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范例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范文1

关键词:近代文学;文人结社;地理分布;地域格局

近代旧式文人结社现象突出。据初步考察,近代旧式文人社团有二百三十余个,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北京、浙江等地,表现出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这种地理差异性学者关注不多。诚如杨义所云:“我们的文学史相当程度忽视了地域的问题、家族的问题,忽视了作家的人生轨迹的问题。这些地域、家族、作家的人生轨迹和他们的社会交往,对作家的文学生命的形态的形成和变异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不应该忽视,而应该受到力求绘出中国色彩的文学地图的人们高度重视的。”[1]目前,曾大兴、梅新林等学者在文学地理学方面成绩颇为喜人①,但与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要求差距甚远。因此,本文拟在全面考察近代旧式文人结社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该时期文人社团的历史地理分布与社集创作,并进一步探讨文人结社对近代文学的地域格局的影响及发展。

一、近代旧式文人结社地理分布:中心北移,多点开花

近代文人社团有资料可考者二百三十余个,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或载于地方志,或见于日记,或录自诗文别集,或取自札记等。笔者以目前所考者为准,按时间顺序对近代二百三十余个文人社团的地理分布予以初步展示。嘉道年间文人社团41个,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等省份。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各有11个,占该时期文人社团总数的51%。另外,广东、福建两省各5个,占该时期文人社团总数的25%。除此之外,北京地区文人社团有6个,山东有1个。在各省内部文人社团地理分布方面,广东省文人社团皆分布于省城广州,福建5个文人社团中有4个位于省会福州。江、浙两省文人社团多,分布广,不仅仅局限于省城:浙江省11个文人社团仅潜园吟社、东轩吟社位于杭州,其他分别在平湖、绍兴、慈溪、嘉兴等地;江苏省11个文人社团中南京只有3个,分别是苔岑诗社、江东词社、听松词社,其他分布于松江、吴县、娄县、苏州等地。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年间文人社团多达69个。其中,江苏、浙江各占16个,北京和福建各占8个,东北5个,云南4个,广东4个,湖南3个等。就省内文人社团分布而言:浙江省此时的文人结社主要集中于平湖;福建3个文人社团有两个分布于省会福州;江苏、湖北、黑龙江、云南4省的文人社团主要分布于省城以外;广东、湖南的等文人社团集中于省会城市。北洋政府年间旧式文人社团共计75个,主要分布于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福建、黑龙江、广东、天津等16省市。其中,江苏省文人社团最多,有18个。其次是北京、上海、浙江,文人社团数分别为13个、12个、8个。再次是福建、黑龙江、广东、天津、河南、四川6省,文人社团数2至4个。最后是陕西、辽宁、吉林、安徽、云南5省仅1个文人社团。就各省内部文人社团地理分布而言,江苏18个文人社团分布较广,仅丹山十才子诗社、潜社分布于省会南京,其余散见于宜兴、吴县、吴江、常州、常熟、昆山等地。北京、上海两地文人社团主要集中于城区。浙江8个文人社团则散落于省城以外的地区。福建此时4个文人社团中棣华吟馆诗社、菽庄吟社分布于厦门,福州仅陈衍主持的说诗社。广东3个文人社团仅竹林诗社分布于广州,而壶社、盂山吟社则分别位于岭东和东莞。国民政府年间旧式文人社团有47个,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黑龙江、北京、天津、四川、福建、浙江等16省市。其中,江苏文人社团最多,有10个。其次是上海,有8个。北京、黑龙江分别有5个和4个,而天津、四川则各自有3个。其余如安徽、辽宁、奉天、陕西、湖南、云南等省市仅1个。就各省内部文人社团分布而言:江苏10个文人社团中梅社、华林诗社、如社、青溪诗社、上巳诗社、石城诗社位于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的文人社团主要在城区;黑龙江4个文人社团集中于省会城市齐齐哈尔;四川3个文人社团中雍园词社、云庄诗社则位于该时期的陪都重庆;其他省市文人社团则相对较散,只有福建寿香社在省会福州,其余皆散落于地方。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观点:其一,近代文人结社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以江浙为中心的晚清文人结社转移至以江苏、上海、北京为中心的民国文人社团。晚清文人结社共计110个,其中江苏、浙江两省占54个,几乎占全国文人社团总数的一半;民国时期文人社团共计122个,其中江苏、北京、上海三地文人社团66个,超过全国文人社团总数的一半,北京、上海的地位明显上升。故民国以后文人社团的地理分布以江苏、北京、上海三地为中心。晚清时期浙江文人结社有27个,比较突出,然而在民国时期急剧减少至11个,尤其是国民政府年间浙江文人社团仅3个。其二,近代文人社团省市分布呈逐渐增多、多点开花的趋势。嘉道时期41个文人社团分布于7个省市,至晚清后期69个文人社团分布在15个省市,而民国以后120个文人社团分布于16个省市。其三,近代文人社团主要分布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苏、浙江两省境内经济文化均衡,故文人社团并不局限于省城南京和杭州,苏州、平湖、嘉兴、绍兴等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同样也有不少文人社团。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文人社团则以城区为中心进行组织。其他各省则以省城为中心,如福州、广州、齐齐哈尔等。近代文人社团历史地理分布之所以呈现出中心区北移与边缘区的多点开花,与这些地区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文人领袖的群体效应等紧密相关。作为都城,北京理所当然是近代时期政治、文化中心,汇集了全国文化精英,容易形成文人社团。晚清北京有文人社团12个,至民国则增加至16个。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临桂词人王鹏运寓居京师,邀集张仲?、朱祖谋、王以愍、易顺豫、夏孙桐等词人举咫村词社。该社成员皆异地词人寓居京师,都城的文化氛围为词人结社吟诗课词创造了条件。其后,王鹏运还有举“春蛰吟”词课。《同声月刊》创刊号言:“历年变乱,词人多集北京、上海,联吟遣忧。”满清被颠覆以后,政治中心南移,广州、南京、重庆等皆曾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晚清时期南京仅3个文人社团,随着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文化活动越来越活跃,文人社团成倍增长至8个。这很好地说明了政治中心的转移带动了文化文学的繁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重庆作为大后方基地和陪都,聚集了一大批的文人志士,为形成国统区文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旧体诗词方面,重庆有雍园词社与云庄诗社。相较于北京、南京这些辐射全国的政治中心而言,福州可以说是具有地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在福建省内举足轻重。近代福建有正式文人社团19个,其中福州有13个文人社团,分别是嘉道时期的筠心社、吟秋诗社、西湖诗社、梅崖词社,咸同年间的聚红榭词社、可社,光宣年间的瓠社、琼社、社、西社、支社,民国时期的寿香社和说诗社。福建文人结社的文化传统也是促进近代福建文人社团繁荣的原因。林拓所言:“一个地区的文化人才与周围地区相比较,拥有相对多数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它一旦成为文化密集地,并对其他地区形成强劲的影响力,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就是区域性的文化中心。”[2]群体效应是一种从众的心理现象,主要指群体成员在领袖的带动下产生的集体行为。历代文学流派与文人群体的形成皆离不开文人领袖,如欧阳修、苏轼与北宋诗新运动,李梦阳、王世贞与明代前后七子,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与晚明公安派,朱彝尊与清初浙西词派,张惠言、周济、谭献、陈廷焯、朱祖谋等与晚清常州词派,等等。文人领袖所带来的群体效应无疑是促进本地文化与文学繁盛的重要原因,亦是文人结社的重要契机。近现代时期,上海之所以文人社团云集,文学兴盛,除与作为当时的大都市上海有关之外,与文人领袖避居上海租界也有关系。他们带动了身边文人的结社吟诗课词。如成立于上海之舂音词社、午社、白雪词社、沤社、声社等与朱祖谋、夏敬观等词人领袖的倡议有关。潘飞声《沤社词选序》曰:“辛未之秋,夏君剑丞招集?园,同人议倡词会。时朱古微先生以词坛耆宿,翩然戾止,厥与甚豪,遂推祭酒。是日拟调《齐天乐》,有即席成者,会中共十四人。嗣后每月一会,以二人主之,题各写意,调则同一,必循古法,不务艰涩,襟袍之谐,唱酬之乐。虽王仙中集中咏物诸作蔑以加焉,由是遂成沤社,入会益多。有隔数千里而邮筒寄递者。讵意壬申近腊,东寇乘我不备,突然袭攻沪北。我军歼敌,敌复集大队来攻,炮火轰天,迁徒流离,各不相顾。余家且陷贼中,仅以身免。朱古老于乱前已撒手西行,同人每不通音问,词社星散,殆如水中沤矣。逾岁之夏,沪居始定,同人重集江滨,社事再举,重拾坠欢。盖读白石道人词‘自胡马窥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非变徵之语耶。同人惧词稿之散佚,谋梓以存之,汇送夏闰枝先生选定,合为一册。昔朱古老与半塘老人寓燕京,庚子之乱,成《庚子秋词》两卷。今此卷刻,恨古老不及见矣。”[3]沤社成立之初,身为词坛领袖的朱古微,振臂一呼,追随者影从。

二、地域书写:地域文化传统的认同

浓厚的地域文化传统是文学兴盛的最佳土壤,是文人结社吟唱的催化剂,是地域文人群体创作上的文化传统认同的归属。江、浙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据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记载,江、浙两省清代进士人数均超过全国进士总数的10%,而“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和奉天占进士总数的比例均在3%以下,进士人数最多的江苏是进士人数最少的奉天的16倍。沿海省份的进士数目远远超过内地和边远省份的进士数目,沿海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的进士数占全国进士的48.82%,几乎为一半;而边远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奉天六省的进士数仅占全国进士的11.76%,略高于十分之一”[4]。清代进士的历史地理分布基本上可以反映清代地域文化与文学繁荣的情况。据林葆恒《词综补遗》记载,清代词人共计4841人,其中江苏有词人1651人,浙江有词人1046人,两省词人数占全国词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特别是清代词坛的两大词学流派亦产生于江浙,分别是浙江的浙西词派和江苏的常州词派。因此,江浙一带在浓厚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下,近代文人结社较为普遍,晚清江浙两省共有文人社团42个,占该时期文人社团总数的45.6%,而进入民国以后江浙两省仍有35个,占民国旧式文人社团总数的31%。如道光时期汤贻汾主持的江东词社、端木?主持的听松词社,咸丰时期张景祁主持的吟秋词社,同治时期蒋春霖主持的九秋词社、刘炳照主持的鸥梦词社、谭献参加的寒碧词社、郑文焯主持的鸥隐词社与吴社等颇有影响。在创作上,近代地域文人社团常以乡景、乡情、乡俗为题材,这类作品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题材,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亦是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认同与承续。如道光十八年成立于嘉兴的鸳水联吟诗社社集有歌咏西施的组诗《倾脂河曲》,有吟咏当地民俗风情的节令组诗《岁除新乐府》,分咏“叫火烛”“担檐尘”“放年学”“卖春联”“跳灶王”“祀床婆”“压岁钱”“隔年饭”等,有歌咏乡民祭祀的《马头娘神弦曲》等,形成了一幅嘉兴风土民情画卷。民初江苏宜兴的白雪词社展示地域历史文化,如徐致章《满江红•吊五人墓》、蒋兆兰《减字木兰花•题延陵季子墓》、程适《徵招•谒玄墓》《八声甘州•访徐竹逸先生愿息斋故址》、储凤瀛《苏幕遮•范坟》、储蕴华《?人娇•真?墓》等词作借吟咏本地先贤,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乡贤文人的怀念。两宋时期闽北词学发达,涌现出柳永、刘克庄等词学名家,颇受世人称颂,尤令闽中词人传诵。嘉道年间,闽县词人叶申芗出于浓厚的乡邦情结,编纂地域词选《闽词钞》,亦与好友许赓皋组建梅崖词社,相互酬唱,共同开启晚清闽中词学的先声。此后,闽中词学兴盛,词社不断,有谢章铤主持的聚红榭词社、李宗?等组织的瓠社、何振岱主持的寿香词社等。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长乐谢枚如广文侨居榕城,好与同志征题角胜,曾汇刻聚红榭唱和诗词,词学因之复盛。虽宗法半在苏辛,亦颇饶雅韵。”[5]谭献《复堂词话》:“闽中词人,道咸间唱和颇盛,予在闽所识,如刘赞轩、谢枚如辈,皆作手也。社集有《聚红榭诗词》之刻。”[6]可见晚清闽中词社影响颇为广泛,得到谭献等名家的赏识。近代福建词社常以福州附近的鼓山、西湖、乌山、镇海楼、涌泉寺等名山胜水为社课题材。在形式上,近代地域社团吟唱时常喜用竹枝词、棹歌以展当地风俗民情。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青溪社与?园社联合举行团拜,与会者六十三人,刊有《青溪九曲棹歌》。社集根据《青溪故实杂抄》和地方志记载,较详尽地叙述了青溪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风俗民情、历史掌故等。兰社成员常以竹枝词的形式来吟咏江苏的本土风光,生动活泼,读来更是琅琅上口。如刘雁秋《常州竹枝词》六首分咏常州的文笔塔、斗坛、荆川墓、皇亭、天宁寺以及乾元市场,真实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常州深厚的人文底蕴。朱铭新《秦淮竹枝词》十首,分别吟咏夫子庙、桃叶渡、钓鱼巷、乌衣巷、徽章、中山路、老万全酒家、禁娼、血花公园等,淋漓尽致地呈现南京秦淮河一带的古色古韵与风俗民情,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除此之外,为了加深社员之间的文化体认,近代地域文人社团喜同题吟咏,以同题共作的方式来集中描写某一地域的风土人情,刻意表现乡土之情。民初旧式文人社集颇为看重这种创作方式。如冷社成员同咏威呼、爬梨、水店、糠灯等,云南翠屏诗社成员同咏云弄山温泉等,此种以人们熟悉的乡景、乡情为吟咏对象,既有利于诗人之间的交流切磋,提升诗艺,也进一步增进了以地缘为纽带的文人之间的地域文化传统情感指向。而对于地域与乡贤前辈遗留的文化传统,近代地域文人社团更会自觉接受,并主动传承下去。希尔斯称:“人们会把传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他们应该做的惟一合理之事。”[7]如民初淞滨吟社挖掘并展现了上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浓厚的乡邦情怀是近代文人社团创作最大的特色。这种特色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这种情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多局限于关注地域眼前的风景民俗,表现地域文学的小传统,往往缺乏旗帜鲜明的文学主张,甚至有意疏远和忽略了文学本应表现的时代主旋律。”[8]当然,也有个别文社在创作上未局限于地域书写,而是及时反映时代重要事件,如岭南越台词社、福州聚红榭词社等率先反映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为咸丰文坛的新变做了铺垫②。可惜这些创作因信息闭塞而未能及时引起文坛的注意,也未能迅速传播而得到文坛的认可。

三、地域格局:文学中心区与文学边缘区交相辉映

因政治经济中心的不平衡、文学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文人领袖的群体效应而导致近代文人结社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文人结社的历史地理分布影响近代文人群体的生成以及文学地域格局的发展与变化:主要由晚清时期的江浙文人群向民国时期的京沪文人群转移,期间亦涌现出声势颇为壮观的广东、福建、湖南、东北等地域文人群体。明清以降,江浙两省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文学文化的深厚传统为晚清文人结社创造了良好的土壤,先后涌现出潜园吟社、鸳水联吟社、嬉春词社、江东词社、竹林诗社、九秋词社、春晖社、鸥隐词社、铁华吟社、月桥吟社等五十余个文人社团,仅浙江平湖即诞生十余个文人社团,几乎著名的文人皆先后加入文人社团,如蒋春霖、端木?、汤贻汾、谭献等,江浙文人群体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文学的中心。曾大兴指出,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9]。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北移,京津沪成为全国文人士子聚集所在地,出现了?园社、寒山社、沧社、丽泽文社、小罗浮社、城南诗社、午社、咫社、须社等影响颇大的四十余个文人社团,朱祖谋、王鹏运、况周颐、林葆恒、唐圭璋、夏承焘等文坛巨匠云集京津沪,一时间颇有盖过江浙等地的风头。在近代以前,文学中心区和边缘区的文学表现截然不同,中心区文学十分繁荣发达,而边缘区文学星星点点,难成气候。范松义在研究清词的中心区与边缘区时称道:“就清词的整体格局而言,江苏、浙江两地为绝对中心,江浙以外则边缘区。江浙与词学边缘区的关系概言之有两方面:一方面,清词中心江浙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边缘区之词常会汲取其营养;另一方面,某些边缘区之词也会对江浙词产生一定的逆向影响。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地域差异,不可一概而论。”[10]文人结社不仅对主流文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是地域文人群体兴盛的关键因素。近代因文人结社而涌现出的湖湘词人群、闽中词人群、岭南文人群、云南文人群等地域文人群体,与主流文学相互辉映,共同形成近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如近代湖湘词坛的繁荣与近代湖湘文人群体的兴盛有关,更直接与晚清湘社的成立、唱和密切相关。诚如袁志成所言:“湘社是晚清湖湘词坛重要的词社,成员之间相互切磋,不断提高词艺,在词风上表现出对浙西词派咏物词风的承继。湘社虽然是偶然的暂时性的词人社团,却也给晚清湖湘词坛带来了新气象,既是对湘中六家词的继承,也促进了晚清湖湘后期词坛的发展兴旺。”[11]湘社成员的唱酬将整个近代湖湘词人纽结在一起,对形成湖湘词人群功不可没。以梅崖词社、聚红榭词社、瓠社、寿香词社等词社为纽带,以许赓?、谢章铤、林葆恒、何振岱等为词坛领袖,近代福建词人群编纂《闽词钞》《闽词征》,续写地域文化传统,其闽音填词的辩论补充丰富了近代词学思想,提高闽人治词的自信心,形成颇具特色的近代闽中词人群体。刘荣平认为:“谢章铤主盟的聚红榭唱和是清代词坛参加人数多、活动时间长、影响大的词人结社活动。它不但促进了闽词的中兴,而且对晚清词学的兴盛,亦具重要意义。”[12]在近代闽中词人群形成过程中,谢章铤主持的聚红榭词社承前启后,作用突出。以越台词社、山堂词社和学海堂为联系纽带,以张维屏、陈澧、潘飞声为词坛领袖的岭南词人群卓然独立,以尊体和抒写真情为词学主张,在创作上与主流词坛接触而保留地域色彩,促进了岭南地域词学的兴盛。范松义指出:“岭南词学的兴盛是越台词社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词社一旦出现,对岭南词的发展又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来说,越台词社的活动会进一步弘扬岭南词风。在越台词社中,不乏谭莹这样的岭南名士,他们本就有一定的号召力,加上在一起共同结社,多次举行群体活动,这样产生的合力又大过个人,会对岭南词坛造成更大的冲击,从而使岭南的词学创作、研讨之风更加浓厚。越台词社词人群以集团力量推动了岭南词的发展,使得近代岭南词坛更具活力,其文学意义不容轻忽。”[13]范松义所言中肯,越台词社于近代岭南词坛意义非凡。近代东北文学的繁盛与文人社团的涌现密不可分。如咸同时期辽宁沈阳的藕乡吟社;光宣时期黑龙江的梅花诗社、塞鸿诗社、松江诗社;北洋政府时期黑龙江的松滨吟社、花江九老会、龙城诗社、嘤鸣社,辽宁沈阳的冷社,吉林的松江修暇社;国民政府时期黑龙江的奎社、清明诗社、雪鸿诗社、商山诗社,辽宁沈阳的溧凌诗社、明伦诗社,等等,汇集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平时社课吟诗填词,切磋技艺,抒写情怀,或开一地文风,或聚名人名流,推动了近代东北文学的发展,与主流诗坛相互辉映。近代云南各地文人纷纷结社,此起彼伏,先后有桂香诗社、共联吟社、翠屏诗社、吟秋诗社、莲湖吟社、如兰诗社、晴川学社、南雅诗社等十余个文人社团,亦有社集《翠屏诗社稿》《莲湖吟社稿》《南雅诗社稿》等。其中翠屏诗社规模最大,社员六十余人,以书院学生为主体,影响颇大。近代云南文人社团的诗歌吟唱与主流诗坛相呼应,引领晚清云南诗坛宗唐风尚,民国云南诗坛以诗存史,推动了该时期的诗风演变。不仅如此,近代云南文人结社为云南现代文学社团的繁荣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晚清民国云南旧式文人结社的繁荣为云南现代文学社团的建立营造了良好的土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高校的西迁,更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现代文人社团的蓬勃发展,如云波文学社、朝曦社、春蚕社、南荒文艺社、警钟社、救亡诗歌社、冬青文艺社、微波社、文聚社、枫社、文艺社、新诗社、百合诗社、火星社、今日文艺社、文秧文学社等在云南这片土壤中生根发芽。”[14]

四、小结

近代文学范文2

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版画家;陶元庆、丰子恺既是编辑学家,又是书籍装帧艺术家。他们的学识修养以及审美意趣渗透在其书籍装帧之中,正是在文人们思想的影响下,书籍装帧已开始突破传统线装的单一形式,在开本、版式、装订、印刷工艺等方面有了新的变化,书籍封面的设计打破了一切陈规陋习,从技术到艺术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书籍装帧的内容和形式、艺术性和技术性更加协调和统一。这其中首推陶元庆,他设计的作品构图新颖、简洁、色彩明快,线条活泼流畅,颇具装饰性。陶元庆的风格正如鲁迅所指那样:新的形、新的色、东方情调和民族性,如《故乡》《朝花夕拾》《未名丛刊》等封面设计。曹辛之是诗人,精通书法、篆刻,这使他设计的作品典雅、俊秀、富有诗意,同时民族特色突出,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钱君陶的装帧设计作品力求融贯中西,讲究构图元素,图案简洁、色彩唯美,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呈现出清雅的艺术风格,如为茅盾的《子夜》、译作《雪人》设计的封面,图案清新别致,构成了一幅“诗”的图画。丰子恺的封面设计以漫画的笔法,构图上讲究装饰,设计的文艺丛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的封面画意境深远,具有浓厚的诗意和清新脱俗的艺术气息。集作家、翻译家、画家和收藏家于一身的叶灵凤,自称“中国的比亚兹莱”,喜欢英国比亚兹莱和日本路谷虹儿的绘画,常常模仿他们的艺术风格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作品带有浓厚的“唯美”情趣。这些“文人们”以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素养和表现风格丰富了当时文学书籍封面艺术的设计语言,创造了一个个意境深远、清新脱俗的艺术形象,为现代文学书籍封面设计打开了新局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显现出了其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内涵。

二、设计上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征

设计是与时代同步,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视觉文化,而这种文化现象又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版界和艺术界空前活跃,随着艺术派别的纷争,书籍装帧艺术吸收外来艺术的种类也随之多样化,夸张、抽象、写实无所不有。对于如何设计,鲁迅要求“天地要阔、插图要精、纸张要好”。同时又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如他在评价陶元庆的书籍设计时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从鲁迅的话可以看出,书籍设计不但要蕴含浓郁的传统韵味,又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设计时只有把传统的表现方法与创新精神结合起来,把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相融合,才能创造出文学书籍设计的新形式。在书籍装帧上,鲁迅做了几个方面的尝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作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是毛边。鲁迅的这些设计思想和艺术实践在当时是极具创新意义的。特别是对于文学书籍封面的设计,他不赞成图解式的创作方法,而认为应将书名或对书内容的表现放在首位。如1922年设计《呐喊》封面时,将“呐喊”二字字体设计沉着稳重,给人一种压抑之感,但同时又具有一种要冲破封建束缚的强大力量,召唤着斗争和光明,这“呐喊”勇猛和势不可挡。正如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封面设计定位准确,端庄严峻中寓有深意,传达出了书籍的思想和情感。在1926年《呐喊》再版时,鲁迅同样亲自设计封面,将书名书写成带有汉隶风格的字体形式,书名题字与书名匹配得恰到好处。整个封面、书脊只有书名和作者,没有出版发行单位等其他信息,这种处理大气朴茂、意象奇逸、独具匠心,冲破了文学书籍封面装帧固有的格局,彰显了鲁迅冲破旧观念,倡导新文化的决心。鲁迅的这种装帧思想在陶元庆的书籍装帧中也有所体现。如1926年,陶元庆为鲁迅的小说集《彷徨》设计的封面,图案十分精彩,他画了三个寂寞的人在晒太阳,他们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晃晃悠悠,动作似坐又似行,彷徨不定,暗含追求光明的寓意;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那种夕阳西下时孤寂落寞而又无处可去的心情表现得恰到好处,耐人寻味。陶元庆以生动的形象语言表达了书籍的精神内涵,契合了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鲁迅称赞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1929年,钟敬文在《陶元庆先生》一文中说:“他的绘画的取材表现等方法,虽大概属于西方的,但里面却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总之,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设计者创作意识上的新,才使他们的作品不落俗套;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创新理念,才使其最终成为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里程碑。

三、设计的形式特征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书籍封面设计表现形式多样,主要特征如下:

1.注重字体的设计变化

鲁迅说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正是汉字的意美、形美及其造字原理使汉字具有很强的可塑造性和创意性,或讲究变形,或讲究编排,或讲究书法字体及装饰的风格,全凭设计者自由发挥。这一时期的书籍封面设计充分发挥了汉字艺术的这种表现力。如鲁迅设计的《呐喊》《引玉集》《萌芽月刊》《铁流》等书籍封面就是将“字”作为主体进行多样的变化。这些书籍封面的字体已不再是以单一的传统书法直接刻印,而是对字体进行了创意与设计,以特有的形式来表现特定书的深刻寓意,其意境唯美,形式感强,装饰风格独特,产生了极好的视觉形象冲击力,显示了设计者对于字体的突破与尝试。

2.兼容并蓄的图案纹样

图案精美、寓意深刻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书籍装帧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形式多样,风格百花争妍。如1926年,钱君陶设计《秋禅》封面时,选取两方连续的图案进行装饰,书籍封面淡雅而肃穆,弥漫着一种宁静的美。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是曹辛之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初兴年代9位诗人设计的一本合集。曹辛之用一棵大树9片茁实的叶子比喻9位诗人,并配书名“九叶集”,概念清楚、寓意深邃;封面构图平稳,设色单存、雅致,把书的内涵含蓄而诗意般地呈现给读者。陶元庆设计的《故乡》封面画是他书衣画最成功的佳作之一,图案形式感强,有力量,对照强烈,色彩鲜明、醒目。鲁迅评价说:“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鲁迅对《故乡》封面的评价不仅反映出新文化运动时期书籍设计兼容并蓄的艺术风范,同时也反映出那个时代设计家们面对民族文化和外来优秀文化时所追求的境界。

3.绘画形式的渗入

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大量西方绘画技法和新的文艺思想不断涌入及印刷技术的提高,相对复杂的图形图案纹样在文学书籍封面设计中得到普遍运用,书籍封面设计的空间得以大大拓宽。而以绘画形式表现出来的图形图案因自然、生动颇受新文化运动时期书籍设计家们的青睐。如鲁迅设计的《小约翰》《毁灭》封面,钱君陶设计的《死魂灵》《十月》封面,司徒乔设计的《莽原》封面等。他们充分运用夸张、变形、写意、象征等绘画手法,所表现出来的图形不仅感人而且极具艺术性。1925年陶元庆为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画的封面画,以绘画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在压抑中拼命挣扎的半赤裸女人,伸出舌头去舔一把染了血的三叉戟,黑、白、灰、红等彼此相衬的色彩和郁悒的线条缠绕着她,寥寥数笔,神态毕现,似是信手之作,却显现忧郁和暴力,与题旨暗合。这样的表现,许钦文认为它“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鲁迅以为这样处理“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同时评价说:“郁悒的线条藏着无底的悲哀,我们看了毛管自然会竖起来。”鲁迅的评价充分说明了以绘画形式表现图形的独特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4.点、线、面等构成主义及几何因素造型手法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构成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具有国际性的设计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书籍设计,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建塔者及其它》的封面,设计者突破了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将封面文字、图案分解成点、线、面等元素,然后进行重构。这种构成主义式的处理方法为当时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开辟了新的设计思路。几何因素的造型手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书籍封面设计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如《苏联短篇小说集》《若有其事》的封面设计是对几何因素造型手法的成功运用。《苏联短篇小说集》封面设计中,钱君陶采用不同形状、不同长短、不同粗细的线表现图形,赋予画面以现代气息;而《若有其事》的封面,为表现人跳舞时的动感,陶元庆运用快速、粗放的笔触以及一系列不同形状的重叠曲线体现人跳舞时的连续性动作,这种表现形式极富情趣性,将画面的艺术效果发挥到极致。可以说,这些走在时代前沿的“大师们”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革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设计中,他们并不作茧自缚,而是在自我否定中逐渐完善,保持时代精神的美感与功能之间的完美和谐,推陈出新,不断衍生出新的书籍形态和形式。对于时下的设计师而言,他们的书籍设计思想及设计实践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然而我们是照本宣科地如法炮制,还是承其魂托其体,重新创造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呈现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的书籍生命是值得今天的出版工作者、学者、设计者共同探讨研究的课题。老子说:“反者,道之动。”

四、结语

近代文学范文3

关键词:近代社会;美国文学作品;茶文化思维理念;价值体系;文化诠释

当然,在整个文化机制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其通过不断融入和全面交流,从而形成诸多极具特色的文化机制,而茶文化体系,无疑就是其中重要的元素之一。对于整个近代美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来说,其中所应用的茶文化元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传递,更是一种价值思维的集中表达。因此,认知这些文学作品,将是我们了解整个美国茶文化的关键所在。

1美国茶文化机制的发展传承状况认知

客观的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其根源都是植根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尤其是整个茶叶,本身作为重要的生活元素,因此,在整个美国茶文化机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通过诠释合理的文化思维,从而实现了整个美国茶文化体系发展的理想传承。坦然,整个茶文化中,最具戏剧性的创新,其重要在于美国冰茶的出现,这也体现了美国茶文化一直处于吸收、整合的过程中,所以,在整个美国文化机制中,茶文化也发展成为一门独特且极具内涵的艺术机制。客观的看,美国茶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美国历史,乃至美国文化的形成机制一样,包含了多样性和融合性。实际上,文学与文化之间始终都呈现出正相关的具体关系,我们从整个文学作品机制中,所具体感知的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创作素材,同时,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其中所展现的是一种可被感知的写作素材内容,同时,其更让我们了解和认识到相应的精神理念和具体的价值思维。所以,这也体现出了美国文学创作活动开展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所在:色彩鲜明,同时又内容庞杂。实际上,美国是一个近代历史上,经过移民所形成的国家,我们在美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能够感受到的最重要文化思维,在于其文化的包容性,以及整个移民环境,乃至东西方文化与土著的印第安文化之间形成具体融入。当然,在整个时展背景下,美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内涵,以及具体的创作元素也实现了全面丰富和系统化的提升。所以,在具体认知整个茶文化机制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其中所具有的精神理念,同时更能品读多元文化体系所具有的融入与传承。因此,正是从近代美国文学作品中,所品读到重要情愫。因此,在整个文化机制中,我们借助相应的精神理念,从而发挥其关键性的融合作用,同时提高其对美国茶文化诠释的能力,从而实现对整个美国文学作品创作机制的具体理解与深度应用。

2近代美国文学作品体系中的茶文化元素认知

事实上,当我们对整个文化体系的形成背景,以及其中所具有的精神内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机制来说,其始终都将整个茶文化机制的价值内涵融入其中,特别是对文学作品来说,其中所包含的具体素材乃至具体的创作情感,都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认知视角。实际上,如果对茶文化体系进行解析,我们看到其中所具体展现和诠释表达的,都让我们更为全面的理解茶文化元素的形成背景和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帮助和诠释表达。系统化的看,纵览近代美国文学作品体系,其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都具体涉及到整个茶文化元素,同时也是也为我们研究整个茶文化机制的具体传播,以及茶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具体融入,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具体视角,通过对茶文化在近代美国发展的历程认知,以及其中所具备的史料进行诠释,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全新茶文化机制,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帮助。实际上,在诸多近代美国文学作品体系中,其中都集中呈现了文化融合与民族内涵等,诸多元素。所以,全面而具体的品读整个茶文化体系,其最终的切入点,在于整个文化体系与精神理念和价值思维的全面融入。所以,我们在整个美国文化机制中,全面的感受到了具有美国色彩的意识特点。当然,这些文学作品体系中,其也全面展现出整个美国社会认知过程中,其充分注重展现和追求快捷、简便生活的相关特点。可以说,近代美国茶文化,其有力的推动了整个美国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发展和内涵表达。因此,在当前文化交流日益成熟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美国茶文化的表现状况,以及具体的文学作品,乃至其在不同时期,文化机制的综合特点认知入手,尤其是分析茶文化在近代美国文学作品体系中的具体体现,从而全面而具体的理解整个近代美国文学作品体系的具体创作背景和时代价值。在当前社会经济成熟发展的时代特点下,文化机制与文学作品形成了全面融入。当然,对于文化来说,其相对抽象,而想要真正有效的诠释,其中所具体包含的精神理念和具体的价值思维,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来进行研究和了解。当然,独立、人文等精神情感,也成为我们具体了解,整个近代美国文学作品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3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的应用价值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其从具体的创造,乃至相关的文化思维等等,实际上,对于整个美国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来说,所包含和诠释的文化内涵,都是整个茶文化体系的价值呈现。当然,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有效的了解美国文学作品,就必须借助具体的文化内涵,以及相应的情感思维进行全面探究,尤其是通过了解具体的茶文化,从而实现对美国文学作品创作和文化内涵的全面认知。当然,在整个美国文学作品体系中,小说也有着重要的内涵与展现,小说中主要是通过描述,主人公日常生活的情节中,很自然的加入茶文化的元素,进而体现出,物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合理使用具体的元素理念,不仅,可以丰富小说的情节,更能够让小说中的描述更加贴合社会大众自身的生活实际,引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有效共鸣。可以说,在这些美国文学作品中,其所具体包含和展现的文化机制中,通过系统化融入具体的文化思维,从而对于我们了解美国茶文化,尤其是对整个美国文化,有积极的意义。当然,美国茶文化机制的特殊性,尤其是其时代性和包容性,实际上,茶也被赋予了深邃和克制的含义。比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移民的茶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很多美国茶文化作品中,展露出人物内心的无奈以及悲伤之感。可以说,在美国文学体系中,很多与茶文化相关的文学作品,都因为融入了浓厚的美国茶文化,使得我们对整个文化的传承和认知形成了划时代的意义,以及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内涵思维。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机制的出现和发展,其始终都与整个社会理念和价值应用之间形成了重要关联。当然,我们在对整个茶文化体系,形成全面了解过程中所能具体而全面感知的,不仅有着完善的文化素材,同时其也有着成熟客观的精神理念。同时,我们看到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认知和研究过程中,其需要将相应的精神理念融入其中。事实上,以茶文化为具体的创作机制,其客观上,也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点,而在整个美国文学作品机制中,其通过选择以茶为具体的创作素材,从而形成的散文艺术,则更多是以写实的手法,展现美国茶事活动的具体流程,对于我们了解近代美国茶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有积极的意义。

4结语

客观来看,任何一种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展,其都与整个文化机制,乃至相应的价值思维之间有着重要关联。而在近代美国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展背景中,我们所能全面、具体品读到的是一种文化素材与精神理念的全面融入和成熟应用。

参考文献

[1]张龙海.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美国少数族裔女性的女性意识———以美国非裔和华裔女性文学为例[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27-229.

[2]蒲若茜..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119-122.

近代文学范文4

 

天津城始建明永乐年间,但天津的历史却不肇端于明。天津的前身可追溯至上古时期:天津蓟县夏商时属无终子国,秦汉至隋唐,先后属于无终县、渔阳郡。宋朝时,天津地区部分属于少数民族统治区域,经历了辽、金、元三个朝代。金代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元代直沽一带更成为漕粮转运和盐业生产的基地,称为“直沽口”,后又设海津镇。明清以来“,天津”都是在直沽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是古代天津的发展简史,而古代天津文学则是天津历史的另一种记录形式,它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形象生动地记录、反映了天津的发展,昭示出天津的城市特点。根据天津城市发展的历程,加之天津古代文学发展的特点,遂将城市与文学之间的对应关系作如下阐释:   一、天津前身与天津文学的发生、成形   金元之前,天津地舆沿革如下:“《禹贡》冀、兖二州之域,周为幽、兖二州地,春秋为燕地,秦为上谷郡境,前汉为幽州渔阳郡泉州县、渤海郡及郡之章武、参户二县地,后汉为幽州渔阳郡泉州县、冀州渤海郡及郡之章武县地,晋为幽州燕国泉州县、冀州章武国章武县及渤海郡地,北魏为幽州渔阳郡之雍奴县,隋为冀州涿郡雍奴县、河间郡鲁城县、长芦县及兖州渤海郡地,唐为河北道幽州范阳郡武清县,宋为燕山路燕山府武清县、河北路沧州清池县及清州地。”[1]   在这些朝代的更迭之中,天津一地均附属于某州郡,没有职官的记录,亦没有行使过独立的行政权,而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文学恰是天津文学的发生期。与此地尚未形成独立的行政存在相对应,这时期的文学亦附属于当时整个的中国古代文学,亦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这段时期内的文学作品多为途径此地的文人创作。如汉魏之时,曹操曾途径天津,并遇到暴雨和洪涝的阻滞。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初平十二年率兵北征乌桓:“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向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埯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白檀,属渔阳郡,因此,这段记载确定无误是描述曹操途径天津时的情形。而他的《步出夏门行》组诗就是作于此时,其《观沧海》中所述之“碣石”、“沧海”正是天津古地的风物: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乐亭县,此山已沉陷海中。黄节在《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也确认此诗作于天津古地:“当是至无终、经白檀、历平刚、登白狼之时。”又如李唐时期,天津地区属于“河北道幽州范阳郡武清县”,陈子昂、高适等人都曾途径此地,并写下诗歌。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就是作于其从军幽蓟之时,抒发其抑郁不得志之苦闷。而随后的《登幽州台歌》更是将这种人生的苦闷发挥到极致,堪称千古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高适一生有过三次出塞的经历,前两次均是赴幽、蓟边塞。他在《别冯判官》里高唱:“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关山惟一道,雨雪尽三边。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借誉美冯判官表露自己入幕建功的意愿。他的《营州歌》记述了幽、蓟、平、营四州的风物,而《燕歌行》更是以极高的艺术水平、独特的边塞气象而于中国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除陈子昂、高适外,杜甫、白居易、刘长卿、张籍、李颀等人也都有关于蓟渔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边塞诗。由以上所举实例可证,金元之前的天津一带没有本土文人,其文学创作的主体是服务此地的从军型文人与途径此地的游览型文人,而且这些文人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其作品不被以创作地的标准归类,而是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被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因此可以说,这时期内的天津文学依附于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学。   自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天津一地才以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并开始有了职官,据《天津县新志》记载:“金以完颜佐为都统,完颜咬住副之,戍直沽寨,是为天津职官见于史册之始。”[2]元延佑三年,元朝统治者在此地设置海津镇,并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镇遏直沽,于是海津镇又被称为直沽。由于辽、金北方政治中心的设立,特别是元朝统一后定都大都(北京),随着政治中心的北转,天津因毗邻首都而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直沽一带成为漕粮转运和盐业生产的基地。   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口的聚集,以及少数民族政权在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下逐步走向与之融合乃至被同化,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天津文学处于形成期。处于形成期的天津文学与发生期的不同是,一些天津地区的士人开始有较多机会进入社会上层并从事文学创作,如张斛、左企弓、刘中、韩玉、鲜于枢等人都是渔阳(今属蓟县)人,其中以鲜于枢成就较高。此时由于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的兴起,曲已取代诗词,成为主宰文坛的一代新文体。鲜于枢除精通诗文外,还兼擅散曲创作。其子鲜于必仁承父所长,不仅散曲小令为人所称道,且精通曲律,曾与著名曲家贯云石、杨梓共同切磋、创制、定型“海盐腔”,后来成为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之一,是我国戏曲史上有贡献的人物。总的说来,金元时代的天津文学创作主体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沽寨”、“海津镇”的文人,但终归是属于天津地区的一些文人开始逐渐登上文坛,并参与了主流文学的创作。   二、城市肇建与天津文学的发展———流寓文学   程敏政《天津重修涌泉寺旧记》有云“:我文庙入靖内难,自小直沽渡跸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置三卫以守,则永乐甲申也。”[3]天津三卫指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设立之初,三卫互不统辖,隶属河间府。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下令筑城,此为实体天津城的出现。天津建城,意味着“天津”这一地名的确立,使这一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一个确定的凝聚点。天津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天津文学的发展从此也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天津初为军事卫所,驻防者皆戍卒,其地尚武无文,人口构成、文化素养与江南一带相去甚远,这一点由《创建天津卫学明伦堂旧记》中可见端倪:“天津三卫者未有学,正统纪元,圣天子嗣位之初,以武臣子弟皆将继其祖、父之职业以效用于时,不可不素养而预教之,乃命天下凡武卫悉建武学而立之师,选武官与军士子弟之俊秀者充弟子员,于是天津及左右卫始有学。首掌学事,则师训曲阜李君赐也。于是诸生率初就学,倥蒙悍厉之气固自若也……”[4]由于人口构成、风俗的缘由,这段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p#分页标题#e#   (一)创作主体是流域文人。   由于天津本土有尚武之风,因此其文化教育事业在城市肇建之初并不发达,这是这段历史时期内缺少本土文人的根本原因。另外,天津地居首都门户与水陆往来的要冲,往来人物中不乏能诗善文之士,这就形成了天津建城之初文坛上主要作家为流寓作家的情况。这段历史时期内,途经、流寓天津的文人有很多,其中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是流寓作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李东阳《怀麓堂集》中多篇有关天津的诗作,描绘了当时天津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也较为真实地揭示了民生的艰难,传达出作者的忧虑。他的散文《修造卫城旧记》简约而确要的叙述了“天津卫”的由来与天津卫城的修筑情形,阐释了对天津战略地位的理解及对修造该城的感慨,文中记载历来为各种史志所沿用,是后人研究天津历史的宝贵资料。余如明初的宋讷、陶安、张以宁,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何景明,以及瞿佑、曾棨、岑琬、倪敬、谢迁、陈循、程敏政等人,也有关于天津的诗文作品。特别是正德年间曾任天津户部分司的汪必东,在诗赋中较为详细地描写了天津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对天津的热爱之情,值得一提。   (二)文体以诗文为主。   综观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文学作品,其体裁不外乎诗文两种,间或有词出现,但未形成气候。就诗歌的发展而言,天津文学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文学史发展的轨迹,茶陵诗派、前后七子都曾在天津文坛留下痕迹。而就整个古代文学而言,这时期的天津文学却没有产生当时主流的文学体裁———小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时的古代文学已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演化过程,并进入以小说为主流的时代。但由于天津城处于建城初期,尚未形成较为发达的市民社会,而小说的繁荣恰是有赖于较为发达的市民社会作为读者市场,因此,这时期的天津文学创作不能出现小说这种文体,而仍以传统的诗文为主。   三、城市发展与天津文学的繁荣———本土文学   自明中叶至清代,除了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和明清易代的战乱外,总的来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在天津,由于大运河全线畅通,漕粮运输的进一步发展,带动了天津地区的盐业生产和农业垦殖,使天津的城市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城市功能也逐渐由军事卫城向商业港口城市转化。清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又升为天津府,辖一州六县。天津城居人口的数量和素质都有所提高,城市文化也大有进步。此际的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明清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和保持皇权统治,极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严酷控制的政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面高压、一面笼络的手段。明代科举以八股文取士,只从四书五经命题,以朱熹注释为准,并对字数多少都做了严格规定,从而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此同时,明代大兴文字狱,以种种借口杀害稍有涉嫌的知识分子。清代文字狱规模更大更多:康熙时庄廷栊因“私修明史”,被族诛七十多人,株连近二百人;雍正时有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时更是年年都有文字狱,天津的文学世家“水西庄”庄主查日乾、查为仁父子都曾长期被关押入狱。在这种严密的思想控制和文字狱的打压下,明清两代知识分子在心理上长时期处于拘谨、恐怖状态,思想逐渐萎缩。像李白那样豪情恣肆、不受拘检的诗人,像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臧否当朝的散文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是无法存在了。但在天津,由于变军事卫所为商港城市,城市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本土作家开始成长起来,使天津文学有了较大发展,表现于以下两点:   (一)园林的兴盛开津门文人雅集之风。   清初本土文人张霖建遂闲堂开津门雅集之风,聚集了一时名流,如姜宸英、梅文鼎、赵执信、吴雯、徐兰、方苞等人,他们都是流寓、客居津门的文人,多馆于遂闲堂,他们与张霖一起了促进了清初天津文学的发展。张霖从弟张霔帆斋也是清初文人雅集之所,汇集了当时本土著名的文人,如龙震、黄谦、梁洪等人,他们的雅集唱和是最具乡土特色。到了清朝中期,即雍正、乾隆年间,查日乾建的水西庄是天津历史上最著名的园林,也是清中期闻名南北的园林。水西庄由査日乾始建,在其子查为仁手中得以发扬光大。査为仁热情好客,主水西庄时:“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籍,广开坛坫。名流宴咏,殆无虚日。许佩璜刺史赠之曰‘:庇人孙北海,置驿郑南阳。’”[5]当时的水西庄囊括了雍乾年间著名的文人,如历鄂、吴廷华、陈皋年、汪沆、杭世骏、万光泰、沈德潜等,也聚集了天津本地的诸多文人,如周焯、胡捷、胡睿烈、金至元等人。这些水西庄的文人与査氏族人以水西庄为依托,共同开创了天津古代文学的繁荣局面。水西庄之后,道光年间的梅成栋组织成立了梅花诗社,经常于水西庄遗址上觞咏唱和,延续着津门文人的雅集之风。   (二)本土作家的大量出现,本土文学的创作、研究都得到了发展。   明嘉靖以后,静海、沧州、盐山、庆云、青县、南皮等地出现了一些文人,如张愚、刘焘、徐升阶、陈耀、元墨、李腾鹏、刘子延、杨文卿、扬州鹤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张愚《蕴太书屋诗文》、刘焘《淮川文集》、李腾鹏《墨名集》、李乾淑《白华诗稿》、杨文卿《瓯海诗集》、刘焘《晴川馀稿》、徐升阶《丽台诗集》等。到了清朝以后,天津本土文学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张霔与帆斋文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他们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诗文作品,并都有诗集流传,如张霔的《欸乃书屋诗集》与《绿艳亭诗稿》、龙震的《玉红草堂诗集》、黄谦的《历下吟》与《太行行草》等等。康熙乾隆年间,天津本土文人的创作达至鼎盛,如方苞嫡传弟子、桐城派散文名家王又朴有《诗礼堂全集》传世,于豹文有《南岗诗抄》流传,金玉冈则有《黄竹山房诗钞》传世。水西庄主人査为仁及宾客也都有诗词集流传,如査为仁的《蔗塘未定稿》、査礼的《铜鼓书堂遗稿》、金至元的《芸书阁剩稿》等是水西主人的代表诗集,是研究水西庄重要的文学资料,其中《蔗塘未定稿》中的《莲坡诗话》、《铜鼓书堂遗稿》中的《铜鼓书堂词话》是水西主人在天津诗词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水西宾客汪沆的《津门纪事诗》描述了天津的史地掌故、风物人情,为后世史家所重,而厉鹗与查为仁合著的《绝妙好词笺》开天津词学研究的先河,也成为后世词学研究的必读之作。嘉道年间,天津出现了优秀的诗人梅成栋,他的《欲起竹间楼存稿》将目光在津门百姓的身上,关注着他们的命运。他的《津门诗钞》收录了自元代至清道光年间天津诗人的几乎全部诗作,是天津第一部诗歌总集,另外,梅成栋还组织的梅花诗社,延续着天津本土文学的创作,有《沽上梅花诗社存稿》传世。由这段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与文学来看:明中叶至清中期,天津城市逐渐兴盛,伴随着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古典文学也达至其发展的顶峰。#p#分页标题#e#   结语   综上所述,金元之前,天津文学处于发生期,这时期的天津文学依附于整个中国文学而存在;金元时期,天津文学处于形成期,这时期天津地区的文学创作主体开始登上中国文坛;“天津城”出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天津文学开始出现,并以流寓文学为特色;明中叶至清,随着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本土文学的发展繁荣是这段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特点。由于本土文学的繁荣,天津古典文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由天津城市发展的历程与古典文学发展史来看,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学的进步与繁荣,二者发展的步调基本上保持一致。

近代文学范文5

(一)两种金融学研究内容差异

从现代经典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来看,现代金融学其主要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资本市场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现代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在资源配置上是统一的,这也就意味着研究必然以市场均衡和获得和合理的金融产品价格体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标。那么现代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其差异主要表现点值得深入研究,曾经有学者认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分析法和框架。现代经典金融学其主要分为参照系、视角以及分析工具等组成部分,金融研究过程中由于两者研究的问题存在着差异,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具有差异性。当代的经典金融学主要是以继承传统经济学的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并且建立起完善的现代金融学完整体系,但是其在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模型上仍然存在着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注重微观个体的决策行为。两种金融学对于风险和无风险情况下对于人们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其核心价值的心理物理学效应会造成人们柱塞盈利的时候出现反感风险,而且在亏损的时候会出现追求风险。心理物理学效应则成为了人们过分偏执定性可能和不可能事件的主要因素。

(二)现代经典金融学提供了自身参考系

我们以有效的市场理论和理性的人性假定作为参考系,那么在此参考系下并不是要求能够准确的描述现实,而是在金融活动中是否能够建立相应的规矩和标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EMH理论基础上进行理论验证,非有效市场已经成为了行为金融学研究主题,而且传统的资产定价和组合理论均建立在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由于在现实的研究中,总会出现对预期效用理论产生理论上的质疑,因此在此研究过程中就产生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即,我们所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预期效用理论来对技术进行替代和修正;另外还存在着一部分学者独自去寻求对预期效用理论的合理解释,并且出现了两位学者共同创建的期望值理论,而且该理论还获得了长远的认同。如此以来,以市场非有效性和期望值理论作为研究的参照对象,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金融学分析工具介绍

现代经典金融学之中具有一套分析工具,其主要是由不同的数据模型和图形模型组成。其主要通过简单明了图像和数学结构来对繁杂经济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这些除了可以有效的帮助人们进行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而且还可以实现在金融学上的研究突破。由于金融学被一度看作为非实验性科学,但是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却属于经济学,而且是还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而来,使得我们在进行金融学的研究时,更加符合和数据收集。

二、现代经典金融学困境

(一)噪声交易解释困境

为了保全一种完全的竞争状态,引入“噪声交易者”来对整个价格系统进行控制,使得价格均衡,且不会揭示私人信息。往往噪声交易者不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作为非理性或者流动性的交易者则会追求,因此这也会造成在整个现代经典金融理论框架下难以取得理性预期平衡。噪声交易者常常会使用外生变量来对证券的需求总量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在经济学家看来,仍然是理性交易行为。但是没有对噪声交易者和理性预期者的差异进行探讨,由于理性预期交易者对于证券供应成立随机变量,因此不能够使得其确定性的维度增加。因此整个证券价格就会由于随机变量出现,而造成私人信息不能够完全揭示。

(二)不完全竞争困难

所谓的不完全竞争,其主要是在实现均衡价格的同时还具有完全揭示直接获取私人信息的动机。在不完全竞争研究之中,决策者的行为受制于交易者的信念,交易者价值不仅存在于预期时的优势,而且还具有其他交易者对此交易获取信息的猜测。每个交易者在衡量自己是否会对均衡价格的配置产生影响,可以有效反映出具体信息,这就可以有效避免在交易中出现“搭顺风车”的情况。假设,一些股票教育者,在发生交易的过程中,若不去获取哪些隐私信息,那么自己很可能陷入被动,使得自己处于困境之中。从不完全竞争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要求交易者具有理性的认识,在交易过程中不仅需要保持理性的认识,而且需要有意识的决定别人存在的影响。

(三)经典金融学对金融市场研究困境

由于现代经典金融学理论存在着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例如,经典金融学常常会假设一些异性交易者具备同性质的先进理念,这就使得市场有效预期理论处于平衡状态,可以使得证券持有者与交易者均会各自承担风险,使得其分担来自金融经济的风险。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原因其主要由于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这就是同种信息的先验信假设所带来的缺陷。相关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对于证券的收益不同预期应该是证券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同种性质的共同知识先验信念差异主要是由于私人信息的不同,当交易的唯一动机是信息优势的时候,此时属于预期均衡状态,该状态下不会存在着交易。因为理性预期交易者虽然认为愿意承担交易,而且还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信息,不会使得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发生交易。现实股票市场中,交易量非常大,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也会呈现出非理性的交易。现代经典金融学关于投资者在进行个体交易的时候,存在着未解之谜包含:投资股票的倾向效应。

(四)股票溢价解释困境

股权溢价与波动率之间的相关问题一直困扰着金融学家,其中股权溢价主要是由于美国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水平高出了无风险收益率,部分很难是由于消费者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从消费者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研究,消费边际代替率和收益协方差之间绝对了股权溢价,即实际的消费增伤水平比较稳定,高股权溢价隐含了高风险厌恶水平,高风险的厌恶水平与高风险的实际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虽然得出的这个结果与实际的利率水平之间存在和极大的不相符,而且该问题也会看作为无风险利率问题,若假设按照他投资者的期望折现率为常数,则较之价格利比和红利增长率波动应该相似。但是在相关数据整理的时候发现,价格红利比的波动远大于红利增长率的波动。

三、行为金融学的崛起

(一)基于信念行为的金融模型

基于信念行为模型的解释主要是以投资者作为解释的主体,投资者中出现过度自信则可以被看作为过度交易现象,由于过度自信使得人们始终相信自己的信息就完全可以实现对整个交易的掌控,而实际上这些信息对于是否盈利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这种信息对于投资者无疑你一种鼓励,使得其在交易过程中始终相信这些都信息就是其盈利的根本,于是就产生了过度自信交易状态,这种过度交易自信尤其是在男性投资者中更加突出。使得男性投资者交易更加频繁,投资的收益也较低,这就证明了过度自信心理倾向解释。(二)极端股票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股票应运而生,而且均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出现,于是就有许多投资者进行炒股,但是其炒股行为更多是一种极端炒股行为,常常认为这种极端方式炒股主要是因为股票在以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认为利用股票可以获取更高额利润。极端股票行为主要表现在使用可利用法则驱除投资者的关注表现最好或者最好股票。

(三)波动率解释

由于一些人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对私有信息极度自信,使得经典金融理论对于波动率难以作出正确合理解释。首先,如果投资者没有公开信息,那么对于未来资金增长的先验信念进行公开,然后再对收集一些极度自信信息,这样投资者就会高估私有信息对于整个波动率的影响,难以达到准确显示。如果所获取的私有信息属于正面信息,那么投资者很可能将股价推到红利相对较高价位,致使红利价格比波动率快。在对红利波动过小进行解释的时候,其始终属于认知代表,而且始终坚信平均红利增长会比实际的波动率大。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如果看到红利增长,则投资者就会信任红利增长率不断提高,那么就会买入行价格,逐渐将价格推到一个与红利水平不一样的位置。当看到红利下降的时候,投资者会认为红利收入会低于平均水平,那么投资者也会出现抛售现象,将股票抛售使得价格低到与红利相宜的水平。

(四)横切面股票收益率解释

经典金融学对于横切面股票收益率的解释存在着困境,其主要因为我们在对横切面股票收益率研究的时候,主要是以信念模型作为基础,研究过程中将其分为动态和经验模型,静态模型则是根据特定的投资者心态引起心里因素偏差。有专家学者曾经构造了CAPM静态定价模型,而在此模型之中存在着两个交易者。一种交易者为极度自信投资者,一种为风险厌恶理性套利者。CAPM模型结果显示,其主要功能为对资产进行均衡,这种均衡不仅与定位偏差有关,而且与风险因子有关。定位偏差则主要是变量,属于股票市值和价值型的变量。造成这类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当股价上升,BM值下降,此时如发生投资者过度自信事件,则很可能造成过度反应。由于风险厌恶套利者可能会产生消除投资者厌恶套利者的系统因子影响,于是静态模型就会对股票溢价进行解释,那么此时虽然风险厌恶套利者可以消除一些特定的因子下被投资者过度自信,但是其对于系统因子的过度自信影响却难以消除。

(五)溢价之谜解释

溢价之谜,从行为金融学观点进行解释为投资者厌恶可以解释为股权溢价之谜,因为其他投资者不能够明确知晓股票收益分布。如若这种模型的收益部分被公布,那么人们则会做出最坏打算。从Maenhout的实验中不难看出,投资者为了弥补使用错误股票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势必会要求更加高的股权溢价。我们在对股权溢价之谜进行研究的时候,通常会采用BHS模型,该模型从直观上能够轮子损失厌恶程度发生差异,还可以观察股票价格过度中的波动,但是其损失厌恶本身就会使得投资者不愿看到股票下跌,因此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时候势必会要求更高的股权溢价,这样才能够满足投资者的心理平衡。

(六)基于偏好的行为金融模型

对于股票购买者出现倾向效应,其推出了一个基于偏好的解释。如果投资者的偏好是由瘦构架组成,而且符合前景的理论描述,那么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股票价格为50,则现价为55,如果前景理论的盈利和损失以买卖的差价来衡量,那么此时卖出的股票的价格为v(5),投资者选取下一期进行售出。因此,将前景理论运用到股票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之中,而BHS假设投资者的偏好则可以细分两个部分,其一为投资者消费获得效用,其二为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的价值变化所带来的效用。曾经Johnson针对损失厌恶程度依赖、以前的收益和损失之间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认为人们在赢得一次之后,通常不会参与,若输掉之后则会拒绝参与。

四、总结语

近代文学范文6

进入城市后,乡村女性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憧憬城市到走进城市,再到逐渐熟悉城市,乡村女性忽然发现,其实城市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对她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城市里有她们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还有不熟悉的生活规则。在城市中,因为性别因素,在谋生和报酬等方面,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依然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境地,女性农民工力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掌握进入城市的捷径。然而,最终她们只发现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优势。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是最早写女性农民工悲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被称呼为“伊”。她“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她完全是被当做动物的,可以自由买卖。15岁被父亲卖到了夫家,成为劳动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爱子后逃进城里做佣人,但最终在丈夫死后,又被卖掉。她在城里的命运和乡下一样,都是被奴役的。鲁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进城者形象。她逃婚隐瞒身份来到城市做女佣,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儿子被狼吃掉,接二连三的厄运是她很无助。本以为在城市能找到一点做人起码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城里其实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的。城市永远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妇女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乡进城的乡下广大妇女于孤独、无助的漂泊感之外,还要经历着种种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乡村女性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在城市里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我们却很难发现一个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种的不幸。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三、困惑

近代文学范文7

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文学;发展;价值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些年,以的党中央十分关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发展,不仅具备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在新时代背景下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具备强大的活力。我国的文化、教育、传媒以及民间的社会团体及专家学者,都开始借助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国学的研究,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经五千多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其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对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整理与延续得出的,是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对文化内容进行了高度总结与概括,是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文化[1]。华夏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总称,随着国家的不断统一以及领土扩大,中华民族本身的凝聚力也得到相应增强,传统文化的内容在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传统”而言,一般从历史与社会两方面进行探究,通常指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经过多年实践而保存的风俗文化,如中华民族传统当中的和谐共处、婚礼丧礼的习俗等相关风俗文化。文化主要指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以及传统观念,需要人们不断地改良以及完善。部分风俗习惯在历史长河中是较为短暂的存在,只有与社会进步以及时展与时俱进的风俗才能得以保留。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指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及整个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古代的伦理道德、政治文化、风俗教育等,都对当代社会及文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2]。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都强调将安国、安家作为人生发展的终极目标,更关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将国家与民族安危都置于首位,明确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是世界上存在的最为古老的一种文化,又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唯一没有间断的文化体系。对于其他的文明古国而言,其文化都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淹没或中断,唯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能薪火相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文明发展进程当中,中华民族中的孔、孟思想对于世界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帮助,可有效解决社会性难题。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价值

(一)有助于当代文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以人为本、天下大同、自强不息等思想内涵。而这些思想内涵恰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契合,是国家、社会、个人三层的核心素养得以发展的历史源泉[3]。因此,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中融入传统文化,不仅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还有助于民族文化自信的树立,从而使当代文学在发展中蕴含新时代的优良社风、政风与民风。鉴于此,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可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二)有助于当代文学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这从先秦典籍中就可窥见一斑,《周易》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观点。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长久不衰的关键。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较于历史各个时期更加触手可及,这就需积极动员中华民族的全部力量,以实现无数国人以及革命先辈所求取的复兴伟业。因此,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过程中,需注重传统的优秀文化发掘与传承,在文学创作中融入民族血脉所传承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以促使华夏子孙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而不断奋斗。

(三)有助于当代文学成为世界与人类的宝贵财富

从人类几千年来文明的发展历史来说,四大文明古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中华文明没有出现间断的现象,且一直延续至今。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和而不同,交而遂通”这一重要文化品质。这种文化品质极具独立性与统一和谐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的同时,也注重了其他文化并存的价值,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吸纳其中的优秀成分丰富自我[4]。因此,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过程中,需融入包容、和谐、多元、共存等文化思想,这对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地区等问题的解决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的思想财富。

(四)有助于提供给当代文学更多的素材

传统文化中的风俗习惯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礼仪,给当代文学家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也为文学家的创作以及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大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都源自于现实生活,是对不同时代下的人们的生活状态、风俗民情的总结和提升,既为文学家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也为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有关民俗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则充分吸取了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入当代文学,并促使中国文学实现繁荣发展。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当代文学发展的策略

(一)明确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的文学,根本是指人民的文学。当代文学的发展,需注重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根本方向,且文学发展需关注人民性的价值取向,这是文学工作得以有效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以及出发点。因此,当代文学的发展中需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人民群众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渐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并从中搜集出能够反映人民群众真实生活状态的写作素材,将人民当作文学表现主体,依据时代的发展、人民的需求,从人民的实践过程中,吸取文学养分,以促使当代文学能为人民抒情、抒怀与抒写,从而确保当代文学的发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确保文学作品能够显底气、接地气,从而使人民的精神文化迈上新台阶[5]。

(二)民俗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体现

民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中华民族在发展中,受到地理位置、气候等条件的制约,逐渐形成的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通常,民俗是以物质、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在当代文学创作、发展中存在极强的良好表现[6]。例如,莫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红高粱》中明显突显出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文化,其中形象、具体地描述了新娘在出嫁时坐花轿的场景,充分体现出传统婚礼的这一民俗文化,作者将中国传统婚礼这一民俗传递出来。在这一文学作品中,作者对花轿、男主人公大碗喝酒的民俗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感悟其中蕴含的婚礼民俗文化。再如,高晓声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有效地反映了常州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其作品中呈现出浓厚的地域性,以及该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在常州当地有“收田财”的民俗,高晓声就以此作为创作的基础,创作了首部小说《收田财》;常州地区受到特有地理位置的影响,随之产生了独特的、传统的渔业生产民俗,更多通过钓、捉的方式来捕鱼。针对这一民俗文化,高晓声在《草塘闹鱼》中就通过文字将罩鱼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同时,在《鱼钓》这一文学作品中,针对捉鱼高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另外,在《泥脚》这一文学作品中,也描写了阿婆做裁缝、阿公卖葱等传统化手工生产的民俗,充分呈现出常州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由此可知,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中融入传统文化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及文化特色。

(三)生活习俗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体现

生活习俗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有效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礼仪习俗和两性观习俗。通常,生活习俗都是在实际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不仅仅是风俗习惯的延续,还是地域民俗文化的重要构成。在当代文学作品研究中,礼仪民俗得到了良好的展示。在诸多的礼仪民俗中,诞生礼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种习俗,成为当代文学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体现[7]。例如,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当中,描写了礼仪民俗的传统文化,其中,白家的长子、长女在出生的时候,白嘉轩为其准备酒宴,宴请所有亲戚朋友,呈现出传统文化的礼貌与礼节特征。而葬礼习俗也属于人生的一种重要仪式,“厚葬”的民俗一直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迟子建的《岸上的美奴》中,就集中反映了“厚葬”这一生活习俗。在该文学著作中,着重描写了主人公母亲去世之后,全村人帮忙打棺材、烧纸钱等,这不仅体现出传统文化中互帮互助的重要礼仪,而且还呈现出“厚葬”的生活习俗;在邱文英的《麦穗》中,也对“灵棚”的细节进行了描写,是对我国葬礼生活习俗的重要体现;在迟子建的《酒鬼的鱼鹰》中,通过“棺材、披麻戴孝、吹丧曲”等细节描写,展示了“厚葬”的生活习俗。除此之外,在传统文化的生活习俗中,还包括了男尊女卑这一内容。但在当代文学著作中,已然出现了良性和谐的生活习俗。例如,迟子建的《花瓣饭》《亲亲土豆》当中,则对夫妻两性关系进行了描写。其中,《亲亲土豆》中,就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的描写,充分体现出夫妻二人和谐共处的温情。

(四)节日习俗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体现

近代文学范文8

1.1现代外科学的范畴

现代外科学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现今,外科医师不但要会做手术,还要研究与外科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病因、病理、发病机制、诊断、预防等。现代外科学的范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1)现代外科学涉及的疾病面越来越广,交叉领域越来越多。单纯只能用内科手段处理的疾病已经越来越少。在几乎所有类型的疾病中,都已可见外科学在发挥影响,两者有逐渐融合的趋势。分科逐渐细化。(2)外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外科学的研究范围就随之扩大,深度也随之增加。这样结果就是外科医师的个人工作范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专业化,分科越来越细。

1.2以微创为突出特点的现代外科学

1987年3月,法国里昂的PhilipeMouret医生完成了世界外科史上首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微创外科手术。如今,微创技术理念已深入至外科学的各个角落,全面服务于人类社会。绝大部分外科医生在面对患者时,会首先考虑如何采用微创手段来治愈疾病,同时附带更小的伤害。微创外科学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以单孔腹腔镜技术、迷你腹腔镜技术、无孔腹腔镜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微创技术层出不穷。因此,有人认为微创外科是现代外科学中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1.3快速发展的机器人与远程微创外科学

对医用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StanfordResearchInstitute,SRI)在军方的支持下率先开始了对机器手臂、远程控制系统的研究。直到1993年,美国的另一个公司ComputerMotion才率先研发出世界上第一个持镜手术机器人系统,并命名为伊索(Aesop)。1995年,SRI推出In-tuitiveSurgicalSystems,并进一步改进手腕式控制系统,于1997年改名为达芬奇外科手术系统。1998年,ComputerMo-tion公司的遥控机器人系统宙斯(Zeus)问世并在2年后获得了FDA认证。2003年,IntuitiveSurgical公司收购ComputerMotion公司,成为了全球惟一一家生产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公司,在线可控外科手术系统也仅剩达芬奇外科系统。目前,达芬奇系统已发展至第3代,即daVinciSi。它由操作平台,机械臂、摄像臂和手术臂组成的移动平台,三维成像视频影像平台三者组成。相对于传统腹腔镜,其优点包括:图像与手柄方向一致,恢复了自然的手眼协调;主刀医生可随意调整镜头,直接看到想看的;真实的直视三维立体影像;放大10~15倍的高清晰影像;仿真手腕具有7个自由度,比人手灵活;可滤除颤抖,比人手稳定等。其缺点主要是无触觉感知,无法判断组织性质;价格昂贵,维护复杂。迄今为止,全球至少有800多家医院开展了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为打破垄断和技术壁垒,我国已有部分单位正在加紧研发国产手术机器人,例如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与海军总医院联合研发的脑立体定向手术机器人系统、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联合研发的脊柱微创手术机器人等。2001年9月,美国纽约的外科医生通过宙斯机器人远程系统,为7000km以外的法国患者成功施行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这次手术被命名为“林德伯格手术”(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只身飞越了大西洋)。它的成功标志着机器人技术和远程技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4外科学的未来

外科学是一门整合了电子技术、材料技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远程技术、组织工程、基因工程等等的宏伟学科。科学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确切了解未来的外科学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但可以充分发挥大脑的潜力,想象一下未来的美好情景。例如,未来的手术室可能将手术床、麻醉机、无影灯、监视器等设备、设施整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高度集成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场所;医护人员的数量也会大大减少,他们的工作将部分地被人工智能所代替。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东京电机大学各自发明的机械护士就能接受指令,迅速而准确地将手术器械传递给术者,并收回闲置的器械;越来越多与外科学相关的技术或发明已经或正在涌现。例如,袖珍机器人的初级产品胶囊胃镜已经在临床上获得了成功应用,新一代产品亦将很快问世;各种新型手术系统不断涌现,如水刀系统、人体组织焊接仪系统、细胞激光手术系统等;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材料技术和组织工程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出与人体器官具有相同外形和功能的器官产品将成为现实。

2外科学医学教育模式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每个行业都在变更自己的运行模式。现代医学模式已从简单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外科学也由过去的“cut,thensee”(先切除病灶,再检查病变),转变为了现在的“see,thencut”(先检查,再切除病变),并正在向“combine,see,minimallycut”(联合一切手段,检查并了解病因,再最小创伤地切除病变)模式转变。外科学教育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传统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师徒式教育。例如,100年前,Halsted模式流行于欧美,是培养外科人才的经典模式,但是它也没有走出师徒式教育的范畴。美国于20世纪中叶开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向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PBL)转变。这种教育模式非常贴近现实,它将基础、临床、理论与实践整合,涉及了职业价值态度、行为与伦理、基础知识、临床技能、公共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等诸多方面。许多研究发现,采用PBL教育后,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和学习满意度都得到了显著地提高。日本则重视毕业后的职业教育,建立了医师研修制度的教育体系,以保证人才的培养。1992年,Science杂志提出了“从实验室到临床,从临床到实验室”的医学研究模式,即转化医学的概念,此后探索转化医学模式下的外科学医学教育管理成为了一个全世界热点的问题。近年来转化医学在我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由于投入较少,认识不够,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国家。主要不足表现为培养制度存在缺陷,相关专业人才十分缺乏。例如,我国传统的外科学人才培养模式造成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割裂,搞基础研究的只专注于基础,临床医生也只关注临床,使得能胜任转化医学研究的人才严重缺乏。即便是研究生培养制度,也被人为分为临床学位和科学学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转化医学的理念。而美国国立卫生院则专门成立了临床与转化医学基金,培养了许多转化医学研究人员以保证其能高效率地完成转化医学研究,使美国的转化医学发展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国的传统医学和中医外科学教育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曾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及许多西方国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都曾借鉴、吸收中医外科的理论和教育模式。例如,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引入了中国的汉方医学,许多大学开设了经络学、针灸医学、方剂学等课程,促进了东西方医学教育的融合。近年来,我国的外科学医学教育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新的教育理论、制度模式不断出现。如许多医学院校建立了住院医师轮转培训制度,引进了PBL,引入了转化医学、个性化医学和可预测性医学等新型教育理念,并创立了许多先进的动物实验中心和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为外科医师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总的来说,我国的外科教育水平同欧美、日本等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部分单位仍然在走学衔教育、学位教育和SCI惟上论的老路。笔者认为,闭门造车或者一味跟风都是不可取的。有些国外的先进理念在中国也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不能全盘照收。例如,PBL教学在我国就存在以下问题:(1)我国学生从小接受填鸭式教育,在改为PBL教育后部分学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2)我国医学教育中没有国外的4~5年非医学课程学习的时期,因此学生的知识系统不够全面,在知识体系架构的建立上存在困难。而PBL往往是针对一种问题为核心的,十分不利于学习的系统化,学生虽然所获取了知识,但不会将其组合构建为完整的知识体系;(3)我国教师习惯了扮演“填鸭”角色,而PBL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因此教师的角色部分被学生所代替后,不能适应;(4)我国目前仍缺乏系统的PBL课程教材。因此笔者认为,只有立足于国情,不断融合、吸收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不断改进自身教育模式的缺陷,才能探索出一条最适合中国外科学教育发展的道路。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