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科建设的状态及其指标体系的完满程度，是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人文医学的建设，需要从反映学科的时代精神，明确学科的性质，落实学科的归宿，夯实学科的基础，即一方面是人文医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人文医学的医学基础，完善学科的结构和知识体系，以及加速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以及开展学科相关重要课题的研究几方面着手。人文医学学科的建设，应当紧密围绕培养优秀医学人才的目标进行。
关键词：
学科建设，时代精神，学科定位，学科结构
学科建设的状态及其指标体系是一个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有的学者认为，学科建设至少包括三个要素：构成学科体系的各个分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具有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及其设施［1］。也有人认为，学科建设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学科定位（发展方向和发展层次）；学术队伍（学科带头人、学科梯队）；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基地；学科管理［2］。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从我国当前人文医学学科的具体情况出发，就当前我国人文医学学科建设，谈谈个人的一点浅见。
1明确学科定位
所谓学科定位，是指一个学科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和价值，包括学科的性质、发展方向、时代特点等，这是学科建设必须首先明确的。如何定位当前业已形成并逐步纳入当代医学教育体系的一批人文医学学科？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一是要把握当今人文医学学科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当今的人文医学学科，多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医学产生的种种新问题而逐渐形成的，它体现了适应现代医学要求的一种新的人文理念，这种人文理念既不同于18世纪、19世纪和14世纪～15世纪那时的人文精神，更不同于古代的医学人文理念。20世纪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不分种族、肤色、信仰、地域、国籍的以人为本的人权思想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已成为现今的时代精神，并为世界多国人民和政府所接受，作为现今时代的人文医学学科，理应以全部这种时代精神及适应医学科学发展新情况而形成的新的人文理念、探求在医学和保健服务中如何更好地体现这种人文思想为目标，当今人文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审视、反思现今一些人文医学学科对这种时代精神的把握和实践是否到位。中国古代不乏仁爱的思想，一些古代医家一直秉承“医乃仁术”的宗旨行医，但此种仁爱之心与现今以人为本的理念仍有重大差异，中国古代倡导的人文理念中的可取之处应当继承和发扬，但不能以中国“古以有之”或“中国特殊”淡化、降解和替代当今时代的人文精神；也不能像“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那样，苟同或迁就某些机会主义、低级趣味的庸俗意识而放弃尊严、公平、正义的根本伦理原则。人文医学与时代精神是紧密相扣的，社会的进步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是人类自我认识和精神的进步，我们的人文医学应当是充满时代精神和时代气息的。这是当前我国人文医学学科建设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二是认清现今人文医学学科的性质。它是属于理论性质的学科？还是属于实践性质、应用性质的学科？这也是当今学科建设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目前高等医学院校开设的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等课程，无疑都是适应当代医疗实践的需要而发展形成的。正是因为在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放弃治疗、临终关怀、代孕、干细胞技术应用中遇到的种种伦理问题，才催生了当代的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是为了解决当今医学中种种医疗实践问题服务的，生命伦理学当然属于应用性质的学科，它主要不是供学者们研究的理论性学科，医学法学、医学哲学也莫不如此。“生命伦理学是为了解决上述领域的伦理问题而为行动提出规范建议的实用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有别于在伦理学理论中找毛病或试图完善伦理学理论的哲学伦理学或理论伦理学。”［3］这里所说的“应用”，不是指“某种既定的道德原理或准则的简单而直接的应用”，“这种方式的应用根本无助于现实道德问题的解决”，“应用伦理学之应用应该是对人类积累的全部道德知识和智慧的应用，它既包含着以某种既定的道德原理或准则为参照来考察活生生的现实道德生活和棘手的道德问题，同时也包含着以后者为观照来重新审视前者，甚至包含着对前者做某种新解，乃至生成新的原理和规范”［4］。强调医学伦理学的应用性质，不是说当今的人文医学不需要理论，当今的人文医学的各种学科，都有自身的理论渊源，在解释许多实际问题时也需要探寻适当的理论为之辩护，但这些理论辩护和支持是为实践服务的，是为实践提供依据，虽然这些理论思考有助于丰富人文医学的理论宝库，但其着眼点是医疗实践。目前在我国人文医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学者将目光集中于理论研究，而对它的实践性关注不足，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如何更好地让人文医学学科落地，在医学实践中开花结果，当今人文医学学科建设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人文医学的学科归属，是归属人文学还是归属医学？这是人文医学学科建设不能回避的。当今出现的多门人文医学，是人文学与医学交叉的产物，它可归属于伦理学、法学、哲学、心理学，也可归属于医学，究竟归属于何方为好，这需依据这些学科所处环境及其肩负的任务而定。当今的人文医学，来源于现代医学，并且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医学教育的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成为当代医生行医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理应归属于医学，正如化学与生物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生物化学，它已经成为医学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当然，综合大学的哲学、伦理学系，为了使它们的学生了解伦理学、哲学的发展状况，也可开设生命伦理学、医学哲学，但这与医学院校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完全不同。例如，医学院校开设医学伦理学，是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在行医中如何行使知情同意，如何依据相应的伦理规范应用高新技术，如何掌握生物医学研究的各种规矩。遗憾的是，当前我国人文医学的课程建设，在这方面远未引起人文教师应有的注意，因而未能到位，这正是一些人文医学课程已经开设了几年甚或二十来年，仍未收到应有的效果、未能引学生们的重视的重要原因。不少学校人文医学教学，仍然漫游在人文的茫茫大海中，不知在何处落地，甚至根本未曾思考要不要落地。人文医学在何处落地，如何落地，对人文医学来说，是成败兴衰的大事。
2夯实学科基础
学科建设也和盖房子一样，要有坚实良好的基础。基础打不好，学科就繁荣不起来。就目前医学高校开设的几门人文医学课程而言，有两方面的基础需要考虑，一方面是学科的理论基础，如医学伦理学就需要考虑伦理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义务论、美德论、目的论、效果论，以及公平、正义、善与恶等，前人关于这些方面的论述，对解决当前医学面临的种种伦理问题，仍是有指导、启示意义的；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就值得深入研究，对于解决当前一些医学实际问题是有帮助的；其他如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等，也莫不如此。这方面的工夫我们还下得不够，仍需继续努力。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另一方面的基础，即人文医学的医学基础更为迫切和重要。这是因为人文医学的医学基础，还没有引起人文教师们应有的重视，没有真正提到自己十分关注的日程上来，没有认识到人文医学如果没有医学的基础，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就没有立足根基；人文医学，是从现代医疗实践中萌发、生长和发展而来的，它不是从人文学的经典著作中推演出来的；例如，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规范和伦理委员会，就是适应生物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维护研究的人道性而形成和逐步完善的；医学心理学，也是因为当前许多疾病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如癌症，它的发生和发展、诊断和治疗，乃至于临终时刻，无不与心理、情绪紧密相关，心理支持是癌症诊治全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许多疾病医学干预的重要手段；医学哲学的基础也在医学，当前医学在其发展进程中，提出了大量哲学问题。同样的客观事实，不同医生为何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一些医学科研成果，为何不能重复？医学还要不要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在人体生命现象中，生理性与病理性常是相互交杂的，如何区分？病理性可否转变为生理性？人在衰老过程中机体功能衰退的种种现象，如骨质疏松、皮肤褶皱、视力模糊、听力减弱，应否定义为疾病？要不要治疗？要不要纳入医疗保险？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仅从技术角度是难以做出回答的，需要诉诸哲学。可见，人文医学的重要基础在于医学。人文医学要从医疗实践中寻求课题，充实学科内容，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努力中，作为现代医学组成部分的人文医学，才能为防治疾病、促进健康发挥应有的作用。人文医学应当从哪些方面努力，夯实自身的医学基础？第一，以全视角的眼光（超出技术层面，侧重社会、心理、环境、经济、文化等层面）缜密观察医疗实践（包括临床医学、预防与公共卫生、生物医学研究），审视、发现、提出实践中的两难问题，和医学专家共同探讨解决之道，包括从优选择，或另辟新径。例如，关于现代医学的许多诊察手段，是否更加接近或者远离人体与疾病的真实世界，就很值得认真思考。第二，跟踪医学发展新进展，对各种新技术、新疗法的技术实效、伦理社会的允许度、经济的可承受性和社会的认可性等，进行全面评估，为这些新技术、新疗法的应用设置条件，以便其更好地造福人类的健康，如新生儿基因筛查如何估量？为救治他／她的患病同胞而孕育一个新生儿（“savioursib－lings”译为“救星同胞”）来救治患病的孩子是否人道？第三，在卫生保健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如何注入人文精神的探索和研究。第四，医学社会学层面的诸多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如医患关系社会学问题，不同类型医院的功能划分与协作及其演化，现代医院的管理及其在实现全民健康目标的作用等，都是值得人文医学关注的。
3重新审视学科的结构和知识体系
学科体系和它的知识结构，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是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能否获得独立存在的基本理由。一门成熟的学科，它的结构和知识体系，至少应当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即有明确而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解析研究对象生成的知识体系；支撑本学科知识领域的专有基本名词的术语；作为应用性质的学科还必须具备指向服务领域的基本路径和方法。从这些要求来看，现有几个人文医学学科的结构及内容，均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一是学科内容存在某些缺失，对该学科的主体内容反映不全面，需要做相应的补充；二是某些学科内容未能确切、及时反映当代医学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针对性不强，未能与时俱进，需要再次构建；三是有的学科边界不甚清楚，彼此重复，需要调整；四是有的学科内容重点不突出，应当充分展开的未能充分展开，而另一些内容则过于累赘，需要梳理；五是有的学科未能进入学科主体内容，在兜圈子，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总之，学科的体系和内容结构，存在对医学现实反映不及时、不全面、重点不突出等不足，需要进行评估和调整。例如，医学伦理学，就存在只关注规范伦理而忽视德性伦理的不足。在当今市民社会和医学干预越来越强势的条件下，规范伦理是很重要的，例如，新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科研伦理，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伦理审查，伦理委员会的建立，都是重要而且应该加强的。但德性伦理是伦理学的原点和出发地，15世纪、16世纪规范伦理的兴起以来，德性伦理一度被边缘化，但德性伦理并未从生活中消逝，它对人类行为的正确调节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一些国家掀起了一股德性（美德）伦理热，我国一批学者也对此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一点我们的教科书没有得到反映。实际上，在医疗实践中，作用比较广泛、时刻惠及病人的，仍是医生的美德。面对一个仍有一线希望的危重病人要不要努力抢救？在发生医患利益冲突时医生如何选择？靠的仍是医生的美德。因此，重视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加大对医学中的一般伦理问题的研究和宣扬，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不应忽视的重要课题。不是说高新技术伦理不重要，近些年一些生物医学前沿技术，如基因编辑、生命合成、三亲婴儿、人兽混合胚胎等，均涉及人类生命的尊严和人类千秋万代的安危，都是很重要而不能小视的，但这些技术目前大多处于少数人研究中，涉及的面至少在现时比较小，而以往我们的学科对这些方面的关注较多，对临床和公共卫生实践中的常规伦理关注较少，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审视。医学心理学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实验心理学，从生理机制研究心理过程，这是慢工夫，一下子难以拿出一些疾病心理致病的生理机制的确切成果；二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对心理的反映，此事做起来能比较快一点。前者似乎是自然科学，后者可能属于人文医学的范围。医科院校设立医学心理学，主要是为培养医生服务的，是作为优秀医生必须掌握的一门知识和技能提出的，目前医学心理学教学的不足，是一般心理学的内容多，医学心理学的内容不足和不扎实，而为医生们提供对疾病和健康的心理干预与支持，正是医学心理学教学的主业，是实践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重要环节。这一点，近来已为许多临床医生重视，中国抗癌协会等多个组织联合的《中国肿瘤心理治疗指南》一书的出版，表明临床实践可能走在医学心理学教学的前面。医学心理学还涉及医学与宗教的关系，宗教的作用很大程度是心理效应。王辰院士［5］说：“医学实践中的宗教因素是在医学不能充分把握和解释、预测病情的情况下，患者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依托和祈求。在产生心理效应的基础上，宗教还可能产生由心理引发的行为和生理效应。”宗教与心理学的关系也是值得医学心理学关注的，目前在临终关怀中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医学法学的使命，是维护医生、病人和社会（包括环境）各方的正当权益，促使医疗保健服务在法制轨道上进行。当今医学法学的学科建设，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关注，一是在维护医方和病人以及医患双方与国家、社会权益方面如何维持平衡。就医患双方而言，由于病人处于弱势地位，且医方是为病人服务的，维护病人的正当权益，似应成为医学法学首先要关注的事。有的法学专家向医生进言：“凡是可抢救可不抢救的一律不抢救，凡是可检查可不检查的一律检查。”这种将医方利益置于首位的主张是不可取的；但医方的权益也不能忽视，否则会给医疗保健服务带来伤害，从而损毁整个医疗保健事业。在医患双方与国家、社会的利益关系上，也需要维持合理的平衡，不顾国家经济的可允许度，过多地消耗有限的卫生资源，最终仍是要危及医患双方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二是法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时下似乎存在过多地把伦理问题说成法的问题的倾向。当然，医生应当也必须依法行医，但依法行医只是医生行医的最低底线。实际上，大多数医生，是超越法律的要求为病人做了许多善事。如果医生只满足于不作恶，这样必然大大束缚履行医生人道主义的积极性，使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许多可做的事而不做了。笔者赞成有的法学教师的看法：如果医生只依法行医，医学就不得了了。关于伦理与法的关系，历史上的法学界有两种主张，一是以牛津大学法学教授哈特为首，主张法与道德分离，法不考虑道德；二是以美国法学家富勒为首，主张法要以道德为基础，法本身就是“内在道德”。笔者以为法是不能脱离道德的。医学法学不应也不能驱除道德，不应将伦理能调节的事变成法的强制，背离伦理的法是恶法。医患沟通学的学科构建，似乎需要更多的关注医患沟通的主旨和目的，对于为何需要沟通、说明沟通对于当代医学意义的份量不够。后人在总结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时说，药物、手术、语言是医生的三大武器，这种观点至今也未过时。语言是什么，语言就医患沟通。现代医学已逐步认识到，医学应当从以“病”转移到以“人”为中心，从诊断、治疗到康复，都离不开与病人的沟通，实践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重要环节也在于医患间的沟通。医患沟通技巧当然需要重视，但如果这门学科只是沟通技巧的汇集，就可能大大降低它的作用和份量。《全球医学教育基本要求》关于“沟通”一项，列了9点，每点都讲沟通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未强调具体的沟通技能；教育部2016年9月公布的“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有6处讲沟通，都是结合各种具体环节讲的。当前医患沟通不畅，固然与医生缺乏沟通技能有关，但更多是因为缺乏对病人的同理心和对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致。医患之间的沟通，按其本原来说，似属于医学社会学的组成部分，但鉴于其对当代医学的重要性，独立出来也是应当的，但它的理论性及支撑学科的专门名词术语，显然有些不足。医学社会学的学科构建，从我国发表的有关医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看，触及学科的主体内容不多，大多限于医患关系。以美国科克汉姆［6］的《医学社会学》第10版为例，除医生、病人角色这些内容外，还列出了“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医学生活化”、“医生的社会文化”、“美国医学的权力结构”、“处于社会变迁中医生”等，这些在中国的医学社会学中少有涉及；从英国出版的《社会学》关于医学社会学列出的内容来看，其中身体社会学、阶层与健康、健康的社会基础、健康与疾病的社会视角、变化世界中的医学与健康等［7］，我们更没有研究。医学社会学的主体内容未能到位，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医学哲学在这些学科中起步比较早，但至今也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稳定的学术体系，几本医学哲学的读本差别很大。有的依据原则、理论是研究的出发点的办法，将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移植于医学，形成三大块的医学自然辩证法的教科书，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医学哲学成果；以医学方法论、临床思维为重点构建医学哲学，这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热潮背景下对医学哲学的构建；以医学关切的几个热点，如医学模式、医学目的、医疗危机、职业精神等视点构建医学哲学；以医学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疾病与健康、结构与功能、生理与心理、人体与环境、整体与局部、主体与客体等构建医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差异？原因在于对医学哲学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和哲学切入医学的角度存在不同理解。再具体一点说，一是对医学哲学如何切入医学，应抓住哪个关键点不明确，医学哲学的主要内容应当集中在哪几个方面不清楚；二是未能紧密结合当代医学发展的实际，反映当代医学需要从哲学角度回答的问题，对医学哲学在医疗实践中如何落地、何处落地还不太明确。尽管医学哲学学科的建构仍在探索中，但这些成果也是来之不易的，它为医学哲学学科的完美建构作了有益的探索。随着现代医学大踏步前进，提出的哲学问题愈来愈多，因而有的医生提出“好医生一定是哲学家”的观点［8］；最近我们了解到国外医学界关于医学真实世界的讨论。在医学面前，存在三个世界：真实性世界、选择性世界、人造物世界，这是尖锐的医学哲学问题。早两年，樊代明院士一口气提出了17个医学哲学问题，发表了多篇讨论医学与科学的文章，提出了医学与科学的关系这样一个很严肃的医学哲学问题。2017年在《医学与哲学》杂志第四次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讲到医学与哲学……我是非常喜欢，当学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医学与哲学关系非常密切”［9］，他希望《医学与哲学》杂志多做些工作；韩启德院士多次说，当前医学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从哲学视野加以研究，只局限于技术层面是找不到答案的，并且亲自就慢性病防治、癌症的三早等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解析，并召集有关方面共同商议。他在《医学与哲学》杂志第四次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要求：“从事医学哲学的学者和关心哲学的医护工作者们，应紧密联系现实，更多地转向以医疗实践为基础和医学哲学研究。不能止于理论，满足于写几篇理论性文章，理论研究一定要接地气。哲学理论如果不接地气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出息的。”［10］医学哲学学科的构建，还需要作坚韧的努力。学科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作为知识体系的科目及其分支，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伦理学、法学，其中每个学科都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另一含义是指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功能单位，是教师、科研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11］。本文讨论的学科建设是就后者而言的，高等医学院校开设的学科必须符合学生培养目标的要求，纳入医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对学科内容作认真的审订，为教师们教学提供依据。目前医学高校开设几门人文医学学科，有的通过教科书大致形成了符合医生培养目标且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但也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有的则少有从培养目标出发设定学科教学内容，而是由教师们随兴发挥，不适应医学教育需求。高校的人文医学教学不应当千篇一律，可以而且应当发挥教师们的特长，但教学内容仍是要对准培养人才需要的。医学人文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涉及关爱生命的电影、诗歌、音乐和一些文学作品，都有利于医学生人文情操的培育，但时下中国的医疗实践中一些最基本的医学专业精神受到侵袭和干扰，一些紧迫的人文医学知识和技能亟需补充，所以目前人文医学教学，仍应通过加强学科建设，将已经纳入医学高校教学内容的几门人文医学课程教好；这些课程在结合医疗实践中如何协同进行，也应在学科建设时探索贴近实际的安排，特别是紧密结合学生实习和规范化培训加以落实，如何收到更好的实效，更需作全盘思考。
4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是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环节，包括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队伍的梯队结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学科带头人的形成。由于人文医学是交叉性质的学科，从事人文医学教学与研究，一般应具有医学和人文社科方面的两类知识，单一的知识结构可能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困难，影响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目前队伍的状况是单一较多，两者兼有的较少，这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弥补和充实。一些缺少医学知识的人文教师，发扬懂得哲学、法学等的长处，克服不懂医学的短处，抽出一定的时间参加一些医疗实践活动，如参加临床查房，听听危重病例的会诊和死亡病例讨论，参加一些综合性的医学学术会议，交几个医生朋友，读点医学刊物上的综述性文章，就能大致把握当代医学的脉搏和一些难题难点所在（因为终究不是为病人开处方）；年龄结构和梯队结构，在一些人文学科比较齐全的学校，大致已经形成，一些学科设置较少的学校，可能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只有两三个教师，是很难谈得上合理的梯队结构的；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学科主持人或带头人。目前，某些学校这方面的工作发展很快，就是因为有一个热心且有一定水平的带头人，而某些学校教师们不少，学科设置也较全，但多年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两个学科的带头人。这需要通过引进或者送出培养才能解决。从临床医师中，物色、挖掘和培养若干有志于关心人文医学的人，也是队伍形成的一条有效途径。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一些国家，专职从事人文医学教学的教师并不多，他们的人文医学教学，大多由有志于人文医学的医生承担，而且他们来做，有着许多天然的优势，并且很受学生的欢迎，效果也比较好。从我国一些学校的实践经验看，这种可能也并非天方夜谭。在人文医学越来越为整个医学界关心的背景下，有志于此事的临床医生也并非凤毛麟角，锦州医科大学的多位临床科室主任，大连医科大学的几位高年资的医师，就担任了一些人文医学课程的教学，只要认准这条路，取得医院领导的支持，同时人文教师又给予帮助，办好此事并非没有可能，我们应为在临床医生中找到一批合作的朋友而努力。
5科研
科研是构建学科、提高学科水平的重要方面。目前在人文医学的科研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并且涌现了一些成果，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拓宽视野、集结力量、重点攻关、坚持不懈几个方面下工夫，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局面。所谓拓宽视野，就是研究的目光，不要只限于人文自身方面的课题，要逐渐将重点转向医疗实践中的人文课题。当前医疗实践中有待研究的人文课题，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如过度医疗、无益医疗、疾病与健康的边界、生理性与病理性的区分、事实与判断、医学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大数据与临床诊断、精准医学的评估、循证医学的评估、靶向治疗的评估等，都是医学界关心的，也是当前人文医学应当出击的重要靶点。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拿出几个成果，就能对医学做出十分有意义的贡献，也能提高人文医学的威信。所谓集结力量，是指对一些重要的课题，需要集结多方面的力量，首先需要有医学专家加入，还要有其他方面的支持，更要有有关部门提供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就人文队伍而言，也需要相互合作。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其实并不尽然，这方面的问题，有关部门、领导已经关注到了，不少权威学者也在呼吁，只要努力，先从有条件的学校开始，选定一两个研究课题，逐渐做起来，星星之火，是可以慢慢燎原。所谓重攻关，就是要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几个重点课题，先做做看，而不能遍地开花。所谓持续不懈，就是要坚持到底，不能像麻雀那样，这儿跳一下，那儿跳一下，那样是做不出成绩的。目前医学研究中的一个不足，就是没有稳定、持续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学者随兴所致，东一下，西一下，所以没有出现有份量的成果。
作者：杜治政 单位：医学与哲学杂志社
［本文系作者根据2016年6月、9月、12月于遵义医学院、锦州医科大学、第二届全国医学院校医学人文学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广州）三次报告的内容综合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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