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范文1
关键词：毛泽代；近代史观；影响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062-03
一、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近代史观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在探索中前进的历史，许多青年才子提出了强国的主张并为之努力奋斗。在血雨腥风中经历了一场场运动，在一次次失败中给后人留下了警示。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直到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中国革命才焕然一新，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近代史观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而有重大意义的。
毛泽东非常熟悉中国历史，他的中国近代史观是从社会实践需要出发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毛泽东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认为必须继承历史优秀传统，总结历史经验用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革命要取得胜利，要有革命的理论，要有历史知识，要深刻地理解历史，深刻地认知社会实际情况。毛泽东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确立了唯物主义的革命史观，从而创建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以自己的革命理论，批判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的“和平”与“友谊”的所谓“友好”的伪善性；指出了敌人的表面强大，实际上是纸老虎。
毛泽东唯物主义史观认为，中国近代还存在阶级斗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近代中国，历史形势错综复杂，不同阶层的人士提出了不同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中国共产党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美国的资助下，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开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剿。也有人看不清历史的形势，以唯心史观为指导，妄称中国共产党只会阻碍中国的统一，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舆论上为国民党反动派造势，其中蒋廷黻就是代表之一。改良派反对进行阶级斗争，主张社会的渐进发展，应全面走西化的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而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中间派，既反对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他们认为应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实行联合执政。当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国民党退缩江南之后，他们又主张所谓的“和平”政策，鼓吹“划江而治”。对此，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必须实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毛泽东的近代史观中，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革命的生死关头，他更鼓励人民努力向前，“宜可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以人民群众为目的，以人民群众为动力的唯物主义史观，改变了中国受压迫受屈辱的命运，人民群众最终创造了历史。
毛泽东的近代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而是全面的多角度地看待问题。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个观点。中国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客观上更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精神，激发起中国人勇敢拼搏的精神。毛泽东在中日邦交后会见日本人时也说，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同样，也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也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失望情绪，纷纷参加中国共产党，尤其是1927年的反革命大屠杀。最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团结民众，一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二、毛泽东近代史观的两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学习总结，吸收了历史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近代史各个方面的情况做了理论上的阐述。
（一）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矛盾
近代中国，外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后来国民党表面上组成了统一政府，实际上各地军阀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矛盾互相交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在思想上人们很难统一。1939年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几个同志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文章认为外国列强入侵，绝不是要把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通过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因此，中国社会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二）关于农民的地位及作用
我国人口众多，但集中在农村，农村及农民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从以往的历史上看历代封建王朝的更迭多与农民起义有关，从秦代的陈胜吴广起义到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都足以说明这一点。毛泽东总结历史，认为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对农民非常重视，他认为农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是“革命的先锋”“革命的骨干”，也在有的文章中称农民是“主力军”。而且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正是由于毛泽东站在农民的立场，看到了农民的重要性，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并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在革命的策略上，他摒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军事策略，采取了与苏联不同的斗争方式——“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革命策略。最终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率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三、毛泽东近代史观的影响及价值
毛泽东近代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始在中国传播，开始影响中国近代的历史。20世纪早期的思想家们推崇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唯心史观相对立，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先锋思想，令人注目。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在不断探索中曲折前行。毛泽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的近代史观为我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典型的范例。
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中国社会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的矛盾、帝国主义特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等提出了真知灼见的观点，对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观点，在中国近代革命实践中，帮助中国人民厘清迷雾，认清道路，让人民在革命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从而勇于面对困难和挫折，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努力拼搏的精神。这些观点也被史学研究者所首肯，成为人们的共识，是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因此，这些观点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的论断成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最终上升为人民所认可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制定的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给研究中国历史打开了宽广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的许多工作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指示下进行的，毛泽东对他们的贡献都有重要评论。”{3}总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析，为近代史学家如何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做了成功的范例。
毛泽东的近代史观对历史学家也有重要的影响。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地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著作中鲜明的人民大众立场，表现了其正确的历史观。他通过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从史学的角度证明了毛泽东近代史观的正确性。他的史学研究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也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绳在1948年出版了历史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唯物主义史论的方式论证了帝国主义侵略与人民的反抗斗争贯穿了中国近代史。他说：“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4}他也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完成不了，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部著作出版后深得人心，不断再版。这两部著作都受到了毛泽东近代史观的影响，也都为后来的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范式，确立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
近代史研究范文2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未来趋势
【中图分类号】K0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4-0019-02
1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史内容进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20多年来，社会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相对主流的研究方向，从一定意义上改塑了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社会史是以“人”为轴心的历史。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的历史的演变。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的史学范式。
当然，社会史研究之所以以主角姿态登上历史研究的舞台，自然有它自身鲜明特色及研究意义。第一，在研究时段上，社会史研究大多选取了变化剧烈的近代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复兴与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更加突出问题意识。它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使社会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第三，社会史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具有高度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特点。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也打上新的时代特征。第一，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第二，新时期的社会史与以往的历史著述侧重于政治事件不同，其研究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第三，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社会史以高度开放的姿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
2理论方法革新，跨学科的研究成为必然趋势，新的技术观念渗透其中
随着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特色也更为鲜明，即史料多，范围广，多方面阐释。量化并非研究历史的唯一方法，但它能够以简驭繁，对大量史料的处理，特别是有数量的史料处理必须应用此法。故学者应该加强数理训练，进而建构模型把研究向前推进。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念的引进及应用，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将为近代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3史实考证将会更为深入，误读的历史将被更好的修正，政党偏见也将被逐渐淡化
（1）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仍旧会成为热点对民国人物的误读，对国民政府的误读，对政党偏见会逐渐淡化。对国民党政权以及蒋介石、胡适等人物这样一些在过去比较敏感而研究相当薄弱的问题都有了大胆的开拓性探讨，尤其蒋介石研究备受关注。
（2）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研究会更加客观。关于新政与制度变革研究，关晓红认为，清末政制的转型，决非单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社会变动与实际需求内在潜因促动下，逐渐突破旧有规制束缚，以表达新的政治诉求，不断导致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结果。迟云飞对清末新政时期的平满汉吵域问题作了专门探讨，指出在清政府平满汉吵域的措施中，地方官多任用汉族人，而中央核心层，仍由满族亲贵控制。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加速了清廷的覆亡。
（3）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方面也会更加实事求是，明显摆脱了以往教条主义框框的限制，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对许多历史人物的研究有了新的视野。
4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呈现在我们面前，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期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
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
内部取向历史观“主要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在日本，有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视角”，主张站在亚洲自身历史演变的立场，“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从亚洲来看欧洲”，重新诠释西方对亚洲的冲击和影响。循此思路，也可以有所谓“中国视角”，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但它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
此外，兼容并蓄，吸收港台欧美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不囿于本土研究，为研究注入新的元素，找出新的视角也是近代史发展的明显趋势。而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追求正确的解读历史的方法，挖掘新的史料是结论更经得起推敲及填补学术空白也将是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向。
现实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需求将成为近代史研究今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现实社会对史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史学工作者对研究领域和课题的选择。可以预见，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顺应时势，开拓创新，必将开辟出光明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沈雲龍,李國祁,王聿均,王樹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座谈会议发言记录.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期 1985/064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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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及走向》.历史教学（高教版）.
［5］ 李侃,李占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历史教学.
［6］ 曾业英.《近代史研究》三十年之路与未来走向. 近代史研究,2009-09-15 期刊
近代史研究范文3
一
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或含近代灾荒史部分）论著问世。现将主要论著简介如下（见下表）。
表1 近十年来近代灾荒史论著简表
著者
书名
出版者 出版年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 纪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李文海、周源
灾荒与饥馑：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李文海、林敦奎、程附图、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具体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灾荒与饥馑：1840-1919》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对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救灾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充分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纲要式近代灾荒简史的性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是《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姊妹篇，它记载了《纪年》未涉及到的1919-1949年的灾荒记述，力求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30年的灾荒面貌，它同《纪年》一道，成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灾荒史的巨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勾勒了近代灾荒的轮廓。
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括或区域研究的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二
近十年来，有50多篇近代灾荒史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既有专题性研究，又有区域性论述，现就学者们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近代灾荒史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说明研究近代灾荒史的重要性。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1]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2]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仅从历史现象存在的比重上看，灾荒史也应该成为研究者正视和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历史实际，机械地或片面地理解灾荒现象，以它的多少来套它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居的位置。[3]
关于灾荒史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原因，李文海指出了史学工作长期存在的弊端，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研究题材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1]刘仰东则具体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过于频频突发，起了关键的学术导向作用；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是研究者探讨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线索和出发点；自然灾害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灾荒史研究的非重要地位，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注意。[1]
（二）灾荒与经济
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李文海分析了灾荒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主要是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社会正常秩序的震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作者还用统计数字说明灾荒对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1]刘仰东用“十岁九荒”和“无时不在”来形容近代灾荒的频发性，进而指出灾荒对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构成的严重冲击和致命打击，强调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骤然失衡必将引起局部或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1]吴德华分析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和深远影响，指出灾后人民大批死逃，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市遭浩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和破坏。强调灾荒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军警、商人也趁机购买大批灾民土地，成为有权有势的新地主。[4]王方中以江淮大水灾为例，指出江淮大水是30年代地价下跌的一个因素，而地价下跌又是农村经济状况不妙的标志。[5]魏宏运探讨了华北大水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三）灾荒与政治军事
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几乎都会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胡克刚认为，灾荒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7]林敦奎也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此起彼伏的灾民反抗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垮台的历史进程。作者还论及了灾荒对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的大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形式参加义和团，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8]康沛竹论述了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系。指出太平天国辖区连年不断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太平军的粮食危机；瘟疫流行夺去了许多太平军及辖区内人民的生命，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太平军一些战役的失利，从而构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9]李文海考察了灾荒对甲午战争的作用。指出灾区与战区或毗邻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战后及赈灾，灾荒又衍生为清政府签约的口实和与日本侵略者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的问题。在考察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作者较为具体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灾荒状况，并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角度，努力探究灾荒对革命产生的影响。作者从灾荒的频发论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从革命派怎样通过灾荒揭露封建统治论及革命派掌握政权时期的灾荒对策，指出灾荒不仅是辛亥革命运动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而且对革命党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决定了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态度，即对北京和武昌采取的所谓“中立”姿态。[10]夏明方通过对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互动关系的研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其竭蹶顿挫的历史动因，并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来具体探讨灾害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11]钟钢阐述了1901-1910年川省各地连年受灾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对四川革命的影响。[12]李德民、周世春考察了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着重指出灾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旱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13]吴德华也指出，民国时期的灾荒，激化了阶级矛盾，反抗斗争迭起，灾民的反抗斗争与其他革命斗争相结合，到1948年以后，发展成为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组成部分，成为加速国民党政权覆灭的一股强大力量。[4]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与灾荒有着因果关系的农民起义在“丁戊奇荒”中并未出现。辛亥革命中各省的“光复”，灾民和饥民并未直接参加。刘仰东对前者的解释是：灾民奄奄待毙，无力再去造反，表明社会凋弊已走过了极端。[3]
李文海对后者的解释是：革命中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交替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两军对垒的武装冲突。[14]
（四）灾荒与思想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灾荒对思想文化作用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仍有一些论文涉及到相关方面。张九洲论及了河南大旱对文化教育的摧残。[15]刘仰东进一步指出，黄河变迁，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加重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色彩，使长江流域的社会文明逐渐从一种社会印象发展为比较固定的社会观念，黄河流域却越来越远离社会文明而沦为灾难的象征。[3]灾荒作为文化素材，也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对此，李文海以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为例，作了专述。[16]另外，灾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夏明方以治黄（河）和赈济为例，对此作了论述。指出晚清黄河河务日就废驰的败象颓景，遮掩不了黄河理论和技术方面渗进的近代化气息的新因素。具有新兴工商业意识的思想家们设计出的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救荒方法，与当时新兴社会改革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以所谓“军谋国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不同，他们更多地表示出对民生的关怀，并将某些长期被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到改革日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新兴思潮的拓展与深入，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实践提供了新的论证和新的动力。[11]
频发的灾荒，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对荒政的思考，展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谢高潮指出，晚清的荒政思想经历了与天命主义的救荒思想相联系的禳灾治标观到与注重水利和民生的防灾救荒新思想相联系的重民灾害观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在荒政方面的反映，又与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有关。作者还系统地总结了洋务运动时期的荒政思想。王承仁、胡克刚对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并指出孙中山备荒救灾的思想理论，是他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备荒救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8]
（五）灾荒与荒政
荒政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李向军肯定了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但道光以后，荒政名存实亡。[19]谷文峰、郭文佳从社会政治因素和救荒政策本身漏洞两个方面探讨了清代荒政弊端产生的原因及表现。[20]吕美颐肯定了清代基本上实现了赈灾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律化，但由于制度本身不完善、社会风气败坏和吏治腐败，使荒政百弊丛生，恶性蔓延。[21]李文海论述了清政府的救荒对策，揭露了晚清时期从报荒、勘灾到放赈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弊端。同时，作者还对义赈的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及作用作了探讨。指出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有别于“官赈”的、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便应运而生。它创造了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在灾荒的赈济方面，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是历史的进步现象。[22]夏明方也指出，具有新兴意识的近代工商业者组织和发动的民间义赈活动，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救荒机制，提高了救荒放赈的社会效益。[17]关于民国时期的灾赈情况，刘五书对民国历届政府以工代赈的救荒形式作了探讨，并对工赈得失予以评价。[23]
（六）关于灾因
灾因除了自然因素外，研究者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李文海认为，近代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普遍而频繁，当然是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腐败造成的。作者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揭示灾因，指出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灾荒，反过来灾荒又进一步使生态环境受到新的破坏，二者因果循环，灾荒频发。[1]戴逸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这一方面是指频繁的战争、腐败的政治足以引发天灾，或加深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指人类对自然界贪婪无度的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因而发生灾害。[2]李向军进一步指出，灾害虽起因于自然，社会因素在其间也有重要作用，人类可以通过有组织的防灾、救灾活动避免或减轻灾荒的危害，战争、内乱、苛政、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亦可引发或加重灾害。此外，人口压力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加重灾荒。[19]夏明方从自然、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三者的共同作用来认识灾因。[11]康沛竹对灾因中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对战争、仓储制度和政治因素作了系统论述。[24]清代河政敝坏、灾荒频仍，王振忠和郑师渠分文论及。[25]吴德华在探讨民国灾荒发生的社会原因时指出，反动势力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水利设施、植被遭破坏以及频繁的战争加重和制造了灾荒。[4]
三
综观十年来，近代灾荒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课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呈递增递进之势。“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史学工作者应该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26]学者们把近代灾荒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灾荒史研究，为今天的防灾、减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首先，应建构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度。目前，灾荒史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而灾荒又是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的思想为转移的根本属性，但其形成与危害程度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用一些直接的历史现象的分析模式来套灾荒史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把它纳入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中去，从而理性地认识灾荒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有鉴于此，灾荒史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灾荒史研究是开放性的，在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研究的今天，灾荒史研究借鉴社会学、灾害学、气候地理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不无裨益。其次，应进一步加强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一些灾荒史料虽已面世，但还不够，地方志和边疆地区的灾荒史料有待进一步开发。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加强薄弱环节。目前近代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旱等灾害，其他灾种如雪灾、火灾等研究有待展开，城市灾荒史研究廖若晨星。同时，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出现的畸轻畸重的现象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晚清灾荒史研究成果远多于民国时期。因此，大力加强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势在必行。总之，我们期待史学界形成更浓厚的灾荒史研究的学术气氛，把近代灾荒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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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4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收稿日期：20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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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5
【摘 要 题】近代经济史
【英文摘要】public debt, which had ha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finance and banking as well as economy of all chinese governments before 1949, was obviously a very important problem in china' s modem history of economy. researches into china's external public debt have been started early enough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a lot of related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scored. on the contrary,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few special or systematic researches regarding the public debt in modem china. so,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said researches. the public or internal debt in question means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borrowed by all the previous central governments of modem china or by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cluding （1） public bond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ose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mmission of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some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2） government bonds and treasury bonds as well as debtsbased on contracts and agreements. while researches on china's internal debt started as early as the 1930s were far form being perfect, those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are just oriented towards historical periods and special subjects. so far little has been achieved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scholars failed to pay du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es during the long period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rough the 1980s, in which was published only one monograph entitled material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old china's public debt（translated name）compiled by qian jiaju. 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at scholars began to show interest in researches into the history of modem china's internal debt. with the researches deepening, they have tended to reach objective and fair conclusions. for example, jin pusen, who made a more active and impartial judgment of the pre-war （1937-1945）10-year policies regarding the internal debt of the then government than ever before. he appraised the policies positively while pinpointing its class limitations. from the 1930s on, certain progress was made in this regard, which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nevertheless, there have ever since been quite a few problems and weaknesses that deserve attention, mainly including： firstly, as wu jingping pointed out, although the internal debt is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ll almost textbooks on modem chines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works on the period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other textbooks and monograph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y, finance, or banking,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special researches except for the above-mentioned book by qian jiaju. secondly,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oing researches out of context. instead, they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broader context-the the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text-according to the fundamental marxist principles o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we should, throu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ism, judge the nature and use of the internal debt and find ou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modem china's internal debt from those of the capitalist internal debt and socialist china's internal debt. for example, modem china's internal debt contributed to the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it was chiefly for a non-productive purpose； it became one of the causes for the lopsided development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it was known for its bad credit. thirdly, the research area is limited. we should expand the research area, including not merely the rules on the issuance of government loans but also their uses. in fact,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of internal debt also includes direct loans, secured loans, etc. lastly, it is a tough challenge to take in making an analysis of modem china's internal debt by usin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n public debt,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toda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since the 1980s, china has tak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of public debt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peed up modem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u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national debt gradually. especially after 1998, thanks to its active financial policies, china has maintained the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loaning for successive four years, with the balance of national debt increasing from 777 billion yuan at the end of 1998 to 1870 billion yuan at the end of 2001.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loaning, its risks have kept increasing.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a challenge for both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to tackle the problem： how to keep an appropriate rate of the increase of national debt and establish a reasonable structure of national debt 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and eliminate the financial risks.
【关 键 词】公债/内债/财政/近代中国
public debt/internal debt/finance/modem china
【 正 文】
公债问题，是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对1949年以前历届政府的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影响至深。对近代中国的外债（国外公债）研究，学术界开展得较早，中外学者关注较多，至今已是硕果累累。比较而言，对近代中国的内债（国内公债）研究相对缺乏，系统、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20世纪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作一回顾，并对未来内债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一展望，以期对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有所推动。
一、概念的厘清
按照公债经济学的界定，公债是指"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运用国家信用方式，向国内外投资者所借的债务"[1]（p.97），作为一种财政范畴，公债的产生要比税收晚些。现代意义的公债制度是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在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大利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职能的扩大，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急剧膨胀，只能通过大量发行公债筹集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公债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国家的职能空前扩大，国内外战争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财政危机接踵而至，公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规模越来越大，制度日趋健全，公债已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公债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按发行地域划分，可以分为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政府在本国的借款和发行的债券为国内公债，发行对象是本国的公司、企业、社会团体或组织以及个人。发行和偿还用本国货币结算支付，一般不会影响国际收支；政府向其他国家的政府、银行或国际金融组织的借款，以及在国外发行的债券等，为国外公债，外债的发行和还本付息都要使用外汇。按发行债券的政府级别分类，可分为中央公债和地方公债。中央公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的公债，地方公债是由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统一的国家预算使得国家政权是作为一个整体出面借债的，从而使中央公债等同于国债。而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看，由于地方财政独立于中央财政，因而可以较为严格地区分中央公债和地方公债，地方公债虽然是整个公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国债"。总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明确规定，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一律不得发行公债，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债"包括"国债"和"地方债"两个组成部分。当然，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也将可能出现地方公债。除上述划分方法外，还可从其他角度分类，如按发行期限，可分为短期公债、中期公债和长期公债；按公债计量单位，可分为实物公债和货币公债；按公债举借的方法，可以分为强制公债、爱国公债和普通公债；按有无利息和利息支付方式划分，可分为有息公债、有奖公债；按公债是否可以自由流通划分，可分为上市公债和不上市公债，等等。
为了更好地把握本文的研究对象，还有必要对"公债"、"内债"及"外债"等几个相关的概念再作一些说明。"公债"与"内债"、"外债"的共同点是三者都是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政府向国内的个人和单位举债时，既产生"公债"，也产生"内债"，即此时的公债就是内债。同样，当政府向国外的政府、银行、企业和私人借入债款时，此时产生的公债也就是外债。可见，任何一项公债不是属于内债，就是属于外债，公债就是整个社会的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看，又不能仅将公债称为"内债"或"外债"。因为"内债"这一概念既包括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也包括私人、单位所举借的内债。同理，"外债"内涵也是由国外公债和国外私债两部分共同组成的，只有在一个国家仅存在公债而无私债的条件下，国内公债才能称为"内债"，国外公债才能称为"外债"[2]（p.264）。当然，在文章概念明确的情况下，也可简称国内公债为内债，国外公债为外债，如本文在某些地方使用的那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严格意义上将"公债"与"内债"、"外债"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结合近代中国公债史的具体情况，本文所说的"公债"或"内债"，是指近代中国历届中央政府所举借的、或者是经中央政府认可的由地方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它既包括财政部发行的公债，也应涵盖铁道部、交通部和建设委员会等中央其他部门发行的所有内债；既包括公开发行的以公债票、国库券形式出现的债项，还包括以合同、契约等形式出现的各种债务。
二、国内公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与近代中国的外债产生早于内债相适应，我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也较早就已经展开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利用有关部门整理外债资料之便即已开始了相关研究。对近代中国内债史进行专门研究的首推贾士毅。他利用任政府财政金融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写成《国债与金融》一书。该书对内外债"现时"性状况说明、描述多，分析则比较浅显，不过基本勾画出了中国近代内外债的面貌以及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3]，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基础。贾士毅在稍后出版的《民国财政史》中，以一编（第四编《国债》）的篇幅，按财政部经管的长期内债与短期内债、农商部内债与交通部内债、地方内债、整理国债、偿还国债的顺序，对自清末至民国5年（1916）的国内公债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沿革描述和分析[4]。至于民国5年以后的国内公债情况，贾士毅在《民国续财政史》第四编《公债》中已有赓续。该书以北洋时期的公债状况为沿革，以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债概要为"现情"，对自1917年至1931年的国内公债务债项进行了逐项罗列，条分缕析，以为后人借鉴[5]。贾土毅的这两部著作，资料翔实，面面俱到，确是研究近代财政史和公债史的必备之书。与此同时出版的，还有两本影响较大的研究中国内债的小册子，一本是千家驹的《中国的内债》，一本是王宗培的《中国之内国公债》。在具体的研究中，千家驹把自民国元年（1912）以来的中国内债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整理；对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10亿多元公债的用途作了分析；阐述了发行公债对中国的金融及国民经济的影响[6]。而王宗培对民国20年来的内债资料采用统计方法，就发行额、现负额、用途、担保、还本付息等项，分类汇编成八章，并附债券发行之成本计算及国债投资之利益计算两章，是一本较完备的可资财政研究者和国债投资者参考的书[7]。这一时期其他有关内债问题的专著和资料尚有徐沧水的《内国公债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科编的《内国公债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我国发行内国公债史略》（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等等。
以上是专论中国内债问题的，此外，在当时有关中国财政问题的论著中，大都辟有专门章节来阐述公债问题，如朱契和叶云龙的同名专著《中国财政问题》，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民国以来的内债。
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内债问题的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余英杰的《我国内债之观察》、尹伯端的《从公债的作用形态说到中国的公债政策》、郑森禹的《整理公债与当前的恐慌姿态》、杨荫溥的《新公债政策之检讨》等。余英杰主要从政府的立场、财政概况、金融状态以及交易供求之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当时债市高涨的原因[8]（pp.77-85）；尹文则从公债的学理上入手（如公债的作用、形态等），来探讨、评价中国近年来的公债问题，对国民政府的公债政策进行了批评[9]（pp.23-32）；郑森禹也认为，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公债政策"摧残国民经济、影响产业的深重，岂是一二语所可形容"，1936年初发行的统一公债与复兴公债虽然挽救了当时财政的总崩溃，但也只能是挖肉补疮的"消极的救急剂，前途还是很危险的"[10]（pp.57-67）；杨荫溥的文章通过对南京政府过去公债政策的回顾，认为当时实行的新公债政策，是"在吾国现在环境下……比较适当之步骤"，但能否完全实现，"全在当局之善为措置"[11]（pp.1-26）。
抗战期间，军费开支剧增，而增税缓不济急，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财政的极端困难，在举借外债的同时，还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使战时国债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放钧的《我国之国债问题》（《中国经济评论》1939年第11期），王丕烈的《我国战时的内债与外债》（《政治建设》1940年第3期），慕公的《战时国债之动态》（《商业月报》1940年10月）（注：参见张侃《中国近现代外债制度的演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11月，第2页。），郑孝齐、朱嵩岳的《战时国债之统计分析》（1943年12月），尹可权、刘凤公的《我国战时公债》（1945年）。郑孝齐、朱嵩岳的文章认为，战时国债发行不多，销售亦不畅，故其收入在国库收入中并不重要，平均每年占百分之一左右，主因为物价上涨而公债利率太低之故[12]（p.322）。尹可权、刘凤公认为，我国八年来所发行内债共有15种，其中法币内债占12种，债额达100200万元，外币内债2种，即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但战时内债自抗战第二期开始，销路渐成问题，直接向国民推销之数不多，大多向银行抵押，造成通货贬值，公债平衡财政赤字之作用也因之大减[12]（p.375）。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为纪念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十周年，于1943年11月发行了《十年来之公债》的小册子，对国民政府1933-1943年间的公债政策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该书虽然不乏对孔祥熙的溢美之词，但其中的一些材料和统计数字对我们今天研究战时公债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13]。
抗战胜利后，因内战的全面爆发，经济建设未能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展开，而是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高涨、工商业凋敝，这引起了当时经济、金融界人士的忧虑，希望通过研讨民国经济史以对起衰振敝、救国裕民有所裨益，银行周报社和中国通商银行分别借成立30周年、50周年之际，就民国以来的财政、金融、水利、交通、农工和矿商发展情形，写成《民国经济史》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两书都有关于中国公债的专题，分别为邬志陶的《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和陈炳章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公债》。邬志陶通过对民元以来我国公债政策三个阶段的回顾，认为自民元至1937年，公债在我国财政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抗战发生后因受经济环境所限，公债在我国战时财政中的作用已无足轻重[14]。陈炳章则利用曾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的便利，比较完备地搜集了自前清至战后的中国公债资料，分五个时期进行评述。陈炳章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内债、外债还是庚子赔款，都是由内忧外患而起的。民国成立后，因军阀内战连年，举债愈滥，债信愈堕；至国民政府成立，因筹措军需、办理善后以及经济建设等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以资因应；而抗战以后所举之国债，为数较巨，但因战区扩大，货币贬值，终难实收宏效；抗战胜利后，各地政局未定，灾患频仍，对于推销公债有很大不利影响[15]。此外，贾德怀的《民国财政简史》和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问题--理论与现实》对中国的内债史都有详略不等的描述。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的内债资料整理和研究尚称不上完善，时人的研究主要是分段性和专题性的，缺乏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整体性研究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近代中国的内债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有关研究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中华书局1984年新版。其中"代序"《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一文，另刊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又以《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为题.发表于《文史哲》1983年第6期。）、任静吾的《十年内战中蒋党政府的公债与经济垄断》（注：参见《光明日报》1953年9月19日所载。）和肖灼基的《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注：参见《光明日报》1965年9月13日所载。），除此之外的其他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即使在经济史、财政史和金融史的教材、著作中对这方面的内容有所涉及，论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大都把旧中国内债作为"四大家族"残民以逞、盘剥民众的发财工具进行批判，未能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结论也时有失之偏颇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恢复国债发行，运用公债（包括内债与外债）工具为改革开放、推进四化建设服务。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公债问题的极大兴趣，有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与此相联系，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有了较快发展，这首先体现在有关研究资料的大量刊布上，如：（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这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该馆馆藏历史档案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资料编辑而成的一套综合性档案资料汇编，共分五辑，其中第三辑、第五辑分别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000年版。）。在第三辑《财政》分册中，辑录有北洋政府时期的内债、外债档案资料，是研究1912-1927年间中国内债的重要参考资料；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三）辑录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包括"国民政府筹借整理内外债方针政策与组织机构"、"内债"、"外债"、"内外债整理概况"和"附录"五部分；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辑录的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内容涉及内外债概况、中央公债、地方公债和外债等情况；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一）辑录的是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内容涉及内债的发行及偿还等情况。（2）《金城银行史料》。该书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辑录了金城银行从1917年创立起到1952年为止的有关资料。可供本专题参考的主要是"经营公债有利可图"、"金城银行公债库券明细表"、"公债买卖投机实例"、"以公债为押品进行放款"等有关内容[16）。（3）《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选编，辑录的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货币的有关档案文献、报刊资料，但对研究近代中国内债也有较大帮助[17]，儿（4）《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共12卷，由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虽然名为"外债档案史料"，但第二卷的有关内容如"1928-1945年财政状况"、"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抗战时期的债务状况及处置"、"1945-1949年的财政及债务状况"等，对内债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18]。此外，可供本专题研究参考的相关性资料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学者们在充分利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论者仍或多或少地受传统观点的影响，较多地强调旧中国内债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财政支柱之一"，"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作为一种历史陈迹还保留着它的丑恶形象"[19]（pp.58-63）。具体到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国内公债的评价，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行内债，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被迫的'、'克制的'、'建设性'的借贷，而是直接用于内战、不遗余力对人民残酷的掠夺。"[20]（p.39）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也逐渐趋向比较客观和公允。如金普森、王国华在其连续发表的《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1年之内债》和《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两篇文章中，一方面对国民政府战前十年的内债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内债政策，从债务结构、债务信用、发行条件和债务用途的前后发展看，是有进步的，比较成功的"，"巨额内债的发行与流通对南京政府的生存、稳定、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稳定和统一，对于中国后来顺利地进入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阶级局限性："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很少重视经济发展，这既有当时的实际困难，又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的。"[21]（p.88）学者们在评价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时，能坚持辩证唯物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借公债筹款情有可原，内债也的确在抗战财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由于国民政府不能真正做到'有钱出钱'，反而是'有权者发财'，它的财政政策包括公债政策又是失败的。"[22]（p.87）对此，赵兴胜也认为，国民政府的战时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一定限度内筹集了经费，支持了抗战。但由于公债政策运用上的非持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就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是算不得成功的[23]。值得一提的是，吴景平在其最近发表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中，站在更高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旧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问题的若干思考[24]，对学术界的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的公债史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王国华的《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研究》（杭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单宝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张生、康勇的《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公债发行看上海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结合的原因》（《陋铭理论家》1990年第1期），周育民的《试论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朱英的《晚清的"昭信股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邓宜红的《试析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对待政府内债态度之演变》（《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等等，不一一赘述。
三、21世纪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发展趋势展望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本专题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只有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首先，正如吴景平指出的，虽然绝大部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教材和作为断代史的中华民国史著作，以及相关时段的经济史、财政史、金融史教材和专著都涉及到内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还做了专题性述评，但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系统、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就整体性观照的成果而言，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以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材和专著问世"[24]（p.175）。这与近代中国内债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作出辛勤劳动，使研究近代中国内债方面的专著早日面世。
其次，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近代内债放到当时的政治、经济、财政大背景下考察，避免就债论债的倾向。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偏重对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所发债项、总额的考证，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内债史往往要对许多债项进行梳理和统计，才能得出相关结论，这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必须把近代内债放到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中去研究，通过对政治、经济的研究来判别内债的性质和作用，找出近代中国内债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内债及社会主义类型的内债的不同特点。比如，近代中国内债在维护历届政府统治方面的财政支柱性作用、近代中国的内债以非生产性用途为主、近代中国内债在促进银行业畸形发展方面的作用、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内债大都债信不佳，等等。总之，只有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来研究近代中国内债，才能揭示出近代中国内债的运行机制，才能通过对内债的研究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
第三，应拓宽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的领域，深化研究层面。内债史的研究范围不应仅限于发行条例所提到的方面，还需要注意研究对债款的实现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作为内债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应包括公开发行的公债库券，还应包括非公开发行的直接借款和以债券抵押借款；应搞清所论及债项的直接举借主体，把该时期经政府批准或授权的由各直属部门和各机构出面举借的各债项都考虑在内；要从债权方角度出发，研究金融业对待内债问题的态度；要通过研究起中介作用的团体和机构，来考察某一时期内债问题的特殊性，等等，从而拓宽内债问题研究领域[24]（p.187）。同时，还应关注内债关系的延续性和阶段性，把与债项各要件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内债风潮和内债整理问题列入研究范围。如对北洋时期的1921年内债整理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次公债整理（1932年公债整理案、1936年"统一公债案"、1943年省债整理案），需从整理的背景、整理的过程和对整理案的评价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细致的专题分析和研究。此外，还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如对近代中国内债前后各阶段进行纵向的异同比较，对同一阶段的内债和外债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把同一阶段的中国内债与外国内债进行比较，以探寻近代中国内债运行的规律性。若从更广的视角考察，还应对下列问题引起关注：如北洋政府遗留未清偿的对内债务，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究竟有何影响；历届政府所发行的各项债券的上市情况、某一债券的上市与日后行情等，是如何影响到现有其他债券行情，进而影响到以后发行的；公债库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如何评价地方借款与中央借款的关系；金融业对政府借款与对工商业放款的比较；政府当局的内债政策与金融工商界有关主张的交互影响[24]（p.187），等等。在掌握史料和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构建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内债史研究体系。
第四，如何运用现代公债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内债史，为今天国债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是本专题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把公债政策的运用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我国连续四年保持着较高的借债速度；1998年发行国债3811亿元，1999年为4015亿元，2000年则达到4657亿元，2001年为4604亿元。国债余额也由1998年底的7770亿元增至2001年底的 18 700亿元[25]。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中，中国经济近几年能始终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国债可谓功不可没。据统计，1998年国债投资项目带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带动2个百分点，2000年带动1.7个百分点，2001年带动1.8个百分点。
但在国债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我国的债务风险也在逐渐增加，因此，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把握适度的国债规模，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能将中国近代国内公债的发行、偿还、整理、交易和管理等内债运行基本规律阐述清楚，辨别其中的利弊得失，就可以对中国今天国债政策的制定起到宝贵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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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6
关键词：红十字运动；近代中国；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K25；C9109；C9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24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崔家田：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之省思
红十字运动自1904年在中国登陆以来，至今已走过百余年风雨历程。对其发展历程的真正学术性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是时至今日，学术界（主要是史学界）与红十字系统工作人员（即“红会界”）对于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下文略称“红会研究”）却也是多有收获。粗略统计，海峡两岸近期关于红会的相关资料、著作已经达数十部，文章百余篇。既有成果中除了初步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外，多集中在红会起源史的研究以及对红会历史功绩的概述性、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且尤以后者为重①。检视既有研究，笔者感到尚有不少缺憾之处，下面仅就红会研究的内容与方式方面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不足与误读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红会研究的重心要适当下移，努力打破研究中的失衡局面，以期做到整体推进
就目前的红十字运动研究状况而言，大多数的学术研究仍是集中在总会之“面”，地方分会之“点”的研究居少。近几年来学界的研究虽有一定改观，但是整体来看红会的研究依然呈现出层次（总会、分会）有别及地域不均的局面。学界与“红会界”已出版的一些资料性质的图书与研究著作，不仅在资料的编选与使用上侧重总会的活动，地方分会的活动很少涉及，而且所涉地方分会之活动在地域上也是多侧重于沿海一带（北京、天津、山东、台湾、江苏、福建）与西南的云贵之区，致使既有研究成果中上（总会）、下（分会）参差，点、面不均，点、点失衡。但实际上，研究者只有对于各地的分会情况都了然于胸，才能更准确地对红会的历史功绩、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会员结构及其所在地的影响作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判定，也才能为总会的相应研究提供确当的支撑，并勾勒出红十字运动在近代中国发展较为详尽的整体图像和复杂多样的发展样态。故而，该领域日后研究的重心似更应该在红会研究的层级上向地方分会倾斜，并在地域上超越东南与西南，致力开展国内其他区域红会史的研究，努力打破红会研究中的区域失衡现象，以期做到整体推进。
就近期国内研究成果而言，各地分会材料的使用虽有一定改观，但仍大体如是。除了东南一带的分会材料有所使用之外\[1\]，诸多非中心的相对“偏远地域”的材料几乎没有见人使用。如多灾多难的中原之区，民国时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社会情势可以说是战端不断。随着各种有义或无义的战端不断开启，红会组织亦在中原大地逐渐发展壮大。1936年河南红会分会多达81处，分会数量为当年全国各省之首\[2\]。且不说这些地方红会的效能如何，单就其数量及地域分布就可以看出红十字运动在河南发展情形之一斑。就是在河南半壁沦陷，东、北、南三面受困的抗战中期，河南红会的数量也一直保持在几十个，实为难能可贵。可是对于这些地方性的红会迄今为止尚缺乏应有的系统研究，更不用说对其材料的使用和开掘了。近年来虽对近代河南地方慈善事业史的相关研究有所推进，但是这些研究因研究主题各异，研究任务不一，故多是对近代河南红十字运动偶有或者略有涉及。所涉之处亦多是对近代河南红十字运动概略性介绍或者对某个具体时段事功的简略书写，并且利用的文献资料也极为单一，相关档案尚未得到利用。这种情况的产生尽管跟资料的多寡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但是却也不尽然，如四川的资料也很多，但却很少有人利用\[3\]。这种区域失衡的研究对增加我们对于红会整体理解的阻碍是不言自明的。沿海东南之区因历史原因近代以来社会经济远较内地繁荣，其相应的红会事业以及各种民间组织也较内地更为发展及发达。民国时期因战争的刺激，西南云、贵、川红会事业也一度颇为兴盛。但若就东南和西南之区的材料来编演、叙述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故事，显然是有很大局限的，极有可能产生“以偏概全”之象。因而，红十字运动研究的重心亟待下移至分会层级，并在区域性分会研究方面有所拓展，以便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能够做到整体推进，不断深化。
二、要在地化地深入开展“语境中的红会”研究，实现研究中心的逐步转移与调整
红十字会虽具有超越地方性的视野与身份，但其生存无疑却是“地方性”的，这也就是红十字运动“在地”与“越地”的复杂悖谬之处。红会不可能外在地悬浮于其所处的“语境”（地方社会），它只有深入到地方社会里面，并与当时当地的地方之气脉及人物之生活接续、理顺、契合起来，立足地方区域，接通地方气脉才能生存发展。但现在不少研究却把红会当作独立于“语境”的研究对象，剥离红会存在的具体时空环境，或者只关注到“大语境（整体的社会情境）”层面的社会情境，而对“小语境（红会发展所依赖的地方社会情境）”层面的因素常常缺乏应有的关注或者关注不够，造成既有成果多是红会的“影像”而缺乏应有的红会组织及其人员的“感受”。这种没有深入到地方社会气脉中的研究，只可能得出一些隔靴搔痒的概论性结论。
笔者认为，红会研究和红会的具体工作都应该“扎根”，扎到具体的社会情境里面去，扎到红会参与人员的生命历程中去——作更为细腻、更为在地化、更能深入中国地方社会情境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历史风景”的呈现以及符合“近代化”历史形状的主观推论——那种依靠方法论上的逻辑推演而获得普泛化的认知更是不免显得过于概化，易失之于实。因而，日后的研究应该也有必要深入到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以及个人的生活历程中去寻觅解答。在红会事功叙述与描摹之后，深挖红会材料背后的历史纠葛、恩怨情仇以及可能的发展经验，就应该成为考虑的方向，这样才能更好厘清红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多角度、多层次也更加精细地呈现红会历史发展的真实，突破那种整体性概略把握的思路。在相关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只看红会本身及其所处的“大语境”，更要看到其所处的“小语境”——致力加强红十字运动人物研究和红十字运动与地方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
以各地红会创建以及办会过程而言，各地红会的实践过程也呈现出极为多样化的状态：“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新瓶装新酒”等歧出之态不一而足，均有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观念的触发可能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其它地方性、个人性的要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很可能就是一些地方性的要素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研究中，研究者更应该追究这些隐而不彰的要素以获得对这段历史的立体解析和较为丰满的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地方分会的发展对于“小语境”的依赖性甚或更大，它们更需有发展自身的在地化举措或者地方社会各种因素的促发才可持续。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小语境”所拥有或独有的同声相合的社会情境与人际圈子，往往是催生红会的关键。红会在上海的创办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4\]。在现实中，对于入会者而言，有时很多人加入红会更是“冲人”（主事者）而来，而并不是红会吸聚人员（这可能也是中国红会乃至民间组织的一个本土特色）。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红会是怎么组织的，怎么运行的，干了什么事情，在不少入会人员看来其实都没有什么重要性；红会的结构和体制制度是不是正规，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是个人的社会性脸面，红会的符号意义及其与所在地人与人关系的维持，尤其是与红会主事者关系的维持。在红会早期地方分会的发展中，因人起会，因人会失的情况多有出现，就是皆因个人动员与链接各种资源的能力与途径多有不同这一因素所致。亲友串联的面子压力，兵连祸结的社会压力，为富不仁的舆论压力，甘愿奉献的个人心志，头面人物必须的姿态仪式，都有可能成为入会甚或“身不由己”的原因。换言之，这些入会人员的“高尚”多不是脱离具体社会情境的“高尚”，也不会是脱离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生活状况的“高尚”。盛宣怀的“捐赈复产”\[5\]与“出山借势”\[6\]；常熟红会的白话浅说与对入会“十大利益”的费心归纳\[7\]；信阳“过街老鼠陈二爷”的日常做派都很好地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红会认识的功利性与道德符号的借用心计\[8\]9899。作为地方民众应对社会变乱的举措施之一，参与红会不仅有虚拟的道德收益（声望），也有切实的实利获取——社会保障与人身安全的相对保全。生命权与生活权的保障无疑也是成为当地士民积极参与红会事业的一个促进因素。因而，如果不深入地方情境中去而奢谈红会参与人员的功德与动机，等于是制造一场误会。因而笔者认为，应该找准这种地方文化与社会的入口开展研究工作。
在研究这类民间组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关注社会结构层面其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调节机制与反馈机制（中上层人物回馈社会的一种机制）的特征与重要事功，也必须注意到主观认同层面其作为维持与加强既有人际关系，锻造地方社会认同乃至获取与夺取各种物质性、社会性收益途径之一的客观事实。这样似乎才能勾勒出红会发展的多种面相与社会生态，而这也才是红会的发展常态与实态，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既有关于红十字运动的研究中，红会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多数研究是阐述分析各地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功绩与组织沿革，而对置身红十字运动中的人却较少着墨，关注不够。这样的研究体现出来就是一种没有鲜活之人的、淹没了个体的“整体”红会，致使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剥离了当时当地具体的社会情境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剥离了人的要素及其感受，造成一种“只见运动不见人”的研究状况出现。无论是“红会界”还是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不仅整体力度不够，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就“红会界”而言，对红会人物的报道与描摹很不均衡，多为红会高层人物的专访（大城市红会医院的院长、书记与血液中心的主任之职者），很少有红会的基层人员及护理人员之报道。报道的角度也不够集中，很是分散，专门从红会角度进行人物报道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学术界在为数不多的红会历史人物研究中，既有的人物研究也多集中在红会高层人物。国外的人物则主要集中在杜南、南丁格尔二人，且多为一般性的知识介绍，真正的学术研究还不多见。
国内的红会历史人物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创会人物、会中或社会上层人物（孙淦、施则敬、沈敦和、盛宣怀、吕海寰、孙中山、杜月笙、林可胜、庞京周等人，尤其以林可胜为多）以及1949年以来红会总会的工作人员（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与老一辈革命家中一些人物（如）\[9\]，其中后一类主要多以文学化的方式出现，还不能算是研究，其主要发挥的是史料价值。对红十字运动中基层历史人物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地方红会会长群体的研究也几乎无人涉及。
事乃人为，而脱离了人的组织是无法存在的，脱离了具体人行为之考察的组织研究也无法做到深入与透彻。我们只有将“事”纳入“人”的活动中去考察，才能看出这一运动发展的本土特色、地域文化韵味与多维的实际面相。如果一味脱离个人的行为、活动去概论整体，其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失之偏颇，而如同信阳“过街老鼠陈二爷”的日常做派与会员身份之间的实践与表达的背离\[8\]9899，民国早期济南红会之间的相互争斗与红会宗旨的矛盾，也就可能让人无法理解\[10\]。
最关键的是，只有把活生生的人放进去，我们才能理解红会。因而，我们有必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研究中不仅仅以“事”为重心，更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把事情放到个体的人生脉络、生活际遇与生命历程之中详细考察。考察红会人员的更替与轮换，从中详察红会各个时期的发展时态与势态乃至红会相关人员的心态，结合人物的人生历程来探讨红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曲折与起伏。做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研究人，研究人更是为了参透“世”或“势”，而不应该仅仅是研究红会这个组织及其事功。处理并呈现人、事、世或势的复杂关联应该是研究者的目标与追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展各个时期红会人物，尤其是基层人物的追索、记录、考证与分析比较的研究工作。
三、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范式有待转变与调整
就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学者来看，史学界最初介入红会历史研究，可以说无一不是从其它研究主题“旁逸斜出”的：周秋光、张建俅、池子华莫不如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因各自切入角度和原因的不同，本应形成相应研究特色和特有的理论视野，形成一种多元交错的生动局面，但既有研究成果整体来看却多呈一种趋同化的状态。不同的研究者之间虽然也有历史时段书写的不同，功绩评判的歧异，以及研究风格上的部分差异，但多数研究还是主要将红会作为一种“事功”来叙述，采用的多是“叙事史学”的传统套路。我们所看到的依然多是波澜起伏的发展过程、成绩述评和整体概貌，相较而言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说事”阶段。现在大部分的事功研究，又多是将红会与慈善和灾荒史研究联系起来，处在整体的说“事”和功绩的发掘与表彰阶段，视角较为狭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套路颇为雷同。当然，在红会的研究中，这种从整体上来把握并厘清事实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方式与踏实的研究风格是必要的。可是，这种实证史学的套路根本无法穿透相应的史实外壳而进入历史深处以研究对象的心态或信念。在初期的史实构建之后，以笔者之愚见，就应着力引入新的问题意识、操作方法、多元的视角，从而打破学科界限并进行科际之间资源的整合，以争取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开展、拓宽、加深红会的研究，以期达到既关照红会又超越红会，既立足慈善又超越慈善，从以红会为红会（史实梳理）到以红会为材料（理论提升）的理论诉求，以期实现研究范式上的超越与转变。
在历史研究中虽则如严耕望所言，“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11\]，但是适当地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以指导相关研究还是十分必要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参考、学习与引入，不仅可以使研究者转换视角，拓宽研究视野与领域，更可以“平中见奇”使研究深度进一步加深\[12\]。如历史上乃至今日红会组织曾屡屡受到地方民众与有关部门“挂匾赠旗”的褒奖，红会组织对于各地红会工作人员及助会社会名流、绅商也常授予以各种题字匾额相彰，因而红会相关资料中留有大量各地红会领导和地方党政官员、社会名流赠予的题字、题词与匾额。在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红会的动员能力及其可能的关系网，更可使之成为探讨时人对红会认识与态度的切口。可是迄今为止，尚没有见到对这批材料的有效利用与深度解析。研究者若能转变视角将之视为各种书写的“文本”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事件的证据，并引入文化研究的“文本解读”方式对之作出再解读，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式。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解读红会留下来的各种文献或者说“文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历史，更能从中看到被建构的历史、虚构的历史，将历史的实在性与建构性辩证关系揭示出来，达到对它的深层解读，做到对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因而，在红会的研究中我们要既要“引（引理论与引入其他学科）”也要“跨”，可以考虑跳出慈善史、灾荒史的圈子\[13\]，以实现多学科融合，进入多学科共融的场景。从管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社会保障学、国际政治学等等不同学科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炼不同的研究主题。如在必要的事实构建和功绩描摹判定之后，可以引入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对之进行一番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红会的社会工作进行社会工作、社会保障角度的考量；将之放在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视野中对之进行审视，着力探究在各种力量交织中一个秉持中立立场的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的经验之道，等等。相信这样的研究将不仅能够呈现出与前不同的历史面相，而且能够为今日红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跨”莫如“引”。“跨”学科或者说交叉学科的研究虽然时尚，但是限于各种条件，“跨”得好却很难。因而，这样的研究有时不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莫如让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以不同的问题意识及操作方式进入较为具体可行。当然，“引”与“跨”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原来的“叙事史学”，而是期望在原来的基础上能够呈现出原来的操作方法所体现不出的历史面相，以丰富与加深我们对于红会与对于历史的认识。在红会研究中，我们需要实现“以红会为红会（就事论事）”和“以红会为材料（就事论世或势）”的有机融合与提升。没有“以红会为红会”，“以红会为材料”就是空谈或者以偏概全。同样，没有“以红会为材料”，“以红会为红会”的研究就可能是一种低水平重复，甚至学术研究资源的浪费。总之，我们在继续做好作为研究基础的“作为事功的红会”同时，日后应该加强并深化“作为语境的红会”与“作为人的红会”的研究，以期实现红会研究从“以红会为红会”到“以红会为材料（即作为材料的红会）”的转变与提升。
注释：
① 相关成果详细情况可参见《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曾桂林撰，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近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杨红星、池子华撰，载《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以及《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刊发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研究"一组笔谈文章中较为详尽概括与分析。近期的研究成果则可参阅《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池子华、郝如一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http:∥省略）的《红十字运动研究》电子期刊。
\[参考文献\]
\[1\] 池子华,郝如一.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1904—2004\[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2009.
\[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全国分会一览表:1936年\[M\]∥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56160.
\[3\]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Z\].重庆,1946:1112.
\[4\]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2728.
\[5\] 朱 浒.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J\].近代史研究,2009(4):112127.
\[6\] 朱从兵.为什么盛宣怀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M\]∥池子华,郝如一.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0109.
\[7\] 池子华.一份弥足珍贵的红会历史资料:《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述评\[M\]∥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76204.
\[8\] 罕 达,燕 敏.三十年代蜚声信阳的十大“二爷”\[M\]∥政协信阳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信阳文史资料:第5辑.信阳:政协信阳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1990.
\[9\] 杨红星,池子华.近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814．
\[10\] 山东省红十字会.山东红十字事业九十年\[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3.
\[11\]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