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范文1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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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论文范文2
社会主义论文3800字(一)：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维度论文
当前的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1]制度背后凝结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元素。一般认为，文化包含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其中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是非、明确善恶，指引行为方向和目标的标准。面对世界各国思想文化交流融与对抗冲突并存的状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思想文化多元多样的现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党的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党的四中全会也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从而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上的深厚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需要透过理论分析、历史考量与现实依据这几个维度来理解。
一、理论维度
（一）价值系统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理解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式样，比如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怎么样活着才是有意义？认知理解方式可以分为三个系统。知识系统、审美系统与价值系统。知识是认识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作为知识，这样的认识是被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的并且被人们相信的。审美是人类理解、感知与评判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既有每一个审美主体主观的情感与知识结构，也基于世界与对象的客观存在，表现为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对价值的理解不能把主客体割裂，即单方面考虑客体属性或者主体需求，价值应当是对主客体相互關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2]基于这样的理解，价值系统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起着指引作用，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正确引领，战争贩子掌握的科学知识会成为战争武器，犯罪分子掌握的科学技术会成为犯罪手段。在二者的关系中，价值观对处于基础作用的科学知识、技术手段等作出判断，从而引领正确的行为方向。同样，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的积极引导，审美就会变成简单的对于感官的刺激和满足，而缺乏内涵与深度。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体现出的价值目标与价值追求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念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面临多元化多样性的思想文化潮流冲击下，由指导理论价值、共同理想价值、精神价值与道德价值等方面所构成的多层次的价值体系，以最大限度地达成价值共识。其次，二者相互联系。在时间上前后承继、内容上紧密联系、目标上高度一致、功能上相互促进。[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中首次提出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党的十八大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作出了理论上的准备。二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反映，都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呈现。其目的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价值支撑，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作出价值引领。
二、历史维度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没有体现自身属性与符合时展潮流的核心价值观将面临真正的社会危机！
（一）核心价值观是立国之本
1.苏联解体——抛弃了核心价值观
苏联解体是多方面因素共同结果，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需要从民族的文化内核与基本思维中去寻求。正如雷日科夫在《大国的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提到，“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失去了苏维埃价值”“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所以，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指导思想多元化所造成的混乱，核心价值观被抛弃，导致一系列历史信仰的丧失等是其根本原因。
2.美国称霸——核心价值观
美国称霸靠经济与军事实力，同时美国依靠核心价值观输出所达到的价值渗透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称霸手段。美苏争霸时，美国就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渗透对苏联的打击是致命的，正如尼克松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写到的那样，“开展意识形态竞争”。先是通过养成一种消费方式，再形成文化认同，逐步实现美利坚精神的灌输，最终实现价值渗透，以达到意识形态阵地的占领。
3.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在德国兴起，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社会根源，同时也基于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政治特性与军事力量等客观条件。《我的奋斗》这本书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党所主张的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书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制度及对犹太人的仇恨，系统地阐述了希特勒的“理想”“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可见，法西斯主义所强调的民族侵略主义的价值追求是反人类的，最终被世界人民所主张的“和平与发展”主流价值所抛弃，全世界掀起反法西斯的浪潮，纳粹德国的灭亡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
4.非州的混乱——核心价值观的分裂
价值观的简单移植，不融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血脉，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非洲原本的价值规范和殖民者输入的强制性价值规范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分裂，这也是导致非洲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非洲土生的价值观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这种社会以大家庭、宗族和部族为管理结构，缺乏国家控制。欧洲殖民者输入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人权、法规制度等，这些价值观念虽然在一些市场交易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原来的不成文规范和习惯准则等在生产生活领域仍占主导地位。所以独立后的非州国家期望形成新的价值观，以助推非州民族国家的崛起。正如同志讲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的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凝结着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追求。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仁”的思想、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自然无為”的思想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的“兼爱”“非攻”等思想，还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关于信念、劝学、立德、廉政、正风、笃行的修身治国思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历史来源。如“修己安人”“仁爱兼爱”的修身文化；“克己奉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奉献的责任感、使命感；“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意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价值追求，借鉴了国外先进文化中的合理价值因素，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价值追求与价值目标，表现出其科学性与先进性。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滋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时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才形成了最有生命力的价值文化。
三、现实维度
作为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用价值系统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就必须要正视在价值领域存在的困惑。
（一）道德选择的茫然
现实中存在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比如因追逐利益、以营利为目等容易导致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因理想信念丧失、信念动摇等容易导致政治领域的道德失范；因是非观念被颠覆等容易导致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等。同时还面临一些道德两难问题，无论如何选择，都有可能是道德的，也有可能是不道德的，都有利有弊，都无法尽善尽美，都有可能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往往是茫然的，甚至是漠然的。
（二）生命意义的追寻
人生是一段旅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存在即有意义吗？那么评定生命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每个人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视角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式。有些人想的是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的活着，有些人是希望大展宏图、有所作为，有些人是在为实现人类共同的利益而进行的事业中奋斗。
（三）自我定位上的尴尬
有时候我们有远大的理想，有高尚的追求，志存高远；但有时候我们又觉得非常无助，孤立无援。这实质上是在检验我们的内心是否真正地强大。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内心强大的人？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表达的观点，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不是遇不到困难，而是纵然遇到困难，依旧可以不被打败。因此，人们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能正视各种困难与挫折，成为真正的强者。
（四）人际关系的脆弱
鲁迅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你眼中的世界，有时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很多事，你能看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你无法感同身受，是因为不曾经历过，你所谓的真相也只不过是你以为。简单来说，人际关系的脆弱实质上是来源于同理心的缺失，你没有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而是习惯以自我想法去猜测事物本身。因此，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才能更友善地对待他人，融入这个社会。
社会主义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我对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几点认识论文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文明进步，国家的发展壮大，靠的是经济总量、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而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更是不可或缺。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它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和灵魂。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融入和传播，我国民族文化自信受到一定的威胁，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本体渊源
所谓的本体渊源，指的就是为何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自信的根本原因，通过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进而解答这个问题。在国外的哲学概念里，本体指的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即研究问题背后的机理，它不存在于问题表面，而是隐藏在其中的本质。在我国的哲学概念里，认为本体指的是问题能够存在并继而发展，一定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本体。因此可以说，不论是一件事物，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甚至是整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解决本体问题。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我国不断进行探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要想经久不衰，不断强大与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精神支柱。有了文化，人类才能够受到熏陶，进而发展为高素质的人才。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人民群众，都处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受到文化体系的约束与影响，在文化体系的熏陶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人。换句话说，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文化基础和价值理念。文化的缺失将导致个人、国家和社会处在混乱的动态中，进而缺乏系统的发展理念，最终导致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受阻，国家和社会出现落后甚至衰亡。
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定是属于且适合中国的，其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内涵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在构建祖国文化的过程中，倘若一味地照搬国外文化，国家文化将失去自己的特色，缺乏独特的文化标识，成为他国文化的复制者。失去灵魂的人就是一个空壳，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失去灵魂的民族，更不会处在时代的前端，甚至还会被时代所抛弃，而不论个人还是民族，其灵魂所在都是文化。具有反映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文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外来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不少国家都实施了相应的文化改革，文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对于一些新兴国家来说，西方文化仍然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在最近几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传播本国的文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惜采取各种恶劣手段，表面上宣传和平、民主的思想，暗地里宣扬本国文化的优势，“文化侵略”手段更加隐蔽。
其次是西方文化产业的对我们的渗透与扩张。当今西方国家不仅借助文化教育来实施文化传播，还发展出众多产业进行文化传播，例如影视产业。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加崇尚外来文化，追韩剧已成为一种潮流。在娱乐圈方面，众多国人追捧韩国男团女团，这些都给中国文化自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不断进行产业扩张，侧面提升了外来文化的竞争力，进而给中国文化造成威胁。
其三是市场机制引发传统道德文明的失范。市场机制追求市场效益，这是市场得以发展的要求。但众所周知，市場的功利色彩往往比较严重，这对长期处于贫困境况的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道德的规范与要求，各种道德缺失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扶老人被诬陷、食品安全等各种问题。我们将这种过于追求物质而丢失道德素养的现象称为“物化效应”，该效应使中国文化不再具备权威性，中国文化自信出现危机。
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对策
一是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文化发展机制，可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提供外部保障，有助于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经过多个部门的管理与监督，我国的文化市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现阶段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例如盗版文化产品泛滥、腐朽文化未受到严厉打击等。这不仅和市场准入门槛低有关，还和商家有法不依，管理部门执法不严有关。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文化多种多样，但对网络文化的监管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完善监督机制，健全法律体系成为当代文化管理的迫切需要。
社会论文范文3
（一）人与人和谐
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被工具化了的科学技术、金钱、地位成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目的。这种观念使人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充斥着人们对于现实的选择，双方互相怀疑，不信任，自我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被过度放大，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被以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行为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和目的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人格问题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诱惑和欲望的出现势必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从而诱发一系列不安定因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和解放已经被束缚和压抑所代替。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这种状况，社会将朝向糟糕的方向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将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生活世界也将被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重要力量。交往的主体是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交往理论的研究能够有效帮助人们正确审视人际关系，端正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从微观层面上看则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构建人与人之间和睦与和谐为核心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相通之处，提倡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能够用真诚的“对话”方式来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争端和冲突，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并就意见达成共识，从而在实现自我的同时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交往过程中，当人们就社会、主客观世界中的问题和事物进行沟通和协商的同时，需要始终遵循言语的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要求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不应该将对方当作工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要在满足各方要求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自由基础之上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是实现彼此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交流之前个体本身必须具有自由，强迫、禁锢和单方面的控制个体将破坏人类正常的交往。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在构建人际交往方面规范了基本准则和行为指南，也为保障人权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互动和社会化能够加大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加强培养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社会方面的和谐体现在社会分工方面社会能够公正公平的分配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并且也能够给每个个体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意识、个性的机遇和平台。每个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齐头并进的基础之上，使二者之间能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统一，是一种双赢的发展模式。在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方面应遵循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使得公众能够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形成一个社会共同监督场所，使公众的意见能得以有序、自由地表达。因此，应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交往主体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提供相等的条件和必要的物质保证。使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中权利和进入相应的表达场所的资格。惟有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制度，才能够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众的利益，从而扩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度和热情度，才能有效减少矛盾和冲突，使得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难就是人类的需求和自然供给之间的矛盾。纵观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曾多次被破坏，主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严重失衡。在当今的世界上，由于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口数量的激增，人类亟待解决来自自然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通过全人类的相互交往加强合作，一面关注人类，一面关注自然，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兼顾自然的平衡发展，从而共度难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
（四）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和谐
国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复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和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国际交往中，要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为理论基础，倡导用平等的文化对话方式去解决国家与国家的问题，尊重不同文化传统、政治和，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相互理解，真诚相对，通过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相沟通与协作的能力，促进人类社会在交往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总结
社会论文范文4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和谐社会心向往之，问题是如何建设和谐社会。
一、首要的是处理好阶级、阶层的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曲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是这决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少不了分层。当今中国有哪些阶层，尚在讨论中，不管是八个，还是十个，总而言之，是没有人否认中国还有阶级、阶层存在这一客观实际。
根据现代阶层理论，阶层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或经济标准，或政治标准，或职业标准。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就连纯粹的产业工人，也因从事不同产业，如夕阳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工人，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基地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岗职工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工人等，因职业性质的明显差异，其阶级归属感和阶级意识也有明显差异。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工人总归是工人。孙中山先生曾高呼“劳工神圣”，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农民进入了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职工。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稳定职业，形成了流民性质的群体。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与新地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个体私营阶层有了较大发展，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与兴趣越来越大。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属于党政干部系列。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阶层是执政党的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也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执政党犹如交响乐的指挥。指挥有方，荡气回肠。
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成为“扁平化”的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即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这样的一种畸形社会形态和社会骨架，根本无法促成现代化发展。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要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存在，就是无视困难群体。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就会导致困难群体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社会分层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犹如棱镜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中国，历史地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认同，宪法的赋予。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协调阶层关系。
二、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优化社会结构
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因此，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便是社会持久和谐的有力保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组成的不平等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这使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就业和粮油供应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更为严格的还是户籍制度方面的管理。这一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作用下，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生，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逐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突出表现为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从而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也更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求更好的工作。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赢利性质的社团组织。
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而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增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会分工基础上，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几百年来，这类社会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形式由初级走向高级。现在的世界上，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尺度。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我们应当在努力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的社会管理。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不具备政府职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应当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说把市场泛化了也会带来很多弊端。讨价还价、买官卖官无论如何不行吧？很明显，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必须有非政府组织。
我们一直说，转移政府职能。试问：转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处是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无限政府”所不应承担的职能，从而把“直接政府”变成“间接政府”。不要小看了这里的“间接”二字。间接了，有利于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间接了，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
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就是社会组织要发育起来。“大社会”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为什么过去政府越简越繁？为什么政府难以“瘦身”？为什么“吃皇粮”的那么多？还不是因为社会组织不发达吗？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担，社会组织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务的功能，为成员办实事。社会组织是自治的。社会组织所固有的自生自灭的特性，促使社会组织必然以服务为天职。社会组织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组织具有监督的功能。尽管这种监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这种柔性的监督具有客观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监督。社会组织具有公证的功能。社会组织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种“兼顾两头”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要公正。公正最起码的表象之一是公证。社会组织还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近年政府出台的大思路有不少来自于社会组织。这是民主化进程加快的表现。
由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吸纳了一批离开政府的公务员，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就业的机会，既保护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难群体。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充当了安全阀的作用。社会冲突各国都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苹之末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发预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决就能够妥善处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为“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不论是政治领导型的、还是业务管理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利益代表型的、还是公益服务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文体联谊型的、还是学术交流型的社会组织，都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血脉。
四、以制度创新构建和谐社会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从制度入手，才是科学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民主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依法执政。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t·帕森斯的语境中被称为规范和价值。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正式制度的约束通常称为法治。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与法治相对应，在学术的语境中，我们称之为德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所以说，制度创新应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入手。
“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得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首先，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确立，从而为国人营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剥离附着在每个交易主体身上的神秘外衣，使市场规律、法律充当交易竞争的裁判员。要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收缩政府权力的覆盖范围，为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利的空间和养分，从而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的桥梁，缓和二者间的紧张状态，同时也为个人营造阻挡强权侵扰的屏障。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将执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领导方式及其与政府、立法、司法、社会民间及公民个人的关系、相关的法律责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化、制度化，使得对执政党的约束与监督落在实处，具有可操作性。还要严格界定党的政策、决定与法律的界限，使其服从法律的规制，防止其超越法律的规定，形成隐性立法。同时，应注重我国的政权建设水平，在减少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注意各级、各类权力机关之间的有效制约与平衡。
五、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
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管理相当重要。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鉴于有些社会事业过去投资较少，在一定时间内应当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牺牲社会事业基础上的、破坏社会和谐的经济超常高速度降下来，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次，是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指标是领导的指挥棒。指标是考评的依据。指标是办事的分寸。指标体系不完整，必然会乱提口号，瞎订目标，诸如动不动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这无不是因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标要求的缘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当然，指标，一要切合中国实际，二要与国际接轨。人文指标，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导下，在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后，订出来。现在一说指标，有人就拿出当年“评工记分”那一套本事来，那是把指标庸俗化。
社会论文范文5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传统的田园牧歌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变得无比脆弱，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出于利益目的向着城市进发，原本相对固定的熟人交际圈由于流动人动面积的增大逐步面临解体的尴尬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增进人和人之间的交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群众文化活动则提供了一个连接的纽带和桥梁，使得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轻松化休闲化，为促进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便捷的平台。实际上，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人们都需要基于群体构建下的娱乐活动和交流思路。当我们从传统社会的低效率生产模式转向工业化大发展甚至是后工业的高效生产模式时，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基于娱乐以及交流的框架对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以及促进全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重要意义。群众文化活动能够对于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娱乐和交流进行满足，对社会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基于文化价值体现的群众文化含义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当中，文化建设构建下所代表的层次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是基于当前社会对政治以及经济构建下的一种集中反映，是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生存条件下的更高追求。一个社会进行的文化主导就是对这个社会文化进行支配和领导的行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策略的构建。在当前，我国的群众文化主导地位是通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以体现的，也就是说，基于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引导着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来源。这种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成分主要包括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构建以及爱国主义教育为框架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中国梦构建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念。上述这些理论和观念支撑着我们国家的政治精神，也是对我国特色的文化支柱发展的指导依据。同时，正是上述精神支柱能够保证我国有能力也有勇气兼收并蓄，在多元价值理念以及多元文化进行发展的前提下坚守本心，不轻易被外力所左右的支撑所在。运用群众文化这一有力武器可以使得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引领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对全社会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进行充分的维护，这已经是当前社会各界的共识。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国家灵魂的基础，也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之所在，这种价值观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让全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但是如果使用传统原始的方式进行强行灌输和教化效果只会适得其反。毕竟，离群众越遥远，这种主体思想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就越浅薄。但是群众文化则可以充分的扬长避短，通过改变自己的方式，使得复杂而又严肃沉重的话题通过轻松有效的方式进行充分普及，策略性的利用群众文化参与人数众多、方式活泼不死板以及参与者身心愉悦的特点进行雅俗共赏的文化活动构建，寓教于乐，把主体思想和主导文化利用最高效有序的方式武装给人民群众，使其深深的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群众文化相对于主导文化来说，就可以利用自身特点，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平台作用。
3结论
社会论文范文6
。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社会的目的和归宿。现实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以实现人的和谐为前提的。
（一）主题：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
从《现实的个人》审视社会“高度”，这是所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为了建立“适合更进步的个人独立活动的新型交流方式”[1]。马克思主义社会是一个“人类社会”“社会。和谐社会也是以人类活动和发展为基础的。它也遵循了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中考察社会状态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定义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所有社会主义人民都能尽力而为、取而代之、和睦相处的社会。这是一种占据主要地位的非对抗性矛盾。一般来说，它不采取对抗和冲突的形式，能够实现矛盾各方的相互促进、良性运行、和谐共处、共同发展。”[2]这一定义的核心是着眼于人这一主体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经过百年的孤独，我们将建设一个经济更加发达、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的小康社会，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然后我们将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3]
（二）主体：和谐社会的特征要求
对和谐社会特征的表述也明确表达了主体的主位。”我们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稳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民主是人类的民主，公平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诚实、友谊、活力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正义和稳定是社会的基本维度。这不仅是社会的要求，也是主体的要求。Aris主题：和谐社社会的本质
的和谐社会包括“物质财富相对丰富，追求公平正义、稳定秩序和民主法治”[4]。事实上，这些要素都落实在主体中，即人民物质财富相对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人民之间公平正义，人民民主法制意识提高，遵纪守法，社会稳定有序。
（四）主题：和谐社会的哲学意蕴
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和谐社会，可以概括为“社会系统中各种基本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要素之间的和谐，人与人或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每个方面都以人为主题。
主体换句话说，主体和谐的内在结构是什么？主体和谐本身的内涵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入手——主体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概念之一。主题概念的讨论也应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主体概念。
历史唯物主义有“类哲学”和“类科学”两个关卡[6]。在“类哲学”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调查中抽象出来的最普遍结果的概括”[6]。在“类科学”层面，历史唯物主义是“描述人们实际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7]。这两个层面是一般与个人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最后一顿饭”是“普遍或一般”层面《类科学》是《具体的或个别的》的一级，进行了具体的描述“[6]。也就是说，《一般性》是从具体的人类活动研究中抽象总结出来的，而《个别性》“是在一般层面揭示的一般原则的指导下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具体解释。
的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关于这一主题的规定也侧重于不同层面。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主体的个体层次在于人在实践活动中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的、有生命的个体。主体的普遍性在于人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阶级。自由体现了人类普遍性的本质，标志着人类普遍性的实现程度。因此，一方面，主体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受现实的必然性制约，是外部现实层面的主体。另一方面，主体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存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存在的最高理想目标和主体的内在理想层次。
（一）人是自由的、自我创造的存在：理想层面上的“和谐社会主体”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首先考察了历史上人的存在形式的演变，即从“自在的人”到“自为的人”再到“自在自为的人”，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人的初始状态是自由存在。在这种状态下，就像其他动物一样，人在自然界中是自由存在的。人与自然没有分离，与其他自然事物也没有区别。人类存在表明，人类活动受自然规律、客观必然性和外来力量的制约。人的主体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生存本能——人的主体性寻求生存。这种主体性不是真正的主体性，因为作为主体的人与其他自然事物没有区别。此时，主体可以说是人或任何其他自然物。关于人作为主体的讨论无疑是基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人的本质等于自我意识”的观点[8]118，自我意识的活动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8]128，即“想象的主体想象的活动”[7]31“不应该有上帝与人的自我意识并列”它强调人的自我意识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首次将人定义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存在，从而将人与自然分离，开辟了从人自身和内在维度界定人的本质的道路，规定了人的主体内涵。此后，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明确指出，“人是类存在物”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阶级特征，即“在实践和理论上，阶级——他们自己的阶级和其他事物的阶级——被视为他们自己的阶级”，“这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10]此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特定的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的起点，并开始关注真实的人。然而，马克思仍然以抽象的人性作为其论证的出发点，仍然从内在维度来界定人性，界定主体的内涵。此时的主体本质上是一种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为》的主体。虽然这一主体将人的思想界定为主体，但由于它过分强调“自我”作为个体的意识，并将其延伸到普遍性的层面，这种普遍性只是一个抽象的规定，缺乏现实性而这种普遍性本质上只是个性的无限扩张。显然，这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马克思认为，人的理想存在状态是一种自由的自由状态。因此，
首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人的本质”只被理解为“一个人固有的抽象事物”。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进程不谈，他孤立地观察宗教情感，并假设一个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2） 因此，他只能将人的本质理解为“阶级”，这是一种内在的、沉默的、最终的思想，将许多人纯粹地、自然地联系在一起”[7]18。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真正本质在于《生产劳动》，“首先，劳动，于是语言和劳动成为了两大驱动力。在他们的影响下，类人猿的大脑逐渐变成了人类的大脑[11]“人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而是理性人的自然存在。与动物不同，人无意识地适应自然，但在适应自然的同时使自然适应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正是这种双重适应性，即环境对人和人对环境的持续作用和反应，决定了人的生命是行动的本质。[12]因此，人类的这种实践活动将人类的二元性变成了自己的《自在性》“与《自为性》对立统一”：人类的自由向人类展示了大自然的“蒂芙尼早餐”（或“必然性”），而人类的自由则展示了人类的“超越微笑”（或）《百年孤寂》到大自然的《必然性》没有自私的自由，人们只能像动物一样适应自然。没有自由的自我行动，人类的自我行动只能是一种神秘而抽象的特征。因此，人作为主体的理想状态是自由的存在和自我行动。在
的世界之旅中在西方，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这种理想状态：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13]，“每个成员都可以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力量”[10]373。在这种状态下，“人才最终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动物世界，从动物的生存状态进入了真正的人类生存状态”[1]232。人才真正回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自身”，实现“个人的发展到个人的完善”，人成为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主人，即自由的人，主体的个性得到真正的展现。第二，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在自己的联盟中获得自由[1]84。”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巨人”[7]273。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7]42。”这里的个人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人”它与阶级是统一的，个体差异受阶级统一的控制。它的总方向是符合阶级的普遍性。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促进了阶级普遍性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共产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主体的个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一致性。
（2）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主体”的现实层面。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并不仅仅停留在理想的层面上。他通过揭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及其实质，试图寻求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并在此前提下实现人的人格的全面解放和个人的真正自由。因此，马克思从这种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界定了人的现实本质，并阐释了理想人的现实性，从而将主体界定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它受现实的必然性制约，是外部现实层面的主体。在
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在其现实中，它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7]18这表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已经从抽象到具体，从固定的本质到现实的社会关系，首先，“人是伊索关于一切社会关系的寓言”的观点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从根本上颠覆了历史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传到世界：相反，我们在这里从世界上升到天国。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说的和想象的，也不是从人们说的、想的、想象的和想象的，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践活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存在活着的个体。因此，首先要确认的事实是这些个体的物理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与其他自然之间的关系[14]这说明马克思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他把人定义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具体地说，是从事一定经济范畴的生产生活的人。其次，“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反映了马克思不满足于于单从个人层面实现自由的维度，即从作为主体的单个人的维度探索人的本质。同时，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群体的角度（1）《大写的人》的出现，即《社会》（2）作为认识人性的主要层面。正如马克思在《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的那样，“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必须始终浮在表象之前，作为前提”，“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建立起来的。”，马克思考察了现实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实质。这样，马克思揭示了《大写的人》作为主体的现实——资本家和工人，从而解释了主体的现实性。最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考察，指出了人的本质在理想层面上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入手，考察了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特征：从人与人的关系而非物与物的关系的角度考察商品价值和劳动的二元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与劳动的二重性将现实主体分为两个对立的主体：工人与资本家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阐述了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使现实主体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异化主体走向扬弃主体，从物化主体走向自由全面发展主体，从物质依赖的社会到自由人民的联盟，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然后，他指出，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主体的个体才被赋予权力交换制度中自由的特性，使得主体实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在现实的交换活动中，主体的自由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被统一起来，实现主体的实现。简言之，
关于人是“在太平洋周围”的命题并没有反映主体完全融入自身实践结果的思想（3），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一主题的实际实现。马克思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考察了主体，从来没有把主体视为一成不变的事物。这突破了以往哲学中僵化的思维方式，从发展和历史的角度审视了这一主题。这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范式。
。现实的、社会的和活着的人是主体的规定，是主体在现实层面上的定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由和自我行动的存在，是人类存在的最高理想目标，是在理想层面上对主体的界定。但是,两者如何统一?？关键在于如何使表达理想水平的个体的全面发展与表达现实水平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即如何实现个体发展（人格的实现）与现实社会关系的一致性（宇宙体系的延伸）。同时，主体追求自由在整个社会层面的普遍实现，并试图将《社会化》作为“自由”来实现在理想层面上，即在法律、政治和其他社会关系层面上，使其具有普遍制度的效果。然而，
在现实中，这是一个难题（1）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一再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发展，但它也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和法律制度使这种自由普遍制度化（即社会化）。然而，事实是，这种以资本为基础、按照资本运作模式的社会化，并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主体，特别是工人受益。因此，在现实中，这种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也是如此。那么，前资本主义社会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以前的社会无法保证自由都的个性，更不用说社会化了。在这一点上，问题变得特别尖锐。一方面，个人自由的实现和普遍社会化的实现都是主体在不同层次上的实现，二者应该是同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正如卡尔霍恩所说，在现实社会中，两者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是如此尖锐：“也许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个人与大规模社会系统的组织和整合之间的直接关系日益加深。”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主体的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如何统一主体的现实层面与理想层面？
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人的客观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发展出发，指出真正的人也是历史的人，承认人的历史性、有限性和时间性，即，虽然人的理想状态的存在与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人的本质的表现，是人最终获得自由并达到自由王国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但在这个过程中，二者的存在不是同步的，而是一个螺旋形的过程。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主体在现实中的理想水平的实现都是有限的，这是受当前社会发展和必然因素制约的，其实现只是暂时的。
首先，基于实践从实践和人类客观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发展出发，得出历史是人类物质活动与物质生产实践统一的运动过程的结论。“在历史不之外，有几代人，每一代人都利用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因此，一方面，每一代人都在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中继续从事遗传活动，另一方面，它改变了环境。”因此，作为主体的真实的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人同时也是历史的人。一方面，历史是现实的人在各种社会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另一方面，现实的人是特定的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在生产方式上“可以通过经验来观察”。他们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受到历史运动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处于某种物质生活条件下，不受他们的任意控制，并受到生产力发展的某一阶段以及与该阶段相应的交流的限制。因此,任何现实的人,都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人,都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为物质生活条件而奋斗的人,都只能在这种奋斗中奋斗,不可能通过在奋斗中实现和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动,无限制地超越自己的生存条件,，运动和连接。这样，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表现出不同的运动、活动、联系和关系，表现出不同的本质。社会历史就是人性的不断变化[16]，因此，人是历史的主体。主体的发展与历史的变迁保持着良性互动关系，主体的存在与发展获得了历史张力。一方面，主体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历时性的绝对变化，指向其理想形态。在…上另一方面，主体在历史的水平方向上保持着它的Alpi。斯山指向它的现实形态，是一个受当前生产实践或生产方式限制的现实的、社会的、有生命的人，主体的历史张力使主体同时具有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双重特征。在现实中，主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表现了主体的有限性。主体追求自由状态的理想境界的实现，体现了主体的无限性。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们总是对这种有限感到不安，并试图追求一种无限的理想存在。作为一个主体，他总是生活在一种非常现实的与世界的特定关系中。他必须面对对象的现实，认同当前的历史形势。正是在这一实践活动所涉及的有限范围内，人作为主体，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于“自由”的独特特征。当然，这部自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有限自由，而不是完美的自由。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有限性不是物理时间的终结性，而是真正的及时性。此时，主体表现为在历史实践中不断超越有限性的规定，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使自身无限接近理想存在，实现真正自由的过程。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和预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自由[17]”。人们正在不断超越这一变化的有限规定，努力追求自己的自由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最后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视野中的主体具有有限性与无限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特征，而在于如何实现二者的统一，即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性”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想象或想象的全面性，而是现实关系和概念关系的全面性“[18]。人的全面发展也有一个“以世界历史和经验的个人取代区域性个人”[7]89。”为此，首先要把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转化为生产条件,使某些生产条件不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边界。"即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个人的活动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扩展为世界历史活动",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摆脱各种国家和地区的限制,与整个世界的生产进行实际联系（包括精神生产），并获得利用全球综合生产的能力（人的创造）[7]89。“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他在太平洋周围直接或间接与之互动的一切事物”[1]515.个人可以突破外来物、他人、地域和民族狭隘的限制，实现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在广泛深入的社会交往中形成多样化、丰富的个性。只有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他们才能真正谈论人的自由。这一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它是h“其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交流的普遍发展[19]”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理想主体与现实主体是统一的，简而言之，
以于实践为基础，把主体视为历史活动的主体，认识到主体的局限性，保持主体与历史的张力，不断在现实层面上实现理想主体，并在现实层面上实现理想主体不断使主体的个性和社会的发展成为普遍系统的延伸趋于一致。最后，作为主体的人从“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这是解决理想主体和现实主体统一的关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1.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2004年。
[3]摘自共产党中国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4]庞元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问题[J]。理论动力学，2005（2）。
[5]侯才。和谐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J]。科学社会主义，2004（5）：7.
[6]王南湜。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观——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再认识[J]。哲学研究，2010（1）：13-2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哈弗，1995:71.
[8]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翻译。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79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地区：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地区：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3。
[12]科尔纽。马克思思想的起源[M]。王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7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4。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48。
[15]渠敬东。缺失与断裂：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56。
[16]马克思·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74。
[17]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M]。刘锋，trans。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7.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
[19]金哲，姚永抗，陈燮君。概述世界上的新学科[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487
这里的“群体”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内涵，即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意味着许多人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大学1972年版，第34页）作为一门学科，人不仅是种族的单位，而且是某一社会群体——阶级和国家——的代表。
2马克思强调“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这些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3这是弗朗切斯卡伊佐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性是主体性的消解。
问题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即马克思的《感到困惑的问题》中认识到的。然而，马克思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它回答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坚持科学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和谐社会的文化认同，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
的社会必须首先发展才能和谐，历史经验证明，贫困落后是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根源。《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如果不注意发展,发展缓慢,广大人民群众就无法安居乐业。只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环境才能和谐稳定。因此，发展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我们讲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是党中央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升华。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伊方强调，要坚持重点理论与综合理论的有机结合，实现重点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发展的辩证统一。社会发展不可能是一个单一领域的突破，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考虑到整个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处理机制,增强人们的安全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安全我们将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真正实现权利和机会的公平。
（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强调人民生活环境清新宜人，山青水秀，努力做到“见山、见水、记乡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努力保护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使和谐社会的建设能够得到文明生态的支撑。指出：“我们要绿水和青山，还要银山金山。我们更喜欢绿水和青山，而不是银山金山，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我们不能得到无限的需求，环境也不是免费商品。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以保护为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
（三）社会主体利益的和谐发展
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注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因此,要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根本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第一，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努力使每个公民在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的同时享有合法的权利，避免因地区差异而受到歧视或不公平待遇，种族和社会阶层。强调要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和综合性，切实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
（四）社会环境和谐发展
强调，维护社会整体和谐稳定应作为基本任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追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警体系,正确处理维护稳定与维权的关系,切实完善对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各项法律制度,，使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权益得到了公平有效的维护。积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法治观念，努力形成崇尚法治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
强调执政权与人民权利的和谐互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到群众，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指出：“我们党从人民做起，扎根于民，为人民服务。党的根本在于人民，血脉在于人民，力量在于人民。没有人民的支持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不可能。”要牢牢把握执政为民的主题，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努力造就一支开拓进取、德才兼备、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发展观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充分借鉴了世界各国对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的有益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一）科学发展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理想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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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社会是针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开始朝着复兴“中国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时代特征,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等城镇化进程加快,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少数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素质不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一些地方和领域的腐败现象依然严重,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与日俱增,等等。这些现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的痛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造福人民的举措。
（二）坚持科学发展是构建国家共享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
的社会和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的社会理想。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坚持科学发展,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坐标,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享受的要求,，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机制保障。
（三）坚持科学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制约的关系。由于世界范围内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存量有限,开发利用共享,国家和地区需要进一步增强全球化意识,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立足于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审视和反思。因此,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从世界大局和我国国情来审视和思考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主动构建和谐社会。历史经验表明,发展的实践呼唤发展的理论,发展的理论指导发展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四个全面》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大复兴“中国梦”在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的行动指南。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以下战略要点：
（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人文支撑。早在唐朝，李世民就在《晋宣帝总论》中写道：“黎元是天地第一位。”这句话的主要思想是：尽管世界辽阔，人民却是国家的根基。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指出：“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民全面自由发展基本思想与实际国情相结合的突出体现，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和重大理论突破，
（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最后一句话和关键。贫困落后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坚持科学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支持。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三）始终保持和谐社会的文化认同感
广泛的社会文化认同是和谐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科学发展观增强了我们对和谐社会的文化认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文化战略是意识形态战略，其目的只有一个，即试图以文化为手段控制整个世界。因此，培育和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认同尤为重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努力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西化从外部防止分化,从内部防止社会思潮多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稀释和冲击。我们将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继续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和理论中国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在中国切实可行的文化认同。
（IV）始终坚持实践优先的观点。
认为，社会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来自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样,科学发展观来自实践,必然在实践和不断创新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成熟。同时，它将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和发展。
[1]。努力工作，带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
