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第四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对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基于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建构了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的论述框架，并简述其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对口述史在两种不同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发展情况、各自的特点及整体方法应用上的注意事项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后续该方法在建筑学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从期刊发文量来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和2019年达到顶峰（图2）。研究方向上，乡土建筑史最多，其次是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而理论探究和实践总体较少。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研究中，建筑教育史在期刊论文里仅关注于外国建筑史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而在口述史文库中大量论文是围绕老八校前身的建筑教学教育史展开口述研究的；建筑师口述史工作重庆大学做得最多；建筑机构和项目口述史与建筑系高校的建设、发展及其设计院项目紧密相关，以清华大学研究最多。在乡土建筑口述史层面中，史料挖掘最关注建筑的时空演变、建筑格局或建筑特色及建筑相关的人物纪事；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中关注使用主体对空间的理解及其活动，并考证相关村落、建筑与文物的历史渊源，近年来对项目修复历史和三线建设历史的考证成为热点；在营造技艺口述史层面，聚焦于相关传统地方民居、地方特色建筑和建筑艺术与装饰的研究。最后，口述史方法应用层面研究较少，除少量的成果综述外，仅有一篇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较系统的口述史操作指南[2]。根据文献研究对象，统计其在中国各省份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中部和东部居多而西部和东北部少的分布情况（图3）。省份中属福建（以华侨大学为主）最多，其次是陕西、广东等地；沿海省份整体研究较多，而内陆地区集中在川甘以东、内蒙古以南、广西以北和豫皖赣以西的区域。建筑学高校中以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重庆大学研究最多。2008年起，建筑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相对密切，人文地理学、考古学、美术学等专业可见口述史方法在建筑学框架下的应用。如从经济学下的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社区微改造[3]；从博物馆学视角探讨口述史在丰富展览内容、辅佐场景复原等方面的优势[4]。在地方少数民族和工匠技艺研究中较重视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使用，如有倡议整合人类学方法对工匠族群所在环境的整个营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5]；也有实证研究通过此方法了解到了浙西南一带清代民居特殊构件的程式化体系[6]。在口述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当中，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民间文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关系被大量探讨[7]。近年来建筑口述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研究，对于区域建筑学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建构大有裨益。
2.2建筑教育、建筑师及项目机构口述史
中国近代建筑史在史料类型及其运用和研究方法上，都根本区别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8]。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已呈现出从研究样式演变和为设计提供指导，演进到根据一手资料重现历史场景之趋势，如通过研究设计和建造过程还原出大量有张力的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性与国家建构等理论问题[9]。建筑史研究中，已往社会背景层面的细节和盲点经由口述史被大量发掘和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学之外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完善了近现代建筑历史的脉络。建筑教育口述史方面很多工作的开展，都与各高校或各单位开始重视自身历史谱系、自身传统或配合校庆宣传有关。极少部分研究扎根于建筑教育史的整体研究，以学者武晶为代表，在口述史基础上梳理了自1903年国内建筑学科建立至今的外国建筑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弥补了建筑史学的研究空白[10]。绝大部分研究还是以个人或项目、机构的历史为对象。学院教育史和建筑师历史的研究，大多以高校院系的教师为统率。以重庆大学为例，2012—2015年有三篇硕士论文分别完成了对本校老一辈建筑学家李先逵、杨嵩林和尹培桐学术历程的研究，同时期该校的教师们又先后对唐璞、赵长庚、辜其一教授的学术人生做了研究。2018年，一篇硕士论文梳理了作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前身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2—1966年的建筑教育历程。近年来以龙灏教授为首的青年教师们正对重庆大学老一辈知名教师们的生平历程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史记录，并着手研究院系的发展历程。在城市规划领域，李浩教授在大量访谈业内老专家的基础上完成了《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该书对规划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弥补、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在建筑机构史层面，21世纪初即有对营造学社发展历程的研究，2009年始有对高校研究院机构发展及创作历程的研究。2018年，华霞虹教授主编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年》问世，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为该高校设计院发展脉络的厘清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清华大学以刘亦师老师为首，通过口述史方法对清华大学设计院历史及学校建筑系的教育史和发展史进行考证。在建筑项目史层面，研究侧重于一些知名建筑项目的历史演变和修复过程，涉及的访谈对象也和建筑师学术生平及教育经历密不可分。除了大的断代史和编年史之外，学科里面靠口述史和整理出来的其他的一些侧向证明的研究史也很重要③。就四本口述史文库关于近现代建筑教育、建筑师和项目机构历史的口述成果而言，研究涉及早期国内外相关建筑教育教学课程细节、不同设计思潮在项目上的碰撞，以及一些重要的建筑师、学者和著作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等等，已呈现出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的口述史料。
2.3乡土建筑口述史
陈薇教授曾于世纪之交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以乡土建筑研究为突出倾向的从中心移向边缘的特征；二是从研究层面的中观，转向研究广度与深度兼备的林木互见的特征；三则是从旁观转向深入心态和人的、将心态史和社会史与建筑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11]。2016年学者刘军瑞对近十年来乡土建筑研究中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陈薇的观点进行了对比论证，肯定了这一史学研究趋势同样契合时代的特点[12]。近年来建筑口述史研究已深入到地方的乡土营造、少数民族的文化溯源和物质空间的解构中，2010年之后研究明显增多。学者们应用口述史方法逐步开展了深层次的研究，视野也逐渐上升到较宏观的高度，可谓林木互见。如将匠师口述传统中的模数与比例的营造制度，向下关联到地方语言的转译与生成的机制中，向上剖析其与中华营造理念中宇宙观的关系[13]。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对于个体之于环境的感悟愈发重视，并会带着更多设身处地的同理心去采集这些个体的所思所想。学者崔勇从21世纪初便提倡在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与逻辑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统一去探寻前辈们的心路历程[14]；亦有通过口述史访谈揭示古镇民众在文化景观保护上与政府冲突的根源是两者保护意识的不对位[15]。现代口述史学在配合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更多地从“自下而上”角度“书写”历史，有利于实现历史学科的通俗化[16]。建筑口述史同样深入乡野，在地方建筑的史料完善、营造技艺的记述、遗产保护和村落保护的探索等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理论建设在此层面研究中普遍被淡化，着重于史料的搜集，遂将乡土建筑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及相关论文数量汇总如下（表1）。除国内乡土建筑研究涉及口述史以外，跨境的华侨建筑史研究同样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口述史工作。以华侨大学为平台依托，陈志宏教授统领了两项闽南地区华侨建筑和聚落的研究课题，对马来西亚特殊的海上桥屋的营建过程、华人坟墓的形制设计等都有相关的口述史研究，使得早期面临传统技术断层、业主古迹保护观念匮乏等问题的华侨建筑得以展现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总体而言，近二十年来口述史在地方建筑的各层面研究广泛，多集中在村落、古镇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也在此层面体现得最多。研究论文数量在2010—2014年增长明显，2016—2019年增长更为显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地域建筑的史料探索，这种深入乡野的研究为地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物质空间的优化重构及地方记忆工程的建设推动巨大。
2.4建筑口述史方法应用的研究
2.4.1重视访谈对象的遴选口述史方法与传统文献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异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的认识过程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一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受访者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17]。而口述史又是对亲眼看到并参与过去事件中的人的采访，目的是要重现历史[18]。因此口述史研究前期访谈对象的遴选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叙述历史的可靠性、完整性及访谈过程中对有效信息的挖掘。对象的遴选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定向性的，研究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对象的选择多围绕个人本身、亲友及有过共同经历的同事等；其二是非定向性的，研究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个人或群体，多用到人类学的调研和取样方式。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对建筑师历史、建筑项目或机构的历史、工匠技艺营造和传承等口述史研究中。如研究辜其一先生的人生历程及学术概况，就访谈了与之共事过的白佐民、邵俊仪教授及其女儿陈义蓉[19]。对于华侨地区的华人大会堂而言，其设计风格的定型源于不同原乡背景的华人共同的协商结果，因此当地的华人社团是了解该项目历史最好的访谈对象④。设计院近年来在建筑口述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体现在其提供的设计作品集、设计院院志等，对于对象的遴选有很大的参考作用。此类访谈对象的确立，也涌现出一些创新的方法。例如，有通过CiteSpace分析高校教师的合作关系及发文量以确定受访学者[20]，也有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宣传报道确定受访的传承人[21]。非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村落保护和遗产保护、社区营造等。如就胡同整治更新研究的访谈人选确定，以对象所处空间的参与度和作用力强度为首选，选出了作为北京独特胡同文化塑造者的养鸽人和种花人、从事文艺创作的大妈等[22]。对于口述者本身专业技能的甄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质量和后续研究的深度。就乡土建筑匠师本身技能水平的评估，刘军瑞指出可分为人员推荐法、技艺评测法和自我评价法三种方法[23]。2.4.2关注访谈方式及访谈过程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采用的方式也会有差异。以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为例，涉及较明确、具体和系统的工艺步骤、技术技巧等访谈内容，受访对象较内向或缺乏受访经验时，采用结构性访谈；而研究内容主要为个人生活史、村落传说故事、公共文化活动等时，则采用非结构性访谈[2]。从近年来大量附带访谈稿件或访谈问题的论文来看，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是根据实际情况相互交织的。在访谈之前，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能提高访谈效率，少走弯路。制定问卷调查表或信息记录表等已成为建筑口述史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共识，尤其在访谈对象为匠师时：其一能避免因个人因素造成访谈过程难以进行或偏离主要问题而失控的情况；其二减少了访谈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障碍等导致的沟通问题。在《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的访谈之前，李浩教授让专家们仔细阅读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报告和相关成果，对受访者的回忆起到了有利的引导作用。在访谈过程中，碍于一些个人原因或相关发言立场的正确性，会存在受访者回避或不愿讲述的情况。如当访谈内容涉及工匠群体的核心技术时，传统工匠们由于重实质、轻表述的职业局限和自己的权益立场，会在访谈时表达不清或不愿透露营造细节[24]。访谈中采用录像时，业界学者会由于面对镜头精力无法集中，或碍于一些立场欲言又止，要求停止录像[25]10。这些均是对于整个访谈流程记录造成阻碍的难点。访谈之后的补充与回访环节也很重要，其一方面能在与受访者更好地建立信任感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入访谈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能校正、核对初次访谈时所获得的口述资料。李浩教授在口述史应用于规划领域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城市规划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应当采取一种专题性、互动式、研究型的实施方法与技术路线，即一要有明确的访谈主题，二要为老专家的谈话提供充足的条件，三要立足于规划史研究的工作目的[26]。这种整体式的口述史实施方法与路径可作为参考，在访谈的前期工作中确立下来，成为贯穿整个访谈过程的原则和意识。2.4.3对于口述资料真实性的考证口述史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在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也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重述历史是产生集体认同感、身份感的重要途径[27]。而群体访谈对于建构一个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消解因时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叙述失真意义重大。会议上李浩、彭长歆、黄怡和钱锋均提及了群体访谈的形式对于增强口述真实性的重要性。此外，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而言，学者们建议，一是明确授权概念，给予受访者一定压力，促使其重视访谈质量[25]10；二是访谈前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带去访问求证，能够更精准地纠偏⑤。一些问题在会议中被提及，如在专家访谈后部分会审改，存在着改动稿件频繁和审改较多的情况⑥；对于访谈资料二次加工后的史料可信度，同样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华中科技大学团队通过对十堰市二汽专业厂的工业考古学式的实地考察，校验了受访者口述情况与遗存情况的差异性和一致性[28]。这表明实物调查对口述真实性的考证也具有一定意义。多次访谈及回访的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受访者的坦诚讲述。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曾写道：“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需多次访谈来建立起亲密关系，这能激励受访者的直言不讳，且能避免不诚实的告白。”[29]对口述资料的求证，研究者限于个体经验也会有难断真伪的时候。在整理口述资料时，同一事物出现多种观点且一时难分真假时，应保留口述史料的原始性，让其并存并作注释说明[30]。
3结语
近二十年来中国建筑口述史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层面，通过口述史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建筑师和业界学者的学术生平、建筑机构和建筑项目的发展历程等，极大地丰富了近现代建筑的历史背景和细节。在乡土建筑史的研究层面，呈现出多角度、多地域化的特征，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明显增强；其中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的保护传承研究最多，但整体偏向实践应用，少有理论建设。在方法论层面，学者们有意识地重视访谈对象的遴选，涌现了一些新的方法。研究越来越扎根田野调查，也越发重视访谈的方式和流程，这对于访谈史料真实性的保证和口述史工作流程标准化的建构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成果斐然，但依然有很多方面亟待探索与完善。首先是口述史一直以来面临的问题，如对于口述史理论体系多引介国外经验而自己少有建设、学界内部的推动力不足和标准化规范的确立不明等[31]；其次，落在建筑学的研究上，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亟需拓展，而已有的口述史成果表明多学科交叉研究能弥补传统建筑学的思维局限；最后，大多论文还是以口述史料作为研究成果，尽管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有所求证，但未深入到进一步的分析和学术化、上升到史学的研究层面。针对建筑学界内部推动力不足的现象，赖德霖教授呼吁应提高对口述史工作重要性的认知，认识到记忆也是遗产，是比实物和文献消失更快、更难以保存的遗产，须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对相关研究予以支持[32]。2022年5月21日，第五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也已成功举办。会议及之后的主题文献展中除了体现出学界对口述史理论及工作方法、乡土民居、建筑保护与实践等议题的关注外，还立足于主办方华中科技大学的本土，将武陵地区传统匠作匠艺的传承及三线建设背景下的教育培养、设计实践和集体记忆等口述史研究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成果汇报和展示。并且此次会议上，学术委员和代表们经过热议，建议共同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开展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究的倡议[33]。未来的建筑口述史研究，也应加强对史料深层次的贴近历史真实情况的挖掘，并在广度上有所拓展，以展现更多有价值的历史图景。
作者:赵琳 黄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