严复“译《名学浅说》的目的是以它作为对穆勒基本观点的扼要概述”，［2］128从而判断其思想倾向。实际上，关于《名学浅说》的内容，严复自己有很明确的交代：该书“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最终目的在“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1］265-266与严复以前的逻辑思想相比，该书在西方逻辑学、中西逻辑学说比较、运用西方逻辑学对于中国旧学的批判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探讨，从而构成了严复后期的逻辑思想。这在研究严复逻辑思想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时都是不可不注意的。因而，笔者拟从西方逻辑学这个方面比较严复前后期逻辑思想上的变化，并试图引申出一些结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对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基者的看法

在研究严复逻辑思想时，严复如下这句话常被引到：“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1］29而严复在《名学浅说》中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却不见有人提及。在该书中，他指出：“以新学发起之功，归诸培根，立成妄说。必若言之，无宁指前之罗哲尔，勿指后之佛兰硕可耳。”［3］66“后之佛兰硕”即他以前所说的“柏庚氏”，即写《新工具》的FrancisBacon（1561-1626年）。“前之罗哲尔”即RogerBacon（1214-1292年）。他甚至说，以FrancisBacon为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基者的看法是“不考事实”的。［3］66也就是说，人们常引的上述那句话后来是被严复看作违背事实的。在《名学浅说》中，严复用了两节来论述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基者是前者而非后者的新看法。其基本理由是，RogerBacon“倡言穷理斯从实测（即观察、实验——笔者注）”，并且，用这种方法收获颇多，虽然一时“于学界，尚无转移大力”，但后来伽利略用他所倡导的方法，推翻了许多旧说，从那以后，“虽累经挫折，而实测之术终大用”；而FrancisBacon的基本理论主张虽然正确，但他不仅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于物理无所发明”，而且对于别人“用内籀术所得新知”，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吉尔伯特对磁石之间吸引力的研究，居然不能明白从而加以接受。［3］65-66《名学浅说》中的上述观点与W.C.丹皮尔著的《科学史》（初版于1929年）中关于RogerBacon和FrancisBacon的基本观点惊人的一致。丹皮尔也指出，RogerBacon“清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4］146“是实验时代的真正先锋”［4］150；而FrancisBacon虽然是“首先考虑归纳科学的哲学根据的人”，但“自己在实验领域中，对于认识自然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或成功的贡献”，而且，除波义耳外，“对于实际从事实验科学的人似乎没有影响，或很少有什么影响”。他甚至指出，科学的进步很少是用纯粹的FrancisBacon的方法去完成的。［4］191-192显然，严复后期关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奠基者是RogerBacon而不是FrancisBacon的看法，说明他开始更紧密地结合科学史来探讨西方逻辑学，也提示我们，他在《名学浅说》中并不会拘泥于自己以前的看法，而是试图使自己的逻辑思想更明确、更融贯、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术语“内籀”、“外籀”的使用情况

本来，严复都是用“内籀”来指称从个别性例证到一般性原理的推理，关于“外籀”，则认为其内涵是从一般性原理到个别性论断的推理，外延仅仅包括三段论。但在《名学浅说》中，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情况实际上发生了变化。该书对于“外籀”内涵的理解虽然没有变化，但在外延上却扩大了。在此时的严复看来，“外籀”不仅包括“连珠”（即三段论），而且包括“有待之词”（即假言命题）与“直叙词头”（即直言命题）组成的“连珠”（即假言推理）和“析取连珠”（即选言推理）。［3］58，60后面两者中，假言推理还可以转换为三段论，但选言推理“亦论辨中所常用，而为古名家所未深论者。直至挽近，而后大明”，［3］59它所应遵守的规则不是三段论的规则，而且“即其形式，亦不相似”。［3］60而“内籀”则被用来指称包括如下四层功夫的科学方法：第一层是“捃集有关系之事实，用观察法”，第二层是“造立‘希卜梯西’（即假说——笔者注），用臆度法”，第三层是“以连珠等术，推较所臆度者，用外籀术”，第四层是“多用实事以较勘所立之例，用印证法”。［3］69从严复以前使用译名的情况来看，这种科学方法与《穆勒名学》中提到的“始于内籀之实测”、“继用联珠之推勘”、“终以实行之印证”的“非纯用外籀”及“外籀之术”比较相似，［1］1053当然也有重大的不同：其一是多了第二层，其二是第三层是“以连珠等术”，而不只是“用联珠之推勘”。这种包括四层功夫的科学方法，我们今天比较习惯用“假说演绎法”（MethodofHypotheticalDe-duction）来称呼它。关于假说演绎法，陈波认为：“这中间既有归纳性成分，又有演绎性因素，但从整体上来说，假说演绎法是扩展性推理或论证，属于广义归纳的范围。”［5］可见，严复在《名学浅说》中这样使用“内籀”一词，显然是进行了重订译名的工作，在他看来，用“内籀”指称上述科学方法比用“外籀之术”更为合理。

在严复逻辑思想研究中，人们常常会关注严复对于归纳和演绎之间关系的理解，乃至讨论严复是否是“全归纳派”或“归纳主义”的迷信者。从严复前后对“内籀”、“外籀”的使用情况以及一些议论来看，一般而言，严复并不轻视演绎的作用，但在对于科学发现的作用上，严复前期确实对于归纳推理极其推崇，而对于演绎推理则没有给予它一个应有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典型的例证是《穆勒名学》中如下按语：“穷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会通之词，无专指者。惟其所会通愈广，则其例亦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条寻枝，循枝赴干，汇归万派，萃于一源；至于一源，大道乃见。道通为一，此之谓也。更以形数之学明之。今设云‘甲乙丙三角形，乙为直角，则甲丙方必等于甲乙、乙丙二方之和’。此专指一形，最狭之词也。次云‘勾股形之弦自乘等于勾股两自乘之和’，则较广矣。三云‘三角形一边之方，与余二边之方，相待有定率本三角术’，则愈广矣。设又云‘直线形求边方，皆可以三角术御之’。此则所冒弥广，为形学最公之词。”［1］1042这也就是说，科学发现是沿着普遍性越来越大的方向上升，这个过程是用归纳推理（“会通”）来进行的。这段议论所持的正是归纳主义的立场。不过，在《名学浅说》中，严复所重的“内籀”已经是假说演绎法，他很重视假说的作用，注意到了科学发展中几种假说相互竞争的情形、理论检验的复杂性，给了演绎推理在科学发现中相当的地位，确乎已不是归纳主义的立场。#p#分页标题#e#

一、近代化学教育变迁研究

曾琦的《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教育回顾》将化学教育放入科学教育的视野，把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划分为8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过渡阶段、学习苏联阶段、探索阶段、十年动乱阶段、调整尝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周天泽、胡定熙的《化学和我国科学教育的开拓》介绍了我国科学教育“准备”“启蒙”“开展”3个阶段中化学和化学家的推动作用，并从该角度描述了近代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情况。WilliamH．Adolph是原齐鲁大学教师，他在《SomeaspectsofchemicaleducationinChi-na》中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化学课程、教材、学校状况以及人们的科学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了解当时我国的化学教育情况。以上文献的研究对象包括高等化学教育和基础化学教育，对于更为具体的近代中学化学教育，相关研究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编写的《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化学卷》［4］、樊冬梅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878－1922)》、解亚的《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922－1949)》。樊冬梅和解亚对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演变的历史过程和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将化学教育的有关内容包含在科学教育这个大的范畴内进行说明。作者认为，从1878年到1922年，我国科学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各自为政到制度化、从学日到仿美的发展过程，1922年到1949年则可分为新学制颁布后的科学教育(1922－192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科学教育(1927－1937)以及战乱时期的科学教育(1937－1949)三个阶段。

二、与近代化学教育相关的重要机构和人物研究

中国近代化学教育有三个重要的起源地: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以及近代教会学校。袁振东认为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它开办的化学教育是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此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通过译书或讲演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化学知识只是化学教育发端的萌芽，1904年清廷颁布新学制以后，中国的化学教育才得以全面发展。”江家发、陈波的《中国近代化学课程始端———“京师同文馆化学科”体系溯探》认为同文馆已经具备了学校近代化学的课程体系，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徐振亚的《京师同文馆中的化学教育》从化学课程的开设过程、师资、教材和考试制度几个方面对同文馆的化学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他如《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与中国早期的自然科学教育》、《京师同文馆自然科学教育之得失思考》等论文，对同文馆的科学教育及其在中国近代科教启蒙和科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化学教育多有涉及。对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制造局翻译馆的西书翻译事业。最近，周俊博在《近三十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研究综述》中从翻译馆发展、翻译目的、赞助人、书目考证、重要译者、翻译方法、译著影响、译名统一、相关个案研究等9个角度，对近30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而有关江南制造局对化学发展所作贡献的专门研究则比较少见。江家发等在《江南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化学发展中的贡献》一文中指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提供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书籍，其中的《化学鉴原》被很多学堂、书院作为教材，在当时影响很大。编译馆陆续译出的《化学鉴原续编》(无机化合物专论)、《化学鉴原补编》(有机化学)、《化学考质》(定性分析)、《化学求数》(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化学分原》(定性分析)等6部化学专著，将西方化学的各个分支系统而完整地引入我国，对近代化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编译馆的徐寿、傅兰雅在翻译化学书籍时，首创了中文化学译名原则，对中国化学的发展和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王玮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化学教育(1901－1936年)》介绍了近代教会大学的化学科系、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他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早期化学课程与教材》中认为我国近代的教会大学使用国外原版教材，保证了其培养水平与国外大学基本一致。对我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启蒙者徐寿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研究有袁翰青的论文《徐寿———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杨根的专著《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以及近年来汪广仁等人的专著《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海国撷珠的徐寿父子》。傅兰雅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引进、传播和普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徐振亚的《傅兰雅与中国近代化学》、王红霞的《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等专著和论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傅兰雅传播西学的事迹和思想。戴吉礼(FerdinandDagenais)的《傅兰雅档案》则根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档案馆的全部傅兰雅档案，整理了其旅行札记、往来书信、翻译成就和相关论文集等资料，为研究傅兰雅和近代中外交往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近代中国的不少化学教育家同时也是化学家，他们主要致力于高等化学教育，目前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而为基础化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郑贞文和杜亚泉，研究者则较少关注。郑贞文与杜亚泉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的重要奠基人，编译出版了大量理科教科书，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对郑贞文的研究仅有少量传记，如王治浩等人的《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中的条目介绍，以及张澔的《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钱益民的《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等对其在我国早期化学教育、统一化学名词和编辑出版方面所作贡献的研究。对杜亚泉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其文化、伦理和政治思想方面，此处不赘述。对其在科学教育方面贡献的研究，阎乃胜进行了综述［7］。李学桃的《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阎乃胜的《杜亚泉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研究了杜亚泉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其编写、编译的教科书进行整理，高度评价了杜亚泉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对其在化学教科书出版方面的成就，王建辉认为杜亚泉是商务印书馆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理科编辑，是“学者型的编辑和思想型的学者”［8］。刘晓嘉的《杜亚泉编辑思想研究》、余望的《探析杜亚泉的科技编辑思想与贡献》、陈镱文等的《杜亚泉对我国早期科技编辑和科技期刊发展的贡献》结合杜亚泉所处的时代，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了其编辑出版的理科教科书、科技期刊等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启蒙与普及的重要贡献。

三、对中国近代化学建立和发展的研究

我国古代的化学工艺和经验化学有着很高的水平，但作为科学的近代化学不是中国古代化学演进的结果，而是在近代从西方引入的。郭保章等人在《中国化学教育史话》中指出近代化学“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化学教育开始时期，几乎与传入时期同时发生”。因此对中国近代化学史的研究对于化学教育和教科书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诸多化学史专著，如我国第一本中国化学史专著———李乔萍的《中国化学史》、岛尾永康的《中国化学史》，以及近年来周嘉华等的《世界化学史》，侧重化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涉及我国的内容多为古代化学成就，对中国近代化学、化学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几乎没有涉及。部分化学史专著，如赵匡华的《中国化学史(近现代卷)》、郭保章的《中国现代化学史略》、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JamesReardon—Anderson的《TheStudyofChange，ChemistryinChina》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研究了化学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其中涉及化学教育在中国的起步与开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相关史料。袁振东的论文《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依据史料对1927－1937年“南京十年”时期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分析，认为这10年是现代化学在中国建制化发展至为重要的时期，为此后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培富等的《书籍史视阈中的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考察———基于对“民国”时期出版的化学著作的计量分析》通过对民国时期化学著作的出版要素进行计量分析，结合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从书籍史角度对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微观的历史考察。

四、近代化学术语研究

第一篇：寄宿制高中信息技术与化学教学整合

一、信息技术在寄宿制民族高中化学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

1.寄宿制民族高中的现实情况

寄宿制民族高中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学生受到生活环境及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特殊的民族性格和道德心理。他们的生活经验与人生阅历相对匮乏，即便是化学这样一门与生活生产实际紧密相关的学科，也成了纯理论特抽象的课程。

2.高中时期学生心理发展的情况

从心理学角度看，年龄在15~19岁范围内的中学生思维正处于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此过程中，感性认识的外界信息主要是靠形象思维获取的。

3.高中化学课自身的特点

摘要:有机化学在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独具优势，在有机化学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人文素材和人文教育契机，发挥其独特优势，保障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文中从运用化学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在实验过程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等方面论述了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

关键词:有机化学;人文素质;教育;培养

近年来发生一系列的校园投毒事件，应引起化学教育工作者的深思，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增强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教师的使命，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构建学生健全完善的人格。教师应在所承担的课程中，充分挖掘人文资源，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渗透人文精神［1］。有机化学有着丰富的人文素材和人文教育契机，在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谈谈在有机化学教学过程中如何实施人文素质教育。

1运用化学史，培养学生人文素质

化学史是关于化学学科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史［2］。有机化学课程涉及很多的人名反应和人名机理，人文素材比较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渗入化学史教育，可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教育。

1．1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化学史包含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如我国古代有机化学工艺:火药和造纸术的发明、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酿酒和染色技术的发展，表明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在有机化学方面的卓越贡献［3］。近代化学史上也有很多杰出化学家，他们放弃海外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回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我国近代化工先驱侯德榜，拒绝国外多家公司的高薪聘请，回到祖国，发明了著名的“侯氏制碱法”;留美化学家陈光旭1946年回国，在国内制成液体感光树脂板，为中国培养了很大一批有机化学人才。把爱国主义教育渗入到有机化学日常教学中，使学生了解我国有机化学家的非凡成就和有机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民族自豪感［4］。

【摘要】鉴于大学物理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和多媒体教学已经越来越显露出其局限，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简短而便宜的视频教育模式逐渐被重视。本文对大学物理教学中的微课主题选择及可行性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微课；大学物理；嵌入式教学；选题

微课是指时间在十分钟左右以内，内容短小且高效集中的讲述或解决教学难点或重点的短课程。微课具有内容精、时间短、移动性、便于传播和成本低等特征，即可以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辅助教学资源。大学物理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的基础学科，是理工科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必修科目。传统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主要依赖教师的板书讲解和分析，或者结合多媒体教学模式，但由于物理学理论本身的抽象性和复杂性，使得较大篇幅的讲解很难吸引学生长时间的注意力。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普及化，新的微课教学模式因其便宜且简短的特性正受到教学理论研究者、教师和学生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文主要针对大学物理教学本身的特点，并将微课视作课堂教学前后的重要支撑和辅助力量，对微课的选题及可行性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

1大学物理教学分析

大学物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力学、热学、静电场、稳恒磁场、电磁场理论和近代物理基础，所涉及的概念、模型、定律、数学、思想、科学史都相当庞杂，也都无法一一在课堂教学中全部呈现，但它们对初学者理解和把握大学物理的内在规律和科学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大学物理课堂教学有其使命和条理性，但很少对某个知识点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物理学家做出充分的解说；某些知识点的近现展在教材中一般只被略微提及，但并不被初学者所注意；大学物理经常用到的数学技巧如微元法带有一定的技巧性，而大学物理教材常将之归于数学，而并不考虑数学思想和方法如何在大学物理中的应用。

2大学物理微课选题及分析

凭借微课教学，大学物理教学的以上缺憾可以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

一、抗战文学期刊的诸特征刍议

《期刊》一书及本文所指抗战文学期刊，即在抗战十四年当中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文学期刊，由日伪政权支持出版的附逆期刊不在此列。抗战十四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与对敌战争，构成了这十四年的全民族政治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期刊出版业的高潮期，期间经历了被称之为“杂志年”的1934年。因此，文学期刊在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史当中有重要的地位。借此笔者认为，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出发，抗战文学期刊有如下几点特征。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并非纯粹的文学期刊，它的文学性由政治性所表达、彰显，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要谈抗战文学期刊，则必须要谈其母集———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学期刊发端于1872年创刊的《瀛寰琐记》，文学期刊是中国期刊的鼻祖，但这也为中国文学期刊奠定了一个总基调：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将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主潮的镜像。近代中国的文学期刊尽管冠以“文学”二字，但随着以启蒙、革命等不同社会政治主旋律的交替变更，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文以载道”观念，使得文学期刊始终难以真正地“为文学而文学”。如果说，这种对思想主潮的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一个可作选择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这一问题几乎已经变得无可选择。个人写作可以在抵抗与投降之间走出所谓“逃逸”的第三条路，但是作为公共文学场域重要组成的文学期刊却很难“逃逸”，它不但要面临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而且还要在当时比较成熟的出版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抗战文学期刊必须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潮、发展大势与总体基调相契合。抗战文学期刊种类繁多，当中既有“第三党”主办的《絜茜》，也有“左联”主办的《夜莺》，当然还有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由人道主义作家们主办的《呐喊》与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江浙财阀支持的《越风》及爱国知识分子们在香港编辑主笔的《笔谈》等，这些刊物集中了鲁迅、柳亚子、茅盾、巴金等优秀作家的作品，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精神中流砥柱。不言而喻，这些刊物背后都有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甚至党派）作为支撑，它们用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客观需求与历史主张，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更多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场而不只是文学场域内的权力关系。其次，相当多的抗战文学期刊属于市场化期刊，其本质仍是文化产品。但事实上，在全民族抗战救亡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越是力主抗战的文学期刊，销量则越好，这与同时代其他文化产品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文化产业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任何文化产业，其本质都是大众文化[1]。因此，大众的喜好决定了文化产业所表现的内容，而大众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的事务所决定[2]，而这个共同关注的事务并不存在任何雅俗之辩，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事务对于大众个体利益的影响。抗战军兴之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存亡，甚至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都遭受到法西斯屠杀的威胁，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求生欲，抗日救亡显而易见地成为全民族的思想主潮。正因此，越是宣传抗战救亡的文化产品，越是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达到了一种几乎重合的景象，这当然全拜抗战军兴所赐。显而易见的是，抗战文学期刊在宣传抗战救亡的程度上，实际上也有高下之分，不同时期创办的刊物对于抗战的宣传程度自然也大不相同。譬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第三党”创办、张资平主编的《絜茜》杂志，虽然可称抗战文学期刊之鼻祖，但仍然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性，在宣传抗战上并不彻底，更谈不上卖力，其销量与影响力均非常有限；但八一三淞沪抗战之时,由茅盾、巴金等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呐喊》（烽火）杂志，号召全民族、全人类同仇敌忾，高扬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大旗，虽然极其艰难地辗转出刊，但仍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成为抗战中期销量最好的文学期刊之一，以至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结合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分析，文化产品在大众消费动机层面是有着共通性的[3]，“市民性”与“消费性”是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4]，因此，不单是文学期刊如此，戏剧演出也是如此。1936年，梅兰芳主演的京剧《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三场，场场爆满。这本是借北宋抗金的史事来借古喻今，号召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此剧刚刚上演时，因此便遭到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的不满并横加干预，梅兰芳只好转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场，结果更加火爆，观众甚至挤碎了剧院的玻璃门。《生死恨》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票房最高的古装剧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特别是舞台文化产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抗战结束之后，电影导演费穆看中此剧当时的影响力，遂将其改编成电影，于1949年3月在上海上映之后，尽管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但反响却非常惨淡。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的大众们不再对抗战有兴趣，因此事关抗日救亡的电影，当然不会还重演抗战时的盛况①。这一现象，与当时抗日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的总体状况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最后，抗战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由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党派与各社会力量所共同组成，因此综合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力量的分布与政治选择。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来的文人结社之风与“达则兼济天下”的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效仿西方政党政治，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登峰造极。文人利用办报办刊、著书立说的方式论政、参政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关于国家发展、民族救亡、民主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可谓五花八门。而由他们办的报刊如《申报•自由谈》《努力周报》《观察》等，均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紧密融合②。文学期刊及其办刊者当然无法僭越这样的大环境。因此，文学期刊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诗史互证”的关系。在当时诸刊物当中，宣扬抗战的抗战文学期刊更概莫能外，它不但要有一个相对与之适应的政治背景作为依托，在当时中国，主张抗战的不同政治力量在关系上相当复杂，当中既有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有共产党、第三党等在野党派，在层次上，既有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地方党部、支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少抗战文学期刊的“赞助者”。以“第三党”主办的《絜茜》杂志为例，近代史界对于“第三党”抗战活动一直认识不够，在《絜茜》杂志被系统研究之前，对该刊的评价总体水平不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一度将其定义为国民政府“文化围剿”的刊物①，但随着《絜茜》杂志系统研究的推进，对“第三党”的抗日活动以及它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②，学界对于《絜茜》杂志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具备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即将意识形态衍变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完成的是一种精神消费的满足感与意识形态的传播[5]。综上所述，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性要大于文学性，而且政治性（对抗战的宣传）决定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更重要在于，通过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与解读，可以管窥当时中国政治的权力格局，这些都是抗战文学期刊的重要特性，因而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视。

二、“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与所指

前文所述为抗战文学期刊诸特征问题。在本节，笔者欲结合literaturejournals一词的能指与所指，从如下两个层面来阐释抗战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意义。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具有非常直接的文献性意义，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显得较为特别。而literature本身有“文献”的含义，从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双重角度看，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是文学期刊，但其所指既可以是“文学期刊”，也可以指向“文献性期刊”这层含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任何要素———无论是电影还是书籍都具备文献性，但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门类，抗战文学期刊在文献性这个层面上显然比其他文化产业要素要更具有意义，理由如下。其一，抗战文学期刊本身非常直接、客观地反映了一段非常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同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关系，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无出其右，尤其在抗战时期，文学期刊几乎成为当时文化产业的“顶梁柱”。我们知道，不同的党派、政治社团乃至文学社团，最擅长也最常见表达自己政见、观点的形式就是办刊，而非拍电影、写剧本或是出版专著，及至抗战时期这一现象达到顶点。无论是被称之为“大后方”的重庆、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还是香港、晋察冀、陕甘宁边区，甚至包括沦陷区，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期刊可谓上千种，当中既包括《越风》《笔谈》《文艺新哨》等抗战文学期刊，也包括《古今》《满洲文艺》等附逆文学期刊———即使是“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的孤岛上海，最后“掌握这出版界门面的还是只有若干种杂志。”[6]在当中，抗战文学期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及历史地位上来讲，当然都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地具有无可取代的文献性意义。其二，文献性意义除了能还原历史现场、提供一手的历史证据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完成历史信息的传递。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各个门类要素中，能够完整、系统、全面地传递历史信息，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关系的，只有报纸杂志，而抗战文学期刊则是抗战期间报纸杂志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科学史证明：近代中国通过技术转移的形式获得了源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因战乱频仍、时世艰难，技术的应用、转换能力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这一点在文化产业领域尤其突出。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门类较为全面，但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对文献史料的保留能力，其实均相当有限。特别在抗战期间，当时既无先进的录像技术，更无保留音像材料的能力，因此虽然当时拍摄电影众多，但留下的影片却屈指可数，至于话剧、戏曲等舞台文化产业更不必说，尽管书籍可以获得较好的保留，但在共时性地阐释并反映中国社会、政治总体格局与社会思潮关系这个层面上，依然逊色于报纸杂志。在抗战十四年期间，因为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抗争，特别是全国民族救亡战争的爆发与持续，使得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体系门类在整体上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战争与各种政治原因，相当一部分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报刊资料都被查禁、焚毁，反而文学期刊在当中获得了存活（当然在沦陷区也有大量的抗日文学刊物被查禁），相较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要素而言，抗战文学期刊的还原历史现场的文献性意义，显然具有无可取代性。其次，抗战文学期刊将文学作为手段，而非单纯申明文学性。literaturejournals一词中的两个名词是并列关系，犹如“文学教授”（litera-tureprofessor）与“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从英语语法理论来看，名词作定语表明阐释事物的职能或属性，而非对事物本身进行限定。而这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是相一致的。从“抗战文学期刊”的所指来说，它并非是“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literary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而是“抗战文学”的期刊———尽管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当中大多数是抗战文学期刊，但这两者仍然不是完全重合的相同概念。在英语世界里，literaturejournals这一造词法并不罕见，但前面一般会有限定语如Bibleliteraturejournals（圣经文学期刊）、Americanliteraturejournals（美国文学期刊）等，事实上，这与“抗战文学期刊”的造词法如出一辙，但“抗战”与作为定语的圣经、美国等词不同，它是一个极其冗长的专有名词，显然“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literaturejournals”这样有违基本语法的词组是不能被使用的，因此只能使用literature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我们现在谈的文学期刊，多半是literaryjournals，盖是因为此处所言的文学期刊是“文学性（literary）的期刊”，即期刊是为传播、弘扬文学性而服务的，譬如中国大陆的《收获》《花城》或中国台湾的《幼狮文艺》及中国香港的《香港文学》，莫不如是。但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中的“期刊”，一方面要为文学服务，另一方面又不只为文学服务———它不但要承担政治使命，而且还要在当时的文化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可谓是一刊兼顾三者，文学是符号层面的能指———即将文学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简而言之，就抗战文学期刊的存在情状而言，可以说literaturejournals是literaryjournals的子集，文学当然是literaturejournals的属性，但绝不是唯一属性，它只是将文学作为一种传播自身立场并在文化产业市场中得以求生的手段，其所指并不只是“文学”本身，而包括了更为宽泛的范畴———这皆因抗战文学期刊所处的特殊境遇所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抗战“文学期刊”的英文译法选择“literaturejour-nals”是较为合适的。

三、回归学术问题：论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范式

在此，我不期望将一个历史（或文学史）问题异化为一个翻译问题。跨语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的沟通与交流至为关键，核心就是信息的传达。literaturejournals这个用法既非我首创，也不会让英语母语的读者看不明白。前文就此用法的语法规则、修辞策略与有关例证已经做了过多阐释，后文不再赘述。在这里我想借鉴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而提出的基础范式（paradigm）理论，结合今后抗战文艺期刊的研究路向，阐述两个事关研究工作的具体问题：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研究抗战文学期刊？二是今后开拓抗战文学期刊研究的新局面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研究范式？首先，研究抗战文学期刊必须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的格局有着深刻且清醒的认识，这是研究抗战文学期刊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应当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力量，它们所共同构成的绝非只是文学版图。因此，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要源于文学史，但必须超越文学史。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并非是学界冷门课题，而在相当程度上理应算是热门。随着近年来“期刊研究热”的兴起，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日渐成为显学，并且发展成为了多元化的研究体系，如沦陷区文学期刊、边区文学期刊、“孤岛”文学期刊、大后方文学期刊乃至香港、南洋的文学期刊等，皆有研究成果问世。但毋庸置疑，受制于学科限制，这类研究当中的大多数目前仍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领域之内，所讨论的问题也局限于文学史内部。如作品质量的高下、作家作品所代表的风格流派及期刊本身的文学史意义等，或是钩沉史料、填补空白等。当然，我们必须肯定这类研究在正本清源、还原文学史现场意义上的无可取代，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高度具备文献性意义的抗战文学期刊决非只反映文学史问题或者只能用来探讨文学问题———事实上，当下一些研究在总体上确实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当然也包括文化产业史）等其他门类史问题的探讨，这未免有遗珠之憾。须知抗战文学期刊除却文学史意义之外，在相当程度上还具有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其他历史范畴的意义，甚至借助其研究可以填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问题。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这一问题目前已经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譬如对于抗战文学期刊的讨论，我们不只是讨论“文学”，也讨论“抗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融合的梳理；且对“期刊”有所思考———期刊刊登的广告、发行量以及办刊的模式的探究等，这充分反映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即将可能到来的新局面。笔者窃以为，目前这一跨学科研究的体系并未展现的尽如人意，因此我也希望藉此可以呼吁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人）能参与其中，进而推动抗战文学期刊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其次，抗战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本身是一种文化产业经营行为，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必须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格局体系来分析，进而建构一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这既由抗战文学期刊的特征所决定，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要求。前文所述内容是指今后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应当重视的一些问题，但就具体着手点而言，则必须要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商品，其出版、发行是一种文化产业经营行为，它本身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重要组成。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任何可供交换的商品所携带的任何意义，都由其经济状况所反映。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变革的时代必须要依据“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7]；恩格斯也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因此，如果僭越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个格局体系来探讨抗战文学期刊，必然是不客观且不全面的。与电影业、戏剧戏曲产业、唱片业等一样，期刊出版产业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当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一道，忠实地体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化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及意识形态的接受状况，并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主潮、权力格局的总体情况。在《期刊》一书中，笔者对于抗战期刊的广告状况、发行量等产业属性的问题都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并努力给予其客观的历史评价，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是抗战思想的发生、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反映，而这反映到文化产业当中就是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与分配。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归根结底是历史研究，必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显然应是今后抗战文学期刊重要的研究入手点。综上所述，就抗战文学期刊研究而言，研究者既要认识到其文献性特征及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其他专门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更要在抗战文学期刊研究中培养跨学科的意识，超越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把握住抗战文学期刊的文化产品属性，并借助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视角与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对抗战文学期刊进行宏观的梳理与微观的具体探讨，从而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作者：刘鹏飞 徐乃楠 周巧姝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 长春师范学院

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里维奥（MarioLivio，1945-）撰写的科普名著《IsGodaMathematician？》中提出一个疑问，并指出这个疑问曾令那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先贤们苦苦思索了几个世纪：数学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这些正会让人们联想到神的特征[1]。数学似乎不仅是描述和解释整个宇宙最有效的工具，而且可以用来解释最复杂的人类活动。

1数学何以有效

古希腊时期，数学作为一种神秘主义信仰而存在。直到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数学逐渐促使人们从盲目的信仰转向理性。随着数学理性的发展和希腊学术的复兴，一批具有理性主义的学者们提出宇宙的设计主要是数学设计，上帝成了数学家，研究自然界的数学设计成为最神圣的事业。随着文艺复兴后科学理论、科学公式的定量化、演绎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方式为人们所把握，人们终于抛弃了世俗的上帝，开始走向无神论和泛神论。对因果关系的信仰，宇宙统一理论的理想，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念，成为支配科学家工作的基础。数学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对因果关系的把握，已经深深融入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对近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6-18世纪的西方数学家，对于在宇宙体系构建上为什么数学奏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深受大自然是根据数学设计的这一古希腊信念的影响，并同样受上帝根据数学设计了世界这一中世纪信条的影响，他们将数学看成通过自然界的真理之路。通过将上帝看成专注、至高的数学家，就有可能将对于大自然的数学规律的探求看成宗教追求。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们坚信世界的和谐是上帝的数学安排。上帝将严格的数学秩序给予了世界，而我们只能费劲千辛万苦才能理解[2]。一直到爱因斯坦所信仰的“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的斯宾诺莎式的上帝概念[3]，自然神论———泛神论才成为爱因斯坦以及之后很多西方科学家的科学信仰和感情的基础。非欧几何诞生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数学的真理地位丧失了信心，对非欧几何提出了众多质疑，它能描述我们居住的物质世界吗？但当它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得到回答时，数学这种神奇的有效性又使众多数学家陷入思考，有些人开始认为数学是原本存在的，我们只是进行不断的发现而已，有些人坚持认为数学只是我们的一种创造，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然而数学何以这么有效呢？爱因斯坦也惊叹：“数学，这个独立于人类经验存在的人类思维产物，怎么会如此完美地与物理现实中的物质相一致”[1]？爱因斯坦在《我眼中的世界》(1934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经验可以提供合适的数学观念，但是数学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检验数学结构的实用性的唯一标准，但是这种创造的原理都存在于数学之中。因此，在肯定的意义上，我当然地认为，像古人所梦想的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4]。

非欧几何在相对论理论上的成功，使人们对数学的观念逐渐地发生转变。对非欧几何的确认，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从古希腊以来的、以数学为代表的“绝对真理观”的终结。但不管怎么说，尽管数学失去了其在真理堡垒中的绝对位置，但它与物理世界很相契。无可回避的而且仍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的事实就是，数学是探究、发现和描述物理现象的最佳方法。在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数学都是有力的知识工具，即便是被赋予神学意义的时候仍认为上帝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这个世界的。

正如我们在近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中见到的，数学是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之精髓。尽管数学结构本身并不是物理世界的实在，但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通向实在之门的钥匙。“非欧几何学的创立非但没有毁掉数学的价值及对于其结果的信心，反而———非常吊诡地———增加了其实用性，因为数学家能够自由地探索全新的概念，发现其中有些可应用。事实上，自1830年以来，数学在组织和控制大自然中的作用以几乎不可相信的速度扩展了。此外，自牛顿时代以来，数学家描述和预言自然的过程的准确性大大增加了。[2]”黑洞理论是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形之一，在没有任何观测到的证据证明其理论是正确的情形下，作为数学的模型被发展到非常详尽的地步。的确，这经常是反对黑洞的主要论据：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其依据只是基于令人怀疑的广义相对论的计算的对象呢[5]？尽管数学因为非欧几何的出现失去了绝对真理的地位，以及哥德尔定理导致的数学家们对数学基础论争的失败，让人们对数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正如数学史家M•克莱因所说的：“也许人类的数学仅仅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也许自然本身更为复杂或者并没有什么固有设计。但是，数学仍不失为一种探索，是掌握自然的一种方法。在那些数学行之有效的领域，它是我们的全部资本；如果它不是现实本身，它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与现实最接近的东西。……就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数学是一种理想，我们为这一理想而奋斗，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达到。确定性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在不断捕捉的一个幻影，它是如此无止境地难于捉摸。然而，理想具有力量和价值，公正、民主和上帝都是理想。的确，也有在上帝的幌子下被谋杀的人，审判不公的案件也臭名远扬，但是，这些理想是千百年来文化的重要产物。数学也是一样，尽管它也仅是一种理想。也许细想这一理想将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一领域，我们该选择什么方向才能获取真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