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1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3卷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民族气质和性格，并进一步影响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文化与行为的理论模式指出:“一定的生态环境，导致一定的文化形态，而一定的生态和文化形态共同塑造人，使其产生一定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进而使人更好地适应那种生态和文化，甚至影响和改变它们。”人类的认知过程也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对民族认知结构及特性有极大影响，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是民族生存的基础，由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在认识外界事物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因素，避开不利的因素。同时，祖辈居住的地理环境也赋予各个民族以相应的、独特的认知方式。长期的对自然的适应影响与约束着当地民众以符合生存地环境需要的方式进行认知与取舍，并形成民族特有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模式。泰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温度不下18℃，年平均降水量约1000毫米。3月到5月气温最高，可达40－42℃。白天的高温不利于长时间户外工作，潮湿炎热总是让人昏昏欲睡、四肢乏力。这样的地理环境使泰国人形成了缓慢拖沓的性格。这种性格有利有弊，反映在学习上当然就是学习效率不高，进步缓慢。汉语教师一定要了解学生情况，千万不能着急，不能用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来对待泰国学生，毕竟泰国学生缺乏汉语语言环境，操之过急不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可能还会使学生反感。对泰国学生一定要有耐心，知识教授也应勤反复，放慢授课节奏。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
二、文化环境的影响
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孩童自幼儿园开始已背诵佛经，学习佛教历史，举国上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泰国人尊崇泰国国王，从内心认同以皇室存在为前提的等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族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取向。苏联学者H•米特罗欣说:“在民族文化中，宗教不单纯是外壳，不是通过启蒙和教育很容易去掉的表层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科学，宗教已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贯穿于人们的处事态度中。”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泰国人秉承一些做人原则和道德标准，比如避免冲突，没有正确的竞争意识，不敢向权威挑战。泰国人生活没有压力，一生快乐无忧，加之物产丰富，使他们成为乐天知命的民族。因此，泰国孩子大多乖巧听话，服从性强。但在学习上缺乏自主性和自我学习能力。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王晶在其论文《泰北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调查与分析———以清莱府两所高校为例》中指出，泰国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属于偏低水平，大大低于中国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汉语教师一定要制订严密的教学计划，一步一步地帮助学生提高汉语能力，如果期望学生靠自觉去自学是行不通的。我们要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学习，一点也不能懈怠，哪怕你授课的对象是大学生。泰国人认同等级观念，教师在泰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学生心中，教师的等级是在他们之上的。
三、社会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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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大心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种世俗社会心态，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不那么和谐的音符。研究“闹大心理”的功能作用、产生根源和应对措施，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渠道，推进德政工程、坚持以法治国、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转型期的市场经济社会，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主体地位的差异化，必然会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在这一冲突中，强势群体往往占据社会优势，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弱势群体则一般处于社会劣势，缺乏利益表达的正当渠道和权益维护的合法机会。所以，在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冲突中，“把事情闹大”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行动策略选择。 应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闹大”并非当事人的初衷。例如，福建省顺昌县富文村因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到广大村民的经济生活和生命安全，才引发由数百名村民参加的“堵厂、堵路”群体性事件。这是万般无奈的村民所进行的利益抗争。这样的“闹大”实属“逼上梁山”的被迫之举，并非刁民无赖的无理取闹行为。 关于如何处理闹事行为，毛主席在1957年有一系列讲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主席这样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好事。”在一次讲话中毛主席曾经形象地打比喻说：你把人家的窝都端了，还不许人家叫两声？毛主席的这些讲话为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群众闹事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利益关切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爆发点，群众闹事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党和政府，而是危害群众利益的厂家和企业，这就大大淡化了群众闹事的政治性质，对群众闹事的处理拥有更加客观、公正、宽容的时代空间。从现实环境和具体情况分析，“闹大”往往是下级向上级乃至中央的正当申诉，大都是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的紧急呼救。一般说来，“闹大”行动策略具有以下功能：作为一种技术方法，“闹大”具有组织功能；作为一种冲突方法，“闹大”具有行动功能；作为一种博弈方法，“闹大”具有舆论功能；作为一种抗诉方法，“闹大”具有机会功能；作为一种求救方法，“闹大”具有通天功能。 二 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群体性事件”频发状况，首先要从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上找根源。如果说在一些案例中有“闹大心理”，那它也只是在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意义上存在。因为按照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绝大多数人都是顺从者。作为一种“不得不行动”的策略，“闹大心理”与下列因素有关： 1、缺乏话语权利。大多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民，由于其社会地位低下而缺乏必要的话语权利。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和向谁表达自己的权利，即使表达了也是人微言轻。所以，他们只能以这种原生态的话语方式向整个社会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生存意志，因为在他们看来，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 2、沉默等于灭亡。许多关乎人民生命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正义抗争，贪婪厂商是不会把转嫁给社会的私人成本自行收回的。在私人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利害关系上，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环境污染问题是因私人企业主把其内部性问题转化成外部性问题、把其私人成本转化成社会成本所造成的。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冲突”：非法厂商的利润所得，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失。在这种情况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所以，受害百姓不得不采取奋起抗争的冲突手段，以彰显生命的尊严和力量。让人担心的是，在这样的经济冲突中，地方政府及其专政工具 ——人民警察，因官僚主义也好，因官商勾结也好，因“警匪”一家也好，往往不去针对冲突爆发的根源解决问题并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径直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从而导致冲突的恶化和升级：由经济性的问题演化成政治性的问题。 3、一不做二不休。中国古人有言：“第一莫做，第二莫休。”这种“一不做二不休”的行为动力学也会驱使行动者把事情闹大。闹大至少有三级目标：一是使当下的行为、行动、活动合法化，二是使行动主体或者是组织或者是个人获 得合法化社会认同，三是取而代之，重建自己的合法化价值标准。如果地方当局能够承认行动者的社会诉求是合法的并且切实加以解决，同时保证不对其进行打击报复，“闹大”就失去了其升级的原动力，地方当局自己的地位和威信也能够保全。 4、制度渠道缺乏。转型期的中国，结构和解构并存，秩序与混乱同在。问题解决的制度化渠道缺乏，是有些人选择“上访”、“告御状”和“聚众闹事”策略的主要原因。说制度渠道缺乏虽然有些冤枉，但要比说制度的形式化执行从学术上要轻得多。制度缺乏可以建立制度，制度形式化就没有治了。只要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民政、公安、信访、监察等相关部门忠于职守，秉承正义，为民做主，解决问题，真正履行自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神圣责任，建立、健全或完善问题解决的制度化渠道，“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即使偶有发生，也会很快被化解在基层，“闹大”策略就会缺乏社会心理基础。 5、闹大容易成功。在封建社会，“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种对官府的负面印象使得旧社会受压迫的老百姓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告御状”或“包青天” 上。这种“告御状”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转型期中国逐渐演变成“闹大”模式，即所谓“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这种“闹大”模式所挑战的是政府的办事机制、办事效率、执政理念和社会公信力，是中国制度化问题解决渠道缺失的有力证明。 三 虽然“闹大心理”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的原因，并且对行动者个人具有若干积极的功能，但是从宏观上看，“闹大心理”对社会秩序、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却是非常不利的。尽管社会学承认社会冲突也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但是前提是必须具有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成熟社会机制和高超的领导驾驭艺术。《诗经》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斯亡。”因此，培育和谐心态、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心理基础。问题产生的原因往往包含着问题解决的办法。对于“闹大心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情况，分别处理。一般来说，要消解“闹大心理”，必须从制度和个人层面入手，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类型的因应措施。 第一、开展百姓授权。不断扩大、认真落实人民公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发展基层政治民主，培育公民权利意识，促进公民社会形成。要使普通公民人虽微而言不轻、权虽小而利不少，增强自我维权意识。各级领导要建立、健全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渠道，切实把百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头，使老百姓说话有人听，问题有人解，困难有人帮，真正落实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价值理念，做到本固邦宁。 第二、加强市场监督。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对市场进行监督的依靠力量，切实完成市场的社会归化。市场从起源上就是与政府相对立的，在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开始也是一种敌对关系。经过几百年的激烈博弈，西方社会的市场社会归化才告基本完成，政府和市场之间开始形成一种良性伙伴关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总共才十几年的时间，离政府和市场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过分亲密，这是不正常的。这里面有绩效政治、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在作怪，也有商业贿赂、官商勾结的腐败因子在里面。这样就会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因经济利益引发的社会冲突中站错了队，以致成为非法厂商的保护伞和黑心业主的消防队。这里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对自发的市场政府要有一个监督、归化的概念，第二、政府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中，人民群众是可以依靠的重要生力军。有了这两条，在处理像福建顺昌县农民闹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时，我们就会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不会因反应过度而犯政治错误。 第三、为行动者提供可供选择的取舍策略，给台阶下。对有些群众闹事，有关当局除了要考虑其本身的合理性以外，还要善于分析闹事群众的心理变化和集体行为的内在逻辑。鉴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因此适时增加中介变项，提供可供选择的取舍策略，就会使“一不做二不休”行动目标发生重要转移。 第四、为大众表达其利益诉求提供合法化的预设渠道。各级地府和基层权力组织，要建立意见征集和问题反映的信息化平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纳入经常化、制度化的合法渠道，同时要相应建立政府公开办公和问题解决的信息服务窗口 ，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关切有人管、有人问以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信息化平台可以和村村通工程结合起来，有条件的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与此同时，大力提高地方政府的问题解决能力和信访接待水平，中央向地方政府授权，把问题消化在基层。 第五、增加争取中央领导批示来解决问题的机会成本。当前，在制度化的问题解决渠道缺乏情况下，中央领导批示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尚方宝剑。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其利益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维护，其弊端是地方对中央的过分依赖，在客观上容易纵容“闹大心理”。因此，对于群体性事件，减少中央领导个人批示、依靠法律制度解决问题、增加“闹大心理”机会成本，是消除“闹大心理”的重要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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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研究对象的清晰并形成严格的理论界定是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过程中遵守着学科发展的逻辑规律。目前,在寻求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资料法选择了三条研究路径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探讨：一是对已有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阐释；二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专着类文献、学术会议文献的相关研究主题内容进行归类分析;三是对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借鉴。在三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依据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逻辑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逻辑框架,界定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1.1研究路径一：已有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
国际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运动中的关系,教练领导能力与群体动力、动机气氛、运动中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以及运动环境中的运动员3。在AAASP网站上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与锻炼情境中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过程及其理论,探求关于运动参与者、教练、团体以及观众的社会心理因素。
英国Essex大学心理系开设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课程中说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来理解运动、锻炼与健康等行为，包含了两个显着的领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领域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动行为、成就动机、焦虑与唤醒、人格、群体凝聚力、社会助长、侵犯、内部动机以及心理技能训练进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领域是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怎样为提高或维持经常的运动参与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锻炼坚持性的社会认知过程和途径（自尊、自我效能理论、自我决策理论、成就目标理论、阶段变化模式、锻炼中的社会的及同辈群体压力），锻炼与心理健康、饮食失调与锻炼成瘾、动机调查、锻炼与青少年健康。
美国Texas大学教育学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课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在运动中的应用，重点强调教练员在面对个体运动员和团队时心理上的交互作用过程，包括自我效能与自信、归因理论、成就动机与目标设置、自我表象问题、唤醒与注意、失常表现、社会抑制与社会促进、群体动力与凝聚力、青少年运动、反馈与学习、运动中的侵犯行为、应激与耗竭、运动损伤、锻炼坚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课程中对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响运动行为与成绩的社会心理变量,重点是在个体运动生涯中社会对个体社会影响方面，包括成就动机、竞争、焦虑、攻击、个性等。
综观国外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释上从课程的角度出发，主要说明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理论界定。尽管如此,对于课程的描述中必然隐含着学科研究对象。普遍认为该学科是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具体问题层面上来解释该学科的概念，多数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运用严谨的语言来指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学的课程描述中，把该研究领域分为了运动心理学领域和锻炼与健康领域，从两个不同领域来分别指出该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科研究对象并不能仅仅依靠研究内容的罗列来界定，显然无法明确学科的结构性要素。
1.2研究路径二——体育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查阅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所出版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着类文献；同时，追溯了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历次会议中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归类、提炼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另一重要途径。对如上研究文献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主要是从几个方向进行研究：
体育中的个体社会心理方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运动与人格、归因、人际关系、社会动机、道德发展、侵犯行为等。
体育中群体方面研究:运动团体（凝聚力、构成、动力、团队气氛）、观众团体、运动与不同年龄或性别群体、领导行为，以及在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社会促进与抑制等。
在2001年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出现了“文化与体育运动”这样一个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出现说明了体育中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关注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类总结涵盖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但是已有研究主题同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是比较狭窄的，据此，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再次进行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1.3研究路径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观点的梳理
当前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不同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SSP),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PSP)。三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简称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上,还有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解释，以及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的着力点在社会情境和社会现象等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是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来理解人类行为。PSP方向的观点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多数从心理出发来探求人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其中个体、群体以及个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心理现象和行为都是研究的内容。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观点认为社会心理学要从个体心理和个体人格结构中找到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从个体心理入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种种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CCSP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来看，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的。
三个方向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呈现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学科对象的争论焦点是在怎样研究社会行为上。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团体,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因素，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研究行为的时候通常要解释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它要研究的是群体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理规律。
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三条路径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为了剖析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本文参照了以下两个学术界较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社会由各个系统构成，不同社会科学分别以其中的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研究个性系统、人类学研究文化系统、社会学研究社会系统。这种宏观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为分析学科结构性要素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指出了着名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一个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图1)。
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进行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项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正是试图从这样的三个方向来理解体育中人的思想和行为。
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理论,根据三条分析路径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性的回顾和梳理；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运用归纳演绎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三个层次：它是在体育这一领域中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群体行为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图1)。
3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的界定过程分析3.1三个层次之间的概念和关系分析
个体社会心理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和现象。包括个体的社会认知、归因、人际关系等。个体社会心理是群体行为发生的基础。当某一种个体心理所引发的个体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时候，在外显的层次上就表现出群体性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必然要经过群体行为的实践过程在社行为的实践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这本富于影响力的着作中，早已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群体行为是指具有多数个体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行为,例如体育锻炼行为、偶像崇拜行为、时尚行为、舆论行为等。关于群体,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会群体既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6在本文中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广义的，它不仅仅指那些有组织的，例如家庭、学校、军队等，也包含着那些没有组织的,但是有着某种共性行为特征的人的共同体,例如不同年龄构成的群体、性别群体、犯罪群体等。在本研究中群体既包括了个各种不同的运动员、观众、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体育中具有共性行为的群体，即包括了以各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
关于文化，着名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认为：“社会学家提到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37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38。从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论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所以群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群体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社会文化不可能产生。一是社会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二是在社会对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人际之间、群体对人的影响，文化是对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必须要关注的。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从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又根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主题内容的归纳阐述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的归纳性回顾和梳理，参照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以帕森斯、班杜拉两人的理论观点为理论基础,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体育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态度，归因等）；体育中群体行为层次（团体研究：团体构成、特征、凝聚力、领导行为，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侵犯与利他行为，从众与独立行为，规范行为和失范行为，信任行为等）；体育中社会文化层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法律、舆论、习俗等）。
4.结论与建议
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讨可以采用如下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已有的学科研究内容主题的归类分析，二是已有的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三是较成熟的相关母系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析，四是对前三项研究加以归纳演绎并寻求一定的理论基础,得出发展中新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研究范式为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明确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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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理论 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4-0014-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议题，它对国家和民族，每一民众个体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而发展和完善，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向心力所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与教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也在逐步走向深入。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现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工作，成果丰硕，通过网络数据库和党报党刊的文献搜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论文有10万余篇，著作12部。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研究。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究
理论层面的论述与研究主要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党的重要会议、文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二是学界结合党的要求进行的更深入、更细微的探讨。
第一，党的重要会议、文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党的重要会议、文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了系统的阐述，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结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从理论阐述到引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体现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与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全国各族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作出了说明，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2008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012年，党的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学界的理论探讨主要是深化党纲的纲领性论述，让党的纲领性论述与各个领域能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以下主要从概念辨析、结构层次、历史逻辑等方面来展开。
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体系的研究。从价值——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逻辑构建进行了纵向的探讨，像剥皮一样呈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对概念体系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硕士、博士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和重大课题项目成果中体现。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出发，凝练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早在2007年，戴木才等人就提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二十四字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界的研究为党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
进一步明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根据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的论述，学界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层面做了深入剖析，从指导思想、理念信息、精神文化与社会道德等角度，论述灵魂地位、导向作用，主体地位、目标作用，精髓地位、动力作用，基础地位、规范作用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显得更加完整。
进一步探析了历史背景与理论来源的深度结合。探寻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导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相关论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理论根基。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状况，结合、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方面的论述，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创新和与时代共同发展的逻辑规律。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用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用研究成果颇多，主要沿着“问题—对策”模式，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思潮、党建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笔者所查阅的文献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特别多，应与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人员主要是高校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关。该研究方向，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二是如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中，更好地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同时在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体系、运行机制、学生的心理接受机制、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总体上讲，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还显得比较笼统，细化的程度不够，结合具体层次、具体专业的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不多，其中从高职学生层面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部分也比较笼统，或更多的只是冠了一个“高职”的名，实质上还是所有大学生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高职教育、高职院校、高职学生的特点结合程度不够，高职特色不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主要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论依据、现实困难与实现路径的思路，结合其他学科领域或专业视角开展研究，如传播学中的传播理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互联网的使用等。如何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在党建方面，主要是从党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展望
1.紧密结合行业领域，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将全面进入体系性研究的时代，将以课题项目为载体，与具体的行业领域结合更为紧密，论述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理论研究，并将理论研究指导该行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更好地融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就高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而言，也将会更加紧密地结合高职教育特点、高职院校特点、学生所将从事的行业特点和高职学生特点来进行。
2.评估评价体系研究将会更加受到重视
就目前众多的研究成果而言，评估评价体系研究几乎是凤毛麟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还是在于其实效性，若无实效性，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实践都无任何意义，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的评估、评价研究将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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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5
Abstract Through contrasting the latest developing status of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rethinks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and proposes the new orient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1） Return to realistic questions and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framework； （2） Reform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use big data to analyze； （3） Integrate the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analyze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new orientations； big data； cultural perspective
1 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对比
1.1 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正迅速扩展。2010年至今，发表在国外学术理论期刊上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文章有9000多篇。研究主题按频次排列包括刻板印象、社会互动、归因、态度、社会群体、情感、动机、个性、群体认同、偏见、归属、自尊、社会地位、道德等。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文化和性别因素的影响，对社会认知、社会知觉、自我认识、态度改变、从众行为、团体过程、人际吸引、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以及偏见等方面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不同文化中的整体性和分析性思维、使用社会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归因中的文化差异、自利归因的文化差异等。
此外，近5年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应用性更强、内容更细，主要涉及5个模块，健康管理、组织管理、环境研究、法律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健康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如负性生活事件、知觉压力、刻板印象威胁、社会支持等，其涉及的病症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组织管理模块主要涉及激励与员工心理、领导胜任力、组织文化。性别与领导力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玻璃悬崖”（glass cliffs）理论。关于环境研究，阿伦森（2014）在其《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中将这一模块称为“人类的可持续未来”，涉及内容包括噪音、污染、拥挤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等。法律模块主要涉及目击者证词、陪审团的集体决策过程。例如邦德（Bond）和德保罗（DePaulo）在2008年做的关于判别谎言的个体差异研究，以及格拉尔茨（Geraerts）等人2007年做的关于恢复性记忆的研究。此外，市场营销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Ivanic等人（2014）通过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广播员的口音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对听众评估电台广告的可信度、听众对广播员的态度和听众购买广告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的影响作用，Malhotra等人（2007）则通过在英国四个呼叫中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内在或外在奖励与员工情感性、规范性和持久性承诺之间的联系，Osman等人（2015）同样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态度、情感评价和习惯养成对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观察法、相关法、实验法和元分析等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兴起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研究、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例如哈蒙?琼斯（Harmon-Jones）关于失调和减少失调时脑活动差异的实验。
纵览近5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可以发现，实验研究成为了国外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愈发受到重视与推崇。但大量采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早在20世纪末，Aroldo Rodrigues和Robert V.Levine（1999）就发表了“反思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100年”的文章，并对实验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1.2 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为例，2010年至今，国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260多篇，2014年出现明显激增，从2013年的48篇到2014年的89篇，以乐国安、张世富和俞国良、叶浩生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国内并没有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刊物，就近5年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看，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情绪情感、性别角色、主观幸福感、从众行为、学习或职业倦怠、网络成瘾和压力等，7成以上研究的对象均为大学生。国内社会心理研究多使用相关法和实验法，其中，相关法使用更为频繁。
尽管已经历30多年的发展，但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成熟与迅速扩展，国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虽有部分理论和测量工具方面的创新，但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远远不足，研究对象局限，研究方法落后，研究内容多照搬国外研究，研究结果信效度存在质疑（例如研究结果无法重复）。此外，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其它的问题，例如评价标准模糊、欠缺有效研究工具，以及教学科研体系不完善等。可以说，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
2 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问题
2.1 研究对象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人员在对象的选择上都倾向于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其中，大学生最受青睐。为了取样的便利性，研究人员通常会通过相熟的老师或同学将某一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被试，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心理学本科大学生中最为普遍。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还会面临伦理问题，如被试参与实验可能是迫于压力而非自愿、保密性和匿名性受到威胁、被试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隐瞒实情或服从研究者目的等（高华， 2009）。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应用价值造成不良影响，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发展。
2.2 研究方法
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度强调实证主义，实验研究泛滥。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为了量化社会行为的研究，把社会行为孤立在实验室中，观察环境变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心理现象实则难以数量化和操作化，例如幽默、攻击和顺从等。这些社会行为的定义随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根本无法精确的测量（叶浩生，2004）。其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人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协商和建构的产物，受文化历史因素的塑造和影响。因此，社会心理学实验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是相对的。其三，用单一因素来解释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很困难的，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为其他因素或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刘长江，2007）。面临着方法上的窘境，国外社会心理学界自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反思，并尝试探索新的研究之路。而国内远远没有跟上这一步伐，大多是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与批判。
2.3 研究内容
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缺乏稳固的本土化理论根基和理论框架。许波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拒而相和，儒家又久居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学派之位，拥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儒家心理学也就成为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主要的思想和理论根基（许波，2005）。而彭艳琴则认为，有着上千年发展历史的佛教专门研究的就是如何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彭彦琴，20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道家文化对于缓解人们心理压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慧和陈萍，2005）。在关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试图找出各家思想中一切与心理学相关之处，而这种做法实则非常盲目，且很可能陷入重复做工的境地。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学术流派何其多，每个派别又有各自繁杂的理论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完全独立，以儒、佛、道三教为例，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张玉璞，2011）。因此，在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之前，若先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研究则会事半功倍，研究的系统性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2.4 研究工具及评价体系
发展至今，仍有不在少数的心理学家们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量表直接移植到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中，或是只对西方量表进行本土化的修订或制作。而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区别于西方心理学，其人文性质更为浓厚，其中许多观点都带有极强的价值规范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急于用问卷和量表来证明研究假设的做法表明，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原理、策略、工具到评价标准都仍未摆脱西方的定量思维的桎梏。因此，推进西方量表的本土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测量工具和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2.5 学科建设
在当前的教学科研体系中，我国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整个中国心理学体系仍是以西方心理学为主导（汪新建和柴民权，2014）。这样直接导致学生对我国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缺乏了解和兴趣，从而间接阻碍了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因此，要推动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就必须改变教学科研体系的现状，推进教材的编制、改变原有的课程和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并培养和引进中国社会心理学人才。
3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3.1 回归现实问题，构建稳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比较高，这主要源自于其应用价值为美国社会做出的实际贡献。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其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也非常高，因此受到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拥护。而国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则一直未摆脱西方思想的限制，也未形成基于我国本土特色的、稳固的理论基础，而多是将国外已有的研究和结果生搬硬套到国内。因此，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出发，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是必然而紧迫的。而就近5年的文献发表情况看，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更多地从现实问题入手，为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而努力。
3.2 研究方法的变革及大数据的使用
以往的社会心理学通常基于问卷、数据统计、抽样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分析心理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真实、准确、及时的大数据样本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带来崭新机遇。借助大数据，社会心理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实体实验室的依赖，最大限度、最为高效地扩充潜在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实验室小样本或问卷调查采集的随机样本，从而面向尽可能全面的数据、趋近于总体的样本，这就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大数据还能够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多样化、异质化的样本，并使研究者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尽可能避免社会期许效应，最大程度规避研究对象在测试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复杂、无关干扰。
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投身大数据的洪流，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建立了“行为与大数据研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蔡华俭教授创建了“云端心理实验室”、朱廷劭教授基于大数据开发了“国人心理地图”，这些有价值的尝试都将带动中国社会心理学朝向大数据时代迈进。
3.3 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及文化视角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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